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April 30, 2012

八九一日:4月30日,赵紫阳回到北京,高自联组建对话团

胡耀邦追悼会后第二天便去北朝鲜访问的赵紫阳总书记终于在1989年4月30日返回北京。他已经出国整整一星期,而在此期间原先只是萌芽中的学生运动已经开始蓬勃发展。

因为吾尔开希还处于躲藏状态,高自联在这一天再次改选,封从德成为主席。

高自联还因为袁木在前一天的对话会上明确表示政府不可能与高自联这样的非法组织直接对话而决定另外组建学生对话团,以独立于高自联的立场寻求与政府对话的机会。

实际上,北京市政府的领导李锡铭、陈希同等也还在继续与各校学生对话。但这些对话的参与者都是官方指派的学生代表,不被大多数学生所认可。


八九一日


Sunday, April 29, 2012

八九一日:4月29日,政府官员与学生代表第一次对话

作为对学生要求与政府对话的一个回应,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与1989年4月29日主持了一场与学生代表对话会。参加会议的学生大多数是各校官方学生会的干部,但也有少数这场学运中的领袖人物得到了邀请。吾尔开希收到邀请后在现场要求以高自联代表的身份参加对话,遭到拒绝后便转身离去。北大的郭海峰参加了会议。

对话过程被很少见地实况转播。然而,袁木的官僚态度很快失去了观众的信任。对话现场政法大学研究生项小吉当场指出该对话无效,政府应直接与新成立的学生自治组织平等对话。一些代表随之退场抗议。袁木则强调政府永远不会与非法学生组织对话。


学生组织自身也在继续调整着。由于王丹的缺席,北大推举封从德作为该校代表参与高自联常委会活动。封从德和王超华逐渐成为高自联内部实际上的领袖。而刚刚抵达北京不久的李禄这天也终于找到机会混进北大筹委会所在的学生宿舍。他在几经周折后碰巧遇上负责筹委会秘书工作的柴玲,赢得了后者的好感和信任,开始进入学运领导圈子。


八九一日


Saturday, April 28, 2012

八九一日:4月28日,高自联领导层第一次重大变动

大游行第二天的1989年4月28日相对平静很多。大部分学生都睡了懒觉,直到下午才开始恢复热闹。各个校园里出现大量描述游行经历的大字报。这天的官方媒体中也有少数小报纸打破静默,报道了游行。

也是下午时分,高自联再一次召开代表大会。他们很快地因为周勇军临时取消游行的个人行为而免除了他的主席职位。吾尔开希几乎理所当然地被选为第二任主席(虽然吾尔开希也做出了同样的建议)。马少方也辞去了常委职务,王超华等几位同学这时被增补为常委。

那天晚上,王丹和吾尔开希两人出乎意料地在香格里拉饭店召开个人记者会(参加者几乎全是西方记者)。他们宣布自己处于危险境地,必须隐蔽躲藏起来,然后便从公共视野中失踪了。


北大的研究生在这天召集了全体会议,按照原研究生会章程规定的程序投票解散了这个官方组织。这是八九民运中少有的一次严格按照民主程序所做的一个重大决定。封从德向高自联汇报了这一进展,希望其它学校能够效仿。私下里,他对王丹和吾尔开希在媒体面前出个人风头的做法极为不满。


南京大学的本科生李禄也在这一天坐火车来到北京。他在南京组织参与过几次当地的游行,但知道真正的行动中心在北京。他到北京后便在各大校园里转悠,试图接近学运的领导人物。


八九一日


Thursday, April 26, 2012

《天安门对峙》书摘:四二七大游行

以下是《天安门对峙》第6章节选:


第二天一早,焦虑着的马少方来到人大查看游行进展。他还没到达那个校园的时候就听见高音喇叭在宣布示威活动已经被高自联取消了。几百名学生带着旗子和标语聚集在大门口,他们看上去和他一样迷惑。

人大座落在北大和清华南边相隔十几个街区的地方,是那两个学校进城的必经之路。原定的计划是人大的学生等待北边的队伍沿街而下来到这里后再跟上行动。这时候他们不知道是否还会有人来。许多耐不住性子的人爬上楼顶向北方眺望,那边街上空空如也。

前一天晚上大约午夜时分,就在马少方和王丹作出按计划游行的决定之后,周勇军终于在持续一天之久的单独劝说和巨大压力下坚持不住了。归根到底,他没法回答对付他的人没完没了地问他的一个问题,“你个人能够对成千上万的学生的安全负责任吗?”差不多同时,吾尔开希在相似的情形下也投降了。一张手写的字条从北师大飞速传到政法大学,吾尔开希建议周勇军取消游行。

周勇军还在试图抓住最后的救命稻草。他坚持说他个人没有权力推翻高自联做的决定。控制他的人对这种技术性问题丝毫不感兴趣。“就写一个纸条就得了”,他们要求道。周勇军没有办法,他写下了一句简单的取消游行的话,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盖上那天才匆匆制就的高自联大印。他没料到的是他的这一举动立刻引发了一系列近乎军事行动效率一般的运作。电话立刻打到市政府,市政府转而又通知所有的高校注意帮助一辆载有紧急信息的特殊车辆。就这样,所有院校的学生领袖都在黎明前看到了周勇军的亲笔指令。吾尔开希还被专门送到北大去告诉那里的领袖们只要他们留在校园里就万事大吉。

北大校南门的大铁门又一次关闭了。门卫认真地检查每个人的证件才允许他们从一个小小的边门通过。附近宿舍楼上的高音喇叭持续地播送着关于出校游行的严厉警告。

在三角地,沈彤自己的大喇叭在针锋相对地重复播放着他们的《七条要求》。慢慢地,几百个学生列成队向大门走去。王丹和沈彤各自提着一只喊话筒走在前列。他们后面是一杆大红旗,上面写着四个黑字:“北京大学”。两幅白色的标语护在校旗的两边,分别写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拥护社会主义”。

他们缓慢地走向南门,希望沿路能聚集起更多的同学。但在他们一个个地通过小边门走出校园时,他们还不过是一个只有一两千人的队伍。这时候大约是早上8点45分。犹犹豫豫的队伍刚一出校门就停了下来。王丹和沈彤发现他们的路径被一道人墙阻挡。不过这并不是他们想像中的警察或士兵,而是整队的记者在把带长镜头的照相机对准着他们的脸。人群后面许多人跨上自行车四散而去,他们一路兴奋地呼喊着“北大出来了!” “北大出来了!”

只有王丹、沈彤和少数几位筹委会的成员知道他们这个游行其实只是象征性的。


北大的筹委会一直采取着一个相对于高自联独立的姿态。他们从一开始就对那个组织的合法性有着一定的疑虑和不满。早先,王丹和封从德在他们自己的会议上曾投票赞成游行。但包括沈彤在内的另外三名筹委会的常委会成员投了反对票。沈彤这时已经独自地与校领导达成初步协议,如果学生不走出校园的话,他们可以开始与校长直接作正式的对话。沈彤觉得这将是一个做成更大的事情的开端,值得他们妥协。常委会根据投票的结果作出了不参加游行的决定。

封从德却对这一决定甚为忧虑。他觉得被《人民日报》社论激怒了的学生很可能无论如何还是会去游行的。如果领导者选择站在对立面,他们只会失去自己本来就不强的信誉。于是他策划了一个由各系代表参加的全校大会以多数形式推翻了筹委会常委会的决定。正是这样,王丹才可能在那天晚上同意马少方坚持游行的决定。

周勇军取消游行的字条和吾尔开希凌晨时的个人来访因此没有在北大产生多大影响。相反,这里的领袖们觉得这正好是他们显示出他们独立于高自联的绝佳机会。不过他们现在深知,如果他们真的游行的话,他们有可能是单独行动,这大概不是一个很好的前景。沈彤再次主张比较保守的做法。经过反复辩论,他们最后达成妥协只举行一场持续几里地的象征性游行。他们一旦抵达三环路快要进城时就折返校园。他们觉得只要出了校园,就已经达到了挑战《人民日报》社论的目的。

做出这个决定之后,沈彤还是对王丹和封从德放心不下,担心他们会在游行过程中得意忘形而违背初衷。他们要求王丹保证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改变这个计划,又安排封从德留在校园里做后勤支持,这样把他排除在现场之外。历来顾全大局的封从德没说二话就答应了。


离开他们的校园之后,北大的队伍很快地发现一支来自清华的差不多大小的队伍追了上来。他们并在一起向南边的人大行进。就在这时候他们看到了第一条由警察组成的警戒线。只有区区几百个不带武器的警察手挽着手堵在路上。学生们按照事先的计划停下来在路上坐下。最前面的学生领袖与警察展开了一场长达十几分钟的激烈但文明的谈判。双方都没有退却。

这一次是街边的观众们先失去了耐性。围着学生队伍的年轻市民人数上比那薄弱的警察多得多。他们自作主张挤了上来插进学生和警察之间。“走开!”“走开!”随着雷霆般的呼叫声,他们向前压过去。警戒线在这强大的势力前无从抵抗,很快就被冲散了。

学生们继续前进,他们的人数在急剧膨胀。越来越多的学生从北大和清华的校园里跑出来追赶队伍。学生纠察队急忙在队伍两边手拉手组成自己的警戒线。他们一方面是维持自己队伍的秩序,一方面是防止激动的市民插进他们的队伍。虽然市民们已经通过他们清除警戒线的行动实质性地加入了抗议行动,他们还是不能被学生接受为运动的一部分。运动的“纯洁性”实在太重要了,学生不能放弃这一点。

人大的学生在北大学生出校门的几分钟内就通过骑自行车报信的人知道了这个消息。激动的讯息在校园里很快传播开来,一个游行队伍瞬时间在学校大门口形成。就在楼顶上的学生看到正在逼近的旗帜时,他们决定不再等待了。相反地,他们出了校园直接向南边进发,走在了北大和清华的队伍前面。失去了在最前列引导位置的沈彤这时候发现他自己大概是唯一一个还在想着要很快折回头的人。他知道他们的妥协决定已经毫无希望地被遗弃了。他与王丹一起向着北京城继续前进。在他们的前面,人大的大红旗指引着方向。

当北大学生出来了的消息传到政法大学时,那里的学生正在他们自己的一场对峙之中。他们面对的也不是警察。学校的校长带着老教授们站成一排,苦苦哀求学生不要出校游行。校长泪流满面,绝望地重复着:你们今天出去,万一发生流血冲突,你们受到了伤害,我们怎么向你们的父母交代?

