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August 16, 2015

八九一日:1989年8月17日,侯德健露面,接受新华社采访

六四屠杀临晨,在天安门广场与戒严部队谈判促成学生平安撤离的侯德健在那之后便悄悄地进入澳大利亚大使馆避难。经过两个多月的交涉、谈判,侯德健在得到他的安全的保证之后于1989年8月16日自己走出大使馆,回到家中。

随后,侯德健接受新华社采访,后者发表了一个简短报道,突出副标题为“撤离过程中无一人被打死也没见坦克压人”。一星期后,侯德健自己做香港报纸上发表了一个更为详尽的《六月四日撤离天安门广场时我的亲身经历》。



八九回忆:侯德健《六月四日撤离天安门广场时我的亲身经历》

六月四日撤离天安门广场时我的亲身经历
侯德健


在六月四日零时以后的三个小时内,天安门广场上弥漫着一股浓厚的牺牲、就义气氛,广场指挥部带领大家宣誓与天安门广场共存亡,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我还特地钻出绝食帐篷,与大家一齐宣誓,高呼打倒李鹏伪政府的口号。

尽管从六月三日早上便陆续传来士兵开枪,学生、工人、市民倒下的消息,血衣、子弹,然而大家仍无法想像手持半自动武器的士兵能冲着广场上和平非暴力静坐的人毫不犹豫地开枪,更难以想像装甲车能全速前进往人群身上压过去。还有不少愤怒或者可以说是乐观天真地以为士兵们只会以催泪弹、橡皮子弹,和电棒驱赶人群的人,还准备用手中的棍棒和他们拼搏。

谣言遍地各人誓死与共

已经一个多月了,在卫生、生活、休息各方面条件都非常恶劣的广场上坚持的同学们已经非常的疲倦了。同学们已经很难再冷静地分析情况,在不断升高地紧张气氛下作出理智的选择。广场上谣言遍地,一会是三十八军起义倒戈,一会是呼吁用棉被来破坏坦克的履带,一会是军人已经撤出,而唯一可信的事情只有从长安街西侧飞往东面的枪弹和信号弹的光火、咆哮,以及受伤和死亡的血衣。

刘晓波、周舵、高新和我在绝食棚内,在纪念碑的第三层(最高层)仍坚持绝食。门口的纠察队们,联合交来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的是,只要他们还有一人活着,就绝不放一个军警进我们的帐篷里来。晓波也以我们四人的名义写了一张与纠察队员共存亡的字条,让我们都签了名,由一位纠察队拿出去在帐篷外大声宣读 后,传来一阵坚定的掌声。最后还在碑上采访的几个外国记者不时地经过绝食棚,每次打招呼,每次拥抱,每次祝福、叮咛,都可能是最后一次似的。

全体安全撤离谈何容易

六月四日凌晨三时左右,恐怖气氛达到了最高点,广场上还能清醒思考问题的人已几乎没有半个,没有人因害怕而哭泣,而我却清楚地感觉到许多人的镇定都 是自己强迫出来的,实际上连我们四个三十多岁的人的情绪都已经无法自制地跟着广场上的气氛摆荡,高新与周舵实在看不下去了,他们决定或者把大家撤出广场, 并为此来征求晓波和我的意见,晓波是唯一坚持死守的人,最后只好同意我们三人的看法。就正当我们还不能斩钉截铁地作出决定的时候,纪念碑下的广场指挥部的喇叭里突然出来柴玲激动无法克制的柔弱的声音,告诉大家最后关头已到,愿走的人可离开广场,不愿走的人就留下来与广场共存亡。我们四个立即意识到这段话的危险性,这段话只能动摇大家原本害怕却团结的心,万一有许多人离开,广场势必混乱,而混乱势必引发士兵的杀机,且结果不论愿留的人必死无疑,愿走的人也未必能或者离开。我们四人决定劝说全体广场人员安全撤离的决定,就在这一秒钟内决定了。

