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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December 28, 2009

八九人物: 刘晓波


1989年时,刘晓波是一位34岁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文学和哲学教授。他当时正在以其对中国传统和文化的犀利批评在精英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崭露头角。

那年春天学生运动开始爆发时,他正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讲学,那是他游历几个国家的一站。他觉得他没法再继续置身国外了,就买了一张回北京的飞机票。四月二十七日,他正在东京机场转机的时候听到了《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的发表,把这个新兴的运动定性为“动乱”。觉察到前方的危险,他犹豫了。但最后他还是上了飞机回到北京。

在那里,他成了同一学校里的学生领袖吾尔开希的亲近朋友和幕僚。在五月二十七日首都联席会议上还提议要推举吾尔开希成为正式的中国的瓦文莎式的“人民发言人”。这个提议令学生领袖封从德和柴玲极为愤怒,是导致当时一个撤退计划失败的重要因素。

后来,刘晓波在看到大多数著名知识分子在感到政府惩戒的来临时选择躲避和逃亡的做法极为不满。为了取得能够直接影响学生的资格,他发起了有周舵、高新和侯德健参与的“四君子”绝食,并发表“我们没有敌人”的绝食宣言。他们的绝食在六月二日,大屠杀的一天多以前开始。

在大屠杀的那个夜晚,刘晓波和“四君子”中其他人都与学生一起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底座上。在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主导了砸毁在他们中间发现的一挺机关枪的行动,避免了发生与军队互相射击血战的可能性。刘晓波那天晚上起初是不赞成撤离的,但在被四君子的其他人说服之后,他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协助说服学生遵循撤退的计划而和平安全地撤出广场。

大屠杀之后,他被逮捕并一时被官方认定为运动的“黑手”。但在被关押20个月以后,他在被免予判刑的情况下得以释放。他后来写了很多有关那段时间的自我剖析的文章,对自己在强权之下没有完全能够做到坚持原则而悔恨。

在失去其大学教授职位之后,刘晓波成为一个自由撰稿者,经常在海外中文报刊上发表他对时政的看法。他还竭力参与援助1989年的大屠杀的受害者的工作。1996年十月份,他因为公开批评政府而服刑三年。

2008年,他发起并起草了“零八宪章”,为人权和自由选举呼吁。这份文件迄今已获取8000多人签名。

2009年12月25日,刘晓波被以“煽动颠覆政府罪”判处11年徒刑。

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因为他“为中国人权长期和非暴力的斗争”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2017年7月13日,刘晓波在服刑期间因肝癌晚期被短暂保外就医后去世。终年61岁。



八九人物


Thursday, December 10, 2009

“零八宪章”签署人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

刘晓波即将因为发起“零八宪章”活动面临审判之际,宪章的一部分签署人发表公开信要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公开信说:“如果判决刘晓波先生有‘罪’,也等同于判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们只有和刘晓波先生同担刑罚。”

签署这封公开信的包括一些与1989年民主运动息息相关而至今仍在国内的名字:鲍彤、丁子霖、蒋培坤、陈子明、高瑜、周舵、马少方。

Wednesday, December 9, 2009

刘晓波可能会面临审判

因为“零八宪章”而在去年被隔离,并在今年六月份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的刘晓波已经一年没有能够公开露面了。英国卫报报道说他的案件终于被移交到检察院,似乎完成了案件侦查手续。下一步有可能就是审判和刑罚了。

有报道说刘晓波的律师已经获取北京市公安局的起诉意见书,其中表示“刘晓波伙同他人起草《零八宪章》罪行重大”。

Saturday, December 5, 2009

熊焱为纪念八九六四征文

熊焱是八九年来自北大的学生领袖之一。他的名字在《天安门对峙》一书中直到后来与李鹏见面时才出现,这是因为写作英文书时为了不在开头时就引入过多的中文名字给读者添加困难的考虑。实际上,熊焱是从北大筹委会一开始就参与、领导了运动。英文版书中描述了他当时的活动,但没有提及名字,这个在中文版中会修改补充。

熊焱在为即将到来的二十一周年征文纪念。下面是他的征文启事,从自由中国论坛得来:


