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正虎发布新闻说他将在二月二日在机场通道举行一个记者会。然后他将在三日进入日本境内并在休整几天后回国。他将可以在国内过春节。
Sunday, January 31, 2010
冯正虎可以回家了
在日本的一个机场通道上居住了九十天以后，冯正虎终于等到了他一直所期待着的好消息：中国政府允许他回到自己的国家了。几天以前，中国驻日领馆的官员到机场会见了他，看来他们最终成功地解决了他们之间的分歧。
Thursday, January 28, 2010
天安门对峙中文连载： 第十一章（之一）
第十一章 对峙
张伯笠不是唯一一个对天安门广场在戒严令之后出现的权力真空有所警觉的人。王军涛一直以他忧虑的眼神观察着那里的情形。就在同一天，他终于决定了要亲自投入这场运动。
王军涛直到此时还一直把他作为政府和学生之间的调解人的角色看得很重，即使是在阎明复自己已经放弃了那个努力之后。他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寻找能把两边的人带到一起来的机会。这一幻想终于被戒严击碎了。形势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在他眼里，实施戒严令是不公正的，也许还是非法的，因此必须以最直接的方式来抵抗。但他同时也极为悲观，恐怕只有发生奇迹才能避免流血的发生。
王军涛和陈子明同时不得不放弃他们在蓟门饭店的会议。那里已经被严密监视了。在城市处于戒严的形势下，他们决定采取一个新的策略。拥有广泛的人际关系和经历的王军涛将直接介入运动的前线、争取领导地位，尝试把已经疲惫中的学生抗议行为重振为成熟的民众运动，就像刘刚以前曾经设想过的那样。陈子明则继续留在幕后提供后勤支持，并积极地寻求与政府直接联络的任何可能渠道。
五月二十二日早晨，王军涛和刘刚一起乘车沿着城市的边界绕了一圈查看军队的情形。当他们回到天安门广场时，迎面碰到了正焦头烂额中的王丹。王丹在大部分时间里没有与学生在一起，因此在学生中间没法维持一定的追随者和组织上的支持。欠缺个人魅力的他现在发现已经很难左右局势。他请求王军涛站出来接过这个局面，因为他们急需更成熟的领袖。那一整天王军涛都逗留在广场观察形势。他与柴玲和李禄也碰了面，交换过意见，但那两人当时并不知道他是谁。
当年曾经把刘刚介绍给王军涛的研究生张伦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那里清理出一片场地用来开会。这时已是晚上十点钟了，他们在黑暗中很难找到学生领袖，只有王丹和马少方来了。来参加这个会的人并不知道就在广场的另一处，一个新的临时指挥部也刚刚成立，同样是要解决广场上领导权这个问题。王军涛环视着他周围的三十来个人，发现大部分是曾经参加过蓟门饭店会议的年轻知识分子。他告诉他们必须要组织起来，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机构。但他自己也没什么具体的主意。于是，王军涛以他特有的自负态度许诺说他第二天一早就会带着一个方案来见大家。
那天晚上，王军涛在脑海里反复回味着这场运动的全景。他突然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占据了一个战略制高点。在运动中涌现的众多新组织里，他到处都能看到自己的朋友在领头。北京主要院校的学生领袖们对天安门广场上情势的发展很不满，他们尤其对柴玲和李禄反感而远离了那里的学生议会。通过王丹、吾尔开希和刘刚，他们正向王军涛靠拢。严加其和包遵信在领导着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组织。李进进，那个在运动初期曾经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领导了一场静坐示威的研究生，已经成为了新成立的工人自治联合会（工自联）的法律顾问。同样的，他能在新的教师联合会、作家联合会、北京市民联合会、记者联合会等等组织中寻找到他的朋友。运动的领袖中他不熟悉的只是广场上的柴玲、李禄和封从德。但快速地结交新朋友也是他的强项。
如果这个新的、扩大的运动需要一个总司令的话，他其实是最适合的人选。
唯一的问题是他自己没有准备好。王军涛无法摆脱他对最后结局的悲观看法，因此他觉得他将是一个错误的人选。他无法承担起带领群众走向一场无可避免的失败和流血结局的责任。
在这个晚上，王军涛从他一直崇拜着的另一位总司令那里获取灵感。他早就读过美国人创作出他们的宪法的制宪会议的历史。主持那个对新的国度有着众多不同看法和激烈争论的会议的华盛顿既没有固执己见也不是一个做决定的人。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耐心维持着会议不至于不欢而散，保证每一个派别和观点都有露面的机会。现在在天安门广场四周涌现出来的五花八门的新组织让王军涛觉得他手上正有着一个类似的形势，虽然规模上小得多。
就像他许诺的那样，当他第二天早上在天安门广场露面的时候，王军涛已经有了一个方案。在一两个小时以内，他动用了他所有的资源和关系开始组织一个包罗一切的会议。带着一丝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是在天安门广场东边几里路距离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研究所里找到一个大型会议室作为开会地点的。几辆小巴陆续地把他召集出来的人往那里送。所有的新组织都被邀请而他们也都兴奋地接受了邀请。
唯一的例外是广场上那个新的，王军涛刚刚才知道其存在的临时指挥部。李禄以前听说过蓟门饭店会议，他知道这些知识分子只知道在理论上高谈阔论，在做具体事情时却完全没有用处。因此他丝毫不感兴趣。他的缺席对其他学生领袖来说倒是一个好消息，他们对他的领导风格早就反感，一直强烈地要求王军涛把他排除在外。他们告诉王军涛李禄只是利用柴玲做幌子，自己在后面实行独裁。如果他们希望能获得任何成果的话，就必须先把李禄从领导层剔除出去。另外，他们提醒说李禄直到现在也没法证明他的学生身份，这是排除他的一个现成的借口。
王军涛察觉到他那宏大的设计中出现了第一个裂缝。但他没有灰心，而是施展出自己的个人魅力。经过一系列说服和劝说工作，他既把李禄拉进了车子里又没有激起其他人反感。
Tuesday, January 26, 2010
八九人物： 罗海星
罗海星于1949年出生于香港。他父亲是那里一位著名的杂志主编，也是共产党员。罗海星的少年时期是在大陆度过的，并在高中时赶上文化大革命成为一名红卫兵。但是，在八十年代，他的父亲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也随之动摇。罗海星八十年代时大部分时间在北京从事大陆和香港之间的贸易工作。1989年学生运动兴起时他正是在北京。屠杀发生后，他立即利用自己在香港的关系参与了由香港人士组织的营救运动领袖的“黄雀行动”。他在行动中的具体行为现在仍然不是很清楚，但似乎他成功地帮助了几位领袖逃到香港。
后来，他在再次进入大陆试图与正在逃亡中的王军涛和陈子明建立联系是落入了陷阱，在1989年10月14日被中国政府逮捕。他被判处了五年徒刑，但在服了两年刑期后因为英国首相访华的契机在1991年被提前释放。
罗海星于2010年1月14日因病去世，享年61岁。
Monday, January 25, 2010
天安门对峙中文连载： 第十章（之九）
五月二十二日的清晨就像戒严令之下的前两天早晨一样的紧张但平静。在这一天之中，柴玲和张伯笠等领袖各自悄悄地并且有可能带着一点不安的感觉回到了广场。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他们曾经离去。
紧张的局面在逐渐松弛。戒严部队已经被围堵了两天三夜。在这些漫长的时间里，士兵们被局限在他们拥挤的军用卡车里。包围并严格地监视着他们的学生和市民为他们提供食物和饮水，但军人无论是因为上厕所或活动腿脚需要下车时都必须先征得周围群众的同意。他们实际上已经成为俘虏。就在这一天，他们的指挥员似乎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令人羞辱的形势是既毫无希望又有害的。他们命令军队后撤到城市的远郊去安营扎寨。学生和市民欢呼着，热烈地为离开的军队送行。
在市区，市政府组织的工人队伍上街清理了各种路障。尽管学生仍然存有疑心，他们也因为某种正常局面的回归而感到欣慰。然而在天安门广场本身，局面仍然扑朔迷离。
王超华的努力未能奏效。尽管吾尔开希先前已经被从高自联开除，他在凌晨的这次大叫仍然给这个组织的信誉又一次致命的打击。因为混乱而忧心的王超华忙着为结束这场对峙寻找一个途径。她做了一个民意测验，发现大部分北京的学生同意撤离天安门广场。但这时每个小时内都有大量的外地学生涌入，他们之中大部分是在戒严令颁布之前受到绝食的鼓舞而出发的，这时正兴致勃勃地加入首都的运动。
