作为一个人民共和国，中国的选举制度是按照苏联的模式设计的。地方上的人民代表每三年由公民选举而成。这些代表再选出省级人大代表，他们再选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现实上，这些选举，如果真的举行的话，只是一个走过场的过程。虽然法律允许任何公民自己宣布成为候选人，所有的选举都是以官方认可的方式进行的，也就是只有事先批准的候选人。候选人们都应该很谦虚安静，竞选则被认为是个人突出的表现和“虚假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象征。
然而，1980年的选举却不一样，这毕竟是一个改革和新思想的时代。
选举是在那年夏天从像四川那样的省份开始的。在一些当地的大学里，几个勇敢的学生自己站出来成为独立候选人并举行了小规模试探性的竞选活动。在邓小平改革浪潮中已经迷失方向的地方官员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一新现象。当湖南省的一所大学里的官员试图压制那里的竞选活动时，成千的学生游行抗议。大部分地方则把竞选当作改革中的又一个“试验”来看待而容忍。作为官方正式报刊的《中国青年报》为上海的竞选活动做了一个正面的报道，也算是一个非正式的官方认可。
当那个秋天胡平从四川回到北京时，他发现原来“民主墙”的一些人已经在计划在预订在12月份举行选举的北京举行一场有组织的竞选活动。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已经是大学生，他们决定竞选主要在大学中举行。那里也应该会是最乐于接受他们的选民的所在。“民主墙”运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陈子明成为领袖。北大理所当然地是主要的目标所在。在那个学校里，一个更年轻的王军涛将作为候选人领衔竞选活动，胡平被安排为他的军师。
在这些活动家里，王军涛是一个颇为奇怪的角色。他的父亲是一个将来会升到将军级别的忠诚的军官。他的童年是在一个优越而奢侈的安全环境中度过的。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能够接触到许多不对公众公开的书籍。他对这个特权运用极致，在很小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勤奋的读者。1976年4月5日，一场自发的纪念活动在天安门广场展开以悼念刚刚去世的长期担任总理职务的周恩来并抗议当时的毛式统治。不到17岁的王军涛领着他的高中班参与了运动，他还贴出来自己写的两首诗。在紧随而来的镇压中，他被关押了将近一年，直到邓小平重返政坛为该运动平反。一夜之间，王军涛又成了后来被称为“四五运动”的青年国家英雄。他的照片、诗词和事迹在报纸上到处传播。他被安排成为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走上了可能成为未来领袖的途径。
但就在那个时候，年轻的王军涛放弃了那条可以飞黄腾达的道路而选择投入反抗性的“民主墙”运动。尽管他年龄很小资历很浅，他成为也是“四五运动”中的英雄人物陈子明创办的、当时影响很大的民办杂志《北京之春》的副总编辑。王军涛旺盛的精力和运作能力使得《北京之春》成为当时民刊中印刷质量最高的杂志。该杂志的名字也成为“民主墙”运动本身的代号。然而，与同僚相比，《北京之春》其实是一个温和而谨慎的声音，它基本上支持邓小平的政策。不过，当魏京生被捕而许多人试图与魏京生的激进行为撇清关系时，《北京之春》加入了抗议这一案件的行列。魏京生被判刑以后，《北京之春》出版了它最后一期，其中包括一篇为魏京生辩护的檄文。该期还出版了魏京生本人撰写的一篇因专门关押高级政治犯而神秘的秦城监狱的内幕报道。十年以后，陈子明、王军涛和1989年学生运动的许多领袖都将亲自进入秦城访问。
王军涛也是那时通过全国高考成为北大的本科生的幸运儿之一。他选择了技术物理系，他认为一个系统的科学训练可以帮助他更好地理解社会和政治并有助于他自己的智力发展。和胡平一样，王军涛深知北大的独立思维和学生运动传统的价值所在。物理对他来说倒并不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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