寻找心灵的激动
《八九六四文集》征稿启示
熊焱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感动了当时全世界许多爱好自由民主的人士。在当时的自由世界里,电视机前的人们,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为中国青年学生和广大市民的勇气和精神深深感动。可以说,许多从前不了解中国的西方人士,通过媒体了解天安门运动,从而对中国人有全新的了解。 在中国大陆,在那有限的几天新闻报道中,各省市的父老乡亲们都知道了自己的孩子们在北京游行示威,争最基本的权利自由和尊严。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曾感动全世界,全中国。虽然以中共六四大屠杀结束,但八九民运精神不死。

一场感动过全世界的历史大事件,今天回想起来心中仍隐然激动。可是二十年过去了,时间公正而又善良地把历史的秘密悄悄掩藏,为将来的良善提供机会。那被掩藏起来的东西需要细心去寻找,细心寻找也是构成生活意义的一部分。

我曾经见证过这样感人的事迹。在过去将近十七年的时间里,我有好几次碰到使我激动不已的事情。这些事发生在我生活的美国。几年前,我去军队的医院看牙科,一位大约和我年纪相当的牙科医生在和我闲聊中得知我来自北京,就问起一九八九天安门的事,当他得知我是参与者后,竟变得很激动。他对我说,他当年曾经深深地被北京的学生所感动,那时他正是医学院的学生,五十多天守在电视机前,留下很多眼泪,还写了许多诗篇。一个美国人,现在已是成名的医生,还记得当年的天 安门运动,还记得和保存自己为天安门写的诗篇,我被他感动,他被一九八九年天安门的学生和市民感动。更令我感慨的是这样的例子我遇到多次。

另一件事情发生在当时的北京学运期间。今天的年轻人也许不能知晓当时特殊的背景。我们在北京大学三角地的广播站,每夜都有言论自由的广播时间,那个自由,今天中国还没有。我最不能忘记的事情,像电影镜头历历在目。北大一些年长的老教授,在夜里,穿着深色的衣服,带着眼镜,悄悄地躲在树下,听三角地的广播,他们的眼泪也悄悄地流下来。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就上前去与一位老教授攀谈,当他认出我来后,就伸出手来与我相握,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因为在那个场合为老教授的处境我们不能说话,在那个心领神会的环境,我们不要说话。但我们双手 紧紧地握住,一次又一次的紧紧握住,用劲地握。一切都在不言中。

那是我终生不能忘记的场面。虽然现在中国的面貌和气氛已变,但存在中国人心中的梦想依旧一样。中国人的梦想无不希望结束一党专制,希望出现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

这样的事例无可计数。一件感动过全世界的历史大事,一定留下许多动人的事迹,八九精神依然存于人心之中,存于历史深处。

正是本着追寻历史原貌寻回八九六四精神的宗旨, 今天我们着手征集编辑《八九六四文集》。我们知道有关天安门八九六四事件的文章众多,作品浩繁,不是几百页或几十个作者可能陈述得完的。此次《八九六四文 集》第一卷主旨在于收集催萌当年感人历史、记录当年感人事件与人物和作品。如果可能,我们希望今后有机会从不同角度编出第二卷第三卷记载、剖析与发掘当年八九六四事件的《八九六四文集》,让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历史风貌能以文章的形式得到一次较全面的记载和整理。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心灵的激动!

此次活动投稿信箱为:xiongyan8964@gmail.com wuhan1010@hotmail.com,诚挚欢迎赐稿!

本书预定在2010年纪念六四事件21周年前出版。

作品特设一等奖一名,奖金 $1000.00 二等奖一名,奖金 $ 500 三等奖 二名,奖金各 $ 300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日

Xiong Yan

Sunday, November 15, 2009

八九人物: 李洁明(James R. Lilley)



1989年初,就在学生运动的暗流在不知不觉地汹涌之时,李洁明(James R. Lilley)受命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接替离任的洛德(Winston Lord)。李洁明出生于中国山东省,先前在北京担任过中央情报局在当地的负责人,与当时担任北京联络处主任的布什(George H. W. Bush)关系密切。担任大使以前,他还担任过美国驻台湾办事处主任,相当于那里的大使。不过在北京,他与当地人民的接触,尤其是与知识分子圈子的关系,远远比不上他的前任洛德。

在1989年学运期间,李洁明每天都为当时的布什总统提供详尽、具体的报告。这些报告的准确性和影响却并不为人所知。李洁明本人是否在运动中有何表现也还不清楚。

大屠杀之后,李洁明的确有过比较为人所知的动作。他的大使馆为著名的中国异议分子方励之提供了一年多的庇护场所,他为方励之的安全和自由采取了非常强硬的立场。然而,他也同时促成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在屠杀后不久就秘密访问北京,与邓小平举杯言欢。