他的劝说没有效果。几乎就在他的脸前便是一面由几个学生举起的大旗,上面写着“誓死捍卫宪法的尊严”。那个“死”字上面泼了红墨水,就像鲜血在流淌下来。热血沸腾的学生们轻易地就把他们的校长和教授真诚的劝说抛在了一边。

当他们游行出校园时,一个由十几个人扛着的巨大标语板在队伍中间优雅地滑行,上面是楷书写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关公民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几个最重要的条款。这个引人注目的标语板是吴仁华建议制作的,采用的是该校另一位青年教师刘苏里准备打家具用的木料。陈子明和王军涛已经在这个校园里呆了一天,在幕后帮助他们确定游行的口号。

身高1米9的浦志强在队列前面挥舞着校旗。他注意到附近北京邮电学院的学生还被关在校园里,就带着自己的队伍过去把那里的学生带了出来。很快地,他们遇到了北京航空学院的队伍汇合在一起向北师大的方向前进。

在北京中医学院,学生因为《人民日报》刚把他们作为全市唯一没有参与罢课的典型来夸奖而气愤。在他们的校园大门被紧锁的情况下,学生爬墙出来参加了游行。


在北京的西北郊区,30多个大大小小的高等院校散布在一片很大的区域。许多小学院的学生尤其困惑。他们所能听到的消息来自那些在附近穿梭的骑自行车的信使们,这些消息往往各不相同而且互相矛盾。在没有比较强的组织领导的情况下,这些学生就坐在大街边等待,一旦有游行队伍来到附近便立即加入。这样的场景在许多个街口重复出现,就像无数条小溪流汇入咆哮的江河,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正在急速地爆发。

在城市西北角的西直门立交桥附近,两条学生的主流会师了。人大、北大和清华带领的西路人马与政法大学和北师大率领的东路人马交汇。学生们不断地在人群中发现自己的朋友,他们紧张的脸上第一次呈现出欢乐的表情。当他们沿着古城边界的二环路继续行进时,游行队伍已经秩序井然了。庞大的队伍走在街道的正中间,大概有十几个人一排。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大旗和标语,由一两位带有哨子和喊话筒的学生指挥,他们不断地带领着大家齐声喊口号。队伍的每一边是手拉手的学生纠察队,他们的任务还是阻止非学生混入游行队伍。游行的进程很不规则,一会儿停下,一会儿快跑,这些学生纠察们也跟着或站立或急速跑动,以保持警戒线不中断。当他们实在跟不上时,立刻就会有学生从游行队伍里出来填补空缺。

队伍中偶尔也会有非学生的出现。在清华的分段前列,几名老教授迈着带有特别的尊严的脚步,他们的银发在灿烂的阳光中跳动。他们骄傲地举着一块条幅:“跪久了,站起来遛遛”。这句话既指的是学生们几天前的跪谏又表达了这些教授们几十年在共产党领导下所遭受的痛苦。

一路上还有很多由警察组成的壁垒。在每一个主要街口,仍然是赤手空拳的警察队伍手挽着手顽固地拦在路上,有时候达到十几人厚。对于旁观者来说,这是一个似曾相识的景象。在无数的人民军队参与抗洪救灾的电影和电视中,他们看到过战士们跳进激流,手挽手用他们的躯体组成抵抗急流的屏障,保证被冲垮的水坝能在他们的身后得以修复。但在这一天,他们面对的不是一般的洪流。

学生们在行进中有时候能轻易地说服警察为他们让开大路。在其它的地方,他们就坐下休息。一路跟随着他们的市民们这时就会一拥而上,他们从各个方向推搡警察,直到该警戒线崩溃。警察的抵抗也远远不是死心塌地。当他们的防线被冲垮时,很多人露出了轻松的微笑。有些人还对着蜂拥而过的学生队伍行礼,还有人悄悄地举起两只手指作出象征胜利的手势。就这样,游行队伍冲过6道封锁线来到了城市的门口。对所有人来说,这是一个光彩而非暴力的日子。


中文里的“游行”一词根据其语境既可以是一场抗议示威又可以是庆祝活动。对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长大的几代人来说,这是一项非常熟悉的活动。在文化大革命的热潮中,大规模的游行成为家常便饭。或者为庆祝一条新的毛主席语录的发表,或者为声讨国际国内坏人的罪行,游行都会在全国范围内随时隆重地举行。因此,一场游行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召集起来,一般都会有旗帜、标语、口号、锣鼓甚至鞭炮。对于孩子们来说,“游行去!”无疑是一个最为兴奋的号召。

当学生的队伍从城市的西北角进入二环路时,他们的“游行”由抗议行动彻底转化成一场胜利的庆祝。前一个晚上,军事镇压的谣言甚嚣一时,他们之中无数人在对流血事件的预期中写下了自己的遗嘱。当他们不顾他们的教授甚至父母含泪的劝告走出校园时,他们感觉到的是庄严、担心和决绝。然而,那所有的的焦虑在他们看到眼前的景象时都在一霎间蒸发了。

几百万的市民涌向了街头,他们挤在路边的过道和高架的立交桥上,带着自己的标语、呼喊着自己的口号、笑着欢呼着似乎是在迎接来解放他们的入城部队。当学生队伍在立交桥下通过时,天空中雨点般的下着面包、袋装饮料和冰棍。一个路口上提示注意交通安全的巨大标语牌上的文字被临时改换,祈求学生们能够“安全回家”。到这一时刻,学生的队伍已经延续超过一万米之长,看上去就是没有尽头的滚滚洪流。

市民们也高兴地在学生游行队列中看到大量关于他们更为专注的问题的新标语,包括通货膨胀、受贿、腐败和官僚等等。学生们在这一天不再只是为抽象而空洞的自由民主呼喊,他们开始为普通人说话。

前进中的学生是在长安街上第一次看到正规军的出现。那条宽广的街道边上排满了军用卡车,满载着士兵朝着天安门方向开进。可以看到有些士兵持有冲锋枪。在长安街上,没有武装的军人正在像警察尝试过的那样组成更大更厚的人肉障碍。学生们已经不再害怕了,他们明白,在这一天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他们。他们也同样知道发生暴力冲突的可能性已经消失了。

游行队伍在一道由军人组成的人墙面前逐渐地停了下来。这里的军人数目是如此众多学生不能不怀疑这次他们是否能冲过去。不过他们看见眼前士兵的脸,知道这些年轻士兵比他们更加焦虑和害怕。学生们快乐而顽皮地高唱起熟悉的军队歌曲并高呼口号“人民爱军队!军队爱人民!”

在他们周围,围观的市民又开始行动了。他们用拳头猛砸交通标志牌、栏杆和其它一切能制造噪音的东西,开始了有节奏的怒吼:“走开!走开!”这喊声震耳欲聋。当人群从四面八方涌向士兵时,障碍立即就融化了。

游行前方的天安门广场此时像一个战场。无数的军人在那里集结着,他们看起来似乎在准备保卫这个历史性的标志不被外来的侵略军占领。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花圈和花束早在追悼会后就被清除干净了。广场上没有旅游者,甚至也没有当地居民。在学生队伍从西面接近时,这里的空气近乎凝固。士兵和警察潮水一般涌向北面,他们将在那里做阻挡游行进入广场的最后努力。

井然有序的学生纠察队首先出现了。他们在大队人马到来之前沿着士兵组成的人墙设置了一道自己的警戒线。在他们的引导之下,学生大队在好奇的军人众目睽睽之下沿着长安街直接向东边挺进。他们走过了天安门,完全把广场抛在一边,把士兵们留在一个惊异但轻松的状态里。

就在短短的5年之前,1984年国庆节典礼上,大学生们曾经挥舞着“小平您好”的标语在天安门下游行。当时是北京的一名高中生的沈彤穿着台湾民族节日服装在那个游行队伍中载歌载舞。这一次,沈彤和他的同学们行进在他们自己的游行中。他们通过天安门的时候,高高的观礼台鬼魅一般的空空如也。那里不再有摆着高大形象的领导人向他们挥手。

他们到达天安门东边的建国门时天已经开始黑了。王丹跑到立交桥上去亲眼观察他们自己的阵容。在黄昏中,这是一个他将在心灵中铭刻终生的画面。从建国门向西,整个长安街延伸到天边。肉眼所及,大街上挤满了人,这是一个旗帜和标语的海洋。这是他那年轻的脑海中从来不可能想像到的欢乐和光辉。

处于北京火车站附近的建国门是长安街东边的尽头。在过去政府组织的无数次游行中,这里是作为集结地的起点。几百万的群众曾聚集在这里,排着整齐的队形,伴随着繁华的彩车,或者欢庆或者声讨般的沿着长安街下去,直至天安门和远方。今天,这新一代的大学生们确确实实地是在向着相反的方向挺进,他们除了自己的真诚和热情别无它物。

这是一个强大的阵营。整个学生行列花了1小时45分钟才得以通过天安门。据估计有20万人参加了游行,超过一百万的民众出来欢呼和支持他们。

在建国门,他们转向北方。沿着二环路,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才能回到校园。各种新闻和谣言在队伍中传开。在上海,江泽民市长关闭了受欢迎的《世界经济导报》。那份报纸因为发表了一份著名知识分子纪念胡耀邦的座谈会纪要而获罪,其总编辑钦本立被免职。当疲累的学生傍晚时分还在街上艰苦跋涉时,他们出乎意料地听到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广播中的正式讲话:
我们欢迎学生们的对话要求。我们党和政府一贯主张与群众直接对话。但对话需要在合适的气氛和场合下进行。 
学生觉得政府终于答应与他们正式对话了,游行队伍的行列中爆发出一片欢呼。“胜利了!”“我们赢了!”激动的泪水在无数的脸上流淌。

北大的学生终于回到校园时已经接近午夜了。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在高音喇叭里播放着迎接他们的凯旋。这是封从德的手笔,他独自在校园里呆了一天,整理了他们的媒体中心,通知食堂为迟归的同学准备夜宵。他还联系了学校的车辆出去接后面实在走不动的同学。这些学生已经迈着双腿走了16个小时,他们行程超过40公里。


八九一日:4月26日,高自联举行记者会、学生辩论游行决定

1989年4月26日是紧张的一天。这天所有主要报纸都在头版刊登了《人民日报》社论。上午,成立不久的高自联在政法大学校园里举行了第一次记者会,宣布第二天将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该社论。王丹是记者会的主角,回答了大部分问题。

当天下午,北京市政府部门和各大院校的政工干部则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紧急会议,他们被要求全力以赴,说服或阻止学生上街。

高自联第一任主席,政法大学的周勇军一整天都被该校的官员控制做思想工作。他终于觉得自己不可能承担这样的责任,同意取消游行。当晚,政府派车把他手写的指令送到各个学校,通知游行取消。

北师大的吾尔开希在类似的情况下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他被官员专程送往北京大学通知那里的学生取消游行。

北大的筹委会也在为是否坚持游行辩论。沈彤和孔庆东这天与校方达成协议,如果学生不出校游行校方答应与他们正式对话,相对于承认筹委会组织。因此他们力主不出校。王丹和封从德则持相反立场。在筹委会做出取消游行决定之后,封从德又招集了一个全校代表大会推翻了该决定。最后他们妥协,商定只是象征性地走出校园,游行到人民大学门口就折回。封从德被要求留在学校。

几乎同时,电影学院的马少方听到军队已经进城准备镇压的消息。他在几个校园间奔波,试图找到足够的高自联常委召开紧急会议但没有成功。最后,将近午夜时,他在北大与王丹会合,知道第二天北大学生还是会出校园。

那个晚上,大多数学生并不清楚第二天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很多人在他们年轻的生命第一次写下了遗嘱。


八九一日



Wednesday, April 25, 2012

八九一日:4月25日,清华对话失败,高自联决定组织游行

1989年4月25日,北京的大学生继续罢课。北大的筹委会内部争斗也在继续,人员不断地变换。这天改选的筹委会成员是孔庆东、王池英、封从德、王丹、沈彤。北大的学生则自发地组织了一些小型宣传队到校外街头宣传他们的抗议活动。

