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当地的学生却萎靡不振。在成立了一个多月以后,筹委会还在使用着这个临时的名字。他们的人员减少了不少。柴玲和封从德永久性地驻扎在天安门广场,王丹一直在城里混迹于知识分子圈子里,即使是沈彤也极少在他那个设立在三角地边上的媒体中心露面。只有杨涛,王丹在民主沙龙里的一个好朋友,和他的一些朋友们还在校内坚持着。
他们一直在幕后做着异乎寻常的工作。在决议支持绝食学生以后,北大成了一个为前线服务的主要后勤补给站。他们在天安门广场设立了一个供应点,发动了大批学生去募捐、采购并把急需的物质源源不断地运送到那里。这个临时拼凑出来的供应线以出色的效率运转着,是绝食和随后的静坐抗议能够得以坚持的主要原因之一。
同时,他们继续在校园内巩固他们的成果。他们的媒体中心已经成为整个西北郊区众所依赖的新闻来源。每天,无数的人群来这里收听他们的广播,获取他们的刊物。当王超华为高自联那场短命的整顿需要人手时,她是在这里找到了最多的人力资源。他们并且选举杨涛成为高自联的新主席。
越来越多的学生从天安门广场回来报告他们的失望。那里已经被从外地到达的学生所控制。这些刚刚才来到这里参加运动的人坚持要延长对广场的占领。因为人数上的绝对优势,他们主导了学生议会以及所有的决定。
杨涛明白他们需要一个退出的战略。以他在校园内的视角,他发现学生们实际上无事可做。他们不需要上课、学习或做任何学生该做的事情。他们对天安门广场的场景很是厌倦,因此早已不像一个星期以前那样经常去那里。许多学生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或者回家或者出去旅游了。看到这一切,杨涛突然有了一个让所有学生都回家的“空校”主意。如果学生集体离开学校、离开首都,戒严部队将失去目标。这可能是一个与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同样富有戏剧性的举动。
五月二十六日早晨,杨涛自绝食以后第一次踏足天安门广场。他在一辆停着的车子里找到了柴玲和封从德,向他们提出空校计划。这一对夫妇非常感兴趣。封从德建议他们可以计划更多的行动。回到家乡的学生可以在每个星期天上午在附近的城市中心定期集会。这就好像他们把天安门广场撒向了全国各地!
他们一起把这个主意扩展为一个全民不合作、不服从运动的方案。一个单独的天安门广场将演变为几百个甚至几千个“民主广场”,学生们可以在那里启蒙和教育当地的居民,发展草根运动。只要政府继续拒绝学生的要求,这个行动似乎可以无限期地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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