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上的党徽

在中国共产党庆祝其建党九十周年的日子里，天安门广场中央出现了一个新的但是暂时性的标志：由锤头和镰刀图案组成的共产党党徽。这一徽章设立在处于国旗杆和人民英雄纪念碑之间的中轴线上。

党徽本身的直径大约12米，其底座是一个巨大的心形花坛，将陈列红色的花卉以组成“红心向党”的象征。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日。

这是共产党的党徽有史以来第一次得以在天安门广场如此隆重的展示。

八九书籍：《我的两个中国》

唐柏桥的新书《我的两个中国——一名中国反革命的回忆录》（英文版，目前似乎还没有中文版）最近携带着大量的名人推荐出场。书的封面上骄傲地展示该书由“尊者达赖喇嘛写作前言”。但细心的读者首先发现的就是这并不属实。书里的前言——只有短短的三段话——其实是由达赖喇嘛的秘书所作。

加上该书的出版社介绍中的一些夸张不实之词，诸如“唐柏桥是中国现代最有影响力的异议者之一”、“唐柏桥的名字在天安门大屠杀期间成为传奇”等等，都令该书自身内容的可靠性大打折扣。

虽然这本书署名的作者有两位（唐柏桥及Damon DiMarco），它却是以单数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作者之一唐柏桥的个人故事的。唐柏桥在1989年时是湖南长沙的一名大学生，并成为当地的学生领袖。回忆录涵盖了唐柏桥在中国乡下的孩童经历、在1989年卷入当地的学生运动、在其后的镇压中被通缉而逃亡和被捕坐牢、以及最终在被释放后逃出中国在美国成为流亡者的生活。

书里描述的唐柏桥自己在1989年学运中的经历却是单薄地令人惊讶。在那年四月间，他在长沙参与组织了几场学生集会和游行，并被选为当地新成立的自治学生会负责人。五月份时他只身前往北京，试图与北京的学生领袖取得联系。他在书中坦率地承认那趟旅行时完全失败了。他在北京除了自己参加了几次游行之外毫无建树——以至于他竟然一直不知道王丹这个名字，后来以为那是一位女生的名字。当他在五月底回到长沙时，当地的学生运动已经几乎掩旗息鼓了。

不过该书的确也为当时远离首都的所在的学生运动和学生生活状况提供了难得的一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场面是唐柏桥站在台上面对着下面成千上万的学生，他们在高呼“唐柏桥万岁！”“唐柏桥万岁！”（第87页）这样的情景在北京便没有出现过。

因为故事是由第一人称叙述的，有时候很难区分所叙述的是事实还是作者自己当时的印象。书里有很多似乎不经意的错误或不准确的描述，比如：“方励之是胡耀邦的好朋友和幕僚。”（第56页）、“赵紫阳在接见戈尔巴乔夫时明确指出他自己只是一个傀儡”（第99页）等等等等。

《我的两个中国》在已有的如李禄、沈彤和张伯笠等人的自传或回忆录上增添了新的一页。对于希望通过个人经历来了解那个年代的学生生活和经历的读者来说，该书可能会有些意思。但遗憾的是其在对八九学运本身认识上乏善可陈，至少没有什么能证实作者的“传奇”地位的内容。

八九书籍

方励之：我经历的1989-1990中美互动（C）

方励之最近撰文回忆1989年天安门屠杀后他与夫人李淑贤教授在美国大使馆避难期间的中美谈判过程。这是第三部分。（第一、二部分见这里和这里。）

反制裁

1990年的春季，一到四月，“方励之问题”没有进展。双方都已知道底线，虽无不可解的利益冲突，但一时难于找到出路。一方面，布什当局迫于舆论压力，不可能宣布解除经济制裁；另一方面，北京当局也不可能在得到明确承诺之前放人。

4月，中国当局曾准备派员访美，被美方拒绝，因制裁情况未变，不能互访。

我们则静观双方的角力。美国NBC 电视台主播Tom Brokaw 不能来interview，只好写信问我们的状况。我回信中说“我现在是夹在两个超级政府之间了”。

静观到的一个角力场是中美军事合作。

二战期间，美国和ROC联盟，在重庆建有中美合作所，收集日本及其他轴心国的军事情报。美国和PRC建交后，合作的主题之一仍是军事情报。两国合作，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情报站，监听收集苏联及东欧阵营的情报。情报站的技术装备由美方提供。获得的情报则由两国共享。美国驻华大使和武官定期去情报站检查工作。李洁明不止一次谈起西北情报站。

美国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后。中国的一个反制措施是，停止西北情报站合作。1989年夏秋时，我们注意到，李洁明谈到情报站时，显得焦虑。但是，到1990年初，大使的焦虑消失。很明显，苏联东欧阵营的政权变化，使中美情报站不再重要，失去价值。斯考克罗夫特12月在北京访问时，大讲东欧事件，就是向北京表示，从尼克松访华时代开始的外交政策，要调整了。中共的反制裁失去了力度。

李洁明在他的经CIA审查过的回忆录中，也提到该项军事情报合作[1]。所以，该项合作已不是机密，已经终止。李洁明的回忆录中提到很多小事。有一桩小事没提，不知道有没有机密。

春天有一阵，夜静的时候，会听到闷闷的‘咚、咚’异声，来自地下。我有挖地道的经验。1971年，文化大革命时，我曾经跟着一位工宣队老矿工在科大的合肥校园里挖地道。从共鸣方式，容易判断，‘咚、咚’声说明我们住室下面有地道。我们告诉大使及Bill听到的地下异声。大使证实，使馆地界中确有地道，是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时挖的，那还是在美使官邸建立之前。地道深度两三公尺，有许多出入口，大使官邸里就有被堵死的地道口。

李洁明解释说，‘咚、咚’声是大使馆人员下去“检查”地道。按国际约定，大使馆内算是美国地界，看来，地下三公尺也算。下去“检查”什麽？大使没说。咚、咚’声很容易被察觉，是不是有意让别人听到？又在施计？地道战？不会。是不是装什麼设备？难说。 到美国后，也没有问李洁明，当时“检查”地道是搞什麽名堂？

“请求博大全能仁慈的……宽恕”

4月间，中共最高层领导在回答外国客人和传媒问“方励之问题”时，总是说，方只要认罪，就可以让他出国了，绝口不提恢复贷款等条件。后来还更具体地说，认罪书的英文文本中要含有leniency（宽恕）一字。好像“方励之问题”的解决，只要有confession和leniency 就可以了。这当然是敷衍话。

