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October 26, 2010

李禄不再是巴菲特接班候选人

《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说巴菲特“已经挑选了一位不怎么为人所知的对冲基金管理人作为将来继承他的位置的首选”。这一举动表明曾经被广泛报道为巴菲特的可能接班人的前八九学生领袖李禄已经不再是候选人:
巴菲特先生说李禄“决定他更愿意留在他现在的岗位上。实际上他并不想要这项工作。我想他已经在他所做的工作中挣到了很多的钱,他现在生活很好。”

李禄说,“我已经决定留在我现在的位置上。”他拒绝提供进一步的解释。
李禄被公认的一项功绩是为巴菲特带来在中国比亚迪公司投资上的巨额收益。不过该公司最近出现一系列麻烦,可能也使得他的机会受损。

Monday, October 25, 2010

八九文件:王昭《抓住刘晓波的黑手》

1989年6月24日,《北京日报》发表了这篇署名王昭的评论员文章。这是政府方面试图将刘晓波指认为学生运动后面的“黑手”的全面概括。刘晓波当时已被关押,正在等待审判。


抓住刘晓波的黑手

王昭

人们都还记得,在首都部分地区宣布戒严12天之后,经过大量的宣传解释工作,戒严日益取得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而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则日渐减少,难以为继的时候,6月2日,天安门广场却又演出了一出4人绝食48—72小时的闹剧。这次绝食的发起人,就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动乱之初特意从美国匆忙赶回来的刘晓波。

6月1日晚,刘晓波其人在北师大校门通过大喇叭做了一通演讲。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从回国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全民民主运动,我在天安门广场同大学生度过了十几个非常难忘的日日夜夜。现在政府一再强调极少数、极少数人,所谓的一小撮,它的所指看来就是指类似我这样不是学生身份的人。但我想说……我不怕当黑手,我反而以当黑手为自豪,为骄傲,为荣光!”

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现在,让我们通过刘晓波在这场学潮后以及动乱和暴乱中的所作所为,看看这只黑手是如何在同海内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中,伸向首都学潮,并极力煽动动乱的。

刘晓波向来有“狂人”、疯狗”、黑马”之称,1986年以来,他以否定中国的一切很出了些风头。1988年6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8月24日去到挪威讲学。3个月期满,转到了美国。还在出国之前,他就想抛出一批反共反人民的所谓“重磅炸弹”,但是考虑到出国在即,害怕因此“泡汤”,暂时隐藏起来。到了国外,他无所顾忌了,便把它们连续地抛了出来。在这些“炸弹”剧烈的爆炸冲击震荡中,赤裸裸地暴露出了他的真实面目。

1988年10月,他在香港《解放月报》上著文宣称:“马列主义在中国,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专制权力的组成部分。马列主义不是信仰,而是统治者进行思想独裁的工具。”因而,他始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马列主义。在1989年4月的《解放月报》上,他著文说:“批判马列克思主义将直接转化为对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1988年11月,他从挪威赴美、途经香港,在接受《解放月报》记者专访时,更加放肆地为殖民主义大唱赞歌。当记者问到在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时,刘晓波恬不知耻地答道:“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样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对此,连香港《解放月报》的记者都忍不住说:“十足的卖国主义啦。”刘晓波回答说:“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而作为纲领性的主张,则是刊于1988年11月《解放月报》一篇署名文章中提出的四个“代替”。他说:“只能从多党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党独裁;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替公有制、计划经济;用多元化的言论、思想的自由来代替思想一元化;用世界的(西方的)现代文化来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这里,刘晓波提出了以资产阶级共和国来推翻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系统的全面的主张。

1988年底,刘晓波到了美国。同总部设在纽约的以“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四个坚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现行的专制制度”为纲领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联盟”(简称中国民联”),一拍即合。他们勾结起来,沆瀣一气,不断寻找机会,伺机而动。今年以来,从方励之等人的签名上书为魏京生请命,到打着悼念胡耀邦同志旗号煽动的学潮,他们都密切注视,潜心研究,协作行动。首都学潮刚刚发动,刘晓波自以为时机成熟,便急不可耐地披挂上阵了。