下午,来自国务院、教委和北京市政府的一部分官员,包括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来到清华大学,声称响应该校学生要求来与学生对话。这消息立刻在清华园引起混乱。因为担心这是政府企图分裂、孤立学生的诡计,周锋锁临时召集学生大会否决了该校自治会参与对话的决定。这个成立不久的学生自治会成员也因此集体辞职,清华一时陷入群龙无首状态。

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在这一天以几个版面的篇幅发表了十几位著名知识分子在一个纪念胡耀邦座谈会上的讲话纪要。该报纸很快被要求追回。

而最重要的活动还是在北京。新成立的高自联这天晚上在政法大学的一间大教室里举行他们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开始不久便被“重要广播”打断,代表们一起收听了晚间新闻播送、即将在第二天正式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这个“四二六社论”把学生运动定性为“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愤怒的代表以25票对15票的优势通过了在27日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的决定。


八九一日



Tuesday, April 24, 2012

八九一日:4月24日,北大筹委会出师不利

1989年4月24日是星期一,胡耀邦追悼会后第一个上课的日子。但北京的各大院校里几乎没有任何学生去教室。八九学运中的第一场大规模罢课拉开了序幕。

学生倒也没闲着。北大的筹委会那天下午在该校五四操场召集全校学生大会,准备正式组建自己的学生组织。近万名学生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春日汇聚一堂。王丹、封从德、熊焱等筹委会成员站立在主席台上,分别作了简短讲话。但形势很快急转直下,当天刚被筹委会除名的丁小平和张智勇冲上主席台要求发言。台上为争抢麦克风而乱成一团。熊焱更当众宣布张智勇是官方派来的奸细。郭海峰、李进进等人试图劝说未果,台下的学生最终不欢而散。

北师大那边却没发生这样的麻烦。吾尔开希毫无悬念地当选为该校的学生自治会主席。


八九一日



Monday, April 23, 2012

八九一日:4月23日,陈明远演讲、刘刚组建高自联

1989年4月23日,胡耀邦追悼会的第二天,总书记赵紫阳离开北京,出国前往北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国内的政府公务由总理李鹏负责。

北大三角地那里沈彤刚安装好的广播站立刻就派上了用场。著名知识分子陈明远通过高音喇叭发表了一个慷慨激昂的演讲。该演讲同时被录音,复制了几百份传播到其它院校乃至全国各地。

刘刚这天在各校园里联络这次运动中新冒出来的学生领袖,通知他们晚上到圆明园他的住所开会,组建新的学生组织。他原先由青年教师来领头的愿望落了空,但还是有来自20多个院校的60多位学生参加了这个神秘的聚会。政法大学来了8人,数目最多。北大却没有真正的代表与会。会议由吾尔开希主持,经过很快的讨论后便成立了“北京高校学生自治临时联合会”——即后来广为人知的“高自联”(又称“北高联”)。会议随即选举了由学校为单位的常委会,采取主席轮换制。北师大的吾尔开希与政法大学的周勇军(该校的浦志强谢绝了提名)竞选第一任主席,由周勇军险胜。

因为担心安全问题,这个会议很快就散了。刘刚当晚走访了方励之、陈子明等知识分子征求对组织章程草案的意见。他试图说服方励之像陈明远一样站出来公开演讲,方励之拒绝。陈子明提出可以为该组织提供资助,被刘刚谢绝。


八九一日



Sunday, April 22, 2012

八九文件:陈明远在北大的演讲

1989年4月23日,胡耀邦追悼会的第二天,著名知识分子陈明远在北大三角地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以下是根据当时录音整理出来的演讲内容,摘自台北联经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八月修订版《天安门一九八九》。


原文几点说明:
  1. 此演讲陈明远先生事先未做准备,是即兴演讲。
  2. 此记录未及陈先生审阅。
  3. 录音中,清楚文字未做任何改动。
  4. 录音中不清楚,用“……”号或“︱︱”号表示。
  5. 标点和段落是由记录者填加和划分的。
  6. 此演讲稿的记录整理是由李广利和李友师负责的。
  7. 若此演讲稿的文字、标点段落因记录而出现的差错,均由记录者本人承担,与陈明远先生无任何关系。
陈明远:我们国家的问题实在太多了

我的姓名叫陈明远(鼓掌),我要说我绝对不是到这儿来求名求利,如果在座的有往上报告的,可以把我的名字一直告到公安部门。(好!热烈鼓掌)。

因为我知道,每一次当学生提出正当的要求,群情慷慨的时候,总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为了个人的目的,为了一些卑鄙的目的,出卖同志,出卖朋友,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来博得自己往上爬的阶梯(对!属实!鼓掌)。但是我不害怕,我今年已经四十八岁了。(好,鼓掌)我所尊敬的闻一多先生在四十七岁时就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好!长时间的热列鼓掌)下面,我对我讲的每一句话负责。 

第一,我要讲的就是昨天我参加了耀邦同志的追悼大会和遗体告别,当然我不是以(录音混乱)……,从头到尾我的情绪一直是非常沉痛的,痛哭失声。关于耀邦对于教育问题,对于物价问题,对于知识分子问题以及改革问题,他留下了许多对于我们党、我们的民族都是很宝贵的文字和讲话,我呼吁当局立即整理,公开印刷关于耀邦同志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全部正确言论。(好,鼓掌)我希望大家联名要求政府立即迅速负责地组织人力、迅速地公开耀邦同志在谈话中间表示对改革的一系列的他的忧虑和他的建议,把它向全国人民公布。这就是耀邦同志对我们的遗嘱。(好,鼓掌)

昨天在追悼会进行到最后,我和别的同志曾经建议,因为我们一直送灵车到后面的小门,我们建议灵车应该按照每次常规,应绕天安门广场一周。(好!热烈鼓掌)应该让耀邦同志的遗体告别他多年以来为之奋斗,因为他身上还带着国民党的枪弹,应该让耀邦同志的遗体最后一次看一下我们光荣伟大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对!鼓掌)最后看一下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口号的天安门。但是最后,当局竟没有使灵车通过天安门广场。我感到非常的失望,而且我知道很多干部同志,很多有良心的中国人对这一点都非常失望(鼓掌)要是耀邦活着,他也会感到这是一个最大的遗憾(鼓掌)希望有关部门对于为什么采取这样一个不得人心的措施作出解释。(对!好!鼓掌)

同学们的各种活动当然是有一些错误、缺点的,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我们不是搞政治的人,我们不是政客!(对!鼓掌)我们难免会讲很多错话,难免会做一些错误的事情,但是既然国家领导人都可以三七开,可以说九个指头是好的,只有一个指头不好,为什么对我们就要求十全十美呢?(好!长时间热烈鼓掌)

我再说一下,我到这儿来,决不是妖言惑众,也决不是为了什么别有用心,但是政府,我们的新闻机构,我们的中央电视台预先已经把那顶帽子悬在那儿,(对!鼓掌)它威胁我们,谁要出来,谁就是不怀好心,就是别有用心,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害怕了,许多人要考虑到他上有父母、下有子女﹔他有工作,他每天才那一点生活费,他如果被抓进去,他的生活如何……,但是我……从来不在这样的大庭广众之下说话的,我觉得今天忍无可忍,我要出来说话了。(好!热烈鼓掌)我要以万分愤怒的心情抗议中央电视台(好!热烈鼓掌)我已经给中央电视台打了电话,我已经通过种种渠道,我觉得中央电视台在四月十九号、二十号两次的广播是不负责任的(鼓掌)就是广播的撰稿人,也就是说,大家是不是在座的很多同志都听到了中央电视台在胡说什么(听到了)大家証实一下,它是不是说,有人在游行中间呼喊反动标语?(没有人喊),它是这样说了吗?(是的)我们实际上我问过很多同志,问过很多同学,我甚至跟着队伍跟至天安门广场,有没有人喊过反动口号?(没有)有没有人贴过反动标语?(没有!) 

同志们,中央电视台良心何在?(没有良心!鼓掌)我建议大家联合签名向中央电视台提出最强烈的抗议!(抗议!抗议!热烈鼓掌)中央电视台说在群众中有围观的人,有许多不明身份的人,在那儿别有用心地煽动群众。我就是一个,但我是明确身份的,我一开始就告诉了我的姓名!(对,鼓掌)大家说我是不是在煽动群众?(不是!)我是不是叫大家来反对谁?(不是!)我讲过一些没有良心的话没有?(没有!)煽动群众的是中央电视台!(对!热烈鼓掌)我们要联名向人民法院提出公诉!(好!鼓掌)中央电视台写这篇文章的是谁?他站出来!(对!)这个人才是一个不明身份的人!(对!鼓掌)写这篇报导的人,他的良心何在!(没有良心!)就是这个人把我们煽动起来了,哈哈。(众笑)……。

朋友们,各位朋友们,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但是我觉得我的理想被人践踏了!(对!好!鼓掌)我们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荣誉被人侮辱了!
(对!鼓掌)首先就是被中央电视台!(对!鼓掌)当然还有别的一些人,但是我的话,我要保护我在这儿所说的话,每一句话都要在法庭上做証(鼓掌)我所拿到的証据应是中央电视台,它在四月十九号四月二十号的晚间新闻播出这样无耻的滥言!(对!极热烈地长时间鼓掌)我以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我想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要控告中央电视台,希望他们作出答覆!(对!有理!鼓掌)而且,如果它说,我是在这公共场所讲话,我是没有办法因为我已经打过电话,向他提出意见,于是他们毫无反应。(鼓掌) 

其次,我还想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的心情,我觉得这些天以来,学生的游行都是自发的,没有人在背后操纵。(对!鼓掌)如果有的人在这件事过去以后,在其他的问题上要谈谁谁谁是幕后操纵者,希望他现在就举出来是谁操纵了我们。(对,鼓掌)而一个在一种完全自发的情况下游行和平请愿,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能够组织得如此周密,如此秩序井然,完全符合交通规则,而且越来越多地行到广大市民和工人群众的理解,我觉觉得这是北大的光荣是全体大学生的光荣!(好!极为热烈地鼓掌)我向所有参加游行的师生们表示感谢!(鼓掌)学生万岁!(学生万岁,鼓掌)民主万岁!(民主万岁!鼓掌)自由万岁!(自由万岁!鼓掌)

当我说起“自由”的时候,有的人很忌讳“自由”这个字眼,有的人说“自由”是个坏字眼,有的人说“自由”是应该回避的字眼,大家知道胡德平同志曾经提出要为“自由”呼吁,别人就有种种的,觉得不以为然。但我觉得“自由”是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字眼,让给别人。为什么我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就不能拥有这个美丽的宇眼?(鼓掌)

是的,我们贫穷、我们落后、我们愚昧,我们过着很苦的日子,但是我们有一个理想这就是自由和民主!(对!长时间极为热烈地鼓掌)是的,一直到本世纪未,一直到我和我的子女,我们都将过着贫穷的日子,我们已经彻底无产阶级化了!(鼓掌)但是,我们只有一点引为自豪的东西,就是我们为自由和民主而奋斗!(对!长时间极为热烈地鼓掌)……自由!现在政府不可能给与富裕,它不可能让我们大家都富起来,它只能让一小撮倒爷富起来!(对!鼓掌)打倒倒爷!(打倒倒爷,热列鼓掌)但是政府是有-件东西可以给予我们人民群众的,政府是可以得人心的,这就是给我们民主的权利,给我们自由!(对!给我们目由,热烈鼓掌)不要把我们跟反动派联系在一块儿,因为谁反对自由,谁就是反动派!(对!极热烈地鼓掌)

