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December 28, 2009

八九人物: 刘晓波


1989年时,刘晓波是一位34岁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文学和哲学教授。他当时正在以其对中国传统和文化的犀利批评在精英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崭露头角。

那年春天学生运动开始爆发时,他正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讲学,那是他游历几个国家的一站。他觉得他没法再继续置身国外了,就买了一张回北京的飞机票。四月二十七日,他正在东京机场转机的时候听到了后来臭名昭著的《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的发表,把这个新兴的运动定性为“动乱”。觉察到前方的危险,他犹豫了。但最后他还是上了飞机回到北京。

在那里,他成了同一学校里的学生领袖吾尔开希的亲近朋友和幕僚。在五月二十七日首都联席会议上还提议要推举吾尔开希成为正式的中国的瓦文莎式的“人民发言人”。这个提议令学生领袖封从德和柴玲极为愤怒,是导致当时一个撤退计划失败的重要因素。

后来,刘晓波在看到大多数著名知识分子在感到政府惩戒的来临时选择躲避和逃亡的做法极为不满。为了取得能够直接影响学生的资格,他发起了有周舵、高新和侯德健参与的“四君子”绝食。他们的绝食在六月二日,大屠杀的一天多以前开始。

在大屠杀的那个夜晚,刘晓波和“四君子”中其他人都与学生一起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底座上。在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主导了砸毁在他们中间发现的一挺机关枪的行动,避免了发生与军队互相射击血战的可能性。刘晓波那天晚上起初是不赞成撤离的,但在被四君子的其他人说服之后,他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协助说服学生遵循撤退的计划而和平安全地撤出广场。

大屠杀之后,他被逮捕并一时被官方认定为运动的“黑手”。但在被关押20个月以后,他在被免予判刑的情况下得以释放。他后来写了很多有关那段时间的自我剖析的文章,对自己在强权之下没有完全能够做到坚持原则而悔恨。

在失去其大学教授职位之后,刘晓波成为一个自由撰稿者,经常在海外中文报刊上发表他对时政的看法。他还竭力参与援助1989年的大屠杀的受害者的工作。1996年十月份,他因为公开批评政府而服刑三年。

2008年,他发起并起草了“零八宪章”,为人权和自由选举呼吁。这份文件迄今已获取8000多人签名。

2009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刘晓波被以“煽动颠覆政府罪”判处11年徒刑。

更新: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因为他“为中国人权长期和非暴力的斗争”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Thursday, December 17, 2009

天安门对峙中文连载: 第九章(之十三)

当他和他那些学生代表被带进人民大会堂内的一间大型会议厅时,吾尔开希还是穿着一件病号服,随身带着一个氧气袋。这间会议厅就像一个皇家宫殿,有着很高的天花板和宽敞的空间。房子中间是一圈很舒适的沙发,被另一些排成环形的椅子一圈圈地围着。沙发之间是茶几,上面放着精美的花束和茶杯。每个桌上还放置着麦克风,以便大家谈话。吾尔开希很奇怪地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这是新疆厅,以中国西北维吾尔人聚集的地区命名的。那正是他曾经度过三年青春年华的地方。大厅里装饰着一些大型壁画,上面是那个地区的壮丽风景和维吾尔族传统民风。这个会议厅通常是被政府官员用来接见从全国各地选拔而来的代表团的,可今天到来的却是一群瞪着大眼、衣冠不整并处在饥饿中的大学生。他们正在走进一个他们从来没有梦想过的场景。他们一个个局促地在圆圈一边的沙发上坐下等待,不知道他们等的是什么。

5分钟左右过后,李鹏总理出现在门口,他身边是一队政府高级官员,其中包括阎明复和李铁映。李鹏穿着一件灰色的“毛服”,一脸严肃。他走过来与学生们逐一握手,不自然地尝试着做一点问候性的交谈。他对王丹身上穿着的厚夹克很好奇,王丹解释说广场上的夜里很冷。吾尔开希的病号服也令他颇为惊诧。但总理依然显得沉闷不安。他唯一露出些许笑容是当一个学生声称是他的老乡的时候。终于,他在另一边面对王丹和吾尔开希的沙发上落座,示意会议开始。他向大家道歉他的迟到,解释说他们刚才在外面遭遇了交通堵塞。然后他指出这次会议只能有一个议题,那就是要在人道主义的原则基础上立即停止绝食。

这样没过一会儿吾尔开希就失去了耐心。他对李鹏的道歉极为不满,觉得他在暗示学生运动造成了交通秩序的混乱。就在李鹏还在继续他那居高临下地教训口气时,吾尔开希与王丹交换了一下眼色,当即打断了他的话:“李鹏总理,很抱歉我必须打断你。也许你觉得你只是晚了五分钟,但我要说,你晚了一个月!”

