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最后完成了对声明的讨论时已经是下午很晚的时候了。但会议还没有结束。北师大的文学和哲学教授刘晓波建议说他们的运动需要有一位更引人注目的领袖，一个公众心目中的英雄或者中国版的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莎。他宣告说，只有在有了这样的一位领袖之后，运动才能在从天安门广场撤退之后继续团结群众，坚持公民对抗行为。他心目中早已有了一位候选人，因此他立即就提名吾尔开希担当他命名为“人民发言人”的角色。
三十四岁的刘晓波一直是在挪威和美国旅行，讲授中国哲学和文学。这年的春天，他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访问，突然感受到了他必须回北京参加正在爆发中的运动那无可压抑的欲望。于是他立即登上了一架回国的飞机。正当他在东京机场转机的时候他得知了《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的发表。在那个关口，他犹豫了，不知道是继续前往北京还是飞回纽约。最后还是北京赢了。
回家后，他很高兴地看到他自己学校的学生正处于运动的中心。现在在这个会议上，他极力赞誉吾尔开希作为天生的领导人的风采和才能。吾尔开希也成竹在胸。他接着自己发言声称他是运动中最富有魅力，最有知名度的领袖。他看起来深受听众的认同。
封从德实在是忍不住了。他气愤地反对这一提名，指控吾尔开希不成熟、缺乏经验，以及更严重的是，有着强烈的不顾规则擅自说话的作风。他指的是吾尔开希在天安门广场做的那些导致他被高自联开除的自以为是的行为。吾尔开希对这些指控没有反驳，他自我辩护说将来有了刘晓波这样的老师指导，他能够做得更好。
这一切终于成为最后的一根稻草。封从德和柴玲再也没有耐心了。他们已经在这个会议上花了七个小时，是离开的时候了。作为临走前的姿态，柴玲宣布她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与这个会议不再有任何共识。就在他们怀着厌恶的心情走出会场时，吾尔开希作为“人民发言人”的提议被搁置了。王军涛追了出来试图安抚这一对愤怒的年轻人。
离开会场之后，封从德随即赶往北大去追讨高自联刚刚答应提供的捐款。柴玲独自一人前往天安门广场。她一直没法从脑海里剔除刘晓波和吾尔开希的模样。她已经看到过太多的人试图从她手里抢夺领导权。从高自联到新来的外地学生，他们总是在试图推翻她的指挥部，夺取权力。现在这个刚刚在几天之前还支持她的首都联席会议也转向与她作对了。就在她接近天安门广场时，她开始对三天以后从这里撤退的决定有了严重的怀疑。
天安门广场在这一天也不是她的庇护所。就在她走进去的时候，所有悲哀的现实同时向她迎面扑来。这是一个肮脏、病态的所在，人们既疲惫又气愤。一位小男孩模样的学生纠察带着愤怒和厌恶的情绪对着她冲过来。他告诉她他来自青岛，中国东北部的一个港口城市。他们几百个同学一起来参加运动。因为他们穿着统一的海员学院制服，他们全部被委派作为学生纠察，专门在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内圈的警戒线上站岗。他哭着告诉柴玲说他们全都努力工作了好多天。但他们都看到了什么呢？“没有一件好事！”他说，我们看到你们这些领袖来来往往，没干一件实事。我们看到无数的内斗和腐败。我们一件好事都没看到！他告诉柴玲他的大部分同学都已经带着极度的失望回家了。只有十来个人还留在这里。为什么他还留在这里？他说，我就是不愿意放弃，“我就是想要看看，广场究竟能乱到什么程度，这个国家还有没有希望？”
小男孩的说出的话听起来就是柴玲早先在她自己激情澎湃时写下的《绝食宣言》的直接回响。她曾经用几乎就是同样的语句激励了几百位和后来的几千位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可是这次，这些语句转头冲着她来了。她自己的运动正在排斥她的追随者。她没有什么可以对这位男孩说的。她突然想起了她的丈夫封从德。有一次在谈论学生之间无休止的内斗时，他曾经自嘲道，“现在我明白李鹏为什么要戒严了。”这很悲哀，令人抑郁地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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