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对峙中文连载： 第十一章（之十二）

五月二十八日，星期天，被指定为全球示威的日子。全世界的大城市里的中国学生和华侨走上街头声援他们在祖国的同胞。但在北京，这却是一个相对来说没多大意思的日子。这里的学生们举行了一次骑自行车游行。为了接触到更多的市民，他们把游行路线分成几部分，距离市中心都很远。结果它完全没有他们在以前几个星期里已经习惯了的规模和气氛。更令人警觉的是市民的支持和热情有了明显的衰减，他们现在对这些没完没了的游行显得漠不关心。带着食物和钱到天安门广场来捐献的人流也减少了。不过更多的学生还在从外地到来，在人数上足够补上那些正在离开的学生。

柴玲这天觉得异乎寻常地郁闷。在粉碎了撤退的计划之后，她自己现在被运动无法确定的前景所烦恼。环顾四周，她其实看到的是一个已经变得相当赏心悦目的地方。大量崭新的帐篷已经从香港抵达。学生们正忙于支起帐篷，把它们按颜色排成不同的区域。根据规划，这些明亮的红、蓝和黄色的帐篷将构成十个各有不同作用的小区。这个焕然一新的帐篷城给人一种秩序和力量的错觉。柴玲很是佩服，她所信赖的助手李禄一直是在勤奋地工作着。

柴玲一直对李禄的办事和领导能力深为钦佩。她相信他才是这个运动所需要的强有力的领导人。李禄对撤退计划的坚决抵制更强化了她的看法。相比之下，她看到了自己的软弱之处。

戒严已经进入第八天了。谣言继续在传播着。就在这天早晨，有“确实的情报”说一队神枪手已经潜入了广场，准备好了在一分钟之内暗杀所有的学生领袖。那场撤退不果的闹剧也造成了深刻的心理创伤。好几个人在那天早上前来辞职。曾经帮助修改柴玲的《绝食宣言》的作家白梦懊恼地放弃了他的宣传职位。张伯笠告诉柴玲他要离开一段时间，准备写一本关于这场运动的书。作家郑义和他的妻子也在收拾行李，他们也变得极其失望。这两人以已经没有换洗衣服为由决定了这是他们离开这里，回到在偏远的陕西省的家的时候了。

这样，就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保卫天安门指挥部萎缩了。只剩下了李禄、封从德和柴玲，以及一小组茫然不知所措的志愿者。柴玲打定了主意，这也是她自己走开的时候了。但在离开之前，柴玲觉得她还有一两件事要做。她希望能留下几句话，这样她的想法不会随着她自己的消失而消失。她也还要见她丈夫一次，也许她能说服他一起走。

柴玲独自穿过长安街来到北京饭店。她在那里找到了金培力，一位在北师大学习中国历史的美国研究生。随着北京的事件逐步升级，许多外国留学生都在或者自愿或者被雇佣地为各个新闻媒体做报道工作。金培力也不例外，他在为英国广播公司新闻部工作，并通过这项工作认识了柴玲。

金培力立刻就察觉到这个“失态、恐惧和哭泣着”的来客正面临着某种威胁而准备要逃跑。柴玲请求他在她动身之前协助录制一些“最后的话”。在他们走出饭店时，他们遇到了一位名叫梁淑英的香港女记者，她立刻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他们坐进一辆出租车漫无目的地转了一会儿，然后金培力才决定前往他的一个朋友的住所。在车里，柴玲写了一张纸条授权金培力可以以她的名义发言，这可能是在准备着她的被捕或死亡。这位年轻的美国人因为她的认真态度又震惊又害怕。他在一间小卧室里让柴玲面对着录像镜头坐在床沿，手里再拿上一个盒式录音机。柴玲马上就开始了讲话。

她的开场白很平静和忧伤：“我想这可能是我最后的几句话了，因为现在的形势就是越来越残酷。我叫柴玲，我今年二十三岁。”她回忆起她在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会上加入了这场运动是的情形。当那三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跪下请愿时，她看到了广场上学生们的眼泪。她看见她丈夫封从德咬破手指在手绢上写血书。她记起绝食的发动，与阎明复的对话，还有李禄要自焚的想法。她在重述整个运动的过程中穿插着许多对其他学生领袖的负面看法，尤其是那些当初反对绝食，现在还在继续试图与政府妥协的人。她很难受，她的嗓音嘶哑，停顿，有时候几乎听不清。后来，她终于忍不住失去控制地哭起来。她没法面对她所热爱的运动正在分化和丧失其纯洁性这个事实。她绝望地哭着说，就在政府方面开始团结起来变得强硬时，学生们却走向相反的方向。在没有提供任何具体名字或证据的情况下，她宣称就在学生领导团体的内部就有叛徒、贪污犯和为政府工作的特务。

金培力觉得他不能不插话了。他轻轻地问道，“这次学生运动……最黑暗是哪一天？”柴玲毫不犹豫地回答：“最黑暗的还还没来呢。”她把矛头指向那些主张学生撤退的那些“所有的人”，不留余地地宣布说天安门广场时学生必须坚守的最后和唯一的阵地。他们绝对不能撤退。

柴玲看起来对别人试图夺她的权尤其地深恶痛绝。她解释说她必须死死抓住总指挥这个位置是因为她需要这个权力去对付那些主张撤退的势力。她控告说，其他的领导人，包括高自联、首都联席会议、还有所有那些自己宣布成立的组织都在挖她的墙角。尤其是刘晓波和吾尔开希，两个她极其气愤地点出了名字来的人。尽管吾尔开希已经至少两次对运动造成巨大的伤害，他们关心的还完全只是领袖的地位。而年龄大一些的知识分子们则只关心他们自己的形象。