吾尔开希指的是4月19日晚上他带着学生们在新华门高叫“李鹏,出来!”的时候。他接着指出是学生们的压力迫使李鹏到这个会议上来的,因此,应该由学生来决定这次会议的议题。他的确说到了点子上,但同时,他的情绪也开始在影响到他的表现。

王丹一直保持着比较平静的姿态,他插入说要劝说学生停止绝食的唯一办法就是回应学生运动提出的那两个条件:“不是动乱,平等对话”。

即使有过粗暴地打断行为,吾尔开希和王丹似乎通过强调他们的优势和条件把会议放在了一个稳固的基点上。总理也在耐心和注意地倾听着。

然而,就在那时,吾尔开希开始情不自禁了。还没给对方一个回应的机会,他就继续畅谈起来,“您这么大年纪,我叫您李老师,我觉得是可以的。李老师,现在的问题并不是在于要说服我们这些人。我们很想让同学们离开广场,广场上现在并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99.9%服从0.1%:如果有一个绝食的同学不离开广场,广场上其他几千个绝食学生也不会离开。”

这是一个相当荒唐的论调。他不仅对总理个人表现出不尊敬的态度,而且完全错误地代表了他自己的一方。广场的学生们一直兢兢业业地在建立他们自己尚不成熟的民主程序。李禄领导的学生议会几乎每晚都会为是否停止绝食投票,每次都有90%左右的票数要坚持绝食。吾尔开希自己大部分时间没有在广场上,可能并不知道这些事实。他把学生描述成处于绝望和失控的状态,也把自己置于死胡同之中。

王丹试图挽回影响。他平静地解释道,“我们昨天对一百多个同学作了一次民意调查,阎明复同志来讲话之后,是不是同意撤离广场。调查结果是99.9%的同学投票表示不撤离广场。”他随即立刻又强调了学生的两项要求,“不是动乱,平等对话”。他说,如果这两个条件能得到满足,他们可以回广场做学生的工作,劝说他们撤离。

在其他学生受邀请表达他们的看法时,吾尔开希催促他们尽快地和简短地说到点子上。但大部分人还只是在重复同样的调子。有一位学生的确为他们的态度增强了分量。来自北大,身为对话团成员的熊焱异乎寻常地表达了一个清晰的观点,他告诉官员们说形势实际上并不完全由政府决定:“不管政府方面还是其他方面是否承认它是爱国的民主运动,历史会承认的。但是,为什么还特别需要政府及其他各方面的承认呢?这代表了人民的一种愿望,想看看我们的政府到底是不是自己的政府。”坐在另一边的北大党委书记这时也忍不住插话,为他的学生说话。

自从一开始被打断之后,李鹏总理一直铁青着脸安静地坐着。看起来他似乎就是在等待学生自我毁灭,而学生们的确也几次差点走到了这个边缘。在他确定了所有学生都有过发言的机会后,李鹏很有针对性地要求在他发言时不要再被打断。

也许是不经意,他立刻就被一位学生打断了。李鹏强咽了一口气,没有直接表示不满。他转而请他的部长们为学生作答复。李铁映、阎明复和其他人相继做了讲话,都没有偏离政府的既定立场。最后,李鹏又讲话了。他强调他关心的只是要把绝食学生送出广场,挽救他们的健康和生命。在解释《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时,他老调重弹,再次说明他们从来没有指责“绝大多数”学生要挑起动乱的意思,这自然还是留下来抓“一小撮”的可能性。

然后,在试图直接回复学生的两项要求的努力时,他提高了嗓门,说出了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话:“同志们提出了两个问题,我们是理解的。我作为政府的总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今天不讲,我会在适当的机会来讲这个问题,而且我也差不多讲了我的观点。”

这样,他看起来就要结束这场讨论了。他最后一次请求学生停止绝食。对面一直紧抱着氧气袋正变得越来越虚弱的吾尔开希再次与总理争辩。王丹义正辞严地强调说,如果真的闹成动乱的话,应由政府来负全责。

结束这场会议是阎明复的职责。他告诉大家他刚收到一张来自天安门广场的纸条,要求王丹和吾尔开希立刻回去。就在他宣布说“对话到此结束”时,一位学生立即站起来抗议:“这不是对话,而是见面。”学生们还在表明他们对话的要求仍然没有被满足。阎明复对这个技术细节不甚关心,他随口同意道,“对,是见面。”

这个不是对话的见面延续了大约一个小时。

李鹏与每一个学生握手告别,但一直避免着目光接触。他显得很不安和没有耐心。吾尔开希已经在椅子里瘫倒了,几个学生护士正在围着他忙乎。他的哮喘发作了。当大家走出房间时,王超华还抱着一线希望。她转头对着房子另一端的阎明复高声大叫,“阎部长,阎部长,你给我一个钟头的时间。我回去,可能的话,我在那边工作能做好的话,我告诉你,你们再发《人民日报》相关的消息。”阎明复没有回应就走开了,一切已经太晚、太不足道了。

学生们自己走出了人民大会堂,告诉其他的领袖们他们的会见因为李鹏的固执己见而破裂了。没人对这个结果表示惊讶。但每个人这时候都很苦闷,看起来不再会有更多和平解决的机会了。

大部分学生和普通民众是在详细地报道了会见的过程的晚间新闻里得知这次见面会的。第二天的《人民日报》还刊载了谈话的记录。它们都相当地全面和真实,只是删去了少许直接冲突的段落。政府的确并不需要做太多的剪辑,学生一方,尤其是吾尔开希,表现得粗鲁、傲慢和不敬。

王超华不由得遐想,假如这次会议是由项小吉和赵紫阳分别主导,而不是吾尔开希和李鹏,那该会是怎样的一个结果呢?