李洁明后来在谈判中成功地让方励之离开北京前往美国。他为方励之一踏上美国土地就发言批评布什政府的行为所震惊,后来一直未能原谅方励之。方励之本人也因此失去了他在美国政界的信誉和影响力。

李洁明于2009年11月12日病逝,享年81岁。


八九人物


Saturday, November 14, 2009

冯正虎在日本上演《幸福终点站》

2004年的美国电影《The Terminal》在中国被翻译成《幸福终点站》。在那部电影里,汤姆·汉克斯的角色是一个东欧的移民,他在抵达纽约飞机场时他的祖国“不见”了,以至于他被滞留在机场中的国际无人区。

一位名叫冯正虎的中国异议人士目前正在日本的成田机场上演一场类似的场景。冯正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那个国家自然没有失踪,也没有遭受战乱或灾害的困挠。但那个国家实质上抛弃了冯正虎,就像她同样抛弃了许多流浪国外但保持有中国公民身份的异议人士一样。这些异议人士在多年来一直被拒之于国门之外。当他们试图回国时,他们往往还没能到达中国海关就被强行遣返。

冯正虎不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异议人士。他在今年四月份从上海到日本访问,不期发现自己再也没法回答自己的国家。在今年六月和七月间,他先后七次搭乘不同的国际航空公司飞机回国,每次都被强行押上返回日本的航班。

他最近一次的努力是十来天以前,他得到了同样的待遇。但这一次,他在被强行送回日本时宣布放弃自己的日本签证,拒绝进入日本国境。这样,就像汤姆·汉克斯的角色一样,他被滞留在成田机场的国际无人区。

在最初的几天里,他被机场人员漠视,承受了与那个电影里所描述的同样困难,需要很艰难地为自己寻找食物和照顾自己。他的朋友们发起了一场国际紧急救援活动,遣送旅客搭乘去那个机场的国际航班为他传递食物和其它生活必需品。

冯正虎的处境现在正逐渐广为人知,他的生活处境也因为众人的帮助而稍有改善。但显然,成田机场不会是他的“幸福终点站”。这个危机如何解决,大家仍然拭目以待。

Thursday, October 15, 2009

胡平谈《论言论自由》的写作

胡平在1970年代写就,至1980年代才通过民主墙和北大竞选等民间渠道发表的《论言论自由》是中国那个时期民主运动中的一篇重要文献。这在《天安门对峙》中做过一些介绍,看这里这里

《论言论自由》最近被人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胡平为此写了一篇序言描述他当初写作这篇论文的历程。文中回忆该文是在1970年开始写作,1975年完成第一稿,1978年完成第四稿,其间试图通过大字报、油印散发等方式传播均未成功,直到1979年的民主墙。胡平在回顾当时的想法时写道:
我对我这篇《论言论自由》文章可能产生的影响抱很大的期望。我认为,中国正处在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时机。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全面地、准确地、透彻地阐明言 论自由原则,一般民众最容易理解、最容易接受。它很可能在一部分当权者中也引起共鸣;即便是那些不喜欢自由民主的当权者,在当时那种形势下也不好公开出来 反对。我希望我这篇文章能使那些追求自由民主的人都意识到,现在正是鼓吹和宣扬言论自由的最好时机。如果我们都把阐述言论自由放在第一位,我们就可能使言 论自由问题成为舆论的热点话题。一旦言论自由原则深入人心,整个形势就会很不一样了。在历史上的某些时刻,思想可以发挥巨大的力量,它好比分水岭上的一块 石头,可以决定河流是注入太平洋还是注入大西洋。

应该说,《论言论自由》这篇文章还是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不少读到这篇文章的人,包括 一些民主墙的朋友和一些党内高层知识分子都对这篇文章很称赞。而且,正象我原先估计的那样,也没有哪个中共领导人对这篇文章表示反对。那时,有些中共领导 人在内部讲话里已经对民主墙运动中的某些口号和文章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并且还抓了一些人;但是他们都没有提到我这篇《论言论自由》。然而,让 我深感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引起的反响远远低于我的预期。讲言论自由问题的人还是太少了。言论自由问题没能成为当时舆论的焦点。我感到,一个宝贵的历史机会 正在失去。
一年以后,《论言论自由》在北大竞选中赢得极大的反响:
我贴出我的《竞选宣言》。在《竞选宣言》里,我强调,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国,县区级人民代表选举本身的意义很小,“但是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赋予这场选 举更丰富的内容、更鲜明的色彩和更深远的意义。它可以成为一次真正的民主训练,一次正式的民意考查,一座青年一代的公开论坛,一场伟大进军的光荣开端”。 这是一次用自己的力量推动历史前进的美好机会。“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抓住事物的根本。一个是竞选这种形式,一个是言论出版自由,有了这两个眼,民主这盘棋 就全活了”。