她在广场上碰到了她在运动以前就通过丈夫认识的张伯笠。作为一个信得过的老朋友，她给他看了她的民意测验结果，请他帮忙组织撤退。但张伯笠却另有想法。他这时已经对王超华个人和高自联这个组织有了强烈的反感和缺乏信任。他不感兴趣地对王超华说这不是他们所能做的决定。
事实上，张伯笠把戒严部队的失败看作是这场运动最伟大的胜利。因此现在不是撤退的时候。这个胜利可以成为他们所需要的跳板，引向更大更好的成果。而且，如果他们现在就自己离开的话，他们又怎么能够向那些用自己的身躯阻挡戒严部队的勇敢的北京市民交代？他现在最迫切的事情是强化领导机构，以免又一个吾尔开希事件发生。
在五月二十二日傍晚仓促召开的一个学生代表会议上，张伯笠请求发言后公布了他的想法。他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但高自联显然还没有准备好。他建议王超华和她的高自联成员先暂时离开广场去整顿。他估计他们大概需要两天时间。在这两天中，广场上需要一个临时指挥部来重建秩序。他对王超华许诺说，四十八小时以后，这个临时指挥部将会把所有权力和责任交还给那时已经整顿好了的高自联。
这个听起来很合理和完善的计划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即使是王超华也没法反对。她已经过于焦头烂额了。在广场上，高自联实质上只是她自己一个人在撑着。他们的确需要一定时间来强化这个组织。
张伯笠这时已经掌控了局面。他接着提议由已经不存在的绝食指挥部的原班人马来组成这个新的临时指挥部。柴玲将再次成为总指挥，李禄、封从德和他自己为副总指挥。这一提名在一片掌声中顺利通过。
当张伯笠紧接着要求王超华交出募捐得来的款项时，王超华急了。她愤怒地指责张伯笠：“这是一场政变”。但她已经无能为力了。张伯笠再次承诺将在四十八小时后把权力交还给高自联，王超华心情沉重而勉强地离开了天安门广场。
（第十章完）
紧张的局面在逐渐松弛。戒严部队已经被围堵了两天三夜。在这些漫长的时间里，士兵们被局限在他们拥挤的军用卡车里。包围并严格地监视着他们的学生和市民为他们提供食物和饮水，但军人无论是因为上厕所或活动腿脚需要下车时都必须先征得周围群众的同意。他们实际上已经成为俘虏。就在这一天，他们的指挥员似乎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令人羞辱的形势是既毫无希望又有害的。他们命令军队后撤到城市的远郊去安营扎寨。学生和市民欢呼着，热烈地为离开的军队送行。
在市区，市政府组织的工人队伍上街清理了各种路障。尽管学生仍然存有疑心，他们也因为某种正常局面的回归而感到欣慰。然而在天安门广场本身，局面仍然扑朔迷离。
王超华的努力未能奏效。尽管吾尔开希先前已经被从高自联开除，他在凌晨的这次大叫仍然给这个组织的信誉又一次致命的打击。因为混乱而忧心的王超华忙着为结束这场对峙寻找一个途径。她做了一个民意测验，发现大部分北京的学生同意撤离天安门广场。但这时每个小时内都有大量的外地学生涌入，他们之中大部分是在戒严令颁布之前受到绝食的鼓舞而出发的，这时正兴致勃勃地加入首都的运动。
她在广场上碰到了她在运动以前就通过丈夫认识的张伯笠。作为一个信得过的老朋友，她给他看了她的民意测验结果，请他帮忙组织撤退。但张伯笠却另有想法。他这时已经对王超华个人和高自联这个组织有了强烈的反感和缺乏信任。他不感兴趣地对王超华说这不是他们所能做的决定。
事实上，张伯笠把戒严部队的失败看作是这场运动最伟大的胜利。因此现在不是撤退的时候。这个胜利可以成为他们所需要的跳板，引向更大更好的成果。而且，如果他们现在就自己离开的话，他们又怎么能够向那些用自己的身躯阻挡戒严部队的勇敢的北京市民交代？他现在最迫切的事情是强化领导机构，以免又一个吾尔开希事件发生。
在五月二十二日傍晚仓促召开的一个学生代表会议上，张伯笠请求发言后公布了他的想法。他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但高自联显然还没有准备好。他建议王超华和她的高自联成员先暂时离开广场去整顿。他估计他们大概需要两天时间。在这两天中，广场上需要一个临时指挥部来重建秩序。他对王超华许诺说，四十八小时以后，这个临时指挥部将会把所有权力和责任交还给那时已经整顿好了的高自联。
这个听起来很合理和完善的计划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即使是王超华也没法反对。她已经过于焦头烂额了。在广场上，高自联实质上只是她自己一个人在撑着。他们的确需要一定时间来强化这个组织。
张伯笠这时已经掌控了局面。他接着提议由已经不存在的绝食指挥部的原班人马来组成这个新的临时指挥部。柴玲将再次成为总指挥，李禄、封从德和他自己为副总指挥。这一提名在一片掌声中顺利通过。
当张伯笠紧接着要求王超华交出募捐得来的款项时，王超华急了。她愤怒地指责张伯笠：“这是一场政变”。但她已经无能为力了。张伯笠再次承诺将在四十八小时后把权力交还给高自联，王超华心情沉重而勉强地离开了天安门广场。
（第十章完）
Friday, January 22, 2010
天安门对峙中文连载： 第十章（之八）
在广场的中心地带，原来的绝食领导人正坐在一起怀旧的时候柴玲突然变得很伤感。她想起来这天正是她和封从德结婚一周年的前夜。在他们所经历过的一切之后，他们庆幸他们俩都活到了这一天。李禄也在片刻的心软中脱口而出：“我二十三岁了。在我这么短的生命里已经经历了除了婚姻和性以外所有的事情。我现在随时都可能死去，我不能亏了自己这个快乐。”
李禄的时机是又一次地恰到好处。他的女朋友赵敏刚从南京赶来到这里找到了他。自从几个星期前他突然独自去了北京后她就没能听到有关他的任何讯息。于是，所有人都起哄要这一对人当即结婚。张伯笠用一张牛皮纸制作出一份结婚证，在上面盖上了绝食指挥部的大印。柴玲和封从德分别成为伴娘和伴郎。他们召集起一群好事者带着夸张的热烈气氛向着人民英雄纪念碑游行而去。
这个不寻常的躁动吸引了整个广场的注意力。所有人都回应着。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他们第一次有了一个高兴的事情可以庆贺。在这一对“新人”经历一场典型的婚礼仪式时，人群欢呼着、笑着，他们集体高唱婚礼进行曲。
高耸入云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成为硕大而沉重的背景。这新的一代在长大过程中学习过许多过去的共产党烈士的光辉事迹，其中之一是一对被国民党政权杀害的情侣，他们最后的要求是在刑场上举行他们的婚礼。现在，在纪念碑下，李禄和赵敏接吻、跳舞，似乎他们就是那个传奇的一部分。李禄做了一个激昂的演讲，以“既要战斗，也要结婚”的口号结尾。
他们却不会有蜜月。
就像夏天的暴雨，这场自发的婚礼所带来的欢乐是很短暂的。广场的气氛随着傍晚的来临再度变得阴沉。大家都确信这个晚上会出事，戒严部队不可能一直等待下去。
李禄强迫他的新娘离开广场去躲避，自己又回到他那些焦虑中的战友之间。绝食早就结束了，绝食指挥部也不存在了，他们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但他们都很清楚地意识到，一旦戒严部队出现，他们会是首当其冲的目标。在他们年轻生命中第一次，他们为自己的性命担忧。
没有多少讨论，他们决定在晚上悄悄地离开广场。已经有一些地方安排好作为他们紧急时躲避之处。柴玲为他们的决定提供了一个缘由：要为将来保存这场运动的种子。她说，学生领袖是真正处于危险境地的，普通学生则因为他们不出名和人多而比较安全。
李禄自愿留下来。他在自己的“婚礼”之后不愿意以这种方式离开。他从募捐得来的钱中给每一位领袖分发了一千人民币。他们互相握了手，就一个又一个地混入人群，消失在夜色中。李禄独自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的最高层坐下。他可以看到下面广场上的几千人。他睡不着，不停地想像着早上这里可能的情景。
夜晚的寂静突然被学生广播站的高音喇叭的嘶鸣打破。这又毫无疑问的是吾尔开希的大嗓门。就在几个小时以前，吾尔开希见到一个自称是代表邓小平的大儿子邓朴方的人。那人告诉他所有人无论如何都必须在这天早上五点钟以前离开广场。到时候会有几千士兵突然从地铁车站和四周围的建筑里出现，甚至很可能会动用坦克和机关枪。
如果这个传话的目的是吓唬学生，逼迫他们行动的话，它在吾尔开希身上确实起到了作用。他在极度震惊之下恐慌了，觉得上万人的生命已经悬于一线。于是他赶到广场在高音喇叭上大叫：“我是吾尔开希。我们必须撤出广场。就是现在！”
被从睡梦中惊醒的每一个人都很惊讶和糊涂。有人问他们应该撤到哪里去，吾尔开希叫道，“撤到使馆区，马上走！”他指的是处于北京东北方位的一个外国大使馆和领事馆聚集的小区。他觉得那里因为有国际影响会比较安全。
迷惑中的众人还在争辩着去使馆区是否合适的问题，吾尔开希不断地催促着他们立刻行动。随即，在一个已经成为吾尔开希的典型特征的表现下，他晕倒了。高音喇叭上传来一个招呼救护车的声音，里面包含着明显的嘲讽意味。吾尔开希被运走以后，学生们作出结论，肯定他已经走火入魔了。
