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十一日,星期天,像前一天同样地开始,见不到任何戒严部队的影子。官方报纸上刊登的是城市在戒严令下平静安详的故事。它们继续以正面的角度报道着被戒严令禁止的游行和示威活动,把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称之为请愿者。
大约有十万学生每天晚上守在广场,他们精神上焦虑的成分已经显著地减轻了。大多数学生习惯了一个新的日程,他们每天傍晚到来而在凌晨离去,好在白天补睡欠缺的觉。因为军队是不会在大白天采取激烈的行动的。然而无论他们的反抗是多么地光荣,每一个人都明白这个局势不可能持久,总会有什么事发生,而且会很快。
王丹正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一角的一个帐篷里睡觉时被一个中年女记者叫醒。这是他以前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就认识的高瑜。高瑜告诉王丹她代表人大常委会里一位活跃的委员胡绩伟而来。在总书记赵紫阳从公众面前失踪和总理李鹏成为众矢之的的情形下,现在也许是橡皮图章式的人大行使其至少在纸上拥有的权力的时候了。
胡绩伟在八十年代初期作为《人民日报》主编时是一位著名的改革家。他与胡耀邦一起在这个僵硬的宣传机器内部实行了多项改革,其中包括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发表批评政府的内容。胡耀邦倒台后,他从报纸退休了,被安排到人大常委会这样的荣誉性位置上。
人大常委会已经定于在六月二十日将有一次常务会议讨论目前的学生运动。随着戒严的实施,胡绩伟觉得他们不能等那么久。在高瑜等知识分子的协助下,胡绩伟发出了一份立即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倡议,目的是讨论戒严令和当前的政府领导状况。在非常紧迫的情况下,他们在常委会在北京的委员中征得了三十八个签名。签名后来又激增至五十七位,超过了要求的人数。
王丹此时正是头痛难忍,他费了好长时间才终于弄明白胡绩伟希望传递给学生的信息:他们应该先从广场撤退,让问题在体制内得以解决。高瑜保证学生撤退时会被允许在官方媒体上发表一篇正式的声明。王丹同意了,他请高瑜为他起草一份声明。
然而,王丹很快就会发现他自己在天安门广场的影响力是很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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