来自好几个系的几十个同学热情地为我助选,他们把我那篇六万多字的《论言论自由》长文抄成大字报贴在墙上,并且油印成 200份小册子,全校每一个班发了两份。在我的竞选演说与答辩会上,只有800 个座位的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挤进了1,600多人,连主席台上也挤满了人,只给我留下不到一平方米的空间。我的竞选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最后我以最高票 当选为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学生选区的人民代表。

《论言论自由》一文在民主墙时期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让我感到非常遗憾。这次,借助于竞选活动,这篇文章得到了热烈的支持和传播,自然让我感到很欣慰。不过,我并不感到特别乐观,因为现在的形势已经和民主墙时期不一样了。

北 京大学的选举在中共上层引起震动。这时的中共上层已经决意重新加强对思想言论的控制。他们对我这样的人和《论言论自由》这样的主张能够赢得北大学生的热烈 支持而深感不满。但是正象我预先估计的那样,他们也无法公开地对我打压。据说,当时的中共意识形态主管、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认真读了我的《论言论自由》后 承认:这篇文章“无懈可击。”于是,他们就对我采取了“冷处理”,在我毕业后两年之久不分配我工作。1981年夏,我顺利通过硕士论文答辩,但是直到 1983年夏天,我才获得一份正式工作,在北京出版社做编辑。一年半后,我的处境好转,转到北京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论言论自由》后来还在1986年在武汉《青年论坛》杂志出版,当时该杂志由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主持,王军涛那个时候也正在武汉活跃。

八九人物: 方政



方政是参与了1989学生运动的几十万学生中极普通的一员。如果不是因为1989年6月4日凌晨的那可怕的几秒钟,可能没有人会注意到他。

在那个致命的早晨,方政正随着从天安门广场上撤下来的学生队伍走在回校园的路上,他处在队伍的尾端。在六部口,他们横穿过长安街在路北边沿着宽敞的自行车道向西行进。他遇上了一位同是北京体育学院的女同学,于是走在一起。他一直试图安慰已经吓坏了的女同学。就在那时他们听到冲过来的坦克的轰隆声。他回头只看到几辆坦克从后面压过来,一边还在发射催泪弹。现场顿时一片混乱,在浓厚的催泪烟雾中,那位女同学晕倒了。方政竭尽全力把她推向被一排铁栏杆隔开的人行道。就在他最后使劲一下把女同学推上栏杆时,他已经没有时间脱身了。他当时最后的记忆就是他的双腿都被卷进了坦克的履带之下,与他的身体分离了。

方政被救活了。他救下的那位女同学因为官方的压力不敢为他受伤的原因做证明。方政被学校开除,不得不自谋出路。

1992年,方政在全国残疾人运动会上获得铁饼和标枪金牌。但他参加残疾人奥运会的梦想因为政治原因被粉碎。他的故事当时为英国《独立报》报道

方政一家今年初终于获准来到美国。他在天安门运动的朋友们和善良的美国人的帮助下开始得到应有的治疗,并装上智能假肢。

10月7日,方政第一次与他在患难中相识的妻子共舞。


补充:2011年2月14日:方政自己开车了


八九人物



Monday, August 31, 2009

崔健在天安门演出的录音

在1989年天安门绝食的最后时期,很多著名人物都曾经到广场向绝食学生表达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劝说他们复食。没有人能够比得上崔健的影响力。他在广场上临时举行的演出会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场景,这在纪录片《天安门》和我的书《Standoff at Tiananmen》里都有着重的描写。

不过我从资料里一直没能查到崔健演出的确切日子。直到今天。

DANWEI今天报道说有一个当时的录音最近被放到了网上,在这里可以收听。在录音的开头,可以听见一个声音清楚地说“今天是绝食的第七天。。。”这说明演唱大概是在5月18日左右,也就是绝食终于因为戒严令而被叫停的前一天。