使我最为痛心的是,同志们,很多中年人,老年人,据我知道,痛哭了很多,就是四月二十号凌晨军警在新华门前殴打学生的事情(鼓掌)光荣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你们打人民的子弟,你们打学生,你们有良心吗?(没有,鼓掌)我希望被打的学生,我要调查这件事情,我还有许多记者朋友们,有正义感的,有良心的同志们,我们知道我们担的风险,但是我们要查清这件事,希望那天挨打的同学把挨打的情况告诉我们,我们要把这个事实整理出来,公布于众!(好!热烈鼓掌)

我们很多人害怕新闻自由,一说新闻自由,就说新闻可能出差错,可能出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就说家丑不可外扬,就说对新闻要再审查,就说新闻要报导事实。但我觉得新闻的生命就是事实,《科技日报》在这几天的报导中间它是尽了它的责任,来报导事实的!(对!鼓掌)向《科技日报》的同志们致敬!(向《科技日报》的同志致敬!鼓掌)。所有有良心的记者们,所有有良心的作家们!请你们鼓起你们的勇气来,不要怕丢了你们的记者証,不要怕丢了你们的职位,你们勇敢地、真实地把事情真相公布于众吧!(对!鼓掌)向口口口、记者同志们致敬!(群众反应不清)正相反,那些报社不管他是被迫的还是抱着什么原因,它歪曲学生运动,说学生中间有不明身份的人,有捣乱的人,甚至提出不准打、砸、抢、挠。还有什么--(偷?)意思是说如果发生这样的严重后果,就要由学生负责,我觉得这是没有良心的话!!(对!热烈鼓掌)你们能举这样的不顾事实,没有良心的东西?你们的新闻自由何在?!(热烈鼓掌)

我们绝对不要采取任何让人抓到辫子的任何事情,我们绝不!我们大家载这里表示我们一直采取严格遵守《宪法》的方式,采用和平的方式,我们同学绝不闹事,绝不打、砸、抢、烧--(偷!对!)我们是已经做到了这一点的。

那些记者同志们,那些记者同志们,有良心的话,他们都应该出来做証,我在这里向记者协会呼吁,向作家协会呼吁,向文联呼吁:你们是人民的喉舌,你们是人民群众的良心,你们的喉舌到哪儿去了?(好!鼓掌)

然后我想讲一下。就是同学们中间的情况。昨天下午,昨天中午,我看到天安门广场上井井有条,许多同志们静坐在那儿悼念敬爱的耀邦同志,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我觉得耀邦同志如果活着的话,他也一定是心情非常激动的(鼓掌),我看有三位同学,走上了大会堂高高的台阶,我看到他们一再提出请求,把他们的要求传达给上面,但是一再受到冷落的待遇、最后他们在烈日、在飢寒交迫之下,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们向国徽下跪了!(长时间热列鼓掌)。这时候因为我在大会堂前出来,我觉得灵车已经没有希望走过天安门了,我出来看到这样的场面,我的良心指使我去跟这些同志拥抱,这是我们中国人民的良心在向他们拥抱!(好!好!好!很长时间的热列鼓掌)。 

那些对学生的正义要求,对学生们这样发自内心的要求不闻不问的人,他们应该问问自己,有没有良心!(对!热烈鼓掌)为什么要害怕学生!(对!长时间热烈鼓掌)我希望正如许多教师联名宣言写出的,正如许多有良心的社会各界名流写出的,让政府接受学生们的要求,跟学生进行民主对话!(好!热烈鼓掌)我在这儿再一次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向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发出呼吁!(热烈鼓掌) 

是不是有的人就想这样拖下去?把大家拖垮?然后寻找同学们中间有一点半点的问题,甚至不惜派几个便衣,抓几个人做些捣乱的事情,以此为藉口。就把这件事情这样煳弄过去了(鼓掌)。过去是有这样的情况的,已经发生过多次了!(热烈鼓掌)我们已经看够了!但是这次我们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对!鼓掌)一定要回答学生的要求(对!鼓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鼓掌)誓不罢休(誓不罢休!) 

但是,我希望大家注意,不要让人提出挑动,说我们挑动市民怎么样怎么样,工人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呼吁工人继续上班,继续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我们的所有的请求(愿)活动要求都是在和平状态下进行的,我想我们在这里首先提出这样的保証,以免将来有人用罪名加在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可以提出控诉!(对!鼓掌)

我希望同学保持五四精神,保持四五精神,在四五运动的时候,我还年轻,我每天步行或跑到天安门广场去,现在我岁数大了!我不像大家这样精力充沛了,但是我的心每天是跟同学们在一起的!(好!好极了!热烈鼓掌)

十三年了,同志们!十三年了,我已经从一个年轻人变成了一个中年人,在我们四十五岁到五十五岁的这一批我们的老同学(志)中间,每年有多少人死在他们的岗位上(热烈鼓掌),我们中间尽管现在出现了许多倒爷,出现了许多不正之风,但是我们的知识分子,我们的工人阶级中间的优秀分子,我们许多坚持改革的群众,我们是要把改革进行到底的(对!鼓掌)把改革进行到底!(把改革进行到底!)决不后退(决不后退!)

现在我们改革遇到的最大问题,你去问所有的同志(鼓掌!),我希望政府的调查机构要反映真实情况,政府的统计机构要反映真实的统计材料。(对!鼓掌),我们的通货膨胀究竟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政府告诉我们是18%,可是我每天我要干活,我要做家务事,我要买菜,我要买东西,我现在连衣服都买不起(鼓掌),以前8毛钱一斤的肉,现在涨到了4块、5块,在广州已经涨到7块8块、9块10块了。(鼓掌)这难道是18%吗?(好!鼓掌),我希望搞统计的同志、统计局的同志,拿出你们的科学态度来,正确地反映国家的情况。我们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能吃苦的民族(鼓掌)。在困难时期饿死了几百万人的情况下我们都挺过来了。中国人民万岁!(中国人民万岁!鼓掌) 

耀邦同志说,人心是买不到的,威信是靠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起来的,为什么耀邦同志有这样的威信?是的,耀邦同志有很多缺点,有很多错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有一点我是从心里佩服他的,他的子女没有一个当倒爷的!(好!热烈鼓掌)凡是……,从来不搞拉拉扯扯,从来不拉帮结派,从来不搞任人唯亲,我希望中央领导同志向耀邦同志学习!(对!向耀邦同志学习!鼓掌)向耀邦同志致敬!(向耀邦同志致敬!鼓掌)拿出实际行动来!(拿出实际行动来!)而我们看到的一些实际行动是什么呢?你们都看到,他们在倒彩电!我们看到有人用低价购进茅台酒,再高价卖出,一夜之间就发了多少万元的横财!(此处听众插话极多,录音混乱)

另外,就是教育问题。这个问题是讲得大家嘴都磨破了,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国家财政中的教育问题放在第一位来考虑?(对,鼓掌)政府就采取挤牙膏似地挤来挤去,挤到现在,我们的教育经费还比不上世界上许多别的国家,老叫我们要改革起来,要富起来,可是我们的教育经费为什么总那么少呢?我希望立即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对!鼓掌)把没收倒爷的财产全部用来做教育经费!(好!鼓掌)因为政府老向我们解释这个困难,那个困难,工业困难,农业困难,各方面都很困难,给这些县长们省长们盖房子都很困难(众笑)买汽车也很困难,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不困难的,那就是没收倒爷的非法财产!(好!热烈鼓掌)没收一切倒爷的非法财产做为教育经费!(鼓掌)

同学们,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我们国家的问题实在大多了,但是,我觉得我所提出的是一些最基本的要求。(鼓掌)

我们大学生们,我们到我们的宿舍看看,到我们的许多人的住房去看看,这困难是这样的普遍,可是许多作官的人,一当了官就想怎样盖他的房子,要怎么弄他的汽车,我们的行政人员中间正有一种腐化的、官官相护的这种癌症正在扩展,我建议:同学们,组成调查团,我们同学们是国家的主人,调查政府的腐败情况(对!鼓掌)同时表扬廉洁泰公的人民政府官员的情况,但是廉洁奉公是一个公务员基本要求(对!鼓掌)……基本要求。在这同时我们要如实公布所有贪污腐化的政府官的情况,不管他的职位有多高,不管他当多大的官,按照法律判处他们的徒刑(好!热烈鼓掌)。

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的时候,天津市有两个党官员,两个贪污犯当时他们只贪污了……的财产,就执行了枪决!(鼓掌)现在有的人贪污了几十万几百万民脂民膏,为什么不判刑?(对!鼓掌)

我们要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同意!抗议)

可能有关的部门要出来,……你们学生,要安安静静念书,安安静静上课,我们老师安安静静给大家上课,但是有这样的问题打扰着我们的情绪,我们不服气!(我们不服气!热烈鼓掌)……,死不瞑目!(极热烈地鼓掌)。打倒官倒!(打倒官倒!)振兴教育!(振兴教育!)没收倒爷的一切非法财产!(没收倒爷的非法财产!)大幅度提高教育经费!(大幅度提高教育经费!)民主万岁!(民主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自由万岁!(自由万岁!),自由万岁!(自由万岁!)(长时间极为热烈地鼓掌)

不自由,毋宁死!同学们万岁!(同学们万岁!)

(向陈老师学习!向陈老师致敬!)




八九一日:4月22日

1989年4月22日是八九民运的第一个高潮。北京十万左右大学生自发但有组织地在天安门广场封场前夜进入广场,集体参加了胡耀邦追悼会。追悼会结束后,学生留在广场要求对话,三名学生手持《七条要求》请愿书走上人民大会堂台阶跪谏

追悼会的详情请阅《天安门对峙》一书节选:胡耀邦追悼会

只有很少数的北大学生没有参加追悼会活动。他们其中之一是沈彤和他们奥林匹克俱乐部的几个同学。这天,他们在沈彤位于三角地的宿舍里开始组装一个广播站,用高音喇叭向三角地广播。这个广播站后来发展成学运史上第一个独立的媒体中心。除了每天广播新闻和演讲之外,还出版发行报刊、录音带等等。


八九一日



Saturday, April 21, 2012

《天安门对峙》书摘:胡耀邦追悼会


以下是《天安门对峙》第四章节选:

大批的警察队伍的确在天亮时出现了,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前组起很厚的人墙。从那里他们专注地盯视着学生,但除此之外他们并没有显露出要把学生赶出广场的意图。

就在日出之前,一小队护旗兵从天安门城楼里正步走了出来,他们穿过长安街从北边进入广场。这是传统的升旗仪式的时刻了。就在他们在巨大的国旗杆下停步时,十几万学生全体庄重地站起来。他们转身面对正在升起的五星红旗,扯着嗓子齐声高唱国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前进!进! 
最初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一部爱国电影主题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是一首受法国国歌《马赛曲》激励而作的激昂战歌。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歌里的宏伟、急迫甚至绝望的情绪都足以使人热血沸腾。这时,在举国瞩目的中心,十几万违抗了他们自己的政府的学生用同一个声音高唱着国歌。这是一个巨大的危机、渺茫和希望的时刻。他们中的大多数眼里饱含热泪。眼看着升起的旗帜,他们不知道这一天将如何落幕。

