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严部队的确因为被堵进不了城的事实为天安门广场带来了极大的欢乐。从高自联、绝食指挥部到一个新成立的工人自治联合会(工自联)都大受鼓舞,忙着宣布他们新的声明。他们号召工人和市民继续阻挡军车,号召士兵哗变。他们不再试图避免冲突,当然这些也还都是和平形式的冲突。对峙正在转化成一场革命。包括包遵信、严加其、王军涛和陈小平之内的十来名知识分子发表了一个《我们知识界的誓言》,宣布他们“绝不背叛爱国学生的生命和热血所开拓的争取民主的事业,绝不以任何藉口为自己的怯懦开脱,绝不再重复以往的屈辱,绝不出卖自己的良知,绝不向专制屈服,绝不向八十年代中国的末代皇帝称臣。”
郑义更是兴奋莫名。在他自己的眼前,绝食已经爆发成了远远超出他原来所想像的戏剧场面。这肯定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关键性转折点。郑义与张伯笠急促地创作出又一封致北京市民的公开信。他们把李鹏和杨尚昆称之为发动了“反革命军事政变”、推翻赵紫阳和实行戒严的“一小撮阴谋家”。在激情之中,他们肯定没有意识到其中的讽刺:他们正在使用他们所憎恨的那篇《人民日报》社论中一模一样的语言。但这不是自省的时刻,这封公开信继续着,回响着更多文化大革命中常见的语言。它号召首都全市的人民站出来保卫城市和天安门广场。
然后,他们开动了作为绝食指挥部的那辆公共汽车车的引擎。慢慢地,这辆车绕上了公路。车上的大横幅仍然写着“绝食指挥部”的字样。车顶上的高音喇叭向四周高声宣布这是指挥部的宣传车,来这里对人民说话了。它立即便吸引了无数追随者。人们骑着自行车涌向汽车,抢着从车窗里散发出来的传单。其他人跟着在后面走着,在高音喇叭持续地播放着公开信时欢呼和呼喊口号。也许是恰如其分地,车子很快因为引擎过热而抛锚了。行人们在一阵有节奏的“李鹏下台”的号子声中把它一路推回了广场。
同时,戒严令也带来了不引人注意的变化。广场附近的自来水被切断了。几乎所有的绝食学生都已经离开了,他们的位置由其他专门来抵抗戒严令的学生所替代。广场上的学生议会烟消云散了。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之后,绝食指挥部也不复存在了。天安门广场再次变成了一片混乱之地。
王超华突然发现她成了众望所归的人物。在多次人员流失之后,高自联与其初期相比只剩下一个空壳。然而,在被抛弃到旁观席上很长时间之后,王超华看到学生们都在找她,或者说他们其实是在现场寻找任何形式的领导。她接收着无数接踵而至的关于戒严部队在哪里被堵住和哪里需要增援的情报。扮演者一个战场上将军的角色,她不停地派遣着学生纠察和志愿者,就像派出他们去战斗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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