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尽管绝食学生们的决心很大,他们的条件在继续恶化,他们的命运随着每一个逝去的小时变得更为险峻。他们这时只能瘫在地上,没有力气站起来或走动。救护车哭泣般的警笛取代歌声和口号声成为广场上的最强音。在这个5月16日的下午,72小时的界限悄然逝去。
不同意见也在他们中间不断地涌现。绝食学生面临着对他们自己的信誉的严厉挑战。一些从一开始就加入绝食的人在被送往医院或学校之后已经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有些则在进食之后又返回了绝食的行列。现有的绝食者中,很多人是后来才加入的,并没有绝食那么多小时。在他们的营地里经常可以发现空的牛奶瓶,巧克力糖纸,和其它含营养物的饮料袋子,说明至少他们中的一些人违反了他们自己订下的绝食规则。
来自政法大学的一群绝食学生因此愤怒地离开了主营地。他们沿着长安街走了一段然后在新华门前驻扎下来,誓言要在那里进行一场更为纯洁的绝食。确实,他们还加大了筹码,声言要同时绝水。同是那个学校的老师并在一开始就加入了绝食行列的吴仁华急忙带了几个年轻教师赶过去。他们劝说学生们改为接力绝水:在一个人被送往医院后,另一个人再接着绝水。而在同时,每个人在坚持他们的绝食之时应该继续喝水,尤其是他们的身体急需的生理盐水。
这些学生也不是唯一的试图添加压力的人。下午时分,四个来自中央艺术学院的学生出现在介于新华门和人民英雄纪念碑之间的天安门广场西北角上。这些带有他们艺术特质的学生把自己用白布单裹成木乃伊式样,一个挨着一个地在地上躺成一排。他们前面是一个大纸牌,上面宣示他们的行动:“绝食绝水!”一大群人围着他们。学生护士们跪下来含泪求着他们喝水。
在天安门广场中间,李禄碰上了一群干脆把自己的嘴巴用胶布封上的外地学生。李禄极力地劝说他们,最终在他自己第一次晕倒前成功地让他们撕下了胶布,接受饮水。
在5月17日凌晨天亮之前,赵紫阳和李鹏出现在一所医院里,看望在接受治疗的绝食学生。他们除了问候和同情之外,没有什么可以提供。躺在病床上,手臂上挂着打点滴的针头的学生们请求领导人直接去天安门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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