国歌在旗子达到旗杆的顶点时结束。然后,国旗开始了缓慢而痛苦的下降。在她逐渐达到为胡耀邦致意的下半旗位置时,学生们唱起了比较低缓的《国际歌》。激昂的战斗精神被强烈的悲哀情绪所取代,更多的眼泪流了下来。

在人群中,柴玲感觉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团结力量。她在心里默记着有多少朋友在这一场合出现。她还看到了一个没有意料到的形象:一位一直在努力阻止学生抗议的共产党员学生。他此时也在这里,真心实意地参与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学生人数上庞大的规模和他们的决心肯定也震动了官方。一大早,几名官员就从大会堂长长的阶梯上下来与学生领袖接触。作为一个善意的姿态,他们允许学生在追悼会期间留在广场上,追悼仪式也将通过广场里的高音喇叭为他们实况播送。不过他们意料之中地拒绝了学生派代表进入大会堂参加仪式的要求。最后,官员要求学生队伍向后退让一些,以便腾出空地供即将到来的汽车停放。在吾尔开希的喊话筒引导下,硕大的人群很不情愿但仍然有纪律地满足了这个要求。这时候,一厢情愿但毫无根据的谣言在广场里流传,说是李鹏总理将在追悼会后亲自出来接见学生。

人民大会堂是五十年代重修天安门广场时所建筑的几大宏伟杰作之一。她的主要功能是容纳共产党的政治运作中司空见惯的大型群众集会。其内部有一个1万座位的大会堂,还有许多宫殿式的会议厅可以接待外国首脑权贵以及全国各地的来访者。作为象征意义的是,这里还是每年春天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驻地。她具有斯大林式的庞大建筑架构,占地17万平方米。在正中占据显眼地位的是12个25米高的大圆柱,像希腊神庙一样撑起一扇巨大的檐口,上面装饰着共和国的国徽,显示出这里是最高权力的所在。在国徽下方,分作3层的长长而威严的阶梯通向大会堂的正门。

时钟指向10点时,追悼会在大会堂内准时开始。有意思的是,所有的高级官员这次都穿著“毛服”来向这位摒弃了这一服饰的人告别。赵紫阳宣读了一份充满了熟悉的官腔语言的空洞悼词。当国歌在厅内奏起并在外面的高音喇叭中回响时,大学生又一次高亢地唱起来。他们以他们所能有的最大投入和力量唱着,希望集体的声音能够有足够的威力穿透大会堂那花岗岩建造的厚墙。然后,他们垂下头来默哀致敬。

虽然他们的声音大概没能被听到,他们的在场却毫无疑问地让里面的每一个人感觉到了。著名的杂志编辑戈扬记得:
赵紫阳为胡耀邦致完悼词后,我们排队向遗体告别。在我们走过人民大会堂的大玻璃门时,许多人都在那里停留片刻看看外面广场上坐着的成千上万学生。一排排的士兵手挽着手站在那里把我们和学生隔离开来。我站在那里看着他们的时候感到愤怒。气氛很紧张。有些官员害怕学生会试图冲进大会堂。一个士兵走过来有礼貌地请我往前走。 
我的司机走上来拉我的手。我回答说,“我就是要在这里站一会儿。我是共产党人,我在战争年代为党的事业受过伤。我见到过很多事情,但我从来没见到过像你们这样欺负学生的党员。” 
那个士兵听了以后就走开了。 
戈扬后来在一首小诗里描述那一排排把学生与大会堂里面的贵宾隔开的士兵是“一堵暴力的墙”,把世界划分为两边。“一边躺着胡耀邦的遗体,但在另一边是他的灵魂。”

在大会堂里面,胡耀邦的遗体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供人瞻仰。官员和贵宾们慢慢地从旁边走过做最后的告别。追悼会结束后,载着遗体的灵柩按照惯例要从大会堂出来,在天安门广场绕场一圈,然后在长安街上拐弯向西前往郊外的火葬场。当哀乐不停地在高音喇叭里播放时,广场上的学生既焦急又耐心地等待着灵柩的出现。那是他们自己向胡耀邦告别的机会。

学生们已经在这里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夜晚和早晨。在大会堂里面的告别仪式拖拉得很长时,许多人觉得他们已经完成了参加追悼会的意愿和目的。他们陆续离开广场去寻找食物和休息的地点。但还是有上万人留了下来。他们挤在人民大会堂前希望能看上一眼灵柩。

又等了很久以后,消息传来说灵车队已经出现在长安街上,正在向西开去。在那条大街两侧,几百万市民拥挤在人行道上赋予胡耀邦一次凝重的送行。大量的自行车在路边跟随着灵车队,一路不停地敲响铃铛。这个场景令人回想起1976年民众送别前总理周恩来的情形。但这一次,灵车队跳过了有着千万个翘首以待的学生们的天安门广场。

愤怒的人群中开始出现了小规模的呼叫,逐渐发展成集体的怒吼:

“李鹏!出来!”

“李鹏!出来!”

人群向前涌动。手挽着手的士兵们努力地维持着他们的警戒线。在学生的最前列是手里依然拿着喊话筒的吾尔开希,大声呼唤着共和国的总理。

“看看,”吾尔开希呼啸着,“这么多学生饿了一整天就为了有机会来跟你讲话。”他叫道,“人民共和国已经40年了,这是第一次一个人站在国徽下面,在人民大会堂前面,在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前面,要求与你对话。我抗议!你无耻!”

吾尔开希的话从历史的角度上看并不准确。在人民大会堂门前呼唤国家领导人这一举动远远不是这新一代人的发明。这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就发生过很多次。甚至更近一些,陈子明和王军涛都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亲身经历过同样的场面。但吾尔开希的情绪无疑是真诚的。这些年轻的学生们在他们受到的教育中从来没有机会接触到历史的这一侧面,他们毫无疑问地相信他们是在做一件前人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事。

没过多久,有些头脑发热的人便开始建议他们可以挤过士兵的警戒线冲进大会堂。吾尔开希看看双方的人数也觉得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幸运的是,就在他要往喊话筒里嘶叫时,其他的人及时地制止了他。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他们决定派代表去再次递交他们那还没有收到任何回音的《七条要求》。“如果他们还继续不理我们,我们就在他们面前跪下!”情绪激动的张伯笠建议说。跪谏,自然是古代大臣面见皇帝时行使的礼节。张伯笠提议以这样戏剧性的方式进行象征性的抗议。

“我不能跪!不愿意给共产党跪!”吾尔开希干脆地回答。

“你不去,我去!”当初曾经同王丹和李进进一起递交过《七条要求》的郭海峰一把抓过请愿书就往人民大会堂走去。另外两名学生,周勇军和张智勇,随后跟了上去。也许是因为没有防备,士兵们让他们挤了过去。

这时已经是中午12点半了。3个人一直走到了那长长的台阶的中间一层。他们四面看看,周围没什么人。在他们下面,似乎很遥远的地方,上万学生正站在士兵的警戒线后面。大多数学生并不知道他们的计划,但他们发现3个正在上台阶的人影时正把注意力集中到这里。在3个人的前面更高的地方,人民大会堂的大门紧闭着。只有少数几个卫兵在台阶的尽头往下看着他们。

慢慢地,郭海峰的身体低了下去,直到膝盖着地。在他的左边,周勇军有点不情愿地跟了下去,但只用右腿单膝跪下。在他右边,张智勇双腿都跪下了,他的头在胸前垂下。但郭海峰却挑战式的抬起了头。他那握着长卷请愿书的双手高举过头,伸向高高的国徽。

一个无形的冲击波传下台阶漫过在广场上的学生群体。一个短暂的寂静立刻被恐怖的尖叫和怒吼掩盖。

“不!”“不行!”

“不能跪下!站起来!!!”

也许是他们年轻的人生中第一次,这新一代的学生切身地体会到他们和他们的政府不属于同一个阵营。眼前的戏剧场面是如此紧张,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回应。那3个人在台阶上跪了足足有半个小时。没有人从大会堂里出来接受或拒绝他们。时间似乎凝固了。

一个中年人突然从大会堂里冲了出来,他一边跌跌撞撞地下楼梯一边在大哭。当他到达3位学生所在之处时,他所能做的仅仅是试图同时拥抱他们。他喘着粗气,喃喃地重复着,“没有用的,没有用的。这不是一个你可以说话的政府。”

下面激昂的学生已经看够了。北京电影学院的马少方挤到了警戒线前。他看到吾尔开希在台阶下满脸的泪水。这位21岁的维吾尔人在不停地喧嚣,“我没跪!他们跪了!我没有跪下!”在他附近,政法大学的一位瘦高的学生浦志强正用一个喊话筒愤怒地砸着自己的头,以至于血流满面。封从德静静地咬破了自己的手指,在手绢上用血写着他的想法。封从德要写的是“总理,人民呼唤你”。边上还有一些人也在同样地写血书。马少方挤过这混乱的一群,跑上台阶把跪着的3位学生代表拽回到人群里来。学生领袖们聚在一起很快地做出了一个避免在这个时候直接对抗的决定。他们宣布将无限期罢课。然后,由政法大学带头,失望的学生们与他们到来时一样跟随着各自学校的校旗逐一退出了广场。吾尔开希后来回忆道:
我们离开大会堂台阶的时候军人开始殴打我们。他们是真打。当我们终于离开天安门广场后,我因为饥饿和虚脱晕倒了 。

第二天,大部分官方媒介负责地报道了人民大会堂里面的官方追悼会,却对天安门广场上的戏剧化场面只字不提。但北京的几个较小的报纸,包括《农民日报》、《科技日报》和《中国妇女报》,打破了沉默。他们正面描述了成千上万学生和市民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自发参加葬礼的情形。当然,没有人提到跪谏。




八九一日:4月21日,大学生漏夜进入天安门广场

1989年4月21日早上,刘刚在北师大找到吾尔开希,两人商量了要成立全市范围的学生联合组织的想法。吾尔开希在其校园内贴出大字报宣布“北师大自治会成立,原学生会和研究生会一律解散”。

下午,陈鼓应等143名教授、学者签名《教师紧急呼吁》公开信。包遵信等200名知识分子亦联署发表《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公开信》

与此同时,署名“高校行动委员会”的通知在各个高校出现,要求各校学生自行组织,到北师大集中,准备到天安门广场过夜参加第二天的胡耀邦追悼会。

刚从西北考察赶回北京的王军涛与陈子明一起到政法大学与陈小平等商议学生口号。陈子明还为学生提供了经费。


当晚10点前后,来自约20来个院校的几万学生陆续列队游行到北师大操场集合。吾尔开希站在双杠上讲话,宣布“北京临时学联”正式成立(其实当时并不存在这一组织)。然后带领游行队伍前往天安门

学生们在午夜前后抵达天安门广场,很快在人民大会堂前按学校队列安顿下来。官方原来计划是在早晨开始为追悼会的需要封闭广场,但学生抢先了一步。他们将在这个寒冷的春夜露天熬通宵,以期成为胡耀邦追悼会中的一员。

王军涛等几位社经所的学者也来到广场观看学生的阵容。北大研究生张伦担心他们的露面会给学生带来麻烦,劝他们离开了。


八九一日



Friday, April 20, 2012

八九一日:4月20日,北师大、北大学生冒雨游行

1989年4月20日相对比较平静。很多学生因为前两个晚上的抗议和兴奋需要补觉、休整。但是有关武警在新华门前暴力行为的夸张消息还是在各个校园里流传,引发情绪化的反应。

