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September 28, 2015

八九回忆:吴学灿《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刻骨铭心 终身难忘
——写给“六·四”八周年纪念日

吴学灿

大游行和对话会

八年前的五月十七日这一天,北京市各界民众一百多万人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

没有统一指挥,没有统一号令。虽然浩浩荡荡,却是秩序井然。口号不尽相同,目标却是一致。反对官倒腐败,要求自由民主。

那一天,人民日报的队伍最为感人至深。许多受够了历次运动长期煎熬的老编辑、老记者,身披“高级编辑”、“高级记者”的纸带,公然与中共中央划清界线,唱对台戏。队伍中的白发苍苍,有的历尽磨难却依旧雄风不减,精神健旺,如当时已七十五岁的我的恩师何匡;有的因多灾多难、饱经风霜、久受摧残,虽然目光明亮却已摇摇晃晃、踉踉跄跄。队伍中的名编、名记、名家有汪子嵩、蓝翎、舒展等,还有几位我尊敬的老大姐、阿姨一级的胡鉴美、吴元英、刘衡等。

那一天,烈日当空,紫阳高照,晴空万里,风沙全无。为防止花甲、古稀们中暑,我们准备了人丹和清凉油;为了怕上了岁数的人们走得太累而难以返家,我们弄到了几辆汽车把她们载回。

那一天,游行队伍回到报社后,我因实在怕热而在办公室里喝水喘气。大约是下午二点多钟,一位年青人从五号楼二楼会议室旁边的一间屋里打电话给我:“老吴,对话会已经开始了,你怎么还不来?老钱口才太好,你赶紧来吧!”于是我匆匆赶往对话现场。

老钱是指当时的人民日报社社长钱李仁。八七年反自由化,秦川的人民日报社社长职务被撤消后,钱李仁由中联部部长转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当时接替胡耀邦任总书记的赵紫阳为了掌控人民日报这个党的喉舌,说服他的老熟人钱李仁来人民日报坐镇。钱李仁当时的职务相当于中共党内的外交部长,与各国政党可以党党来往而周游列国。人民日报社长虽然地位与中联部部长同样显赫,但因舆论阵地处于事非旋涡实在太不安全。邓拓、胡绩伟、秦川都因无法昧着良心办事而被撤职批斗甚至自杀身亡。

钱李仁当时心情过于矛盾、复杂而难以自处。在中共党内与钱李仁最有渊源的首推乔石,其次是赵紫阳。赵、乔二人当时都是倾向学生,而且是长期坚持的改革派。钱李仁本人亦应属于改革派阵营。然而,当时的形势已经是各路节度使挥兵京城,屠杀迫在眉睫。钱李仁为了使整个形势降温(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自保),不主张人民日报对学潮和民众自发的民主爱国运动火上浇油。他这样的主张,可谓一石三鸟。一是表明他头脑冷静,希望学生和民众“见好就收”(此处学灿借用《北京之春》主编胡平用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二是由人民日报降温,可带领各媒体同退,减少推波助澜,使镇压者不能毅然举起屠刀。三是为自己个人留一条退路(并非一定错误,或许是保存下来,伺机为改革做事)。

钱李仁的角色是多重的。我们作为普通的编辑记者,虽然大多仍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追求新闻自由却是本份,自然也是首先考虑的因素。

为什么许多党员早已认识到一党专政的丑陋,认识到中共的累累罪恶是绝非偶然,却还要留在共产党内?在这里把我在《自由亚洲电台》的“党员心声”专栏中讲过的“我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的三条抄录,或许可以解释清楚。这三条是:

第一、共产党垄断一切资源。要想活下去,活得稍微好一点,只能参加共产党,从共产党垄断的资源中拿回自己应当拥有的那一份。

第二、共产党不允许任何不同的声音。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了满脑子的共产党的说教,没有不同的信息可以比较。

第三、入党的时候还很年青,容易被共产党那一套听上去尽善尽美的骗子语言打动。

而且,我们这些普通编辑记者,之所以未能当官,大都是因为政治标准不够,在拥护四项基本原则方面不能使上峰满意。

再说,即使是符合了中共选拔干部的标准而当上了局级、部级甚至更高的,也不能一概而论、良莠不分、一杆子扫光。且不说胡耀邦、赵紫阳,就说胡启立、乔石,还有彭德怀、邓拓、胡绩伟、王若水、李锐、李昌等人,虽是共产党的大官,心中未必就没有“三权分立”的民主思想,至少有“民贵君轻”、“人民利益高于党的利益”的概念。

因此,说到与钱李仁及其编委会的对话,不一定就是完全不同观点的壁垒分明,或者只是角色不同而已。在那种情况下,由我们这些无官一身轻的人担当“红脸”的角色,由“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党内大员担当“白脸”的角色,从斗争策略和今后的形势及退路来说,也许是最好的分工和自我安排。

我这样说,决不是信口开河。已经译成中文、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的美国记者写的《昨与今》,说到他对波兰共产党最后一任总理拉科夫斯基的采访,问及同样的问题,即:既然认识到共产党一党专制的丑陋,认识到共产党政府的罪恶的绝非偶然,为什么还要留在共产党内,并且担任共产党政府的总理?拉科夫斯基的回答非常精彩:我们之所以继续留在共产党内,是为了更快地瓦解共产党。由我们来做瓦解共产党的工作,既方便快捷,又自然顺当。

毛泽东历来重视“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列宁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因此,来自共产党内部的反对派,对共产党的打击最为致命。因为熟悉,所以击中要害;因为熟悉,所以拿捏准确;因为熟悉,所以不断进行。六·四屠杀后,王震不止一次地讲到,反对共产党最起劲的,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员。

在五月十七日的对话会上,我对钱李仁说:“人民日报在历次运动中都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民日报对历次运动中死去的冤魂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人民日报的某些人实际上就是杀人凶手,是用笔杀人,是典型的刀笔吏。希望钱社长和各位编委不要重犯过去已经犯过的错误”。我以“四人帮”时期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为例,说明跟着党中央总是免不了要犯错误,希望他这次不要重蹈鲁瑛的复辙。钱李仁对我把他与鲁瑛相提并论极为恼火,几乎把握不住党内外交部长应有的风度,言词显得有些失范,受到文艺部编辑李彤(随张艺谋前往柏林领取《红高梁》金熊奖的采访者)的怒斥。

其实,共产党对于鲁瑛的处置比起对邓拓的处置要宽大得多。对于左的错误,认为是方法问题;对于右的错误,就认为是立场问题,往往是被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这也是事实。所谓右的错误,往往是要共产党放弃一党专政。共产党一旦放弃一党专政,就会一败涂地。所以,邓小平一再强调:“我们不能退。你退一寸,他进一尺,再退,就要拱手交出天下了。这个天下,这个江山,是我们牺牲几百万人的生命换来的。”

对话会上,除总编辑谭文瑞称病未参加,其他编委即五位副总编自始至终都在,却没人说一句话。没法说。支持钱李仁扮演的角色,他们不是心甘情愿;支持我们这些编辑记者和印刷厂的工人、车队的司机、饭堂的炊事员,就是和党中央对着干,不但官衔保不住,恐怕连饭碗都会成问题,严重的还要坐牢。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做好做牢的准备。事实上,不仅是参加对话会的五位副总编辑陆超棋、范荣康、余焕春(兼海外版总编辑,六·四后发配四川)、保育钧(兼秘书长)、李仁晨支持我们的意见,就是钱李仁也并非真心完全反对我们的意见。

我们在对话会上提出两条意见,要编委会顺从民意。

第一条,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全面否定四·二六社论,肯定学生和广大民众是要求自由民主,是爱国行动。如果不能以社论的形式发表,可以退而求其次,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否定四·二六社论的文章。

第二条,在五月十八日的报纸上,全面、详细、客观、准确地在头版头条以最大号字的通栏标题报道五月十七日的全市大游行。

对话会上,钱李仁与我们唇枪舌战,坚守防线,反复说明我们提出的两条意见不能被采纳的理由。

我们当然不甘示弱,针锋相对地提出:如果不能顺应民意,落实两条意见,全体编委应立即辞职。就在节骨眼上,一个编委会的秘书谎称中央办公厅来电话要钱李仁去接,钱李仁趁机溜之大吉。

钱李仁走后,其他副总编辑如木雕泥塑,一言不发。对话会对不下去,只得散场。

不能就这么算了。晚上,由海外版体育记者张抒(因与我一起印制号外系狱一年多)和科教部编辑祝华新(八七年编辑著名的《反右运动三十年》而挨整)组织了静坐示威,要编委会落实二条意见,否则五月十八日的报纸就不要出了。经过反反复复的许多运作,不知怎么样,编委会就答应了第二条意见。大家觉得取得了一半的成功,也就不为已甚,各自散去。

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以直排最大字号双排标题上天下地报道了五月十七日八九民运期间最大规模的游行。标题是:

首都百万群众走上街头 支持广大学生爱国行动(请排黑体)

一九九三年九月十六日,在魏京生被释放两天后,我也被放了出来。几天后,我到人民日报大院里,很多人见到我依旧是当年模样,仍然是欢声笑语,很有一点欣慰。回忆几年前的对话会,说起许多人被撤职,被强行调离,免不了一番感慨!尤其是因为对话会的录音带流传海外,高狄(六·四后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在报社内部犁庭扫院也一无所获。这一秘密不知何时能见天日?

