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June 30, 2012

八九文件:陈希同向人大提交的《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1989年6月30日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

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 陈希同

1989年春夏之交,从4月中旬到6月上旬,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首都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策动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社会基础。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中,赵紫阳同志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极其严峻的形势面前,党中央作出了正确的决策,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得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为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坚决反对动乱和暴乱,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表现了很高的政治觉悟和主人翁责任感。现在,我受国务院委托,就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情况,主要是发生在北京的一些情况,以及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工作,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汇报。

一、动乱的酝酿和预谋由来已久

西方世界的一些政治势力,总是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包括中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这是他们长期的根本战略。这些年来,他们利用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上的某些失误和经济上的暂时困难,更加紧了这个战略的实施。在我国,党内党外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同西方国家的这种战略相呼应,内外勾结,上下串通,为在中国制造动乱,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了长达几年的思想、舆论和组织准备。正因为这样,在动乱的酝酿、预谋和发难的整个过程中,包括制造舆论、歪曲真相、造谣惑众等诸多手段的使用,都显示出了国内外、海内外相互策应、相互配合的鲜明特点。

这里着重讲一讲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情况。去年9月,党中央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对这个决策和采取的各项措施是支持和拥护的。整个社会秩序和政治形势是基本稳定的。今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的赞成票(只两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了李鹏同志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当然,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对于党和政府在工作中的一些失误,一些国家公职人员中的腐败现象,以及社会上的分配不公等问题,也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同时在推进民主、健全法制、深化改革、克服官僚主义等方面,还提出了不少的要求和建议,这些都是正常现象,也是党和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当时在党内和社会上的确有极少数人紧密勾结,明里暗里进行了大量极不正常的活动。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赵紫阳同志去年9月19日会见美国一位“极端自由派经济学家”以后,一些据称与赵紫阳“智囊团”有着密切联系的香港报刊,大肆进行宣传,透露出了“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的政治信息。反动杂志《九十年代》总编辑李怡(化名齐辛)在香港《信报》发表《大家长该退休了》的文章,叫嚣“排除超级老人政治的障碍”,“使赵紫阳有足够的权力”。《九十年代》的另一篇文章则呼吁赵成为“独裁者”。香港《解放》杂志也刊登长篇论文,说北京一些人同香港传播界某些人士有“或明或暗”、“有如鬼火高低明灭”的关系,这种微妙关系“有了一个最新的个案显示,那就是在最近一个月掀起的倒邓保赵风”,还说什么“就中国走资的希望言,他们看准了赵紫阳”。同这种“倒邓保赵”风相配合,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了同赵紫阳原秘书鲍彤联系密切的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与另一个人关于时局的对话,攻击“治理整顿”会导致“停滞”,提出中国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权力更迭的覆辙”,“中国不再允许像文革那样用非程序化的方式进行权力变动”。这个对话的核心问题,就是为掩盖赵紫阳的错误、保住他的权力地位、以便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舆论。这个对话曾经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镜报》等海内外多种报刊全文或摘要刊登。

去年末今年初,内外勾结进一步加紧,陆续出现了一些观点十分错误乃至反动的政治集会、联名上书、大小字报和其他活动。比如,去年12月7日,由《走向未来丛书》副主编金观涛担任顾问的“北京大学未来学会”,举办了“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大型讨论会,金观涛在发言中说:“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两大遗产之一。”《新观察》主编戈扬立即以一个有几十年党龄的“年龄最大”者的身份站出来“作证”说:“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今年1月28日,苏绍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方励之等人在北京的“都乐书屋”搞了一个所谓“新启蒙沙龙活动”,参加的除中国人之外,还有一些美国、法国、意大利的驻京记者,共100多人。方励之说,这类集会“对当局采取完全批判、彻底批判的态度”,“火药味很浓”,“现在需要行动”,“连开三次就要上街了”。2月初,方励之、陈军(反动组织“中国民联”成员)等人又在友谊宾馆举行了所谓的“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方励之主要就所谓“民主”和“人权”两大问题发表了演讲,陈军把“五四运动”同“西单民主墙”作了类比。方励之说:“希望企业家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为争民主而斗争。”2月16日,陈军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广为散发方励之致邓小平的信,以及陈军等33人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的信,要求实行大赦,释放严重触犯刑律的魏京生等所谓“政治犯”。2月23日,台湾《联合报》发表《大运动的开端,大冲击!》的文章说:“纽约发宣言,北京公开信,神州春雷动,民主浪潮涌。”2月26日,张显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李洪林(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包遵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戈扬等42人,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也要求释放所谓的“政治犯”。此后,北京一些大学陆续出现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量大小字报和集会。比如,3月1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同时出现《讨邓檄文    告全民书》的大字报,胡说什么“共产党的政治就是空谈、强权、独裁、武断”,公然要求“取消党派,解除四项原则”。3月2日北京大学贴出题为《为中国人悲哀》的小字报,叫喊打倒“专制”和“独裁”。3月3日清华大学等院校出现署名“中国民主青年爱国会筹委会”写的《致广大青年学生的一封信》,鼓动“在爱国主义民主战士方励之的领导下,参加到‘民主、自由、人权’的激流中去”。3月29日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广为张贴方励之给香港《明报》写的《中国的失望和希望》一文,宣称社会主义已经“彻底丧失了吸引力”,要组成政治上的“压力集团”,去实行“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的改革”。他所说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全盘西化的代名词。4月6日北京大学贴出一份题为《时代的召唤》的大字报,以完全否定的态度提出了“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存在的合理性”以及“马列主义到底还适合不适合我国的国情”的问题。4月13日北京邮电学院等校收到署名“广西大学学生会”写的《告全国大学生书》,号召“高举胡耀邦的画像和‘民主、自由、尊严、法治’的大旗”,来纪念“五四”青年节。与此同时,在北京的一些高等院校,所谓的“民主沙龙”、“自由论坛”以及各式各样的“研究会”、“讨论会”、“演讲会”纷纷出现,仅北大学生王丹主持的“民主沙龙”一年就搞了17场讲座,活动十分频繁。他们曾经把原非法组织“人权同盟”的头头任畹町请去,围绕所谓“新权威主义与民主政治”,散布了许多谬论。他们曾在塞万提斯像前举办讨论会,公开宣称“要废除一党制,让共产党下台,推翻现政权”。他们还把方励之的妻子李淑娴请去,充当他们的“军师”。李淑娴煽动说:“要使民主沙龙合法化”,“要经常在这里集会”,“要取消北京市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所有这些,都为后来发生的动乱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香港《明报》载文评论说:“中国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争取人权而发起的串联与签名运动,已对学生产生极大影响,他们早已在酝酿于‘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日采取大规模的行动表达对当局的不满。胡耀邦的猝然去世,则犹如装满火药的桶里扔了一根火柴。”总之,在极少数人的预谋、组织和策划下,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形势。

二、学潮从一开始就被动乱的组织者所利用

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使酝酿已久的学潮和动乱提前爆发。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表达了深切的哀思,各高校也为学生的悼念活动提供了条件。但是,极少数人却利用这个时机,以“悼念”为借口,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学潮从一开始就被极少数人所操纵和利用,具有了政治动乱的性质。

这场动乱,首先表现在大量的大小字报、标语、口号、传单和挽联等,对党和政府进行了肆意的攻击和诋毁,公然号召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现政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的一些大小字报,有的谩骂共产党是“一代奸党”,“是个即将溃灭之组织”;有的攻击老一辈革命家是“朽翁听政”、“独裁集权”;有的指名道姓地逐个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胡说什么“不该去的去了,该死的却没死”;有的要求“撤换无能政府,推翻专制君主”;有的要求“取消共产党,实行多党制”,“取消各团体、军队、学校、单位的党支部和政工干部”;有的发表《私有制宣言》,号召“早日敲响公有制的丧钟,去迎接共和国新的明天”;有的还提出要“邀请国民党回大陆,建立两党政治”,等等。许多大小字报用不堪入耳的语言,诬蔑邓小平同志,叫嚷“打倒邓小平”。

这场动乱,从一开始就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动乱策划者们这个期间提出的纲领性口号,无论是通过非法学生组织的头头王丹在天安门广场首先提出的“九条要求”,还是后来提出的“七条”、“十条”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反自由化中所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这两条的实质,就是要在中国取得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实现资本主义化的绝对自由。同这种要求相配合,一些知识界的所谓“精英”分子,也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极少数人,在此期间也组织种种座谈会,利用舆论阵地大肆宣传,其中最突出的是《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社4月19日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由戈扬主持,参加的有严家其、苏绍智、陈子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刘锐绍(香港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等人。他们议论的中心也是两个,一是为胡耀邦“平反”,二是为反自由化“翻案”,并且明确表示支持学生的游行示威,说什么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后来,当上海市委作出整顿《世界经济导报》的正确决定之后,一贯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赵紫阳同志不仅不予支持,反而指责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

这场动乱,还表现为在极少数人的挑唆和策划下,许多行为都是极其粗暴的,是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法律和法规的,是严重反民主反法制的。他们不顾宪法对“四大”的废除,不听劝阻,在校园内铺天盖地地张贴大字报;他们不顾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不经申请批准,连日不断地举行大游行;他们在4月18日和19日深夜接连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新华门,并且呼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这是“文化大革命”中都未曾发生过的事情;他们违反天安门广场的管理规定,多次强行占据广场,4月22日那一天几乎造成胡耀邦同志追悼会无法正常进行;他们无视北京市的有关法规,不经登记就成立了“团结学生会”(后改名为“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等非法组织,并且向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合法的学生会和研究生会“夺权”;他们不顾法纪和校纪,抢占办公室,抢占广播站,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在校园里造成了严重的无政府状态。

大量制造谣言,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是极少数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采用的另一个重要手法。学潮之初,他们就造谣说,“李鹏在政治局会议上大骂胡耀邦,胡是被气死的”,诱导人们把矛头指向李鹏同志。事实上,那次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是教育问题,当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同志正在就有关文件作说明时,胡耀邦同志突然心脏病暴发,立即就地进行抢救,缓解后被送进医院,根本没有什么生气的事。4月19日夜间,一位师大外语系的女学生在参加晚会后回校途中,被无轨电车撞伤,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有人就造谣说:“共产党的军警开车轧死了学生”,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情绪激动。4月20日凌晨,我公安干警将冲击、围堵新华门的学生强行带离现场,用公共汽车送到北京大学,又有人造出了所谓“4·20血案”的谣言,说什么“警察在新华门打人,不光打学生,还打了工人、女人和小孩”,“一千多名科技工作者倒在血泊中”,搞得一些人的情绪更加激愤。4月22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结束,李鹏等中央领导同志离开人民大会堂之后,有的人为了制造攻击李鹏同志的口实,又精心策划了一场骗局。他们先是造谣说“李鹏总理答应12点45分出来接见广场上的同学”,接着就由3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台阶上跪递“请愿书”,然后又宣称“李鹏临时变卦,拒不接见,欺骗学生”,煽动起广场上数万学生的强烈不满,几乎造成冲击人民大会堂的严重事件。由于这些谣言的蛊惑和挑唆,大大激化了青年学生同政府的对立情绪。极少数人就利用这种情绪,提出了“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的口号,造成北京6万高校学生罢课的严重局面,许多外地高校也相继罢课,使学潮升级,动乱扩大。

这场动乱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已经不局限于高等学校,也不局限于北京地区而是向着全社会和全国各地扩散。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结束后,一些人到中学、工厂、商店、农村串联,上街演讲,散发传单,贴标语,搞募捐,千方百计扩大事态。有的中学出现了“罢课罢考万岁”的大字报,有的工厂贴出了“联合工农,打倒暴政”的传单。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还提出了“南下北上,东来西走”的口号,企图发动全国性的大串联。南京、武汉、西安、长沙、上海、哈尔滨等地的高校都发现从北京去的学生,天津、河北、安徽、浙江等地的学生也到北京参加游行。在长沙、西安等地,发生了严重打、砸、抢、烧的违法犯罪活动。

这场动乱一开始就有海外、国外各种政治势力插手。国民党豢养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联盟”成员胡平、陈军、刘晓波等人,联名从美国纽约发出了《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要参加学潮的学生注意“巩固在这次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力求以一个坚强的群体进行有效的活动”,“应把彻底否定1987年反自由化运动作为突破口”,“加强与各种新闻媒介的联系”,“加强与社会其他各界的联系”,“在运动中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中国民主联盟”的两个头头王炳章和汤光中还急急忙忙从纽约飞往东京,企图闯回北京,直接插手这场动乱。一些主张在中国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特邀方励之领衔,从哥伦比亚大学发回了《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政治宣言》,鼓吹“人民必须拥有对执政党的选择权”,煽动人们推翻共产党。一个化名“红岩”的人从美国用传真电话发回“修改宪法的十条意见”,提出全国和各级人大代表以及各级法院的法官,都应“由无党派候选人中选举产生”,企图把共产党从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中彻底排除出去。一批身居美国的原“中国之春”成员,匆匆忙忙地组成了“中国民主党”,向北京一些大学发出了《告全国同胞书》,煽动学生“要求保守派的官僚们下台”,“促使中共结束其专制统治”。港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一些反动政治势力,也通过各种渠道,采用各种手段,纷纷介入。一些西方通讯社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心,特别是“美国之音”,每天用三种节目,花十多个小时,向中国大陆进行喋喋不休的报道,造谣惑众,煽风点火,为这场动乱推波助澜。

以上大量事实说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学潮,而是抱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背离了民主和法制的轨道,运用卑劣的政治手段,煽动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学生,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挑起的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如果不是这样从本质上分析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就会在斗争中陷于极大的被动。

三、《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对动乱的定性是正确的

从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到4月22日治丧结束,赵紫阳同志对悼念活动期间出现的日益明显的动乱迹象一直采取容忍和放纵的态度,助长了动乱的形成和发展。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中央和北京市许多同志都感到事情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多次向赵紫阳同志提出,中央应有明确的方针和对策,以便迅速制止事态的发展,但他始终回避对事情的性质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讨论。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结束后,中央的同志再次建议在他4月23日出访朝鲜前开一次会,但他不仅拒不接受,反而若无其事地打高尔夫球去了。由于他采取这样的态度,使党和政府丧失了制止动乱的时机。

4月24日下午,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向万里同志作了汇报。在万里同志的建议下,当天晚上由李鹏同志主持,政治局常委对事态的发展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会议一致认为,当时的种种事态表明,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会议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同时要求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放手发动群众,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力争尽快平息动乱,稳定局势。次日上午,邓小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央常委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对动乱的性质作了深刻分析。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大大地提高了广大干部的认识,增强了大家平息动乱、稳定大局的信心和勇气。《人民日报》4月26日的社论,体现了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和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指明了动乱的性质。同时,明确地把极少数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同广大青年学生区别了开来。社论的发表,使绝大多数干部感到心里有了底,行动有了方向,可以旗帜鲜明地开展工作了。

《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之后,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接连召开党内外各种会议,坚持原则,统一认识;运用各种形式澄清谣言,安定人心;支持学校领导、党团员和学生骨干大胆工作,对参加游行示威的学生进行劝阻和疏导;积极开展各种对话活动,努力争取群众。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等同志同学生的对话,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同学生的对话,中共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同学生的对话,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认真做好工厂、农村、商店、中小学和街道的工作,稳住大局,防止动乱向社会蔓延。各省、市、自治区也按照社论精神,抓紧做好本地区的工作,防止北京事态的影响向外地扩散。

由于4月26日社论旗帜鲜明,使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被迫在策略上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社论发表前,大量的标语,口号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社论发表后,4月26日,非法组织北京“高自联”就发出了改变策略的“新学联一号令”,要求4月27日“在拥护共产党的旗帜下游行到天安门”,规定的口号包括“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维护宪法”等,并且在方励之的授意下,把“打倒官僚政府”、“打倒腐败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等颠覆性的口号改成了“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等各界群众赞同的口号。日本时事社这时从北京发出一则题为《年轻官员结成支持民主化集团》的报道,把所谓“赵紫阳智囊团”里的一些人物称之为“中共中央和政府的年轻官员”,说他们“频繁地接触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参加游行的北京市内的各大学的新自治会代表,给学生们出主意”,在27日的大游行中,学生们举着“‘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等标语,这也是遵照了这个集团的指示”。学潮的头头们原来打算要“百日游行,无限期罢课”,社论发表后,这个劲头没有了。5月4日同4月27日的游行相比,学生人数由3万多人减少到不足2万人,围观的群众也大为减少。“五四”游行之后,经过各高校党政领导做工作,80%的学生都复了课。全国各地在《人民日报》“4·26”社论发表后,局势也迅速趋向平稳。显然,再做一些工作,这场由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引起的动乱就有可能得到平息。大量事实说明,《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是正确的,它的确起到了稳定首都、安定全国的作用。

四、赵紫阳同志“五四”讲话是动乱升级的转折点

在动乱接近平息的时候,作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却采取了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态度。本来,在他出访朝鲜期间,政治局常委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就打回电报,明确表示“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4月30日回国之后,他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还再次表示,同意小平同志的讲话和4月26日社论对动乱的定性,认为前段对学潮的处理是好的。但是,没过几天,他却在5月4日下午接见亚洲银行年会代表时,发表了一通同政治局常委决定、邓小平同志讲话和社论精神完全对立的意见。第一,在已经出现明显动乱的情况下,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第二,在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他还坚持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第三,在已经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利用学潮策动动乱的情况下,他还只是说“难免”“有人企图利用”,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关于极少数人已经在制造动乱的正确判断。赵紫阳同志的这番讲话,是鲍彤事先为他起草好的。鲍彤还要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当天下午就立即广播,并且要连播3天;又要求《人民日报》次日在头版显著地位发表,同时要大量刊登各方面的正面反映。而对不同的意见不仅扣住不发,甚至不许在内部参考读物上发表。赵紫阳同志的这番讲话,经过《人民日报》及某些报纸的大肆渲染,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给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撑了腰,壮了胆,打了气。

赵紫阳同志的讲话同中央的方针截然不同,这一点不仅在国内引起广泛议论,连国外的舆论都看得清清楚楚。路透社在一篇报道中说,赵的讲话“与一周前对学生们的严厉谴责形成了鲜明对照”,是对“上周的判断的一大修改”。法国《世界报》5月6日也载文指出,“这位党的首脑(指赵紫阳)似乎已出色地使形势的发展变得对他有利了”。这篇讲话抛出之后,各级领导干部、党团员和群众中的骨干,尤其是高校的同志,思想上感到迷惑不解,工作上感到无所适从,许多人都表示反对。有的人说:“中央出了两个声音,谁对谁错,以谁为准?”有的说:“要我们同中央保持一致,同哪个中央保持一致?”有的说:“紫阳在上边当好人,我们在下边当恶人。”学校干部和学生骨干普遍认为“被出卖了”,心情十分沉重,有的伤心得流下了眼泪,学校工作完全陷于被动。当时,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处境非常困难,明知道中央的意见不一致,对下还要违心地说是一致的,只不过是“侧重点不同”。许多事情需要向中央请示,而作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却迟迟不召开会议。在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强烈要求下,5月8日勉强开了一次会,但根本不听北京市的汇报。会上有的同志反映,赵紫阳同志5月4日的谈话与4月26日的社论精神不一致,他声色俱厉地说:“我讲错了我负责任。”在另一次会上,有的同志反映,第一线工作的同志都说“被出卖了”,赵紫阳同志生气地责问:“谁把你们出卖了?只有文化大革命才有人被出卖。”当时,上上下下有不少人同港台报纸相呼应,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等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连游行的痞子也高呼口号:“北京市委,谎报军情,欺骗中央,罪责难逃。”大家眼看着事态越来越恶化,有些措施想办也办不了。

同上述情况相反,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却从赵紫阳同志的谈话中受到了鼓舞。严家其、曹思源(四通公司发展研究所所长)等人说:“现在出现了转机,要发动知识界支持赵紫阳。”张显扬说:“不是说要利用学生吗,赵紫阳现在就是要利用一下了。”在赵紫阳同志的鼓动和少数人的策划下,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自治会”的头头当晚就重新宣布罢课,许多学校也相继宣布继续罢课,并且组织了“纠察队”,禁止愿意复课的学生去教室上课。接着,游行示威的浪潮又重新掀起。5月9日,30多家新闻单位的数百名新闻工作者上街游行,递交请愿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师范大学、政法大学等十多所高校的上万名学生又上了街,示威游行,声援记者,散发传单,鼓动罢课绝食。从此,事态骤然逆转,动乱重新走向高潮。在北京的影响下,外地已经平稳下来的局势又重新紧张起来。赵紫阳同志讲话之后不久,5月9日、10日,山西太原就发生了大批游行示威的学生冲击省委、省政府,冲击当时正在举行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和民间艺术节的事件,在国内和国际上都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五、以绝食相要挟,使动乱更加扩大