(第九章完)

Wednesday, December 16, 2009

天安门对峙中文连载: 第九章(之十二)

戈尔巴乔夫在暴雨到达之前结束了他在北京经常被打断的逗留。他飞向南方的上海并要从那里访问一些海滨城市。在他离开的时候,一个两国之间的联合公报正式地宣布了她们之间关系的正常化。但这没成为大新闻,几乎所有前来跟踪采访戈尔巴乔夫行程的外国记者都留在了北京。天安门的对峙已经演变成为全球性的事件。

这些记者们收获甚丰。每一天,几百万民众沿着长安街和环绕着天安门广场游行。赵紫阳在新闻自由上的大胆尝试正蓬蓬勃勃地展开。然而,在没有官方检查的情况下,中立的客观报道并没有真正出现。倒是各种报纸都争先恐后地发表着有关绝食学生和他们的支持者的极为煽情的故事。运动本身被描述为神圣的事情。突然之间,这就像是这场运动已经得到了官方的首肯一样。各界民众在节日狂欢的气氛中涌向街头,著名的电视形象人物与年轻市民打成一片。身着工作服的工人们打着他们工厂的大旗开着卡车隆隆而过。办公室人员骄傲地展示着他们的工作单位,其中包括了各类党政机关。甚至还能看到成队的军人和警察,打着象征胜利的手势呼着口号加入游行。在人群中,还有些人扛出了已故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为现场添加了一种文化大革命复苏的不安气氛。

但是,这所有的一切都比不上一个年轻人的影响。崔健在广场上年轻学生最狂野的欢呼声中出乎意料地出现了。这个28岁,披着长发,娃娃脸的人是中国无可辩驳的摇滚乐之王。

崔健是在1980年代初期他还是交响乐团中的一个默默无名的小号手时通过偷运进来的录音带接触到摇滚乐的。他自己组织了一个乐队,却很难为这种新式音乐找到听众。于是,他经常在大学校园里肮脏难闻的食堂餐厅里免费演出,那里受到良好教育的新一代首先拥抱了他那喧闹的音乐。尤其是他的一首歌引发了巨大的共鸣,那就是“一无所有”。
我曾经问个不休
你何时跟我走
可你却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当邓小平的改革打开中国的大门之时,新的一代第一次有机会看到外面。那是一个他们没有想象过的世界。商人和亲属从台湾和香港像洪水一样滚滚而来,到处炫耀着他们无尽的财富。中国的年轻人突然面对的是他们一贫如洗的现实。贫困也不只是物质上的。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正在急剧地褪色,他们在精神上无所适从,失去了人生的目的。正如崔健绝望地唱到,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
还有我的自由
可你却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就是从那样低微的起步,崔健打开了局面,最终成为在全国各地最大的体育场演出的明星。他创作了一系列表达青春的彷徨和取笑这个国家革命传统的流行歌曲。这样,在这一天,崔健自己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也许是要与这些早年曾经与他站在一起的学生们重聚一次。他在停着的公共汽车之间走着,不断地握手、签名。他没说什么话。但那首他已经唱了无数遍的歌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背景下突然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告诉你我等了很久
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
我要抓起你的双手
你这就跟我走

崔健激烈地演奏着他的吉他,以他特有的听不清楚的嘟哝吐出歌词,令观众如痴如狂。他们高声唱和着,享受着这个不期而遇的露天音乐会。他原本属意中的听众却很不以为然。绝食的学生们把头更深地埋进他们公共汽车上的座椅里,绝望地试图把那喧闹的声音堵在外面。那低沉的鼓点和刺耳的吉他不是他们虚弱的心脏所能承受的。他们没法发出抗议的声音,只能无声地咒骂着。

就在音乐在凯旋般的天安门广场上回响时,北京十几所大学的校长联名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要求政府与学生对话。官方的全国总工会作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举动,他们为绝食学生捐献了十万人民币。

Tuesday, December 15, 2009

天安门对峙中文连载: 第九章(之十一)

这时,绝食学生们却发现又一个新的危机正从天边向他们袭来。

在5月17日傍晚,李禄被告知天气预报说将有一场大暴雨。这对于已经经受了好几天烈日暴晒的他们听起来是个好消息。然而,绝食学生们仍然还没有真正的庇护所。他们现在特别地虚弱,身体因为绝食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抵抗能力。更糟糕的是,作为这个国家最神圣所在的天安门广场此时已经变成了一个污秽的垃圾场。附近的清洁工作早已停止。每天几百万人次的人流在这里留下了无数的垃圾。李禄被警告说,一场大雨浇在这些垃圾上,会引起各种传染病的爆发,这对绝食者来说可能是致命的。

不过,这一次轮到市政府来施以援手。凌晨5点钟,70多辆公共汽车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广场,它们一辆挨着一辆沿着广场北边密集地停靠下来。张伯笠和封从德费了很大的功夫指挥绝食学生搬进汽车,他们之中有些人需要被人抬过去。终于,他们有了屏障。对政府可能有阴谋持有警惕性的学生把外围汽车的轮胎里的气全部放空,这样车子不能在他们熟睡时被偷偷开走。