在北师大,吾尔开希独自地站立在瓢泼大雨之中,向来往学生嘶叫、诉说头天晚上在新华门前的遭遇,指控武警暴力并猥亵女学生。下午时分,他逐渐聚集起几百名学生,冒着雷阵雨往天安门广场游行,一路上向居民控诉。由于天气的恶劣,到广场时只剩下十几个人。

北大的大部分学生因为组建自己的筹委会而错过了新华门的争斗。这天他们也组织起一只队伍冒雨游行抗议警察暴力。他们路过政法大学时进去休整,该校青年教师在学校食堂为他们提供了馒头和汤。随后,大概有几千人游行到了天安门广场,但在大雨之中无所作为。张伯笠联系了几辆公共汽车把学生安全送回校园。


八九一日


Thursday, April 19, 2012

八九一日:4月19日,北大成立筹委会;新华门再度发生冲突

1989年4月19日是星期三,北大的民主沙龙常规聚会的日子。鉴于形势,王丹决定把这天的沙龙设在三角地公开进行。傍晚时分,他在那里的橱窗下放了一个凳子。熊焱、封从德等几位学生便相继上去演讲。很快,聚集在一起的大约三千学生便用口头表决“罢免”了官方的学生会,决定成立自己的组织,并由当晚出来演讲的学生组成筹委会。筹委会的第一批成员中有丁小平、熊焱、封从德、杨涛、王丹、沈彤等人。

北大筹委会是八九民运也是近年来历次学运中成立的第一个学生自治组织。这个组织一直坚持到大屠杀,也没有来得及换成一个更正式的名称。


而那个晚上,其他学校的大量学生又一次聚集到新华门前,重复前一晚的抗议和与武警的推搡。政法大学的周勇军发表演讲、北师大的吾尔开希在学生阵列前站出来自报姓名,维持秩序,给当时在人群中的刘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在新华门的一角,著名作家郑义和北大作家班的张伯笠展示了写着“绝食”两个大字的床单,他们没有能吸引多少人注意。


这个晚上的抗议没有能持续多久。午夜过后,有了准备的武警用武装带和皮靴开路,很快冲散了人群。大部分学生被驱赶进在长安街上等待着的几辆公共汽车。冲突中一些车窗玻璃被砸碎,一部分学生受了伤,但都不重。但也在那一片混乱中,一名女生突然高喊了一声“打倒共产党!”吓坏了在场的所有人。她很快被附近的学生拽离现场。

被抓进汽车里的学生并没有被拘捕,车子把他们送到大学区附近便让他们自行回校了。也没有多少能够支持武警使用过分暴力的证据。然而,这场事件很快便以“四二零惨案”、“新华门血案”等醒目、煽情的标题在各大院校传开。被激怒的学生开始准备罢课和进一步的抗议行动。


也是在这一天,官方宣布胡耀邦的追悼会将于4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八九一日


Wednesday, April 18, 2012

八九一日:4月18日,北大学生在大会堂、新华门静坐请愿

1989年4月18日凌晨,在天安门广场守候了一夜之后的北大学生只剩下了200来人。他们经过一番讨论,汇集出一份有“七条要求”的请愿书。(王丹回忆说“七条要求”是他和邵江在去天安门广场的路上时就已经拟好的。)

王丹和郭海峰带着大家转移到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王丹看到人数太少,遂打电话给北大的李淑娴教授,请她发动学生前来增援。(李淑娴那天上午在北大三角地以《广场上传来的电话》为题贴出通告,成为她和方励之是学运“黑手”的罪证之一。)

大会堂开门后,王丹和郭海峰进去向全国人大信访局递交请愿书,并希望能有人出来与学生对话。经过周折,信访局接受了请愿书。王丹向学生出示了收据后便自己回北大了。

但大会堂门口的学生并未散去,他们要求有人大代表出来当面接受请愿书。北大法律系研究生李进进站出来领导了接下来几乎长达一天的静坐请愿。为了更加引人注目,他们把纪念碑那里的大幅“中国魂”挽联搬过来展示在大会堂台阶上。参加静坐的人也越来越多。

李进进不时地进大会堂谈判。直到傍晚时分,人大代表刘延东、宋世雄和陶西平终于出面,在台阶上方众目睽睽之下接受了请愿书,但没有接近静坐的人群。李进进随即宣布静坐示威的目的已经达到,要求大家立即散去。他自己也马上离开了现场。


然而人群并没有消散。一群人高举着“中国魂”的挽联转而向新华门进发,在那里与从北大前来增援的大群学生会合,在新华门前聚集起来。他们在那里与守卫新华门的武警对峙,高喊“李鹏,出来!”。现场有过几番激烈推搡,“中国魂”挽联和几个花圈被扔进新华门,成为牺牲品。

当晚沈彤与他的几个“奥林匹亚科学院”同学也来到新华门。他们制作了几百张写有“耀邦遗言,阿斗误国”的传单在人群中散发,但没有得到反应。

这是八九年在新华门前的第一次请愿,拂晓之前人群自行散去。


八九一日



Tuesday, April 17, 2012

八九一日:4月17日,政法大学、北大学生分别游行到天安门广场


在花了一天时间制作了巨型花圈之后,政法大学的青年教师陈小平和吴仁华发现已经有几百名学生前来参加他们的献花圈活动。吴仁华按照传统习惯在花圈上挂了一小瓶茅台酒作为对死者的献祭。1989年4月17日下午1点左右,他们列队出了校园,向天安门广场出发。这是两年前“北京十条”法规禁止未经允许的游行之后第一次出现有相当规模的游行。

到达广场后,他们把花圈固定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上。(《纽约时报》第二天报道中提到在广场上看到一个砸碎的小瓶子,认为那是针对邓小平的泄愤抗议。)


北京大学那边下午时已经有40多位学生在王丹带领下前往胡耀邦故居敬献了一个花圈。傍晚时分,大约几千名学生聚集在三角地。一张写有“中国魂”三个大字的巨幅挽联正从宿舍楼上的一个窗户里慢慢放下来,立刻就被下面的学生拽住整个扯了下来抬着游行。正是这个时候政法大学学生下午已经游行到天安门广场的消息传来。北大学生难以置信自己没有领上这个头。于是,在黑暗中,他们举着“中国魂”的条幅,召集起队伍,也奔广场而去。

他们大约在午夜时分才来到静悄悄的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上这时已经有了很多花圈和标语,包括政法大学那个醒目的大花圈。郭海峰爬上底座把“中国魂”挽联挂在了中央位置。

北大学生很担心这些花圈会像当年四五运动时那样被人在夜晚中清理搬走,于是很多人决定当晚便留在广场守夜。


八九一日


Monday, April 16, 2012

八九一日:4月16日,“不该死的死了”;吴仁华制作大型花圈

1989年4月16日,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开始引起全面的反响。全国各地的大学校园里陆续出现大量的纪念标语、花束和大字报。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有了几十个小白花和花圈,但还没出现有组织的纪念活动。

谣言则不胫而走,大部分说的是胡耀邦是在政治局开会时遭到保守派批判而被气得心脏病发作而死的。尽管这说法毫无根据——也被后来知道的事实否定——人们仍然热衷地传播着,把胡耀邦塑造成遭受诸如邓小平、李鹏这样的领导人所迫害的受难者形象。

纪念标语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引自著名作家冰心的一句话:“该死的没死,不该死的却死了”。当时已经年届九十高龄的冰心是在把自己的年龄与相对年轻得多的胡耀邦相对比,其“该死的”指的是作者自己。但这句话立刻被赋予了新的含义:那“该死的”指的是同样更高年龄的、两年前迫害了胡耀邦的邓小平。


也在这一天,政法大学的几位青年教师在他们宿舍外面制作一个特大型花圈。这个提议来源于他们之中的吴仁华。经过一整天的辛劳,完工后的花圈直径将近2米,上面装饰着纸花和挽联。他们把花圈放置在校园中心并张贴了一份通知,说明花圈将在第二天下午1点送往人民英雄纪念碑。

吴仁华不知道将会有多少人来参加他们的献花圈行动。


八九一日


Sunday, April 15, 2012

八九人物:胡耀邦


当胡耀邦在1981年突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时,还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名字。那时候邓小平刚刚完成了对毛派残余的清洗,选定由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主席职位。胡耀邦当时最为人所知的是他的身高——因为比“小个子”邓小平还要矮,引出好些私下流传的有关邓小平是“武大郎开店”的笑话。

而胡耀邦很快就显示出他本人的特色。在成为名义上的最高领袖之前,他一直兢兢业业地执行邓小平的改革部署。因为他负责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冤假错案的处理工作,他平反了数以百万计的案件,为一大批老干部恢复了名声和工作,也赢得了宝贵的个人声誉。也有一系列证据表明他曾在幕后参与过当初的“民主墙”运动。

但他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在青年工作上的建树。胡耀邦自己在青少年时就入了党,在当时的革命年代里一直从事青少年一代的工作。解放后,他长期主持共青团并以此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基础。

1982年中共中央主席职位被取消后,胡耀邦继续以总书记的身份担任党的最高领袖。他为当时随着经济改革而来的众多意识形态问题操劳,但一直保持着开明的态度。的确,他对经典和传统的挑战态度往往令人称奇。他率先摈弃那千篇一律的毛式制服,提倡领导人着西装戴领带。他鼓励年轻人参与社交跳舞(但只限于官方提倡的“集体舞”)。他甚至提出应该为健康起见取消筷子,提倡分餐。但最重要的是,他公开承认马克思主义经典里并没有对所有问题的现成答案。

胡耀邦的开明在1980年代随着学生运动的兴起在党内遭到挑战。他对来自学生的挑战——包括1985年秋天的看上去可能是针对他本人的学运——一直保持宽容。但当1986年底大规模学生运动席卷全国后,他终于在1987年1月被迫辞职,承认自己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立场上犯了“重大错误”。

随后胡耀邦继续在中央政治局中保留席位,但已无所作为。到1989年春天时,他已经被世人淡忘。然而,他在这年4月15日逝世的消息还是突然唤醒了大学生压抑已久的情感。几天之内,大规模的自发悼念活动便在北京街头展开,拉开了伟大的八九民运序幕。

胡耀邦去世时已经是一位73岁的老人。但他在人们心目中却始终是一位“年轻的领导人”。


八九人物


八九一日:4月15日,胡耀邦去世

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于1989年4月15日早晨7点53分去世。这个消息是在当天晚上新闻联播时才以播放哀乐和讣告的方式正式宣布。虽然胡耀邦在两年前已经因为“重大错误”被迫辞职,官方的讣告仍然以极高的规格评价他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但没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最高规格的头衔。

其实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在正式公布前已经流传出来。当天下午,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校园里均出现了少量纪念胡耀邦的横幅和大字报。城里有市民自发地前往胡耀邦住所敬献花圈。

当晚,新闻正式发布之后,第一朵小白花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上(据说是一位军人置放的)。北大三角地的大字报一下子增长到100多份。几百名学生在那里聚集议论。