人民日报号外

八九年五月二十日上午八点半,我准时来到报社。当时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五版当编辑。五版是港台、侨乡。我们每两个人一组,做值班编辑,每组值班半个月。我和年青编辑王连伟一组,从五月十六日值班到五月三十日。我们两人的分工是:他设计版面,我制作标题。

我到报社主楼(五号楼)门前,见到有二十几人议论纷纷,手里还拿着什么材料在看。我看到王连伟也在,就向他走过去。他也见到了我,举手跟我打招呼。我正要批评他为什么还不上四楼去画版,他却向我递过来一张纸。

我拿来一看,是“赵紫阳的五点声明”,落款是“北大传单”。我见到这个材料,就把值班的事情暂时忘在了一旁。我一口气看完,连声说了几个好!好!太好了!这时人群中有人说道:“我们把它印成号外发出去”。我当即表示赞成。可是,我想到值班的事,就对连伟说:“你先去画版,我去印号外,我们一会就印完了。印完了我再上四楼去做标题,出不了事”。可连伟一反常态,不听我的话了。他说:“老干(因我经常模仿中共老干部丑态,维妙维俏,尤以模仿彭真访日本、王震拄拐棍流哈喇子接国书最为逼真,因此得了这个绰号),我也要去印号外,印完了再去画版。”我说:“那不行,不管怎么说,报纸还是要出,正常工作还是要做。”连伟说:“那你先去值班,我一会就回来。”我当然不愿失去参加印制号外的机会,又不能逼迫连伟不参加这个行动。正在踌躇,连伟说:“咱们版上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九点钟值班编辑不到位,别的人就会顶上去。今天,钟嘉、晓星(都是五版编辑)都在,她们见我们不在,就会顶上去的。”我一想,确是这么个情况。于是,放心大胆地与张抒、宋斌、王连伟、张大农(编辑、记者)、唐皿威(图书馆工作人员)、张双林(海外版办公室干事)等八九人往印刷厂走去。

印刷厂在二楼。走到拐弯处,我想起几天前我们拿着张平力(海外版记者)写的否定四·二六社论的评论文章去海外版排字车间打字时,车间主任(一个姓张、一个姓温)在车间门口坚决挡住我不让我进门。这两位车间主任与我平时嘻嘻哈哈,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尤其是姓温的,我干脆叫他“温鸡”,他还是嘻嘻哈哈地一点不生气。可是,当我们的行动要危及他的车间主任(科级)小小官衔甚至饭碗时,他的党性马上坚定起来,一改往常的嘻皮笑脸,变得满脸杀气,与姓张的两人使劲地把我往外推。我也不示弱,拼命往里挤,还大骂他们是白眼狼,翻脸不认人。可他们说:“没办法,我们是公事公办,没有头头的签字,你打死我们也不能让你印。”我们虽然有十几人,但如果硬要闯进车间,那就只能武斗。我不愿见到这样的后果,只得作罢。这一次,我就想到人民日报办的公司(名字叫开源公司,意为广开财源)所属开源印刷厂去印刷,那里也许能行。开源印刷厂就在人民日报印刷厂后面的地下室(纽约的华人叫做土库)。

我们进了开源印刷厂,见到了徐副厂长。我上前说明来意,他向我要批件,要看领导的签字。我说:“已经派人去让值班副总编辑签字了,马上就拿来。因为时间紧迫,我们要赶在戒严开始(上午十点)前印好。”他未置可否,我们就往车间走去。

这次印制号外,象八九民运中的其他行动一样,仍然是由张抒负责安排的。我与祝华新、张抒、张平力四人联名曾在五号楼一楼的评报栏贴过告示,时间大概是四月二十八日。那时候报社的人还没有开始单独游行。我们的告示是号召报社同仁行动起来,投入民主运动大潮。当时有人劝我和张平力,说我们平时自由化表现太多,组织报社的活动可能一开始就会受到报社领导的阻挠,增加运作的难度。于是,我不作为组织者,只作为参加者,积极参予张抒、祝华新组织的每一次行动。

张抒每天晚上都去广场到凌晨三四点才返回报社。连续二十几天,早已疲倦不堪,何况还有日常工作要做呢?那天,进入开源印刷厂,在沙发上一坐下来,刚在“北大传单”上加了一句话,张抒就倒在沙发上,呼呼睡了过去,手中还没来得及吃的面包掉在了沙发上。

张抒加的那一句话是:“要求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罢免李鹏的总理职务”。

张抒睡着了,摇都摇不醒,睡得就象死人一样。

怎么办?难道竟罢了不成?于是,我担当起组织、指挥者的角色。

我很快分好了工。当时有几个印刷厂的小姑娘情绪很高,都要参予排字。我灵机一动,把“北大传单”裁成几条,每一条都是几行字,而且都是另起一行。我把裁开的“北大传单”分给几个小姑娘,让她们分别去字架上拣字。

当时的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已经实行电脑排版。原来的活版车间的设备给了开源印刷厂。我们在开源印刷厂,仿佛回到了原来人民日报印刷厂的活版车间。

拣字姑娘拣的当儿,我就在想应该印成“人民日报号外”。我把自己的想法跟大伙一说,赞成的、反对的大概各占一半。反对的说印成“号外”就行了,印成“人民日报号外”可不是玩的,弄不好要掉几个脑袋。我听说要掉几个脑袋,豪气顿生。我真的想起我最崇敬的“一代报人邵飘萍”。当时我想:“只当六零年饿死的,豁出去了。假如六零年饿死了,后来的二三十年也是白拣的”。于是我说:同意印“人民日报号外”的留下,不同意的可以离开。但是,在当时那种群情激奋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于是我的提议被通过。

我担心报社领导闻风来制止,便派人到楼梯口守望。如果有领导来了,咳嗽一声,我们就把材料藏起来,另外寻觅时机再印。我还担心有个别人打电话报告领导,便派可靠的人专门守护车间唯一的一部电话。

排好了字,我们就在滚式印刷机上手工推印。印得还挺清楚。印好了样子,我让在场的所有的编辑记者每人都较对一份,然后集中到我手里。我是在场的年龄最大、资格最老的编辑。我很快定了稿,交给排字姑娘改字后再去印刷。当我们印到六七百份的时候,徐副厂长回来了。他说不能印了,还要收回已经印好的“人民日报号外”。我示意在场的人每人身上藏了若干份。徐副厂长抓到了一二百份,就又出了车间的门,大概到领导那里报告,说他已收缴了印好的“人民日报号外”。

徐副厂长走后,我赶紧把宋斌、唐皿威、王连伟、张双林、张大农几个人叫过来。我画了一张草图,上面有天安门、前门、东单、西单、美术馆等地名,让他们分别去散发。宋斌第一个拿了二百多份,匆匆忙忙走了出去。我记得派他去的地点是天安门和前门。第二个走的是唐皿威。他去的是东单和美术馆。他们走后,徐副厂长又转了回来,于是我们各自揣着印好的号外,离开开源印刷厂。到我们离开的时候,张抒还没醒来。我让王连伟把他拖起来,一同走出了开源印刷厂。张抒虽然没能参加“人民日报号外”的印制过程,但他加的一句话却是“人民日报号外”本身独有的内容。虽然我们的落款还保留了“北大传单”的字样,但标题却是大号字“人民日报号外”。