善良的人们提出,学生闹得这么凶,是不是政府对他们理解不够,体谅不够,让步不够?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从动乱一开始,党和政府就充分肯定了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忧国忧民之心,充分肯定了广大青年学生提出的促进民主、深化改革、惩治官倒、消除腐败的要求同党和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并且希望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正常程序解决问题。但是,这种良好的愿望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政府提出,希望通过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的对话,来沟通思想,增进理解,而非法学生组织却对对话条件提出了很高的价码。他们要求,对话的对象“必须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的人员”,每次对话“必须出具联合公告,由双方共同签字”,对话要由“政府和学生代表分别指定地点轮流举行”。这哪里是什么对话,完全是摆出一副要同党和政府进行政治谈判的架势。特别是赵紫阳同志的“五四”讲话以后,极少数人更是利用这一时机,把党和政府的克制视为软弱可欺,要价更高,条件更苛刻,使动乱不断加温,步步升级。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和政府仍然采取了十分容忍和克制的态度,希望继续保持对话的渠道,以利于教育群众和争取多数。5月13日凌晨2时,“高自联”的头头提出了对话的要求,凌晨4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就答复同意,但天明之后,他们又自食其言,取消了这次对话。5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信访局再次通知他们,决定于15日同学生进行对话。他们一方面表示同意,一方面又在参加人数上大作文章,先是提出了一个20人的名单,政府同意后,又要求增至200人,还没有等到充分商量,就指责“政府对话毫无诚意”,在接到对话通知仅4小时之后,就急急忙忙抛出早已准备好的《绝食宣言》,发动了一场历时7天、前后有3000多人参加的大绝食,从此长期占据了天安门广场。“高自联”的头头王丹说,选在13日开始绝食,“正好可以借戈尔巴乔夫访华压他们”。极少数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把绝食学生当“人质”,以他们的生命为赌注,采取极其恶劣的手段要挟政府,使动乱更加严重。

在学生绝食过程中,党和政府继续保持了极其克制的态度,竭尽全力,在各方面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首先是学校工作人员、各级领导干部直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对他们进行思想疏导。其次是协助红十字会,先后调配了100多辆救护车,抽调了数百名医护人员,昼夜守护在绝食现场,并动员52家医院腾出近2000张病床,保证因绝食休克或致病的学生及时得到救护和治疗。三是提供各种物资,尽可能减少绝食学生的痛苦和保障他们的安全。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抽调干部、工人和车辆,通过红十字会,昼夜为绝食学生运送饮水,提供食盐和食糖;环卫局调出了洒水车,配备了脸盆、毛巾,供绝食学生洗漱;医药公司调来充足的防中暑、防感冒、防腹泻剂,交由红十字会分发;食品部门运来大量饮料、面包等,以备紧急抢救学生时使用;商业部门调运了6000顶草帽,北京军区应北京市要求送来1000条棉被,供绝食学生白天避暑,晚上御寒;为保持绝食现场的卫生,搭起了临时冲洗厕所,环卫工人还趁深夜进行了绝食现场的大清扫;18日大雨前,又从公共交通总公司抽调78辆大客车,从物资局调来400多块厚木板,供绝食学生避雨、隔潮。在长达7天的绝食期间,没有发生一起学生因绝食而死亡的事件。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得到任何积极的反响。事实一再教育人们,极少数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是执意同我们作对到底的,容忍一千遍,退让一万步,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事态急剧恶化的情况下,赵紫阳同志不仅没有做他应当做的工作,反而煽动新闻界,进行错误的舆论导向,把已经恶化的局面搞得更加难以收拾。5月6日,赵紫阳同志对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和思想工作的胡启立、芮杏文同志说,对学潮的报道“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道,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甚至还说:“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在这里,他竟把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称之为“国内人心所向”和“国际进步潮流”。他的这番指示,当天就向首都主要新闻单位作了传达,随后又作了多次部署。这样,《人民日报》等许多中央报刊便对游行、静坐、绝食等采取了充分肯定、积极支持的态度,进行了连篇累牍甚至言过其实的报道,连香港报纸也对这种奇特的现象表示惊讶。

在舆论的错误引导下,从5月15日开始,上街游行声援学生的群众一天比一天多,声势一天比一天大,从几万人、十几万人发展到几十万人,全国各地还有20多万学生赶来声援。一时间,似乎不参加游行就是“不爱国”,不表示声援就是“不关心学生的死活”。在这种情况下,绝食的学生骑虎难下,欲罢不能。许多教师和学生家长给领导机关和新闻单位写信、打电话,要求报社、电台、电视台不要把绝食的学生逼上死路,要求发发善心,救救孩子,停止这种“杀人舆论”,但没有得到什么效果。由于学生绝食和市民游行,首都北京的社会秩序陷于一片混乱,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受到严重干扰,一些活动日程被变更,有的被取消。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乃至所有省会城市游行的人数急剧增加,一些中小城市也出现了游行,波及面如此之广,骚扰如此之严重,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

为了给学生撑腰打气,给动乱火上浇油,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所谓“精英”,纷纷赤膊上阵,走上前台。5月13日晚,严家其、苏绍智、包遵信等人在北京大学贴出《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动员知识分子参加他们发起的声援学生绝食的大游行。5月14日,严家其、包遵信、李洪林、戴晴(《光明日报》记者)、于浩成(原群众出版社社长)、李泽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苏晓康(北京广播学院讲师)、温元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刘再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等12人又发出《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要求宣布这次动乱是“爱国民主运动”,要求宣布非法的学生组织为合法,说如果不能实现要求,他们也将参加绝食。这个呼吁,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在中央电视台公开播出。这些人还多次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进行煽动,诬蔑我们的政府是“无能的政府”,说什么由学生绝食“看到了中国的光辉前程”。接着,又组成了非法的“首都知识界联合会”,发表了《5·16声明》,倒打一耙地威胁说,政府如果不接受极少数人的政治要求,“将极可能把一个很有希望的中国引向真正动乱的深渊”。

在事态一天比一天严重的情况下,赵紫阳同志利用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机会,有意识地把斗争矛头引向邓小平同志,更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他在会见时,一开头就说:“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他还说,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透露了中国党的这个“决定”。第二天,严家其、包遵信等人就发表了极其猖狂恶毒的《5·17宣言》。他们咒骂说:“由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人性”,“清王朝已经死亡76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他们毫无掩饰地说,“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嚷:“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对于这种极其反动的叫嚣,港台的一些报刊也遥相呼应。香港的《快报》于5月18日发表《倒邓倒李不倒赵》的文章,说什么“赵紫阳的讲话充满暗示,现时国内的乌烟瘴气,全因邓小平掌舵而起”,“现今群情汹涌要倒邓倒李,而赵紫阳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还说,“倘若倒邓成功,而中国的改革确能走上开明法治之途和实现民主,对香港来说,是一则喜讯”。在这一派呼啸声中,咒骂邓小平同志、攻击李鹏同志的标语、口号铺天盖地,有的要求“邓小平滚下台”,有的提出“李鹏下台,谢国安民”。在这同时,“拥护赵紫阳”、“赵紫阳万岁”、“赵紫阳荣升军委主席”等标语口号充斥于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动乱策划者们企图借混乱之机,乱中夺权。他们散发传单,宣称成立“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委会”,要取代市人民代表大会,并鼓吹成立“北京区政府”,取代合法的北京市人民政府。他们攻击依法选举产生的国务院是“伪政府”,造谣说已有外交部等十几个部“宣布独立”,脱离国务院,世界上已有30多个国家同我国断交。他们还造谣说,“邓小平已下台”,于是就有人抬着棺材游行,烧毁邓小平同志的模拟像,在天安门广场燃放鞭炮庆祝他们的“胜利”。

首都的局势越来越严重,无政府主义恶性泛滥,许多地方已陷入一片混乱和白色恐怖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党和政府如果还不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那么,就会再度严重贻误时机,进一步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绝对不会允许的。

六、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正确措施

为了保证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在北京市警力严重不足,已无法维持正常的生产、工作和生活秩序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项授予的权力,国务院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这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也是果断的、正确的决策。

5月19日,中央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了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赵紫阳同志顽固坚持同中央正确决策相对立的错误立场,既不同意和李鹏同志一道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也不同意主持大会,甚至连出席一下大会都不同意,把他同党闹分裂的态度公开暴露于全党全国和全世界面前。

在这之前,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问题,极少数掌握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当天就泄露了戒严的机密。一名在赵紫阳同志身边工作的人对非法学生组织的头头说,现在军队要“镇压”你们,别人都同意,就是赵紫阳反对,你们要做好准备。17日晚,鲍彤召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部分人员,在泄露了即将戒严的机密之后,发表了“告别演说”,警告与会者不得把会上密谋策划的情况透露给别人,否则就是“叛徒”,就是“犹大”。5月19日,就是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副局长高山,赶到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向正在开会的人传达了所谓“上边”的指示。随后由陈一谘(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主持,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4家的名义,起草了《关于时局的6点声明》,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广播,并广为散发。《声明》要求,“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要求“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并且授意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要尽快结束绝食”,暗示政府将“采取极端举动(军管)”。接着,自称来自“体改委”的一些人窜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讲,说什么“怀着极为悲痛极为愤慨的心情,公布一个绝对真实的消息,赵紫阳总书记已经被罢免”,呼吁全国罢工、罢课、罢市,煽动群众“立即行动起来,进行决死的斗争”。这个演讲,很快就被印成《人民日报号外》广为散发。当晚,在北京站广场等公共场所还发现题为《关于学运策略的几点建议》的传单,指示“目前绝食对话已不是我们的手段和要求,应当改为和平静坐,并旗帜鲜明地提出新的政治要求和口号,即:(一)紫阳同志不能走;(二)立即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特别会议;(三)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还说“对军队的到来不应采取惶惶不安、如惊弓之鸟的态度”,“这种对待军队的态度及方式,要在他们到来之前反复向同学们解释宣传”。最近一些已经被逮捕归案的“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也交代,5月19日下午4时许,有人自称中央某机关工作人员,拿着条子到“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透露了即将实行戒严的消息。正是极少数掌握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同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紧密结合,使他们得以及时调整策略,在当天晚上抢在中央召开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之前45分钟宣布把绝食变成静坐,造成既然学生已经停止绝食政府就没有必要戒严的假象,以迷惑群众;得以及时组织力量,裹胁不明真象的人,在各主要路口设置路障,堵截军车;得以继续组织舆论,混淆视听,扰乱人心。他们一面恶毒咒骂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说什么“我们不要邓小平的智慧和经验”,一方面大肆吹捧赵紫阳同志,说什么“党无紫阳,国无指望”,呼唤“还我紫阳”。他们还阴谋集结力量,搞更大的动乱,宣称要动员20万人占领天安门,要在5月20日组织全市性的总罢工,并且同19日赵紫阳同志称病请假3天相配合,扬言3天之后就要成立“新政府”。

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国务院断然决定于20日上午10时起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防止事态更加恶化,掌握制止动乱的主动权,给广大反对动乱、渴求安定的人民群众撑腰。但是,由于我们的决策事先被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所掌握,部队进城仍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和阻挠。戒严的前夕和戒严后的头两天,所有的主要交通路口都被堵塞,220多辆公共汽车被劫持,当作路障,交通陷于瘫痪,各路戒严部队不能及时按计划进入指定地点。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驻地继续被围堵,街头煽动的演讲随处可见,制造谣言的传单比比皆是,数万人的游行示威接连不断,首都北京处于一片混乱和恐怖之中。随后几天,戒严部队采取不同的方式陆续进入城内,广大武警、公安干警排除万难坚持执勤,各城区和近郊区把工人、市民、机关干部组织起来,建立了约12万人的首都群众维持秩序工作队,各远郊县也出动了民兵,依靠军、警、民的协同努力,使首都交通运输和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有所好转,人心逐渐趋于安定。但是,极少数人制造动乱的活动一天也没有停止,推翻共产党领导的目标丝毫也没有改变,事态正在一天一天地向着反革命暴乱的方向发展。

戒严之后,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不走。他们要把广场作为所谓“学运乃至全民族的一个中枢”,一旦政府作出什么决定,就准备在广场上“作出强烈的反应”,“组成一个反政府的统一战线”。他们早就策划在广场挑起流血事件,认为“只要不撤离广场,政府就会进行镇压”,“鲜血可以促使人民觉醒,使政府分化瓦解”。为了支撑广场的局面,他们依靠海内外反动势力提供的资金,不断改善设施,装备先进的通讯工具,每日耗资10万余元,而且开始非法采购武器。他们依靠香港声援团提供的帐篷,在广场建立了所谓“自由村”,开办了所谓“民主大学”,声称要使它成为“新时代的黄埔军校”。他们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树立了一个什么女神像,原来叫“自由女神”,后来又改名为“民主之神”,把美国的民主、自由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刘晓波等幕后策划者担心静坐请愿的学生难以坚持,就亲自走到前台,搞了一个4人参加的48小时至72小时的绝食闹剧,为青年学生加油打气。他们说:“只要广场的旗子不倒,就可以坚持斗争,辐射全国,直到政府垮台。”

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利用政府和部队在戒严之后仍然采取的克制态度,继续组织各种非法活动。他们继“高自联”、“工自联”、“绝食团”、“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等非法组织之后,又相继建立了“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等非法组织。他们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名义,明目张胆地打电报给一些部队,挑拨离间,进行策反。他们组织专门的舆论班子,筹办地下报纸,从事颠覆政府的地下活动。他们结成死党,集体进行地下宣誓,声称“绝不出卖自己的良知,绝不向专制屈服,绝不向八十年代中国的皇帝称臣”。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在国际饭店召集“高自联”的部分头头开会,提出了退出天安门广场的6个条件,即“军队回去,戒严取消,李鹏下台,邓小平、杨尚昆退休,赵紫阳复出”,并且准备组织所谓“凯旋在子夜的大进军”。特别严重的是,他们认为赵紫阳同志请病假离开总书记的岗位之后,从党内解决问题的希望已经渺茫,转而寄希望于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紧急会议。严家其、包遵信等致电人大常委会领导人,说什么“目前宪法受到少数人的粗暴践踏,我们紧急建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解决当前面临的严重问题”。在某位人大常委委员的支持和授意下,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发出《提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紧急会议》的征询意见函,征集了部分人大常委的签名,并且向外地部分人大常委发了加急电报。他们采取阴谋手段,向一些人大常委发函、发电时,只讲建议开会,而不讲他们真正的主张,企图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甚至盗用他们的名义,强加于人,以售其奸。在办了这些事情之后,严家其、包遵信就在香港的《明报》上,发表了《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兼告李鹏书》,呼吁“每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每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投下神圣的一票,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总理职务”。

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还肆无忌惮地挑动和组织暴力行动。他们纠集本地的流氓地痞、外地的流窜犯以及未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网罗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刻骨仇恨的人,拼凑所谓“敢死队”、“飞虎队”、“义勇军”等恐怖组织,扬言要软禁、绑架党和国家领导人,要用“攻打巴士底狱”的方式夺取政权。他们散发煽动反革命武装暴乱的传单,鼓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号召组织“可能被称为人民军的武装力量”,“团结包括台湾国民党在内的各种力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党和它的政府”。他们扬言,“秋后算账,非算不可”,要算党的帐,算政府的账,并且准备了要镇压的干部名单。香港《明报》还刊登了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之一的刘晓波6月2日同一个所谓“大陆民运领袖”的“对谈”,公然叫嚷“期望赵紫阳复出,我们就必须在人民中组织武装部队”。

动乱策动者的种种活动,都有雄厚的财力作后盾。除四通公司等单位给予几十万元的物质支援外,还得到海外敌对势力和一些组织与个人的财力物力支援。美国、英国和香港的一些人,给了上百万美元和数千万港币。这笔钱中的一部分,被用于破坏戒严活动,每一个参加设路障、堵军车的人,每天都可以得到30元的报酬。同时,他们还许下高价,收买暴徒,去烧军车和打解放军,许诺烧一辆军车给3000元,抓住或打死一个军人也给几千元。台湾一位军政要员发起了“送爱心到天安门”的运动,带头捐款10万元台币。国民党一个中委发起募捐1亿元台币,设立所谓“支援大陆民主运动基金”。台湾艺术文化界一些人发起“血脉相连声援大陆民主运动”。北京“高自联”致函“台湾艺文界朋友”,说什么“在此关键时刻,得悉台湾艺文界挺身而出”,“给予我们急需的物资和精神支持,我们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

所有这些说明,极少数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制造的动乱,绝不象善良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只要政府做点让步就可以平息,或者只发布一个戒严令就可以解决问题。他们是横下一条心,要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联合起来,同我们死战到底的。一切一厢情愿的善良愿望,只会使他们更加放肆地向我们发动进攻。时间拖得越久,付出的代价越大。

七、极少数人是怎样挑起反革命暴乱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担负着“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而且担负着“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义务,这是宪法第29条明文规定了的。部队进城维护社会治安,正是执行宪法赋予的任务。

5月20日宣布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之后,尽管遇到重重阻拦,部队仍然按照既定计划,采取不同的方式,陆续进入城内,到达一部分警戒部位。极少数暴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深知,如果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全部按计划到位,那么,他们正在从事的种种非法活动和反革命活动就无法再进行下去,他们的全部阴谋就将很快以失败而告终。于是,他们窥测时机,蓄意挑起事端,竭力使动乱加剧,最终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6月1日,我公安机关收审了非法组织“工自联”的几个头头,他们就借机煽动一些人,包围和冲击了北京市公安局、市委、市政府机关和公安部。6月2日晚,中央电视台借用了10个月的武警部队的一辆吉普车,在返回原单位途中,由于车速过快,路面有水打滑,造成翻车事故,撞死了人,但没有一个是学生。这本来是一起交通事故,有关部门正在处理,而极少数人却有意把它同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城的行动联系起来,大造谣言,说是戒严部队的开道车故意轧死学生,鼓动不明真相的人,要抢夺尸体,举行抬棺大游行。一时间,人心浮动,气氛紧张。经过这样的煽动和鼓噪,暴乱的火就被他们点了起来。

6月3日凌晨,当部分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入警戒目标的过程中,就有人有组织地煽动一些人在建国门、南河沿、西单、木樨地等路口阻拦大小车辆,设置路障,拦截军车、殴打战士,抢夺军用物资。曹各庄附近12辆军车被拦。从燕京饭店门前经过的战士被强行搜身。电报大楼前的军车轮胎被扎穿,并被隔离墩围住。

拂晓前后,永定门桥头的军车被推翻。木樨地军车车胎被扎穿。朝阳门的400多名进城战士被歹徒用石块乱砸。六部口、横二条一带军车被拦截,战士被围困。

早上7时左右,在六部口,有的歹徒钻进被围困的军车内,抢夺装有子弹的机枪。从建国门到东单,以及天桥附近,进城部队被零星隔断,遭到围攻、殴打。在建国门立交桥上,有些战士的衣服被扒光,有的战士被打得遍体鳞伤。

上午,虎坊桥一带的进城部队被冲,战士遭痛打,有的被打瞎了眼睛。一些被打伤的战士在送往医院途中遭拦截,急救车车胎被放气,伤员被绑架。虎坊路至陶然亭21辆军车被围,在战士转移弹药时,前往护卫的民警被打伤。

中午,被拦阻在府右街南口、正义路北口、宣武门、虎坊桥、木樨地、东四等路口的解放军战士,有的被打伤,有的钢盔、军帽、雨衣、水壶、挎包被抢。六部口一伙人截了一辆载有枪支弹药的军车,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多次解围均未成功。车上的枪支弹药如被抢走或发生爆炸,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保护首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武警部队施放了催泪弹,驱散了人群,抢回了弹药车。

在拦截、砸抢军车的同时,一伙暴徒围堵和冲击国家机关和重要部门。他们冲人民大会堂、冲中宣部、冲广播电视部,冲中南海的西门和南门。保卫这些机关的武警战士和公安干警数十人负伤。

随着事态的急剧恶化,暴乱的挑动者更加猖狂。下午5时许,非法组织“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在天安门广场分发了菜刀、匕首、铁棍、铁链子和带尖的竹竿,声言“抓住军警就要往死里打”。“工自联”大广播中大肆叫嚣,要“拿起武器推翻政府”。还有一伙暴徒纠集了上千人,推倒西单附近一个建筑工地的围墙,抢走大批施工工具和钢筋、砖块等,准备打巷战。他们的广播站不断播放如何制造和使用燃烧瓶、如何堵烧军车之类的“知识”,进行教唆和挑动。他们策划利用第二天是星期天的时机,煽动更多的人上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砸、抢、烧,造成一个群众暴动的态势,一举推翻政府,夺取政权。

正是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下定决心,命令驻守在首都周围的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平息反革命暴乱。

八、反革命暴徒是怎样残害解放军的

自戒严以来,陆续进城的戒严部队根据中央的指示,始终保持高度克制的态度,尽量避免发生冲突。6月3日暴乱发生后,在部队进城前,为了避免伤害群众,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于晚6时半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这个《通告》,通过电台、电视台和各种广播器,进行了反复广播。

6月3日晚10时前后,奉命向城内开进的各路戒严部队先后进入市区。但在各主要路口,都受到严重阻拦。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仍然采取了极其克制的态度。而反革命暴徒怀着对解放军的刻骨仇恨,却利用这种克制,发动了骇人听闻的打、砸、抢、烧、杀。

