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彤1986年成为北大生物系的本科生。他很快便成为一位活跃的学生。1987年元旦，他在天安门广场目睹了北大学生的示威活动，后来在“柴庆丰事件”中加入当时试图领导运动的“行动委员会”，因此被撤销了在学生会中的职务。他进而与宿舍的好友一起组织了一个“奥林匹亚”俱乐部研究社会问题，与王丹的民主沙龙合作频繁。1989年2月，方励之发表的《中国的失望与希望》一文便由李淑娴带给这两位本科生。他们在北大三角地以大字报形式贴出并在学生中传送。
当胡耀邦的逝世引发大规模学生抗议时，沈彤自荐加入了刚刚成立的北大自治学生会筹委会。但他在筹委会里一直不顺畅，在其频繁的换人选举中经常处于落选的边缘。4月22日，绝大多数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参加胡耀邦追悼会之时，沈彤留在校园里利用其宿舍窗口正对着三角地的优势在房间里建立了一个广播站。该广播站随即成为北大学运的中心，除每天定时播音外还翻录大量录音带、油印出版运动通讯，一直坚持到大屠杀之后。这是沈彤的第一次媒体“创业”。
四二六社论发表后，沈彤在北大筹委会中对是否按原计划进行抗议游行投了反对票，但他还是在王丹等人的坚持下站着最前排带领北大学生走出校园，实现八九民运中最为波澜壮阔的四二七大游行。
随后沈彤在北大筹委会选举中再度落选。他在封从德的建议下参与了对话团的组建，与项小吉一起被选举为对话团共同召集人。在他们的领导下，对话团采取了相对独立、温和的立场，与高自联和学运本身脱离接触，埋头准备、寻求与政府不设先决条件的对话。5月6日，他们递交了第一份对话请愿书，得到礼貌的接待，但其后一直没能收到答复，直至学生发起绝食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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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5月6日，沈彤（左）与项小吉递交对话请愿书 |
绝食之后，沈彤和对话团与阎明复等政府官员有了一系列的接触，并在5月14日达成一场正式对话。该对话最终因为政府的立场和绝食学生的冲击而失败。对话团旋即解散了，沈彤在极度失望情绪中远离了运动。他已经收到美国布兰迪斯大学的录取信，顺利地办好了签证。
6月3日晚上军队血腥冲过木樨地，沿西长安街向天安门进发时沈彤正在他位于西单的家里。他跑到路口加入了当地试图阻碍军队的人群，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一个女孩在他身边被射杀和另一个年轻人在栏杆下被士兵集体枪决。
屠杀后，沈彤利用他已有的签证很快地离开中国到达布兰迪斯大学所在的波士顿，成为最早抵达西方的学生领袖之一，并因此得到美国各界和媒体的极大兴趣。他很快地出版了英文自传《几乎是一场革命》（Almost a Revolution），记叙他的成长和八九民运中的经历。他并创办了一个支持中国民主化的基金会，一边上学一边投身海外民运活动。1992年秋天，他曾回到中国串联组党积极分子，被政府逮捕，关押了两个月后被驱逐回美国。（当时与他见面的国内人士有的因此坐牢一年多。）
2000年，完成学业、离开民运的沈彤创立了VFinity公司，从事各种商业媒体事业。他的产品（包括影像科技和电视节目）也打进了中国市场，为此他曾几度在被跟踪和不过问政治的条件下低调回国。但最终他还是放弃了针对中国市场的努力。
商业的成功也并没有完全磨灭沈彤投身政治运作的热情。2011年他一度全身心地投入“占领华尔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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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沈彤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 |
沈彤现在是一位天使投资资本家。2014年底他作为SOSventures的合伙人开创了FOOD-X项目，试图“喂养出一场食品运动”（"Feeding a Food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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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的沈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