这场艰难的搬迁花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个忙碌的早上,李禄和封从德被匆匆赶来的程真所打断。她带来了一条紧急消息:马上又会有一场对话。还喘不过气来的她解释说,这次对话的对方的级别会比阎明复高,有可能是赵紫阳或李鹏!正在忙乎中的李禄和封从德没有觉得这消息有多大意义。柴玲也是这么想,她和李禄一样这时都处在又一次晕倒的边缘。

王超华明白她必须找到对话团。她和程真赶到统战部,但找不到项小吉或沈彤。沈彤那天早上发了高烧,已经回家休息去了。对话团的其他人大多撤回到政法大学去休整。还呆在统战部很高兴地看到她们俩的是吾尔开希。他刚从医院里回来,还穿着一件病号服。王超华和程真在那里接受打点滴时看到吾尔开希和王丹与阎明复一起走进一个小会议室。过一会儿他们出来后,吾尔开希宣布说阎明复决定了这次对话由他们两个做学生方面的领头。其他人应该尽可能地保持安静。这样,他们和其他一些学生上了一辆客车,从一个边门驶进了人民大会堂。

Monday, December 14, 2009

天安门对峙中文连载: 第九章(之十)

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邓小平在重大问题上仍然持有最后发言权并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事情。要说起来,大概会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当包括了赵紫阳提到秘密决议的高峰会消息在新闻中播放后,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个细节。只有赵紫阳的一些亲密的幕僚是例外。

政治学家严加其是第一个作出反应的。他将赵紫阳的披露看作是一个与邓小平分道扬镳的信号,当即就起草了又一份宣言。这天中午,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心,看起来雄心勃勃又信心百倍的严加其庄严宣告:
清王朝已灭亡七十六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没有这个独裁者说话,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就无法否定。在同学们进行了近一百小时的绝食斗争后,已别无选择,中国人民再也不能等待独裁者来承认错误,现在,只能靠同学们自己,靠人民自己。在今天,我们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从现在起,同学们一百小时的伟大绝食斗争已取得伟大的胜利。同学们已用自己的行动来宣布,这次学潮不是动乱,而是一场在中国最后埋葬独裁、埋葬帝制的伟大爱国民主运动。
严加其在结束讲话时,带领着全场高呼口号,“打到个人独裁!”,“独裁者没有好下场!”,“老人政治必须结束!”,令现场气氛达到高潮。

严加其在那天有着一个不同一般的听众团体。从一早上开始,似乎全北京城的居民都上了街,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甚至穿着他们桔黄色袈裟的和尚,都举着旗子扛着标语,成群结队地沿着长安街和绕着广场游行。他们骄傲地展示着自己的工作单位,其中包括无数政府机关和办公室。来自《人民日报》社的队伍更是引人注目。年轻的记者和编辑们打出标语声明那个四二六社论不是他们写的,他们获得了最热烈的欢呼。的确,这同一份报纸在第二天显著地发表了一篇用诗一般语言写就的激情洋溢的报道“历史,将记住这一天!”。

绝食的学生们一直在期望他们承受极度痛苦的表现会唤醒普通民众的良心。在这一天,他们看上去达到了这个目的,并超越了。

Sunday, December 13, 2009

Saturday, December 12, 2009

天安门对峙中文连载: 第九章(之九)

然而,尽管绝食学生们的决心很大,他们的条件在继续恶化,他们的命运随着每一个逝去的小时变得更为险峻。他们这时只能瘫在地上,没有力气站起来或走动。救护车哭泣般的警笛取代歌声和口号声成为广场上的最强音。在这个5月16日的下午,72小时的界限悄然逝去。

不同意见也在他们中间不断地涌现。绝食学生面临着对他们自己的信誉的严厉挑战。一些从一开始就加入绝食的人在被送往医院或学校之后已经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有些则在进食之后又返回了绝食的行列。现有的绝食者中,很多人是后来才加入的,并没有绝食那么多小时。在他们的营地里经常可以发现空的牛奶瓶,巧克力糖纸,和其它含营养物的饮料袋子,说明至少他们中的一些人违反了他们自己订下的绝食规则。

来自政法大学的一群绝食学生因此愤怒地离开了主营地。他们沿着长安街走了一段然后在新华门前驻扎下来,誓言要在那里进行一场更为纯洁的绝食。确实,他们还加大了筹码,声言要同时绝水。同是那个学校的老师并在一开始就加入了绝食行列的吴仁华急忙带了几个年轻教师赶过去。他们劝说学生们改为接力绝水:在一个人被送往医院后,另一个人再接着绝水。而在同时,每个人在坚持他们的绝食之时应该继续喝水,尤其是他们的身体急需的生理盐水。

这些学生也不是唯一的试图添加压力的人。下午时分,四个来自中央艺术学院的学生出现在介于新华门和人民英雄纪念碑之间的天安门广场西北角上。这些带有他们艺术特质的学生把自己用白布单裹成木乃伊式样,一个挨着一个地在地上躺成一排。他们前面是一个大纸牌,上面宣示他们的行动:“绝食绝水!”一大群人围着他们。学生护士们跪下来含泪求着他们喝水。

在天安门广场中间,李禄碰上了一群干脆把自己的嘴巴用胶布封上的外地学生。李禄极力地劝说他们,最终在他自己第一次晕倒前成功地让他们撕下了胶布,接受饮水。

在5月17日凌晨天亮之前,赵紫阳和李鹏出现在一所医院里,看望在接受治疗的绝食学生。他们除了问候和同情之外,没有什么可以提供。躺在病床上,手臂上挂着打点滴的针头的学生们请求领导人直接去天安门广场。