这个一向宣称“我最佩服希特勒”的法西斯信徒,现在竟以“民主斗士”的面目出现。1989年3月,他在纽约参加了所谓“维护人权”、支持方励之等人要求释放魏京生的公开信的签名。4月,首都学潮出现之后,香港《明报》在4月20日发表了一则消息,披露刘晓波伙同反动组织“中国民联”的头头胡平、骨干分子陈军联名发出了所谓“改革建言”,“对大陆目前的学运表示关注”。他们在“建言”中提出,要“重新审查”“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有关问题”,鼓吹“修改宪法”,把四项基本原则“从宪法中取消”。4月22日,刘晓波在《世界日报》上抛出了《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一文,集中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专制政体”,鼓动学潮要“抛弃寻找开明君主的改革模式,而尝试着走一条从制度上改造中国的道路”。这条路怎么走呢?刘晓波公然叫嚣要同国外的反动势力相勾结。他说:“如果大陆的大学生们和那些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们,能在公开支持党内开明派的同时,也公开支援魏京生等人和海外的《中国之春》,肯定会加快中国民主化的进程。”这里所说的《中国之春》,就是受台湾国民党豢养的“中国民联”所主办的反动刊物。很显然,刘晓波的目的就是要把学潮纳入内外勾结的轨道,进而将其进攻矛头引向反对所谓国内的“暴政”上。他煽动说:“暴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暴政的屈服、沉默或赞美”。(见1989年4月号香港《解放月报》)我们看到,首都学潮很快提出了要求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的受害者平反的口号,学生游行队伍中打出了“打倒暴政”的反动标语,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人们记得,4月26日,在北京学潮面临下一步怎样走的紧急当口,北京大学三角地贴出了一张题为《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的大字报。信中为学潮打气说,部分大学生的闹事活动,“已经影响了中国的现在,并必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中国的未来”。并给学潮的组织者出了“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出版自己的通讯或其他出版物”,“加强与其他社会各界的联系(包括工人、农民、市民和知识分子)”,“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以及“努力落实校园内的自由”,包括“建立充分自治的各种社团”,“巩固校园内的表达自由(校内民主墙、大字报、学术讲座上的各种辩论会等)”,“随时准备采取从贴大字报到游行、罢课等方式”等七条主意。这些主意的绝大部分都在其后的学潮乃至动乱中被采纳运用了。这封公开信,就是由刘晓波4月22日在纽约起草并伙同“中国民联”头头胡平、陈军等10人签名,在美国报纸发表后迅速传回北京的。

也许刘晓波感到,远隔重洋操纵国内的学潮不够得心应手,于是便接受“中国民联”的派遣,于4月27日匆忙由纽约赶回北京。本来刘晓波向北京师大中文系写信,讲他应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去讲学,到1990年才回国。可是5月初信到北师大时,他人早已到了天安门广场了。善良的人们也许会问,他是不是匆匆赶回来参加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呢?绝对不是的。这一点他在《世界日报》一篇文章中说得明明白白:“听到胡耀邦逝世的消息,除了淡漠,我没有其他感觉。”他的突然提前回国,完全是为了直接插手学潮。据悉刘晓波在回国前,曾与胡平等就北京学潮事做过多次商谈。刘在临行前,陈军特地给北京四通公司打电话告知了刘所乘坐的航班,要求“四通”派车去机场接刘。并说,倘若刘在机场被捕(可见其作贼心虚),一定要把消息及时告知“中国民联”。从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民联”对于刘晓波的回国插手学潮何等关心备至并且寄予厚望。

另据有关人士透露,刘晓波回京后,立即与“高自联”的头头、刘的好友吾尔开希以及王丹等人接上头,并向他们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转交了他与王炳章(原反动组织“中国民联”头头、新组建的“中国民主党”党魁)等人所“捐赠”的数千元美钞和万余元人民币,作为学潮活动经费。其后,刘晓波在天安门广场积极参与了“高自联”指挥部宣传、撰稿、讲演、募捐等活动。他除负责“广场之声”的组稿、编辑,多次发表对学潮形势的演讲以外,还负责非法组织“首都各界联合会”的筹建工作。当广场绝食学生中有人表示要退出绝食时,刘晓波还恶狠狠威胁说:“你现在一走就是叛徒,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后路可走!”