王超华关心的是她的组织的信誉问题，她立刻便进入了控制损害的角色。在不了解形势的严重性的情况下，她平静地宣布吾尔开希只代表他自己。高自联并没有做出任何撤退的决定，他们应该留在广场。
李禄的时机是又一次地恰到好处。他的女朋友赵敏刚从南京赶来到这里找到了他。自从几个星期前他突然独自去了北京后她就没能听到有关他的任何讯息。于是，所有人都起哄要这一对人当即结婚。张伯笠用一张牛皮纸制作出一份结婚证，在上面盖上了绝食指挥部的大印。柴玲和封从德分别成为伴娘和伴郎。他们召集起一群好事者带着夸张的热烈气氛向着人民英雄纪念碑游行而去。
这个不寻常的躁动吸引了整个广场的注意力。所有人都回应着。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他们第一次有了一个高兴的事情可以庆贺。在这一对“新人”经历一场典型的婚礼仪式时，人群欢呼着、笑着，他们集体高唱婚礼进行曲。
高耸入云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成为硕大而沉重的背景。这新的一代在长大过程中学习过许多过去的共产党烈士的光辉事迹，其中之一是一对被国民党政权杀害的情侣，他们最后的要求是在刑场上举行他们的婚礼。现在，在纪念碑下，李禄和赵敏接吻、跳舞，似乎他们就是那个传奇的一部分。李禄做了一个激昂的演讲，以“既要战斗，也要结婚”的口号结尾。
他们却不会有蜜月。
就像夏天的暴雨，这场自发的婚礼所带来的欢乐是很短暂的。广场的气氛随着傍晚的来临再度变得阴沉。大家都确信这个晚上会出事，戒严部队不可能一直等待下去。
李禄强迫他的新娘离开广场去躲避，自己又回到他那些焦虑中的战友之间。绝食早就结束了，绝食指挥部也不存在了，他们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但他们都很清楚地意识到，一旦戒严部队出现，他们会是首当其冲的目标。在他们年轻生命中第一次，他们为自己的性命担忧。
没有多少讨论，他们决定在晚上悄悄地离开广场。已经有一些地方安排好作为他们紧急时躲避之处。柴玲为他们的决定提供了一个缘由：要为将来保存这场运动的种子。她说，学生领袖是真正处于危险境地的，普通学生则因为他们不出名和人多而比较安全。
李禄自愿留下来。他在自己的“婚礼”之后不愿意以这种方式离开。他从募捐得来的钱中给每一位领袖分发了一千人民币。他们互相握了手，就一个又一个地混入人群，消失在夜色中。李禄独自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的最高层坐下。他可以看到下面广场上的几千人。他睡不着，不停地想像着早上这里可能的情景。
夜晚的寂静突然被学生广播站的高音喇叭的嘶鸣打破。这又毫无疑问的是吾尔开希的大嗓门。就在几个小时以前，吾尔开希见到一个自称是代表邓小平的大儿子邓朴方的人。那人告诉他所有人无论如何都必须在这天早上五点钟以前离开广场。到时候会有几千士兵突然从地铁车站和四周围的建筑里出现，甚至很可能会动用坦克和机关枪。
如果这个传话的目的是吓唬学生，逼迫他们行动的话，它在吾尔开希身上确实起到了作用。他在极度震惊之下恐慌了，觉得上万人的生命已经悬于一线。于是他赶到广场在高音喇叭上大叫：“我是吾尔开希。我们必须撤出广场。就是现在！”
被从睡梦中惊醒的每一个人都很惊讶和糊涂。有人问他们应该撤到哪里去，吾尔开希叫道，“撤到使馆区，马上走！”他指的是处于北京东北方位的一个外国大使馆和领事馆聚集的小区。他觉得那里因为有国际影响会比较安全。
迷惑中的众人还在争辩着去使馆区是否合适的问题，吾尔开希不断地催促着他们立刻行动。随即，在一个已经成为吾尔开希的典型特征的表现下，他晕倒了。高音喇叭上传来一个招呼救护车的声音，里面包含着明显的嘲讽意味。吾尔开希被运走以后，学生们作出结论，肯定他已经走火入魔了。
王超华关心的是她的组织的信誉问题，她立刻便进入了控制损害的角色。在不了解形势的严重性的情况下，她平静地宣布吾尔开希只代表他自己。高自联并没有做出任何撤退的决定，他们应该留在广场。
Wednesday, January 20, 2010
八九人物： 周勇军
1989年胡耀邦逝世之后，小而保守的政法大学出乎意料地成为第一个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在纪念碑上敬献花圈的学校。周勇军是那个学校的一名本科生，他参加了那场游行并很快地在运动中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领袖。在胡耀邦追悼会后，他是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上演“跪谏”的三位学生之一。
当刘刚召集起学生领袖秘密开会组建高自联时，政法大学出席的人数最多。也是靠着这个实力，周勇军以微弱优势击败吾尔开希成为这个新组织的第一任主席。
周勇军没能在那个位置上领导多久。他几乎立即就面临着是否坚持举行四二七大游行的巨大压力。在四月二十七日凌晨，他终于屈服，以高自联名义取消了游行。但他的决定没有起到作用。运动中最光辉的游行示威在那天还是爆发了。周勇军被抛在后面，并失去了其高自联主席的职位。
他继续为高自联服务，协助组织了五月四日的大游行。然而，他在那天又犯了一个错误，在没有明确的高自联决议的情况下自己宣布了罢课的结束。随后，他被高自联彻底开除。但他还是继续参与运动，并且成为绝食团的成员。
在运动后期，他逐渐远离了学生群体转向工人，协助组织了工自联并负责其宣传和媒体工作。在大屠杀那个夜晚，他在天安门广场试图组织抵抗。
周勇军在那年六月中被捕并被关押将近两年。得到释放后，他逃出了中国通过香港到达美国。1998年，他潜回中国从事地下活动时被捕，又服了三年刑期。
2002年，周勇军再度回到美国。他后来卷入“中功”组织，似乎是试图与其建立某种联盟关系。2008年，他在香港时失踪。后来得知香港政府以“企图诈骗”的嫌疑将他逮捕并移交给大陆的公安系统。他在香港时使用的是一个假护照，护照上的名字正好与涉嫌诈骗的黑名单上一个名字相同。该名字曾被用于要求香港的一家银行转帐与“中功”有关的一笔存款。
2009年一月十九日，周勇军在他家乡以诈骗罪被判刑九年。
补充：2011年1月的《香港季刊》刊登了周勇军诈骗案的长篇报道。
Tuesday, January 19, 2010
天安门对峙中文连载： 第十章（之七）
五月二十一日，星期天，像前一天同样地开始，见不到任何戒严部队的影子。官方报纸上刊登的是城市在戒严令下平静安详的故事。它们继续以正面的角度报道着被戒严令禁止的游行和示威活动，把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称之为请愿者。
大约有十万学生每天晚上守在广场，他们精神上焦虑的成分已经显著地减轻了。大多数学生习惯了一个新的日程，他们每天傍晚到来而在凌晨离去，好在白天补睡欠缺的觉。因为军队是不会在大白天采取激烈的行动的。然而无论他们的反抗是多么地光荣，每一个人都明白这个局势不可能持久，总会有什么事发生，而且会很快。
王丹正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一角的一个帐篷里睡觉时被一个中年女记者叫醒。这是他以前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就认识的高瑜。高瑜告诉王丹她代表人大常委会里一位活跃的委员胡绩伟而来。在总书记赵紫阳从公众面前失踪和总理李鹏成为众矢之的的情形下，现在也许是橡皮图章式的人大行使其至少在纸上拥有的权力的时候了。
胡绩伟在八十年代初期作为《人民日报》主编时是一位著名的改革家。他与胡耀邦一起在这个僵硬的宣传机器内部实行了多项改革，其中包括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发表批评政府的内容。胡耀邦倒台后，他从报纸退休了，被安排到人大常委会这样的荣誉性位置上。
人大常委会已经定于在六月二十日将有一次常务会议讨论目前的学生运动。随着戒严的实施，胡绩伟觉得他们不能等那么久。在高瑜等知识分子的协助下，胡绩伟发出了一份立即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倡议，目的是讨论戒严令和当前的政府领导状况。在非常紧迫的情况下，他们在常委会在北京的委员中征得了三十八个签名。签名后来又激增至五十七位，超过了要求的人数。
王丹此时正是头痛难忍，他费了好长时间才终于弄明白胡绩伟希望传递给学生的信息：他们应该先从广场撤退，让问题在体制内得以解决。高瑜保证学生撤退时会被允许在官方媒体上发表一篇正式的声明。王丹同意了，他请高瑜为他起草一份声明。
然而，王丹很快就会发现他自己在天安门广场的影响力是很有限的。
大约有十万学生每天晚上守在广场，他们精神上焦虑的成分已经显著地减轻了。大多数学生习惯了一个新的日程，他们每天傍晚到来而在凌晨离去，好在白天补睡欠缺的觉。因为军队是不会在大白天采取激烈的行动的。然而无论他们的反抗是多么地光荣，每一个人都明白这个局势不可能持久，总会有什么事发生，而且会很快。