凡是亲历过中共政治运动的人大都知道，中共的“认罪”文化是：“解决问题”同认罪，即confession和leniency，基本无关。当运动走向高潮时，任凭你写多少“认罪书”都无用。等到运动要结束了，不写“认罪书”，照样过关。文化大革命我们被专政时，每天要上交一份“认罪书”。而且每天都要有新的更深刻的confession。我和其他不少被专政者的应对方法是，每天用半小时抄一遍昨天或前天的“认罪书”。抄的时候， 改变一下前一天“认罪书”的段落的顺序，a,b,c,d, 变成 b,c,d,a 等等。用段落和语句的不同排列组合，不难每天都能制造出“新”的认罪书。后来知道，交上去的“认罪书”，专政者根本就不看。排列组合法都是不必要的。

以此“认罪”文化可以推定，当经济制裁未解决时，任凭你写多少confession和leniency都是无用的。若经济制裁有解，confession和leniency 皆不重要。后来的发展，果然证明了这个推定。

罗马大学物理系的朋友来信说，confession和leniency是他们熟悉的文化。

Leniency一词曾是罗马教会忏悔（confession）的常用语，诸如“请求博大全能仁慈的……宽恕”云云。他们告诉我，在强权威胁之下写一句“我认罪” (I confess) 没有关系。上帝会原谅这时说的假话。伽利略写过认罪书：“我的最显赫辉煌，最令人敬畏，最高贵无比的枢机主教……”[2]。性急的朋友干脆寄来他们代我起草的“认罪陈述”。我一共收到过三份代写的认罪草稿。我想他们不是自己写的，而是从忏悔手册（manuals of confession）中抄来的，也许只是段落的排列组合略有不同而已。

共产党世界流行一本小说，名为“牛虻”。它描写一位意大利烧炭党革命者“牛虻”的一生经历。其中一个主要情节是，“牛虻”在年轻时曾向一位神父confession，“牛虻” 信任该神父，他认为该神父也一样关心和信任他。结果，“牛虻”的confession 内容被透露给了奥地利统治者，导致“牛虻”和他伙伴的活动被探知，被镇压，革命失败。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不少年轻人遇到过相似的接受confession的伪善。有价值的教训是，在共产党“革命”世界里，切勿真confession，特别是对你表示出极大“关心”和“信任”的组织或个人。将来，也许有意义编一本中共治下的忏悔手册，也是一种史料。邓小平的“向毛主席保证”“永不翻案”应收为首篇。

总之，我还没有来得及写confession，无论真的还是假的。

这时期，我倒是写了一篇“半宗教”的文章，题为 “Note on the interface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该文被收在梵蒂冈教廷出版的有关教皇保罗二世的一个文集中，书名是“John Paul II on Science and Religion: Reflection on the New View from Rome” [3]。其中保罗二世的罗马新观点之一，就是否定了1616和1630年教廷对伽利略的判决。

经济制裁的松动

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北美，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都一致介入。那时极少有外资进入中国。只有来自台湾的中小规模资本，还没有终止。台湾中小企业大举进入大陆，就是从6.4之后开始的。

1990年春季，听到大使等透露，日本希望尽早对华解除经济制裁，推动力来自日本财团。日本的政治由财团左右。

1991年6月，我访问日本，参加在京都召开广义相对会议，那时“方励之问题”已解决一年。仍会“感到”日本在“方励之问题”上的介入。那次在京都的5天，自始至终都有四位日本警察“陪伴”，寸步不离，前后左右各一。我在旅店的房间保密。我去洗手间时，四位警察一排站在后面。四位警察态度相当和蔼。临别，他们掏出纸墨笔砚，一定要我留下“墨宝”，不得已，草草写了几个字。

2007年，日本产经新闻的一则报道，披露了1990年春的幕后活动的细节，同我知道的片断吻合。记录如下：

李洁明在一九八九年秋天起，便和当时日本驻中国大使桥本恕频频接触。……在美国总统助理(即斯考克罗夫特)两次来中国的谈判破裂后，桥本与李鹏的会谈，正式开始。谈判的主要问题是，要求日本履行第三次日圆贷款的承诺。1988年，日本前首相竹下登访中时，允诺从一九九○年起的五年内提供中国八千一百亿日圆（相当五十六亿美元）的贷款，此金额相当于当时中国的外匯存底。

但是七大工业国高峰会通过对中国制裁决议案，日贷款亦被冻结。

因来自日本财界的压力，海部俊树前首相于1990年初设法着手解除对中制裁。為此，当时的外务省中国课课长的宫本雄二（现任日本驻中国大使）曾赴美探询美方意向，结果发现“方励之问题”在美国引起很大的反弹，不解决方励之问题，难以解除对中制裁。

桥本大使得知后，便与中共对外联络部长朱良多次密谈，表示日本在休士顿峰会将努力促成解除对中制裁，但希望中国也作出适切的回应。

在桥本与中方接触一週后，中国于一九九○年六月中旬同意方以治病为由出国，

方励之出国两周后，美日在休士顿工业国峰会采取同一步调，分别解除冻结世界银行的二十三亿美元和日本的五十六亿美元对中贷款。

这就接上了我知道的最后的故事。

最后的谈判

“中国当局于一九九○年六月中旬同意方以治病为由出国”。确切时间是6月16日，星期六，中美再次谈判时表示的。中国外交部说，可以准予方励之和李淑娴出国。条件不再是写认罪书（confession），而是写一份请求政府宽恕出国治病书，行文中应含有lenient一字。并要保证不参与反对中国政府的活动。

大使说，可以感到中方很着急，想尽快让方李离境。

对方着急，我方就不必过急。那天没写申请出国治病书。

6月17日，星期日，大使再告，中方不再坚持“请求宽恕”字样，也不再提“保证不反对中国政府”条件。改用“人道”出国。此外，要求第一站不去美国，最好去一个孤立的小岛。

果然，美元比lenient一字更有价值。

“人道”一词我们接受。至于第一站去小岛，我们也接受，我们选定的小岛是英格兰。那时我有英皇家学会的邀请，支持我在剑桥大学天文研究所任客座教授半年。1979 – 1980 年时，我曾在该研究所工作过半年。