就在姑娘们拣正文老五号字的时候,我到放大号铅字的架子上找大号的“人民日报号外”六个字。因为不熟悉字架的排列,找了好一会才找到“人民”两个大号铅字,还好一阵子欣喜。再找“日报号外”几个字,就大费周章。正在继续寻找,来了一个小姑娘,我就问她“日报号外”四字在哪里?她嘴里哼着“眼镜白戴了,真笨!”走过去拿了过来。我如获至宝,跑过去放在拼好的字盘上,让排字工安排好。

印完“人民日报号外”,回到我的办公室。当时,我的同事陈晓星、聂传清、陈辉几个人在,我告诉她们:“我可能要被杀头。但是做了这件事,要杀头也可以了”。钟嘉不在办公室,她果然与另一人代我们值班去了。

当天中午在饭堂吃饭,副总编辑兼秘书长保育钧走到我们饭桌前对我说:“你干的好事,这下怎么办?”我没说话。

晚上,中央电视台播放人民日报声明:“一小撮人盗用了人民日报名义印制的人民日报号外,与人民日报无关,特此声明”。

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讯”中,北京市中级人民检查院分院(这个分院专门对付六·四反革命)李磊森宣读起诉书时说到:“吴学灿盗用人民日报名义,伙同张抒、宋斌等人印制人民日报号外”。我立即打断他:“你这是盗用北京市中级人民检察院的名义,在宣读所谓的起诉书”。他说:“我是检察院派出的公诉人,怎么是盗用检察院的名义呢?”我反问他:“我是人民日报的编辑兼记者(公安部通缉令用语),怎么是盗用人民日报的名义呢?”他无言以对。审判长丁凤春却指着我说:“不要影响公诉人的工作”。我没理他。

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丁凤春宣读判决书时,把这段话改成“吴学灿伙同张抒、宋斌、唐皿威、王连伟等人(均另案处理)擅自印制人民日报号外”。

由于印制人民日报号外,我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外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宣判后我仍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二零三监区一零八室。从九一年四月开始,我每晚吃安眠药才能睡觉,大概是得了单人牢房综合症。到九二年三月二十日之前,每天吃安眠药都能睡五六个小时。到了三月二十日夜里十二点,戴医生按时给我送药,并看着我吃了下去。我吃完药后就睡,很快就醒来。我看天还黑得很,就问守在门口的武警战士几点钟。他告诉我说“十二点半”。才睡了半小时,我就醒了。于是接着再睡。可是怎么也睡不着。以后每天如此。到五月份,肛门长了脓包,没法走动,监狱把我弄到复兴医院去开刀。手术室里有一地秤,我一丝不挂才称了三十五公斤还不到。记得我当时的小腿就跟现在的胳膊差不多。九二年七月一日,我被转到北京第一监狱。十三天后即九二年七月十三日,我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张抒被关押一年后释放。李鹏看到他加的那句话,便批示公安部“清查到底”。在我开庭时,张抒坚决要求出示他加了那一句话的证词,意思是由他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不同意。由于我坚决不同意在法庭上出示张抒的证词,张抒才没被判刑,“取保候审”,不了了之。出狱后,张抒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每月二百元生活费。一发工资他就送一百元到我家,直到我出狱。

宋斌也被关了五个月,后被强行撵出人民日报,现在在一个朋友的公司里做事。

月黑杀人夜

我在九零年六月四日六·四周年时在监狱里写了“六·四周年祭”一诗:“六月月牙光,疑是腊月霜。铁车呼啸过,哭声震天响。小荷断尖角,蜻蜓飞戎羌。瀛台柳稍浮,不许论短长”。

月牙光,说的是月亮未圆之时。我们老家有句土话,叫做“初二三月牙弯。”六月三日是公历。我的诗是借了这“三”字,把公历当作阴历,便于成诗。月牙光,即指六月三日之夜。其实,当夜并无月光,记得是个阴天。

晚上六点钟,我吃过饭,就推着我的永久十七自行车,往广场骑去。走到我们胡同口,就见一队军人从北往南向北京站方向走去。我当时住在人民日报的平房宿舍,在东城区遂安伯胡同。我们的胡同东口是朝阳门南小街。南小街通往北京站。向北京站走去,到长安街,叫做北京站口。这一队军人从北面什么地方来,不得而知;但往南看来是到北京站口再往西转往天安门广场。胡同里的人们纷纷出来劝阻军人不要前往广场,不要与学生发生冲突。我急着赶向广场,就骑上车子从北京站口转往东单向王府井、天安门骑去。

过了东单,只见数百名军人,被数千民众拦住,正在对峙。一名军人解下腰带往阻挡去路的人们头上挥去。“啊!”一声尖叫!“血”!“流血了!”人们嚷起来。于是,阻挡军人的民众一拥而上,纷纷拉夺军人拿在手里或仍旧捆在腰间的带铁头的腰带。军人不愿被抢走腰带,一团团地扭打起来。我推着车子到处劝阻:“不要打!有话好好说”。可是谁也听不进我的话。我走到一团扭打的人面前,见到三个市民与两名军人对峙。我就上去劝阻,叫他们脱离接触。可是,这五个人箭拔驽张,一个个瞪着红红的双眼盯视着对方,恨不能把对手一口吞了下去。我说:“不要打了,都是老百姓,只是穿没穿军装罢了”。听了我的话,穿军装的和没穿军装的都对我吼起来:“你是干什么的?”那意思是都想和我交手。我一看这些人都疯了,打红了眼,什么话都听不进,赶紧往广场骑去。

就在我骑车到南河沿时,从卫戍区、市政府方向传来轰轰隆隆的声音。刚听到声音不久,就见到三辆装甲车从市政府方向驶上了长安街,两辆往东,一辆往西。

长安街上站满了人。装甲车的速度太快,估计时速在八十公里以上。刚听到声音,装甲车就划开纷纷躲避的人潮,呼啸而过。那情形,使我想起电影《海鹰》中的鱼雷快艇劈浪而行。装甲车不敢稍微慢一点,因为害怕人潮会涌上去淹死他们。遇到市民搭制的路障,好冲的加大马力冲过去;遇到一下冲不过去就会放慢速度或不得不停下来的路障,装甲车就朝马路两旁的便道上冲去。便道上摆满了自行车,但自行车挡不住装甲车的钢轮铁身。装甲车经过之处,自行车断梁裂轮,惨不忍睹。

九点多钟听到装甲车的声音,一转眼,三辆装甲车就分头向东西飞驰而去。我就跟在西去的装甲车后面,从南河沿往广场骑去。到了广场,发现人潮汹涌,比平日拥挤得多。广播喇叭里吵吵嚷嚷,听不清说些什么。既有学生的,也有工自联的,还有市政府的,再加上人潮中的呼喊、叫骂声,整个广场都在沸腾之中。

在广场转了一圈,我又骑车往东单方向。到了东单,往南一看,在东单与崇文门之间有二百多名军人被市民阻挡去路,停在了马路中间,前后左右都围满了市民。

我走近一看,见到有两位三十八九岁的中校,正在让他们的部下不要急躁,原地待命。市民中有人出来与两位中校对话,告诉他们北京发生的真实情况。因为人太多,我挤不到中校的旁边。在我旁边有一位中尉,我就跟他聊起来。

我告诉中尉:“学生和市民希望国家富强没有什么不对。现在的政府贪污腐败实在太过份。我拿出人民日报记者证,并向他说明我也当过兵,而且当过陆军和海军,干过两个军种。我说军人是保护民众的,民众的和平示威是符合宪法的,军人不应干涉民众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游行示威。军队应成为国防军,是防备外来侵略者的,不是对付和平示威的民众的。”中尉见我说得诚恳,又见我是人民日报记者,而且当过兵,感到特别亲切。他告诉我:“我们接到命令,团长政委(两位中校)带了二个连就参加师里的编队往北京开来了。说是北京发生了武装暴动,要我们来参予平定暴动。可是到北京后又不让我们带枪,带枪时不让我们带子弹。我们搞不清楚究竟怎么一回事。”他说自己只是个副连长,文化程度不高,只上过初中,但来到北京后发现市民并没有暴动,团长政委也弄得莫明其妙,又不敢向上面询问。我说:“请你转告你们的团长、政委,叫他们千万记住,不可对学生和市民动武,如果上面下达命令,也要尽量不伤人。”中尉流着泪水对我说:“老吴(他见到记者证上我的名字),你放心,你和我们一样都是军人,你不愿做的事,我们一样不愿做。”我见这些军人被围在马路中间不是个办法,就叫中尉去告诉他们的团长、政委与东单公园联系,看能不能到公园里去坐一会,喝点水,吃点干粮。因为中尉告诉我,早上三点钟起来,到现在还没吃过饭。

大概十点钟,我又转向天安门广场。刚到广场,就听见复兴门方向传来枪声。广场上群情激愤。有的高叫要武装自己,可怎么个武装法呢?顶多拣几块破砖头,弄两根棍棒,这种武装对付坦克、机枪、装甲车,真正叫做以卵击石了。还有的人说要学习甘地,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让他们杀吧!誓死如归,感人至深。

十一点半,有人从建国门方向过来,说那里有人被装甲车撞死了。我一听死了人,顿时毛骨悚然,急忙骑车向东奔去。

到了建国门大桥,挤进人丛中,只见一具矮小的尸体躺在桥上,脑袋开了花,血淋淋的一团是从脑袋裂开来的,还和脑袋连在一起。死者身材短小,在北京人中间是最矮的了。大概只有一百五十公分,年龄在四十岁上下。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被扎得七歪八扭地倒在他的旁边。这是他的坐骑,与他一起罹难。也许是个子太矮骑着二十八寸的大车,走避不及才不幸遇难。唉!谁知道呢?