接着，就像一个钟摆重新回到另一个方向那样，柴玲满怀深情地回忆起绝食早期的日子。她说，那是运动的最好的阶段，所有人都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运动是纯洁的。市民因为学生唤醒了他们的同情心而支持他们。她觉得运动是在北京市民用自己的身体把戒严部队阻挡在郊外时达到了光辉的顶峰。但这个愉快的想法只持续了不到两分钟，她的思路又马上被不确定的未来所占据。就这样，她说出了一段将永远跟随着她的一段话：

学生们总在问下一步干什么，我们能达到什么要求？我心里觉得很悲哀。我没办法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后无赖至极时，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公民。我想当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民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团结起来。但这种话怎么能跟同学们说？

至少从字面上看，这些话语带着作为总指挥的柴玲自己的阴谋意味：她可以有意地把运动引导向流血，以此来达到唤醒民众的目的，却又不能把这个目标告诉听从她指挥的学生。但在这一个时刻，柴玲却只关心着其他人的阴谋，不停地控诉“上层人士、人物名流”为了“达成个人的交易”“帮助政府，不让政府采取这种措施，”而要学生撤离广场。她变得越来越情绪化和语无伦次。她谈起了她的丈夫，他们原有的一起出国的计划，她的父母，和她对家庭欠下的债。

金培力再次打断话题。他让柴玲描述一下她自己下一步的计划。柴玲又说出了一些以后会回过来永远地纠缠着她的话：

下一步作为个人，我愿意求生下去。广场上的学生，我想只能是坚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不过我相信一次大的革命很快就要到来的。……下一次运动开始的时候，我想我还会再站出来，如果我还活着的话，我想最终的就是推翻这个没有人性的、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反动的政府，而建立一个人民自由的政府，而让中华人民真正地站起来。让一个人民的共和国真正地诞生。

梁淑英小心地询问关于在五月三十日撤退的计划。柴玲毫不留情地指控那个方案已经对运动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她后悔她没有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她再次指责那个计划是一个阴谋。如果他们的确撤退的话，“那么中国就要复辟了”。

“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上坚持吗？”梁淑英低声问道。

柴玲耸了耸肩，“我想我不会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个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这样想。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我自私。但我觉得，我的这些工作应该有人来接着干下去。因为这种民主运动不是一个人能干成的。这些话先不要披露？好吗？”

最后那句话显示出柴玲终于察觉到她所说的话并不适合公开发表。她这个“最后的话”录完了，柴玲需要做的只是在离开之前与她的丈夫告别。

天安门对峙中文连载： 第十一章（之十一）

柴玲很高兴地看到从人民英雄纪念碑那里迎上来的李禄。不过这个愉快的感觉也没有能持续多久。李禄一听到撤退的计划就觉得莫名其妙，“这个提案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三百多位学生代表投票要坚守广场才刚刚两天。你们怎么能这么快就推翻这个决定？这是违反民主原则的。”柴玲试图为这个决定辩护，但她自己也知道没什么说服力。李禄变得越来越气愤。他叫嚷道，如果他们现在撤退，就再也不可能把学生召集在一起。军队会完全控制局面。六月二十日的人大常委会会议如果不被取消的话也只会是在刺刀之下举行！

当刘刚和其他一些联席会议的人员来到天安门广场时，他发现柴玲已经改变了主意。柴玲告诉他这是李禄的决定。刘刚立即找到李禄向他解释撤退的计划。他强调说这不是一个完全的撤退，而是向校园做战略转移。李禄礼貌地倾听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刘刚紧盯着李禄戴着的大墨镜，却看不到他的眼睛。他知道有麻烦了。

封从德在联席会议开会之前就已经安排过一个记者招待会，这在此时成为运动期间少有的一个大场面。几乎所有主要的学生领袖都难得地聚集一堂。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上，吾尔开希、王丹和柴玲站在中间。李禄、张伯笠、刘刚、王军涛和一些来自联席会议的知识分子席地坐在他们后面。领袖们的面前有好几排摄影镜头，准备好要记录历史性的时刻。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市民拥挤在记者后面。这阵势看起来不像是一个记者招待会，倒像是一个群众大会。

吾尔开希首先发言。他已经好多天没有在公众场合露面了，这天他看起来已经没有病痛的迹象，后面也不再有跟随着的氧气袋和护士。刘刚本来是安排他为运动的成就做一个总结作为引子，吾尔开希却把它当作了他自己再度出山的机会。快乐、轻松的他似乎随意地开始为他在五月二十一日凌晨嘶喊撤退的“昏头”决定做真诚的道歉。他说他很可能让运动失去了一个团结一致的黄金机会。他那自然流露的魅力征服了全场。这一次，他没有晕倒。

这是一个很难接续的表现。当王丹接下来站出来时，他看起来正好是满怀激情的吾尔开希的反面。生硬、平淡，带着一副几乎遮住他半张脸的大眼镜的王丹右手拿着麦克风，左手握着几张薄薄的纸。他艰难地阅读着在风中颤动着的稿纸，这就是那个冗长的《十点看法》。已经被吾尔开希激励起来的听众又恢复了平静。

王丹直到读到第八点时才得以稍微抓住大家的注意力。他稍停了一下，然后缓慢、轻轻地念到：“建议学生在五月三十日撤出天安门广场。”王丹继续念着声明，人群中的学生们则互相交换着不解的目光和观点。

刘刚很是担心。他在王丹讲话的时候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一个详细的撤退计划，具体规划出学生如何从天安门广场游行出去。他知道大部分学生是从外地而来，他指示他们按照他们学校所在的地区前往指定的某个北京的大学校园。他把计划递给下一个要讲话的柴玲。

