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里挤满了人，显得激动而不安。大多数人互相并不认识，但他们都与王军涛有着这样那样地私人关系。王军涛以一种既有魅力又有效率的风格主持着会议。
陈子明为这个会议提议了一个又长又别扭的名字：“首都各界爱国维宪协商联席会议”。他解释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戒严的实施是违反宪法的，而这正是他们需要对付的事情。他们将要像赵紫阳几个月以前倡导过的那样通过对话和协商来做这件事情。这个名字被正式采纳了但没有获得广泛接受，大家都把它简单地叫做“联席会议”。
王军涛将他们的议题归纳成两项任务。第一项比较紧迫：建立一个清晰明确的指挥系统，稳定天安门广场的形势。第二项则是即将展开的运动的灵魂：一个获得全面认可的目标和战略。
在得知临时指挥部已经成立之前，王军涛原来打算由王丹出任新的总指挥。那是一个刘刚和其他很多与学生接近的人都支持的方案。王丹从一开始就通过北大的筹委会、高自联和绝食担任着运动的领导角色。与柴玲和李禄不同的是，王丹表现出愿意听从意见修正策略的倾向，有时候甚至做得有点过头。有王丹掌舵的话，广场上的学生更有可能与这个新的联席会议息息相通。不过王军涛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一场因人事遴选所引发的权力斗争。在联席会议里，那位著名的作家郑义就强烈地推崇柴玲的领导能力。很显然的是，作为最为人知的学生领袖上，柴玲这时已经远远地超越了王丹和吾尔开希。因此，王军涛不顾刘刚的激烈反对提议柴玲为总指挥并把她的临时指挥部正式命名为“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
尽管有他的朋友们极力推动，王军涛自己依然不愿意担当领导地位。他代之以请包遵信担任联席会议的主席。王丹则被委派去建立一个新的学生议会以支持和监督广场的新指挥部的工作。他们还设立了多达八个的部，大部分由陈子明和王军涛的社经所的人负责：刘刚主管参谋部，张伦领导纠察部，等等等等。在学生领袖中，张伯笠和封从德在继续担任指挥部副总指挥的同时还分别负责宣传部和财政部的工作。
随着一个新的团队的诞生，一种新生的气氛开始弥漫开来。王丹在会上宣布了一份新的宣言，其题目大得吓人：《光明与黑暗的最后决战》。四十四年前，在内战即将爆发的前夕，毛泽东曾经用过同样的语句来宣示共产主义的光明即将取代当时国民政府的黑暗。那一个“最后的决战”带来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王丹的野心显然没有那么大，但他的确是在宣告中国的历史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旧中国”终于走向结束。宣言说，当前为民主和人权的斗争已经把过去的“五四运动”和“四五运动”远远地留在了历史的尘埃里。王丹表明戒严部队进城的失败不是由于政府的宽容，而是因为人民的力量。在承认人民还可能失败的同时，他警告说他们已经没有了退路，只能背水一战。“如果让李鹏一小撮坚持倒退、坚持反人民的人得逞，他们就会秋后算账。”然而他同时又乐观地宣布说，“只要我们坚持下去，这种无能的政府，也是一定会垮台的，坚持就是胜利。”
这个由那些从来不会在说大话面前退缩的知识分子们集体草拟的激昂的宣言为会议定下了基调。他们没有讨论从天安门广场撤离的问题，相反地，他们制定了长期占据广场的计划。一个刚从香港赶来的学者邱延亮教授很有感触，他好奇地问道，“我们干嘛要那么正式？我们要搞联欢、要办学校、办营地，我们跟他来彻底的和平，对抗彻底的暴力。”他建议在广场组织文艺演出，把广场变成一个露天的青年活动中心。
柴玲这天的心情特别好，她因为王军涛支持她的指挥部的决定而感到轻松。她很清楚许多个人和组织一直都在试图夺她的权，尤其是那个这时候正在广场外整顿中、等待他们的时机的高自联。王军涛和这个联席会议的支持为她提供了她这些天来梦寐以求的合法性依据。她兴奋地接着邱延亮的话头，要求提供具体实施的帮助。她特别地提到广场上急需野营帐篷，那在当时的中国还是很少见的奢侈体育用品。邱延亮肯定地告诉柴玲香港人捐助的帐篷将在几天内运送到北京。
李禄却没有像柴玲一样的热情。他对知识分子有着更深度的不信任。他把她拉到一边提醒说他们的指挥部是，也只能是，天安门广场的产物。他们的职责应该是为那里的学生担当，而不是这个会议上的人。但无论如何，虽然李禄觉得邱延亮的建议与他们这场运动的严肃性并不合拍，他还是对他以教育和娱乐方式来搞活广场气氛的想法很是欢迎。他毕竟也是一个在刚刚在那里举行了自己的“婚礼”的人。
确实，就连王军涛本人对各方面的角色和职责也搞不清楚。首都联席会议在“授权”成立了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之后立即就宣布自己只是一个协调和提供后勤服务的组织。这样，它将不具备对其刚刚授权成立的指挥部有任何指挥能力。这看起来虽然很是矛盾，同时却又十分的合情合理。在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可能真的把自己摆在学生的领袖位置。但同时，王军涛还是希望王丹在组建好新的学生议会以后可以在那里向学生施加影响。这将是一个由学生主导的全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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