22点至23点,从翠微路、公主坟、木樨地到西单一线,有12辆军车被烧。有些人用卡车运来砖头,向战士猛砸。一些暴徒把无轨电车推到路口,放火焚烧,阻断了道路。有的消防车赶去灭火,也被砸烂、烧毁。

23点前后,虎坊桥3辆军车被砸,1辆吉普车被推翻。安定门立交桥军车被围堵。崇文门大街一个团的战士被围堵。建国门立交桥30辆军车被围堵。北京煤炭工业学校以西300多辆军车被围堵。为保证军车前进,有的战士和指挥员下车做疏导工作,被围攻殴打,有些被强行绑架,不知去向。被打伤的,有尉官、校官和将军。在南苑三营门受阻的军车,为避免冲突,往东绕行,至天坛南门再次被堵,许多军车被砸、被烧。珠市口一辆军车被堵后,一帮人爬到车上,下边有个干部模样的人劝他们下来,当即被痛打,生死不明。

6月4日凌晨以后,焚烧军车的暴行愈演愈烈。在天坛东侧路、天坛北门、前门地铁西口、前门东路、府右街、六部口、西单、复兴门、南礼士路、木樨地、莲花池、车公庄、东华门、东直门,以及朝阳区的大北窑、呼家楼、北豆各庄,大兴县旧宫乡等地,数十个路口的数百辆军车,被暴徒用汽油、燃烧瓶和土制喷火器引燃,火光冲天,有的战士在车内被活活烧死,有的跳下车后被活活打死。有的地方,几辆、十几辆,甚至二三十辆军车同时被烧,一片火海。在双井路口,有70余辆装甲车被围,其中20余辆车上的机枪被暴徒拆掉。京原路口至老山骨灰堂以西,30多辆军车被暴徒付之一炬,现场浓烟冲天。有的暴徒手持铁棍,推着汽油桶,在路口堵截,见车就烧。多辆部队运粮车、被服车被暴徒抢劫,不知去向。有几名暴徒在复兴门立交桥一带,开着抢来的装甲车,边行进边开枪。非法组织“工自联”还在广播上宣称,他们缴获了一部军用电台和密码本。

在砸毁、焚烧军车的同时,一些暴徒对民用设施和公共建筑物发动了攻击。西城区的燕山等商店的橱窗被砸。天安门前和毛主席纪念堂西侧的松树墙被点燃。一些公共电汽车、消防车、救护车、出租汽车被砸毁和烧毁。特别恶毒的是,一伙人驾驶一辆装满汽油的公共汽车驶向天安门城楼,企图放火烧毁城楼,在金水桥南被戒严部队及时截获。

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暴徒们不仅疯狂攻击军车,大搞打砸抢烧。而且,对解放军战士发动了灭绝人性的残杀,手段极其凶暴野蛮。

6月4日凌晨,东单路口一伙暴徒用酒瓶、砖头、自行车砸砍战士,许多战士血流满面。复兴门一辆军车被截,车上的某部管理科长、管理员、炊事员等12人被拉下车来,强行搜身,然后痛打,多人受重伤。六部口4名战士被围攻殴打,有的当场死亡。广渠门附近3名战士被痛打,只有一名被群众救出,两名下落不明。在西城区西兴盛胡同,有20余名武警战士被一伙歹徒毒打,有的被打成重伤,有的下落不明。护国寺一辆军车被截,战士被拉下来痛打后当作人质,一批冲锋枪被抢走。一辆装满砖头的汽车,由东交民巷开往天安门广场,车上的人高喊:“是中国人的上来,砸解放军去。”

拂晓之后,残害解放军战士的暴行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武警一支队的一辆救护车,拉了8名受伤的战士送往附近医院时,被一伙暴徒拦住,当场就打死一名,还叫嚷要把其余的7名一齐打死。在前门大街的一家自行车店门前,有3名解放军战士被打成重伤,暴徒们围住狂叫:“谁敢救他们就打死谁。”在长安街上,一辆军车熄火,一二百名暴徒一拥而上,猛砸驾驶室,将司机活活砸死。西单十字路口以东30米处,一名战士被打死,又在尸体上浇汽油焚烧。在阜成门,一名战士被暴徒残害后,尸体被悬挂在立交桥的栏杆上。在崇文门,一名战士被一伙暴徒从过街天桥上扔下,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暴徒们狂叫,这是“点天灯”。在西长安街首都电影院附近,一名解放军军官被暴徒打死后,剖腹挖眼,把尸体挂在一辆正在燃烧的公共汽车上。

在几天的暴乱中,被暴徒砸毁、烧毁、损坏的军车、警车和公共电汽车等车辆达1280多辆,其中军用汽车1000多辆,装甲车60多辆,警车30多辆,公共电汽车120多辆,其它机动车70多辆。一批武器、弹药被抢。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6000多人,死亡数十人。他们为保卫祖国,保卫宪法,保卫人民,付出了鲜血甚至宝贵的生命。对他们的功绩,人民将永远铭记。

如此惨重的代价,最有力地说明了戒严部队所采取的极大的容忍和克制态度。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这支军队对敌人狠,对人民和,历来如此,他们在战争年代能够打败美帝国主义武装起来的国民党800万军队,打败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能够有效地保卫我们国家的神圣领土、领海和领空,为什么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却造成这么大的伤亡呢?为什么他们手中有武器,反而挨了打,甚至被打死呢?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是因为好人和坏人混杂在一起,使我们有些应该采取的断然措施难于出手”。这也正说明了人民解放军是热爱人民的,是不愿意误伤群众的。他们忍辱负重,从容赴死,正是人民军队本质的充分体现。否则,怎么可能造成这么大的伤亡和损失呢?这不正说明我们的军队为了保护人民而不惜牺牲自己吗?而最终为了平息反革命暴乱,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戒严部队在伤亡严重、忍无可忍、让无可让而又很难前进的情况下,经过一再警告,迫不得已奉命对空鸣枪开道,进行反击,击毙了一些肆虐的暴徒。由于围观的人很多,有的被车撞、人挤,有的被流弹误伤,有的被持枪歹徒击伤击毙。据现在掌握的情况,暴乱中有3000多名非军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这当中,有罪有应得的暴徒,有被误伤的群众,还有正在现场执行任务的医护人员、联防人员和维护秩序工作队员等。对于被误伤的群众和执行任务中受伤害的人员,政府要认真地做好善后工作。

由于“美国之音”造谣和一些人有意传谣,社会上一度盛传,戒严部队进城之后,“血洗天安门广场”,“有数千人甚至上万人倒在血泊之中”。真实情况是,戒严部队进入广场之后,凌晨1时半,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该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这个紧急通告用高音喇叭,进行了反复播放,时间长达3个多钟头。这时,停留在广场上静坐的青年学生集中在广场南端人民英雄纪念碑一带。3时左右,他们经过内部磋商,派出代表向戒严部队表示,愿意自动撤出广场,戒严部队当即表示同意。凌晨4时半,广场上广播了戒严部队指挥部的通知:“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同时,广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关于迅速恢复天安门广场正常秩序的通告。停留在广场上的数千名青年学生听到通告后,打着各自的旗子和横幅等,两边布置了手拉手的纠察队,于5时左右离开广场。为了保证学生们的安全撤离,戒严部队在广场东侧南口开出了一条宽阔的通道,保证学生顺利、平安地离开。这时,还有一些坚持不走的学生,戒严部队按照“通告”要求,强制他们离开了广场。到5时半,清场任务全部完成。广场静坐的学生,包括最后被强制离开的,没有死一个人。有人造谣说,广场“血流成河”,自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完全是胡说八道。

以天安门广场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和戒严部队全部到位为标志,首都反革命暴乱被一举粉碎。在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过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人民群众救护伤员、解救被围困的战士、积极配合和支援戒严部队,涌现出许多动人心弦的好人好事。由于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北京市的经济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其他方面的损失更难以用金钱来计算。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正在为挽回遭受的损失,进行艰苦的劳动。现在,首都各项秩序基本恢复正常,全国局势也较快地趋于平稳,这反映了中央的正确决策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但是,动乱和暴乱尚未彻底平息,极少数反革命暴乱分子不甘心灭亡,仍在进行种种破坏活动,甚至梦想卷土重来。

为了取得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彻底胜利,我们要放手发动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清查反革命暴乱分子的工作进行到底。要彻底揭露动乱和暴乱的阴谋,依法惩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即那些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人,向非法组织提供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以及制造打、砸、抢、烧、杀等种种暴行的刑事犯罪分子。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通过坚决果断、艰苦细致的工作,集中打击极少数首恶分子和拒不改悔的顽固分子,尽力扩大教育面和团结面。在此基础上,依靠广大群众,努力增产,厉行节约,艰苦奋斗,尽快把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造成的损失全部夺回来。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和委员:

我国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正义斗争,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政府和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是,在国际上也有一些国家,主要是美国和西欧某些国家,歪曲事实真相,进行造谣中伤,甚至对我实行种种的所谓谴责和制裁,掀起反华浪潮,粗暴干涉我国内政。对此,我们深表遗憾。对于一切外来压力,我国政府和人民过去没有屈服过,现在不会屈服,永远也不会屈服。谣言必将破产,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我国将毫不动摇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我国将一如既往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世界发展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




Sunday, June 24, 2012

八九一日:6月24日,十三届四中全会闭幕,产生新的领导集团

1989年6月24日,中国共产党地十三届四中全会闭幕。会议通过了《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并进行了改选。原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出乎意料地成为八九之后的最高领袖。

因为八九民运被撤销一切职务的高级官员包括赵紫阳、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与江泽民一起获得荣升的还有宋平、李瑞环和丁关根。职务未变动的则有邓小平、乔石万里和姚依林等。


这天,《北京日报》发表长篇署名文章刘晓波指为八九民运的背后“黑手”。




Saturday, June 23, 2012

八九文件:《人民日报》6月23日社论

1989年6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与八九民运之初的四二六社论遥相呼应,试图为这段历史做最后结论:



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989年6月23

取得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定性胜利之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在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重要讲话。通过结合这场斗争实际的学习、讨论,大家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何等的重要。

早在1979年,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指出:“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但是,长期以来,这四项基本原则没有被一贯地坚持,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它常常只是被当作一种“标准语言”引用在文件上,甚至被一些人视为“套话”、“空话”。一时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没有方向,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没有对象”等等模糊认识和讽刺挖苦之词,流行于街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则乘机泛滥。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发生,就是这种泛滥的恶果。因此,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血的教训使我们认识到,在中国,要搞现代化,就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首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是我国近百年来的历史,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革命和建设的成就证明了的。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根本保证。我们搞改革,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是为了使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更好地自我完善和发展,更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是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改革开放,不是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而在这场反革命暴乱中,极少数煽动暴乱的阴谋分子,却是打着“改革”的幌子,企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心目中的“改革”,是要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来改造我们几千万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在这场暴乱中提出的“早日敲响公有制的丧钟”、“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等等,就说明了这一点。对于这种假改革之名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罪恶阴谋,必须坚决予以揭露。还必须看到,现在国际上有一股潮流,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我们要坚决顶住这股潮流,不然的话,社会主义的中国就要重新沦为国际资本主义的附庸。这是每一个有爱国之心的人都不能容忍的历史的倒退。

平息这场反革命暴乱的斗争还提醒了我们,决不可以放下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有力的武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停息,我们还不能高枕无忧。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这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科学论断。这次北京发生的从学潮到动乱,从动乱到暴乱的事件,就有着深刻的国内和国际背景,是阶级斗争存在和激化的一个典型表现。几年来,在一些人头脑当中,阶级斗争的观念完全消失了,他们对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之后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这个事实,失去了起码的警觉。有的人甚至对于在新形势下还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个原则觉得刺耳。这场反革命暴乱给了我们一个十分严重的教训。实践告诉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存在着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我们要遵循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研究在一定范围内阶级斗争的新的特点,总结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新的经验,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原则,坚定不移地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定不移地按照法律和法律程序办事,同极少数坚持与社会主义为敌的人进行有效的斗争。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被无数事实证明了的历史结论。建设现代化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因为谁都不能否认,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一个统一、独立和强大的人民共和国,也不可能使中国人民获得解放,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这是个基本事实。不可否认,在领导现代化的事业中,党在工作指导上有过偏差和失误,党内确实存在着某些腐败现象,对这些问题,党中央是清醒的,是欢迎人民群众对党的工作中的缺点提出批评的,是愿意诚心诚意地纠正种种失误和缺点的,包括欢迎很尖锐的批评,支持揭发腐败现象、惩治腐败分子。这一点有目共睹。但是极少数坚持与人民为敌的人,趁机发泄对中国共产党的仇恨,污损党的形象,说什么“共产党烂透了”,蓄意煽动旨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反革命暴乱。对于他们的险恶用心,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在中国,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国家前途和民族的希望,什么改革、开放,什么现代化建设,都将变成一句空话,中国人民只能饱受动乱之苦。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我们的党完全有能力有勇气发挥自己的优势,纠正工作上的偏差和失误,消除各种消极现象,不断地把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推向前进。过去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党的失误,包括“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不都是中国共产党自己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纠正的吗?今后的历史也必将会证明这一点。一切愿意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的人都应该有这样的共识。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我们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思想保证。国内外阶级敌人仇视、畏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因为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可战胜,他们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为了解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思想武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已经抛弃了过去一个时期里那种以形式主义、实用主义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强调要掌握它的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强调要根据中国的情况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赋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蓬勃的活力。可是,几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一会这个“主义”,一会那个“思想”,掀起一股诋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浊浪,在思想界、理论界造成极大的混乱,严重毒害了一些青年的思想,在一段时间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似乎可以抛弃了。暴乱从反面给人们上了深刻的一课,使我们认识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永远也不能丢掉,任何其他“主义”、“思想”都不能代替它。当然,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不是要像过去那样咬文嚼字,搞教条主义,更不是僵化保守,而是要使我们的立场更加坚定,方向更加明确,使我们的思想更加活跃、更加解放,更加实事求是地去解决中国改革和建设中的各种问题。

平息反革命暴乱之后,痛定思痛,教训深刻。巨大的代价使人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党的十三大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两者缺一不可,一软一硬也不可,两点必须相称,两点必须并重,达到互相促进,相辅相成。

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重在教育。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和教育,要做得生动、实际,用细致的科学的道理,用历史的和现实的、正面的和反面的事实,来说服人。如果不结合实际,只凭干巴巴的说教,是不会有好效果的。现在,有了暴乱这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暴徒的凶残,敌人的险恶,血与火,伤与死,人民历历在目,看到了放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这样的结果。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紧密联系实际进行思想教育工作的大好时机,只要从立场上、态度上、行动上真正重视了,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的工作一定会大有成效,关键在于全党的努力。


八九文件


Tuesday, June 19, 2012

八九文件:布什总统致邓小平密信

1989年6月20日,在试图与邓小平直接通话被拒绝后,美国总统布什亲自执笔给邓小平写了一封长信,提议高层秘密外交维护美中关系。该信由韩叙大使转交,邓小平立即便做了回应。
这封信后来在布什的书信集《祝好》中出版(该信也包括在《改变了的世界》一书中,但有些删减)。这里是翻译版(原文可见这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
邓小平阁下

1989年6月20日


亲爱的邓主席:

我以沉重的心情撰写这封信。我希望能有机会亲自与您讨论,但很遗憾无法做到。首先,我是怀着真诚的友谊精神写这封信的,我肯定您清楚这封信出自一位满怀激情地确信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良好关系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人之手。我有这样的感情已经很多年了。尽管现在的情势很困难,我对此感觉尤为强烈。

第二,我是作为一个对您为中国人民作出的个人奉献和为促进您那伟大国家进步的努力怀有极大敬意的人写这封信。非常滑稽的是,曾经在为中国带来改革和开放的过程中遭受几次挫败的您现在正面临一个充满了如此多的焦虑的形势。

我记得我们上次见面是您告诉我您正在从管理您那个国家的日常工作中隐退。但我也记得您那些难忘的话语:关于与西方保持良好关系的必要、对被“包围”和那些曾经加害于中国的人的忧虑,以及您对保证中国向前进的决心。我直接给您写信不是为了绕开中国的任何领导人。我只是作为朋友——一个真正的“老朋友”——写信。

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我写信请求您帮助保护这个我们俩都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关系。我已经非常努力避免把自己介入中国的内政之中。我已经非常努力避免看起来在指导中国应该如何处理自己的内部危机。我尊重我们两个社会、两个体制之间存在的区别。

我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怀有崇高的敬仰。你们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我也同样地请求您记住我这个年轻国家的立国原则。这些原则包括民主和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不受随意权力管辖的自由。对这些原则的崇尚不可避免地影响我们美国人对其它国家发生的事件的观察和反应。这不是出于傲慢的反应或把我们的信仰强加于人的愿望,而是出于我们对这些原则的不朽价值和他们的普适性的信念。

这就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根本问题。学生示威的那些早期日子——确实,包括中国军队早期对学生的态度——捕获了全世界人民的想象力。电视的奇迹将发生天安门广场的事件细节带到了每个家庭,不仅是西方国家而确实是全世界。早期的忍让和在处理示威时的克制为中国领导赢得了世界性的尊重。全世界的有识之士试图理解和同情那些必须维持秩序的领袖所面临的巨大问题,而他们也确实钦佩地看到这些领导的政策体现了他们的口号:“人民军队爱人民”。当中国领袖在学生“静坐”和混乱影响日常生活的情况下仍然耐心地坐下来会见学生时,他们为之欢呼。

我将把后来发生的事情留给历史书籍,但再一次说明全世界的人通过他们自己的眼睛看到了这场示威是如何在动乱和血腥中结束的。不同的国家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基于前述的原则,我作为合众国总统所采取的行动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如您所知,要求更强烈措施的呼声仍然非常强硬。我一直在抵制这样的呼吁,强调我不愿意看到你和我花费了巨大努力营建的这个关系被摧毁。我对美国人民解释说我不愿意通过经济制裁为中国人民增加不公平的负担。

还有方励之的问题。我一听到方励之在我们大使馆的消息就意识到这会在我们之间锲进一个引人注目的障碍。没有人鼓励方励之进入我们大使馆,但根据我们对国际法广为接受的理解我们也不能拒绝他的进入。

我知道这件事在今天的气候下对您来说极端重要,我知道这给您带来一个巨大的问题。这对我决心(希望您也同样地决心)将我们的关系拉回正常轨道很不利。

我们现在不可能在他的人身安全不能得到某种保证的情况下让他离开大使馆。过去其它地方类似的事例曾经经过很长时间才得以解决,或者政府悄悄地以驱逐的名义让该人出国。我只是希望您确信,我们希望这件棘手的问题能以一种既让您满意又不违背我们的基本原则的方式解决。当朋友之间出现困难时,我们必须找到能够协商的途径。

您在这里的那位能干的大使坚定并忠实地代表着贵国。我感觉李洁明也为我们在做同样的事情。但如果您更愿意通过某种特殊渠道联系,请告知我。

我考虑请求您接受一位能够完全代表我对这些事情发自内心的感触并能够完全坦诚发言的特使来访。如果您觉得这样一位特使会能有所帮助,请告知我。我们会全面合作保证这一行动得以完全保密。我已经坚持美国政府的各部门的言行完全遵从白宫的原则。在我们这样的开放体制内,有时候很难控制所有的泄密行为;但这封信在我私人档案之外不存在任何复制件——没有一份复制件。……

我以极大的尊重和深远地忧虑给您送这封信。我们必须保证这一重要的关系不再受到更多损害。请帮助我保持其强大。中国方面任何可以引据早期声明中关于和平解决抗议者进一步行动的声明都会在我们这里受到欢迎。对学生示威者的任何宽大处理都会获得世界范围的赞扬。我们决不能让这场悲剧的后果损害我们在过去十七年中耐心建立的这个至关重要的关系。自然,我会非常欢迎您亲自回复此信。这件事情太重要了,不能只靠我们那些官僚机构处理。

如前所述,我是以沉重的心情写这封信的,但我也是以只对值得尊重的朋友才有的坦率来写这封信的。

诚挚的,

乔治·布什




八九文件:布什总统日记摘抄

在(老)布什总统与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科特克劳夫特合著的回忆录《改变了的世界》里,布什包括了几则他在1989年6-7月间撰写的日记。当时他的注意力几乎完全集中在如何维护美中关系之上。书中有更多的这方面内容。以下是布什日记的翻译版本(原文可见这里):


1989年6月5日
左派的【众议员斯蒂夫·】索拉兹和右派的【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要我们采取更激烈的行动。赫尔姆斯一直都厌恶这个关系,而索拉兹则总是要不管是谁都想推翻。他是那种对沙阿的推翻兴高采烈,全然不顾后面发生了什么的人。