柴玲站起来的时候一只手里握着刘刚的纸条，另一只手接过了麦克风。她没有费神去看那纸条一眼，却平静地把纸条塞进她穿着的牛仔裤的裤兜里。然后她说，“五月三十日撤退的决定不是我们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做的。那也不是广场上学生的意愿。”她然后转过身来，手指着刘刚提高嗓门叫道：“是他们！那只是这些所谓精英知识分子的看法！”

记者招待会在一片糊涂的状态下匆匆结束。刘刚和他的“精英”们躲进了一张帐篷。他们压不下心中的愤怒，私下里对柴玲恶言咒骂着。当那个《十点看法》最终被印刷分发时，第八点已经回到了原来的语言：“如果人大常委会不在最近几天召开紧急会议，广场的抗议将至少持续的六月二十日。”

天安门对峙中文连载： 第十一章（之十）

他们最后完成了对声明的讨论时已经是下午很晚的时候了。但会议还没有结束。北师大的文学和哲学教授刘晓波建议说他们的运动需要有一位更引人注目的领袖，一个公众心目中的英雄或者中国版的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莎。他宣告说，只有在有了这样的一位领袖之后，运动才能在从天安门广场撤退之后继续团结群众，坚持公民对抗行为。他心目中早已有了一位候选人，因此他立即就提名吾尔开希担当他命名为“人民发言人”的角色。

三十四岁的刘晓波一直是在挪威和美国旅行，讲授中国哲学和文学。这年的春天，他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访问，突然感受到了他必须回北京参加正在爆发中的运动那无可压抑的欲望。于是他立即登上了一架回国的飞机。正当他在东京机场转机的时候他得知了《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的发表。在那个关口，他犹豫了，不知道是继续前往北京还是飞回纽约。最后还是北京赢了。

回家后，他很高兴地看到他自己学校的学生正处于运动的中心。现在在这个会议上，他极力赞誉吾尔开希作为天生的领导人的风采和才能。吾尔开希也成竹在胸。他接着自己发言声称他是运动中最富有魅力，最有知名度的领袖。他看起来深受听众的认同。

封从德实在是忍不住了。他气愤地反对这一提名，指控吾尔开希不成熟、缺乏经验，以及更严重的是，有着强烈的不顾规则擅自说话的作风。他指的是吾尔开希在天安门广场做的那些导致他被高自联开除的自以为是的行为。吾尔开希对这些指控没有反驳，他自我辩护说将来有了刘晓波这样的老师指导，他能够做得更好。

这一切终于成为最后的一根稻草。封从德和柴玲再也没有耐心了。他们已经在这个会议上花了七个小时，是离开的时候了。作为临走前的姿态，柴玲宣布她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与这个会议不再有任何共识。就在他们怀着厌恶的心情走出会场时，吾尔开希作为“人民发言人”的提议被搁置了。王军涛追了出来试图安抚这一对愤怒的年轻人。

离开会场之后，封从德随即赶往北大去追讨高自联刚刚答应提供的捐款。柴玲独自一人前往天安门广场。她一直没法从脑海里剔除刘晓波和吾尔开希的模样。她已经看到过太多的人试图从她手里抢夺领导权。从高自联到新来的外地学生，他们总是在试图推翻她的指挥部，夺取权力。现在这个刚刚在几天之前还支持她的首都联席会议也转向与她作对了。就在她接近天安门广场时，她开始对三天以后从这里撤退的决定有了严重的怀疑。

天安门广场在这一天也不是她的庇护所。就在她走进去的时候，所有悲哀的现实同时向她迎面扑来。这是一个肮脏、病态的所在，人们既疲惫又气愤。一位小男孩模样的学生纠察带着愤怒和厌恶的情绪对着她冲过来。他告诉她他来自青岛，中国东北部的一个港口城市。他们几百个同学一起来参加运动。因为他们穿着统一的海员学院制服，他们全部被委派作为学生纠察，专门在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内圈的警戒线上站岗。他哭着告诉柴玲说他们全都努力工作了好多天。但他们都看到了什么呢？“没有一件好事！”他说，我们看到你们这些领袖来来往往，没干一件实事。我们看到无数的内斗和腐败。我们一件好事都没看到！他告诉柴玲他的大部分同学都已经带着极度的失望回家了。只有十来个人还留在这里。为什么他还留在这里？他说，我就是不愿意放弃，“我就是想要看看，广场究竟能乱到什么程度，这个国家还有没有希望？”

小男孩的说出的话听起来就是柴玲早先在她自己激情澎湃时写下的《绝食宣言》的直接回响。她曾经用几乎就是同样的语句激励了几百位和后来的几千位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可是这次，这些语句转头冲着她来了。她自己的运动正在排斥她的追随者。她没有什么可以对这位男孩说的。她突然想起了她的丈夫封从德。有一次在谈论学生之间无休止的内斗时，他曾经自嘲道，“现在我明白李鹏为什么要戒严了。”这很悲哀，令人抑郁地悲哀。

天安门对峙中文连载： 第十一章（之九）

刘刚也失去了耐心。在缺乏迫在眉睫的威胁的形势下，天安门广场的局面又退化成与过去一样的混乱和不堪。他对外地新来的学生尤其忧心。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正在利用这个形势占便宜。他们来到北京后整天四处旅游，只是到了夜晚时分才来到广场领取免费的食物和住宿。以他过去学物理的背景，刘刚觉得这场运动已经进入了一个布朗运动阶段。这是一个众多随机事件的综合，只会引发无法预测的结局。在足够时间之后，它还可能演变为无法控制的热核反应。因此，他在最近几天里一头扎进首都联席会议里试图说服每一个人他们需要结束对天安门广场的占据。他已经赢得了包括这个组织名义上的领袖包遵信的一些知识分子的支持。但其他的许多人则激烈反对。郑义和陈明远主张天安门广场的确是他们最后的堡垒，而只要他们坚持下去，胜利已经在望。

