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没有在这自由的气氛里沉醉，他一直呆在那个永远开不完会的首都联席会议上。他也从来没有去试图建立王军涛所设想的那个学生议会。在天安门广场，却是李禄重新组建起了在绝食期间曾经存在过的那个学生议会。他把这个新版本命名为广场营地联席会议。其第一次会议就有四百多个学生前来代表当时在广场上的三百多个院校。这个异乎寻常的数字表明代表的绝大多数来自北京市以外的学校。李禄坚定地认为应该是在天安门广场的这些学生，而不是那个超然的首都联席会议，来为他们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提供指导和监督。
广场上有着强烈的似曾相识的感觉。就在他们宣誓要用生命保卫天安门广场之后，在这个新学生议会上所辩论的最重要的议题便是是否要撤退，这与他们在绝食的日子里完全一样。
不同的是这次他们手上不再有一个像戈尔巴乔夫即将来访那样的牌可以亮。这所城市正处于戒严状态，这表明他们正在做的一切都完全是非法的，可以任由戒严部队处置惩罚。尽管有胡绩伟等人的努力，他们还是看不到很快能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迹象。所有的目光都转向那个委员会的主席，七十三岁、正在北美几个国家做国事访问的万里。
作为一个务实的官僚的万里早年的一项成就便是在五十年代早期领导了天安门广场的现代化的改造。他也是赵紫阳的一个著名的改革伙伴，这在他那个年龄层的领导人中是一个异数。不过他作为思想开放的改革者形象也不是完全没有疑问的。一九八六年，当方励之教授正在进行他那个宣扬民主的大学巡回演讲时，万里曾经亲自找过他，他们俩在几百位党内干部面前进行了一场辩论。万里坚持说中国的民主只能由共产党逐步下放给与，那是一个方励之极力反对的观点。但无论如何，万里已经不顾北京的禁令准备提前回国的传谣在不胫而走。他现在已经成为击败戒严令的最好的，或者是最后的，希望。学生们专门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带着一封公开信前往首都机场去迎接他。
他们空等了一场。万里没有能回到北京，却因为“身体健康原因”在上海停留下来，或者是被阻在那里。寄托在他身上的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希望也随之变得渺茫。剩下的只是在原定在六月二十日召开的常委会议，那还几乎要等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在戒严令下真的能在天安门广场坚持那么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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