我在早上8点与尼克松交谈。他说,“不要搅乱这个关系。已经发生的事情的确是处理得很糟糕,也是可悲,但还是要看得长远一些。”我告诉他我不准备召回【大使】李洁明,他觉得那很好。他不认为我们应该停止贸易【而应该做】一些象征性的事情。但我们在长远上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关系……这正是我在谴责暴力和滥用权力的同时准备努力去做的……从中国来的报告仍然很疯狂……有传言说“李鹏中了枪”,有传言说“邓小平死了”。这一切告诉我必须小心、镇静。

1989年6月10日
异议人士方励之在我们大使馆里,而且他妻子可能一直有不友好的势力在支持,这会令中国人更加愤怒。我们没有选择,只能让他进来,但这会成为中国人眼里的硬沙子。

在记者会上,我指出我们不能确定谁在管事,但昨天——记者会之后一天——邓小平和李鹏……露面了,现在的说法是完全是强硬派在管事。中国需要对改革和前进做一个明确的声明。如果他们能够做一个对发生的事情表示遗憾的声明就更好。但他们似乎正在准备死守、追捕学生、公布被虐待的士兵的照片……我要维护这个关系,但我也必须明确美国不能纵容这种粗暴践踏人权的行为。现在,由丹·拉瑟领军的电视新闻网正在渲染极富感情因素的任何内容,要……几乎断绝与中国的关系。我不愿这样。

1989年6月20日
……我正在向中国发信号表明我们希望保持关系,但这很困难。他们正在杀人,我们必须做出反应。我们必须站在这个国家所坚信的立场——人权,和平抗议的权力等等。昨天他们杀了三个被控在上海烧毁列车的人,但我希望他们不会以同样的暴力对待北京的学生组织者。异议人士方励之正在让这事变得更为棘手,方励之的儿子出现在杰西·赫尔姆斯主导的听证会上——愚蠢——这只是在让事情变得更坏。

已经是6月21日,星期三,早晨了。我告诉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我要问问韩叙他是否觉得【送特使访问】是否值得。我去开会了……就在那一个小时内,布伦特与韩叙通话,【韩叙】说他要过来。就在布伦特把见面安排好的几分钟之内——而我因为他还没机会来告诉我而不知情的情况下——我们接到一份媒体咨询,问总统是否要接见韩叙?完全不可思议。我走到布伦特的办公室去弄清情况。帕蒂·普蕾莎克是唯一有点知情的人。但她没想到的是,她在接到布伦特办公室电话时,似乎就正好被媒体旁听到了。糟糕透了。于是我们立即取消了会见。我们不能够公开举行这样的会见——那只会更加增强我们在这件事上的忧虑和注意力。

1989年6月24日
这是6月24日……非常让我们吃惊的是,星期四——也就是不到24小时之后——我们接到了【邓小平】的私人回复。他同意我遣送私人特使的提议。【现在问题是派谁?】吉姆·贝克不会愿意被挖墙角,所以我就考虑了很多替代者:基辛格和尼克松——他们虽然会是非常好的人选,但他们规格太高,也太容易走漏消息;【约翰·】赫尔德里奇或其他大使——级别太低;而李洁明——不行,因为异议人士方励之的缘故。我不能把李洁明挂起来丢脸,而我也不能挖贝克负责外交事务的墙角。我希望是采用认识邓小平的最好的专家——那是斯考克罗夫特。所以,星期六早晨,我想布伦特提议由他和伊格尔伯格去,他同意了;我给贝克打电话,他也同意;于是我们定下星期天下午开个会。

现在的计划是来一次秘密飞行,用一架没有标志的飞机进入中国的某个军用机场。这个非常敏感,中国正在狂轰美国干涉其内政,而我们正在批评中国——尽管没有像国会里某些人希望的那样强烈。如何处理这个关系一直是一个非常精巧的操作。中国又开始与苏联接近,而如果我们单方面走向他们对立面、隔离他们与西方的联系的话,他们可能会更坚决。邓小平还在忧虑被“包围”,我也一样。

异议人士方励之的事情真是可怕。情报圈里有一些苗头说他们可能会谴责他然后把他开【出国】,那将是现在最好的结局……至今为止我们处理该问题的方式一直得到合理的评价,布鲁姆菲尔德、弗利和李·汉密尔顿等人都很支持。参议院那边乱一些,劳埃德·本森今天告诉我他愿意帮忙。这事非常复杂,但我还是决心尽力维护这个关系——保持低调。我对中国对那些勇敢地站出来的学生和其他人的做法非常生气。我也对赵紫阳被废黜伤心。但我记得他对我们说过关于改革和“小心”的那番话。我把这个关系非常当作我自己的事情,我要以这样的态度处理。

1989年7月9日
现在是7月9日,我们已经进入飞往波兰的航程3小时了。下面是一望无际的碧蓝的大西洋,空军一号那闪亮着蓝银色的引擎正在我的右侧……中国仍然令我忧虑。我们没有能看到中国做我非常期望他们为解决目前关系紧张而应该做的任何事情。我想也没有任何其它西方国家看到。我觉得他们很高兴我在坚持我的立场。他们可以在前面说一些过头的话,但我会继续试图坚持这个立场,虽然我现在对自己把这个关系保持在正常轨道上的能力有所怀疑。只要中国试图说天安门广场没有大屠杀,除了中国军人以外没有人丧命,这件事情就不可能平静。


八九文件


八九一日:6月19日,韩东方自首,刘刚被捕

1989年6月19日上午,被通缉的工自联领袖韩东方在北京向公安局投案自首。傍晚,化装潜逃的刘刚在保定一个公园里休息时被当地警察识破而被捕。

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开始镇压后的整顿。


八九一日


Thursday, June 14, 2012

八九一日:6月14日,周锋锁、熊焱、戴晴、高新被捕,马少方、熊炜自首

1989年6月14日,21名学生领袖通缉令颁布第二天便出现明显效果。名单上第5位清华学生周锋锁在逃回家乡后被其姐姐告发被诱捕。(周锋锁后来说明其姐系被骗。)第21位熊焱在逃跑途中的列车上被捕。而分别为第10、20位的马少方和熊炜则在这天选择向公安局投案自首。

在这天被捕的还有参与斡旋活动的戴晴和绝食“四君子”之一高新。

北京市公安局继续发出通缉令,通缉工自联领袖韩东方、贺力力和刘强。


八九一日

Tuesday, June 12, 2012

八九文件:21名学生领袖通缉令


北京市公安局搜捕高自联在逃分子通缉令
1989年6月13日

非法组织“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高自联)在北京煽动、组织反革命暴乱,现决定对其在逃的头头和骨干分子王丹等二十一人实施通缉(通缉名单及体貌特征、照片附后)。请接此通缉令后,立即部署查缉,发现后即予拘留,并即告北京市公安局。

通缉名单:

(1) 王丹,男,24岁,吉林人,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身高1.73米左右,尖下颇,头发较稀,门齿有洞龋,体态较瘦,戴近视镜,北京口音,嗓音沙哑。

(2) 吾尔开希(原名:吴尔凯西),男,1968年2月17日生、维吾尔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88级学生。身高1.74米,留中分头,头发稍黄,长脸型,大眼睛,厚嘴唇,皮肤较白,说话声音较粗,讲汉话,经常穿绿色军裤。

(3) 刘刚,男,28岁,吉林省辽源市人,原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现无业。身高1.65米左右,方脸,络腮胡,鬓角较长,东北口音。

(4) 柴玲,女,1966年4月15日生,汉族,山东省日照市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86级研究生,身高1.56米,圆脸,单眼皮,高颧骨,短发,皮肤较白。

(5) 周锋锁,男,1967年10月5日生,汉族,陕西省长安县人,清华大学物理系85级学生。身高1.76米,方脸型,尖下巴,眉毛较重。

(6) 翟伟民(曾用名翟为民),男,21岁,河南省新安县人,北京经济学院学生。身高1.68米,体型瘦,长瓜子脸,留寸头,单眼皮,面部皮肤稍黑,河南口音,乡音较重。

(7) 梁擘暾(又名梁兆二),男,1969年5月11日生,四川省蓬溪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87级学生。身高1.71米,身体较瘦,皮肤较黑,长方脸型,小眼睛,高鼻梁,嘴唇较厚,会讲普通话。

(8) 王正云,男,苦聪人,1968年10月生,家住云南省红河州金平县勐拉区南柯乡联防村。中央民族学院学生,身高1.67米,留大分头,瘦长脸,面色黑黄,并有小点疙瘩,云南口音。

(9) 郑旭光,男,20岁,河南省密县人,家住西安市环城西路北巷56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身高1.81米,体重63公斤,长圆脸,单眼皮,尖下巴,大耳朵。

(10) 马少方,男,1964年11月生,江苏省江都县人,北京电影学院夜大剧作班学生。身高1.67米左右,较瘦,长脸型,尖下巴,肤色较黑,戴近视镜。

(11) 杨涛,男,19岁,福建省福州市人,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身高1.70米左右,较瘦,高颧骨,双眼皮,戴眼镜,讲普通话。

(12) 王治新,男,1967年11月生,山西省介休县人,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家住山西榆次市纺织工业学校。身高1.69米左右,留长发,戴眼镜。

(13) 封从德,男,22岁,四川人,北京大学遥感所86级硕士研究生,身高1.70米左右,较瘦,脸色较黑,长偏分头,大鼻孔,背微驼。

(14) 王超华,女,37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身高1.63米左右,较瘦,脸型较长,脸色黑黄,三角眼,短发。

(15) 王有才,男,1966年6月生,浙江人,北京大学物理系代培研究生。

(16) 张志清,男,1964年6月生,山西省太原市人,中国政法大学第二学士班学生。

(17) 张伯笠,男,26岁,黑龙江省望奎县人,北京大学作家班学员,身高1.75米左右,较胖,圆脸,双眼皮,翘鼻子,厚嘴唇,东北口音。

(18) 李禄,男,20岁左右,南京大学学生。身高1.74米左右,体型中等,方下巴,下牙突出。

(19) 张铭,男,1965年4月生,吉林省吉林市人,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学生。

(20) 熊炜,男,1966年7月生,湖北省应城县人,清华大学无线电系85级学生,住北京海淀马神庙一号47单元502。

(21) 熊焱,男,1964年9月生,湖南省双峰县人,北京大学法律系代培研究生,家住湖南双峰县杏子湖水医院。





Monday, June 11, 2012

八九文件:柴玲逃亡途中录音

1989年6月8日,逃亡途中的柴玲在武汉大学制作了一份录音带,由该校学生偷带到香港发表,影响巨大。柴玲在录音中控诉了大屠杀的悲惨,但也转述了一些她自己不可能看到或证实的夸张传言:


今天是西元1989年6月8日下午4时,我是柴玲,我是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我还活着。

关于6月2日至6月4日这段时间整个广场情况,我想我是最有资格的评论家,我也有责任把事实的真相告诉大家,告诉每一个同胞、每一个公民。

6月2日晚上10时左右,最初的讯号是一辆警车撞4个无辜的人,其中3个已经死了。此时紧接而来第二讯号是,一些士兵他们整车整车的放弃他们的枪枝军衣以及一些器材,丢给堵截军车的老百姓和我的同学,对这种行为,同学很警惕,把这些东西即时收在一齐,交给公安局,我们有收条为证。第三个讯号是当天6月3日下午2时10分在六部口和新华门同时出动大批军警殴打我们的同学和市民,当时我们的同学是站在车上用话筒对他们喊:“人民警察爱人民”,“人民警察不打人”,有一位同学他刚刚喊第一句话的时候,有一个军人冲上来,对他的腹部就是一脚,对着他骂他:谁他妈的爱你!迎头又是一棍,这孩子当时就倒下。

我说一下我们的位置,我是总指挥,当时在广场上设立一个广播站,这广播站是绝食团广播站,我一直坚守在那裡,通过广播指挥全场同学的行动,当然指挥部也有其他同学,像李禄、封从德等,我们不时都收到各方面告急,同学们市民们不断有被打的消息,被残害的消息传来。

那晚上8、9时一直到10时,情况愈来愈恶化,这样的消息传来不下10次,当晚我们指挥部在当晚7时8时左右,即时向记者举行了一个招待会,把我们所知道的真相全部告诉在场的中外记者,外国记者很少,因为据说一些大饭店——外国人住的大饭店,有军队军管,而且他们的房间已经被搜查,只零星的有一两个外国记者进入了广场。

指挥部发表了一个声明,我们提出的唯一口号就是“打倒李鹏伪政府”。

9时正,全体在天安门广场的同学,站起来举起右手宣誓:“我宣誓,为了推进祖国的民主化进程,为了祖国真正的繁荣昌盛,为了伟大的祖国,不为一小撮阴谋家颠覆,为了11亿人民不在白色恐怖中丧生,我宣誓我要用年轻的生命誓死保卫天安门、保卫共和国。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我们愿用年轻生命战斗到只有一个人。”

10时正,广场的民主大学正式开学,副总指挥张伯笠任民主大学的校长。各界人士对民主大学的成立表示了热烈祝贺。当时的情形是指挥部这边,连续收到各方的告急,情况非常紧张。而且广场另外北部我们民主大学成立的掌声雷动,民主大学设在自由女神附近。而周围东西长安街上一直血流成河。刽子手,那些27军士兵们,他们用坦克、冲锋枪、刺刀(催泪瓦斯已经过时了),对着哪怕只喊一句口号的人,哪怕只扔着一块砖头的人,他们用冲锋枪追打他们,所有在长安街上的尸体都在胸前血流一片。我们的同学跑到指挥部来,他们手上、胸上、他们腿上流血,是他们的同胞,生命的最后一滴血,他们亲自把这些同学抱在怀里。

我们自4月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以来,一直延绵到5月以来的全民运动,我们的原则宗旨是,以和平请愿,我们的斗争的原则是和平,很多同学、很多工人、市民,他们到我们指挥部来说,既然到这样了,应该拿起武器来,男的同学也很激愤,我们指挥部的同学告诉大家:我们是和平请愿,和平最高的原则就是牺牲。

我们就是这样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大家在《国际歌》声中缓缓的一个一个从帐篷中走出来,挽着手去纪念碑的北侧西侧南侧。大家静坐在那裡,用我们平静的目光,迎接刽子手的屠刀。我们在进行的是一场爱与恨的战争,而不是武力与战力的战争。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以和平为至高原则的民主爱国运动,最后的结果是,如果同学手裡拿着一些棍子、汽油瓶等等不是武器的武器,跟那些手持冲锋枪,开着坦克,这些已经发了疯没理性的士兵拼搏的话,那麽是我们整场民主运动最大的悲哀。

同学们就这样静静坐在那儿,躺着等待牺牲,这时候在指挥部的篷子里,四面有几个话筒,外面有几个喇叭的篷子里面,放着《龙的传人》歌曲,同学们和着歌声唱着,眼里含着泪水,大家互相拥抱着、握手着,因为每个人都知道,生命最后一刻到来了,为这个民族牺牲的时候到了。

有一个小同学,他叫王力,他只有15岁。在那个时候,他写了绝笔,我已经记不起那个绝笔具体的资料,我只记得他跟我说这样一句话:那时候很奇怪的,只可惜没时间。他说,有时候,爬来一个小虫子,爬着,他动脚想踩死牠,那小虫立刻就不动了。他才15岁,就开始考虑什么是死亡。共和国,你要记着,你要记住,这些为你奋斗的孩子们。

大约在凌晨两三点的时候,指挥部不得不放弃在纪念碑底下的广播站,撤到纪念碑下的广播站。我作为总指挥,在指挥部里的同学,围绕纪念碑四周,向同学们作最后动员,同学们就这样默默的坐着,他们说,我们就默默的坐着,我们第一排是最坚定的。同学们说,我们后面的人也默默的坐着,那怕第一排的同学被杀被打,我们都静静坐着,我们不动,我们绝不会杀人。

我跟大家讲了几句话。我跟大家说,有这麽一个古老的故事,有一群蚂蚁,大概有11亿,有一天,山上起火了,这些蚂蚁一定要到山下去才得救,这时候蚂蚁们团成一团滚下去。在外面的蚂蚁烧死了,但是有更多蚂蚁活下来。

同学们,我们在广场,我们已经站在这个民族最外层,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明白,只有我们牺牲才能换来这个共和国的生还。

同学们唱起《国际歌》,一遍又一遍的唱着,他们的手紧紧的挽着,到最后,四位绝食的同胞,侯德健、刘晓波、周舵等,他们实在按捺不下去了,他说:孩子们,你们不要再牺牲。

我们每一个同学都非常疲惫,他们去找军方谈判,找一个所谓负责戒严任务的指挥部的一个军方人士谈判说:我们撤离广场,但是希望你们保证同学们的安全,我们和平的撤离,这时候广场指挥部在徵求广大的同学意见以后,是撤还是留?决定把所有同学撤离。但是这个时候,这班刽子手没有信守诺言。在同学们撤离的时候,士兵们戴着钢盔,手持冲锋枪,已冲上纪念碑三层。没有等广场指挥部把撤离的决定告诉给大家,我们设在纪念碑的喇叭已经给打成蜂窝状。这是人民的纪念碑呀!是人民英雄的纪念碑呀!他们竟然向纪念碑开枪,其他的同学多数撤下来,都是哭着撤走。

市民们都说,不要哭。同学们说,我们会再来的,因为这是人民的广场。可是,我们事后才知道,仍然有些同学,他们对这个政府和解放军还抱有希望,他们以为顶多这支军队把大家强行架走。他们太疲劳了,还在帐篷裡酣睡的时候,可坦克把他们辗成肉饼。有人说,同学死了两百多,也有人说广场已经死了四千多,具体的数字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但是,那些在广场最外层的工人自治会的人,他们统统都死了,他们最少有二、三十个人。

据说,在同学们打算撤离的时候,这些坦克、装甲车把帐篷、棉衣洒上汽油,还有同学们的尸体,统统都焚烧,往后用清水洒地,广场不留一条痕迹。我们这次民主运动那个象征民主女神,也给他们辗成碎块。

我们手挽着手绕过毛泽东纪念堂,从广场南侧向西撤的时候,我们看到纪念堂南侧,坐着大概有上万个黑压压的戴着钢盔的士兵。同学们喊“狗”、“法西斯”。在我们往西撤离的时候,我们看到一排排的军队,他们跑步的向天安门广场集结。市民们、同学们咬牙切齿的喊:“法西斯”、“狗”、“畜牲”。那些士兵目不斜视,火速向广长跑去。我们经过六部口撤离的时候,指挥部的所有全体成员站在第一排,经过六部口。也就是6月3日下午,这裡发生过最初的一场血战的地方,瓦砖遍地,有烧毁的、砸扁的垃圾箱。我们从六部口一直走到长安街上,只见只有烧毁的车,地下是瓦砖,可以看到刚刚经历过一场恶战,但是没有一个尸体。事后我们才知道,这班法西斯,他们在前面用机关枪杀人,后面有士兵把尸体送往公共汽车上,送到三轮车上,有的人还没有死,没有断气,可是已经被活活的闷死了。这班法西斯把他们的罪恶,在光天化日下遮蔽得无影无踪。

我们要挺起我们的胸膛。我们要大游行,再回到广场上,这时候所有市民劝阻我们。他们说:孩子,你知道嘛,他们架着机枪,你们不要再牺牲了。我们只好从西单往西域去。

一个孩子哭着抓起碎砖要掷向运兵车,被旁边的学生们劝止。

在路上,我看见有一个母亲,嚎啕大哭,她的孩子已经死了。路上见到四具尸体,是市民的。愈往北走,愈接近我们学校,每一个市民眼裡都含着泪。

有的市民说:“我们买国库券,难道是为了让他们换子弹来屠杀无辜的人民吗?屠杀我们无辜的孩子吗?”我们后来收到各方面的消息,有同学传回来的消息,有市民告诉我们的消息,这帮刽子手他们是真杀呀!他们对着长安街两旁的居民区发上火箭炮,有孩子、老人统统丧生枪下。他们有甚麽罪?他们连口号都没有喊!一位朋友告诉我,他是凌晨两点钟在长安街上堵坦克的。他亲眼看到一位个子不高的女孩子,她的右手挥舞着站在坦克车前面,车从她的身上压过去了,她被辗成肉饼。我们这位同学右手挽着的同学,一颗子弹过来倒下了,左手挽着的同学一颗子弹过来又倒下了,他说:“我是死裡逃生啊!”

我们回来的路上,一位妈妈在找她的孩子,她说,我的孩子叫什么什么,他昨日也在,他在吗?妻子在找丈夫,老师在找同学……周围的机关上还挂着拥护党中央的正确决策(标语),同学们愤怒得扯下这些标语烧了。电台里还叫嚣着“军队开进北京是要制止一帮暴乱分子,是要维护首都秩序”。我想,我是最有资格说:我们这些学生是不是暴乱分子?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把你们的手放在你们的胸口上,你想一想:年青的孩子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坐在纪念碑的下麵,他们用目光迎接刽子手的屠刀的时候,他们是暴乱分子吗?如果是暴乱分子,他们还会这样静静地坐在那儿吗?法西斯到了甚麽样的程度,他们可以厚着脸皮昧着良心撒谎,扯天下之大谎!如果说那些拿着冲锋枪杀无辜市民的士兵是野兽、畜牲的话,那么这些坐在电视萤幕前、摄相机前撒谎的人他们是甚麽人?正当我们手挽手撤离广场的时候,一辆坦克车追过来向着同学放催泪瓦斯,坦克车就在同学身上压过去,在同学的腿上、颈上,许多个同学再也找不到完整的尸首了....谁是暴乱分子?