Thursday, December 10, 2009

“零八宪章”签署人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

刘晓波即将因为发起“零八宪章”活动面临审判之际,宪章的一部分签署人发表公开信要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公开信说:“如果判决刘晓波先生有‘罪’,也等同于判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们只有和刘晓波先生同担刑罚。”

签署这封公开信的包括一些与1989年民主运动息息相关而至今仍在国内的名字:鲍彤、丁子霖、蒋培坤、陈子明、高瑜、周舵、马少方。

天安门对峙中文连载: 第九章(之八)

就在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握手言欢的同时,阎明复走出了他在统战部的办公室。他发现他的一些客人还留在那院子里。王丹、吾尔开希、项小吉和王军涛等人都在那里逗留着,希望能等到一个重开对话的机会。尤其是吾尔开希,他已经把这里当作了他自己的家。他由于那个把绝食学生搬迁到广场边缘的决定已成为众矢之的,完全败坏了他本人在运动中的地位。在被孤立和抛弃的状况下,他在这个工作范围包括中国的众多少数民族的统战部找到了避难所。作为一个维吾尔人,他很高兴在这里能得到更多的注意力。部里的一些干部也与这个充满魅力的年轻人建立起很好的个人关系。阎明复甚至亲自鼓励他毕业后考虑到这里来工作。

不过在这个时刻,阎明复脑子里有更紧迫的事情。他平静地告诉在场的学生,“如果你们同意停止绝食的话,我愿意充当你们的人质。我会在政府同意与学生正式对话前一直做你们的人质。”

目瞪口呆的王丹和吾尔开希不知道怎么看待这个荒唐的意向,但他们都已经完全地尊敬和信任这个人。在这些短暂却激荡的日子里,稳健和真诚的阎明复已经充当了他们所急需的一个父亲般的角色。他们对阎明复把绝食学生的健康放到他自己的想法和仕途之上的行动深为感动。于是,他们激励阎明复去天安门广场直接对那里的学生们讲话。阎明复在犹豫良久之后勉强同意了。

路不是很长,但广场附近的街道都被人群所塞满了。他们这一行人很快被认了出来。愤怒的群众自发地包围了他们对着阎明复辱骂。他们威胁要揍这个“腐败的政府官僚”。大惊失色的阎明复和他的保镖不得不躲进就近的一辆救护车,吾尔开希和王丹则极力试图稳定局面。终于,一支学生纠察队赶来解了他们的围。他们一起推推搡搡地挤到了位于广场中心的学生广播站。这是具有阎明复这样地位的政府官员第一次在群众中露面。现场立刻趋于混乱,甚至学生的“生命线”也被挤垮了。

在高音喇叭上,王丹为阎明复做了一个旗帜鲜明的介绍:“我以我自己的人格担保,阎明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一个非常好的人。请听他的话。”

面对着眼前这个难以置信的场面,阎明复也许回想起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拉扯到千万个愤怒地谴责他的“罪行”的群众面前接受批判的那些日子。他脸上流淌着泪水,身体微微颤抖着,他对着麦克风声嘶力竭地诉说着他个人的请求。他告诉绝食学生他们没有权力糟蹋他们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因为未来是他们的,改革需要他们。他表现出与政府态度上更明显的分歧,告诉学生们“改革派”需要时间,学生必须给他们解决当前危机的时间。他用含糊的语言向学生承诺说“正义的一天”不久就会来到。

在一片混乱中,很难知道有多少人就近看到了阎明复或听到他的讲话内容。一些学生在他讲话过程中不停地呼唤着他们的口号,“不是动乱,平等对话!”阎明复还是不能直接答复这些要求。他只能以个人名义保证学生不会受到秋后算账的威胁。

然后,他提出以他自己作为人质的提议。

那些确实听到他的讲话的人都震惊了。王丹和吾尔开希分别再度发言,赞许阎明复的人格,呼吁大家停止绝食。就在一场激烈的大辩论展开之际,吾尔开希突然晕倒了。大家一片混乱地重新恢复起“生命线”,把吾尔开希送进一辆救护车。那令人心悸的警笛声又一次响彻广场。救护车在混乱中离开以后,谁也找不着阎明复了。很奇怪的是,就在提出他充当人质的提议之后,阎明复没有选择留在广场,却随着吾尔开希离去了。

辩论持续着。高自联和对话团,两个没有直接介入绝食的组织,决议听从阎明复的建议撤离广场。绝食学生自己做了一个民意测验。在当时在场的2753位绝食者中,只有54人同意撤退。于是他们决定继续绝食。高自联和对话团别无选择,他们立即改变了立场以示团结。

Wednesday, December 9, 2009

刘晓波可能会面临审判

因为“零八宪章”而在去年被隔离,并在今年六月份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的刘晓波已经一年没有能够公开露面了。英国卫报报道说他的案件终于被移交到检察院,似乎完成了案件侦查手续。下一步有可能就是审判和刑罚了。