决定安全撤离广场,却不见得就能办到,广场西侧,人民大会堂方向的枪声越来越近了,间中还有几发催泪弹落到离碑不足五十米处,而纪念碑四周的人约莫还有两万以内,这两万人如何能听我们的劝告,能听进去的人又如何能影响那些早已写好了遗书的人,只有大家一起行动才能保证最大多数的安全,而我们更不能一 拿着话筒便喊“走”,这么一喊,非但不能说服人,更有侮辱人的意思,而被侮辱的人因逆反心理更容易引发极端行为,于是程序就成了至关重要的技术问题。

多年来第一次眼中有泪

首先,必需要把纪念碑上的一切看起来是武器的东西全部放下,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我们四人由纠察队员的护送下由碑上来到碑东北角的广场指挥部时,指 挥部的喇叭坏了,我们四人在另一个帐篷内,集合了高联及广场指挥部的几位学生领袖,说明了来意,柴玲不置可否,我们当然不能强逼她同意撤,只准备以我们四个人的名义号召、说服大家。学生领袖们提到:对不起已经牺牲的市民同学以及秋后算帐两问题,都让我们说服了,柴玲又提出赵紫阳、阎明复希望同学们坚持到天亮,他们便能控制部队的传言,我们四人当时就反击了回去,这么多年轻的生命无论如何也不可以为这个不管是真是假的传言而牺牲。好在碑上还有另一座功率最低的扩音设备,好在这会儿同学们都集中到碑的四周,一位声音非常稳健也相当沉得住气的男同学(也许是李录或封从德),是他在这最后关头一直还能自我控制,尽量以自己的平稳的声音安定大家,也是他带着我们再度冲上纪念碑,接过其他同学正在播音的话筒,把我们四个介绍出来,于是我们开始了第一步:以和平非暴力的理想劝说大家放下一切可能被当作是武器的东西。

争取同学们的合作比较容易,几个支持我们观点的学生领袖和纠察队员,偷偷地告诉我们,在碑上有一挺轻机枪、两支半自动步枪、一把手枪,及一箱自制的啤酒瓶燃烧弹。

把住机枪的是几个工人,在碑的西南角最高一层上架着,用棉被盖着,几个工人手持钢管不停地敲打枪身,不准任何人接近,否则便用钢管自卫,见我们一群人冲了上去,立时戒备起来,我抱住了其中一个年纪约莫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告诉他我是侯德健,他喊了一声侯哥便痛哭起来,他哭着说,他们是最早也是最坚决 支持同学的,为了挡军车,为了保护同学,他们的同伴被军人打死了,自己也被打得遍体鳞伤,我抱着他也哭了,这是我多年来第一次哭泣,却只有声而没有泪。我把他拉回碑正北的绝食棚内,又跟了两个人进来,高新和晓波还在原地想办法说服工人弟兄,周舵与我在棚内连说带哄地,最后好不容易把我们整个安全撤离广场地计划都托出来,并报以万一解放军发现这支枪,则我们大家都得死,而且还死个武力暴乱不清不白的下场,小哥儿们,这才领我们去抱了机枪,又到一顶红色帐篷内去取一支没有子弹的步枪,荷枪的是东北处一位中等个头的壮实工人,交了枪以后,我们大家都抱在一起痛哭,我这时才希奇地感到自己的眼睛里有些泪水。

拿到了枪,晓波立刻走到记者面前,一面把枪捣毁,一面让记者拍照,一面重申我们的运动是和平的,是非暴力的,这会儿同学们也纷纷从碑下扔上来一些木棍等工具。

正当我们收了武器,四个人聚在帐篷里商量下一步序的时候,红十字会的两位医师,带来了好主意,他们建议由我们出面在他们的陪同下坐救护车出去找部队谈判,希望能争取大家撤退的承诺与时间,建议立即被接受了,我马上表示自己是最佳人选,因脸熟、最易被接受且最安全,后我选了周舵,一脸文质彬彬,讲起话 来慢条斯理却极有说服力的周舵,而晓波和高新则留在碑上一面继续收武器,一面安定大家的情绪。