就这样,我们许多同学还是按照原来的步伐就这样走着,同学们戴起了口罩,催泪瓦斯刺得我们的喉咙干死。那些牺牲了生命的同学,还有什么能够收回他们的生命呢?他们永远地、永远地留在了长安街上。

我们这群从天安门广场回来的同学队伍缓缓地走到北大的校园里,因为有好多外地的同学,北大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床位,接待大家。可是我们非常非常难过,我们是活着的人,可是有更多的人留在了广场,留在了长安街上,永远地回不来了,永远、永远地回不来了!他们中有的很年青很年青,他们永远回不来了……自我们这群从天安门广场撤回来的同学队伍进入北大以后,从5月13日开始的首先是绝食以后改为静坐的和平请愿活动被迫结束。事后我们得到了情报说,6月3号晚上10点钟,李鹏下了3道命令:第一、军队可以开枪;第二、军队全速前进;必须在六月四日凌晨彻底收复广场;第三、对参加这次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格杀勿论。

同胞们,这就是现在仍然调进着军队、统治着中国上空的丧心病狂的伪政府!北京大屠杀正在进行,甚至全国各地的大屠杀也慢慢地开始,也在进行,但是同胞们,愈是黑暗的时候,黎明就要到来了;愈是法西斯丧心病狂镇压的时候,那么一个真正的人民的民主的共和国就要诞生了!民族存亡最后的关头已经到来了,同胞们,每一个有良心的公民们,每一个中国人,觉醒起来吧,最终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你的。以杨尚昆、李鹏、王震、薄一波为首的伪中央灭亡的日子不远了!

打倒法西斯!
打倒军人统治!
人民必胜!
共和国万岁!



八九文件


八九一日:6月11日,肖斌被捕、周勇军自首,方励之李淑娴被通缉

1989年6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正式发布了对方励之和李淑娴的通缉令。两人这时已经安全地躲避到美国大使馆。红色恐怖逐渐加剧,学自联第一任主席周勇军在这天选择到公安局投案自首。

这天被捕的还有一位名叫肖斌的大连市民。6月4日,肖斌在北京街头接受美国电视新闻采访,绘声绘色并很夸张地描述大屠杀场景,声称军队用机关枪扫射,至少杀了2万人等等。该电视信号被政府截获后在国内电视播放,全国通缉“造谣”罪犯。很快他被其同事认出、检举。在大连被捕。肖斌认罪道歉后被判处10年徒刑。

在逃亡途中的柴玲在武汉大学学生协助下录制了一段屠杀见证录音,在这天被偷运到香港公开播放,造成巨大影响。柴玲控诉了屠杀的罪恶,但也转述了一些夸张的传言。

在巴黎,美国华裔选手张德培爆冷门夺得法网公开赛冠军,感言愿上帝保佑中国人。


八九一日


八九文件:方励之李淑娴通缉令


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
1989年6月11日

方励之、李淑娴,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二条,业经提请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批准逮捕。对李淑娴的批准逮捕并已经北京市海淀区人大常委会许可。

方励之,男,1936年12月12日生,浙江省杭州市人,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员。身高1.72米左右,体态稍胖,留一边倒长发,方圆脸,戴近视眼镜,走路时挺胸抬头。

李淑娴,女,1935年1月28日生,安徽省嘉山县人,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身高1.60米左右,体态稍瘦,留短烫发,长圆脸,有明显雀斑,走路步伐较快。

方、李二犯畏罪潜逃,现予通缉。请各区、县公安机关接此通缉令后,立即部署查缉。并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机关协助查缉。发现方、李二犯,立即拘留,并即告北京市公安局。




八九文件

Saturday, June 9, 2012

八九文件: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军官讲话


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邓小平
(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

同志们辛苦了!

首先,我对在这场斗争中英勇牺牲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们表示沉痛的哀悼!对在这场斗争中负伤的几千名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们表示亲切的慰问!对所有参加这场斗争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们致以亲切的问候!

我提议,大家起立,为死难的烈士们默哀!

利用这个机会,我讲几句话。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虽然有一些同志一时还不理解,但最终是会理解的,会支持中央这个决定的。

《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把问题的性质定为动乱。“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对的就是这两个字,要修改的也是这两个字。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我们有一批老同志健在,包括军队,也有一批各个时期参加革命的骨干还在,因此,事情现在爆发,处理起来比较容易。处理这一事件的主要难点在于,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小撮坏人混杂在那么多青年学生和围观的群众中间,阵线一时分不清楚,使我们许多应该采取的行动难以出手。如果没有我们党这么多老同志支持,甚至连事件的性质都难以确定。一些同志不了解问题的性质,认为这只是单纯的对待群众的问题,实际上,对方不只是一些是非不分的群众,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不懂得这个根本问题,就是性质不清楚。我相信,经过认真做工作,能取得党内绝大多数同志对定性和处理的拥护。

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人民要求反腐败,我们当然接受。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提出的所谓反腐败的口号,我们也要当好话来接受。当然,这个口号仅仅是他们的一个陪衬,而其核心是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这次平息暴乱中,我们那么多同志负了伤,甚至牺牲了,武器也被抢去了,这是为什么?也是因为好人坏人混杂在一起,使我们有些应该采取的断然措施难于出手。处理这件事对我们军队是一次很严峻的政治考验,实践证明,我们的解放军考试合格,如果用坦克压过去,就会在全国造成是非不清。所以,我要感谢解放军指战员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暴乱事件。尽管损失是令人痛心的,但可以赢得人民,使是非不明的人改变观点。让大家看看,解放军究竟是什么人,有没有血洗天安门,流血的到底是谁。这个问题清楚了,就使我们取得了主动。虽然牺牲了许多同志非常令人痛心,但客观地分析事件的过程,人们就不得不承认,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这也有助于人民理解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所采取的方法,今后解放军遇到问题,采取措施,就都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持了。这里顺便说一下,以后再不能让人把武器夺去了。总之,这是一个考验,考试是合格的。虽然军队里老同志不是很多了,战士们大都是十八、九岁、二十岁出头的娃娃,但他们仍然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在生命危险面前,他们没有忘记人民,没有忘记党的教导,没有忘记国家利益,面对死亡毫不含糊。慷慨赴死,从容就义,他们当之无愧。我讲考试合格,就是指军队仍然是人民子弟兵,这个性质合格。这个军队还是我们的老红军的传统。这次过的是真正的政治关、生死关,不容易呀!这表明,人民子弟兵真正是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这表明,不管我们受到多么大的损失,不管如何更新换代,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是最可爱的人!同时,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敌人是多么凶残,对他们,连百分之一的原谅都不应有。

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也许这件坏事会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今天我不可能展开来讲,只是提出一个课题。

第一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正确不正确?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次动乱,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发生了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一个“左”的目标?是否还要继续用它作为我们今后奋斗的目标?这些大的问题,必须作出明确、肯定的回答。我们第一个翻一番的目标已经完成了;第二个翻一番的目标计划用十二年完成;再往后五十年,要达到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增长速度为百分之二点几就够了。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对此,我想我们做出的不是一个“左”的判断,制定的也不是一个过急的目标。因此,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应当说,我们所制定的战略目标,现在至少不能说是失败的。在六十一年后,一个十五亿人口的国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了不起的事情。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应该是能够做到的。不能因为这次事件的发生,就说我们的战略目标错了。

第二个问题,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一九八○年元旦,我在政协讲话,讲了“四个保证”,其中有一条叫“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讲艰苦创业,后来日子稍微好一点,就提倡高消费,于是,各方面的浪费现象蔓延,加上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法制不健全,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等等,都出来了。我对外国人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

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这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应该说我们上了一个台阶,尽管出现了通货膨胀等问题,但十年改革开放的成绩要充分估计够。当然,改革开放必然会有西方的许多坏的影响进来,对此,我们从来没有估计不足。八十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讲这点,可能对我们以后制定方针政策有好处。还有,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重要的是,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嘛,确实很重要。做管理工作的人没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耳目不灵。再是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我提出的这个建议,请常委研究。这也是个比较急迫的问题,总要接触的问题。

这是总结我们过去十年。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我们在改革中遇到的难题比在开放中遇到的难题要多。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实际上,西方国家也并不都是实行三权鼎立式的制度。美国骂我们镇压学生,他们处理国内学潮和骚乱,还不是出动了警察和军队,还不是抓人、流血?他们是镇压学生和人民,而我们则是平息反革命暴乱。他们有什么资格批评我们!今后,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倒是要注意,一个动态出现,不要使它蔓延。

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来了,请大家认真考虑一下。至于一些做法,如投资方向、资金使用方向等,我赞成加强基础工业和农业。基础工业,无非是原材料工业、交通、能源等,要加强这方面的投资,要坚持十到二十年,宁肯欠债,也要加强。这也是开放,在这方面,胆子要大一些,不会有大的失误。多搞一点电,多搞一点铁路、公路、航运,能办很多事情。钢,外国人判断我们将来需要一亿二千万吨,现在我们接近六千万吨,还差一半。如果在现有企业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增加两千万吨,就可少进口钢材。借点外债用在这些方面,也叫改革开放。现在的问题不是改革开放政策对不对,搞不搞,而是如何搞,开哪方面,关哪方面。

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总之,要总结现在,看到未来。

利用这个机会,我就讲这一点。


八九文件


八九一日:6月9日,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军官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以军委主席的身份接见了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显示北京的局势已经尘埃落定。这是戒严后邓小平第一次公开露面。参加会见的有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万里、李先念、彭真、王震、薄一波等。而不在上述名单中的如赵紫阳、胡启立、阎明复等人则已经失势,虽然他们的境遇尚未公开。

邓小平还在接见时做了长篇讲话,为镇压行动提供了总结和理由。他专门强调当初《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中对学运“动乱”定论的正确性。


上海市发动了10万工人纠察队上街清理路障,那里的交通和秩序基本上恢复正常。


八九一日


Wednesday, June 6, 2012

八九文件:6月6日袁木记者招待会


北京新华社报道

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六月六日下午在中南海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首都反革命暴乱的事实真相,内容如下:

袁木:今天举行一个国内记者招待会,主要是因为从六月三日凌晨以来,在首都发生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建国以来没有过的反革命暴乱。这件事引起了国内国外舆论的密切关注,所以国务院委托我请来了戒严部队某部政治部主任张工,北京市委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丁维俊,给大家提供这方面的有关情况。我们可以先讲一讲,大家有甚麽问题再问。

我先讲几点:

第一点,现在的局势。总的来看,六月三日凌晨极少数暴徒策动的一场反革命暴乱,在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斗下面,暴乱者的阴谋没有完全得逞,粉碎暴乱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或者说第一步的胜利。现在暴乱还没有完全平息,首都的局势仍然是相当严峻的。

第二点,暴乱发生之后,社会各界包括舆论界,对伤亡情况都很关心。国务院也很关心这件事,因此,让有关方面尽可能去调查了解,但是由于局势还不稳,秩序还相当溷乱,许多正常渠道还没有恢复,所以统计数字还不完全,经再三核实的不完全统计,情况是这样的:

  • 解放军官兵受伤五千多人;
  • 地方上(包括为非作歹的暴徒、围观的不明真相的群众)共伤二千多人;
  • 死亡情况,军队和地方加在一起的初步统计数字是近三百人,其中包括部队的战士,包括罪有应得的歹徒,也包括误伤的群众。
  • 除此之外,军队方面到目前为止还有四百名官兵失踪,生死不明,等将来局势稳定下来,有些可能生还,有些可能牺牲了。

大体情况就是这样。对这个数字,我已经再三说过不是很准确,但是有一个数字相对来说比较准确,是经过向各个大学了解的,就是到现在为止北京各个大学死亡的大学生二十三名。我预计随着事件的发展、局势的进一步稳定,各方面情况了解了,可能这些数字还会有变化。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首先给同志们通报一下。

再一点是关于天安门清理过程中的情况。这件事等会儿请张工同志来介绍,因为他当时在场,还有一段录相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大体的情况是,用原来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的形象语言,他们基本上是和平撤离的。

张工:或者说自动撤离。

袁木:自动撤离、和平撤离,学生自己提出来是和平撤离,后来双方达成了协议。具体情况张工同志可以讲一讲。

再一点,国务院认为,现在首都形势还很严峻,稳定全局,进一步恢复秩序,这是关係到首都的大局。首都有一千几百万人,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秩序不能恢复,就会给极少数暴徒、歹徒有可乘之机。据现在已经了解到的情况,他们还在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打、砸、抢、烧、杀都有,公共汽车继续受到烧毁,路障还继续在搞;特别严重的是他们现在还要切断水源、切断电源,进一步把交通搞瘫痪,他们都还有这个计画,而且在一些地方还在进行着破坏活动。如果这个情况不改变,首都一千多万人民的生活无法保证。现在已经面临着市场供应严重短缺的问题,特别是日常的副食品、蔬菜的供应已经相当困难,如果烧的煤气也没有了,液化气也没有了,用电再发生困难,交通再进一步瘫痪,这个局面就更加严峻了。我们希望全首都人民都能和解放军同志、武警部队、公安干警一起,为迅速恢复正常的秩序来共同努力,有同志建议现在可以提一个口号:大家来保卫人民生活、保卫社会安全。现在人民生活秩序如果再不能够迅速恢复正常,群众的利益就更难保护了。再向远一点说,如果再乱,乱得更严重,原来就对社会主义、对我们国家怀有种种仇恨的这些歹徒们的阴谋得逞,中华人民共和国被颠覆,问题就更严重了。解放军同志、武警部队指战员、公安干警、广大人民群众之间本来就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利益应该是一致的。希望我们的舆论机构无论如何从这个大局出发,千方百计地使我们这种内部的矛盾不要再激化,大家都来共同地维护社会秩序。这样,为非作歹的、打砸抢烧杀的犯罪行为也容易暴露,也容易得到处置,违法分子也容易得到处理,整个秩序也可以得到维护。我们对暴乱的幕后组织者、策动者不能手软,因为他和我们之间的矛盾是敌对的矛盾,这个问题不明确、不进一步地解决,也就不能保护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广大群众,包括广大的青年学生,从学潮开始以来,都表示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没有出路的。这一点,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认识是一致的,因此我在这里呼吁:通过我们的舆论界尽可能地、更多地传递这样的信息,以消除各种误解,缓和各种可以缓和的矛盾。人民之间,人民和军队之间,人民和武警部队拾战员、公安干警之间,无论如何应该团结起来。为了使目前的局面得到改变,希望广大市民在现在溷乱的情况下不要再到街上围观。上班坚守岗位,下班就回家,不要在街上过多停留。这并不是为了限制人民的自由。戒严本来是为了恢复正常秩序,因为在目前这麽一个状况下,如果这些真正得到遵守,可能会比较快地把局面稳定下来。不稳定,很多事情都很难办,我们的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以及国家的建设都谈不到。现在把局势稳定下来,在各自的岗位上,各人都能做出一分贡献,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国务院领导同志要我在这里强调一下:一旦大局稳定,首都秩序恢复正常,我们政府同各界人士包括广大学生之间的对话就要继续进行,在各个层次上,通涸多种渠道、多种方式进行。各界人士包括青年学生在前一个时期提出的惩治官倒,克服腐败,推进民主建设等等这些意见,政府都要认真地考虑,并且通过对话认真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因为局势这样的严峻,本来开始考虑的一些事情的进程被打乱了。我想今后我们还是要弥补这方面的损失,能够尽快地把局势稳定下来,能够把党和政府工作中应该克服的种种缺点尽快加以克服。这也是广大群众的愿望。

张工:首先我想向新闻界的同志负责任地说明一个问题,并且也想通过大家使首都人民、全国人民明瞭,就是六月四日凌晨四时半至五时半,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执行清场任务的过程中,绝对没有打死一个学生和群众,也没有轧死轧伤一个人。

袁木:就是说没有用坦克、军车轧人。

张工:没有轧人,没有轧死轧伤一个人。当前社会上流传着一个说法叫做解放军“血洗了天安门广场”,还有的传说打死了多少多少人,并且在天安门广场焚尸,这纯粹是谣言,根本没有这个事情。我想这是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所製造的,希望大家不要相信这个谣言。现在谣言很多,我进门时就碰到这样一件事情,有人说我们的两个集团军为了“争夺”南苑机场,相互之间发生了激战,从昨晚一直打到现在,并且动用了大砲。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两个集团军根本就不在南苑机场,没有在那个地方,这种谣言纯粹是蛊惑人心的无稽之谈。

除了说明这个问题之外,我想把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过程简要地说明一下。六月四日凌晨一时半,部队到达天安门广场执行清场任务。在那个时候,我们在天安门广场反覆用几个小时的时间(现在算起来大体用了三个多小时),反覆广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紧急通告。这个紧急通告指出了在六月三日到我们清场期间首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反革命暴乱,要求当时在广场的学生和群众尽快离开。经过反覆广播之后,大批的围观群众和在广场的群众逐渐离去,只剩下一部分人仍然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围呆着。部队在正式清场以前,为了使更多的人离开这个场,再次广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通告。在反覆广播宣传之下,学生代表向我们戒严部队提出一个要求,能不能让他们和平撤退或者是自动撤退。戒严部队立即表示同意,并且又通过广播反覆向学生说明,戒严部队完全同意他们的要求,请他们自动地、和平地离开广场。这样,就有不少的学生比较有组织地打着旗,从东南方向离开了广场。

清场开始时,广场上的人已经比较少了。部队由天安门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推进,并且留下一个通道,让当时在广场的学生和群众能够自动地离去。直到学生和群众全部走完之后,我们部队的干部战士逐一地对他们临时搭起的帐篷进行了检查,看看里面有人没人。在确实弄清楚这些帐篷没有人之后,才用车辆把这些帐篷和各种障碍物,还有那个所谓的什麽女神像统统推倒。在清场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法组织“高自联”的头头,带着七个人,有的站在一辆装着两桶汽油的车上,有的手里提着装满汽油的瓶子,企图用这些东西来烧毁军车,并且要摘爆炸,还扬言要烧毁天安门城楼,当我们的干部战士发现他们之后,他们的车没有开,提着瓶子向金水桥方向跑,跑的过程中,我们把他们抓获了,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整个清场过程可以说是在强大的反覆的宣传之下,基本上是一种和平的撤退。这个过程很清楚,没有死一个人,没有轧伤一个人。

袁木:我们看看当时撤离的一段录相。

(看录像毕)

袁木:请张工同志继续讲吧。

张工:我再讲一点就是,我们戒严部队的全体官兵从五月二十日执行戒严任务以来,对围攻、殴打解放军战士和干部的群众,当然里面也有一部分是坏分子了,一直採取了十分克制的态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内,我们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我们有个部队在石景山古城到八角地带被围困三天三夜,根本吃不上饭,喝不上水,被打、被揪,有的军长、政委在你推我搡的情况下站了五个多小时,一直採取十分克制的态度。从六月三日晚到六月四日凌晨一点半,部队向天安门开进,遭到暴徒的疯狂袭击。大家刚才看到一些录相镜头,其实有些镜头是没法录的,来不及作这个事情。就部队反映的情况,有些暴徒使用的是钢筋棍、带钉子的大捧,装有汽油的自製的燃烧瓶。一些汽车、装甲车就是被这些东西烧毁的。他们还投掷了大量的石块、砖头、玻璃瓶,这些就像雨点般地打到部队指战员的脑袋上。好在我们部队戴着钢盔。许多同志到达天安门时,这儿打破一块,那儿伤了一块,这还都不计入受伤之列。还有一些极其坏的分子,从战士手中夺过枪就向战士开枪。因此,部队伤亡是比较大的。我们的战士在崇文门被他们抬到过街桥上摔下来,摔死还不算,还浇上汽油把战士烧焦,烧焦了以后就挂起来示众。除了伤亡比较大之外,我们一些装备也受到很大的破坏。暴徒们烧毁和破坏了我们各种军用车辆,就现在初步的不完全的统计,大概有几百辆。

袁木:有个统计是烧毁各种车辆五百几十辆。

袁立本:现在有的还没有统计上来,据初步的不完全统计,烧毁的车辆是五六百辆,其中军车是三六四辆,公共汽车是一零二辆,其他是一些运输车辆,包括麵包车、卡车等等。还有二零二辆公共汽车被推到路上作路障了。