从建国门大桥下来,我的心情格外沉重!这是个阴天,没有月亮,难道真的是古代章回小说中所说的“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吗?

我推着自行车,缓慢地向天安门广场走去。走到东单时,大约已经是凌晨一时半。我的腿在走路,我的手在推自行车,可我的脑子却似乎已经不属于我自己了!我昏昏沉沉地走在长安街上,突然一声“干嘛去,想找死吗?”把我从昏沉中惊醒过来。我睁开半闭的双眼,见到二位三十多岁工人模样的男子伸手拦住我的去路。我的舌头敲击着发麻的牙齿:“到广场去看看学生们怎么样了。”“不行,你没听见枪声吗?”此时,我才恍然大悟,仿佛刚刚听到耳边、头顶呼呼飞过的流弹。怎么一路过来,竟没有听见“嗖嗖”的子弹划破夜空的声音呢?我在哪里呀!这两位工人见我傻里傻气的样子,“难怪你迷迷糊糊的,原来还戴个眼镜,是个知识分子嘛!死到临头,还在做什么梦?”我登时一激凌,严肃地说:“我要去广场,要去看看那里怎么样了。”“不行,我们不能看着你去送死!你看看……”顺着他们手指的方向看去,长安街上,三轮车、手推车络绎不绝,上面堆满了三三两两血肉模糊的身体,地上一路是血。他们是中了子弹,被人送往医院抢救去了。协和医院就在车单往北的米市大街,离我家所在的遂安伯胡同很近。

他们不让我过去,我就跟他们在一起,拦住象我一样企图前往广场送死的人们。

到凌晨四点钟,我想起妻子和女儿,她们是不是也来到了街上?她们现在怎样了?想起建国门大桥上血肉模糊的矮小尸体,我就不寒而栗,赶紧辞别两位工人朋友,可惜连姓名都互相顾不上询问。

回到我们院子门口,见全院几十口子男女老少全都坐在院子门口,见我回来,关大嫂就说:“你还回来呀!”此时,才见到我妻子杨素梅抬起挂满泪珠的双眼瞪着我,“我们都以为你已不在人世了”。院子里的大人小孩围上来。

就这样,我们坐在院子里,听着噼噼啪啪的枪声,熬过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漫长的黑夜!

八九年六·四期间担任总参谋长的迟浩田来美国访问,回答提问时,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我听后义愤填膺。迟浩田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我因此感到羞愧!迟浩田是军人,我也曾当过兵,而且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为军人的荣誉被一扫而光感到悲哀!

我不能缄默!我要向全世界作证:迟浩田是骗子,是一个说谎者。

他自以为聪明,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即使真的象他所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那在广场旁边的东西南北死了成百上千的人,就是可以不被指责的吗?

有一个杀人劫财的强盗,把被害者全家诱骗到门外,一个一个地杀得倒在门口。然后,强盗就告诉自己:“我没有在他们家里杀死一个人。”没事!于是,平心静气地翻拣死者全家的值钱的东西,满载而归。

迟浩田的谎言与这个强盗使用的是同一个逻辑。何况在广场的东南角、观礼台东台的前面,我的同事、邻居亲眼见到被枪弹打死的人倒在他的身上。他的身上沾满了血。这个位置,无论怎样狡辩,都不能不属于天安门广场的范围。

关于迟浩田撒谎后我在美国国会的证词,已经在各大媒体广泛报道,这里就不罗嗦了。

八年了!因为我在秦城单人牢房曾有一百多天每天只睡半个小时,脑细胞大量坏死,记忆库失去了许多细节!但那些刻骨铭心的场景,真正忘记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除非是我哪一天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记忆才能随死神永远地消失在茫茫无际的宇宙之中。

六·四冤魂何日能安眠于地下?我为你们哭泣!我为你们流泪!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七日夜于纽约Elmhurst。

原载《北京之春》1997年7月号



八九人物:蒋培坤

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教授蒋培坤在1989年时并没有参与当时的学生运动。大屠杀那个晚上,他和妻子丁子霖一直在焦虑地等待他们17岁的小儿子蒋捷连的消息。直到6月5日中午才得到噩耗,那晚冲破母亲的阻拦“离家出走”的蒋捷连在木樨地中弹死亡

1989年5月,丁子霖、蒋捷连、蒋培坤(自左至右)

1990年代初,蒋培坤协助丁子霖和其他几位在大屠杀中失去亲人的难属发起了“天安门母亲”群体组织,四处收集、整理和出版遇难者资料,呼吁政府重新审理天安门事件。

2008年,蒋培坤曾经中风而一度半身不遂,仍然坚持着2009年——八九民运二十周年——完成制作《天安门母亲之路》纪录片。他同时还担任独立中文笔会荣誉理事。

蒋培坤于2015年9月27日因心脏病在江苏无锡去世,享年82岁。


八九人物

Friday, September 25, 2015

八九一日:1989年9月26日,纽约市命名“天安门广场角”

1989年9月26日,纽约市长爱德华·科赫(Edward Koch)签署城市议案,正式将该市西42街和12大道路口的东北角命名为“天安门广场角”(Tiananmen Square Corner),以此纪念在天安门屠杀中丧生的北京市民。

该路口是中国驻纽约领事馆的所在地。领事翁福培致信抗议,认为此举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八九一日


Wednesday, September 23, 2015

八九一日:1989年9月24日,民主中国阵线成立

1989年6月24日,逃亡到海外的八九民运领袖和知识分子“精英”人物在法国巴黎举行三天会议之后宣布成立“民主中国阵线”(民阵)。严家其和吾尔开希分别当选为理事会主席和副主席,万润南被任命为秘书长。

由于其领导层的个人名气,民阵吸收了大量官方和民间捐款,很快成为海外民运中呼声最高、资源最丰富的组织。但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因为内斗等原因走向衰落,基本上一事无成。


八九一日

Monday, September 21, 2015

八九文件:新华社《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王玉文王志强姜超成“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命令
授予王玉文王志强姜超成“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国务院、中央军委9月22日发布命令,授予王玉文、王志强、姜超成同志“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命令全文如下:

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

一、授予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总队一支队卫生队化验员王玉文同志“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二、授予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总队司令部内卫处副处长王志强同志“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三、授予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总队5支队8中队中队长姜超成同志“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王玉文、王志强、姜超成同志在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英勇顽强,恪尽职守,表现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坚强的组织纪律性和为祖国为人民勇于献身的崇高品德,为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捍卫人民共和国做出了突出贡献,是全军和武警部队广大指战员学习的楷模。国务院、中央军委号召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要以他们为榜样,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理直气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定不移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扎扎实实加强部队全面建设,圆满完成各项任务,为把我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努力奋斗!