戒严部队同意撤离请求

为了让军队认为我们是可以谈判的代表,我们决定请柴玲一起去,而柴玲以总指挥不能离开现场而作罢,一时间又找不到其他合适的同学一起去,时间已是三点半了,于是我们两人加两位医生,奔下纪念碑西侧,现挡了一辆急救车,往广场北面开去,有几个放心不下誓死保卫我们的纠察队员也上了车。才到广场的东北 角,我们就看见了,整条长安街都已摆好了冲锋的数以万计的部队,急救车立刻停住了,我们急忙下车往部队跑去,当时我们停车的周围已无人影,不知道部队已在 这儿待了多久了,一见我们跑来,立刻引起一阵叽叽咔咔的子弹上膛声,中间夹着叫骂喊住的声音,我们即停住了脚步,医师急忙表明身分,并介绍我是侯德健,希望能与指挥官说话,激动的士兵稍缓和,也听得见议论我名字的声音,听不清楚,但感觉并非敌意。指挥官离我们不很远,听清楚我们的来以后与四五个军人一起走 上来,他看起来很正常,就像平时常见的那种四十多岁,曾经很结实而今略显发福的三颗星的高级军官,他与我们握手的时候,显得很平静,一点也不急躁,他的手 很厚,很软也很热,我觉得他认真地听了我们的请求,刚开始他有点严肃(不能算凶)地要求我们先停止绝食,我和周舵回答我们已经停止了,之后他的态度一直很温和,他表示需要请示总部。就在他走回部队中没五分钟,广场上的灯突然熄了,我没看表,不知是部队清场信号,抑或是日常惯例的五点熄灯,因为当时我们惊恐极了,几乎所有的士兵又急躁起来,搬动枪机,又开始叫吼,还有些迫不及待不停地用鞋子猛踩地下的碎瓶子,有的拣了瓶子用力地扔向已无人的广场边缘。我们四 个人站在空旷的广场东北角上,极为突出,前后左右都不敢动,还是医生比较镇定,让大家站着别动,一方面把双手举起来高声喊叫请他们快一点。三分钟不到,指 挥官又来了,告诉我们总部已同意我们的请求,最安全的撤退方向是东南,在我们询问下,他告诉我们他是部队的政委,姓纪,番号我记不得了,因为我们需要这些材料去说服同学,在谈判中,我记得纪政委还曾经说过,如果我们成功地说服大家撤离广场,我们将立下一个大功,我个人认为他这句话是真诚的,没有什么其他含义。

请大家为国保重活下去

有了保证,我们飞也似地跑回纪念碑上,拿起话筒便喊,大意是:在没经大家同意之前,我擅自作主,找到部队与之谈判,因我个人认为,血已经是流得够多的了,不能再死人了,我相信到这时候还留在广场上得人没有一个是怕死的,我更认为现在场上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如果我们就这么死在这儿,我们将对这个 国家、这个民族犯下不可宽恕的莫大罪恶,民主事业绝非短期间可以完成的,这次学生运动、全民民主运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了,我们已经胜利了,我请大家为国保重,为民族、为民主事业活下去。

就在我说话的时候,纪念碑西侧的枪声和炮声(瓦斯)也越来越近,每当我说一句,碑下就有人骂我一句,我听不清楚,但相信是投降派等内容,我在喇叭中大喊,请大家怪我吧!请大家骂我们四个人吧!只要大家能安全离开广场,你们任怎么都行。

我接着:广场的东南口是撤退方向,撤退是我的建议,是否这么做请大家自己决定,而无论如何大家一起行动,我们四个人一定要亲眼看见大家撤走了之后才会离开广场,为了保证市民与工人的安全,大家务必一致行动,团结在一起行动,至于秋后算帐,则不管我们撤不撤都是要算的,而如果算起帐来的话,我们四个人也必定是最先要抓的,尤其是我这张大家都认识的脸想往那儿跑也跑不掉。周舵接过话筒又继续喊,他喊得比我更有条理些。而内容大致相同,晓波接着周舵表示同意我们的观点,更把我们的内容充实了许多,现场的气氛已有些改变,而枪声却越来越多、越近,我已看见有不少士兵乘车或步行从南面围拢来了,我担心这会影响 到同学们对部队承诺的信任,立刻拉了周舵与两位医生又往东北方向去请求部队克制再多给点时间。