在这段时间里,刘晓波十分忙碌。他起草并散发了《致北师大党委的公开信》、《告海外华人以及一切关心中国问题的外国人士书》等等,继续扰乱视听,极尽蛊惑人心之能事。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后,刘晓波更加紧了他的罪恶活动。5月23日,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在动乱中心天安门广场,出现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建议》的反动传单。这份传单一时甚嚣尘上,被某些人奉为“指导学潮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传单把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合法政府诬蔑为“伪政府”,发出了“伪政府必须辞职,李鹏必须下台”的叫嚣;把北京市部分地区戒严歪曲为“军管”,煽动“全社会的总动员”,以求“瓦解军管”,鼓动“国营企业的工人们”成立“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自治会”;煽惑“民办企业”要公开提出“企业的完全私有化”,以使“产权明确为私人所有”;他还肆意挑拨国内“八个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关系,妄图煽动它们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计划地公开地明确地向政府提出独立的参政要求,进一步成为真正的具有独立权利的民主党派”。现已查明,这份以非法组织“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名义抛出来的旨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宣言书,根本不是师大学生写的,而是出自刘晓波的手笔。由此可见刘晓波这只黑手同北京这次学潮及动乱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

随着事情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动乱的实质,许多大学生从天安门广场撤退出来,大量外地学生返回本校,北京市民和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关系日益融洽,形势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但是一小撮幕后策划和操纵者不甘心就此收兵,社会上的地痞流氓和一切反动势力也不愿事态就此平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反人民之心不死,还要进行拼死的较量。在这样的形势下,刘晓波气急败坏地从后面跳到了前台。他在煽动大学生继续绝食和组织1000至5000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绝食之举流产以后,便亲自出马纠合了四通公司的两名职工,找上一位词曲作家,大喊大叫地来到天安门广场,搞所谓48—72小时的有限度绝食。他们不仅用这样的实际行动来煽动一部分学生和市民在天安门广场长期闹下去,扩大事态,为这场动乱打强心针。而且借机发出了暴乱的呼喊。在6月1日的演讲中,刘晓波就别有用心地说什么:“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次行动,结束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的只动口不动手的软骨症!”要他的信徒们丢掉“软骨症”、放弃“只动口不动手”的积习。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刘晓波自己的话说清清楚楚。在这篇演说的最后,他叫嚷,“……今天在白色恐怖下,我们之所以站出来,是重新唤起全北京市民的自信。我们有能力、有信心主宰中国!”怎样“动手”以“主宰中国”呢?据香港某报发表的、他在6月2日与“一位大陆民运领袖”的对谈中说,我们就“必须在人民之中组织武装部队”。如果善良的好心人对他们要组织反革命暴乱的阴谋还有怀疑的话,那就请听一听刘晓波这段“对谈”吧。

历史是不以反动派的意志为转移的。刘晓波之流“主宰中国”的呼嚎,不过是一场空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中国这片土地的主人。


八九文件


Sunday, October 24, 2010

刘晓波妻子邀请朋友参加诺贝尔颁奖仪式

网上今天出现一封刘晓波妻子刘霞发出的公开信,感谢国际社会和朋友们对刘晓波多年的支持。刘霞在信中说她自10月8日起就处于软禁状态,与外界通信很困难。

刘霞还说已经接到诺贝尔委员会通知,但她能够前往领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她相信刘晓波会“希望朋友们能出席这个历史性的典礼”,因此列出了一份143人的邀请名单。名单上的人基本上现居国内。