五月二十七日早晨，刘刚带着一个明确的目的来到天安门广场。他必须把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领袖们拉到联席会议会场来讨论将来的计划。李禄在第一天之后就再也没有参加过这个会议。他觉得那只是一个没用的胡闹。他偶尔会把柴玲支配去参加会议，让柴玲能够得以离开广场在那些没意义的会议中得到休息的机会。有了他自己的学生议会支持指挥部，李禄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参与首都联席会议。而刘刚已经明白，任何计划的成功希望都依赖于柴玲和李禄的首肯。

可是刘刚这天早上还是没法说服李禄去参加会议。柴玲和封从德俩人倒是跟着他去了。这天正好是这些天来与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场合的封从德在人群中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他很惊讶地发现一直不在天安门广场的王丹在这里却承担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但他不认识因为有重要议程而专门来主持会议的王军涛。这天的安排是讨论他四天前为大会开幕时指定的第二项重要任务：为这个运动提供一个清晰而统一的目标。

会议开始时先由柴玲简要介绍了当时的形势。出乎众人的意料，她提供的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破败景象。外地的新来者已经完全失控。他们开始组建自己的组织与她的指挥部争权夺利，垃圾在堆积，广场是一片狼藉。柴玲极其疲惫，完全不像是一个随时准备保卫天安门广场的总司令。杨涛的空校计划也被提出但没有收到什么反响。王丹觉得这个主意完全不可能实行起来。吾尔开希同意王丹的看法，但也表示他自己愿意到外地去宣传鼓动支持北京的力量。

王军涛把会议拉回到原来的议程。联席会议中的两位作家已经写好了又一篇声明，这次的题目很平实：《我们对时局的十点看法》。这是一个他们集体的观点和要求的大杂烩。令封从德和柴玲不安和难受的是这些知识分子们随后开始了历时几个小时的字斟句酌的争论。又一次，他们竟然为运动的起源是“纯粹自发”还是“基本自发”议论了很久。封从德注意到很多人在打瞌睡，他终于体会到李禄对这个会议的那些看法。

王军涛为会议买来了肯塔基炸鸡做午餐。这对屋子里的大部分人来说是一顿奢侈的消费。像几乎所有人一样，柴玲对王军涛有一个非常好的印象。她发现他善于理解和支持对方，是在人堆中她可以信任的极少数人之一。王军涛一直在留意地扮演着他心目中的华盛顿角色。他尽最大努力保证每个人都在会上有发言的机会，并避免表现出他自己的任何主观判断。即使是在听取一些他觉得是荒唐或无法同意的观点时，他也不停地微笑着，勤奋地点着头。他这个做法赢得了很多朋友，保证了这个会议不至于分崩离析，但这个四处讨好的风格却也令他那些比较接近的朋友极为恼火。许多人公开指责着他没有原则。刘刚担心王军涛经常变更的立场会使他们失去许多宝贵的机会。

在吃午餐时，他们得到消息人大常委会主席万里已经从上海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支持戒严。这是他们又一个重大的挫折。

会议在下午继续讨论他们的《十点声明》。其第八点指出，如果人大常委会不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的话，占据天安门广场的行动将至少持续到六月二十日，人大常委会开会的日子。就在大家对这一期限没什么异议的时候封从德站起来发言了。他以主管财政的身份向大会提出他们的财政状况不可能再坚持三个星期。事实上，他说他觉得他们已经不可能再维持一两天。他接着解释了他们是如何在巨大的赤字状态下运行。他要求已经离开广场的高自联立即把私自带走的捐款交还给广场。

与会者都惊呆了。在他们想象革命和胜利的宏大远景时，从来没有对钱和买面包这样的细微末节用过任何注意力。在压力下，高自联负责财政的一位学生答应将马上交出一部分捐款。但他同时声明他们手中的款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丰厚。按照封从德所报告的花钱速度，也绝不可能让他们坚持到六月二十日。

王军涛自己并不觉得缺钱的事会是一个大问题，大笔的捐款已经从香港和台湾发出，指日可待。但封从德的数字加上柴玲早先的介绍已经把钟摆推向了尽早撤退的方向。在少数一些死硬派的失望中，会议很快决定把撤退日期改为五月三十日。这个日子是让指挥部有一两天的时间做好准备。这时所有人的眼光都投向柴玲，这个矮小而强硬的总指挥有着最后的决定权。

柴玲在这一时刻却是疲惫大大多于强硬。她温和地轻声发言。从绝食的一开始她的日子就很艰难。虽然他们尽了全力，天安门广场上的形势却依然令人难受。她已经受够了。是的，她举起手对会场说，她同意这个撤退计划。几乎所有人也都跟着举起了手，这个决定被记录为全票通过。

天安门对峙中文连载： 第十一章（之八）

在北大，当地的学生却萎靡不振。在成立了一个多月以后，筹委会还在使用着这个临时的名字。他们的人员减少了不少。柴玲和封从德永久性地驻扎在天安门广场，王丹一直在城里混迹于知识分子圈子里，即使是沈彤也极少在他那个设立在三角地边上的媒体中心露面。只有杨涛，王丹在民主沙龙里的一个好朋友，和他的一些朋友们还在校内坚持着。