6月18日，星期一，大体抄了一遍我以前写的陈述[原文在（B）中]，8点陈述，简化成了三条。全文如下：

1. 我反对中国宪法序言中含有的四项基本原则，因为它的作用是维持‘阶级斗争’的政治体制。我注意到了，中国当局坚持上述的政治主张是违反宪法的。

2. 为了探视海外亲友以及得到必要的医务治疗，特此申请出国旅行。望中国政府予以人道的考虑。

3. 出国的目的将集中于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我们将欣赏和欢迎一切符合于中国社会进步利益的活动，并拒绝参与一切相反的，即旨在反对中国的活动。

6月19日，星期二，中美再谈。李洁明将这份“陈述”交给中国外交部。中国外交部说，“我注意到了……” 一句应加上“认错”字样。

那天我没改陈述。

6月20日，星期三，中美再谈。中国当局不再要求“认错”字样。中方接受上述陈述。谈判至此达到成功。果然是，“等到运动要结束了，写不写认罪书，不是关键”。

双方准备在国宾馆祝酒致意，达成协议。

祝酒之前。中国当局突然又提了一个新要求：李淑娴也要在陈述上签字。

敢在祝酒之前临时加新要求，大概只有邓小平了。大使判断，邓小平就在国宾馆二楼。

李淑娴答，只签第2，3条，不签第1条。即不承诺“我注意到了……”。对方也接受了。

李淑娴还提出，必须保证我们的次子方哲出境，否则她不走。中方也接受了。看来，中共是希望我们走得愈快愈好。

6月21日，星期四，敲定最终文本。中文本如上，英文本如下。

1. I oppose the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contained in the Preamble to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because their purpose is to uphold a political system of “class struggle.” I take not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olds that the above political stand is opposed to the Constitution.

2. In order to conduct scientific exchange with some 20 universities in North America and Western Europe, and also to visit relatives and friends abroad and to obtain necessary medical treatment, I apply to leave the country and travel abroad. I hop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give this humanitarian consideration.

3. The purpose in abroad in focused on scholarly exchange and research. I will appreciate and welcome all activities which accord with the progressive interests of Chinese society, and I will not participate in any activities having the motive of opposing China’s progressive interests.

1990 June Beijing

注意，中文本中第一条中用单数的“我”，第二条无人称，第三条中用多数的“我们”，即表示李淑娴只签了第二、三条。英文本都是第一人称。原因就是由于李淑娴不签字。

离境过程

6月22日，星期五，中美再谈。主题是我们离境的技术安排。虽然仍是被通缉的在逃犯，但出国要有正规完备的手续。

6月23日，星期六，早上，大使来，给我们照像，办中国新护照用。

同时，也在办理英国签证。因是星期六，英国驻北京使馆不办公。无法找他们签证。另外，中美双方都不想让英国驻北京使馆知道，那会在北京走漏消息。正好，英首相撒彻尔夫人在华盛顿访问。美国务院直接找撒彻尔夫人办了到英国的落地签证。

6月24日，星期日，整理行装。所有书籍都送给北京天文台。同使馆结账，买走他们的一台收音机，一台四通中文文字处理器（当时美国还少有中文的文字处理器）。也留下给方哲买赴美机票钱。

6月24日晚，在大使的房间开告别会（图1）。仍然保密。除我和李之外，只有6个人参加。告别酒会上，大使告诉最后一个秘密：封从德和柴玲夫妇逃出中国，从头到尾他都知道，作得意状。不过，我们没有问封柴出逃细节。出逃细节应是个人隐私。

图1：在美北京大使馆最后一晚，6月24日，在大使的房间开告别会。

也是6月24日，星期天，下午，全国各地党委向党员传达中共中央下发的紧急文件，“方励之夫妇将于日内出国治病”。要有思想准备。直到当天，喉舌袁木等还在卖力说，“我们决不容许反革命分子方……李……”。

6月25日

6月25日，星期一，夏至刚过，天早就亮了。上午8时，成百警察和便衣开始在大使馆周围集结，戒备森严。

10:30，我们走出官邸大楼。大使陪同，我们乘那辆一年前送我们进来的防弹玻璃车，从正门驶出官邸，去南苑机场。

我们所经的路上，一律半戒严，即一切车辆不准与我们在同道行驶。我们的车前，有一辆公安警车开路车，车号是GA11-0001，即公安第一号警车，车后也尾随两辆保护。一路戒严的警察一看到0001车开路，就以为后面一定有VIP。于是，他们不自觉地就敬起军礼来（图2）。

图2：车在建国门外大街上。从我们的车向前看去，车前有一辆公安警车开路，车号是GA11-0001。一律半戒严，一切其它车辆只准在外道行驶。在第二车道，每100-200米有一警察。照片上可以看到一个。戒严的警察，习惯性地举手敬礼。

11:05，到达南苑军用机场。美军专机已经到了。美军专机是从关岛飞来。机组人员事前不知道什麽任务，居然能在南苑机场降落。据说这是1949年之后，第一次美军军机被准予使用中国军用机场，基辛格1971年到北京时，飞机也降落在南苑机场，他乘的是巴基斯坦的军机。

11:30，李和我被公安人员引领到侯机大厅另一边的办公室，大使等美国人员不得随我们过去。办公室里有三位中国公安官员，一位为主，另两位公安官员一左一右保护。为主者把两本新的中国护照交给我们。

接着，公安官员接通了方哲的电话（当时他被拘于公安部的一宾馆）。按协议（李淑娴的要求），中方应让方哲离境。但没想到方哲不愿意走，故意制造麻烦，还对公安人员说：“我不走，我还想入党呐”。无奈，公安要我们打电话，说服方哲。此事耗费了近半个小时。

李洁明在回忆录中说，那半个小时他极度紧张[1]。按美国务院指示，在方李二人离境过程中，大使必须全程陪同，而且务将方李二人一直安排在他的视线之内。但是，中方发护照给方李时，不让美方官员在场。方李二人已在他的视线之外。一耽搁就是半小时。不让美方官员在发放护照现场，可能是显示PRC主权。中方这一安排，并没有事前告诉美方。李洁明遇此非预计状况，极紧张，担心是不是中方会突然变了卦，把我们抓走？如若抓走，如何应对，没有预案。

那半个小时里，我注意到，中方人员也极度紧张，为主的那一位公安官员脸上直冒汗，说话僵硬。他们可能也没有预案，如果因方哲或其他原因，不能按协议办，如何处置？

所以那半个小时里，中方人员呆视着李淑娴打电话。她在电话里不慌不忙，不紧不慢，最终说服了方哲。没出意外。

整个过程中，中方全程录像。后来使馆人转告，那是要给邓小平看的。

方哲于一星期后，到达伦敦。如前所述，“方励之出国两周后”（即方哲到伦敦后一周），日本解除经济制裁。

12:20，中国海关人员在飞机舷梯旁设立临时海关，在我们的PRC护照上加盖出境章。我们同大使握手告别，登机（图3）。

图3：李淑娴和我在登机的舷梯上。舷梯最下端戴墨镜者是William Stanton,他正和大使李洁明握别。大使之左为美使馆武官。右边三位着警服立正者，分别是海关和公安干警。摄影者，两位中方，一位美方。摄此影者，当然也是美方人员。 一边两个摄影师，均非记者，对等。