国务院总理 李鹏
中央军委主席 邓小平
1989年9月22日


八九文件

Thursday, September 17, 2015

八九文件:新华社《和平撤离,无人死亡》

和平撤离 无人死亡
——6月4日天安门广场清场当事人访谈录

新华社记者 邱永生 黄智敏 易俭如 张宝瑞 朱 玉


制止动乱、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已经过去了100多天。西方和台港新闻机构曾经在海内外大肆散布的所谓“天安门血案”的谣言,早已为事实所戳穿。海内外广大人士已经开始明白了事实真相。但是,还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尤其是叛国外逃的吾尔开希等人,依然在不同场合侈谈什么“血洗天安门”、“坦克把人压成肉饼”等一类谎言,以蛊惑人心。“美国之音”也不时引用这伙人的话,以所谓“客观”的手法继续散布这类谎言,煽动反华情绪。

记者最近分别走访了6月4日凌晨天安门广场清场的一些当事人,其中有执行清场任务的戒严部队军官,交涉和平撤离的代表、现场救护的医生和最后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他们用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事实说明,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清场的整个过程中,采取妥善措施,避免了流血冲突,实现了和平撤离,没有打死、轧死一个人,再一次以铁的事实批驳了吾尔开希之流的谎言。

响应政府号召、同意和平撤离的侯德健、周舵等人说:对历史负责,军队没有在广场打死人

从6月2日下午起在天安门广场参加有限期“绝食”的侯德健、周舵、刘晓波、高新等4人,4日凌晨响应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的号召,设法找到挺进广场的戒严部队交涉和平撤离,并且最后随学生队伍撤出天安门广场,目睹了清场的全过程。近日,他们在分别接受记者采访时,详细讲述了清场的经过。

记者是在侯德健的北京寓所采访他的。这位作曲家从6月4日撤离天安门广场后便躲进某国驻华机构达两个月。在此期间,海外对他的安危去向众说纷纭。坐在记者面前的侯德健,谈起天安门广场清场情况时说:“在整个过程中,我没有看到有人被打死,不管是谁,学生、市民或军人。”

他说:“我也没有看到坦克或装甲车轧向人群。我见到有三四辆坦克停在广场外边。但是,我听到打枪,我也亲眼看到打枪。那是在同学已经开始撤离的时候。大概有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军人冲过来,枪是对着纪念碑角上‘高自联’的高音喇叭打的。在这之前,我还看到在长安街上,由西向东有枪弹划过的光线,但是很高。我也看到朝广场西南角施放的催泪弹,不是很多。部队让我们撤离的时候好像也有放枪的声音,我看到的几个都是朝天放的。”

侯德健说,他藏身某国驻华机构期间,曾于6月12日写过一篇题为《撤离天安门广场时我的亲身经过》的文章,记述了清场时他的所见所闻。他说:“我的朋友看到这份东西后认为和他们听到的情况差别很大。但是我说,我所看到的,就是这样子。”

侯德健回忆说,6月4日清晨3时左右,广场气氛很紧张,纪念碑附近有很多学生不愿走。“我、刘晓波、周舵和高新在那里,我们4个人想了想,觉得应该撤,就开始做这个工作。”“因为当时很多人,包括我们4个30多岁的人在内都不冷静。有两个红十字会的医生倒很冷静,建议我们不妨去找戒严部队谈一谈,争取能够给一点时间,使我们这些人和同学能够和平撤离。”

侯德健在谈到他和周舵由两个红十字会医生陪同与戒严部队交涉的情况时说:“当时已是3点半了,我们两人和两位医生,在纪念碑西侧,现挡住了一辆急救车,往广场北面开去。有几个保卫我们的纠察队员也上了车。才到广场的东北角,我们就看见长安街有很多部队,急救车立刻停住了。我们急忙下车往部队跑去,当即引起了一阵叽叽咔咔的子弹上膛声。医生急忙表明身份,并介绍我是侯德健,希望能与指挥官说话。激动的士兵稍稍缓和,也听得见议论我的名字的声音,虽听不大清楚,但感觉并无敌意。指挥官离我们不很远,听清我们的来意后与四五个军人一齐走过来。他看起来很正常,就像平日常见的那种40多岁、很结实而略显发福的三颗星的高级军官。他与我们握手的时候,显得很平静,一点也不急躁。我觉得他认真地听了我们的请求,刚开始时他有点严肃地要求我们先停止绝食。我和周舵回答,我们已经停止绝食了。之后,他的态度一直很温和,表示需要请示总部。我们4个人站在空旷的广场东北角,极为突出,还是医生比较镇定,让大家站着别动,并把双手举起来高声喊叫请他们快一点。几分钟后,指挥官又来了,告诉我们总部已同意我们的请求,最安全的撤退方向是东南口。在我们询问下,他告诉我们他是部队的政委,姓季,番号我记不得了。我们需要这些材料去说服同学。在交涉中,我记得季政委还曾经说过,如果你们成功地说服大家撤离广场,你们就立了一功。我个人认为他这句话是真诚的,没有什么其他含义。”

“有了保证,我们飞也似地跑回纪念碑,拿起话筒便喊,大意是在未经大家同意的情况下,我擅自作主,找到部队与之交涉。”

“尽管我们的脑子已不太好使,但我们仍然尽可能地去说服大家。我觉得工作不太好做,就想再回去和部队交涉争取点时间。于是我和周舵及两位红十字会的医生就再次向广场的北面走去。还没有走到广场中间,就碰到了戒严部队的那个政委。这时部队已经开始向纪念碑集中了。结果很简单,部队命令的时间已到,他们必须行动了。这时我赶快跑回去,远远地听到纪念碑附近的学生在喊撤还是不撤,声音到底哪个大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当时迷迷糊糊的,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看到坐在地上的学生就过去把他们拉起来。当时已经有部分同学开始慢慢地往广场东南角撤离了。整个撤出过程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多长时间。”

侯德健说:“由于饿了两天两夜,又到处乱跑,感觉有点虚脱。学生们就把我扶到广场东面历史博物馆旁边的红十字会急救站。这时我听他们说学生已经离开纪念碑,过了纪念堂,走到前门了。我和医生、伤员等100多人是最后离开广场的。”

周舵和高新的谈话都是从批驳吾尔开希之流在国外鼓噪“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的谎言开始的。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到:天安门广场清场时,吾尔开希根本不在现场,他根本没有资格谈清场问题。周舵说:“我6月3日晚上12时前后在广场上见过吾尔开希一面之后,就没有再看见他了。听说一、两个钟头后他的心肌炎犯了,被同学们抬离了广场。可见他是没有经历过当时清场过程的,而我是清场的目睹者、见证人,我对事实负责、对历史负责。我讲的是事实,而吾尔开希是没有资格评论天安门广场清场问题的,他讲的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纯属谣言。”周舵谈到他自己经历的清场过程时说:“反正我没有看见任何打死轧死人的事,确实没有。”他在介绍了同侯德健一起同戒严部队军官交涉和平撤离的经过后说:“在撤离过程中,有的同学一边撤,一边回过身子骂解放军,但解放军还是很克制,没有开枪。开始撤的时候,由于人多拥挤,走得很慢。等快离开纪念碑的时候,我看见几辆装甲车在离学生队伍末尾很近的地方停下来。我还记得很清楚,有一个战士打开装甲车的顶盖,探出半个身子,作了一个动作,示意同学们快点走。这时大概快5点多钟了,天快亮了。最后,我们就从广场东南角离开广场,然后走到六部口,从音乐堂到的西单,队伍慢慢散了。”

高新说:“天安门广场清场全过程,可以说我是基本清楚的。我是在4日凌晨2时左右在广场看到过吾尔开希的。当时他在纪念碑上喊了几句话,就晕倒了,然后有人把他抬走了。整个清场过程我没有再看见吾尔开希。我参加绝食,属于认识问题,但作为一个人,首先应该尊重事实。我绝对不隐瞒事实,同时也不捏造事实”。

他接着说:“在3日下午,我趁上厕所的工夫,在纪念堂西侧看到有几千人的部队,纪律很好,坐在地下待命。天安门前有群众围着部队。部队没有枪,也没有其他棍棒之类的武器。我回来和其他3个同志讲了,外面传过来的消息不属实,我看到的部队纪律很好。到了晚上12点左右,我们听到广场周围有零零星星的枪声,还传来了政府的广播声,由于人声嘈杂听不太清,但隐隐约约听到北京市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这时,有的学生情绪很激动,有的手里还拿着棍棒等。我们4个人看到广场这个情况,觉得无论如何要坚持和平主张,就动员大家把棍棒收起来。后来,我们又在纪念碑上发现有人放着一挺机枪和冲锋枪。通过反复动员,他们把枪收起来了。之后,我们4个人又商量,由侯德健和周舵去找部队接触,希望部队能开一条通路,我和刘晓波继续留在纪念碑台阶上。侯德健和周舵回来,传达了部队首长的意见,很多学生开始向广场东南角撤离。这时走过来一些士兵,还有一个指挥官,他们用枪把广播喇叭打哑了,但自始至终没有对人群开枪,这是我看到的,很清楚。这时候,坦克也陆续从北往南开,走在最前面的坦克离我们只有20米左右。走到前门箭楼一带,我已是落在向外撤离的大学生队伍的最后一个,所以我这个目击者、见证人、或当事人,从纪念碑往南撤的整个过程和整个场面,我是看得很清楚的。”