王丹正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一角的一个帐篷里睡觉时被一个中年女记者叫醒。这是他以前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就认识的高瑜。高瑜告诉王丹她代表人大常委会里一位活跃的委员胡绩伟而来。在总书记赵紫阳从公众面前失踪和总理李鹏成为众矢之的的情形下，现在也许是橡皮图章式的人大行使其至少在纸上拥有的权力的时候了。
胡绩伟在八十年代初期作为《人民日报》主编时是一位著名的改革家。他与胡耀邦一起在这个僵硬的宣传机器内部实行了多项改革，其中包括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发表批评政府的内容。胡耀邦倒台后，他从报纸退休了，被安排到人大常委会这样的荣誉性位置上。
人大常委会已经定于在六月二十日将有一次常务会议讨论目前的学生运动。随着戒严的实施，胡绩伟觉得他们不能等那么久。在高瑜等知识分子的协助下，胡绩伟发出了一份立即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倡议，目的是讨论戒严令和当前的政府领导状况。在非常紧迫的情况下，他们在常委会在北京的委员中征得了三十八个签名。签名后来又激增至五十七位，超过了要求的人数。
王丹此时正是头痛难忍，他费了好长时间才终于弄明白胡绩伟希望传递给学生的信息：他们应该先从广场撤退，让问题在体制内得以解决。高瑜保证学生撤退时会被允许在官方媒体上发表一篇正式的声明。王丹同意了，他请高瑜为他起草一份声明。
然而，王丹很快就会发现他自己在天安门广场的影响力是很有限的。
Saturday, January 16, 2010
八九人物： 赵紫阳
赵紫阳是在一九八零年在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时获得全国性地位的。那时候他与当时新上任的总书记胡耀邦一起被称作为“年轻有为”的新一代领袖。在几乎整个八十年代，他娴熟地领导了由在幕后的邓小平所倡导的改革，赢得了一个务实的领导人的声望。他的政坛生涯在一九八七年一月开始改变。那时候胡耀邦因为当时一连串的学生运动被废黜。赵紫阳在胡耀邦倒台过程中的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至今仍然不很清楚的问题。但他的确成为胡耀邦的继承人和成为总书记，似乎也成为邓小平的当然接班人。
一九八九年，在学生运动因为胡耀邦的逝世而兴起时，赵紫阳因为他作为胡耀邦下台的获利者并不是受到学生支持的角色。事实上，那时候有很多有关他的家人，尤其是他儿子，的腐败行为的传闻。因此，他本人也是运动的对象。
赵紫阳在那场运动中的第一个公开动作是很奇怪的。在胡耀邦追悼会之后、学生运动方兴未艾之时，他离开了中国去北韩访问。在国外的时候，他批准了后来臭名昭著的四二六《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这一举措很可能就此决定了他几个星期后的命运。
在五月初回到北京之后，赵紫阳坚持推行他自己对运动的和解政策，一度在官方占据上风。最重要的是，他在官方媒介中废除了审核制度，开放了对运动的公开报道。他还极力推动与群众直接对话。但不知道是为什么原因，他迟迟没有主动与运动中的学生展开直接对话。
一九八九年的五月十六日，赵紫阳在会见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时出乎意外地透露了邓小平仍然是中国的最高领导的“机密”，把运动的目标转而指向邓小平。这又是一个至今未能得到合理的解释的举动。他失策了。官方决定实施戒严，他不得不辞职抗议。
赵紫阳后来自己出现在天安门广场，面对学生做了一个充满感情的即兴讲话，其中有那句著名的“我老了，无所谓了。”他从那以后再也没能在公共场合露面。
在多年的软禁之后，赵紫阳于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七日去世，享年八十五岁。四年之后，他秘密录制的回忆录被发现和整理出版。但这本畅销书并没能说出他所有的故事。
赵紫阳现在主要以他拒绝执行戒严令、反对其后的屠杀而为人铭记。同时他也经常被批评为软弱，尤其是与后来的俄国领袖叶利钦在相似的场合的作为相比之下。
Friday, January 15, 2010
天安门对峙中文连载： 第十章（之六）
戒严部队的确因为被堵进不了城的事实为天安门广场带来了极大的欢乐。从高自联、绝食指挥部到一个新成立的工人自治联合会（工自联）都大受鼓舞，忙着宣布他们新的声明。他们号召工人和市民继续阻挡军车，号召士兵哗变。他们不再试图避免冲突，当然这些也还都是和平形式的冲突。对峙正在转化成一场革命。包括包遵信、严加其、王军涛和陈小平之内的十来名知识分子发表了一个《我们知识界的誓言》，宣布他们“绝不背叛爱国学生的生命和热血所开拓的争取民主的事业，绝不以任何藉口为自己的怯懦开脱，绝不再重复以往的屈辱，绝不出卖自己的良知，绝不向专制屈服，绝不向八十年代中国的末代皇帝称臣。”
郑义更是兴奋莫名。在他自己的眼前，绝食已经爆发成了远远超出他原来所想像的戏剧场面。这肯定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关键性转折点。郑义与张伯笠急促地创作出又一封致北京市民的公开信。他们把李鹏和杨尚昆称之为发动了“反革命军事政变”、推翻赵紫阳和实行戒严的“一小撮阴谋家”。在激情之中，他们肯定没有意识到其中的讽刺：他们正在使用他们所憎恨的那篇《人民日报》社论中一模一样的语言。但这不是自省的时刻，这封公开信继续着，回响着更多文化大革命中常见的语言。它号召首都全市的人民站出来保卫城市和天安门广场。
然后，他们开动了作为绝食指挥部的那辆公共汽车车的引擎。慢慢地，这辆车绕上了公路。车上的大横幅仍然写着“绝食指挥部”的字样。车顶上的高音喇叭向四周高声宣布这是指挥部的宣传车，来这里对人民说话了。它立即便吸引了无数追随者。人们骑着自行车涌向汽车，抢着从车窗里散发出来的传单。其他人跟着在后面走着，在高音喇叭持续地播放着公开信时欢呼和呼喊口号。也许是恰如其分地，车子很快因为引擎过热而抛锚了。行人们在一阵有节奏的“李鹏下台”的号子声中把它一路推回了广场。
同时，戒严令也带来了不引人注意的变化。广场附近的自来水被切断了。几乎所有的绝食学生都已经离开了，他们的位置由其他专门来抵抗戒严令的学生所替代。广场上的学生议会烟消云散了。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之后，绝食指挥部也不复存在了。天安门广场再次变成了一片混乱之地。
王超华突然发现她成了众望所归的人物。在多次人员流失之后，高自联与其初期相比只剩下一个空壳。然而，在被抛弃到旁观席上很长时间之后，王超华看到学生们都在找她，或者说他们其实是在现场寻找任何形式的领导。她接收着无数接踵而至的关于戒严部队在哪里被堵住和哪里需要增援的情报。扮演者一个战场上将军的角色，她不停地派遣着学生纠察和志愿者，就像派出他们去战斗一样。
郑义更是兴奋莫名。在他自己的眼前，绝食已经爆发成了远远超出他原来所想像的戏剧场面。这肯定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关键性转折点。郑义与张伯笠急促地创作出又一封致北京市民的公开信。他们把李鹏和杨尚昆称之为发动了“反革命军事政变”、推翻赵紫阳和实行戒严的“一小撮阴谋家”。在激情之中，他们肯定没有意识到其中的讽刺：他们正在使用他们所憎恨的那篇《人民日报》社论中一模一样的语言。但这不是自省的时刻，这封公开信继续着，回响着更多文化大革命中常见的语言。它号召首都全市的人民站出来保卫城市和天安门广场。
然后，他们开动了作为绝食指挥部的那辆公共汽车车的引擎。慢慢地，这辆车绕上了公路。车上的大横幅仍然写着“绝食指挥部”的字样。车顶上的高音喇叭向四周高声宣布这是指挥部的宣传车，来这里对人民说话了。它立即便吸引了无数追随者。人们骑着自行车涌向汽车，抢着从车窗里散发出来的传单。其他人跟着在后面走着，在高音喇叭持续地播放着公开信时欢呼和呼喊口号。也许是恰如其分地，车子很快因为引擎过热而抛锚了。行人们在一阵有节奏的“李鹏下台”的号子声中把它一路推回了广场。
同时，戒严令也带来了不引人注意的变化。广场附近的自来水被切断了。几乎所有的绝食学生都已经离开了，他们的位置由其他专门来抵抗戒严令的学生所替代。广场上的学生议会烟消云散了。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之后，绝食指挥部也不复存在了。天安门广场再次变成了一片混乱之地。
王超华突然发现她成了众望所归的人物。在多次人员流失之后，高自联与其初期相比只剩下一个空壳。然而，在被抛弃到旁观席上很长时间之后，王超华看到学生们都在找她，或者说他们其实是在现场寻找任何形式的领导。她接收着无数接踵而至的关于戒严部队在哪里被堵住和哪里需要增援的情报。扮演者一个战场上将军的角色，她不停地派遣着学生纠察和志愿者，就像派出他们去战斗一样。
