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April 3, 2012

八九人物:金培力(Phillip J. Cunningham)



金培力(Phillip Cunningham)喜欢说自己在1989年的中国是介于“内宾”和“外宾”之间的特殊角色。那年他居住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一所既不属于本土学生又不是外国留学生的宿舍楼里,但并不是该校的学生或职员。那时他名义上是美国密执安大学攻读中国现代史的研究生,却已经在中国游荡了好多年并没有做什么论文研究工作。他的小传说他“自1983年起便在中国四处打工,刚开始做旅游向导、翻译和长江上的游轮向导。后来又成为教师、媒体研究员和新闻界自由撰稿人”。

在那六年里,他熟悉了在中国生存的种种,可以说流利的汉语。(他另外还能说法语、日语和泰语,当然还有英语。)他在中国的经历也不那么寻常——他曾经“两次由于从事与外宾身份不符的活动(打擦边球、小事上违反规定)被拘留,并因此在公安局有了厚重的档案记录。”1987年春节时,他在北师大联欢会上表演了一曲摇滚风格的“东方红”,大受学生欢迎但在转播中被删除。

对八九民运历史感兴趣的人会知道金培力将作为帮助柴玲制作了那个“最后的话”录像的美国青年而永载史册。该录像带已经引发了大量的争议,成为人们窥视运动的最重要领导人之一当时的内在心理的一份重要历史记录。

1989年4月学运兴起时,金培力正在伦敦参与一项关于摇滚歌星崔健和刘源在王家阿尔伯特音乐厅首演的纪录片制作。回到北京后,他很快在其中国朋友的鼓动下参与了5月4日和10日两次游行,尽管他自己态度上很勉强。很快,他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聘请,以每天100美元的酬劳为他们在报道中苏高峰会议过程中提供向导和翻译服务。他对自己作为学运同情者和作为记者时必须保持的中立立场之间的矛盾一直困惑不安。当绝食学生在北师大聚集准备向天安门广场进发时,他正好带着BBC的记者来到那里,记录下历史性的瞬间。

正是作为BBC报道组的一员使他在5月底因为一个偶然机会见到正在私下准备自己逃离广场的学生总指挥柴玲。金培力的回忆录中说柴玲见面伊始就向他打听英国使馆决定给学生领袖提供庇护的流言的可信度并告诉他自己准备离开北京。

1989年5月26日,金培力与柴玲在天安门广场。

第二天一早,柴玲心情慌乱地来到北京饭店找金培力请求帮忙。他们与另一位学生和香港记者梁淑英一道开车到金培力的一位外国朋友家里为柴玲制作了那个录像。那天在车里,柴玲还专门给金培力写了一张字条,授权他作为自己的发言人。虽然此时金培力还在为BBC工作,他觉得该录像带内容过于重要,不应该由一家媒体独享。于是他们一起联系了在京的多家西方媒体但只有美国广播公司(ABC)有兴趣播放。(ABC后来也没能及时播放该录像带,因此录像带内容是在大屠杀之后才在香港首度问世。)

1989年5月28日,金培力与柴玲录制“最后的话”后在车里。

柴玲后来自己改了主意,并没有离开北京而是在天安门广场坚持到最后时刻。而6月3日夜晚,就在军队杀进广场之际,金培力也正在金水桥附近的长安街上协助BBC的记者组。他们在头两辆坦克高速冲进广场时试图拍摄那惊险混乱的场面。金培力竟不由自主地加入到“暴民”群里协助拆除栏杆搭建路障。他还在激情之下向坦克投掷了一块石头。稍后不久,他亲眼目睹了一群学生掩护从燃烧的坦克中爬出来的士兵的场面。但很快他和BBC记者们不得不撤回到他自己在北京饭店里租的房间。整个晚上,他们轮流守候在阳台上,但无法看到下面广场上发生的事件。

1989年之后,金培力在香港和日本从事了多年媒体工作。他后来还几次访问中国,发现那已经是一个与1989年是完全不同的国度。1999年,他以《伸向天空》的书名首次出版了自己1989年经历的回忆录。十年后,他将该书大幅度修改完善后以《天安门的月亮》书名再度出版。

金培力现在有自己的博客:Frontier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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