在这盘录音里,崔健修改了一些歌词的字句,以此向广场上的绝食学生致敬。有意思的是,这里面并没有他那著名的《一无所有》。

录音里还可以听到崔健对在绝食学生面前演奏激烈的摇滚乐很是不安。但他周围的人群则在一个劲地鼓励他演唱。背景中还可以听到有人试图让崔健停止,但前台的喊声更为强大。前面这些鼓噪起哄的人多半并不是参加绝食的人,绝食的学生那时候都已经被搬进了在场的公共汽车。

我曾经听到当时在场的绝食学生回忆说崔健的演出对他们已经十分衰弱的心脏和身体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在录音的背景里还可以听到救护车的警笛声。

Thursday, August 20, 2009

八九图片:北大学生冒雨游行



1989年4月20日,北大学生冒雨游行抗议当天凌晨在新华门发生的警察暴力事件。

八九图片: 《七条要求》


由北大学生主导提出的《七条要求》是八九学运第一份请愿书。与当时的很多文件一样,它有好几个不同的版本,但内容大同小异。

八九图片: 人民大会堂的静坐


1989年4月18日,李进进在向人民大会堂台阶上静坐的人群讲话。背景是写有“中国魂”的大标语,上面还有《七条要求》的请愿书。

Saturday, July 4, 2009

中文书评

这个文件将持续收集对《天安门对峙》一书的中文书评。

田野:实在值得一读并珍藏一本

田野是一个在新语丝网站中活跃的作者,下面是他为这本书英文版写的书评,最初发表在新语丝读书论坛和新语丝博客站

Standoff at Tiananmen》 这本书早就读了,eddie上次点名让我写书评。其实写是写了,他不知道是我这个一上新语丝论坛就跟他抡圆了大掐其架的ID而已。也不算什么正式书评,只 是些随想。考虑到读书论坛也不能只掐架,偶尔谈谈读书做个调剂还是说的过去的,于是稍微修改后发在这里跟大家交流一下:

书写的确实好,读后很有收获,澄清了许多以前的想当然。佩服作者对史料裁剪取舍的驾驭能力,很复杂的一个历史事件,处理的井井有条,从容不迫,有枝说枝, 有叶说叶,但读来一点也不枯燥。切入角度大开大合,游刃有余,主线条依然清晰可索,扣人心弦。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和他们在事件中的作用,往往寥寥数笔就交 代的清清楚楚。

事实部分没有什么发言权,相信都是有详实的资料作依据的(书后附有20多部包括主要当事人回忆录的文献资料)。作者基本没用” 官方资料”(指原政府官员的回忆录之类),担心其准确性。这不是没有道理,但其实所有一手资料,包括所有当事人的回忆录,又何尝没有类似的问题呢?谁知道 他/她心里当时真正是怎么想和做的,又或有没有选择性的遗忘和把想当然作为事实,甚至不诚实的情况? (就象吾尔开希说他在北师大宣布学自联的成立那样) 那个真正的历史我们也许永远无法100%达到。史家所能做的,无非是尽量占有资料希望发现互相印证,或互相矛盾的证据,以尽可能接近她而已。

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有价值,但有人可能认为是缺憾的地方,是书中通过对事件的描述试图揭示群众运动的狂热、盲目、从众和偶然性的一面。这个跟许多从正面描述 群众运动的作品不同。不是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的冲突,而是从一个个历史人物的行为举止和言论及其相互关系铺垫事件发生的宿命。比如,我很容易得 到一种印象,如果不是柴玲在三角地声情并茂的演说,绝食可能不会有这样的规模;更如果李禄早一点找到柴玲,也许绝食就不会发生。还有后来在广场上,多少次 撤离的提议和决议,被”广场热”的影响融化,既是群众运动的狂热和非理智,也是当事人的一念之差所致。

也很欣赏点缀其中的歌词,从开头的”80年代的新一辈”,到结尾的”最后一枪”,无一不是恰到好处地烘托氛围,为全书增色不少。书中几乎没有写景,但唯一 的(?)一处,就是张伯笠和一批学生领袖五月底的一个下午在未名湖边度过的那一个小时。那种悠扬凄美,血色黄昏,生活的宁静和安详,与即将开始的血腥和危 险形成强烈的对比,摄人心魄,显示了娴熟的以景托情的掌控水平。表明理科生也可以具有高超的“煽情”功夫:-)