Wednesday, January 13, 2010
天安门对峙中文连载： 第十章（之五）
几十万人确实在那天晚上留在了广场。他们想像着军人会冲进广场把他们一个一个地带走。他们准备好湿毛巾对付催泪弹，决心在暴力来临之际不以暴力回击。许多人又一次写下来他们的遗嘱，他们还把学生证用胶带粘帖在自己的身体上以防万一。他们准备好了流血，唯一希望的是他们能坚持到天亮，曙光将是他们最好的朋友。在一座帐篷里，陈子明和王军涛不为人所知地与学生们共度了这一个夜晚。
然而当曙光来临时，他们没看到任何军人。整个晚上一直有报告说市民在郊区堵截戒严部队的军车，但那听起来太不可思议了。
随着一阵雷鸣般的巨响，一大群摩托车冲上了长安街，每辆车上带着旗帜。那些像不良青年一般打扮的驾驶员头上都带着与绝食学生相似的发带。有些车子后座上还坐着年轻的姑娘，骄傲地让她们的长发在风中飞舞。他们绕着广场兜了几圈，一路高喊，“部队被堵住了！”“咱北京人绝不会让他们进来！”
摩托车在当时是一件极其奢侈的物件。它在那些听从了邓小平“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号召率先致富的年轻个体户圈子里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他们的反叛精神和傲慢态度，加上摩托车那难以忍受的噪音，令他们得不到普通民众的青睐。的确，他们就是大家所抱怨的那些先富起来的“坏人”。但今天，他们整体出动来支持大学生了，那是他们的同代人但却比他们更幸运地得到上大学的机会。
他们把自己叫做“飞虎队”。从现在开始，他们将为学生和市民服务，作为他们的侦察兵和市中心与郊区之间的通讯员。他们保证会日夜在所有的道路上巡逻，及时发现企图从小路混进城里的戒严部队。
主要由坐在军用卡车后厢里的步兵所组成的戒严部队在晚上曾经试图通过五条主要交通干线进入城市。这碰巧是一个满月的夜晚。这些车队很容易地就被沿途的市民认出来了。自发地，卡车司机把他们的重型卡车停到了军车行列的前面，老太太则以自己的身躯在路上躺了下来。部队对遭遇到这样的抵抗完全没有准备，车队被迫停下了。他们随即被不断涌来的市民所包围。市民们把军车轮胎里的气全放空，但对军人还比较友善。他们为士兵们带来食物和饮料，耐心但富有感情地向他们宣讲。与大学生们同龄的士兵呆呆地坐着，他们对如何处理眼前发生的事情完全手足无措。
戒严令应该是在五月二十日早上十点整生效。这时候唯一能看到的军队是飞临天安门广场上空的一列直升飞机，它们在抛洒戒严部队指挥部的命令。同样的命令也在街上高音喇叭里不断地重复着。他们宣布，在戒严令下，任何抗议示威活动都是被严格禁止的。
可是，就在这些直升飞机的眼皮底下，示威正蓬蓬勃勃地展开。市民们或乘坐卡车或步行在大街上游行，学生们聚在一起齐声高喊“李鹏下台！”“李鹏下台！”一夜之间，总理李鹏成为公众的第一号敌人。前两天把目标对准“末代皇帝”邓小平的微弱尝试则彻底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随处可见的穿着纳粹军服或其他奇形怪状的李鹏画像。许多标语上把他的名字颠倒着写出，还在上面打上黑叉叉，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司空见惯的侮辱人的手法。
大多数公民的权力，即使是以前并不真正存在的，这时都被戒严令正式取消了。这些包括集会游行、罢课、罢工、成立非官方组织等等。接受外国媒体采访也变成非法行为。然而，在戒严部队并没有真正试图冲进来的形势下，对戒严令的实施只能从国外才能看到。
北京的早晨是美国东海岸傍晚的黄金时段。CNN正从长城饭店后院的一个小花园里实况播送其每天晚上的《黄金新闻》节目。麦克·奇诺伊已经设法把这一片小地方改造成一个能直接上传卫星的临时播音室。主播伯纳德·肖应该是坐在一张小桌子后面宣读当天的头条新闻。但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刻，那张小桌子已经显得很不合适了。CNN知道他们随时都可能被掐断，他们召集了当时在北京的几员大将，东京办公室主任约翰·路易斯、莫斯科办公室主任斯蒂夫·赫斯特以及北京办公室主任麦克·奇诺伊本人一起到场。这三个明显睡眠不足的记者加上伯纳德·肖一起因为拥挤而别扭地站在桌子前面，对着电视镜头分享着他们这个时刻的感想。然而，实况播放的镜头几乎立刻就转到了另一个所在。
随着戒严令在北京实施，几乎有一百万美国家庭在收看CNN。当镜头从主播的小桌子那里转开时，他们看到两个中国政府官员走进了设在饭店内的CNN转播控制室，命令他们立即停止播放节目。CNN很快地把屏幕一分为二，同时播放控制室里的情形和在美国亚特兰大市总部里副总裁珍妮·麦克斯韦正在电话上处理这个事件的过程。CNN坚持要有一份书面的命令。那两个中国官员之一带着明显的犹豫和不安拿出了一个便纸本，草草地写下了几句话。然后，在全世界观众的注视下，CNN在给它那小主播桌子最后的镜头后就结束了其从北京实况播放的节目。伯纳德·肖和三个办公室主任分别讲了他们简短的告别词，表达他们对正在耳闻目睹的非常事件的震惊。伯纳德·肖所受的刺激如此之大，只差两天就过四十九岁生日的他回到房间后竟痛哭失声。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正在播放其收视率极高的肥皂剧《达拉斯》的本季最后一集的情节高潮时被其新闻主播丹·拉瑟从北京插进来打断。他正撞见几个中国官员走进CBS位于香格里拉饭店里的控制室。丹·拉瑟试图在实况镜头上询问这些来访者，却没法得到任何明确的回答，只好自己对着镜头叹气：“你们搞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的，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他的观众却并不买账。许多人打电话抗议他毁坏了他们最中意的节目。
外国电视新闻台继续跟踪着北京正在发生的事件。他们主要采用电话采访，辅之以通过电话线传输出来的照片和每天由国际航班旅客偷带出来的录像带。
然而当曙光来临时，他们没看到任何军人。整个晚上一直有报告说市民在郊区堵截戒严部队的军车，但那听起来太不可思议了。
随着一阵雷鸣般的巨响，一大群摩托车冲上了长安街，每辆车上带着旗帜。那些像不良青年一般打扮的驾驶员头上都带着与绝食学生相似的发带。有些车子后座上还坐着年轻的姑娘，骄傲地让她们的长发在风中飞舞。他们绕着广场兜了几圈，一路高喊，“部队被堵住了！”“咱北京人绝不会让他们进来！”
摩托车在当时是一件极其奢侈的物件。它在那些听从了邓小平“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号召率先致富的年轻个体户圈子里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他们的反叛精神和傲慢态度，加上摩托车那难以忍受的噪音，令他们得不到普通民众的青睐。的确，他们就是大家所抱怨的那些先富起来的“坏人”。但今天，他们整体出动来支持大学生了，那是他们的同代人但却比他们更幸运地得到上大学的机会。
他们把自己叫做“飞虎队”。从现在开始，他们将为学生和市民服务，作为他们的侦察兵和市中心与郊区之间的通讯员。他们保证会日夜在所有的道路上巡逻，及时发现企图从小路混进城里的戒严部队。
主要由坐在军用卡车后厢里的步兵所组成的戒严部队在晚上曾经试图通过五条主要交通干线进入城市。这碰巧是一个满月的夜晚。这些车队很容易地就被沿途的市民认出来了。自发地，卡车司机把他们的重型卡车停到了军车行列的前面，老太太则以自己的身躯在路上躺了下来。部队对遭遇到这样的抵抗完全没有准备，车队被迫停下了。他们随即被不断涌来的市民所包围。市民们把军车轮胎里的气全放空，但对军人还比较友善。他们为士兵们带来食物和饮料，耐心但富有感情地向他们宣讲。与大学生们同龄的士兵呆呆地坐着，他们对如何处理眼前发生的事情完全手足无措。
戒严令应该是在五月二十日早上十点整生效。这时候唯一能看到的军队是飞临天安门广场上空的一列直升飞机，它们在抛洒戒严部队指挥部的命令。同样的命令也在街上高音喇叭里不断地重复着。他们宣布，在戒严令下，任何抗议示威活动都是被严格禁止的。
可是，就在这些直升飞机的眼皮底下，示威正蓬蓬勃勃地展开。市民们或乘坐卡车或步行在大街上游行，学生们聚在一起齐声高喊“李鹏下台！”“李鹏下台！”一夜之间，总理李鹏成为公众的第一号敌人。前两天把目标对准“末代皇帝”邓小平的微弱尝试则彻底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随处可见的穿着纳粹军服或其他奇形怪状的李鹏画像。许多标语上把他的名字颠倒着写出，还在上面打上黑叉叉，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司空见惯的侮辱人的手法。
大多数公民的权力，即使是以前并不真正存在的，这时都被戒严令正式取消了。这些包括集会游行、罢课、罢工、成立非官方组织等等。接受外国媒体采访也变成非法行为。然而，在戒严部队并没有真正试图冲进来的形势下，对戒严令的实施只能从国外才能看到。