张工:仅在军事博物馆以东被烧毁的装甲车、汽车就有一百多辆。各种枪枝被抢的有几百技(挺),现在很难说出具体的数字。现在我们巡逻的部队就看到有的暴徒骑着自行车,挎着冲锋枪。今天凌晨一点多钟,戒严部队在复兴门立交桥就遭到两股武装暴徒的开枪袭击。他们的头子已经抓住了,叫张军,二十二岁,是北京崇光製件厂工人,家就在石景山区住。据他讲他那里现在还关着四名军人,一名军官,三名士兵。这些事实能充分说明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说明了我们的首都当前发生的问题的的确确是非常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一伙暴徒的气燄可以说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二是说明了我们军队由于害怕误伤群众,因为这里有很多是受了他们煽动、听信了传说的群众,有些是围观、看热闹的群众,所以部队始终採取非常克制的态度。从我们的伤亡和装备所受的破坏来看,如果我们不是採取克制态度,根本就不会是现在这个状况,就不会有那麽多官兵伤工,也不会有那麽多武器装备被破坏、抢走,这是常识范围内的事情。军队如果不克制,手中有武器,不要那麽多的军队,就不会造成现在这样的情景。儘管六月三日晚上到六月四日凌晨已经是反革命暴乱了,我们部队被迫进行了一些自卫,也多数是对空鸣枪,万不得已时对空鸣枪,但是我们仍然是非常克制的,因为我们这支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他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袁木:请袁立本同志将暴乱发生之后所受到的损失,还有一些社会情况,一些暴徒还在那里策画搞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向大家介绍一下。

袁立本:简单地向大家介绍一下。由于现在各方面情况比较困难,形势依然很严峻,所以有些情况不一定全面。这次反击反革命暴乱取得初步胜利以后,首都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这伙暴徒现在变换了手法,不甘心失败,依然猖狂地进行反扑。现在大体上反映在这麽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继续造谣,蛊惑人心,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继续和政府作对,和人民作对。由于我们现在各方面条件受到一定限制,所以有些事实真相澄清起来有一定的困难,包括我们的报纸,这两天都送不出去。从昨天到今天,大概报纸都送不出去。

袁木:我们有两天看不到报了,连我们这儿也看不到报。

袁立本:现在的谣言针对着群众心理,有很大的蛊惑性。特别是在有些群众情绪比较激奋的时候,有很多问题比较难以冷静下来考虑。在崇文门菜市场门口过街天桥,从天桥上扔下来的那个解放军战士,后来被汽油活活烧死。就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人造谣,说这个战士是在杀死三个人以后,由于群众激愤把他打死的。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正好,咱们昨天早晨接到了家住在崇文门附近的一个女同志打来的电话,把事情的过程重新讲了讲。她说,她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反映祟文门一个战士被烧的情况。她说她是亲眼看到的。说几千人传谣,说这个战士打死了三个人,还说有个老太太给这个人跪下,这个人还把老太太打死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种事可能发生吗?这个女同志讲,实际情况是,六月四日晨五点左右,有三辆车,好像拉东西的,只看清楚一辆拖车上是大头菜。当三辆车经过祟文门时,有很多人往车上扔石头和瓶子。这时有两辆车调头回去了。但其中挂有拖车的那辆车比较长,没有及时调头,这时雨点般的石头往车上扔。开始,这位女同志还以为车上没人,光有司机。实际上车上有十一个人,这时他们完全可以开枪,但没有开枪,就看见他们跳下车往胡同里跑,跑的时候,这几个人开枪没开枪没着见,好像有枪,但枪不多。其中有一个人没跑了,被打死,又从祟文门天桥上扔下来,然后泼上汽油烧了。其实这个人根本没有打人。这个人如果有枪,他完全可以自卫,怎麽会落到这种地步。这个战士被活活打死,还说他打死了三个人,这人太冤枉了,死了还遭这麽多人的唾弃。她希望向戒严部队反映,能把这个事情调查清楚。所以现在这些谣言,造谣的固然很可恨,但是,有些听信谣言的,传得绘声绘色,如果深一问,你是看见的还是听见的,他又说不上来了。这些谣言很能蛊惑人心。

袁木:对在这次平息反革命暴乱中牺牲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装警察和公安干警,我们感到无比的悲痛。有些同志确实受到了惨无人道的残害。刚才同志们看到的这个录像,当然还有其它的材料,将来都可以公布,这是一。对于无辜的,只是去围观,只是去看热闹,并不是和人民解放军相对立的,也并不是参加暴乱,我想从录像上看,大多数恐怕还是这样的人,并不是所有的人在镜头上出现的都是在自觉地搞暴乱。在这样一个溷乱的状态下,好人坏人溷在一起,良莠不分,皂白不分,解放军在被迫、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採取一些断然措施,因此误伤了一些人。对这些被误伤的同志,在来以前,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就跟我说,对他们表示很不安,而且要查实他是哪个单位的,哪个机关的。现在有的是已经知道了。(袁立本:有的已经知道了)都要责成这些单位很好地、妥善地处理他们的后事。对于这一点,我也希望新闻界把国务院的这个态度传达给大家。当然有些人受暴徒的影响,不明真相,本来就对戒严有这样那样的不理解,有情绪,到时候也参加到了里头,向解放军扔一点石头,打几下,我说这种情况也会有。所以我也不认为,凡是参与围堵或偶尔袭扰一下解放军的都是暴徒。我不这麽看。我认为,对广大学生,都不能对他们这麽看,同暴徒要分开。围观的群众,不明真相的群众,要和极少数暴徒、歹徒分开。我们所说的歹徒、暴徒,策画反革命暴乱的,还是中共中央、国务院致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书中讲的那些。他们是在背后的策画者组织者,是一些同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一些人,是一些向非法组织洩露党和国家的绝对机密、重要机密的人,有些是在背后阴谋策画的人。这些人倒也不一定真正到大街上动手,他们往往是在背后阴谋策画。动手的是那些打砸抢分子,是那些流氓团伙,是那些劳改释放、劳教释放,刑满释放但又没有改造好的那些人,是那些外地流窜到北京犯法的人。我们决没有那个意思,笼统地把凡上了街的都称为暴徒。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所以我一开头就讲,现在的暴乱在性质上的确是一场反革命暴乱。所以说它是反革命暴乱,是因为有极少数暴徒、歹徒已经用极其残酷的、惨无人道的手段来对待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妄想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我想,那些围观的,一般不明真相的群众不会採取那样残酷的手段对待我们自己的部队。从那麽高的天桥上扔下来摔死了,还要烧,肠子都要挑出来,人打死了还要吊在那里示众。汽车里打死的,人都死了还要砸上几块石头,不是对解放军、共产党有刻骨仇恨的人是做不出来。这种人在我们国家是极少数。所以我们第一要明确这场暴乱是一场反革性质的暴乱。你看,使出来的一些手段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他们对解放军已经不仅是侮辱谩骂,不是一般地骂一骂,而是非常残酷,毫无一点人性。再说,一两天时间里有五百多辆汽车被烧、被砸、被毁,一辆汽车如果一般按十万元来算,五百多辆就是五千多万元,对国家的财产一点感情没有,决不是我们一般群众所能干得出来的。还抢劫了弹药、抢劫了枪枝。学校里有些学生就自动地把它交出来了。有一个学校就交出来四十多枝枪。如果这样的学生是暴徒,他怎麽能会交给你呢?肯定不是。但是,肯定有一些枪枝流传到了社会上。有的人就在大街上耀武扬威、明目张胆地挎着冲锋枪。打黑枪的也都有了。我并不是说被误伤的人都是打黑枪打的,那也不是实事求是。但确有打黑枪的。打了黑枪、然后又栽赃于解放军,这种情况确实是有的。因此我们好心的人们、善良的人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家团结起来去对付极少数暴徒。我诚恳地呼吁大家,第一,要认识这的确是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第二,要看到在我们首都的的确确存在着极少数惨无人道的暴徒。这些暴徒的所作所为不是好心的人们所能想像出来的。我们有些善良的人们,有些群众对解放军进城执行戒严任务,可能一时有些不大理解,我们都不能责怪他们。可能有时宣传解释得不够,舆论也跟不上,他也不大清楚,我们决不能把他们和暴徒溷同在一起。要把暴徒孤立起来,制止暴乱,对他们不手软,坚决地打击。人民群众呢,我们无论如何自己要和自己站在一起,和解放军站在一起,保证他们能正常地执行戒严任务,不要去干扰他们,不要去刺激他们,不要去挑起事端。这样,我想局面的稳定就一定容易得多。我们同反革命暴徒之间的斗争,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但是一个时期以来,根本就不讲阶级斗争,甚至于连政治斗争都不讲,什麽斗争都说没有啦,人与人之间统统是兄弟姊妹,让世界充满了爱。我不是说不要爱,我也不是说我们一般同志之间,人与人之间都不和睦相处,团结互助。但是我们这个社会是複杂的,我们这个社会里确实还存在着这麽一些坏人,这是个客观事实,他存在着,他对我们这个社会制度不满意,甚至可以说存在着刻骨的仇恨。当然也要讲,我们的工作确实也有失误,党和政府都有许多工作没做好,但是失误是不是已经达到了人民非把党推翻不可,人民非要毁掉我们这个人民共和国不可呢?我觉得这是两回事。是绝对不同的两回事,并不是这样。而现在就有些人利用这个,煽动这个,再加上立本同志刚才讲的,他们製造种种谣言来蛊惑人心,因此非把一些本来是一种正常的对工作中某些不满,比如说对官倒,比如说对腐败现象的不满情绪,把你煽动到、引导到非要从根本上推翻共产党,否定我们这个社会制度不可。这就不行。我还要说,还要非常明确地说,儘管有些人有这样那样不满的情绪,受到了人家的挑动,这些同志也还是好的,无非是不太知道真相,这需要我们耐心地做一些工作。

这里我还要说一点,就是关于目前的国际舆论。现在舆论是不同的。应该说,对在中国首都发生的这场反革命暴乱以及制止这场暴乱的斗争,现在国际舆论的态度也不大一样。已经有人公开在那儿谴责我们了,而且有人提出了要不给我们这个,不给我们那个,要限制我们这个,限制我们那个,来对我们进行所谓的制裁了。对这一点,我来以前已经请示了国务院的领导同志,他让我在这里通过舆论界对这种情况说明两点。第一,我们不怕。不管他用什麽样的手段,谴责也罢,制裁也罢,要想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政府和人民决不答应。我们决不是软骨头。即使由于他们那样做使得我们遭受一些暂时困难,我们也要顶过去。我们这场制止动乱的斗争是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如果在这个问题上顶不住,你根本就不敢下手了,人民共和国都被颠覆了,你要他点贷款,要他给点什麽技术有什麽用?这是第一个态度。第二,我们希望国际舆论、外国政治家们、政府不要太近视了,应有一点长远观念。儘管我们现在困难,面临着严峻的时刻,党和国家可以说处在相当危急的关头,但中国的党和政府有能力、有办法、有决心克服这些困难。他们如果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我想,不致于在这个问题上採取那种专门刺激中国政府和人民感情的做法。我们也不愿看到这种情况。

招待会上,袁木等还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


八九文件


八九一日:6月6日,上海等地骚乱,袁木公布官方首批伤亡数字

1989年6月6日,首都局势渐趋稳定,但骚乱在外地多个城市展开。上海因为市民的游行示威和设置的路障而全面瘫痪。晚上那里出现大规模卧轨行动,并烧毁一辆旅客列车。成都出现打砸抢的集体暴力行为。南京则有上万人上街哀悼死者。境外,港台媒体传播“邓死、李伤、杨逃”的谣言。

在中国的外籍人士开始大规模撤离。各国的使馆领馆人员出动各种车辆运送侨民去机场。几个大国都派遣了专机到中国协助撤侨。

日本政府宣布暂停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活动,但没有实施经济制裁。英国政府重申1997年交还香港的日程不变。苏联政府则一枝独秀地表示同情和支持中国政府,谴责西方政府施加的外交压力。


下午,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主持记者招待会,首次公布官方统计的伤亡数字:总共300多人死亡,其中23名大学生。记者会上,戒严部队某部政治部主任张工则强调:
六月四日凌晨四时半至五时半,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执行清场任务的过程中,绝对没有打死一个学生和群众,也没有轧死轧伤一个人。
这个说法后来被误解为政府宣称整个清场过程没有死人而遭到一致谴责。


八九一日


Tuesday, June 5, 2012

柴玲宽恕天安门屠杀凶手

在天安门大屠杀23周年之际,前学生领袖柴玲在英文《赫芬顿邮报》上撰文表示她已经宽恕了该惨案中的杀人凶手

柴玲的文章具备浓厚的宗教色彩,频繁引用《圣经》语句,符合她两年前受洗后的思想状态。在阐述了她对人性的软弱的新认识并以耶稣为典范之后,她写道(原文为英语):
因为耶稣,我宽恕了他们。我宽恕邓小平和李鹏。我宽恕1989年杀进天安门广场的军人。我宽恕那些还在继续压制自由、实行残酷的一胎制政策的中国现今领导人。 
我祈祷一种恩典的文化将在中国兴起,赋予所有人尊严和人性。我祈祷中国现今的领导人能追随耶稣,以怜悯和同情施政。我祈祷那些在压迫中受难的人不要寻求复仇,而是具备宽恕的勇气。宽恕不是为错误辩解,而是将裁判的权力回归上帝。 
我明白这样的宽恕是与文化相违的。但这只是对耶稣所付出的宽恕的一个小小回报。而我在追随他的宽恕中充满了和平。只有当宽恕得以升扬,才能实现永久的和平。

另外一些前学生领袖,包括王丹、吾尔开希和柴玲的前夫封从德等,均迅速做出反应,声明他们不同意柴玲的态度。


附笔:不知道柴玲是否也宽恕了卡玛和制作纪录片《天安门》的长弓公司。她曾经大举缠讼该公司,失败后还扬言要继续诉讼下去。

八九一日:6月5日,北京学生开追悼会,一个挡坦克的人,方励之夫妇避难


1989年6月5日,戒严部队终于控制了首都的局势。虽然城市内时有零星枪声,但已经不再有市民的直接抵抗行为。但军队的频繁调动令人生疑,海外媒体怀疑有内战即将爆发迹象。

就在这天早晨,一列从天安门广场驶出换防的坦克纵队在东长安街上意外地被一个人堵住。这个场面被在北京饭店阳台上的外国记者摄影录像,为八九民运留下了名垂青史的象征性画面


高校校园内,学生仍然在公开地为遇难者举行追悼会。通过再度交涉和白宫的参与,方励之夫妇终于获准进入美国大使馆避难。为防止大量的避难事件,外国使馆区附近的建国门一带有大量的戒严部队部署

国际社会几乎一致地谴责北京政府的屠杀行为。美国的布什总统决定暂停与中国的所有军事交流和销售,但没有实行全面的经济制裁。


八九一日


Monday, June 4, 2012

八九文件:北京电台6月4日对外播音

1989年6月4日下午,大屠杀之后仅几小时,在戒严部队全面控制所有新闻媒体的情况下,北京电台英语部向全世界发送了以下播音(原文是英语):


请记住1989年6月3日。最悲惨的事件在中国首都北京市发生了。

成千上万的人,绝大部分是无辜的平民,被全副武装的军人在他们攻进城市的过程中杀害。死去的人中有我们北京广播台的同事。军人乘坐坦克和装甲车,用机关枪对付成千上万的企图阻挡他们的当地市民和学生。当军车突破障碍之后,士兵继续盲目地对街上的人群疯狂射击。目击者说有些坦克和装甲车甚至压死了在抵抗的平民面前犹豫的士兵。北京广播电台英语部深切哀悼在这场悲剧事件中牺牲的人们,呼吁所有的听众加入我们对这一粗暴践踏人权和最残酷地镇压人民的行为的抗议。

因为北京这里的不正常状况,我们没有其它新闻可以播放。我们诚恳地祈求你们的理解,感谢你们在这个最悲惨的时刻与我们在一起。


八九文件


八九一日:6月4日

1989年6月4日,大屠杀之后的北京城一片萧杀。戒严部队控制了内城的所有交通要道,坦克、装甲车频繁调动,零落的枪声此起彼落。

天安门东边的长安街上,几百名市民与军人分别列队对峙了很久。市民们高喊打倒法西斯等口号,屡次试图向军人逼近。军人则以排枪扫射回应。每一轮扫射后,长安街上便倒下很多人。这一惨烈场景被北京饭店内的外国记者用摄像机记录下来。

下午,一长列运兵的装甲车和卡车行列在木樨地附近被军队莫名其妙地遗弃。四周的市民一拥而上,点火焚烧了几十辆军车。黑色浓烟一时铺天盖地。

在戒严部队管制了所有新闻媒体的情况下,北京广播站外语部却向全世界播送了一段不寻常的报道


西北郊的大学区这天还没有戒严部队的出现。撤退回校的学生悲痛莫名,忙着在校园内搭建灵堂、悬挂黑纱。六部口被坦克碾压的几具残骸被运到政法大学,以白布包裹在校门口展示。北大的学生广播站反复播放着罗大佑的《亚细亚的孤儿》。

北大筹委会布置了几下善后工作。他们派出学生记者前往各校园和医院收集统计死亡数据,以高自联的名义发布了一些声明,然后便终止了自己的存在。学生领袖大都分散隐藏或逃亡。

方励之夫妇在林培瑞帮助下联系上美国大使馆,但避难要求被拒绝。他们俩决定在躲藏在一家旅馆里过夜。


八九一日


Sunday, June 3, 2012

《天安门对峙》书摘:屠杀之夜

以下是《天安门对峙》第12章部分内容,描述天安门大屠杀之夜:


这座古老的首都曾经是由一道环绕整个城市的城墙所保护,城墙上开着一些城门可以控制进出的交通。古城墙的所在已经变成了现在的二环路,城门则被苜宿叶形的立交桥所取代。东西向的主街道、经过天安门的长安街在西面止于复兴门。但大路以复兴门大街的名义继续向前延伸。从复兴门再向西一小段就是前个夜晚因为一起交通事故引起过激烈骚动的木樨地大桥。

木樨地是大多数大学生骑自行车从他们位于北面的校园里下来拐弯去天安门广场的地点。在木樨地街口的西北角是军事博物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骄傲。沿着复兴门大街混杂着一些高层住宅楼和传统的大院。这些大院大部分是军队部门的住宿地。在这个特别的时刻,被动员起来的大学生正成千上万地汇集到这里,他们与从附近住宅楼里出来的几倍多的市民混合在一起,把公共汽车和卡车推到桥上作为路障,然后密密麻麻地站在后面以示抵抗。

这些平民完全不知道他们所要面对的是38军,一个当年在朝鲜战场上赢得其赫赫威名的王牌部队。戒严令颁发时,该军军长徐勤先少将因为拒绝执行命令而被解职。这支现在由代理军长张美远指挥着的部队需要证明自己的忠诚。人们更不知道这支部队在到达这里之前已经在从郊区逼近城市的过程中开过了火,枪杀了平民。

部队的先锋刚接近这里就警告性地开火了,子弹呼啸着从人群的头上掠过。虽然有人声嘶力竭地呼吁着要坚持非暴力原则,人们还是把砖块、瓶子和他们手里能抓到的任何东西向对面的士兵砸去。又是一排枪响。安装在坦克上面的机关枪也开火了。这一次不再是警告。许多人在街上倒下。就在人们互相传告着这肯定是橡皮子弹时他们的注意力被目光所及中的鲜血所凝固。在恐慌中,他们四散奔逃。

军人不时地暂停他们的射击。勇敢的市民在这间歇中冲向前去抬走倒下的或死或伤的躯体。他们用平板三轮车和其它一切可用的工具把他们运送到附近的医院里。

17岁的高中学生蒋捷连那天晚上被他母亲严禁出门。但他还是设法通过卫生间的窗户逃了出来。这位骄傲的年青人曾告诉过他妈妈,在这样的一个晚上,“重要的不是行动,而是参与”。在木樨地,他和一个朋友在听到枪声后在路边的一个草坪上丢弃了他们的自行车,怀着恐惧在一个花坛后面蹲下。就在嘈杂的枪声中,蒋捷连的朋友听到他轻声说了一句,“我可能中弹了。”他看到蒋捷连慢慢地站了起来,跌跌撞撞地向前走了两步就倒下了。他的衬衫立刻就浸满了鲜血。他是从背后被击中的,就在心脏的位置。直到一天以后他的遗体才被确认,他的父母才得悉噩耗。

留下了几十具尸体和几百位受伤者之后,军队冲过了木樨地。他们沿着长安街继续东进。在这条大街的两侧,学生和市民躲避在矮树丛后面依然跟随着军队。一路上,他们警告新来的人军队用的不是橡皮子弹。在枪响的间隙中,他们对着士兵大骂“法西斯”。当他们接近内城时,更多的市民涌向了街道的两侧。士兵们不断地开枪阻止他们靠近。有时候,坦克上的机关枪不由分说地朝着人群或高层住宅楼盲目扫射。有人在高楼上自己的家里中弹。

沈彤这时正在位于木樨地和天安门广场之间的闹市区西单附近的家里。在被柴玲拒绝之后,他已经完全离开了运动。在美国领事馆,他被告知可以在6月5日前来领取他的学生签证。但他也得知他父亲已经因为白血病住院了。在悲痛和负罪感的煎熬下,沈彤答应他母亲无论如何他这天晚上都会老实地留在家里。