名单上有相当一些积极参与了1989年学生运动的人物,包括:于浩成、鲍彤、李大同、刘苏里、齐志勇、周舵、高瑜、戴晴、郑旭光、王德邦、陈子明、江棋生、马少方、梁晓燕和浦志强。

Saturday, October 16, 2010

八九文件:四君子绝食宣言

1989年5月底,学生运动处于低潮。学生绝食早已结束,戒严令已经颁布了好多天,戒严部队却被市民堵在城外。学生持续占据天安门广场,形势险峻,几次撤离的尝试都失败了。这时,北师大讲师刘晓波提出了知识分子接力绝食,亲身投入运动的建议。6月2日,他召集了侯德健、周舵和高新一起绝食,被称为“四君子”。

四君子的绝食宣言由刘晓波起草,该文件也是他第一次公开提出“我们没有敌人”的口号,这个观点他一直坚持至今。

四君子绝食宣言
6/2/1989

我们绝食!我们抗议!我们呼吁!我们忏悔!

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寻找真的生命。

在李鹏政府非理性的军事暴力高压之下,中国知识界必须结束几千年遗传下来的只动口而不动手的软骨症,以行动抗议军管:以行动呼吁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的诞生;以行动忏悔由于我们长期的软弱所犯下的过失。对于中华民族的落伍,我们人人都负有一份责任。

一、绝食的目的

此次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民主运动,一直採取合法的、非暴力的、理性的和平方式来争取自由、民主和人权,但是,李鹏政府居然以几十万军队来压制手无寸铁的大学生和各界民众。为此,我们绝食,不再是为了请愿,而是为了抗议戒严和军管!我们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但是,我们不畏强暴,我们要以和平的方式来显示民间的民主力量的坚韧,以粉碎靠刺刀和谎言来维繫的不民主的秩序!这种对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各界民众实行戒严和军管的极端荒谬悖理的蠢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使共产党、政府和军队蒙受了巨大的耻辱,将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毁于一旦!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及至近代,敌人意识成为中国人的遗传;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更把传统的仇恨心理、敌人意识和以暴易暴推向了极端,此次军管也是「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的体现。为此,我们绝食,呼吁中国人从现在开始逐渐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因为仇恨只能产生暴力和专制。我们必须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和协作意识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相互妥协基础上的协商、讨论和表决。李鹏作为总理犯有重大失误,应该按照民主程序引咎辞职。 但是,李鹏不是我们的敌人,即使他下台,仍然具有一个公民应享有的权利,甚至可以拥有坚持错误主张的权利。我们呼吁,从政府到每一位普通公民,放弃旧的政治文化,开始新政治文化。我们要求政府立即结束军管,并呼吁学生和政府双方重新以和平谈判、协商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双方的对立。

此次学生运动,获得了空前的全社会各阶层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军管的实施,已把这次学生运动转变为全民的民主运动。但无法否认的是,有很多人对学生的支持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心和对政府的不满,而缺乏一种具有政治责任感的公民意识。为此,我们呼吁,全社会应该逐步地放弃旁观者和单纯的同情态度,建立公民意识。公民意识首先是政治权利平等的意识,每个公民都应该有自信:自己的政治权利与总理是平等的。其次,公民意识不只是正义感和同情心,更是理性化的参与意识,也就是政治责任感。每个人不只是同情与支持,而且要直接参与民主建设。最后,公民意识是承担责任和义务的自觉性。社会政治合理合法,有每个人的功劳:而社会政治不合理不合法。也有每个人的责任。自觉地参与社会政治和自觉地承担责任,是每个公民的天职。中国人必须明确:在民主化的政治中,每个人首先是公民,其次才是学生、教授、工人、干部、军人等。