12:40　飞机一切就绪，滑行，起飞。

飞机起飞后，双方似乎仍未停止较劲。原来商定，双方在飞机起飞后六小时，同时发布方李离境消息。但是，起飞后不到一小时，那时飞机刚离开PRC领空。中方就广播了消息。

另一方，美国飞机也没有首停第三国，而是降落在安卡雷奇（阿拉斯加），让美国电视台进机场，阳光正好，新闻镜头是我们从军机换乘副总统Dan Quayle 的Air Force No. II。继续飞到Upper Heyford，那里虽是英国皇家空军基地，但是美国营区，法理上也不是第三国。

无论如何，事件落幕了。中国政府让一架美国军用专机接走了两个中国人，两名被全国通缉的要犯。

有一点荒诞？世界真还不能没有一点荒诞。

参考文献

[1] James Lilly，China Hands (PublicAffairs 2004)

[2] M.A. Finocchiaro, The Galileo Affair: A Documentary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3] John Paul II on Science and Religion: Reflection on the New View of Rome，（Vatican Observatory Publications，1990）

八九回忆

八九问题：天安门广场曾经血流成河吗？

北京时间的1989年6月3日夜晚和6月4日凌晨，全世界都通过电视转播看到了中国首都大街上正在发生的恐怖。坦克、装甲车和携带着冲锋枪和棍棒的野战军人在昏暗的画面上鬼影般穿过，时时被远方的火光照亮。伴随镜头的是太频繁、太清晰的枪声，混合着群众一片混乱的嘶叫。毫无疑问，一场大屠杀正在进行中。

这一事件在历史上被它最为人所知的地标命名：天安门大屠杀。

这个名字带有其自身的不幸成分。它把人们的注意力指向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屠杀并没有发生的地点所在。其实，绝大多数的杀戮和伤害发生在通向广场的几条大路上，而不在广场本身。

就在今天，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发表文章说著名的维基泄密取得的“美国大使馆从北京发出的秘密电报表明天安门广场内没有发生过流血”。（大使馆的电报其实只是根据当时在场的一名智利外交官的报告。）对于不了解实情的人来说，这个新闻可能有爆炸性效果。然而，虽然20多年中一直有所谓“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的渲染，广场内没有发生重大流血事件却是已经确认的事实。

笔者所著的《天安门对峙》一书的最后一章根据众多的个人回忆和资料描述的那个晚上的整个过程。戒严部队在向北京城挺进的过程中杀死了几百个——如果不是几千个的话——市民，绝大多数的死亡发生在广场西边的西长安街一带和广场南边的前门大街一带。当他们成功地实现对天安门广场的包围之后，部队暂停了行动，为后来四君子的谈判和学生的撤离提供了时间。

凌晨1点半左右实现的对广场的包围似乎是部队战术运作的一个转折点。在那之前，军队表现得残酷无情，不惜一切代价要实现他们包围广场的战略目标。即使是在广场外围的长安街上，他们曾经直接向市民开枪，打死打伤无数。学生领袖之一张健就是在那里被一名军官在近距离开枪打伤。他还证实当时看到被打死的人。

但广场被包围、局势被完全控制之后，军人表现出有限度的耐心。虽然当时还有几千学生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部队等到几乎5点半左右才开始清场。在那4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们运用多种手段，使得大多数人在威慑下自己离开了广场。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与四君子的谈判允许还留着的学生和平撤离。

当然学生撤离的过程并不完全和平。广场上的确开过枪，还一度枪声大作。那是对天扫射的，或者是摧毁学生架设在纪念碑上的大喇叭，或者是为了恐怖的震慑效果。很多在场的学生后来都回忆过他们看到子弹打在纪念碑上溅出火花时的惊惧和愤怒。一些拒绝撤退的学生更遭遇到棒打脚踢。但没人在这个过程中被杀。

当中国政府发言人袁木在6月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天安门广场最后清场过程中无一人死亡”时，他的话被广泛地理解为政府对整个屠杀事件作全面抵赖，因此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愤怒和指责。也就是这样开始了所谓在天安门广场本身是否发生过屠杀的无谓的争议，似乎广场外街道上那成百上千的死亡并不足够。

直到今天，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广场内曾经有人死亡，尽管有一些少数人可能的确死于广场内部的间接证。其中一个例子是一位名叫程仁兴的学生。有人说他是在广场国旗杆之下被枪杀的，但现有的根据只是二三手的材料。

很多人曾宣称当部队最终以坦克横队推进广场，碾压其中无数的帐篷时，帐篷里还有熟睡未醒的学生被碾死。这个说法无法证实。在那之前，学生纠察队和士兵都曾分别检查过帐篷阵营，他们的确也发现过熟睡中的学生，把他们领出了现场。

还有人说他们看到有一大队学生最后拒绝撤退，自愿留在毛主席纪念堂附近而被集体枪杀。至今没有任何证据可以为这个说法提供支持。

也许，现在应该是对“天安门屠杀”这一称呼做更明确的定义的时候了：它指的是1989年6月3日晚上及随后几天发生在北京市的历史事件，并不局限于天安门广场本身。

方励之：我经历的1989-1990中美互动（B）

方励之最近撰文回忆1989年天安门屠杀后他与夫人李淑娴教授在美国大使馆避难期间的中美谈判过程。这是第二部分。（第一部分见这里。）

从PRC国庆到US鬼节

1989年10月1日前夕，上海市府举办招待酒会，庆祝PRC 建国40周年。来宾中有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原上海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在招待酒会上主动问美国总领事“我们要作甚麽事，才能解决方励之问题？”。大使立即将谢的举动转告我们。

　　