再就是英文。作为母语非英语的作者,难得的文笔流畅,遣词造句地道,丝毫不留常见的中式英语痕迹,可见功力深厚。有人说可作为学英文的材料来读,此言不虚。

因此向还没有买书的网友大力推荐,实在值得一读并珍藏一本。

刘刚:把那场运动再现一回

刘刚是《天安门对峙》中的主要角色之一,也是作者在北大物理系研究生时的同学。下面是他为这本书英文版写的介绍,最初发表在“独立评论”网站:

自从坐了几年监狱后,我就懒得读书,更不愿读有关六四,特别是那些提到了我的书,也很少有书能让我从头到尾读完,就连那本关于天安门的“Black Hand”及《回顾和反思》,我都不曾读过。但 Cheng E的新作,"Standoff At Tiananmen",我一接到初稿,竟然一口气就读完了,令我自己都感到吃惊。

我能够将这本书读完,不仅仅因为作者曾经是我的师弟加学长,更主要的是这本书文字流畅,故事生动,读着这本书,仿佛又让我身临其境,带我又重新回到二十年前的天安门广场。

说作者是我的师弟,那是因为我们同是北大84级物理系研究生,又是同师同门,而且我年长几岁,我们曾同修同样的课程,长期结伴去导师家挨批受训,遇到导师发火时,他是我的挡箭牌,谁让他是班长,又是嫡系呢。

说Cheng E是我的学长,那不仅是因为他比我早四年进北大,是我的班长,更因为他比我更早地投入北大的校园民主运动。在1984年年底,当他们那些老北大带领84级 研究生去校长办公楼示威,要求将我们的宿舍从校园外的蔚秀园搬进北大校园时,我还在三教的通宵教室里刻苦攻读群论场论。1985年,中国最有影响的民主运 动应该是发生在北大的纪念九一八活动。作者Cheng E是那次运动的三位主要发起者之一。当他同我班的另两位同学在三角地用真名贴出他们的第一张大字报时,我还在睡大觉。当我知道了他们是要纪念九一八时,我 还在嘲讽他们是在助长狭隘爱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盲目反日排外。后来,我才认识到他们这是在声东击西,打着红旗反红旗,醉翁之意不在酒,终极目的是在 煽动群众示威游行,我才开始给他们敲敲边鼓,那也不过就是去北京电报局给全国各地高校打电话,号称是通电全国,或者是在三角地贴一些小字报,但从来没有象 他们那样亮出真名。也是从那次纪念九一八活动,我才学会在中国搞民主示威的第一计第一枪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自那以后,我对此计是屡试屡爽。

我 们物理系84级研究生共有39人。到了86年,有一半的人通过考托福考GRE出国留学,这包括Cheng E及另两位九一八活动的发起者。北大兴起了考托福出国热。我突然感觉到出现了巨大的真空,我们的宿舍一下子从四人减到了两人,三角地的大字报骤然减半,人 们渴望示威游行的激情突然降到了绝对零度。Cheng E那批人走了,我感觉到北大一夜之间就变成了邻门的清华分校。我面临着是走还是留下的两难选择。我最终选择了留下,我留下是因为我那时总是摆脱不掉一个梦 幻:如果我的十亿同胞都这样潇洒地离开了中国,不带走一草一木,那终有一天,这九百六十万江山不就是我的了吗?如果象Cheng E那样的优秀人才都这样挥挥手告别中国,我在这里不就是鹤立鸡群了吗?有道是山中无老虎,老鼠也能称大王。就是这种摆脱不掉的幻想,使得我渐渐滋长了一览 众山小的傲气,舍我其谁的豪迈,誓把皇帝拉下马的决心,天不怕地不怕的狂胆。从此,我感到我在北大越来越有空间,我们物理系的八九个房间,我轮流着住,宿 舍,活动室,会客室,应有尽有。我在北大也越来越有人脉,他们在北京各地的饭们也都被我收编了,常来拜访他们的人,多半都投到了我门下。那些人也不得不改 换门庭,他们敲开物理系的哪个门,最终都得找到我。

我敢说,如果在1985年中共政权就发布一个二十一人的通缉令,我肯定落榜,而我的师 弟Cheng E一定是榜上有名。后来我就常想,如果Cheng E那帮人不出国,如果在八九年时他们还在北京,在八九年发布的21人通缉令中,我很有可能就会又一次名落孙山,逃过那一劫。毕竟有他们那么些人比我出头, 共产党抓个三年两年也轮不到我。