高新说:“在学生撤离时,我没有看到军人向人群开枪。如果对人群开枪,我觉得首先受伤死亡的应该是我,因我走在队伍最后面。在清场中没有一个人死亡,这是可以肯定的。不管‘高自联’的头头在外面怎么‘宣传’说广场死了几千人、上万人,像肖斌在电视上面讲的,绝对是造谣。从一个人的人格出发,我可以说我讲的都是事实,没有夸大。”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刘晓波说,我要对历史负责,因此有必要叙述一下当时我所看到的事实。6月4日凌晨2时左右,我从“高自联”广播中,听到“高自联”头头吾尔开希的发言,他说要与天安门广场共存亡,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正说着,他开始喘粗气,大概是心肌炎又犯了。在这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他,也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当时吾尔开希躺着的担架在我们绝食的帐篷的东侧,我们走出帐篷后发现那副担架不见了。当时我与侯德健、周舵、高新商量了一下,由侯德健、周舵二人去找部队交涉,另外让“高自联”也出两个学生代表,但遭到柴玲的反对。

谈到撤离的情况时,他说:“我没有看见部队朝群众开枪,他们开枪都是朝天打或是打广播喇叭。我也没有看见死亡一个人,更没有看见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

广场救护站医生宋松、王海燕说:救护过程没有见到部队打死人

6月4日凌晨和侯德健等人参加与戒严部队交涉的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医生宋松回忆当时的情况时,对记者说:“6月3日下午到晚上,我受医院指派,在广场值班。因为我当时没戴手表,很多时间只能估计。约凌晨1点多钟,听到政府广播让学生离开广场,我当时在纪念碑北侧下边治疗几个被玻璃划伤的学生,这时看到广场北侧有车辆被烧着,也听到了长安街方向的枪声。此时‘高自联’广播站有‘血战到底’之类的话,学生是一会儿传来一个消息,说某某被打死了,许多学生的情绪十分激动,很不冷静。当时我觉得我作为一名医生,应该做些工作,让学生按政府要求撤出。但考虑我个人的作用不大,此刻到‘高自联’去提这样的建议,不一定起作用。我想到侯德健等人年龄较大,社会经验丰富,可能会冷静一些。同时他们在学生中有一定名气,可能会起一些作用。我和侯等4人不认识,但由于6月3日晚约十点受红十字会委派曾送水到纪念碑,知道他们绝食的地方,就决定试一下。两三点钟左右,我上到纪念碑最高层北侧,找到了他们。我以医生身份向侯德健等人提议,应该让学生撤出去,出现危险是不好的。侯德健等人谈到,他们也有这种想法,但他们不是‘高自联’的人,恐怕不好办。我又建议,是否可以和解放军直接谈一下。侯德健等人表示同意,并说希望我一块去,有个医生在场比较好些。我仔细考虑后,答应了。我从纪念碑下来拦车,当时广场上车很少,好不容易在广场西侧找到一辆小面包车,我向司机说帮忙拉侯德健去有解放军的地方,他说容易,就把我和侯德健、周舵拉到广场东北侧,此时看到长安街上全是解放军。我和侯、周及原来坐在车上的一个穿白大褂的人一起下车,举起双手走向解放军。几个军人问我们是干什么的,侯德健说:‘我代表我们4个绝食的人,想和解放军交涉,帮助学生和平撤出。’等了几分钟后,一个姓季的政委回来向我们说:经请示戒严部队指挥部,同意你们的建议。回纪念碑后,侯德健等人通过广播要学生撤出广场。学生们情绪逐渐缓解,并有人响应。约4点15分左右,广场西南角又看见烟雾并听到枪响(放催泪弹),学生中又开始骚动。由于担心撤出时学生情绪不稳定,侯德健、周舵和我又从纪念碑下来找解放军,在广场的东南侧碰到了季政委,刚看到他,广场的灯就全部关闭。侯德健问季政委是否可以多给学生一些时间,以便于和平撤出。季政委看了一下表说:清场的时间快到了,不能更改。如果你们对学生不起作用,你们自己就赶快撤出。我们马上往纪念碑跑,可我到纪念碑二层时,解放军已从另一个方向上到了纪念碑的最高层,把纪念碑上的喇叭打没声了,我们赶紧到纪念碑东侧和北侧,组织学生有秩序地向广场东南撤出。在撤出过程中,我没有看到死人,没有看到解放军向人群开枪,也没有看到学生与解放军直接冲突。”

6月3日夜间奉红十字会命令在天安门广场担任救护任务的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几位大夫,向记者谈了类似的情况。北医第一医院副院长王海燕教授说:我们是在5月18日奉红十字会的命令在纪念碑东北角靠近马路的地方设立救护站的,并再三接到红十字会不让我们撤出的指令。6月3日晚,我们有七八个业务骨干参加救护队,在广场值班。6月4日凌晨黑灯前后,各家医院的医疗点先后从广场撤到历史博物馆西侧。我白天忙了一天,实在累了,就打起盹来,迷迷糊糊地听到一个沙哑的声音在广播,我听明白大意是要撤出广场,后来有人告诉我,说话的是侯德健。我赶快起来,听到广场上在唱国际歌,看到旗帜向南移动。我问帮助做救护工作的医科大学学生愿不愿和大家一起撤,话音未落,两阵枪声,纪念碑上正在响的喇叭哑了。金水桥前的坦克向广场缓缓开来,就我目力所及,未发现轧着人。一些穿迷彩服、拿冲锋枪的军人,来到我们跟前,距离我们只有1米左右。我对军人说:“我们是红十字会派来的医务人员。”一个扛录像机的军人命令战士向后撤,战士后撤到3米左右。我马上迎上去感谢他,和他握手。这时,一个四五十岁的只戴钢盔、无领章帽徽的军人走过来,我告诉他我们这里都是医务人员,还有伤员,希望能派军队护送我们撤出去。不一会儿来了6纵排解放军战士护送我们。我们把两个负伤的军人送回去,把非军人伤员抬在床上,4人一排,向广场东南走。此时天已大亮,我们一路上没见到打死的或轧死的人。我们刚走到历史博物馆南面的第一个胡同口,就听到路边小黄楼上向下开枪的声音,保护我们的解放军靠着墙和树架起枪向上还击。我们正在射程以内,我命令大家全体蹲下,原地向后转,又回到了历史博物馆西侧。在枪声停了以后,我们这批最后撤出广场的非军人,就从广场东南角坦克让出的通路最后离开了广场。

当晚也在广场值班救护的泌尿外科大夫山刚志补充说:“那天晚上不断有伤员送来。这些伤员一般是钝器伤,有的是扭了脚,或是手上割了口子。其中有学生,也有解放军,我处理的伤员最重的是肱骨干骨折。一个解放军躺在地上,我弯腰为他治疗,一个汽水瓶从我脸边飞过,险些打着我的头。当时我们这个圈里气氛很融洽,我们给伤员喂水、喂饼干,一个伤员要喝水,解放军把自己的水壶给了他。”

最后撤离广场的清华大学学生邹明等说:军队没有向学生和群众开枪

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过程中,在广场上的清华大学的一批学生,是跟在撤离队伍尾部最后离开广场的,他们以当事人的身份谈到了当天清场时的情况。工程物理系研究生邹明对记者说,我是6月3日晚8时许来到天安门广场的,10时左右听“高自联”的喇叭广播说,6月4日零时至1时部队很可能进入天安门广场,我想看看部队是怎么对待留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群众的,于是留了下来。晚12时10分左右,我看见一辆装甲车从前门开入天安门广场,一些人拿着木棒追了过去。6月4日凌晨零点51分,大批部队从前门东侧进来了,聚集在纪念碑东侧。1时半,又有一些部队从西长安街过来了。这时我站在国旗旗杆附近,看到一些人朝部队扔砖头、汽水瓶。一会儿,我来到前门,部队开过来,于是我回到纪念碑东侧。我看到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出来不少士兵,围在纪念碑周围。“高自联”广播说,侯德健等人已跟部队一个团政委有接触,部队同意学生和群众和平撤离。但是有一些学生不同意撤离。我这时站在纪念碑东侧栏杆上,看到过来十几个士兵,他们从东边穿过学生聚集地,来到纪念碑北面,站成一排,示意学生让路,然后上了台阶。有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手持自动步枪朝纪念碑上“高自联”设的喇叭点射。几个士兵来到三层东南角“高自联”广播站前把帐篷扯下来。过不久,我随撤退的学生队伍朝广场东南角走去,正走着,回头一瞧,看到一个士兵正在用自动步枪点射“高自联”广播站另外的喇叭。这时有一些学生骂士兵,但士兵没有朝他们开枪。我走出天安门广场时是凌晨5时多。