北京的早晨是美国东海岸傍晚的黄金时段。CNN正从长城饭店后院的一个小花园里实况播送其每天晚上的《黄金新闻》节目。麦克·奇诺伊已经设法把这一片小地方改造成一个能直接上传卫星的临时播音室。主播伯纳德·肖应该是坐在一张小桌子后面宣读当天的头条新闻。但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刻，那张小桌子已经显得很不合适了。CNN知道他们随时都可能被掐断，他们召集了当时在北京的几员大将，东京办公室主任约翰·路易斯、莫斯科办公室主任斯蒂夫·赫斯特以及北京办公室主任麦克·奇诺伊本人一起到场。这三个明显睡眠不足的记者加上伯纳德·肖一起因为拥挤而别扭地站在桌子前面，对着电视镜头分享着他们这个时刻的感想。然而，实况播放的镜头几乎立刻就转到了另一个所在。
随着戒严令在北京实施，几乎有一百万美国家庭在收看CNN。当镜头从主播的小桌子那里转开时，他们看到两个中国政府官员走进了设在饭店内的CNN转播控制室，命令他们立即停止播放节目。CNN很快地把屏幕一分为二，同时播放控制室里的情形和在美国亚特兰大市总部里副总裁珍妮·麦克斯韦正在电话上处理这个事件的过程。CNN坚持要有一份书面的命令。那两个中国官员之一带着明显的犹豫和不安拿出了一个便纸本，草草地写下了几句话。然后，在全世界观众的注视下，CNN在给它那小主播桌子最后的镜头后就结束了其从北京实况播放的节目。伯纳德·肖和三个办公室主任分别讲了他们简短的告别词，表达他们对正在耳闻目睹的非常事件的震惊。伯纳德·肖所受的刺激如此之大，只差两天就过四十九岁生日的他回到房间后竟痛哭失声。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正在播放其收视率极高的肥皂剧《达拉斯》的本季最后一集的情节高潮时被其新闻主播丹·拉瑟从北京插进来打断。他正撞见几个中国官员走进CBS位于香格里拉饭店里的控制室。丹·拉瑟试图在实况镜头上询问这些来访者，却没法得到任何明确的回答，只好自己对着镜头叹气：“你们搞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的，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他的观众却并不买账。许多人打电话抗议他毁坏了他们最中意的节目。
外国电视新闻台继续跟踪着北京正在发生的事件。他们主要采用电话采访，辅之以通过电话线传输出来的照片和每天由国际航班旅客偷带出来的录像带。
Monday, January 11, 2010
天安门对峙中文连载： 第十章（之四）
一小时以后，人民大会堂内大会议厅灯火通明。一千左右干部在这个不寻常的时间到这里来开会，人人表情肃穆。主席台上没有平常开会时惯有的花团锦绣装饰，显得空空荡荡。台上只有一条长桌，上面铺着白色台布。几位官员坐在桌子后面，他们之中一些人看起来穿的是休闲的便服。李鹏总理和杨尚昆主席位居中间，边上是另外几位政治局成员。最为显眼的是，赵紫阳不在场。
李鹏穿着一身深色“毛服”，纽扣扣得很紧密。他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着，脸上带着一副大眼镜。他站着宣读了一份准备好的讲话稿。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显然是仓促召集的场合，他的讲话还是典型的冗长。他指控说阴谋分子在拿绝食学生作为人质要挟政府。他声称绝食学生代表自己承认他们已经不能控制局势，这很明显指的是吾尔开希在他们唯一一次会见时冒出来的话。现在北京和全国各地都已经出现了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人民共和国的前途和命运，已经面临严重的威胁。”他猛地挥动拳头自右向左地一击，以示强调。然后，他宣告了将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戒严令在早晨十点整生效。
国家主席杨尚昆在他简短的发言中解释说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已经到达城市郊区。他们会在夜间进城“恢复秩序”。他强调说部队不是针对学生来的。最后，北京市长陈希同公布了一系列戒严状态下必须遵守的法规。
李鹏的讲话和即将到来的戒严在午夜时分通过电视新闻和市区内高音喇叭为公众所知。一瞬间，天安门广场变成了一个抗议的海洋，学生广播站反复不断地播放着慷慨激昂的国际歌。成千上万的人齐声高唱着。
在一片混乱的广场中心地带，张伯笠主持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一直泣不成声，语无伦次。当一位记者问道他们在戒严令下会采取什么行动时，他高声叫道广场上现有的大约二十万学生将留在广场，举行集体绝食抗议。所有人都被惊呆了。李禄急忙捅了张伯笠一下，后者立刻意识到他说错话了，“我更正，我刚才说错了。我们是集体静坐，不是集体绝食。”
李鹏穿着一身深色“毛服”，纽扣扣得很紧密。他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着，脸上带着一副大眼镜。他站着宣读了一份准备好的讲话稿。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显然是仓促召集的场合，他的讲话还是典型的冗长。他指控说阴谋分子在拿绝食学生作为人质要挟政府。他声称绝食学生代表自己承认他们已经不能控制局势，这很明显指的是吾尔开希在他们唯一一次会见时冒出来的话。现在北京和全国各地都已经出现了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人民共和国的前途和命运，已经面临严重的威胁。”他猛地挥动拳头自右向左地一击，以示强调。然后，他宣告了将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戒严令在早晨十点整生效。
国家主席杨尚昆在他简短的发言中解释说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已经到达城市郊区。他们会在夜间进城“恢复秩序”。他强调说部队不是针对学生来的。最后，北京市长陈希同公布了一系列戒严状态下必须遵守的法规。
李鹏的讲话和即将到来的戒严在午夜时分通过电视新闻和市区内高音喇叭为公众所知。一瞬间，天安门广场变成了一个抗议的海洋，学生广播站反复不断地播放着慷慨激昂的国际歌。成千上万的人齐声高唱着。
在一片混乱的广场中心地带，张伯笠主持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一直泣不成声，语无伦次。当一位记者问道他们在戒严令下会采取什么行动时，他高声叫道广场上现有的大约二十万学生将留在广场，举行集体绝食抗议。所有人都被惊呆了。李禄急忙捅了张伯笠一下，后者立刻意识到他说错话了，“我更正，我刚才说错了。我们是集体静坐，不是集体绝食。”
Sunday, January 10, 2010
Friday, January 8, 2010
天安门对峙中文连载： 第十章（之三）
绝食指挥部这时已经扩充，增加了封从德和张伯笠为副总指挥。大家已经很清楚地看出总指挥自己极少做任何重要的决定。柴玲总是把这个任务完全交给她最信任的副总指挥李禄。但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需要，她就会做一次富有激情和鼓舞人心的演讲，把人心聚集在一起。这天早晨，赵紫阳在他那个异乎寻常地来访时的讲话录音在指挥部汽车顶上的高音喇叭上反复播放着。一种绝望的感觉慢慢地渗入人心。死亡或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的阴影正从天边逼过来。
到处都在传送各种谣言。那个下午，在新华门的吴仁华被一个叫着他的名字的中年人拽到一边。自从与绝食大本营分离后，吴仁华和他政法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已经在那里驻扎了好几天，实际上封闭了这个中南海的正门。那个人在保密的条件下向吴仁华透露了他的身份，告诉他说赵紫阳已经被撤职，北京马上就会实施戒严。吴仁华立刻派出一位信得过的学生纠察去广场报告这一消息。
几乎同时，张伯笠在与李禄交谈的时候看到两位知识分子来找他有急事。他们几乎是完全提着他穿过长安街来到天安门东边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在那里，他们告诉他戒严令将在这天午夜宣布，学生们务必停止他们的绝食活动。他们催促着说，如果绝食停止的话，也许还会有让戒严部队失去进入城市的理由的希望。
张伯笠对停止绝食没有意见，但这不是他所能决定的。于是他奔回广场，先与李禄交换了意见后又一起找到了柴玲。绝对出乎张伯笠意料的是他们俩都即刻同意了停止绝食。于是，他们宣布学生议会的全体会议要在一辆空着的公共汽车上召开。学生纠察队受命在汽车周围保持严密警戒，绝不允许任何人来打断这个会议。尤其是吾尔开希，如果他在这里出现的话。