4月15日也是柴玲的生日。她丈夫封从德买了蛋糕。他们从电视里得知了胡耀邦去世的新闻。像大多数大学生一样,他们为胡耀邦感到歉疚,但没有把他的去世当作大事。王丹则在那天中午在新街口的家里得到消息,他“预感到会有事情发生”,便赶回北大。那天晚上他在三角地接受了《纽约时报》记者采访。


美国驻华大使洛德当时正值卸任之际。那晚他夫人包柏漪邀请了北京许多著名知识分子在大使官邸聚餐告别。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很快在晚会上口口相传。作家老鬼和戴晴交换意见,他们都担心会重现1976年四五运动的情形。


八九一日


Saturday, April 7, 2012

八九文件:中国的失望和希望

1989年2月,方励之撰写了《中国的希望和失望》。该文英文版在美国的《纽约书评》杂志发表,中文版在香港报刊上登载,后来由王丹、沈彤等以大字报形式在北大张贴。



中国的失望和希望

方励之

1989年,是中国的蛇年,它是不是一条富有诱惑力的蛇,难以预测。可以预测的是,这一年会引起人们对历史的更多的审视,对现状的更多的思考。因为,1989年是社会主义中国成立的第四十年,同时它又是五四运动的七十年。这两个纪念日,可能正好象征着中国的失望和希望。

四十年的社会主义岁月,是令人失望的。在五十年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好像物理定律那样被人们接受。然而,看看今天的“新”中国,只能感到那时的虔诚被玩弄了,那时的热情被欺骗了。

诚然,四十年的中国并不是没有任何的变化和进步。但是,测量一个社会成功与失败的最基本的参考系是:它与世界上的发达社会之间的差距是缩小了,还是增大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四十年,不但毛泽东时代是不成功的,就是改革以来的十年,也还没有足够的根据去唱颂歌。

四十年的不成功,不能委罪于,至少不能主要委罪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事实上,原来与中国具有相同起点、并具有类似文化背景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几乎都已走进、或正在走进发达的行列。

四十年的不成功,也不能单纯地归咎于中国的人口太多。事实上,人口过多本身就是几十年来的政绩之一。其次,谁都知道,阻碍、破坏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因素,是连年不断的大尺度的阶级斗争、大范围的政治迫害。难道,凡是一个人口多的社会就必定会发生那样的斗争和迫害吗?这显然是缺乏逻辑的论断。

逻辑的结论只能是:四十年的失望,根源就在四十年的社会制度本身。这就是为什么,如今在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代替了对主义的信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已经相当彻底地丧失了吸引力。这也就是为什么,五四运动时的口号“民主与科学”又重新流行,又重新变成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希望。

中国的改革就是在这种背景上开始的。应当肯定,改革十年来的中国,与毛泽东时期相比,的确有不少变化,特别,开始重视经济,放弃输出革命的对外政策等等,都是进步。但是,从十年前镇压西单民主墙开始,就令人预感到,当局可能并不准备在政治体制方面做多少改革。后来的发展果然证明了这一点。

譬如,改革以来虽然也承认,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是错误的。但同时又提出了四项基本政治原则。就内容而言,四项基本政治原则与毛泽东的六条政治标准几乎完全一样。而后者正是三十年里指导阶级斗争的最主要的政治原则。

又如,中国宪法上也包含有言论自由等人权条款,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至今还没有完全接受联合国人权宣言。事实上,就连学术自由这种与政治关系很少的基本人权,也还常常受到侵犯。直到最近,大学里还发生一些自然科学演讲由于政治干预而被禁的事。

再之,中国的教育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反知识反文化的政治原则的摧残,以致文盲在人口中的比例与四十年前相比较,并无多大变化。今天的教育经费在国民经济产值中的比例,与毛泽东时期完全一样,它比同等经济水平国家的平均比例要低百分之三十至五十。愚昧有利于专制的政体。所以,摧残教育的真正目的是不言自明的。

还有,近几年,当局经常宣传要安定团结,特别是当社会中的最不安定的因素之一——内战,却并没有用这个原则去处理。至今,至少在原则上仍然没有接受“放弃使用武力”,以求结束已历时四十二年的内战状态。

围绕着上述种种问题,社会里一直存在着潜在的冲突。1986年的学生游行把冲突公开化了。由于学生明确地提出了社会的民主和自由。这就逼使当局在处治学生游行的影响时,采用了以下的两种理论:

一、中国文化中没有民主传统,也不会接受民主政体。老百姓对民主没有兴趣,给了民主也不会用,没有民主的承受力等等。

二、经济发达并不一定要民主政体。专制政体可能对发展经济更有效,适合与中国的正是政治上的专制和经济上的自由。

采用这些说法回应学生的民主自由要求,首先等价于公开承认现行的是专制政体,公开承认所谓“社会主义是人类最民主的社会”不过是一种欺骗。至此,马克思主义怎么还能维持它在中国的正统意识形态地位呢?

至于上述的第一种说法,可以简称为“民主守恒律”,即一个社会的民主含量是不变的,如果原来没有民主,它就不可能变得民主。显然,谁也没有证明过这种守恒律,因为它的反例太多了。这种说法拯救不了中国的专制,只能令人一笑。

第二种说法,确实好像有些事实根据,似乎有些政治专制经济自由的国家是取得了成功。然而,相反的例子也是有的。所以,问题不在于列举例证,而是应当回答,维持中国目前的专制政体不改,它是不是就能走上自由经济的路?1988年的事态,进一步证明,答案多半是否定的。

首先,中国的专制政体,与其他政治专制、经济自由的国家不同,它似乎很难完全接受自由经济体制。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专制政体,是与所谓公有制,即官有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的正统意识形态,原则上不与自由经济所必需的产权私有制相容。尽管1988年的强烈通货膨胀已经证明,只进行价格体制改革,不进行产权体制改革,是行不通的。但当局所采取的对策反而是“利用政治优势”,就是又退到毛时代的“政治挂帅”的老路上去。

其次,中国的专制政体已经一再被证明是缺乏效能的。只要看一下共产党本身的腐败就够了。经过十年的整顿党风,其结果却是“不正之风”年年高,原来还只是党员领导以“不正”的手段多占住房,如今已是大规模的“官倒”了。至少没有理由再令人相信,这样的专制政体会有能力治理它自身滋长的腐败。至少就这一点说,也需要更有效的舆论监督,更独立的司法系统,即需要更多的民主。

中国的希望正在于越来越多的人摆脱了对当局的盲目希望,开始意识到只有对当局采取公开的批判、监督立场,才是推促社会进步的有效方式。最近,广州一家报纸的副主编明确地说,他办报的目的,不是当共产党的喉舌,而是要成为广州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的喉舌。前不久,当局曾严厉地追查有关“领导人及其子女在外国银行有户头”的消息。籍以压制广泛流传的对领导人的议论。然而,其结果反而是使得以下的观念进一步普及:公民有权评论领导人,对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所有高级公职人员,也无权不受公民的监督。“不能犯上”的老观念,正在瓦解,民主的意识正在扩散。

随着民主意识的扩散,必定会形成对当局有越来越强的制衡力的集团。事实上,一些雏形已经出现。目前,各种行业各种社会阶层中的非官方活动,如联谊会、讨论会、俱乐部等等,都开始在起着不同程度的压力集团的作用。民主不再只是一个口号,已经对当局形成了一种压力。这种压力的目的就是用非暴力的方法促进当局逐步接受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的改革。目前,议论得多的改革课题有以下几点:

一,保障人权,首先是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释放魏京生等所有政治犯。

二,实行自由经济体制,逐步实施包括产权改革在内的经济体制改革。

三,发展教育。放弃愚民政策,推行与中国经济水平相称的、必要而且可能的基础教育。保障大学的学术自由,学术多元化。

四,监督公职人员。利用公开化、透明化的方法铲除腐败。

五,结束内战状态,实现海峡和平。海峡两岸宣布互不使用武力解决争端,从相互敌对变成相互和平竞争。

六,实行法治,修改宪法。取消一切以阶级斗争为原则以实行专制的内容,制定一部实现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的中国的宪法。

中国的民主已走过很长的艰难的路,看来还将走相当长的艰难的路,也许要十年,也许要一代人,或更长。但是,无论如何,民主的趋势在中国已经形成,很难再完全逆转了。民主是争取来的,不是恩赐的。这是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这也一定是今后几十年中的历史。正因此,我在被许多失望所困扰的今天,对未来仍然抱定了希望。




八九人物:方励之


方励之教授出生于1936年2月12日。在1940年代中期,年仅12岁的他就目睹了当时就读的北京四中的学生运动,并因此加入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1952年,他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毕业时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很快就在反右运动中遭受打击,被开除出党,下放到农村接受劳动改造。那时他年仅23岁。

正是在那个黑暗的时期方励之与他原来在北大的同学、同样也在反右中被开除党籍下放的李淑娴结了婚。他们俩在农村不同的地点务农,逐渐有了两个儿子。

文化大革命之后,方励之回到学界并在1980年代中期成为在安徽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的教授和副校长。他在那里开创了中国相对论天体和宇宙学的研究工作,其研究小组的工作或有国际名声。但他更为人所知的是在各个大学里发表宣扬自由、民主、人权概念的激情演讲,用他那时频繁出国的所见所闻引导学生认识西方的先进体系。演讲的录音带在大学宿舍里被广泛复制、传播。那时,他鼓励青年学生入党,“在内部改造这个党”。

1986年12月,科技大学的学生因为对当时选举安排的不满酝酿抗议活动。方励之教授参加了学生游行前夕的一个大型集会,发表演讲赞扬学生对民主的追求:“民主是要靠从下而上争取的,不是靠从上而下赐予的。”但他同时还是试图劝阻学生上街游行没有成功,科大学生游行到市中心的省政府抗议。

几个星期之内,学生运动的浪潮席卷了南方多个城市,最终在上海和北京引发大规模游行示威。方励之再度被开除出党,剥夺在科技大学的所有职位。他被调回北京,在北京天文台任研究员。

1988年,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刘刚在北京大学发起运动,成功地推选李淑娴成为当地人民代表,也是作为向方励之一个致敬。那年5月4日,方励之和李淑娴夫妇还作为嘉宾参加了刘刚在北大组织的“民主沙龙”的第一次聚会并发表演讲。

1988年5月4日,北大学生组织民主沙龙,方励之夫妇(左二、左四)出席。

1989年1月,方励之突然打破沉默,发表了一封致邓小平呼吁大赦包括魏京生在内的政治犯的公开信。该信得到了一系列由著名知识分子联署支持信件。2月份,他又写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失望和希望》的檄文,宣告中国4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失败。该文分别在《纽约书评》和香港的报刊中发表,并由王丹和沈彤以大字报方式在北大张贴。此时的方励之已经放弃他当初从内部改造共产党的想法:“过去,我总是鼓励大家入党,在党内搞改革。但现在我明白这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在体制外行动。我们必须使用一切办法推动改革。”

他的言论引起了广泛注意。也是那年2月,方励之和李淑娴受邀参加当时来访的布什总统在北京举办的国宴。他们在赴宴途中遭遇大群警察拦截,未能与会。


当八九学运由胡耀邦逝世引发之后,方励之为了避免给学运带来麻烦而没有直接露面。早期,他们夫妇私下里曾为刘刚、王丹等学生领袖做过指点,但屡次拒绝公开演讲。后来,他对学运的激进倾向很是不满:
一旦绝食开始后,运动就失去了控制。我就猜想政府会动用武力来结束。这些学生就是不懂。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长大的一代,从来没有看到过【共产】党大规模地杀人。这些学生喜欢《国际歌》里那句歌词:“这是最后的斗争”,可我对来我家里的每个人说这绝对不是那最后的斗争。他们觉得只要他们能把这场斗争坚持到底,他们就能够胜利。我不同意。