热能系学生戴东海说,我是6月3日晚11时来到天安门广场的。12时过后,听到一片轰隆声,紧接着有一辆装甲车从前门沿历史博物馆一侧开了过来。这时,一些人把天安门广场上的栅栏推到马路上做路障。我看到靠近东观礼台一带有一辆装甲车着火了。一会儿又看到一些人搀扶着一个士兵朝历史博物馆附近的救护站跑,后面有人拿着木棒追。以后我来到纪念碑的第二层石阶上,“高自联”指挥部给每个人发了口罩和苏打水,说是防止催泪瓦斯用。我曾听到“高自联”广播中有人倡议拿起武器自卫,并说缴获了十几支枪。但遭到一些人反对。凌晨4时左右,广场上的灯突然灭了,没多久灯又亮了。以后我随着撤退的队伍从东南角走了出去,周围没有发现伤亡的同学和群众。上午9时回到学校。

化工系学生刘卫说,6月3日上午10时我就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晚上听到“高自联”广播站和政府的广播站都在广播,政府的广播站广播说,那天晚上要清场。6月4日凌晨3时许,根据“高自联”广播站在广播中提出的要求,我们都围在纪念碑四周,我呆在东侧。4时左右听到“高自联”广播中侯德健、刘晓波等人征求大家的意见,是撤离还是坚持,结果要求撤离的声音比要求坚持的声音大一些,最后决定撤离。我曾看到部队在捣毁“高自联”指挥部时,朝天鸣枪示警。我们撤离的时候,广场上帐篷里肯定没人了,因为当时那么大的动静,又持续了那么长的时间,谁还会呆在帐篷里呢?

清华大学原非法组织“筹委会”成员、工程物理系学生赵明对记者说,在撤退时,我与一些纠察队员负责检查纪念碑以南的帐篷内有无同学,检查结果没有一个。

戒严部队军官季新国、顾本喜说:学生和平撤离、没有发生死亡事件

北京部队某部团政委季新国上校、某部军官顾本喜中校,6月4日凌晨率部队参加了天安门广场清场的全过程,并且是同侯德健接谈的戒严部队代表。他们在向记者介绍六·四凌晨清场经过时说:

6月4日凌晨1时半,首批戒严部队抵达天安门南面的金水桥一带集结,各路部队也相继到达广场四周的指定位置。从这时开始,人民大会堂楼顶的高音喇叭就不断广播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紧急通告,指出:首都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

约3时半,从广场南侧向北驶来一辆救护车,在历史博物馆北面停了下来。车上下来4人,其中两位穿白大褂的是红十字会的医生。当时,这一带已无行人,他们的出现格外引人注目。他们神态慌张地举着双手,朝部队走来。戒严部队的一位团队指挥员向他们摆手,大喊“站住!”并派几人过去询问,来人中一位自我介绍:“我是侯德健,我们要求见部队的司令官,交涉广场上的学生和群众撤离的问题。”

团队指挥员认为这是进一步做好学生工作,让他们尽快撤离广场的一个好时机,便说道:“请等一等,马上答复你们。”

这一情况迅即向上级首长汇报。跟随部队开进的戒严指挥部工作人员顾本喜中校跑步到金水桥前,向现场最高指挥员报告了侯德健等提出交涉的要求。现场指挥员当即回答:“可以谈,告诉他们一定要撤离天安门广场,从广场东南方向撤出,越快越好!”

于是,团政委季新国上校、顾本喜中校以及政治处主任王剑中校和一位保卫干事、两位警卫战士一同来到侯德健一行跟前。双方握手后,互相介绍了身份。对方来的除侯德健外,还有一位是四通公司的周舵。季新国和顾本喜首先说:“你们又搞绝食,对学生继续留在广场起了很坏的作用。”

“我们已经停止绝食了。”侯德健和周舵答道。

“停止绝食是明智的。”季、顾接过话茬说。

接着,侯德健反映:“纪念碑那边现在很乱,一些学生想撤离,但对能不能和平撤离有顾虑,怕被军队包围,担心军人动武。能不能给点时间,我们给学生做工作。”

季新国、顾本喜马上表示:党和政府及戒严部队是不愿看到流血的,我们曾一再表示实行戒严不是镇压学生和群众,现在已经发生反革命暴乱,为了使部队在执行任务时不误伤学生和群众,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广场上的学生和其他人都要无条件撤离。并指出,侯先生主动提出要做学生工作,我们是欢迎的。如果侯先生能说服、动员学生响应政府号召,尽快离开广场,你们就立了一功。

侯德健听了很高兴,连声说:“好、好!一定回去做工作。”他又问道:“从哪里撤离?”季、顾告之:从广场的东南方向,部队在那里留了一条通道。

分手时,侯德健还特地询问了季政委的名字和部队代号,说是回去好向学生做工作。季新国如实相告姓名、职务及部队代号。最后约定,他们同学生谈的情况如何,再碰头交涉。

侯德健等4人走后,季新国、顾本喜跑步奔向金水桥,向现场指挥员汇报,首长们听后都说:好嘛!就是要动员他们撤离。

4时20分左右,季新国、顾本喜和几个警卫战士一同朝广场南面走去。此时,广场上显得很空旷。走到离人民英雄纪念碑百把米时,纪念碑上的广播喇叭传来侯德健沙哑的声音,劝说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说经过与部队交涉,同意在广场的东南角留出一条学生撤离的通道。季、顾指出:应该说,侯德健他们不来交涉,戒严部队也预先留出了这条通道,清场时原本就是这样的部署。

稍过片刻,侯德健、周舵和红十字会的两位医生朝北面走来了。双方相遇时,季、顾两人问他们做工作的情况怎样?

侯答:学生们的情绪一时冷不下来,一部分人同意撤,一部分人还是主张坚守,有的还骂侯德健。侯说,希望再给一点时间做工作。

季、顾说道:我们已经给了不少时间了,希望你们抓紧做工作。如果你们做不了,希望你们赶快离开广场,我们会保障你们的安全。

在这次交谈中,侯德健还说学生担心部队没诚意,会开枪。顾中校当即反驳:怎么没诚意!你听广播!这时人民大会堂楼顶的高音喇叭正在广播:“戒严部队指挥部同意同学们的呼吁,从东南方向尽快撤离。”顾说:这说明戒严部队指挥部已经作出反应了。侯德健显出高兴的样子:“是嘛!希望多广播几遍,我们更好给学生做工作。”因临近清场,季、顾两人一再敦促他们要赶快撤离,时间不多了。如果还有人不愿撤,那你们也要赶快撤离广场。

侯德健他们返回后,人民大会堂楼顶的高音喇叭停止了一段广播,以免声音嘈杂,影响侯德健他们给学生做工作。

采访中,季新国和顾本喜指出:当戒严部队对广场实行清场的部署已布置就绪的情况下,侯德健、周舵等前来交涉,部队马上表示同意,对他们做动员学生撤离的工作表示欢迎,并指出了从东南方向撤离的道路。当戒严部队指挥部得到关于侯德健等前来交涉的情况报告后,马上作出反应,在广播中表示同意同学们撤出广场的呼吁。为便于他们做工作有更好的音响效果,大会堂楼顶的高音喇叭还一度停止播音。这说明戒严部队认真执行了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不但总的部署得当,而且连一些细节都考虑得很周全。

大约4时10分,广场上的灯光熄灭了。有人造谣说这是为了便于部队采取镇压手段。对此,季政委、顾中校说:这纯粹是无稽之谈,是别有用心。他们告诉记者,熄灯、亮灯都是那天清场的信号。熄灯是通知戒严部队准备清场的信号,让各部队做好准备。4点半钟,广场上亮灯,这是开始清场的信号,以便协调统一行动。

清场过程中,顾本喜一直随部队由北而南向前推进。他看到纪念碑周围的学生排着队、举着旗,从东南方向部队预留的通道撤离。队伍外围有学生纠察队维持秩序,前面一段走得比较整齐。