他们一直在幕后做着异乎寻常的工作。在决议支持绝食学生以后，北大成了一个为前线服务的主要后勤补给站。他们在天安门广场设立了一个供应点，发动了大批学生去募捐、采购并把急需的物质源源不断地运送到那里。这个临时拼凑出来的供应线以出色的效率运转着，是绝食和随后的静坐抗议能够得以坚持的主要原因之一。

同时，他们继续在校园内巩固他们的成果。他们的媒体中心已经成为整个西北郊区众所依赖的新闻来源。每天，无数的人群来这里收听他们的广播，获取他们的刊物。当王超华为高自联那场短命的整顿需要人手时，她是在这里找到了最多的人力资源。他们并且选举杨涛成为高自联的新主席。

越来越多的学生从天安门广场回来报告他们的失望。那里已经被从外地到达的学生所控制。这些刚刚才来到这里参加运动的人坚持要延长对广场的占领。因为人数上的绝对优势，他们主导了学生议会以及所有的决定。

杨涛明白他们需要一个退出的战略。以他在校园内的视角，他发现学生们实际上无事可做。他们不需要上课、学习或做任何学生该做的事情。他们对天安门广场的场景很是厌倦，因此早已不像一个星期以前那样经常去那里。许多学生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或者回家或者出去旅游了。看到这一切，杨涛突然有了一个让所有学生都回家的“空校”主意。如果学生集体离开学校、离开首都，戒严部队将失去目标。这可能是一个与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同样富有戏剧性的举动。

五月二十六日早晨，杨涛自绝食以后第一次踏足天安门广场。他在一辆停着的车子里找到了柴玲和封从德，向他们提出空校计划。这一对夫妇非常感兴趣。封从德建议他们可以计划更多的行动。回到家乡的学生可以在每个星期天上午在附近的城市中心定期集会。这就好像他们把天安门广场撒向了全国各地！

他们一起把这个主意扩展为一个全民不合作、不服从运动的方案。一个单独的天安门广场将演变为几百个甚至几千个“民主广场”，学生们可以在那里启蒙和教育当地的居民，发展草根运动。只要政府继续拒绝学生的要求，这个行动似乎可以无限期地坚持下去。

天安门母亲为斯诺扫墓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中国是耳熟能详的人物。1972年去世之后，他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他曾经执教过的北京大学校园里，墓碑上雕刻有叶剑英元帅题字的“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字样。

斯诺先生的未亡人露易丝·惠勒·斯诺在1989年之前一直是中国政府的常客，后来她因为对天安门屠杀的愤怒而一度拒绝访华。2000年时，七十五岁高龄的斯诺夫人自己持着私人旅游签证再度来到中国。她希望见到丁子霖但因被中国政府阻扰未能成功，只见到另一位天安门母亲（那位母亲后来一度被政府拘留）。斯诺夫人后来再也没有去过中国。

天安门母亲团体从那时起便承诺了关心着她们的斯诺夫人，每年在斯诺先生的忌日代替她扫墓。十年来，她们风雨无阻，不顾政府时常的干扰，每年坚持在二月十五日为斯诺先生扫墓。

这里还有她们去年扫墓的报道和照片。

天安门对峙中文连载： 第十一章（之七）

戒严已经实行一个星期了，可这个形势本身似乎已经被遗忘了。在处于被围困状态几天以后，这座城市开始回到一种奇怪的平常。一些公共汽车线路还没有恢复运行，但大部分已经正常。一直有人在不断地呼吁大罢工，却没有任何响应。人们每天照常上下班，但在路上会特意绕道经过天安门。那里学生们的存在给他们一种他们不完全能理解的安全和踏实的感觉。

街上几乎没有任何警察。在一些繁忙的交通路口，车辆依照一个学生笨拙的手势信号缓慢地流淌着。一般而言，这是一个看起来十来岁的男孩，他的脸上和身上覆盖着一层尘土，看起来很累很疲惫，但他坚定而严肃地站在路中央。他头上带着的红色或白色的发带是他在这里的权威的唯一来源，他还手上还可能会有一两面小红旗。他有可能已经在那里站了好几个小时，没有食物或饮水。但他坚持着把手臂伸出、收回和转向，一丝不苟地指挥着复杂的车流。他的信号其实可能是混乱甚至错误的，但没有关系。公共汽车、轿车、卡车、摩托车、自行车、三轮车甚至行人都自觉地慢行，小心地通过，没有人抱怨。

甚至平时那无处不在的刺耳的车喇叭噪音也消失了。交通畅通，事故数量急剧减少。人们在公共场合不再争吵。他们低声谈话，偶尔还会对陌生人露出微笑。

小偷和罪犯也进入了休眠期。天安门广场的一张大字报骄傲地宣称全市的所有小偷已经开始了他们自己的罢偷运动，他们要帮助学生维持城市的社会秩序。这大字报几乎无疑是一个幽默的恶作剧，但大家都感觉到这个古老的城市在戒严之中、没有官方执法的情况下已经变成了一个更温和、更友善的地方。

但戒严的阴影也是无时无处不在。这座城市同时表现得像是处在一场战争或人民起义的混乱之中。交通随时会被经常发生的游行所阻断。学生们并不需要公共汽车来往。他们可以在任何一条街道旁拦下过往的车辆，免费搭便车前往他们的目的地。司机们都乐意装载他们，一路上还向他们讨要签名留念。

飞虎队摩托车引擎的轰鸣也经常打破静寂，他们继续在全市范围保持着警戒。一旦他们来报告哪怕是细微的军队移动迹象，一个学生和市民的团队会立即被组织起来。他们拦下卡车奔往需要的地点。一到那里，他们设立起路障和车辆检查关口，在那里守护上好几个小时，甚至几天。