军队坦克已进入广场了

这时北面的部队已经开动了,我们在广场中央位置与纪政委碰上了,纪政委比先前严肃多了,表示听到了我们的广播,但时间已到,他们的任务必须完成,并劝我们若带不走学生最好自己先走,我表示我们四人一定最后离开广场。若怕死的话,早拔腿跑了。不知是不是被我的话激怒了,纪政委身边的一位士兵胀红了脖子 瞪圆了眼珠,一副迫不及待,气急败坏的模样向我们狂吼,并用枪指着我们,我们眼见无法再说什么便急忙往回跑。

我们一面跑一面喊“快走”“往东南方向走”,已经有许多人开始撤了,当我跑上碑东面第二层时,见到一小队十几个士兵已冲上第三层正冲着碑上的喇叭开 枪、拼命的开枪、到处都是枪声,碑上的人很快走完了,有几个士兵正押在人群后面,我用手示意请他们把枪口朝天,其中有几个士兵照做,他们叫我的名字让我赶快走,态度很真诚,但也有些士兵很凶恶,我不敢说比例,因这会儿谁都很难把握自己,谁都很难冷静、正常。

我站在碑第一层台阶上,看着同学们排着队,打着旗,拥挤缓慢地向东南方向移动。忽然中间一段队伍不走了,我急忙大声喊“快走”,而这是我才听清楚他们正一起向我喊“一齐走”,我挥了挥手,转身在两位自始至终保护我的纠察队员的陪同下与周舵下了东面,转往北面。

同学们哭着喊我们不怪你

北面的人群竟仍文风不动地坐在地上,毫无撤走的打算,这下把我急坏了,我往正北,周舵向东北侧冲过去,见人就拉起来往外推,一面推一面喊:“你们只管怪我,骂我好了”,这时已没人骂我了,坐在地下的同学伸出手握着我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的声音更急了,直往里喊,“你们死在这儿有什么用”,“我也死在这又怎么样”,这会儿我再也忍不住了,一面哇哇地大哭,一面去拉那些还坐着的同学,当最后一批同学还没站起来时,一整队像人墙似的士兵持枪由西向我们逼来,与我们相距不到五米,同学们都站起来了,因为部队来得太急的原因,我们这最后一群竟像细口肥肚的瓶里往外倒水似的,竟拥挤得几乎无法移动脚步,我被两个纠察队左右架着,才能站住,这时我已几乎虚脱得快休克了,两天未进食,先前又拼了命地奔跑喊叫,这会儿,我真支持不住了,挤在人群中,我只感呼吸困 难。

忽然我们的队伍由西北面挤过来,有不少同学高喊不许打,不许打人,我夹在队伍中隔着人头看见几个便衣像防暴警察正挥动着手里的粗大木棍往队伍西北侧的同学们身上打下来,有同学当场头破血流,整条人龙往东北侧挤来,正巧赶上地上的铁栏杆,忽地一排人被绊倒,后面的人没能立即停止,便又横了上去,压了有 两三层,在左侧扶着我的纠察队员便是第二层,我们想拉他,他却拉着我从他身上踩了过去,这才没有倒在人堆里去,情况真是乱极了。

才待我挤出人堆,就听见晓波喊我,原来他因见不到我们三个,才逆行回来找我们,而其他两人已不见,因我与一纠察队都支持不住,晓波便扶着我们往历史博物馆西门边上的红十字医务站,这是我才知道自己只是虚脱,而救我的纠察队员地小腿骨已经折断,我不时回头往广场看了几眼,只见坦克在场上,有十来个学生在一架坦克旁扶着三个满身是血的人,陆续有不少伤员来到救护站,晓波扶我躺在一张行军床上,身边有些人在哭泣,天气转凉,有一个女生将她的红色大衣盖在我 身上,十多分钟以后,晓波告诉我队伍已经离开广场到了前门外街。而急救站也被士兵包围了,还没等我考虑下面该往那儿去,几个医生走过来,示意我躺下又把大 衣盖住了我的头,医生们让我放心,别动,我就这么躺在行军床上足足有一个半小时,到医院,已快八点了。