当枪声可以清楚地从他这个紧邻长安街的小院子里面听到时,他知道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他刚一跑出去就在人行道上四处发现死去的和受伤的人体。然后他听到一阵低沉的轰鸣声,感觉到地面在他脚下振颠。一道无边无尽的由耀眼灯光组成的队列从西边接近。沈彤看见有几百人冲上街头设立路障,立刻就被机关枪的扫射打散。他数了一下,有46辆坦克和装甲车匆匆而过。携带着冲锋枪和棍棒的士兵在坦克边上行军。他们直冲着天安门广场而去。在一阵情绪冲动中,两个人从一个死去的平民身上剥下血衣,高举着走向士兵。沈彤和其他人也立即跟了上去。他们接近以后质问士兵的行为。就在愤怒的沈彤向士兵宣讲时,一位军官走过来举起手枪对准了他。沈彤在枪响时被人一把拉开,他身后站着的一个女孩应声倒下。沈彤记得看见她的脸变成了一个血窟窿。在人们惊慌奔逃时,士兵们冲了上来。回到了人行道的沈彤看见一个年轻人在栏杆下倒下后被几位士兵包围。在那人抬头时,士兵们以行刑队的姿态一齐开了火。那年轻人的鲜血和脑浆溅射到白色的栏杆上。


在38军由西路进军的同时,其他部队在另外的方向也遭遇了类似的抵抗。从东路和南路,军人遇到的是由工人和市民为主的群众。在王丹曾经自豪地观察他的游行的建国门,39军运送持有冲锋枪的士兵的军用卡车纵队被包围。这些士兵没有开枪而只是无望地坐在原地不动。然而在其它地点,部队在经过血腥冲突后得以强行向天安门广场推进。

在差不多相同的时刻,10点钟左右,天安门广场的人们最终确信了这个夜晚沉重的份量。西边夜空中的桔黄色亮光变得很强烈,间或有曳光弹从中穿过。他们这时可以清晰地听到的低沉的轰鸣声越来越近。人们还在涌进广场,许多人带来了开枪和死亡的消息。吴仁华估计这时候大约有10万人在广场。

尽管形势紧迫,好奇的北京市民依然拥挤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要求见到侯德健。他们被在纪念碑四周台阶上坐得水泄不通,现在已有成百上千之众的学生纠察队保持在一定距离之外。其他学生们则聚集在民主女神之下,张伯笠在那里为民主大学开了幕。他和柴玲一起象征性地剪了彩。就在张伯笠描述着他这个新学校的计划时,第3个官方的通告在他们的头上播放。这是一个冗长而又重复的通告,被大家自然地忽视了。

柴玲做了一个热情洋溢的演讲。模仿着40年前共产党最后胜利前夕的毛泽东,她宣告“越是黎明即将到来,黑暗就越是浓重,但黑暗之后将是一个全新的共和国的诞生!”严家其做了主题讲话。伴随着现在可以清楚地听到的枪声,严家其以他浓厚的口音滔滔不绝地讲述着民主和自由的概念达45分钟之久。他的讲话一结束,他和其他知识分子就立即被送出了广场。

死人的消息已经充斥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但还是第一名学生——他们自己人中间的一个——牺牲的消息给了他们最大的打击。突然之间,一切都变得太真实了。学生领袖们都静默着,柴玲开始哭泣。在午夜时分,学生广播站宣布了这位在木樨地殉难的北师大女生的名字。他们事先没有足够的远见准备哀乐的磁带。一位学生拿过麦克风深情地唱了一曲肖邦的《哀歌》。

吾尔开希那熟悉的声音接着出现了。他谈起那位他觉得是他认识的死去的同学。他的声音断断续续,最后突然就消失了。高音喇叭上传出一阵杂乱的噪音,然后有人说“吾尔开希……又……昏倒了”。那个被刻意强调的“又”字是对他经常在关键时刻昏倒的一个辛辣的讽刺。吾尔开希随即被一辆救护车带离了天安门广场。

在最初的震惊之后,学生们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正在开始的屠杀。大多数人安静地坐着,完全麻木了。有些人则变得神经质。在纪念碑的底座上,一伙学生和工人拿着刀和枪围住了柴玲。他们冲她叫喊着绝不要想撤退。“如果你敢在这个时候撤,我先毙了你。这么多人已经为你们学生死了,你要是再敢撤,我先毙了你。”他们一个个嘶叫着。学生纠察花了好一阵子才把这群愤怒的暴民推开。

马少方和梁擎暾却带着撤退的想法冲进了指挥部。他们告诉柴玲外面的学生都在问是不是该走的时候了。满脸泪水的柴玲瘫痪了也似地靠在帐篷里,看起来完全地无助。李禄却保持着镇静。“你们是什么意见呢?”他反问道。马少方和梁擎暾争辩说,因为戒严部队已经开枪杀人,他们面对的不再是可以理喻的政府。他们现在应该撤退,太多的生命悬于一线。

李禄和封从德不敢肯定是否有可能在这个时刻把天安门广场上的所有人带出去。他们判断他们大概已经差不多被完全包围了——如果还没有确实被包围的话。更安全的选择可能是让大家聚在一起,以免造成一个混乱的集体逃亡场面。封从德这时成为实际上的总指挥。他行动起来,在广播上指示在广场上的所有人都站起来,手拉着手,一起慢慢地向纪念碑聚集。

黑暗中的旗帜举了起来,人群跟着过来了。他们缓慢但有秩序地来到了纪念碑底座,坐在台阶和相邻的地面上。吴仁华再次查看了四周。他们大约有1万学生,半数以上坐在北边面对着天安门和长安街。看看远处,几万人仍然在广场的外围留着,他们大多数是工人和市民,混杂着一些学生。

在天安门广场中央,几百个帐篷依然井然有序地站立着。它们看起来像是一个被遗弃的鬼城。学生纠察在查看是否还有人在里面睡觉。马少方前往设立在广场西北角的工自联指挥部。在他能够劝说那里的工人撤到纪念碑与学生会合之前,他看见一群群激愤中的工人正冲向新华门——38军这时已经到达那里。工人们冲着他吼道,太多的兄弟姐妹已经死了,他们不能袖手旁观。

天安门广场上的人在午夜过后15分钟时第一次见到军队的出现:两辆高速冲过来的装甲车。它们一下子就冲垮了长安街上的路障。大群的人慌忙地逃避,却还是保持在很近的距离内,向它们抛掷石块和金属棍棒。这两辆车子在被包围之前高速逃走了,消失在东边的黑暗里。

在欢呼声还未能消逝之际,又有两辆装甲车从南边呼啸着冲过来,预示着15军从那个方向的到来。这两辆车高速绕着广场的边界奔驰,再次在人群中造成一片混乱。在长安街附近,其中的一辆突然停住了,立刻就被愤怒的民众团团围住。土制的汽油瓶炸弹伴随着浸有汽油的棉被雨点般的向这个钢铁巨兽飞去。在一片歇斯底里的欢呼声中,它燃起了冲天的火焰。3名没有携带武器的士兵从里面恐惧地爬了出来,立刻就遭到无数的石块和棍棒的打击。人们冲上前拳脚相加,血从一名士兵的头上流淌下来。

张健那年只有18岁。作为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他是一个身体素质很好的年轻人,擅长田径和武术。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在张伦离去后被任命为学生纠察队长。张健在午夜时分带领一队学生纠察冲上长安街试图阻挡前进中的部队后就一直没有闲着。他们在遭到多人受伤之后败退下来,正好撞进装甲车在燃烧的场面。他们看到那3位军人的处境,立刻就毫不犹豫地插入人群紧紧地手挽着手形成一个保护圈。一些学生甚至用自己的身体保护着军人。他们这样一起缓慢地走向一个红十字会的帐篷。暴民继续向他们冲来,一边抛掷物品和拳打脚踢,大部分都落在了学生的身上。

天安门广场现在看起来像是一个战场了。虽然还没有入侵部队的清晰迹象,但他们已经令人心悸的接近了。一伙又一伙的学生和市民在各种旗帜带领下冲出去阻挡军队,但更多的人是在他们的企图失败后退潮一般地涌回来。有些市民跟着士兵从木樨地和西单一路来到这里,他们要看看在天安门广场会发生什么,也许他们还能在这里帮助学生做最后的抵抗。

就在1点钟之前,无数的信号弹和曳光弹从广场外围的各个方向射入夜空,暂时性地照亮了整个地区。在外围的几万群众回头看到一动不动地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的学生。有些人变得无比愤怒,他们冲过来高声叫骂。在周围充满死亡的时候,他们不再接受学生“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他们指责学生天真、傲慢和胆怯。他们叫喊着,人都在那里为你们死了,你们难道就坐在那里等死?学生们安静地坐着不动。

封从德一直都注意着后勤方面的具体细节。他这时已经在纪念碑底座的最高层设立起一个新的广播站,准备了一个发电机和足够用一晚上的汽油。他选择把这个广播站设置在东南角,远离从长安街方向前来的军队主力。高音喇叭则被高高地放置在纪念碑上。这个广播站自然而然地成为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新址。

柴玲一晚上都在哭。她终于承受不住了。她跳起来抓起麦克风叫喊着要所有有能力的学生都拿起任何武器来保卫广场的边界。李禄立即掐断了广播,柴玲也及时地恢复了理智。当她再度讲话时,她已经从容冷静了。她讲了一个关于蚂蚁的寓言。当一群蚂蚁遭遇到山火灾难时,她告诉她的同学们说,蚂蚁会搅和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球形滚下山去。那些在外面的蚂蚁会被烧成灰烬,但它们的牺牲保证了它们这个族群的生存。现在这个时候,就在这里,她布道一般地说道,他们就是处在那个蚂蚁球的最外层,面对着肆虐的大火。她嘶哑的嗓音共振着:“同学们,我们是和平请愿。和平的最高原则是牺牲。同学们,只有我们的牺牲,才能换来这个人民共和国的新生。”

就在越来越近的枪声中,纪念碑周围的所有学生站起来在柴玲的带领下再度宣誓:
我宣誓,为了推进祖国的民主化进程,为了祖国真正的繁荣昌盛,为了伟大的祖国不被一小撮阴谋家所颠覆,为了十一亿人民不在白色恐怖下丧生,我要用年轻的生命誓死保卫天安门广场,保卫人民共和国。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我们愿用年轻的生命,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然后他们集体高唱《国际歌》。


军队的主力终于在1点半时分出现在天安门广场。这是一支具备绝对优势和决心的力量。一阵激烈的枪声首先把聚集在西北角的人群驱散,那里工自联的一顶大帐篷也随之燃起大火。坦克和装甲车紧跟着进来,它们沿着长安街面向南方一字排开,上面的枪炮指向广场。

几乎就在同时,另一支部队从南面赶到。这是15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唯一的空降兵队伍。他们通过前门一带的进攻是这个晚上的另一个血腥战场,仅次于沿着西长安街前进的38军。39军随后在东长安街上出现。从建国门过来的这支军队只遇到了一些象征性的抵抗。或者因为战术安排,或者因为官兵的克制,他们一直没有开火,也不是第一个到达天安门广场的。这时他们迅速占领了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前的目标阵地。最后,人民大会堂的所有大门都突然大开,大批的士兵从里面冲出来,潮水般地涌下长长的台阶。就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天安门广场被包围得水泄不通。里面的平民被允许离开但外面的再不能进入被封死的区域。随着他们战斗计划第一阶段的顺利完成,士兵就地休整等待着。有些部队通过齐唱军队歌曲来保持注意力的集中。外围的平民则以更强有力的高唱《国际歌》做回应。现场的气氛匪夷所思。

官方的高音喇叭再度开始播音。这又是一个新的通告:
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暴徒们疯狂袭击解放军指战员,抢军火,烧军车,设路障,绑架解放军官兵,妄想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解放军多日来保持了高度克制,现在必须坚决反击反革命暴乱。首都公民要遵守戒严令规定,并同解放军密切配合,坚决捍卫宪法,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首都的安全。凡不听劝告者,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全由自己负责。 
这是“反革命暴乱”这个词的第一次出现,其含义是广场的形势已经从“动乱”升级到了“暴乱”。戒严部队现在是在与国家和人民的敌人战斗。这个最新的通告不停地重复播送了很长时间,大大地提高了威胁的程度。

撤还是不撤?人民英雄纪念碑那里的学生领袖们还在激烈地争论着。柴玲又哭了起来。她那含泪的声音在他们自己的高音喇叭里回响:“同学们,请镇静!同学们,请镇静!愿意撤离的同学现在可以撤离天安门广场,不愿意撤离的同学和我一起留下来,与天安门广场共存亡……这是最后的时刻!这是最后的时刻!”

四君子这时候还只绝食了1天多。他们在这个晚上的大部分时间一直安静地坐在帐篷里。但现在他们十分担心。如果一部分学生的确听从柴玲的话而离开,有可能在他们之间造成混乱,把一个已经失控的局面搅得更糟糕。但幸运的是,只有极少数的人离开了。刘晓波写了一张小条子在广播站播放,赢得了一片掌声。四君子誓言在最后一位学生离开之前他们绝不自己离开。


凌晨2点左右,天安门广场上突然响起一片枪声。子弹从纪念碑上的人的头上呼啸而过。这一轮警告性的扫射来自位于人民大会堂前面的步兵。接着,临近长安街的方位又响起了更猛烈的枪声,听起来尤其地恐怖。在北京饭店一个临街的阳台上,CNN的奇诺伊可以居高临下地看到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的北部边缘。他紧握着一个麦克风正在急速地描述着楼下的场景:
军队在直接向抗议者开枪!人们在街上奔跑,他们尽可能快地蹬踏着自行车。人们在从街上冲刺下来。这是绝对的恐慌,这是绝对的恐慌!他们现在转向小胡同,他们处于绝对的恐怖之中。我可以看到有人在背着一个受伤的人。我所在的地方前面有一辆救护车。 
伤亡的躯体到处都是。 

在把那三名军人从他们燃烧着的装甲车旁救下来之后,张健又回到了广场的东北角。他和几百名学生和市民在那里与长安街上的军人对峙着。正在他们高呼口号时,一辆公共汽车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冒出来,冲进了士兵和平民之间的无人地带。子弹立即如雨般向它飞去,车子在一片刺耳的噪音中停下了。一具探照灯把被击毁了的汽车照得通明。张健看见士兵们从车上拽下几个人。他认出来其中一位是郭海峰,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秘书长。

郭海峰是当初胡耀邦追悼会后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跪谏的3位学生中的一个。在这个夜晚,他出去寻找汽油用以制作土制汽油弹。他们找到了一辆公共汽车,从里面取出汽油灌了几只瓶子。他们在返回天安门广场时遭遇到排枪射击。他成为第一个被抓获的学生领袖。

士兵们把他们的俘虏捆好,用链子拴在路旁的铁栏杆上。对面的平民发出一致的呼声:“放了他们!”“放了他们!”他们的要求换回了作为回答的又一轮扫射。张健附近有几个人倒在了地上。他再也抑制不住怒火,撕开自己的汗衫,走向一位指挥官叫道:“我们都是学生。我们没有武器……如果你们要杀人,就先向我开枪!”

距离他只有10米远的那位指挥官对着他举起了手枪,他接连开了3枪。其中两枪打中了张健的腿。张健还站立着,但已经摇摇欲坠。他盯视着指挥官的眼睛叫道,“再来一枪!你没能把我打倒。再来一枪!”然后,他倒下了。当他被抬上一辆小卡车时,他看到上面已经有了3位受伤的人。十几人把这辆已经毁坏了的车子推到一个医院,到那里时那3个人已经死了。

在纪念碑上,四君子知道已经到了他们必须施加一些成人的领导的时机了。刘晓波出来做了一个关于坚持非暴力的重要性的讲话。他刚开始不久就被告知在他们自己这边发现了一挺机关枪。他们一起赶到西南角发现那挺枪正支在石栏杆上,对准了人民大会堂方向。一伙拿着刀和棍棒的工人围成一圈保护着这个武器。他们声言他们已经亲眼看到太多的死亡,他们有权力反击。

侯德健利用他那尽人皆知的名字接近了这些暴躁中的年轻人,让他们稍微平静一些。在大量的说服工作之后,工人们交出了机关枪和另一把他们已经藏起来的自动步枪。刘晓波召集起还在现场的少数几位外国记者。在摄像镜头的记录下,他在石栏杆上砸毁了这些武器。

已经过了3点钟了。北大的一位学生领袖邵江找到周舵,带着哭声请求他想办法让学生撤离。四君子在帐篷里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在他们中间,只有刘晓波反对撤离。但其他三个人成功地说服了他。然后他们四人一起找到柴玲、李禄和封从德,发现这3人仍然在誓言绝不撤离。他们争辩说,太多的人已经死了,他们现在不能再逃跑。一位学生宣称赵紫阳和阎明复给他们传过话,要他们坚持到天亮。刘晓波发火了,他大声叫道他们不能把几千条性命押在一条谣言上。

封从德告诉侯德健说他们可以自己去试图与军队谈判,但不能代表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他进一步说,甚至指挥部也没法做出撤离的决定,这必须由全体学生定夺。

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四君子觉得他们必须自己负起责任来。周舵自愿出去寻找谈判的机会。他解释说他是四个人里最冷静的,而且具备鲜明的学者形象,可能会有帮助。但他需要侯德健与他同行。如果那些年轻的士兵有可能听说过他们之中一个名字的话,那就是侯德健。现场的两位医生也志愿陪同他们两人前往。他们的白大褂对防止士兵不顾一切的射击也可能会有帮助。

这样,3点半时,周舵、侯德健和那两位医生走下了纪念碑底座的台阶。他们在黑暗中挥舞着一件白衬衫,慢慢地进入广场上已经没人的地带。几位曾经宣誓过要保护四君子生命的学生纠察紧跟着他们。这一小群人在人民大会堂前面逗留了一阵,然后上了一辆救护车冲长安街而去。

他们下车接近军队的防线时立刻就听到一阵不安分的拉枪栓和子弹上膛的噪音。他们停下了。两位医生之一高声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说侯德健和他们在一起。侯德健可以听到对面对他的名字做出反应的嗡嗡声。他听不清楚是什么意思但觉得并不都是敌意。

一位指挥官在几名士兵的陪同下走了出来。他40来岁,军服上有带着三颗星的肩章显示着他的军阶。指挥官与他们每个人都握了手,说话很平静、客气。他要求他们先终止他们的绝食,侯德健和周舵立即回答说他们已经停止了。指挥官然后告诉他们他必须要请示上级,就走回部队的行列。

这是一个令人焦虑的时刻。在他们等待着的时候,侯德健回味到这位指挥官的手很厚实、柔软和温暖。突然间,天安门广场内部和四周的灯光一齐熄灭了。他们不知道这是不是军队要开始其最后清场行动的信号。甚至对面的士兵也变得焦躁起来,有些人在高声叫喊着,其他人则挥舞着他们的枪支。两位医生保持着镇静,他们提醒每个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在紧张的几分钟之后,那位指挥官又走了出来。他告诉这几个人他们的撤退要求已经被批准。指挥官通告了他自己的名字和军衔,指示他们必须带领学生从东南角撤离。他强调说,无论如何他们都必须在天亮前离开广场。再次握手的时候,他对他们说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地劝说学生和平撤离,将是一项宝贵的成就。侯德健觉得这位指挥官是真诚的。


天安门广场内部和四周的灯光完全熄灭时是4点整。在这个完全没有月亮的夜晚,突降的黑暗和恐惧笼罩着每一个人。几乎自发地,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学生们又一次竭尽全力地高唱起《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在人民共和国长大的几代人所看过的电影里,共产党的英雄在面临就义时都会高唱或演奏《国际歌》。对这个新的一代来说,现在是轮到他们的时候了,尽管他们面对的却正是共产党政权的坦克和枪炮。这无关紧要,他们高声而自豪地唱着《国际歌》,这个共产主义的主旋律。歌词颇具讽刺意味地符合着这个夜晚的现实: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 
就一定要实现! 
激昂的大合唱似乎驱除了随着黑暗而来的恐怖。1万左右的学生手拉着手坐着,感受到和平和力量。他们将垃圾堆积起来点起几个小篝火。这些细小的火焰映照着远处装甲车残骸上燃烧的火光,形成一个鬼魅般的映像。

在黑暗中,周舵和侯德健摸索着回来了。他们赶过去向柴玲、李禄和封从德通告,催促学生接受部队的条件立即撤离。学生领袖们却无法做出任何决定。


广场上的灯光就像它们熄灭时一样突然地再度亮起。这时已是4点半。吴仁华再次环顾四周,在黑暗的半小时中,相当多的人已经离去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外的广场上再也看不到一个平民的影子,纪念碑上的学生人数也骤减了一半。吴仁华估计大概还有五六千人坐在这里,一如既往地坚定。

从官方的高音喇叭里传来一个简明扼要的通告:
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 
其后是一个更长的通告,命令所有人立即离开现场。这是最后的通牒了。