季新国和顾本喜郑重地说:整个清场过程,除在捣毁“高自联”指挥部挂在纪念碑上的几个广播喇叭时战士们朝喇叭开了几枪外,没有向人群开过一枪,整个清场过程中没有打死一个人。

季政委说,清场时战士们手里拿着棍子向前推进,但和撤离的学生队伍保持一定距离。部队未到跟前,学生队伍就开始外撤了,部队向前运动,他们就加快了撤离的速度。最后,纪念碑北侧有少数学生不愿外撤,部队只好强行将他们驱赶出去。

顾本喜谈到:在装甲车开过来之前,指战员们已经按戒严部队指挥部的要求,一个个帐篷察看过里面是否有人。他亲自检查过一些帐篷,看见一位战友在一座帐篷里清出一个约莫30来岁的瘸子,还给了他一根棍子让赶快拄着离开。在另一座帐篷里,有一个女学生被吓昏了,战士们把她抬了出去。因为一个个帐篷都仔细检查过,装甲车开来时里面绝对没有人。

季政委、顾中校指出,在天安门广场清场中,能够做到学生“和平撤离”,是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正确决策,是戒严部队正确执行政策的结果。他们说,当部队执行清场抵近纪念碑时,一些学生缺乏理智,仍在高呼反动口号,谩骂部队,甚至向指战员们扔石块、砸汽水瓶。如果不是部队采取克制态度,要求指战员坚决执行命令,流血死人就难以避免。


八九文件

Monday, September 14, 2015

八九一日:1989年9月14日,海南省省长梁湘被撤职

1989年9月14日,中国政府对外公布撤销梁湘中共海南省委副书记、省委常委委员和海南省省长职务,并指出梁湘在海南工作期间犯有严重的以权谋私错误,将进行审查。

梁湘自1980年代初便担任深圳市的领导职务,主导了该特区的建立和改革试点。1988年他又主持了海南建省并成为海南省第一任省长。


八九一日

Saturday, September 5, 2015

八九一日:1989年9月1日,李鹏接受《费加罗报》采访

1989年9月1日,李鹏总理会见法国《费加罗报》编辑委员会主席阿兰·佩雷菲特,回答各方面的问题。他援引侯德健在香港发表的亲身经历重申天安门广场清场过程中没有死人,“天安门的真相被扭曲了”。


八九一日

八九文件:北京市清查领导小组《关于对在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期间参加非法游行等问题的若干处理意见》

北京市清查领导小组
关于对在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期间参加非法游行等问题的若干处理意见

(1989年9月5日)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1989〕3号文件,进一步推动内部清理工作的深入开展,达到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是非,教育团结大多数,把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期间发生的重点问题,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和要害部门的问题彻底查清的目的;本着对一般参加者从宽,对指挥、策划、组织者从严,对一般党员从宽,对党员干部特別是党员领导干部从严,对认错态度好的从宽,对顽固坚持错误的从严,对基层单位从宽,对党政领导机关特別是要害部门从严,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令之前从宽,实施戒严令之后从严的原则;考虑到当时的复杂背景,区别参加活动的时刻、情节以及造成的后果,提出以下处理意见。

一、关于参加非法游行问题

1. 1989年5月20日前组织的非法游行,其横幅,标语、口号等没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和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内容,没有造成重大影响的,批准者、策划者和组织者要做出检查,情节严重的,给予处分。对参加这类游行的副处长(含副处长,下同)以上干部要进行批评教育,个人要做出书面检查;一般党员、群众要通过学习教育,提高认识,不再作为问题提出。

2. 5月20日前组织的非法游行,其横幅、标语、口号等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和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内容的或造成重大影响的,批准者、策划者和组织者要给予处分。对参加这类游行的副处长以上干部,应视情节轻重,认错态度好坏,给予或免予处分;对一般党员,要进行批评教育,本人要做出书面检查,认错态度好的,不予处分,一般群众要通过学习教育,提高认识,不再作为问题提出。

3. 5月20日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后组织的非法游行,批准者、策划者和组织者以及参加这类游行的副处长以上干部要给予处分。对参加这类游行的党员,应视情节轻重,认错态度好坏,给予或免予处分;一般群众经过批评教育,本人做出检查,认错态度好的,不予处分。

二、关于与动乱、暴乱有关的捐款、捐物问题

1. 个人向非法组织或参与动乱、暴乱的人员捐款、捐物的,主要是通过学习教育,提高认识,不再作为问题提出。副处长以上干部或在较大范围募捐的组织者,要做出检查。个别情节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要给予处分。

2. 单位领导批准或同意将公款、公物捐送红十字会的,要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其中数额巨大并造成恶劣影响的,对决定者要给予处分。

3. 将公款、公物捐送非法组织或参与动乱、暴乱的人员的,必须追究决定者、批准者的责任,除做出书面检查并如数退赔外,情节严重的,给予处分。对其他参与者,是党员的,要做出检查,一般群众通过学习教育,提高认识,不再作为问題提出。

三、关于呼吁书、请愿书、公开信和大小字报问题

1. 通过正常组织程序向上级领导机关或领导人以写信等形式反映意见,内容有原则性错误的,组织者、起草者和参加签名的副处长以上干部,要做出书面检查。其他签名者,主要是通过学习教育,提高认识,不再作为问题提出。对在单位内的部门间串联组织签名者,通过学习教育,提高认识,本人做出书面检查,情节严重的,给予处分。

2. 呼吁书、请愿书、公开信的传播范围仅限于本单位内部,或者送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等未公开发表,没有在社会上造成影响的,内容属一般性错误的,其组织者、起草者和参加签名的副处长以上干部,要做出书面检查;其他签名者,要通过学习教育,提高认识,不再作为问题提出。内容有原则性错误的,对组织者、起草者和参加签名的副处长以上干部,根据情节轻重,认错态度好坏,给予或免予处分;其他参加签名者,是党员的,要做出检查,一般群众要通过学习教育,提高认识,不再作为问题提出。

3. 呼吁书、请愿书、公开信,在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在非法组织广播站广播、在报刊上登载和以传单的形式散发、张贴等,在社会上造成影响的,内容属一般性错误的,对组织者、起草者和参加签名的副处长以上干部,根据情节轻重,认错态度好坏,给予或免予处分;其他参加签名者,是党员的,要做出书面检查;一般群众要通过学习教育,提高认识,不再作为问题提出。内容有原則性错误的,对组织者、起草者和参加签名的副处长以上干部,应给子处分;对其他参加签名者,要根据情节轻重,认错态度好坏,给予或免予处分。

4. 大小字报内容属一般性错误的,对组织者、起草者和参加签名的副处长以上干部,根据情节轻重,认错态度好坏,给予或免予处分,其他参加签名者,是党员的,要做出检查;一般群众要通过学习教育,提高认识,不再作为问题提出。内容有原则性错误的,对组织者、起草者和参加签名的副处长以上干部,应给予处分;对其他参加签名者,要根据情节轻重,认错态度好坏,给予或免予处分。

四、其他问题

1. 对滥用领导机关职权,发起、指使下属单位举行非法游行、写呼吁书、公开信的,必须追究责任者,并根据情节轻重给予处分。 。

2. 5月20日后,党员散布反对党和政府制止动乱措施的言论,并造成一定影响的,要通过学习教育,提高认识,做出检查。其中情节严重的和副处长以上干部应给予处分。

3. 《中共中央、国务院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公布后,仍散布反对党和政府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措施,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言论,并造成一定影响的,党员和副处长以上干部应给予处分;一般群众要根据情节轻重,认错态度好坏,给予或免予处分。

4. 捏造事实,制造混乱,或阻挠、对抗清理工作的,应给予处分。

五、高等院校的处理办法由有关部门另行规定。

 
八九文件

Friday, September 4, 2015

八九一日:1989年9月4日,文化部长王蒙被免职

1989年9月4日,人大常委会决定免去王蒙的文化部部长职务,任命贺敬之为文化部副部长、代理部长。

王蒙是中国知名作家,在五十年代就因为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引起轰动并被划为右派。八十年代被平反后,他创作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小说,成为著名作家。1986年,王蒙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是当时政府走向开放、对知识分子包容的重要标志之一。

王蒙在部长职位上鲜有建树。1989年学生运动期间,王蒙完全没有露面,既没有参加知识界广泛的声援活动,也没有发表反对运动的言论。镇压之后,他也没有参加政府官员慰问戒严部队的活动,似乎一直患病,不在北京。

这天同时宣布被免职的还有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阮崇武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



八九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