有报道说刘晓波的律师已经获取北京市公安局的起诉意见书,其中表示“刘晓波伙同他人起草《零八宪章》罪行重大”。

Monday, December 7, 2009

天安门对峙中文连载: 第九章(之七)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共产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在1960年代初期在一场举世瞩目的意识形态大论战和两国边境线上断断续续的武装冲突中分道扬镳。当中国在国内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之时,这个国家在国际上也面临着孤立无望的局面,在同时与美帝国主义和苏修霸权主义这两个超级大国分庭抗礼。直到1970年代初,濒临死亡的毛泽东才表现出一次少有的灵活性,将国家引导上一条与美国重修友好的道路上来。他的动机并不是要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接轨,而是出于抗衡来自苏联的更紧迫的威胁的实际目的。

中苏关系在十年后终于显现出和解的征兆。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改革和开放与邓小平在中国的作为遥相呼应。在两个国家都把注意力从意识形态和国际革命领导地位上转移开时,它们需要一条和平的边境线来削减军事开支和促进贸易发展。一场缓慢的解冻汇集成眼前的这个自1959年以来第一次的高峰会议,标志着两国之间疏远的关系正式地正常化。

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对戈尔巴乔夫的来访也是非常兴奋,不过他们有着不同的理由。苏联的改革在这里被看作已经后来居上,超越了中国,尤其是在敏感的政治改革层面。当邓小平顽固地坚持把他的改革约束在他那个四项基本原则的框架内时,戈尔巴乔夫已经引进了新闻自由和对共产党的公开挑战,这些正是这些学生们以他们的抗议和绝食行为所要求的。在这天学生们展示出的许多新标语中,有一幅尖锐地表示:“欢迎戈尔巴乔夫,真正的改革者”。

尽管他们的欢迎态度是真诚的,戈尔巴乔夫的访问日程却继续被这场运动所阻碍。这天早上,他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的计划不得不取消,他的车队还是必须通过旁门进出人民大会堂。不过,他的正式议程还是照常进行着。他的第一个正式会见对象是邓小平本人。半退休的邓小平这时候既不是党也不是政府的最高首脑,但邓小平毫不犹豫地指出他们的会见是真正的高峰会议。在热烈的气氛中,他和戈尔巴乔夫一起愉快地将这一时刻标志为两党和两国关系正式正常化的历史一瞬。

下午,中国共产党名义上的真正领导人赵紫阳总书记与戈尔巴乔夫握手言欢。

在人民大会堂的外面,成千上万的民众在绝食持续拖延的情况下出于对绝食学生的关心再度回到广场。这个壮观的场景吸引了大多数专门来采访历史性的高峰会议的外国记者。西方电视记者们互相争抢,都在试图把他们的新闻主持放到最好的视角前。CNN的麦克·奇诺伊以他的创造能力和坚持到底的毅力第一个实现了从天安门广场内直接对外传送实况图像。正是在他们所在的这个制高点上,CNN的新闻主持人伯纳德·肖后来用他那特有的低沉而洪亮的嗓音向全世界宣告:“我来这里采访一个高峰会议。我走进了一次革命。天安门广场现在的形势是一场对峙。”同时也在场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新闻主持人丹·拉瑟也表达了类似的感触。

就在这一天,对峙正在激化成为戏剧性的高潮。随着郑义曾经推测过的72小时绝食界限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学生们在晕倒。运送倒下的学生去医院的救护车的警笛声变得令人不安的频繁。李禄早已命令学生纠察队为救护车打开一条“生命线”。这些纠察们分两排手拉着手保持着一条从他们的营地到长安街的通道。他们的使命是无论白昼还是黑夜都必须保证“生命线”畅通无阻。无数的志愿者在白天的烈日下和夜晚的寒冷中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没有吃喝,虔诚地守护着这条“生命线”。他们之中许多人自己就在岗位上昏倒了,他们的位置立即就会被人群中新的志愿者所填补。

在“生命线”之外,其它安全措施也逐步得以实行。学生纠察队被安排以指挥部为中心设置了一系列同心圆结构的界限,发行了各种各样的通行证和口令。只有那些有着合适的资格而值得信任的人才能进入运动的神经中心地带。其他人一概被排除在外。天安门广场正逐步演化成一个自己的“人民共和国”,拥有一个自己的政府,其官僚程度并不比学生们所憎恨的那一个政府差。

在人民大会堂里面,赵紫阳没有浪费时间,他直截了当地为他自己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定了位。在这一个场合,赵紫阳穿着带条纹的暗灰色西服,带着一条浅紫色的领带。他对着镜头轻松而热情地微笑着,全然不顾外面的嘈杂。他对戈尔巴乔夫说,你先前与我们的邓小平同志会见就意味着我们两党关系的正常化。在两年前邓小平选择“退休”之时,中国共产党曾经通过一项正式决议,在重大问题上还是由邓小平同志掌舵。因此,无论邓小平的头衔是什么,他在党内的最高领导地位是无可代替的。赵紫阳说,这个决议从来没有公开过,但今天我想让你知道。戈尔巴乔夫礼貌地回应说他很感激他们之间已经取得的互相信任程度。两位领袖随之展开了一场关于改革的哲学讨论。赵紫阳把正在发生的运动看作是出于两代人之间所缺乏的交流和信任而引起的临时性困难。不过,令戈尔巴乔夫惊讶的是,赵紫阳也问起真正的言论自由在一个一党统治的体系里是否有可能实现的问题。作为“真正的改革者”的戈尔巴乔夫没有答案。