冯正虎回到家了

冯正虎到家了：

天安门对峙中文连载： 第十一章（之六）

刘刚对天安门广场上出现的“海德公园”场面却不是那么兴奋。事实上，他每次来到广场都变得越来越愤怒。他看到人们在这里享受着自由，却没有负起随之而来的责任。垃圾继续在随处堆积。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底下，他看到一位七十岁左右的老人领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孙女来到这里，他们带来了早餐的粥和茶叶蛋。老人为学生盛粥，小女孩灿烂地笑着，为学生剥鸡蛋。可是学生们吃着这免费的食物却连一句感激的话也没说，他们理直气壮地吃完后竟然还大大咧咧地把碗在地上摔碎。老人没有抱怨，他平静地把碎片收拾进垃圾袋。刘刚在他的眼里看到了泪花的闪亮。

天安门广场已经成为几万从外地到来的学生们的宿营地，这些人完全依赖着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提供食物和睡觉的地点。在没有任何人注意到的情况下，这里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几十万人口的小社会。的确，这个“天安门广场人民共和国”是一个自主自立的实体，拥有自己的新闻媒体、学生组成的政府以及自己的警察力量。这最后的一项是由成百上千的学生纠察组成的，他们在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中心构造了一层又一层的警戒线，把所有“未经授权”的人都拒之门外。学生领袖们偶尔从里面出来时由众多的保镖和助手前呼后拥着，与真正的政府官员没有多少区别。

伴随着官僚的盛行，其它丑恶的现象也开始露头。这个“海德公园”似乎泛滥着没有监控的钱财。刘刚到处都能看到捐款箱。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在一个墙角打出一面旗帜，放上一只盒子接受捐款而没有任何审计管理。这个以打着反对腐败旗号开始的运动已经开始被它自己的权利腐败了。

钱财和腐败也是封从德密切注意着的事情。他在观察到同样的糟糕情形后自愿负责财政工作，试图建立一个完善的财政管理制度。他每天定期公布列有捐款收入和各项支出的财务报告。令他无比惊讶的是，他发现他们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富得流油。通过审计他发现天安门广场上每天为学生提供食物和生活必需品就要花费五万人民币。捐款的确源源不断，但每天只有两到三万的收入。他们是在一个巨大的财政赤字下运作，依赖着毫无怨言地接受他们由某些学生领袖签名的白条供应他们面包和饮水的好心的北京人维持。高自联在被迫撤走时带走了相当大的一笔捐款，只留给他们大约九千人民币的散票。这个形势显然无法持久。

五月二十五日的傍晚，李禄尤其艰难地把他的广场营地会议纳入正轨。会上有三百多位学生代表，基本上都是从外地院校来的。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地学生来到，早已疲惫交加的北京学生远离了天安门广场。除了柴玲、封从德和张伯笠，已经没有任何知名的北京学生领袖参与指挥部或学生议会的操作和讨论。像北大、政法大学和北师大这些至今一直领导着运动的主要院校都令人注目地失踪了。

这天的主要议题又是是否撤退。李禄花费了将近五个小时才把讨论归纳到四种方案付诸表决：坚守广场，主动出击；积极对话，坚持广场；保持纯洁，不撤不谈；维持现状，自生自灭。投票结果有一百六十二票支持最激进的“坚守广场，主动出击”，另有八十票赞成“积极对话，坚持广场”。只有区区八票投给比较温和的“维持现状，自生自灭”。这个结果与王超华前两天做的非正式的民意调查结果截然相反。随着绝大多数代表一致性地投票反对撤退，李禄觉得他已经获得了旗帜鲜明的授权。

天安门对峙中文连载： 第十一章（之五）

王丹没有在这自由的气氛里沉醉，他一直呆在那个永远开不完会的首都联席会议上。他也从来没有去试图建立王军涛所设想的那个学生议会。在天安门广场，却是李禄重新组建起了在绝食期间曾经存在过的那个学生议会。他把这个新版本命名为广场营地联席会议。其第一次会议就有四百多个学生前来代表当时在广场上的三百多个院校。这个异乎寻常的数字表明代表的绝大多数来自北京市以外的学校。李禄坚定地认为应该是在天安门广场的这些学生，而不是那个超然的首都联席会议，来为他们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提供指导和监督。

广场上有着强烈的似曾相识的感觉。就在他们宣誓要用生命保卫天安门广场之后，在这个新学生议会上所辩论的最重要的议题便是是否要撤退，这与他们在绝食的日子里完全一样。

不同的是这次他们手上不再有一个像戈尔巴乔夫即将来访那样的牌可以亮。这所城市正处于戒严状态，这表明他们正在做的一切都完全是非法的，可以任由戒严部队处置惩罚。尽管有胡绩伟等人的努力，他们还是看不到很快能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迹象。所有的目光都转向那个委员会的主席，七十三岁、正在北美几个国家做国事访问的万里。

作为一个务实的官僚的万里早年的一项成就便是在五十年代早期领导了天安门广场的现代化的改造。他也是赵紫阳的一个著名的改革伙伴，这在他那个年龄层的领导人中是一个异数。不过他作为思想开放的改革者形象也不是完全没有疑问的。一九八六年，当方励之教授正在进行他那个宣扬民主的大学巡回演讲时，万里曾经亲自找过他，他们俩在几百位党内干部面前进行了一场辩论。万里坚持说中国的民主只能由共产党逐步下放给与，那是一个方励之极力反对的观点。但无论如何，万里已经不顾北京的禁令准备提前回国的传谣在不胫而走。他现在已经成为击败戒严令的最好的，或者是最后的，希望。学生们专门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带着一封公开信前往首都机场去迎接他。