汽车上，这次会议很反常地简短和顺利。有关即将颁布的戒严令的传谣没有被公开。柴玲和李禄完全以人道主义的理由提议立即停止绝食。有他们的支持，又面临着致命的威胁，即使是先前最激进的代表们也没有怎么反对。173人投票停止绝食，28人反对，7票弃权。决定便这样做出了。
就在这时，吾尔开希暴怒地冲进了汽车，后面跟着一群举着还连在他身上的点滴药瓶的医生和护士。他一直在外面与学生纠察拼斗，纠察队在他的名望和决心面前最终不是对手。尽管他既不是指挥部成员又不是他学校的学生代表，吾尔开希对他被排除在会议之外极为不满。但他也有他的办法。作为北师大的最高领袖，他当场撤了他学校的代表的职位让自己顶上。在全然不顾会议此时已经结束、决定已经做出的事实下，作为新代表的吾尔开希坚持说他有极其重要的新情报，必须重开会议讨论。直到这时吾尔开希才终于顾得上询问一句做出的决定是什么。当被告知是停止绝食时，他慢慢地举起了手，忠厚地说，“我同意。”
吾尔开希那天下午有着再去见阎明复一次的冲动。他和他的女朋友刘燕搭乘一辆救护车混进了统战部。经过一番努力，阎明复出来见了他并告诉了他即将戒严的消息。吾尔开希觉到这个进展的分量，他立刻让刘燕去广场找尽可能多的绝食领袖到统战部来。他们需要与阎明复商量。
马少方和程真先到了，他们立刻就因为这个消息不知所措，哭着要绝水或自焚抗议。慈父一般的阎明复终于让他们安静下来。一会儿，王丹、项小吉、沈彤和另外一些人都赶到了，只有绝食指挥部的领导们不在场。他们不管这个，自己开了一个简短的会决定停止绝食。
阎明复很是松了一口气。他让统战部食堂为学生们准备了一大锅面条。每个人都吃了，尽管他们的复食决定既不正式又还没有公开宣布。这是他们年轻生命中最香甜的一顿饭。一个巨大的负担从他们嫩稚的肩膀上卸下了。在那一瞬间，即将到来的戒严似乎没有了不起。他们交谈着、笑着、互相合影和戏剧般地签名留念。吾尔开希手舞足蹈地踢翻了两只热水瓶，其爆炸声令每一个人开怀大笑。然后他们搭乘不同的汽车前往天安门广场，在那里吾尔开希不得不冲过学生纠察队把他们的决定告知学生议会。
这时柴玲、李禄、吾尔开希和学生议会都同意了，剩下的只是向成百上千的绝食者宣布的事了。郑义已经起草了一个声明，柴玲在指挥部车内平静地宣读，它由车顶上的高音喇叭播送出去。
反应是迅速而混乱的。四周一片愤怒的“叛徒！”和“学贼！”的高喊。许多人涌向汽车，他们砸着、摇晃着车子。就在李禄试图通过他的麦克风让大家安静下来时，封从德冲了进来。他刚从医院里回来就听说了学生议会的会议。他争辩说这个会议的召集不符合程序，参加的代表人数也不够，不足于作出这样关键性的决定。于是，他立刻又自己召集了一次会议。在这个虽然匆忙但还是兢兢业业地查点了人数的会议上，80%的代表投票反对停止绝食。柴玲、李禄和张伯笠对封从德的擅自行为极为愤慨，他们拒绝承认这个会议和投票结果。几个正副总指挥在指挥部爆发了一场推推搡搡的争斗，以封从德气愤地辞职抗议而告终。
极其勉强地，绝食的终结终于成为事实。李禄仔细地安排学生纠察将虚弱的绝食学生送往医院或校园。其他人则选择留在广场。他们在慢慢地进食的同时决定在广场继续进行大规模的集体静坐。张伯笠被两个人几乎抬着奔向中国博物馆的门口，那里有一个电话机等着他。他拿起话筒自报姓名身份后，另一端的声音告诉他那是国务院，他们已经准备好录音。张伯笠对着电话朗读了他们的复食声明，然后把印好的声明散发给在场的几个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的记者。
中央电视台这一次效率异乎寻常地高。九点整，就在晚间新闻开始播送的时候，一行字幕在屏幕底部出现：“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已经停止绝食。”
到处都在传送各种谣言。那个下午，在新华门的吴仁华被一个叫着他的名字的中年人拽到一边。自从与绝食大本营分离后，吴仁华和他政法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已经在那里驻扎了好几天，实际上封闭了这个中南海的正门。那个人在保密的条件下向吴仁华透露了他的身份，告诉他说赵紫阳已经被撤职，北京马上就会实施戒严。吴仁华立刻派出一位信得过的学生纠察去广场报告这一消息。
几乎同时，张伯笠在与李禄交谈的时候看到两位知识分子来找他有急事。他们几乎是完全提着他穿过长安街来到天安门东边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在那里，他们告诉他戒严令将在这天午夜宣布，学生们务必停止他们的绝食活动。他们催促着说，如果绝食停止的话，也许还会有让戒严部队失去进入城市的理由的希望。
张伯笠对停止绝食没有意见，但这不是他所能决定的。于是他奔回广场，先与李禄交换了意见后又一起找到了柴玲。绝对出乎张伯笠意料的是他们俩都即刻同意了停止绝食。于是，他们宣布学生议会的全体会议要在一辆空着的公共汽车上召开。学生纠察队受命在汽车周围保持严密警戒，绝不允许任何人来打断这个会议。尤其是吾尔开希，如果他在这里出现的话。
汽车上，这次会议很反常地简短和顺利。有关即将颁布的戒严令的传谣没有被公开。柴玲和李禄完全以人道主义的理由提议立即停止绝食。有他们的支持，又面临着致命的威胁，即使是先前最激进的代表们也没有怎么反对。173人投票停止绝食，28人反对，7票弃权。决定便这样做出了。
就在这时，吾尔开希暴怒地冲进了汽车，后面跟着一群举着还连在他身上的点滴药瓶的医生和护士。他一直在外面与学生纠察拼斗，纠察队在他的名望和决心面前最终不是对手。尽管他既不是指挥部成员又不是他学校的学生代表，吾尔开希对他被排除在会议之外极为不满。但他也有他的办法。作为北师大的最高领袖，他当场撤了他学校的代表的职位让自己顶上。在全然不顾会议此时已经结束、决定已经做出的事实下，作为新代表的吾尔开希坚持说他有极其重要的新情报，必须重开会议讨论。直到这时吾尔开希才终于顾得上询问一句做出的决定是什么。当被告知是停止绝食时，他慢慢地举起了手，忠厚地说，“我同意。”
吾尔开希那天下午有着再去见阎明复一次的冲动。他和他的女朋友刘燕搭乘一辆救护车混进了统战部。经过一番努力，阎明复出来见了他并告诉了他即将戒严的消息。吾尔开希觉到这个进展的分量，他立刻让刘燕去广场找尽可能多的绝食领袖到统战部来。他们需要与阎明复商量。
马少方和程真先到了，他们立刻就因为这个消息不知所措，哭着要绝水或自焚抗议。慈父一般的阎明复终于让他们安静下来。一会儿，王丹、项小吉、沈彤和另外一些人都赶到了，只有绝食指挥部的领导们不在场。他们不管这个，自己开了一个简短的会决定停止绝食。
阎明复很是松了一口气。他让统战部食堂为学生们准备了一大锅面条。每个人都吃了，尽管他们的复食决定既不正式又还没有公开宣布。这是他们年轻生命中最香甜的一顿饭。一个巨大的负担从他们嫩稚的肩膀上卸下了。在那一瞬间，即将到来的戒严似乎没有了不起。他们交谈着、笑着、互相合影和戏剧般地签名留念。吾尔开希手舞足蹈地踢翻了两只热水瓶，其爆炸声令每一个人开怀大笑。然后他们搭乘不同的汽车前往天安门广场，在那里吾尔开希不得不冲过学生纠察队把他们的决定告知学生议会。
这时柴玲、李禄、吾尔开希和学生议会都同意了，剩下的只是向成百上千的绝食者宣布的事了。郑义已经起草了一个声明，柴玲在指挥部车内平静地宣读，它由车顶上的高音喇叭播送出去。
反应是迅速而混乱的。四周一片愤怒的“叛徒！”和“学贼！”的高喊。许多人涌向汽车，他们砸着、摇晃着车子。就在李禄试图通过他的麦克风让大家安静下来时，封从德冲了进来。他刚从医院里回来就听说了学生议会的会议。他争辩说这个会议的召集不符合程序，参加的代表人数也不够，不足于作出这样关键性的决定。于是，他立刻又自己召集了一次会议。在这个虽然匆忙但还是兢兢业业地查点了人数的会议上，80%的代表投票反对停止绝食。柴玲、李禄和张伯笠对封从德的擅自行为极为愤慨，他们拒绝承认这个会议和投票结果。几个正副总指挥在指挥部爆发了一场推推搡搡的争斗，以封从德气愤地辞职抗议而告终。
极其勉强地，绝食的终结终于成为事实。李禄仔细地安排学生纠察将虚弱的绝食学生送往医院或校园。其他人则选择留在广场。他们在慢慢地进食的同时决定在广场继续进行大规模的集体静坐。张伯笠被两个人几乎抬着奔向中国博物馆的门口，那里有一个电话机等着他。他拿起话筒自报姓名身份后，另一端的声音告诉他那是国务院，他们已经准备好录音。张伯笠对着电话朗读了他们的复食声明，然后把印好的声明散发给在场的几个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的记者。
中央电视台这一次效率异乎寻常地高。九点整，就在晚间新闻开始播送的时候，一行字幕在屏幕底部出现：“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已经停止绝食。”
Wednesday, January 6, 2010
天安门对峙中文连载： 第十章（之二）