我们判断:“这是邓小平发出的信号，中共想要解决问题了。” 大使也持同样看法。

谢希德的学术身份，是一位物理学教授，专长于点群空间群在固体物理中的应用。谢的政治身份，是中共中央委员。谢是从美国回归者。八十年代，她每年至少到美国一次，代表中国物理学会参加美国物理学会年会。谢认识李和我。早在1950年代后期，谢一度从上海来北大物理系工作，协助黄昆建立半导体研究班子，直到这时，谢才入党。当时李淑娴也在黄昆的班子中，是一位援华的苏联半导体副教授的专业翻译。谢行事极为谨慎，作风更像虔诚基督徒。谢不会自作主张向美国总领事询问“方励之问题”，一定是高层授意的。

　　

跟着，又有两个信号。

中国科学院长周光召在访问美国时，也以“个人身份”向美国科学院透露，他“可以协助解决方励之问题”。我们同周光召认识的时间更长。大学二年级，李和我听胡宁的电动力学课时，周是胡的助教和研究生。周在1989年的政治身份，也是中共中央委员。

最后，原任中共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出马，向李侃如 (Kenneth Lieberthal)说，他“愿意以非正式的身份斡旋方励之问题“。李是中国问题专家，与美前总统尼克松有密切关系。胡乔木也是一位持续关心方的高层人士。1985年，“科学”（中文）杂志复刊，方在复刊第一期上发表科普文——“道生一的物理解”，介绍量子宇宙学。该年12月16日，胡乔木写信给“科学”编辑部，云：“‘科学’复刊第一期上，刊有方励之的‘道生一的物理解’一文，用宇宙物理学来证明……唯物主义的事物先于原理的观点是错误的…..我没有研究过宇宙物理学，但很以这种观点为异。”其实，方文丝毫未谈哲学，只是讲一个逻辑常识：在“时间”概念不能用的情况下，“先于”“后于”等等词汇，在物理上均无意义。“科学”主编郝柏林回信给胡，请他撰写一篇科学而非哲学文章，详细论述他的“为异”观点，“科学” 杂志将发表。但没有得到胡的回应。

　　

尽管上述三位皆位高权重，但其“个人身份”似乎都还不足以斡旋“避难”等政治问题。他们的个人政治身份大体是一品“龙套”。

　　

“龙套”跑圆场之后，真正有资格以“个人身份”斡旋者，登场了：大使告，尼克松和基辛格将于近日访华，老朋友邓小平要见他们，斡而旋之。

在尼—基—邓三位登场之前，还有一桩趣事。

10月31日，是美国的万圣节，叫鬼节更准确，否则会混同巴黎万圣庙。大使馆将举行招待会。按风俗，参加者可以戴假面具。有传言，招待会上，众来宾都戴一样的面具，男士一律用方励之面相，女士一律用李淑娴面相。当上百位全同的方李假面狂欢痛饮，晃动于大使馆之际，方李二真身，将溜之乎也。中国当局听说后，急了，外交部召见大使，要求美方不得趁鬼节招待会把方励之夫妇偷送出使馆。这一次，大使快速承诺：保证不在鬼节这一天，送走他们的客人。

　　

万圣节当天确实有一批客人抬着一个美国真棺材（运尸备用），其中装有一个鬼模型，闯进大使馆。令守卫的解放军不知所措。

　　

大使很得意告诉我们，“传言”等就是他们造的，目的是探测内鬼。“三国演义”中，蒋干盗书一场，周瑜派人在蒋干帐外小声嘀咕，放假消息（蔡瑁张允通敌）。李洁明用的就是周瑜的帐外嘀咕法，探测泄密渠道。

　　

李洁明确实极重视保密。每次他来谈话，总要把屋里水龙头开开，制造背景噪声，使窃听者听不清。流水噪音是反窃听的一个经典方法，有效，但是略显老了。用适当的统计处理就可以从背景噪音中取出有用信息。这是物理，特别是天体物理的一个课题。上帝让我们看到的天空，除了太阳东升西落等少数有规现象之外，其它现象看起来都是杂乱无章的“噪声”。从上帝的噪声中“窃听”出有用信息，是天体物理的任务。

尼克松—基辛格—邓小平

美国当局得知尼克松及基辛格将访华后，曾委托尼克松及基辛格在会见邓小平时，斡旋“方励之问题”。Bill说，尼克松一口答应了，愿意帮助斡旋，而基辛格则回绝，不愿介入“方励之问题”。李洁明的回忆录不提基辛格，也是一个旁证[1]。

　　

1989年10月31日和11月9日，邓小平分别会见了他的‘老朋友’ 尼克松和基辛格。

邓小平见到基辛格后，主动同他谈“方励之问题”。直到这时基辛格才不得不出主意，参与斡旋[2]。所以，严格说来，尼克松是美国当局委托的斡旋者，而基辛格应算是邓小平委托的斡旋者。

二斡旋者传来的邓小平的解决“方励之问题”的路线图是：

Former president Nixon and former secretary of state Kissinger shared with us the thoughts recently expressed to them by Deng Xiaoping regarding a possible path to speedy resolution of the Fang Lizhi situation.

Mr. Deng suggested to president Nixon – that the best solution is a “simple” one. I would like now to restate our understanding of what Mr. Deng said in general terms:

　　

A statement regarding his activities will be required of Fang Lizhi.

There should be agreement by Dr. Fang not to engage in political activities.

Dr. Fang and his family should be removed from China, preferably to the United States.

（此段取自talking point Nov. 18. 见附录[3]）

　　

路线图大意是，可以放走方励之全家，条件是： a.) 方励之应写个陈述，说明他的活动；b.) 应有保证，方不得从事政治活动；c.) 方全家应离开中国，最好去美国。基辛格建议，点c.) 改成“去第三国”。

　　

路线图还有关键一句——“the best solution is a ‘simple’ one”。什麽是 ‘simple’ one ？尼克松及基辛格可能都没有在意，或邓有意没说清。

条件 a.)和c.) 不难办到。b.) 的含义要在谈判中澄清。美方的立场是：

There are limited to any U.S. government control over Dr. Fang and his family, now and in the future. The U.S. government cannot legally offer guarantees regarding what an individual in the United States might say or do. I believe that Dr. Fang and his family understand this point.