戈尔巴乔夫接下来会见了李鹏总理。一直被当作保守派的前锋的李鹏在这一天强调了改革在中国的必要性,给戈尔巴乔夫和外国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应该同样能享受自由、民主和人权。中国已经准备好在其政治改革的这些层面作出改进。”这可能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正面地使用“人权”这个词。

Saturday, December 5, 2009

熊焱为纪念八九六四征文

熊焱是八九年来自北大的学生领袖之一。他的名字在《天安门对峙》一书中直到后来与李鹏见面时才出现,这是因为写作英文书时为了不在开头时就引入过多的中文名字给读者添加困难的考虑。实际上,熊焱是从北大筹委会一开始就参与、领导了运动。英文版书中描述了他当时的活动,但没有提及名字,这个在中文版中会修改补充。

熊焱在为即将到来的二十一周年征文纪念。下面是他的征文启事,从自由中国论坛得来:


寻找心灵的激动
《八九六四文集》征稿启示
熊焱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感动了当时全世界许多爱好自由民主的人士。在当时的自由世界里,电视机前的人们,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为中国青年学生和广大市民的勇气和精神深深感动。可以说,许多从前不了解中国的西方人士,通过媒体了解天安门运动,从而对中国人有全新的了解。 在中国大陆,在那有限的几天新闻报道中,各省市的父老乡亲们都知道了自己的孩子们在北京游行示威,争最基本的权利自由和尊严。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曾感动全世界,全中国。虽然以中共六四大屠杀结束,但八九民运精神不死。

一场感动过全世界的历史大事件,今天回想起来心中仍隐然激动。可是二十年过去了,时间公正而又善良地把历史的秘密悄悄掩藏,为将来的良善提供机会。那被掩藏起来的东西需要细心去寻找,细心寻找也是构成生活意义的一部分。

我曾经见证过这样感人的事迹。在过去将近十七年的时间里,我有好几次碰到使我激动不已的事情。这些事发生在我生活的美国。几年前,我去军队的医院看牙科,一位大约和我年纪相当的牙科医生在和我闲聊中得知我来自北京,就问起一九八九天安门的事,当他得知我是参与者后,竟变得很激动。他对我说,他当年曾经深深地被北京的学生所感动,那时他正是医学院的学生,五十多天守在电视机前,留下很多眼泪,还写了许多诗篇。一个美国人,现在已是成名的医生,还记得当年的天 安门运动,还记得和保存自己为天安门写的诗篇,我被他感动,他被一九八九年天安门的学生和市民感动。更令我感慨的是这样的例子我遇到多次。

另一件事情发生在当时的北京学运期间。今天的年轻人也许不能知晓当时特殊的背景。我们在北京大学三角地的广播站,每夜都有言论自由的广播时间,那个自由,今天中国还没有。我最不能忘记的事情,像电影镜头历历在目。北大一些年长的老教授,在夜里,穿着深色的衣服,带着眼镜,悄悄地躲在树下,听三角地的广播,他们的眼泪也悄悄地流下来。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就上前去与一位老教授攀谈,当他认出我来后,就伸出手来与我相握,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因为在那个场合为老教授的处境我们不能说话,在那个心领神会的环境,我们不要说话。但我们双手 紧紧地握住,一次又一次的紧紧握住,用劲地握。一切都在不言中。

那是我终生不能忘记的场面。虽然现在中国的面貌和气氛已变,但存在中国人心中的梦想依旧一样。中国人的梦想无不希望结束一党专制,希望出现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

这样的事例无可计数。一件感动过全世界的历史大事,一定留下许多动人的事迹,八九精神依然存于人心之中,存于历史深处。

正是本着追寻历史原貌寻回八九六四精神的宗旨, 今天我们着手征集编辑《八九六四文集》。我们知道有关天安门八九六四事件的文章众多,作品浩繁,不是几百页或几十个作者可能陈述得完的。此次《八九六四文 集》第一卷主旨在于收集催萌当年感人历史、记录当年感人事件与人物和作品。如果可能,我们希望今后有机会从不同角度编出第二卷第三卷记载、剖析与发掘当年八九六四事件的《八九六四文集》,让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历史风貌能以文章的形式得到一次较全面的记载和整理。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心灵的激动!

此次活动投稿信箱为:xiongyan8964@gmail.com wuhan1010@hotmail.com,诚挚欢迎赐稿!

