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对天安门广场上出现的“海德公园”场面却不是那么兴奋。事实上,他每次来到广场都变得越来越愤怒。他看到人们在这里享受着自由,却没有负起随之而来的责任。垃圾继续在随处堆积。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底下,他看到一位七十岁左右的老人领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孙女来到这里,他们带来了早餐的粥和茶叶蛋。老人为学生盛粥,小女孩灿烂地笑着,为学生剥鸡蛋。可是学生们吃着这免费的食物却连一句感激的话也没说,他们理直气壮地吃完后竟然还大大咧咧地把碗在地上摔碎。老人没有抱怨,他平静地把碎片收拾进垃圾袋。刘刚在他的眼里看到了泪花的闪亮。
天安门广场已经成为几万从外地到来的学生们的宿营地,这些人完全依赖着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提供食物和睡觉的地点。在没有任何人注意到的情况下,这里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几十万人口的小社会。的确,这个“天安门广场人民共和国”是一个自主自立的实体,拥有自己的新闻媒体、学生组成的政府以及自己的警察力量。这最后的一项是由成百上千的学生纠察组成的,他们在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中心构造了一层又一层的警戒线,把所有“未经授权”的人都拒之门外。学生领袖们偶尔从里面出来时由众多的保镖和助手前呼后拥着,与真正的政府官员没有多少区别。
伴随着官僚的盛行,其它丑恶的现象也开始露头。这个“海德公园”似乎泛滥着没有监控的钱财。刘刚到处都能看到捐款箱。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在一个墙角打出一面旗帜,放上一只盒子接受捐款而没有任何审计管理。这个以打着反对腐败旗号开始的运动已经开始被它自己的权利腐败了。
钱财和腐败也是封从德密切注意着的事情。他在观察到同样的糟糕情形后自愿负责财政工作,试图建立一个完善的财政管理制度。他每天定期公布列有捐款收入和各项支出的财务报告。令他无比惊讶的是,他发现他们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富得流油。通过审计他发现天安门广场上每天为学生提供食物和生活必需品就要花费五万人民币。捐款的确源源不断,但每天只有两到三万的收入。他们是在一个巨大的财政赤字下运作,依赖着毫无怨言地接受他们由某些学生领袖签名的白条供应他们面包和饮水的好心的北京人维持。高自联在被迫撤走时带走了相当大的一笔捐款,只留给他们大约九千人民币的散票。这个形势显然无法持久。
五月二十五日的傍晚,李禄尤其艰难地把他的广场营地会议纳入正轨。会上有三百多位学生代表,基本上都是从外地院校来的。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地学生来到,早已疲惫交加的北京学生远离了天安门广场。除了柴玲、封从德和张伯笠,已经没有任何知名的北京学生领袖参与指挥部或学生议会的操作和讨论。像北大、政法大学和北师大这些至今一直领导着运动的主要院校都令人注目地失踪了。
这天的主要议题又是是否撤退。李禄花费了将近五个小时才把讨论归纳到四种方案付诸表决:坚守广场,主动出击;积极对话,坚持广场;保持纯洁,不撤不谈;维持现状,自生自灭。投票结果有一百六十二票支持最激进的“坚守广场,主动出击”,另有八十票赞成“积极对话,坚持广场”。只有区区八票投给比较温和的“维持现状,自生自灭”。这个结果与王超华前两天做的非正式的民意调查结果截然相反。随着绝大多数代表一致性地投票反对撤退,李禄觉得他已经获得了旗帜鲜明的授权。
0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