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是在打倒一个旧皇帝而树立一个新皇帝的恶性循环中度过的。历史证明:某位失去民心的领导人的下台和某位深得民心的领导人的上台并不能解决中国政治的实质性问题。我们需要的不是完美的救世主而是完善的民主制度。为此,我的呼吁:第一,全社会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起合法的民间自治组织,逐渐形成民间的政治力量对政府决策的制衡。因为民主的精髓是制衡。我们宁要十个相互制衡的魔鬼,也不要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天使。第二,通过罢免犯有严重失误的领导人,逐步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罢免制度。谁上台和谁下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上台和怎样下台。非民主程序的任免只能导致独裁。

在此次运动中,政府和学生都有失误。政府的失误主要是在旧的「阶级斗争」式政治思维的支配下,站在广大学生和市民的对立面,致使冲突不断加剧;学生的失误主要是自身组织的建设太不完善,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非民主的因素。因此,我们呼吁,政府和学生双方都要进行冷静的自我反省。我们认为,就整体而言,此次运动中的错误主要在政府方面。游行、绝食等行动是人民表达自己意愿的民主方式,是完全合法合理的,根本就不是动乱。而政府方面无视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以一种专制政治的思维把此次运动定名为动乱,从而又引出了一连串的错误决策,致使运动一次次升级,对抗愈演愈烈。因而,真正乞製造动乱的是政府的错误决策,其严重程度不下于「文革」。只是由于学生和市民的克制,社会各界包括党、政、军有识之士的强烈呼吁,才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流血事件。鉴于此,政府必须承认和反省这些错误,我们认为现在改正还不算太晚。政府应当从这次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当中汲取沉痛的教训,学会习惯于倾听人民的声音,习惯于人民用宪法赋予的权利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学会民主地治理国家。全民的民主运动正在教会政府怎样地以民主和法制来治理社会。 学生方面的失误主要表现在内部组织的溷乱、缺乏效率和民主程序。诸如,目标是民主的而手段、过程是非民主的;理论是民主的而处理具体问题是非民主的;缺乏合作精神,权力相互抵销,造成决策的零乱状态;财务上的溷乱,物质上的浪费;情感有馀而理性不足;特权意识有馀而平等意识不足;等等。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大都停留在意识形态化和口号化的水平上。只讲思想启蒙,不讲实际操作;只讲目标,而不讲手段、过程、程序。我们认为:民主政治的真正实现,是操作的过 程、手段和程序的民主化。为此,我们呼吁,中国人应该放弃传统的单纯意识形态化、口号化、目标化的空洞民主,而开始操作的过程、手段和程序的民主建设,把以思想启蒙为中心的民主运动转化为实际操作的民主运动,从每一件具体的事情做起。我们呼吁:学生方面要以整顿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队伍为中心进行自我反省。

政府在决策方面的重大失误还表现在所谓的「一小撮」的提法上。通过绝食,我们要告诉国内外舆论界,所谓的「一小撮」是这样一类人:他们不是学生,但是他们作为有政治责任感的公民主动地参与了这次以学生为主体的全民民主运动。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他们想用自己的智慧和行动让政府从政治文化、人格修养、道义力量等方面知所愧悔,公开承认并改正错误,并使学生的自治组织按照民主和法制程序日益完善。 必须承认,民主地治理国家,对每个中国公民来说都是陌生的,全体中国公民都必须从头学起。包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民众两方面的失误都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知错必认、知错必改,从错误中学习,把错误转化为积极的财富,在不断地改正错误中逐步地学会民主地治理我们的国家。

二、我们的基本口号 

1. 我们没有敌人! 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2. 我们都需要反省! 中国的落伍人人有责!

3. 我们首先是公民!

4. 我们不是寻找死亡! 我们寻找真的生命!