他们空等了一场。万里没有能回到北京，却因为“身体健康原因”在上海停留下来，或者是被阻在那里。寄托在他身上的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希望也随之变得渺茫。剩下的只是在原定在六月二十日召开的常委会议，那还几乎要等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在戒严令下真的能在天安门广场坚持那么久吗？

四十年来中国人收入分布的变迁

井底之蛙刊出了一幅有意思的曲线图，标志着中国人收入分布在四十年内从一个整齐划一的社会发展成一个具有相当的贫富差距的社会：

在八十年代末期这一现象开始露头的时候，它是社会上对不公平的抱怨的主要源泉之一，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矛盾，是一九八九年学生运动得到全社会支持的主要原因。贫富分化的趋势在那之后并没有收敛，反而继续加剧了。

天安门对峙中文连载： 第十一章（之四）

王超华没有收到联席会议的邀请。她正在北大很有成效地整顿着高自联。在那个四十八小时期限的催促下，她不分昼夜地召集人员、制定政策和规则。他们刚刚完成了第一天的工作，她已经对前景满怀信心了。自从参加运动以来，她还没有觉得如此自信过。就在这时，一辆小车载着王军涛、刘刚、王丹和吾尔开希抵达。他们带来了首都联席会议和其授权成立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消息。

没有人注意到在那个不遗余力地包含了所有组织的首都联席会议并没有确实的高自联成员。许多人仍然以为王丹和吾尔开希就是那个组织的代表。王军涛一直到所有领导人员都确定之后才听说了那个四十八小时的交易。王超华因为他们带来的消息完全崩溃了，她当场拒绝与首都联席会议合作。

风暴过后的五月二十二日早晨的天安门广场焕然一新。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悬挂着一幅崭新的红色标语，上面写着正在进行中的静坐抗议的新目标：“召开人大！推进民主！罢免李鹏！结束军管！”旗帜下面，底座的中层已经被清理干净。据估计有十万学生正聚集在广场上等候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正式成立。十点整，王丹做了宣布并大声朗读了那个《光明与黑暗的最后决战》。接下来的是一个与绝食开始时极为相似的场景。柴玲率领着她的官员和学生们庄严举起手宣誓：

我宣誓：我将用我的年轻生命保卫共和国和天安门广场。头可断、血可流，人民的广场不可丢。我们愿意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这个由王军涛草拟的誓言有着似曾相识的腔调。一代人之前，狂热的红卫兵曾经高喊着同样的誓言投身于文化大革命：“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

仪式结束以后，新上任的官员们立刻行动起来，他们把一直在互相争斗中的两个学生广播站合并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媒体中心，建立起正规的播音节目。他们还创立了一份叫做《新闻导报》的新报纸。学生纠察有了一个由张伦负责的统一指挥结构。一个大规模的大扫除正在展开，为即将从香港运来的帐篷做准备。一时之间，天安门广场看起来像是一个集体定居的场所，这里将成为他们长期的家园。

新的广播站还在用大量时间播放音乐和主持卡拉ＯＫ，摇滚音乐会和舞会到处都是。与在绝食的日子里相反，学生们现在来广场享受一个美好的时光。

那里也不只是唱歌和跳舞。天安门广场还演化成刘刚曾经梦想过在中国能有的一个巨型的“海德公园”。每天傍晚，人们来到这里面对成百上千的听众发表演讲。他们或者通过广播站的高音喇叭或者自发地围成一圈自由地辩论着。历史也似乎在回放，一位年青人穿扮成七十年前的五四青年的形象在广场上做着充满激情的演讲。自由，在这个人民共和国里从来没有过的自由，弥漫在空气里。一位诗人兴奋地高喊，“走在五月的北京街头，我感到自由。”陈明远，那位在四月份曾经以他的演讲激励了学生的知识分子，更是宣布说，“站在天安门广场，我成了一位自由的人。”

天安门对峙中文连载： 第十一章（之三）

在几乎所有大家知道的领袖都在联席会议上的情况下，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在这个戒严的第四天只能自行其事。几场小规模的士兵与平民之间的冲突在城市的北郊发生，双方都有人受伤。在一次纷争之中，一名军人被意外地卷到军用卡车的轮子下面丧失了性命。大批的市民带着血衣涌到天安门广场要求增援。幸运的是，大家最终都比较克制，形势没有进一步恶化。

这也是一个异常炎热的日子，广场上没有一丝风。混凝土地面的温度上升很快，到中午时分已经成为一个烤炉。广场上那原本用作绝食学生庇护所的一列列的公共汽车正缓慢地驶离，市政府在努力试图恢复公共交通服务。慢慢地，在形同虚设的戒严令实行三天以后，公交车和地铁恢复了运行。

和平的气氛在午后突然被打断，有人看到天安门城楼底下有三个人在向上面的巨幅毛泽东主席画像扔填有颜料的鸡蛋壳。伟大舵手的脸上留下了可以看得见的污迹。警觉的学生们立刻就行动起来抓获了肇事者。那三个人自称是来自毛泽东家乡湖南省的中学教师。他们来这里以自己的方式参加抗议活动。学生们没法肯定他们的说法，他们怀疑这是政府为运动抹黑的阴谋。于是他们迅速地决定把他们移交给警察，这是一个他们不愿意留在自己手中的烫手山芋。