(原载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四日《香港经济日报》)


八九回忆

八九文件:新华社《侯德健谈“六·四”凌晨广场见闻》

侯德健谈“六·四”凌晨广场见闻
撤离过程中无一人被打死也没见坦克压人

新华社北京8月17日电 (记者长征、李志高)反革命暴乱发生后躲进某一个国家驻华机构的作曲家侯德健已于昨日返回他在北京双榆树的寓所。他是6月4日凌晨最后一批撤离天安门广场的人之一。

今天下午,侯德健在家中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身穿深灰色的T恤衫,戴黑色丝边眼镜。

记者问:“当时一些海外报纸说你被打伤了,是真的吗?”侯德健说:“我很好,没有受伤。”随后,他向记者谈起了他6月4日撤离广场的经过和他看到的情形。

侯德健说,6月3日那天夜里,广场上情况很混乱,学生们对是否撤离广场意见不一。零时以后,学生们聚集到纪念碑周围。侯德健和另外三名参加“72小时”绝食的人也在内。

侯德健说,当时包括他们几个30多岁的人在内,很多人都不冷静。这时,红十字会的两名医生建议他们去和戒严部队交涉。6月4日凌晨三时许,侯德健和另外一名参加绝食的人在两名红十字会医生的陪同下,搭乘一辆救护车去戒严部队。

侯德健说,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前的长安街上被戒严部队拦住。戒严部队一位政委前来和他们会面,告诉他们广场的东南角留有让学生撤离的通道。

随后,侯德健返回到纪念碑劝说学生撤离,当时学生们正用喊声的大小来决定撤还是不撤。侯德健说,当时他也听不清楚哪种声音更大,但他管不了那么多,见到学生就拉起他们,劝说他们撤离。这时,已有许多学生开始向广场的东南方向撤离了。

他说,当时学生和部队战士的情绪都很紧张,双方都不知道对方要干什么。有些战士平端着枪,但当侯德健打手势要求他们把枪口朝上时,大部分战士这样做了。

侯德健说,在整个撤离过程中,他没有看到一个学生、市民或解放军战士被打死,也没有见到坦克或装甲车压向人群。他见到有三四辆坦克停在广场外边。他说,他在广场上听到了枪声,并且看到在广场西南角施放了催泪弹。但是他说,枪是朝天开的,有的是朝纪念碑上的喇叭放的。

侯德健说,他是躺在担架上和一些人一起最后撤离广场的。他说:“当时我被蒙在大衣里,听到枪声后很害怕,但医生告诉我不要怕,枪是朝天放的。”

当 记者问到当时那几个“学生领袖”的情况时,侯德健说,吾尔开希在广播时说他身体不舒服,可能是因为心脏病发作,大约一两点钟他被广场上的医护人员抬到纪念 碑座上,当侯德健和部队交涉后回来就不见吾尔开希了。柴玲等人当时也在广场上,但当侯德健去找柴玲要她一起与戒严部队谈判时,柴玲说:“我是广场总指挥, 应留在广场。”后来听说,柴玲随第一批撤离广场的人走了。侯德健说,他不认识王丹,只听说王丹6月3日晚上曾来过绝食棚一次,但他没有见到。

侯德 健说,他曾以日记的形式详细记述了那一段时间他的所见所闻,这份材料的原稿现仍留在那家外国驻华机构里,并准备最近在海外发表。同时,他也同意在国内发 表。侯德健说:“我的这份材料写出来后,当时很多朋友都很吃惊,说这份材料与他们听到的情况差别很大,但我写的确实是我看到的实际情况。”

侯德健于6月4日躲进某一个国家的驻华机构后,中国外交部曾多次提出交涉,强调指出:外国驻华机构收留中国公民是不合法的,应及早让他出来。

侯德健今天对记者说,他在这期间和有关部门取得了联系,逐渐了解了外界情况,决定离开这家外国驻华机构。昨天下午他返回了自己的寓所。

(原载《人民日报》1989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