三、绝食的地点、时间、规则  

1. 地点:天安门广场人民纪念碑下

2. 时间:72小时,6月2日16时 —6月5日16时。

特殊说明:由于侯德健在6天后将赴香港製作唱片,所以他的绝食时间为48小时,从6月2日I6时 — 6月4日16时。

3. 规则:只喝白开水,不得进食、不得饮用含营养物质(糖、淀粉、脂肪、蛋白质)的饮料。

四、绝食人  

刘晓波: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

周 舵:原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讲师、北京四通集团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

侯德健:著名词曲作家。

高 新:《师大周报》前主编、中共党员。

八九文件索引

  1. 方励之公开信 (1/6/1989)
  2. 方励之:中国的失望和希望(2/2/1989)
  3. 北京文化界33人公开信 (2/13/1989)
  4. 北京科教界42人公开信 (2/26/1989)
  5. 文化界给第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公开信(3/14/1989)
  6. 胡耀邦逝世讣告(4/15/1989)
  7. 七条要求(4/18/1989)
  8. 陈明远:在北大三角地的演讲(4/23/1989)
  9. 《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4/26/1989)
  10. 赵紫阳五四讲话(5/3/1989)
  11. 绝食书(5/13/1989)
  12. 知识分子五一六宣言(5/16/1989)
  13. 知识分子五一七宣言(5/17/1989)
  14. 《人民日报》:历史将记住这一天(5/18/1989)
  15. 新华社:李鹏等会见绝食请愿学生代表(5/18/1989)
  16. 《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5/19/1989)
  17. 赵紫阳在广场对绝食学生讲话(5/19/1989)
  18. 李鹏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5/19/1989)
  19. 李锡铭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5/19/1989)
  20. 戒严令(5/20/1989)
  21. 柴玲“最后的话”录像(5/28/1989)
  22. 民主女神的制作经过 (5/1989)
  23. 四君子绝食宣言(6/2/1989)
  24. 北京电台对外播音(6/4/1989)
  25. 袁木记者招待会(6/6/1989)
  26. 柴玲逃亡途中录音(6/8/1989)
  27. 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军官讲话(6/9/1989)
  28. 方励之李淑娴通缉令(6/11/1989)
  29. 21名学生领袖通缉令(6/13/1989)
  30. 布什总统致邓小平密信(6/20/1989)
  31. 《人民日报》社论: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6/23/1989)
  32. 《北京日报》:抓住刘晓波的黑手 (6/24/1989)
  33. 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6/30/1989)
  34. 布什总统日记摘抄(6-7/1989)


Tuesday, October 12, 2010

方励之: 刘晓波和对中国的幻觉

今天的《纽约时报》和世界其它大报均刊登了方励之撰写的评论文章。原文是英文,这里是中文翻译:

刘晓波和对中国的幻觉

方励之

我为诺贝尔委员会因为刘晓波为中国的人权所作的长期和非暴力的抗争而授予他和平奖之举衷心地喝彩。通过这一行动,该委员会向整个西方在1989年天安门屠杀之后所形成的一个危险的主流观点——经济的发展会必然导致中国的民主——提出了重新审视的挑战。

1990年代后期以及新世纪以来,这个论点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有些人无疑是坚信这一点,其他人也许发现这对他们的商业利益很便利。许多人则信任中国的高层执政者,这些执政者一直在试图说服外国投资者只要他们继续进行不与人权原则“挂钩”的投资,中国的一切就会按照她自己的步骤变得更好。

天安门已经过去20多年了。中国已经正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然而,并不激进的刘晓波和成千上万其他持不同政见者却因为只是要求已经被联合国供奉起来、被西方投资者在他们自己国家中是理所当然的基本权力在监狱中蹉跎岁月。虽然有着一个腾飞的经济,人权却并没有改善。

刘晓波自己过去20年中的经历本身就足以摧毁任何关于民主会作为财富增长的结果而自动出现的幻想。

我是在1980年代认识刘先生的,那时他是一个敢说话的年轻人。他在1989年参与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和平抗议并因此被判2年徒刑。从那时起直到1999年,他一直在劳改营、监狱、拘留所或软禁中出入。2008年,他发起了“零八宪章”请愿,呼吁中国遵从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他因此再度被捕,更被严酷地以“煽动颠覆国家”罪判处11年徒刑——尽管中国是该联合国宣言的一个签署者。