已故的主席一定是很不高兴。就在他的肖像被遮盖起来修理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席卷了整个天安门广场。学生们的简易棚子被吹得七零八落，垃圾漫天飞舞，人们四处乱窜搜寻庇护场所。他们把脸深埋起来躲避飞舞的砂子和碎片。不一会儿，就像天幕被拉开一样，暴雨夹杂着冰雹倾盆而下，无情地抽打着这一片所在。当太阳不久以后再度露面时，天安门广场显得干净了许多，空气格外清新。

天安门对峙中文连载： 第十一章（之二）

会议室里挤满了人，显得激动而不安。大多数人互相并不认识，但他们都与王军涛有着这样那样地私人关系。王军涛以一种既有魅力又有效率的风格主持着会议。

陈子明为这个会议提议了一个又长又别扭的名字：“首都各界爱国维宪协商联席会议”。他解释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戒严的实施是违反宪法的，而这正是他们需要对付的事情。他们将要像赵紫阳几个月以前倡导过的那样通过对话和协商来做这件事情。这个名字被正式采纳了但没有获得广泛接受，大家都把它简单地叫做“联席会议”。

王军涛将他们的议题归纳成两项任务。第一项比较紧迫：建立一个清晰明确的指挥系统，稳定天安门广场的形势。第二项则是即将展开的运动的灵魂：一个获得全面认可的目标和战略。

在得知临时指挥部已经成立之前，王军涛原来打算由王丹出任新的总指挥。那是一个刘刚和其他很多与学生接近的人都支持的方案。王丹从一开始就通过北大的筹委会、高自联和绝食担任着运动的领导角色。与柴玲和李禄不同的是，王丹表现出愿意听从意见修正策略的倾向，有时候甚至做得有点过头。有王丹掌舵的话，广场上的学生更有可能与这个新的联席会议息息相通。不过王军涛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一场因人事遴选所引发的权力斗争。在联席会议里，那位著名的作家郑义就强烈地推崇柴玲的领导能力。很显然的是，作为最为人知的学生领袖上，柴玲这时已经远远地超越了王丹和吾尔开希。因此，王军涛不顾刘刚的激烈反对提议柴玲为总指挥并把她的临时指挥部正式命名为“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

尽管有他的朋友们极力推动，王军涛自己依然不愿意担当领导地位。他代之以请包遵信担任联席会议的主席。王丹则被委派去建立一个新的学生议会以支持和监督广场的新指挥部的工作。他们还设立了多达八个的部，大部分由陈子明和王军涛的社经所的人负责：刘刚主管参谋部，张伦领导纠察部，等等等等。在学生领袖中，张伯笠和封从德在继续担任指挥部副总指挥的同时还分别负责宣传部和财政部的工作。

随着一个新的团队的诞生，一种新生的气氛开始弥漫开来。王丹在会上宣布了一份新的宣言，其题目大得吓人：《光明与黑暗的最后决战》。四十四年前，在内战即将爆发的前夕，毛泽东曾经用过同样的语句来宣示共产主义的光明即将取代当时国民政府的黑暗。那一个“最后的决战”带来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王丹的野心显然没有那么大，但他的确是在宣告中国的历史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旧中国”终于走向结束。宣言说，当前为民主和人权的斗争已经把过去的“五四运动”和“四五运动”远远地留在了历史的尘埃里。王丹表明戒严部队进城的失败不是由于政府的宽容，而是因为人民的力量。在承认人民还可能失败的同时，他警告说他们已经没有了退路，只能背水一战。“如果让李鹏一小撮坚持倒退、坚持反人民的人得逞，他们就会秋后算账。”然而他同时又乐观地宣布说，“只要我们坚持下去，这种无能的政府，也是一定会垮台的，坚持就是胜利。”

这个由那些从来不会在说大话面前退缩的知识分子们集体草拟的激昂的宣言为会议定下了基调。他们没有讨论从天安门广场撤离的问题，相反地，他们制定了长期占据广场的计划。一个刚从香港赶来的学者邱延亮教授很有感触，他好奇地问道，“我们干嘛要那么正式？我们要搞联欢、要办学校、办营地，我们跟他来彻底的和平，对抗彻底的暴力。”他建议在广场组织文艺演出，把广场变成一个露天的青年活动中心。

柴玲这天的心情特别好，她因为王军涛支持她的指挥部的决定而感到轻松。她很清楚许多个人和组织一直都在试图夺她的权，尤其是那个这时候正在广场外整顿中、等待他们的时机的高自联。王军涛和这个联席会议的支持为她提供了她这些天来梦寐以求的合法性依据。她兴奋地接着邱延亮的话头，要求提供具体实施的帮助。她特别地提到广场上急需野营帐篷，那在当时的中国还是很少见的奢侈体育用品。邱延亮肯定地告诉柴玲香港人捐助的帐篷将在几天内运送到北京。

李禄却没有像柴玲一样的热情。他对知识分子有着更深度的不信任。他把她拉到一边提醒说他们的指挥部是，也只能是，天安门广场的产物。他们的职责应该是为那里的学生担当，而不是这个会议上的人。但无论如何，虽然李禄觉得邱延亮的建议与他们这场运动的严肃性并不合拍，他还是对他以教育和娱乐方式来搞活广场气氛的想法很是欢迎。他毕竟也是一个在刚刚在那里举行了自己的“婚礼”的人。

确实，就连王军涛本人对各方面的角色和职责也搞不清楚。首都联席会议在“授权”成立了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之后立即就宣布自己只是一个协调和提供后勤服务的组织。这样，它将不具备对其刚刚授权成立的指挥部有任何指挥能力。这看起来虽然很是矛盾，同时却又十分的合情合理。在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可能真的把自己摆在学生的领袖位置。但同时，王军涛还是希望王丹在组建好新的学生议会以后可以在那里向学生施加影响。这将是一个由学生主导的全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