我相信,Cheng E在这些年里一定常常后悔,后悔他没有象我一样地在北大再多呆几年,错过了八九年那场千载难逢的机会。正是带着这种遗憾,他才下决心用笔把那场运动再现一 回,为了让他自己也经历一次那激情岁月,也为了让所有的人都永远铭记那一年,铭记天安门广场上所发生的一切。

Tuesday, June 23, 2009

刘晓波被正式逮捕

新华社报道说北京市公安局已经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刘晓波。刘晓波教授因为领导零八宪章活动于去年12月已经被隔离,至今半年多处于失去自由状态。

在1989年,刘晓波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四月份从美国回国参与当时的学生运动并在后期发动四君子绝食。

Wednesday, June 17, 2009

天安门对峙:目录

第一章: 新一辈

在1980年代初期,新一代的学生在不需要经历他们的兄长们不幸的生活磨练的情况下进入大学校园。但还是那些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动乱的老一代给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展现了校园生活的另一面。胡平、王军涛和陈子明深深的投入当时“民主墙”和1980年的校园竞选等草根运动。

第二章: 自由化

在整个1980年代,邓小平的改革带来了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在诸如方励之教授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影响下,新一代的大学生们开始找到了他们自己的声音。1986年秋天,一场运动的热潮在上海达到顶点,那里的抗议游行使得城市瘫痪。

第三章: 民主沙龙

北京的大学生们在1987年的元旦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几十个学生被警察拘捕但随后在学生们的压力之下释放。总书记胡耀邦因为拒绝镇压学生运动而被罢免。在方励之被开除出党之后,刘刚在北大组织了一场竞选使得方励之的妻子李淑贤当选为地方人大代表。在1988年春,刘刚组织起“民主沙龙”并与更年轻的学生如王丹和沈彤建立联系。

第四章: 追悼会

胡耀邦的意外辞世引起了新的一场学生运动。成千上万的学生大胆地在天安门广场守候一整夜而得以成为胡耀邦追悼会的一部分。当三个学生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演出一场跪谏的仪式时,激动的学生们发现他们和他们自己的政府不在同一边。

第五章: 高自联

就在学生们积极组织自己的独立学生会时,刘刚召集了一个隐秘的会议并成立了高自联。王丹没有参加会议。吾尔开希以微弱票差没能成为这个组织的第一个主席。但他们两人很快将成为这个组织的公共形象。

第六章: 游行

学生们对于他们的行动会被政府认可为爱国的善意行为的希望被一个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彻底打破。在巨大的压力下,高自联的主席在最后关头取消了计划中的抗议游行。但在一片混乱中,当时最大的示威游行仍然爆发了。4月27日,50万学生冲破警察的层层封锁线而走上北京街头。

第七章: 绝食

就在政府官员们和各界群众展开对话的同时,学生们却被抛在一旁。失去耐心的王丹、吾尔开希和柴玲发动了绝食。柴玲通过她充满感情的演讲成为这场运动的一个新领袖。

第八章: 对话

资深的政府官员阎明复主动邀请学生领袖商讨解决危机的途径。一场阎明复和学生对话团的正式对话在艰苦的氛围中展开。当绝食学生发现事先允诺的直播计划没有实现时,他们冲进会场打断了对话。

第九章: 冲突

作为化解危机的最后努力,李鹏总理出乎意料地接见了部分学生领袖。激动中的吾尔开希抢占了主导地位,把这场见面会变成对李鹏的公开嘲弄。赵紫阳总书记在天安门广场含泪露面,随后便从公开场合永远消失。

第十章: 戒严

灾难迫在眉睫。学生们终于在戒严令发布的两小时前结束了绝食。令人震惊的是,执行戒严令的军队在城市郊区被市民堵截。学生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公开号召李鹏政府垮台。

第十一章: 对峙

戒严令下的天安门广场成为一个既是公众自由论坛又是情绪化的学生“疯人院”的所在。对峙的局面成为领袖们的一个沉重负担。王军涛试图重新组织起已经松散分化的领导层,但他的努力在一个撤退计划被李禄和柴玲否决之后失败了。

第十二章: 屠杀

1989年6月3日晚上,成千上万携带冲锋枪的士兵跟随着坦克和装甲车从三个方向杀进了这个历史悠久的古都。在众多的伤亡和混乱中,知识分子和学生领袖组织了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的上千学生和平撤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