（此段取自talking point Nov. 18. 见附录 [3]）

根据美国宪法，行政当局不能控制方励之一家在美国的言行。 美国行政当局依法不能对一个在美生活的人的所做所为提供保证。

这一点，同中国的政体完全不同。

11月15日，我正准备写点a.）所要求的陈述，李洁明大使送来了如下中国有关部门敦促书。抄录如下：

中国有关部门发言人发表谈话，敦促方励之、李淑娴尽早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发言人说，在全国人民的积极支持下，我们已赢得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定性胜利。当前社会秩序业已恢复正常，国内局势更加稳定。在党和政府政策的感召下，不少在动乱和暴乱　中犯有罪行的人向公安机关投案，得到了宽大处理。

发言人说，自平息反革命暴乱后，先后有几名中国人躲进了外国驻华使馆。目前，除方励之、李淑娴二人仍躲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外，其他人均已先后离开了外国驻华机构，得到了政府的宽大　处理和人民的谅解。

发言人敦促方励之和李淑娴迷途知返，赶快离开美国驻华使馆，争取宽大处理。

敦促书与路线图的调子完全不同。路线图点a)是要求写一陈述，而敦促书是典型的文化大革命语言：未审判，先定罪，“迷途知返”“投案自首”，“宽大处理”云云。敦促书的调子应是邓小平的原意，显然，“老朋友”斡旋者们都不接受邓小平原话。这一段话被斡旋成了中性的“陈述”。基辛格的回忆，描写了这一斡旋[2]。

敦促书证实：“躲进了外国驻华使馆”者，除方李一案，还有他案。并证实，他案均已解决。这同我们在大使馆知道的信息一致。重要的是，敦促书并没有说那“几名中国人”问题之解决，是由于写了自首书。看中共的文件，要看它写了什麽，更要看它没写什麽。

所以可以不管敦促书。按点a.) ，我写了一个有关“过去和将来”的陈述。全文如下。

　　

过去和将来

关于过去

1, 我主张中国应当进行社会改革。我在1988年以前的多次演讲中,公开地表达过我对中国的改革的观点。

2，我承认，我的观点主要有：

　a.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都已经落后于时代。它的一些基本原则，已经被科学证明是过时的，或者是不正确的。

　b.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所做的事情，差不多总的来说是失败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已经相当彻底地丧失了它的吸引力。

　c.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四十年是令人失望的。连年不断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使中国的经济一直逗留在世界第一百位以后的最贫穷行列之中。中共本身的腐化，则越演越烈。

　d.没有民主、人权，就不会有现代化。应当修改宪法，取消有关“阶级斗争”的内容。四项基本原则与毛泽东的六条政治标准是类似的，是维持“阶级斗争”的政治体制。在这方面，四项原则如仍僵化不变，民主、现代化都是没有希望的。

3. 1989年4月发生于天安门的以学生为首的政治运动，其目的是推动中国政府加快改革，其方法是和平的。因此，我完全赞同并支持。我也赞同根据宪法第63条通过人大罢免李鹏的总理职务。

4. 我认真地注意到，于1989年6月开始，中国政府称，上述的政治主张是“反革命的”，上述行为是"犯有反革命的宣传和煽动罪"。

关于将来

1. 应北美和西欧20余所大学及研究所的邀请，我此次出国的目的将集中于学术交流和研究。

2. 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关注的是，中国的和平、繁荣和现代化。

3. 因此，我将欣赏和欢迎世界各国政府符合于中国社会进步的一切活动；拒绝支持那些组织，如果它们不以中国进步利益为原则。

4. 一俟条件许可，我将回国继续直接为发展中国的科学与教育事业服务。

11月18日和24日的谈判

11月18日和24日，中美就邓小平的路线图举行了两次谈判。两次谈判的“要点”文件全文在附录 [3] 及 [4] 中。

　　

“要点”文件是由D.W. Keyser草拟的。此公中文极好。可惜后来堕入台湾女情报人员织的情网，主动转送国务院机密文件给该女。2004年被当场抓获。外交生涯就此终止。

　　

18日谈判，美方由李洁明代表。24日谈判，美方由公使 B.L.Pascoe代表，因李洁明当时回国述职。Pascoe 现为联合国副秘书长，负责政治事务。

18日谈判时，李洁明告知对方，我在写一陈述。24日谈判时，Pascoe 将“过去和将来”一陈述交给对方。路线图点a.)完成。

　　

点c.)， 无论去美国或第三国，中立国或非中立国都不是问题。几个月来，凡与我有过交往的同行，西欧的和北美的，大都来了邀请信，有的还提供永久职位。第一个提供永久职位的是挪威奥斯陆大学物理系，1989年6月23日，即我们进入使馆的第17天，正式offer信就收到了（直到21年后，2010年，我才有机会造访奥斯陆大学，登门致谢）。

　　

谈判的焦点是点b.)。如前所述，美方强调，按美国政体，特别按宪法第一修正案，行政当局不能控制任何个人的言论。美行政当局也不可能保证方励之到美后不参与政治活动。就是对方励之写给中国当局的陈述，美行政当局也不能为之背书。此种保证或背书，应是方与中国当局之间的事。美行政当局只能为双方传递信息。美国行政当局只能承诺，布什总统等不会接见方。

　　

这当然使邓小平没面子。李洁明曾告，“方励之问题”谈判有时在钓鱼台宾馆举行。谈判者都在一楼，二楼也有人。以他在CIA学的本事，他猜测邓小平就在二楼“监听”。

　　

为了破解点b.) 僵局，在18及24日谈判中时，都用了一下一段话，使双方都有面子。这段话是在（见附录[3][4]）：

　　　　　 　

We understand that Dr. Fang would offer full assurances to my Government that he would engage exclusively in scientific and scholarly research for a period of time following his departure from China.

大意是，方励之向美国政府作了充分保证，他离开中国后，在一段时间里，将专心致志于科学研究。技巧是“在一段时间里”（for a period of time）。到底是多长？一天？一个月？一年？十年？没说。所以，并无定量约束，整句话等于是不可检验的废话。但废话能使各方都有脸，这就是废话的功效。

可以清楚地感到，“不从事政治活动”等等保证，并不是邓小平的“核心条件”。因为邓小平自己有过类似经验，他“向毛主席保证” 的 “永不翻案”，是出名的。所以，这种情况下的“保证”，除了面子之外，并无实际价值。

邓小平的“核心条件”不是a),不是 b), 也不是c)。

斯考克罗夫特访华

12月9日，Bill兴冲冲跑来，告诉好消息；“赶快准备好，也许明天就能走！”背景是，布什再度派特使斯考克罗夫特访问北京，今天到。大使等估计，a.), b.), c.) 诸点都已谈妥。等斯考克罗夫代表布什同邓小平最后一拍板，方李就可以随斯考克罗夫特的飞机离境了。大使馆充满乐观气氛，圣诞节前，“事件”就可以圆满收场了。