一个星期以前，就在绝食学生正在进入天安门广场时，刘刚给陈子明打了一个电话。那时侯，刘刚不仅看到他在高自联里的影响力正在消失，他还痛苦地意识到那个组织本身也会被排挤到旁观席上。他们都曾经反对绝食，提倡比较保守的在校园内建设民主秩序的战术手段。但绝食的学生们以他们自己的步调行事，势将把其他人都抛弃在后面。
刘刚预计到运动将有出轨的危险，他催促陈子明站出来。这个运动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领袖。只有陈子明和王军涛，以及他们自己的那个社经所，才有人力、组织和资源来处理这样一个巨大而又精巧的任务。他争辩说，绝食学生进入广场之后，运动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学生运动。教师、知识分子、工人和市民都会上街支持绝食。因此，他催促陈子明按照他的高自联模式组织起一个更大范围的新的领导机构。
陈子明没有被说服。他还是不确定这场运动是否会成为一个真正重要的势力。他和他的社经所有着更重要的工作要做。他已经花了许多年的精力建设起他们现有的架构，他不能随便就冒有可能对其生存本身构成直接威胁的险。
刘刚的预测在几天之内就随着几百万民众上街游行而成为现实。陈子明终于明白他们必须参与了。他让王军涛利用他的个人关系召集起尽可能多的青年知识分子一起来讨论时局。
蓟门饭店是一家坐落在城市三环路西北角的不甚奢华的新旅馆。它离政法大学很近，又很方便地处于天安门广场和大学区之间。王军涛早先已经为社经所在那里租下了整个一层楼做他们的研究工作。五月十七日，一次非正式的会议就在这家饭店召开，参加者包括了无数著名的中青年知识分子。王军涛主持了第一天的会议，他没有什么确定的议程。严加其和包遵信带来了他们那份把邓小平称作末代皇帝的声明征求签名。王军涛拒绝了，他觉得还不到采用这样激烈的言辞的时候。尽管会议上大部分人赞同王军涛的观点，那个声明还是为他们的会议定下来一个激进的基调。
陈子明选择不参加这个会议。他希望在运动和他那宝贵的社经所之间保持一段缓冲距离。当他得知一个号召停止绝食的倡议根本就没有在会议上得到讨论时很不高兴。王军涛只能苦笑，他告诉他的老朋友在会场当时的气氛中这完全不可能做到。
随后几天，蓟门饭店成了仅次于天安门广场本身的一个活动热点。当他们不在统战部盘恒时，吾尔开希和王丹大部分时间花在这里。更多的人来来往往，在他们广场和大学区两边穿梭的间隙中在这里停留。他们都表现出非常繁忙和重要，似乎他们都是从前线赶回指挥部的将军。然而却很难说他们的行动目的是什么，如果他们的确有任何目的的话。会议陷入了持久战，没完没了的辩论却无法做出任何决定。
还是因为那场即将来临的暴风雨引发的危机使他们暂时找到了一项他们都能同意的事情。很快地，他们决定为清理天安门广场的努力帮忙。一队队的人被派往现场。在广场上，他们还成功地劝说了那群来自中央艺术学院的学生放弃绝水。
刘刚预计到运动将有出轨的危险，他催促陈子明站出来。这个运动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领袖。只有陈子明和王军涛，以及他们自己的那个社经所，才有人力、组织和资源来处理这样一个巨大而又精巧的任务。他争辩说，绝食学生进入广场之后，运动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学生运动。教师、知识分子、工人和市民都会上街支持绝食。因此，他催促陈子明按照他的高自联模式组织起一个更大范围的新的领导机构。
陈子明没有被说服。他还是不确定这场运动是否会成为一个真正重要的势力。他和他的社经所有着更重要的工作要做。他已经花了许多年的精力建设起他们现有的架构，他不能随便就冒有可能对其生存本身构成直接威胁的险。
刘刚的预测在几天之内就随着几百万民众上街游行而成为现实。陈子明终于明白他们必须参与了。他让王军涛利用他的个人关系召集起尽可能多的青年知识分子一起来讨论时局。
蓟门饭店是一家坐落在城市三环路西北角的不甚奢华的新旅馆。它离政法大学很近，又很方便地处于天安门广场和大学区之间。王军涛早先已经为社经所在那里租下了整个一层楼做他们的研究工作。五月十七日，一次非正式的会议就在这家饭店召开，参加者包括了无数著名的中青年知识分子。王军涛主持了第一天的会议，他没有什么确定的议程。严加其和包遵信带来了他们那份把邓小平称作末代皇帝的声明征求签名。王军涛拒绝了，他觉得还不到采用这样激烈的言辞的时候。尽管会议上大部分人赞同王军涛的观点，那个声明还是为他们的会议定下来一个激进的基调。
陈子明选择不参加这个会议。他希望在运动和他那宝贵的社经所之间保持一段缓冲距离。当他得知一个号召停止绝食的倡议根本就没有在会议上得到讨论时很不高兴。王军涛只能苦笑，他告诉他的老朋友在会场当时的气氛中这完全不可能做到。
随后几天，蓟门饭店成了仅次于天安门广场本身的一个活动热点。当他们不在统战部盘恒时，吾尔开希和王丹大部分时间花在这里。更多的人来来往往，在他们广场和大学区两边穿梭的间隙中在这里停留。他们都表现出非常繁忙和重要，似乎他们都是从前线赶回指挥部的将军。然而却很难说他们的行动目的是什么，如果他们的确有任何目的的话。会议陷入了持久战，没完没了的辩论却无法做出任何决定。
还是因为那场即将来临的暴风雨引发的危机使他们暂时找到了一项他们都能同意的事情。很快地，他们决定为清理天安门广场的努力帮忙。一队队的人被派往现场。在广场上，他们还成功地劝说了那群来自中央艺术学院的学生放弃绝水。
Sunday, January 3, 2010
天安门对峙中文连载： 第十章（之一）
第十章 戒严
那天晚上，李禄在一张医院的病床上醒来，耳边听到的是一片瓢泼大雨。他自己终于垮下了。在打了五瓶点滴又睡了八个小时以后，他感觉好多了，尤其是在他被告知所有的绝食学生都已经在暴雨之前安全地转移上公共汽车之后。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医院里面的情形。这里住满了挂着打点滴水瓶的绝食学生。病床边茶几上放有粥、面包和水果，但几乎没有人看这些食品。李禄极其感动。他以副总指挥的身份要求他们进食，并且自己亲自做表率喝了粥。大多数人颇为勉强地服从了。
第二天李禄回到广场时，看到那地方现在干净整齐非常地又惊又喜。在暴雨来到之前，学生志愿者花了极大的气力清除了绝大部分垃圾。大雨则又把剩下的连同酷热一起清洗干净。在公共汽车行列的中间他看到一辆挂有“绝食指挥部”大横幅的车，顶上装有面向四面八方，随时准备播音的高音喇叭。这场面看起来极其可爱。
傍晚，学生议会经过又一次辩论再度决定继续绝食，尽管他们将要进入绝食第七天的危险境地。大多数绝食者虽然仍然表现出坚持到底的英勇，他们似乎也已经接受了他们的命运。那天晚上他们睡过去时，完全不知道第二天，五月十九日，会带来什么。
就在凌晨五点钟左右，广场西北角的黑暗中突然发生一阵骚动，那里的学生们在喊叫和奔跑。不久，通讯员跑到绝食指挥部的汽车上报告说发现赵紫阳和李鹏出现在那里。惊讶中的李禄匆忙召集了一队学生纠察前往那里带他们到指挥部来，他自己也随后奔去。
但他们都太晚了。来人就在广场的边缘停下了，没有进入广场的意思。赵紫阳的后面是铁青着脸的李鹏，以及包括阎明复在内的一些官员。跟随他们的是一群记者，电视摄影记者很快用灯把这一片照亮了。赵紫阳这时已经完全不是上次在公共场合露面时与戈尔巴乔夫谈笑风生的那个总书记了，他看起来就像一个被击垮了的老人。这次，他穿的是一件灰色的“毛服”，扣子一路紧扣到领口。他的头发仍然紧密地向后梳着，但顶上显露出比平时多得多的白发。当学生们向他涌来时，他显得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学生们把他引上就近的一辆公共汽车，李鹏这时也上了另一辆车子。车子在拼命地往上挤的学生们的推动下摇摇晃晃，赵紫阳在那狭小的空间里艰难地维持着平衡。四周是要求学生们坐下安静的叫喊，但更多的人还在拥挤。赵紫阳面对着一个电视摄像机，拿过学生手中的一个小型喊话筒，开始用他浓重的口音说话。他的嘴唇干裂，嗓音嘶哑。他不是在像一个中国领导人习惯的那样宣读准备好的讲话稿，赵紫阳看起来是直接从自己的心里说话。他向学生道歉说他来得太晚了，承认他应该接受批评。不过他解释说他并不是来请求原谅的，而是来请求学生停止绝食的。他似乎搞不清楚绝食究竟已经进行了多少天。他断断续续地讲了大约6分钟，一会儿以学生的健康做祈求，一会儿保证政府会保持对话的渠道敞开。但他的确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可以提供给学生。他以一个爷爷的口气请求学生珍惜他们的青春：“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但你们还年轻。”车上的学生们没有任何回应，他们把笔记本、帽子和围巾伸到赵紫阳脸前请求签名，赵紫阳耐心地签着。然后，就在指挥部的学生领袖们能够到达之前，所有的来客就被领出去了。他们就像来这里时一样迅速和神秘地消失于黑暗里。终其一生，赵紫阳从此不再在公共场合中露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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