据人权组织的材料,中国现在有大约1400名政治、宗教或思想犯在监狱或劳改营里服役。他们的“罪行”包括身为地下政治或宗教组织、独立工会或非政府组织的成员。或者他们是因为参与罢工、抗议和公开发表不同政见而被捕。

这一无可辩驳的现实应该为那些还在相信中国的专制者会因为国家的富裕而改变他们对人权的漠视的人敲响警钟。无论中国的领导人已经把她的市场对外开放得多彻底,他们在残酷的政治理念上并没有后退过半步。

正相反,中国的独裁者对普世人权的价值观愈加轻视。在天安门之后的十年中,共产党政权曾经为了改善自身形象释放过100名政治犯。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国际社会的压力消失了,政府又回到其严酷镇压的老路上。

国际社会应该对中国违反国际条约的行为加以特别的关注。除了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中国还在1988年签署了联合国禁止酷刑的条约。然而,酷刑、虐待和精神折磨在中国的拘留所和监狱中大规模应用。这包括殴打、长期单独关押、无法下咽的食物、过冷过热的环境和拒绝医药。

国家权力随着财富增长的同时,共产党也在违反自己的宪法上充满自信。例如,宪法第35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没有人会对政府经常违反这些权力有疑问。

20世纪上半叶日本不幸的历史显示,一个违反人权的崛起中的经济强国是对和平的威胁。

幸运的是,勇敢的诺贝尔委员会在繁荣中的中国面前再次揭示了这一关联。该委员会完全正确地将对人权的尊重和世界的和平联系起来。就像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所清楚地了解的那样,人权是“民族团结友好”的前提。


Friday, October 8, 2010

1989年中的刘晓波

在无数人的关注中,中国正在狱中的异议人士刘晓波今天因“为中国人权长期的非暴力斗争”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当年身为北师大教师的刘晓波是1989年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尤其在运动后期发挥了独到的作用。在《天安门对峙》一书里(以下链接均为网络版初稿),刘晓波首先在1989年5月27日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上出现,他在会上推举学生领袖吾尔开希作为运动的“人民发言人”而未能成功,反而激怒了包括柴玲和封从德在内的其他学生领袖。

其后,刘晓波在6月2日展开了他自己的行动,发起并领导了所谓的“四君子”绝食。仅仅一天之后,在那个6月3日凌晨,刘晓波和四君子在坦克逼近之际劝说抗议学生协助组织了最后的和平撤离

屠杀之后,刘晓波被捕,一度被政府指定为运动背后的黑手。这一指控后来因缺乏证据被放弃,刘晓波在被关押二十个月之后,没有被正式判刑就释放了

Monday, October 4, 2010

《北京之春》印刷版停刊

自称为海外唯一一份具有平面印刷版的民运刊物《北京之春》最近宣布暂停出版,其电子网络版还将继续存在。

在美国纽约出版的《北京之春》具有将近30年的历史。1982年,一位名叫王炳章的大陆留学生决定创办第一份海外异议出版物,他把该刊物命名为《中国之春》,取意于两年前被称之为“北京之春”的民主墙运动。王炳章后来还创办了“中国民联”组织。

1989年,中国民联发生内斗,王炳章与由他指定的接班人胡平分裂而被民联开除。王炳章带走了《中国之春》的名目和账户,但大部分编辑和作者随胡平留了下来。他们继而出版了《北京之春》。

后来,八九学生领袖王丹逃离大陆之后也加盟《北京之春》并任社长。王丹在为该杂志从台湾半官方的民主基金会获取资助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据王丹在他的Facebook网页上透露,该项资助也于2008年在马英九上台以后告断。

《北京之春》究竟拥有多少读者并不为人知。胡平和王丹对这一历史的中断都分别表示了惋惜。他们也表示要把网络版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