准备行装容易，一小时足够了。12月10日晨，我们打点好行装，待命——

一直到晚上，“命”也没“待”来，转为睡觉。

斯考克罗特一边的故事，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详尽描述 [5]。他到达北京后，当晚外交部长钱其琛举行欢迎酒会。当时美国对中国当局的制裁（停止经援，停止高官互访等）还没有结束。斯考克罗夫特希望酒会低调，回避媒体，不要拍照，否则回美国不好交待。主人同意，只准媒体于酒会前双方寒暄时拍照。酒会则是闭门吃喝，拒绝媒体观赏。

　　

酬来酢去，一切顺利。最后，轮到斯考克罗夫特致答词了，他向主人祝酒。说时迟，那时快，突然闯进一批电视记者，录像镜头对准斯考克罗夫特，外加闪光拍照。显然，这是主人有意安排的，目的是以斯考克罗夫特的祝酒证明，中美关系正常化了。

　　

斯考克罗夫特说，对此突袭，他当时极为狼狈。只有两个选择。1. 终止祝酒，后果是，此行失败，打道回府；2. 继续祝酒，第二天美国报纸的标题就会是，“斯考克罗夫特向天安门屠夫祝酒”。权衡利弊，斯考克罗夫特还是硬着头皮选择了祝酒。斯考克罗夫特“赌”的是，此行会有重要成果。到那时，就不怕媒体报导祝酒了。

　　

所以，斯考克罗夫特这篇祝酒词，看似平常，实则不同一般，值得一看 [6]。通篇祝酒词没有提到人权和北京的坦克，只在一处提及天安门事件（event）。后来，中共的用词，也从最初的天安门反革命暴乱，逐渐变到天安门动乱，再到天安门风波，最后到天安门事件，与斯考克罗夫特用词一样。祝词结尾，斯考克罗夫特举杯

May I propose a toast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to the health of President Yang（杨尚昆）

　　 --- to the great Chinese People

　　 --- and to U.S. – Chinese friendship

对主人，斯考克罗夫特算是给足了面子。

第二天，即我们“待命”的一天，斯考克罗夫特连续地拜会了中国的所有首脑，外交部长钱其琛，总理李鹏，总书记江泽民，最后是邓小平。直到这时，邓小平一方才亮出了底牌——拿钱放人。即，除了上述a.), b.), c.) 三点之外，同时还有“核心条件”：

　　d.）美国解除对中国的经济制裁，恢复贷款；

　　e.）美方邀请江泽民访美。

这才明白，邓小平的‘simple’one，意为一次性，或“一揽子解决”中美之间的各项问题。是由于尼克松，基辛格二位斡旋人都没有听明白邓小平的‘simple’one 的含义？或者邓小平根本没有向老朋友说明白其含义？从基辛格的回忆录[2]看，答案大概是后者。

这才是真正的钉子。

斯考克罗夫特的回答是[6]：以解决“方励之问题”作为“解除对中国制裁”的交换条件，在美国是绝对不可能被接受的。解决“方励之问题”会有助于解决“经济制裁”，但二者不可能“挂钩”，或放在“一揽子”中。

邓小平等遵循的则是这一古老行业的传统行规——不见贖不松票。

　　

双方没有妥协的余地，谈判破裂。

　　

1989年尾

1989年尾，世界的热点西移。11月柏林墙倒了，12月26日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被处决了。我的苏联学界的朋友，在这时外流，跑到西欧和北美打工。

　　

布什行政当局的注意力移到苏联和东欧。中国的问题暂时被搁置。

　　

我呢？知道邓小平是按老行规行事，也就知道，已经没有我们多少事,可以安心作研究了（图1）。

图1：我在大使馆时的“研究室”，桌上是一台早期的苹果电脑，可执行Pascal 语言。电脑原属一位在大使馆工作的外交官，他有数学Ph.D. 学位。该外交官于1989年7月奉调回国,将电脑送给我。该机的性能，不如我家里的计算机，后者被抄家的警察抄走了。虽然不够理想，但还是能用来研究宇宙学。

年尾，大使馆也较清闲。有一天，大使来闲聊，说：“很抱歉，你是天体物理学家，而我们给你提供的住所连天都看不到。”我告诉他：“不必介意，理论天体物理学家的特征之一是，不需要看天，就能告诉你天上会发生甚麽。天上的东西99%，是有眼也看不见的，看也白看，还不如不看。”

1989年12月22日，我的日记写道：“改定‘Periodicity of redshift distribution in a T-3 universe’”。这是用大使馆苹果机算出的第一篇论文。此文后来发表于Astronomy & Astrophysics, 239, (1990), 24。发表时，我们还没有离开大使馆。这篇论文在1990年一月曾作为美国费米实验室（Fermi National Acceleration Laboratory）的预印本发至世界各地的物理系，物理研究所，包括中国(图2)。其重要作用是使许多朋友知道我在哪里，如何通讯可以不通过中国邮政的检查。

图2：‘Periodicity of redshift distribution in a T-3 universe’ 一文的费米实验室预印本。其下有我的临时通讯地址。寄到该处，由美国务院信使直接送到北京，不经过普通邮政系统。

有了图2上公布的地址，我陆续收到大量同行寄来的文章、书籍，天体物理的主要期刊。我们收到的印刷品的数量之多，使负责转送外交邮件的信使都有“怨言”。 有一天，邮件实在太多了，他对大使说：“给方的邮件占用的外交邮包太多了，应当让物理学界专门向国务院交钱”。

恰好，一位在石溪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理论物理研究所（现称杨振宁研究所）任职的朋友 Perry McCoy教授和夫人汤敦序（民主党骨干，不喜欢布什共和党当局）来信也说到交钱：

“今年我们将很高兴交税， 因为你在大使馆住，说明今年美国政府总算还做了一点好事”。

附录

[1] James Lilly，China Hands (Public Affairs 2004)

[2]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2011)

[3]. 1989年11月18日，谈判要点。

Talking Points: Meeting with VFM Liu Huaqiu, MFA

Saturday, November 18, 1989

I have asked for this appointment on a Saturday afternoon to begin discussion with you of the Fang Lizhi matter. I am authorized to do so by my government.

Former president Nixon and former secretary of state Kissinger shared with us the thoughts recently expressed to them by Deng Xiaoping regarding a possible path to speedy resolution of the Fang Lizhi situation. We understand that Mr. Deng made similar remarks to a visiting Japanese delegation a few days ago.

We share a desire to resolve this situation; we are prepared to proceed expeditiously to resolve the case; and we believe – as Mr. Deng suggested to president Nixon – that the best solution is a “simple” one.