远处,一队队端着冲锋枪的士兵像战场上进攻一样以蛇形队列通过帐篷城向纪念碑袭来。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停下来检查帐篷的内部。在他们后面,坦克和装甲车开动了引擎,一字排开地向广场内推进。没过多久民主女神就在一辆坦克的威力下轰然塌陷。

再没有时间可浪费了。侯德健自己拿过麦克风向学生介绍了他们与部队的谈判。他道歉着说那完全是他自己个人的主意。但因为血腥的镇压还在继续,他祈求学生为了保存中国民主和未来的种子立即撤离。

几乎所有的学生直到此时都不知道已经有过谈判,他们的反应是迅速的。愤怒的嘘声和叫骂四处响起。一些学生冲了过来威胁着要痛打叛徒,赶他们出去。李禄不得不动员起学生纠察把这些人阻挡在留作指挥部的一小片地盘之外。

刘晓波和周舵相继讲话支持侯德健。他们三个人苦口婆心地轮流劝说着极端情绪化的人群,同时重复着他们自己的誓言:他们只会在所有学生都离开后自己才离开。邵江以高自联的名义宣读了一份要求撤退的呼吁。他刚刚自己在一张纸上匆匆写下来这几句话——高自联作为一个组织这时候已经不再有真实的存在。另外一个自称是工自联代表的人也发言支持撤离。

宝贵的时间正分分秒秒地流逝。就在演讲和辩论继续激烈进行的同时,前进中的军人已经靠得很近了。在距离学生仅几米远的地方,他们在地上设置了一排机关枪,机关枪手匍匐在地。后面是一排半蹲着的士兵,手里的冲锋枪瞄准着学生,其他的士兵站在后排,也都是持枪待发。他们的后面则是坦克和装甲车。一个集体屠杀的阵势已经准备就绪。在如此近的距离上面对着如此多的枪眼,学生们没有表现出惊慌失措。他们面无表情地看着士兵,前排的学生举起手,伸出两只手指打出胜利的手势。

坦克和装甲车加大油门,发出震耳欲聋、惊心动魄的轰鸣声。稍远处的军人采取了一个别扭的方式来表现他们的力量和没有耐心:他们集体有节奏地鼓掌,呼叫着,“快点撤!快点撤!”这番噪音混同起来,几乎淹没了学生仅有的几个高音喇叭。

在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里,总指挥柴玲还是不说话,失去了做任何决定的能力。23岁的研究生封从德觉得这是他的时刻,他的职责。他拿过麦克风宣布他们要做一个口头表决。他一遍又一遍地解释说,当他数到三时,所有人要一起喊叫,或者叫“撤退”或者叫“坚守”。他们将以声音的大小来做决定。

当时大约有6千人散布在纪念碑底部约有300平方米的范围内。封从德在广播站不可能听得到所有人的声音,更不要说准确地判断声音的大小了。超过半数的学生在北边直接面对着来临的军队,却离广播站很远。但他们别无选择。封从德在高音喇叭上大声地数着,“一、二、三!”所有人都高声呐喊。

在北边,吴仁华几乎听不到任何“撤退”的声音,那里的学生几乎就是面对着全副武装的士兵们骄傲地宣示着他们的决心:“坚守”。然而,在对面的东南角,却很难听得出两种声音的大小区别。李禄觉得他听到“撤退”的声音略高一些,封从德则觉得两个声音完全一样。然而,封从德毫不犹豫地宣布“撤退”的声音赢了。在那凌晨寒冷的空气中,他的声音清晰而干脆,“同学们,我们平日在这里学习民主,现在就要少数服从多数,分批撤出天安门广场。”


已经是5点20了。微弱的晨曦在东边的天空中出现。当东南角的学生站起来缓慢地向外走时,北边的学生激烈地抗议着。他们相信他们才是真正的大多数,应该坚守到天亮。那时候他们可以创造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部队不再等待。几个特种兵小分队分别从不同方向冲进了学生的行列。他们一边向台阶上挺进,一边对天开枪,吆喝着要学生坐着不动。学生没有动。他们静静地坐着,没有表现出一丝抵抗的意思。即使这样,一些人还是在这些士兵打开一条到达顶部的通道时遭到了他们枪托的撞击。士兵们到达最高层后立即就以一排子弹打哑了纪念碑上的高音喇叭,砸毁了下面的播音设备。从此,这里不会再有演讲、辩论或者投票了。

除了打开他们的通道之外,这些士兵并没有过度招惹学生。他们没有做任何试图逮捕领袖或其他人的举动。当学生冲他们叫喊时,他们以朝天开枪警告作为回答。在他们的指挥部被摧毁之后,封从德、李禄和柴玲在东南角开始组织撤退。他们附近的学生在各种旗帜之下聚集。学生纠察在两边再次手拉手组成人链。他们一起缓慢地下了台阶,向东南方向走去。每个人都在哭泣。

第一批学生在一踏上外面的地界时就立即站住了。封从德、李禄和柴玲一起赶到最前方。他们惊恐地发现路径被一排又一排的士兵所阻挡,他们的武器几乎直指学生的脸。然而,就在他们上前准备与士兵理论时,士兵们突然向两边闪开,让出了几米宽的一条通道。就在一个由冲锋枪和刺刀组成的森林之下,3位领袖带着他们的队伍穿过了包围圈。他们决定继续走在最前面,带路把学生们领回大学区。

学生领袖离开后,四君子绕过纪念碑来到北边,发现几千学生在那里仍然坐着纹丝不动,拒绝撤退。士兵们在用枪托砸,用军靴踢打。除了偶尔极度疼痛的嘶喊外,学生们继续以他们的沉默作为抵抗。

吴仁华发现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就在他的身后。这位30多岁的上尉从容镇静,没有参与他的士兵们的暴力行为。相反地,他持续对学生说话,几乎就在恳求他们,“你们快走吧!快走吧!不走的话,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接到了命令,无论如何必须完成清场任务。”吴仁华在眼角里还偷看到另一位士兵在默默流泪。

黎明在缓慢地来到。曙光在一片混合着由路障和垃圾燃烧所造成的黑烟的密云后面挣扎着。这个决定命运的早晨将不会有日出。在纪念碑的东南角,撤退的学生队伍速度非常慢。在北边,几百名学生仍然在越来越多的军人冲上台阶时坚持着自己的位置。殴打的强度增大了。大多数学生被踢打得不得不站了起来。但他们还坚持在原地,拒绝挪动。马少方发现自己正与另两位学生领袖杨朝晖和梁擎暾一起处在最外面的一排。士兵们正对着他们,把刺刀直接放置在他们的胸口上。看到自己身后的学生还没开始撤退,这3个人坚定地站着,并主动把自己的胸膛向刺刀尖头压过去。在他们愤怒的盯视下,士兵们退缩了。

侯德健和周舵到处奔跑,催促学生行动。周舵充分运用了自己的年龄和学者模样的权威在与学生的对喊中占了上风,并开始把他们向东南方向驱赶。突然之间,士兵们同时朝天开了枪。这一轮突如其来的扫射瞬时性地令人听觉失聪。还留在那里的学生终于开始移动了,他们互相拉扯着,甚至抬着极少数死硬分子。这是一个令人心惊胆颤的混乱过程。他们互相践踏着,有时候失足滚下。在他们四周,士兵们继续对天鸣枪,保持着那恐怖的压力。他们还踢打着他们觉得走得太慢的人。在学生中间,张伯笠感觉到极度的耻辱。他们曾经占领了14天的天安门广场终于丢失了。

东南角的开口对几千学生来说太窄小了。路上的各种残骸和边上的灌木丛使这里成为一个可怕的陷阱。杨朝晖被绊倒了,立刻就被许多双脚踏在地下。在那一片狼藉中没人能够听到他那微弱的呼救声。就在他失去活命的希望时,梁擎暾发现了他,以最大的努力阻止了人流把他拉了起来。

学生们在绕过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南方的毛主席纪念堂之后发现路径宽敞了起来。到处都是军人,到处也都是市民。市民们把学生同时既当作凯旋的队伍欢呼着又把他们作为战败撤离的队伍安慰着。他们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送给那些在混乱中丢失了鞋子的许多学生。有几位外国记者尽职地录下了这个历史性的瞬间。

在最前面,柴玲、李禄和封从德走在一起,带着他们的队伍在前门附近拐弯向西,然后由人民大会堂后面转向北。从那里他们从六部口上了长安街。在他们的后面,队伍延续了几乎3里长。六部口正是不到20小时以前警察运用催泪瓦斯夺回一车子武器的地点。李禄已经听到过大量平民与士兵在短短几个小时以前沿着西长安街那些惊人的战斗报告。但他这时没能在街上发现多少血腥战场的遗迹。

作为首都的主要交通要道,长安街东西两个方向都各有4条机动车道。道路两旁还各有另一条专供自行车用的很宽的道路。一道绿色的铁栏杆将自行车道与人行道分开。有些栏杆已经被拆毁作为路障使用了,但大多数仍然完好。学生领袖们带着他们的队伍在这里穿过长安街到其北边然后转弯沿着街向西行进。他们选择行走在自行车道里。

吴仁华与几个他的学生纠察走在接近队伍的最后边。就在他们终于在长安街上向西拐弯时,他们听到背后一阵有威胁的轰鸣声。吴仁华往后看去,惊异地发现3辆坦克正并排向他们冲来,一边发射着催泪弹。那淡黄色的烟雾又一次在空气中弥漫开来。学生原本有秩序的队伍顿时一片混乱。可是坦克并没有减速,最右边的一辆正行驶在自行车道上,直接推压向人群。几十位学生绝望地翻越着铁栏杆,大多数安全地抵达另一边的人行道,有些人则只能把身体紧紧地贴挂在铁栏杆上。在浓烟散开,坦克高速驶离以后,一个最可怕的场面在人们的眼前呈现。

一小段栏杆已经被推倒在地上,因为坦克的重量而扭曲。几具尸体横七竖八地爬在上面,有两个已经变形得几乎无法看出是人体的残骸。鲜红的血液和白色的脑浆混合着流到了街上。在那一瞬间,5人丧失了性命,另外9人身受重伤。

受伤者之一是方政,北京体育学院的一名学生。这位运动员在坦克冲过来时正在帮助一位被这个场面吓晕了的女同学。在最后的一刻他奋力把那个女孩推开了,他自己却只剩下翻滚出去的时间。他没有滚多远双腿就被那辆坦克的一条履带压住。在被坦克拖带了几米远后他才抓住铁栏杆把自己拉了出来并随即失去了意识。他的两条腿都不见了。他被送往医院,在命悬一线中活了下来。


终于是6月4日的清晨了。天安门广场变成了一个灾难性的战场遗迹,到处都是毁坏的帐篷和焚烧中的残骸。坦克和装甲车一个挨一个地停在边界上,把整个地区隔离了。直升飞机在空中俯视着。里面留下的只有穿着迷彩服的军人。传统的升旗仪式又一次开始了。在那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中,所有的士兵——他们有着与刚被他们驱逐的大学生们同样的年龄——都纹丝不动地立正,向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敬礼。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前进!前进!进! 

八九一日:6月3日,危机四伏的一天,屠杀的开端

1989年6月3日,局势明显开始变化。大规模的军人队伍——身着白衬衫、绿军裤,赤手空拳——在北京各个街道出现。他们被发现后一般很快被学生和居民围堵。但这样的对峙场面越来越接近天安门广场,很多军队被围困在王府井一带或人民大会堂门前。被围的军人一般保持沉默,但也有少数肢体冲突导致的流血事件发生。

这天早晨,高瑜曹思源分别被绑架逮捕,但在当时没有人知道。

中午,学生在新华门前拦截了一辆运送武器的汽车,再度把包括机关枪在内的武器放在车顶展示。很快,大量军人从新华门中冲出,施放催泪弹驱散人群,把武器抢回。这是八九民运期间第一次使用催泪弹。

下午,柴玲宣读动员令,号召学生和市民起来保卫天安门广场

晚上,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市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大多数人还在围观和呼唤歌星侯德健。张伯笠在民主女神下准备“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而此时,全副武装的军人在装甲部队掩护下正在向北京内城挺近

大约十点钟左右,枪声第一次从远处传来。航天部第2研究院283厂工人宋晓明在五棵松中弹遇难,可能是大屠杀的第一个牺牲者。市民和学生在西长安街和前门大街等地试图阻挡军队,伤亡惨重

请阅《天安门对峙》书摘:屠杀之夜


八九一日



Saturday, June 2, 2012

《天安门对峙》书摘:刘晓波及四君子绝食


以下是《天安门对峙》第12章部分内容,描述四君子绝食过程:

没有几个人注意到“飞虎队”那喧闹的引擎轰鸣声已经消失好几天了。直到5月30日,政府宣布那个摩托车团伙的十几名领头人已经以“宣扬暴力、搅乱公共秩序”罪名被拘留。这消息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大多数人还是把那些人看作是不值得同情的不良青年。

工自联在得知他们的几位领袖分别被强拽进汽车里拉走时倒是立刻就采取了行动。他们请求学生支援。工自联的主席韩东方与李进进一起带着学生和工人游行到公安部大楼。在一整天的静坐示威以后,他们通过谈判成功地赢得了被劫持的工人的释放。还是没有人想到询问“飞虎队”的案子。

就像他之前的刘刚,王军涛现在看到他的影响力正在急速化解。他那个华盛顿式领导风格的宏大构想在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失败中灰飞烟灭了。首都联席会议搬到了大学区,很快地变得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大多数著名的知识分子已经不见了。他们或者离开首都去了外地,或者是就地躲藏起来了。王军涛也是同样的悲观。他告诉陈子明这应该是他们为不可避免的流血结局做准备的时候了。

王军涛指示他们社经所的人员为运动中的领袖制作假证件。他在城市的郊区安排了一系列的安全居所,并拼凑了一个逐步从市内向外撤离的初步计划。他甚至采取措施把刘刚和张伦——社经所卷入运动最深的两位成员——撤了出来送往郊区。陈子明对即将到来的危险却没有同样地深信不疑,他觉得这场运动已经达到了如此的规模使得血腥镇压的可能性已经几乎消失了。

国际儿童节在6月1日来到。占据天安门广场的大学生尝试着扮演起大哥哥大姐姐的角色。他们打扫了广场,准备了一些小礼物来迎接年幼的访客。孩子们随着父母前来观看市里最新的旅游热点:民主女神。但这个天真的日子并没有一个好的开端。李禄被从睡梦中叫醒时得知封从德和柴玲已经被绑架。他赶了过去发现那两人在一个帐篷里被捂着嘴捆绑着。李禄摸清情况后判断这不是政府的行动,而是他们自己内部一小部分人的反叛。这是已经有过很多次的试图推翻他们领导地位的“政变”中最激烈的表现。李禄不动声色地召集来学生纠察队解决了争端。但是,他们领导层的内斗显然已经达到了令人心悸的程度。


刘晓波非常伤心。在首都联席会议头几天那短暂的兴奋之后,他看到知识分子又纷纷回到了他们原有的行为方式。他们在看到第一个危险的苗头时就大规模地逃避了。很多人躲了起来,其他人则因为确信他们无法左右被激进学生控制的天安门广场的局势而放弃了希望。在他看来,没有人在承担责任。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深远传统,这个群体因此被无数代人不无根据地看作是无能和无望的一群。

作为一个在《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发表的当口毅然回到北京的人,刘晓波相信这是一个需要明确地站稳立场的时刻。他知道他必须完全地把自己投入到运动中去才能希望对运动有发生影响的可能。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采取一个激烈的行动:绝食。

王军涛并不同意绝食,但在刘晓波的劝说下接受了他的提议。为了避免再次造成一个激进的闹剧,他们决定只是开始一场由知名的知识分子举行的象征性的接力绝食。当一个团队结束他们的绝食后,另一个继续下去。这样,他们可以在天安门广场持续地展示一些著名的名字和形象,保证把这场占据延续到那个宝贵的6月20日。

麻烦的是已经没有几位著名的知识分子还留在他们中间可供选择了。刘晓波只找到周舵——一位已经在幕后做了许多工作的中年知识分子——和高新——北师大的前校报主编。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有任何知名度可言。但他们最终还是找到了一个急需的鼎鼎大名:侯德健。

侯德健是在七十年代台湾的大学校园里以创作被称为“校园歌曲”的短小民歌成名的。1978年,当美国放弃台湾改而与中国大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时,年轻的侯德健创作了歌曲《龙的传人》来表达台湾人民的痛苦和决心。尽管有着这样的渊源,这首歌两年后在大陆演唱后一夜之间风靡全国。“龙的传人”突然成为中国人传统认同的同义词。

侯德健却对他自己在台湾的前途并不看好。他背着叛国的罪名离开了台湾,来到北京定居,在一个更大的观众中培植他的名声。他没料到自己的这一冒险会在此时把他带进天安门广场的对峙。侯德健刚在香港参加了一场支持北京学生的音乐会后回到北京。他已经有了另一场音乐会的安排,所以他只能绝食48小时。他的同伴都誓言要绝食72小时。


6月2日下午,他们这4位被称之为“四君子”的人一起走进了天安门广场。他们宣读了一份自己的宣言,其中包含着针对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抨击:
我们绝食!我们抗议!我们呼吁!我们忏悔! 
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寻找真的生命。 
在李鹏政府非理性的军事暴力高压之下,中国知识界必须结束几千年遗传下来的只动口而不动手的软骨症,以行动抗议军管;以行动呼吁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的诞生;以行动忏悔由我们长期的软弱所犯下的过失。 
这个冗长的宣言继续着,同时批评政府和激进学生的失误,指责他们的非理性情绪已经将危机持续升级。它最后骄傲地宣布“我们没有敌人”,希望“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没有人注意这份宣言。成千上万的民众向天安门广场涌来。他们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侯德健。北京市民有了一个新的理由前来这里:“先看女神后看猴(侯)”。可是即使是那个民主女神塑像也没法与一位流行乐巨星的真人竞争。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上的侯德健是一个瘦弱和害羞的角色,他被要求一遍又一遍地演唱他的歌曲。一次又一次地,他带领全场齐声高唱《龙的传人》。当他需要喘口气时,刘晓波试图做他的演讲。尽管仇恨没有能毒害他的智慧,“广场病”却做到了。面对着上万人疯狂的欢呼,那篇精心炮制的宣言里所包含的理性思维一下子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他以最大的热情赞扬学生,发誓要把他们的斗争坚持到最后一刻。不过他也没机会说太多,没有耐心的听众响亮地齐声呼唤着,“侯德健!”“侯德健!”

就这样,四君子的绝食迅速地变成了一场奇特的闹剧。

八九一日:6月2日,四君子绝食、军队开始行动

1989年6月2日,天安门广场附近局势开始显露紧张。越来越多的士兵在周围出现,列队行走或跑步,但都没有携带武器。有些地方,学生和市民围堵军队,双方发生推搡。

早晨,几千名学生骑自行车到《北京日报》社焚烧了当天的报纸,抗议该报的报道立场。


下午,刘晓波带着高新、周舵和侯德健来到广场,正式宣告他们的绝食活动(详情请阅《天安门对峙书摘:四君子绝食)。刘晓波朗读了一份冗长的绝食宣言,分别批评政府和学生方面的激进、非理性行为。提出其“没有敌人”的理念。但这天属于侯德健,其明星魅力令其它所有一切失色。消息传开之后,大量的学生和市民重新涌入广场——先看女神后看“猴”


晚上,一辆高速行驶的军用吉普车在木樨地失去控制冲向人行道,当场撞死3人。消息传到广场后被当成军队行动的讯号,几千名学生从广场冲向木樨地。一路上,他们在长安街上发现很多装运军队装备的民用车辆,缴获了大量钢盔、步枪和刺刀。学生把这些武器装备置放在公共汽车顶棚上展示给记者拍照。

郊区校园里,学生广播站呼吁学生前往天安门广场增援。戒严14天后,狼终于要来了。


八九一日


Friday, June 1, 2012

八九一日:6月1日,广场上绑架风波、刘晓波准备绝食

1989年6月1日临晨4点左右,几个人突然闯进封从德和柴玲在广场上休息的帐篷,将他们反绑起来,用毛巾堵上嘴。总指挥突然被绑架的消息不胫而走。李禄闻讯带着纠察队员赶来,发现绑架的领头人是当初一起发起绝食的学生王文。他们出于对柴玲和指挥部的不满,试图发起又一轮夺权政变。事件很快得以平息,并一度以政府的阴谋名义对外公布。虽然是虚惊一场,该事件也显示广场学生内斗已经恶化。

这天是国际儿童节。因为广场被占领,传统的少先队宣誓仪式被取消了,但还是很多孩子在大人陪同下来到广场观看民主女神雕像。占据广场的大学生们举行了一个仪式,准备了一些小礼物招待小客人。

北师大的教师刘晓波对广场学生的状况忧心如焚。为了获取学生的信任,他准备发起知识界名人在广场接力绝食活动,并说服了王军涛提供支持。但他们很快发现在京的“名人”大多数已经离开或躲藏起来,很难找到足够人接力。当晚,刘晓波还是在北师大门口演讲,宣布第二天下午自己将去广场绝食。


八九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