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18日——胡耀邦去世三天之后——李进进发现自己正与一大群年轻学生一起坐在人民大会堂门外的台阶上,试图向自己的政府请愿。他内心很激动,但并没有准备自己站出来。
那时,李进进是北大法律系的博士研究生。与当时大多数学生不同的是,他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社会经验。
1955年出生的李进进是在文革时期长大的,没有受到正规的中小学教育。15岁时,他就加入了解放军(一位招兵干部帮他改了年龄),6年后复员成为家乡武汉市的一名警察。当时正好赶上文革后恢复高考,他便作为几十万考生之一在1978年成为湖北省一所高校的法律系大学生。那时他23岁。
大学毕业后他于1982年来到北京大学读研究生,并于1985年硕士毕业。在武汉教了两年书后,他在1987年再度回到北大攻读博士。这时他开始活跃,通过竞选成为北大研究生会主席。但很快他因为一些公开言论和组织讲座遭到麻烦。就在1989年初,研究生会在没通知他本人的情况下开会改选,他便不再担任其任何职务。
在多人劝说下,李进进决定远离是非,专心自己的学问。然而,那却是1989年的春天,他在人民大会堂前看到了那场正在失去组织和秩序的静坐抗议。于是他还是站出来充当起学生领袖的角色。他主导了那场静坐后期的活动并取得成功:他们公开地、和平地把学生的“北大七条”请愿书正式递交给三位人民代表。后来他很快地离开了现场。但那里聚集的人群并没有散去,却游行到新华门抗议,导致后来那里与武装警察的肢体冲突。
那几乎成为他在那场运动中唯一的出现——在那之后他立即消失了。五月初,他甚至一度离开北京回到武汉的家里以减除家人对他卷入运动的担忧。一直到5月18日他才又回到了运动之中,那时绝食已经开始,镇压的危险正在迫近。而这一次他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1989年5月18日那一天李进进在北京的街头巡回演讲。当晚,他碰巧遇到几个正在准备组建独立工会的工人。他随即自荐成为这个萌芽中的工自联实际上的法律顾问。他与韩东方、周勇军等人一起创立了这个组织并草拟了其大量文件和声明。
5月31日,当工自联的几名成员在镇压来临之际被捕时,李进进和韩东方带领一大群工人和学生在北京市公安局门前又一次进行了一场静坐。他们成功地赢得了其被捕成员的释放。
有意思的是,李进进然后就在6月2日离开天安门广场,回到北大参加其博士学位资格考试。就在6月3日那天上午,他通过了考试,然后花了一整天准备向政府部门正式登记工自联的文件。不久,屠杀的消息便摧毁了他的计划。他那天晚上试图回到广场,但没能通过木樨地——当晚最血腥的战场。
大屠杀之后,李进进离开北京回到了武汉。6月10日他在家里被捕。1991年4月24日,他被免予起诉而释放。后来他于1993年来到美国,获得美国法学学位。现在他在纽约州居住,从事律师工作,并在海外民运中相当活跃。
2011年,李进进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记下其在八九民运中的经历以及后来狱中的思想和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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