I would like now to restate our understanding of what Mr. Deng said in general terms:

A statement regarding his activities will be required of Fang Lizhi.

There should be agreement by Dr. Fang not to engage in political activities.

Dr. Fang and his family should be removed from China, preferably to the United States.

My government believes that this general framework can serve as the basis for a resolution of the Fang case.

Our requirements with respect to the Fang Lizhi situation can also be stated simply:

We seek assurances that your government is prepared to guarantee and facilitate departure from China by Fang and his family to a destination overseas.

** If asked: by “family” I refer to Fang Lizhi, Li Shuxian and their son Fang Zhe.

Dr. Fang and his family, once overseas, should be free of harassment or the fear of arrest and free to pursue research and study as they wish.

We assume that the Chinese side would share our wish that agreement on departure of the Fang family would occasion a minimum of commentary by either side, and that such official comment would lay emphasis on the positive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of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We are prepared, as I have said, to work together with you to solve this problem expeditiously. It should not be unduly complicated to resolve, and we see no reason why we should not reach an understanding with you in very short order.

I wish at this time to offer some observations concern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Dr. Fang and his family:

I understand that Dr. Fang is preparing a personal statement of this political beliefs which also addresses his role and thinking vis-a-vis the student movement.

There are limited to any U.S. government control over Dr. Fang and his family, now and in the future. The U.S. government cannot legally offer guarantees regarding what an individual in the United States might say or do. I believe that Dr. Fang and his family understand this point.

I understand that Dr. Fang would contemplate offering full assurance to my government that he would engage exclusively in scientific and scholarly research for a period of time following his departure from China.

But I must reiterate that any promises regarding Dr. Fang’s future behavior after he departs the Embassy must be between Dr. Fang his self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e are prepared to serve as the “mailman” between Dr. Fang and the Chinese in this regard without offering commitments on behalf of the U.S. government.

Of course, we will want to urg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accept Dr. Fang’s solemn commitments, but as I have said we will not be in apposition to enforce any agreement after Fang has departed.

As you are aware, I depart Monday for three weeks in the United States. I will return on December 13. In my absence, Lynn Pascoe will be charged affaires.

Mr. Pascoe will be prepared to work with you during the time I am away.

In conclusion, may I state once more that it is our common hope that we may now proceed to place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ack on a constructive footing.

I would like to hear the Vice Foreign Minister’s reactions.

Draft: POL: D W Keyser (incorporating new material from State 369399)

Cleared: DCM: B.L. Pascoe

[4], 1989年11月24日，谈判要点。

Talking Points: Dr. Fang Lizhi’s Statements on Past, Future

Friday, November 24, 1989

I have brought with me a statement which Dr. Fang Lizhi has asked that we convey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is statement is in two parts: the first deals with his past activities, the second with his intentions and wishes concerning the future. This is the statement which Ambassador Lilly indicated to you on November 18 that Dr. Fang was drafting.

We said previously that we knew of no reason that our two sides might not work to resolve this matter swiftly in our common interest.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do so. We believe that Dr. Fang’s decision to draft a statement is significant, and will permit us to move ahead to the early resolution that we both desire.

I wish to reiterate points Ambassador Lilly earlier made to you concerning the role of the U.S. Government.

Dr. Fang’s statement is his alone. We are willing to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 between him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 as we are doing today – but we are not in a position to offer commitments on behalf of the U.S. Government.

There are limits to any U.S. Government control over Dr. Fang and his family, both now and in the future. The U.S. Government cannot legally offer guarantees regarding what an individual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in a third country, might say or do.

Any promises regarding Dr. Fang’s future behavior after he departs the Embassy must be between Dr. Fang himself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e understand that Dr. Fang would offer full assurances to my Government that he would engage exclusively in scientific and scholarly research for a period of time following his departure from China.

We continue to see considerable merit in a solution which involves initial quiet departure by Dr. Fang and his family to some third country.

Dr. Fang has received more than a dozen offers from various institutions to conduct scientific and scholarly research following his departure from China. These offers have been made by institu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such European countries as France, Italy and the Vatican.

If Dr. Fang and his family were to depart for one of these third countries, we anticipate that it would be easier to avoid the glare of media attention.

I would like to hear the Vice Foreign Minister’s reactions.

[5] George Bush & Brent Scowcroft，A World Transformed,（Knopf, 1998)

[6] 斯考克罗夫特的祝酒词，1989/12/9， 北京

Mr. Foreign Minister， 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an:

My colleagues and I have come here today as friends, to resume our important dialogue on international questions of vital interest to both our nations. This is a dialogue which we believe has contributed to the historic, peac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of Asia and the world.

Last weekend， in another corner of the world, presidents Bush and Gorbachev held talks on the great issues of our day. Afterwards, President Bush instructed me to come to China and inform our Chinese hosts about the talks in Malta. There is nothing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that needs to be hidden fro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of the world are enhanced by this dialogue.

We also come today to bring new impetus and vigor into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nd seek new areas of agreement –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And we come to reduce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irritants in the relationship.

We believe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not exhaust ourselves in the placing blame for problems that exist. Rather, by working together – within the values of our different social systems – we should seek to solve common problems and remove irritants.

It is the President’s strong desire to see these talks make progress and lay the groundwork for the solutions we seek.

Speaking as a friend, I would not be honest if I did not acknowledge that we have profound areas of disagreement – on the events at Tiananmen, on the sweeping changes in Eastern Europe. We see your complaints about us in the pages of People’s Daily.

But I recall that when we have found ways to work together, the world has been changed for the better; and when we have been at odds, needless tension and suffering were the result. In both our societies there are voices of those who seek to redirect or frustrate our cooperation. We both must take bold measures to overcome these negative forces.

In these meetings we seek to outline broad areas where agreement is possible, and to isolate for another time those areas of disagreement. The sooner we set about this task, the better. The path ahead will not be smooth and it will not be short.

But we have accomplished much when we have worked together in the past. I can cit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xchanges, the departure of Soviet combat forces from Afghanistan, limits on missile proliferation, peac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withdrawal of Vietnam’s combat forces from Cambodia, mutually beneficial trade and investment, technology transfers, scholarly exchanges, and more. We – both side – must persevere. Now more than ever.

We are not China’s prime enemy or threat, as some would claim. But, like you, we are true to our own values, our heritage and traditions. We can be no other way. We extend our hand in friendship, and hope you will do the same.

May I propose a toast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to the health of President Yang

--- to the great Chinese People

--- and to U.S. – Chinese friendship

八九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