尽管如此,方励之和李淑娴还是被政府公开指为学运背后的“黑手”。5月31日,几个政府组织的小规模游行在北京郊区出现,那里“愤怒的农民”焚烧了方励之的模拟像

那时,方励之已经在他离开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发现被紧密跟踪。6月3日晚上,大屠杀开始后不久,他便通过其美国朋友林培瑞联系美国大使馆并在一番周折后获得进入使馆避祸。很快,政府发布的带有两人相片的通缉令便铺天盖地而来。


他们在美国使馆躲避了近一年,其间中美两国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外交对峙。方励之在使馆里仍然从事其科学研究,并发表了一篇以美国外交信箱为地址的学术论文。他们最终被允许离开中国,经由英国来到美国。

刚到美国,方励之便因为公开批评美国政府在中国人权问题上存在双重标准而失去白宫的信任,并很快从公共视野中消失。他后来在亚利桑那大学物理系获得教授席位,在那里继续他的物理学研究。

除了极少数采访谈话,方励之一直回避对八九民运的细致讨论。他在海外参加了几个民运活动,但基本上避免了那个圈子里的纠纷和内斗。最近几年来,他撰写了一系列对其人生和科学睿智、感人的回忆文章,但还是绝少提到1989年。

方励之教授于2012年4月6日在其亚利桑那州图桑市的家里逝世,终年76岁。他离开了妻子李淑娴和长子。(曾经伴随他们去美国大使馆避难的次子方哲已于2007年遭遇车祸去世。)



八九人物





Tuesday, April 3, 2012

八九书籍:《天安门的月亮》



金培力(Phillip Cunningham)的英文回忆录《天安门的月亮》从1989年5月3日——北京的大学生在准备纪念五四七十周年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前夕——开始。很快,作者就把我们带进一个匪夷所思的场景:他与摇滚明星崔健和来自台湾的经纪人老倪一起在深夜里来到北大的三角地察看大字报。在那里,崔健没敢下车,老倪假装与金培力说日语以掩盖身份。这样混合着隐秘、兴奋和恐惧的气氛由作者娓娓道来,逐渐把读者带进八九民运的深层。

围绕着八九民运已经有一些以第一手经历的回忆录。有些出自运动的领袖,他们往往更多地注重于他们如何“领导”学运而不是参与其中。有些来自外国记者,他们则是置身事外的观察者。金培力的书独特之处正在于他两者兼备:他本人既是一名默默无名的参与者(虽然因其“老外”的身份时常无奈何地被关注),又是一执着的观察者。而这两者的融合不断地令他焦虑和沮丧。当他在五四游行的队伍中行走或在五月十日自行车游行行列里行进时,他为当时运动的气氛提供了最真切的实地经历。而后来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雇佣协助他们的采访活动后,他得到更多的接近运动的机会但同时也为他自己作为记者所应保持的中立立场而深深苦恼。最后当坦克开始冲进广场时,他又曾一度彻底放弃中立,加入现场人群帮助设立路障,甚至亲自向坦克投掷了一块砖头。

与一些目睹了八九民运而自然而然地成为学运的啦啦队员或支持者的西方作者所著的同类书籍不同的是,金培力全书保持了冷静的视角。有时在面对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激动和狂乱时甚至显得排斥和玩世不恭。他对那场号称“自发”的运动从一开始就被少数自封、隐秘的所谓学生领袖所控制和广大学生表现出对对秩序和纪律的盲从非常不以为然和忧虑。

当他在北师大观察、采访正在集结准备去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时,他写道:
看到这些显然已经准备好奉献自己生命的虔诚的青年男女在回答问题时却只能给出千篇一律的现成答案——有时候甚至是在强大的同伴压力之下给出的雄伟答案——时是一种悲哀和沮丧。那些在边上点头赞许的人明白他们是在鼓励这些心理上迷茫、寻求承认的同学走上绝路吗?究竟又是为了什么?
如此尖刻的观察和可贵的见解在该书的叙事中比比皆是。当然我们并不确定那都是作者当时的想法还是带有事后的反思成果。


对于那些希望更深度地了解八九民运历史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对运动总指挥柴玲与作者一起制作那个著名的“最后的话”录像过程的详细描述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原始资料。柴玲自己对这个极富争议的事件细节一直保持沉默,金培力的这本书和他以前的一些回忆资料一起便构成了现在仅有的第一手记录。

金培力是在五月底一次陪伴BBC记者在广场采访时偶然与柴玲相遇的。那时候柴玲正在计划逃离广场,便寻求金培力的帮助。这本书里,金培力记载了一些至今尚不为人所广知的细节,对理解柴玲当时的心情会有所帮助:

  • 柴玲第一次见到金培力时,便向他询问当时流传的英国大使馆准备给学生领袖提供庇护的说法是否有确实可能性。金培力答应为她打听。
  • 柴玲专门手写了一张条子授权金培力作为她全权发言人,可能是为她的死或逃亡后做准备。
  • 柴玲原先计划录完像后第二天早晨便同一位名叫王力(音译)的学生一起乘头班火车离开北京。她后来改变了主意,要再去看一眼广场。
  • 虽然金培力一直觉得录像内容很危险,柴玲执意要尽快公开发表。他们一起联系了几家在京的西方媒体,但只有美国广播公司(ABC)有兴趣。
  • 改变主意后的柴玲与封从德会合后他们依然准备在柴玲的录像在ABC播出前离开北京。(ABC后来没能及时播出该录像,当天只播出一个柴玲哭泣的小片段。)


封从德对上述一些有关他的说法表示了异议。他坚持当时并不知道柴玲的录像内容,也没有准备逃离北京。柴玲在其新出版的自传中则完全没有提及这些细节,但责怪金培力当时“擅自”公开了她的私下录像。


2010年出版的《天安门的月亮》其实是作者早先在1999年已经以《走向天空》为名发表过的笔记在全面重新组织和改写之后而大有进步的作品。但该书也不是没有缺陷。因为叙事从1989年5月3日的紧张气氛中开始(作者此前还在伦敦,因此没有亲身经历4月份的事件),其开端显得突兀,令人不知所措。作者对那年4月27日的大游行完全没有提及,而那场示威可以说比本书开始时的五四游行重要得多。

书中对八九学运的描述完全局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因此并不能提供运动的全景。(书中对柴玲录像过程的描述是唯一实质性地提到学生领袖的场合。)作者倒也试图通过他当时的几个朋友的经历和想法作为补充。虽然她们其中一位参与了绝食,那几位大学女生似乎只是运动中漫不经心的参与者或旁观者。所以,如果只是读这本书,读者很难了解八九学运的缘由和发展途径,尤其无法理解学生为什么要抗议——这也许也是作者的本意之一,因为即使是这样简单的问题其实也很难有现成答案。

但总的来说,《天安门的月亮》在记叙作为街头经历的八九民运上独树一帜,值得阅读。


八九书籍



八九人物:金培力(Phillip J. Cunningham)



金培力(Phillip Cunningham)喜欢说自己在1989年的中国是介于“内宾”和“外宾”之间的特殊角色。那年他居住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一所既不属于本土学生又不是外国留学生的宿舍楼里,但并不是该校的学生或职员。那时他名义上是美国密执安大学攻读中国现代史的研究生,却已经在中国游荡了好多年并没有做什么论文研究工作。他的小传说他“自1983年起便在中国四处打工,刚开始做旅游向导、翻译和长江上的游轮向导。后来又成为教师、媒体研究员和新闻界自由撰稿人”。

在那六年里,他熟悉了在中国生存的种种,可以说流利的汉语。(他另外还能说法语、日语和泰语,当然还有英语。)他在中国的经历也不那么寻常——他曾经“两次由于从事与外宾身份不符的活动(打擦边球、小事上违反规定)被拘留,并因此在公安局有了厚重的档案记录。”1987年春节时,他在北师大联欢会上表演了一曲摇滚风格的“东方红”,大受学生欢迎但在转播中被删除。

对八九民运历史感兴趣的人会知道金培力将作为帮助柴玲制作了那个“最后的话”录像的美国青年而永载史册。该录像带已经引发了大量的争议,成为人们窥视运动的最重要领导人之一当时的内在心理的一份重要历史记录。

1989年4月学运兴起时,金培力正在伦敦参与一项关于摇滚歌星崔健和刘源在王家阿尔伯特音乐厅首演的纪录片制作。回到北京后,他很快在其中国朋友的鼓动下参与了5月4日和10日两次游行,尽管他自己态度上很勉强。很快,他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聘请,以每天100美元的酬劳为他们在报道中苏高峰会议过程中提供向导和翻译服务。他对自己作为学运同情者和作为记者时必须保持的中立立场之间的矛盾一直困惑不安。当绝食学生在北师大聚集准备向天安门广场进发时,他正好带着BBC的记者来到那里,记录下历史性的瞬间。

正是作为BBC报道组的一员使他在5月底因为一个偶然机会见到正在私下准备自己逃离广场的学生总指挥柴玲。金培力的回忆录中说柴玲见面伊始就向他打听英国使馆决定给学生领袖提供庇护的流言的可信度并告诉他自己准备离开北京。

1989年5月26日,金培力与柴玲在天安门广场。

第二天一早,柴玲心情慌乱地来到北京饭店找金培力请求帮忙。他们与另一位学生和香港记者梁淑英一道开车到金培力的一位外国朋友家里为柴玲制作了那个录像。那天在车里,柴玲还专门给金培力写了一张字条,授权他作为自己的发言人。虽然此时金培力还在为BBC工作,他觉得该录像带内容过于重要,不应该由一家媒体独享。于是他们一起联系了在京的多家西方媒体但只有美国广播公司(ABC)有兴趣播放。(ABC后来也没能及时播放该录像带,因此录像带内容是在大屠杀之后才在香港首度问世。)

1989年5月28日,金培力与柴玲录制“最后的话”后在车里。

柴玲后来自己改了主意,并没有离开北京而是在天安门广场坚持到最后时刻。而6月3日夜晚,就在军队杀进广场之际,金培力也正在金水桥附近的长安街上协助BBC的记者组。他们在头两辆坦克高速冲进广场时试图拍摄那惊险混乱的场面。金培力竟不由自主地加入到“暴民”群里协助拆除栏杆搭建路障。他还在激情之下向坦克投掷了一块石头。稍后不久,他亲眼目睹了一群学生掩护从燃烧的坦克中爬出来的士兵的场面。但很快他和BBC记者们不得不撤回到他自己在北京饭店里租的房间。整个晚上,他们轮流守候在阳台上,但无法看到下面广场上发生的事件。

1989年之后,金培力在香港和日本从事了多年媒体工作。他后来还几次访问中国,发现那已经是一个与1989年是完全不同的国度。1999年,他以《伸向天空》的书名首次出版了自己1989年经历的回忆录。十年后,他将该书大幅度修改完善后以《天安门的月亮》书名再度出版。

金培力现在有自己的博客:Frontier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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