本书预定在2010年纪念六四事件21周年前出版。

作品特设一等奖一名,奖金 $1000.00 二等奖一名,奖金 $ 500 三等奖 二名,奖金各 $ 300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日

Xiong Yan

Friday, December 4, 2009

天安门对峙中文连载: 第九章(之六)

李禄发布的一系列维护他们营地秩序的规则中有一条很是简单而直截了当:每一个人必须持有合法的学生证才能进入由学生纠察队护卫着的内圈。没多久就有人发现李禄自己并没有任何证件。事实上,在他四月底神秘地出现之前没有一个人认识他。当他被质问时,李禄没法提供任何证据表明他的确是来自南京大学的学生。很多人开始怀疑他是一个特务。

柴玲不愿意听这样的质问。在新的指挥部里,她已经对李禄完全敬佩、信任乃至依赖了。她因为李禄不得不面对这样不公平的指控很是伤心。在后来逐渐成为柴玲面对举足轻重的问题时的回应模式那样,她让她的眼泪为她争辩。她气愤地哭着说,任何人只要信任她,就必须同时信任李禄。

这样,在这个5月15日的夜晚,绝食指挥部成立后还不到几个小时,柴玲和李禄刚从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回来时就被几个绝食学生迎面堵住了。马少方、程真和其他几个参与了在那个小饭馆里与王丹和吾尔开希一起作出绝食决定的人对这个指挥部的成立过程和柴玲个人出风头和独断专行的做法很不高兴,他们通知柴玲这个未经选举的指挥部是非法的,他们必须举行投票。他们还出示了一份他们自己草拟的候选人名单,李禄不在其中。

李禄几乎也受够了。他告诉柴玲他准备退出,回到南京去。他一个人孤独而灰心丧气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上坐了一整晚。这个星光灿烂、和平开阔的广场清除了他脑海里的杂念。他又决定留下来。

对于这些焦头烂额中的绝食学生来说,黎明不可能来得更快一些。早晨,学生议会迅速地组织了一场选举,柴玲和李禄被确认为他们的领袖。绝食指挥部也得到了一个象征意义的合法性。他们都还太年轻,或者太忙,没法注意到这新的一天,5月16日,是中国繁忙的政治日历上的又一个重要的,但不怎么引人注意的纪念日。在1966年的这一天,来自中共中央的一道简短的通知打开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然而,对这新一代人来说,这一天不过是他们即将进入绝食的第四天的日子。

Wednesday, December 2, 2009

天安门对峙中文连载: 第九章(之五)

在机场举行的那个简化了的欢迎仪式仅仅是戈尔巴乔夫在北京极为困难的第一天的开始。他的车队在进城时不得不在胡同和小巷里绕来绕去以躲避因为知识分子在长安街上大游行带来的交通堵塞。在他的豪华的专车里,戈尔巴乔夫微笑着不断地向外挥手,对在这个古都里这样一个奇特的经历很是欢欣。他们终于通过一道后门钻进了人民大会堂。在那里,杨尚昆将主持一个为他举行的国宴。

就在宾主互相祝酒之时,人民大会堂的正门外面开始发生纠纷。在傍晚的昏暗中,一群吵吵闹闹的人聚集在大台阶上威胁着要冲进去。他们叫嚷着要求国家领导人出来与学生对话。这是一个令人熟悉的场面。13年前,在四五运动中,几千人也曾试图冲击大会堂。虽然他们没有成功,那还是引发了广场上后来的纵火和暴力行为。

在新成立的绝食指挥部,李禄发现组织起他的学生议会比向他的阵营发号施令要困难得多。刚刚产生出来的学生代表们因饥饿和疲惫而脾气暴躁。他们互相争吵不停。李禄表现出他的组织才能,颁布了一系列规则,逐步落实着他的议程。慢慢地,他们有了一个开会的程序。学生议会投票否决了一些激进的策略,包括绝水、在长安街上卧路阻挡交通以及当初由李禄提出作为领袖资格的自焚。

不过,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的形势更为迫在眉睫。这些学生还过于年轻,不能将此与四五运动联系起来。但他们直觉地懂得政府正在寻找任何可以证实他们关于这个运动在挑起动乱的指控的理由。一群由非学生组成的愤怒的民众开始展开暴力行动而毁灭他们的运动正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极其担心的梦魇。他们必须阻止这个疯狂的局面。柴玲号召所有还有足够的力量站起来的绝食学生都去帮助保卫大会堂。

几乎所有人都很虚弱,很多人连话都说不出来,但一个又一个他们都站了起来,排起队,手拉手地走过广场。他们费了好大的劲才穿过激愤的人群挤到台阶的最高层。在那里,他们把自己穿插到人群和保卫门口的士兵之间。他们前面是数以千计的、在高声叫嚷和推推搡搡中的暴民,他们的后面却只是很薄弱的一条士兵队伍,他们似乎对眼前即将发生的冲击漫不经心。

李禄对着这个场面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感觉。他抬起头看到建筑顶端的国徽,觉得它看起来像是一匹丑恶的狼。他对柴玲说他们现在真的是的的确确地站到了一个历史的交接点,只是他们看起来是站错了位置:他们是在愤怒的暴民面前保护着巴士底狱。柴玲则没有工夫来体会这个讽刺意味,她晕倒了。李禄呼叫着请求帮忙但那些士兵无动于衷。柴玲恢复理智后,用一个喊话筒声嘶力竭地叫道,“我们是绝食学生。请理解我们,不要冲击大会堂。如果你们真要这样,就必须从我们的身体上踩过去。”

人群还在往上涌,绝食学生们竭力抵挡着。吾尔开希带着更多的人赶到了。他带着他们有节奏的齐声喊道,“下去!下去!”逐渐地,这个呼喊在人们的参与下越来越强壮,潮流终于逆转了。几千人慢慢地退下了台阶散去了。

然而,就在疲惫的绝食学生们刚刚回到自己的营地时,又一个危机爆发了。这一次,它来自他们自己的阵营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