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把那场运动再现一回

刘刚是《天安门对峙》中的主要角色之一，也是作者在北大物理系研究生时的同学。下面是他为这本书英文版写的介绍，最初发表在“独立评论”网站：

自从坐了几年监狱后，我就懒得读书，更不愿读有关六四，特别是那些提到了我的书，也很少有书能让我从头到尾读完，就连那本关于天安门的“Black Hand”及《回顾和反思》，我都不曾读过。但 Cheng E的新作，"Standoff At Tiananmen"，我一接到初稿，竟然一口气就读完了，令我自己都感到吃惊。

我能够将这本书读完，不仅仅因为作者曾经是我的师弟加学长，更主要的是这本书文字流畅，故事生动，读着这本书，仿佛又让我身临其境，带我又重新回到二十年前的天安门广场。

说作者是我的师弟，那是因为我们同是北大84级物理系研究生，又是同师同门，而且我年长几岁，我们曾同修同样的课程，长期结伴去导师家挨批受训，遇到导师发火时，他是我的挡箭牌，谁让他是班长，又是嫡系呢。

说Cheng E是我的学长，那不仅是因为他比我早四年进北大，是我的班长，更因为他比我更早地投入北大的校园民主运动。在1984年年底，当他们那些老北大带领84级 研究生去校长办公楼示威，要求将我们的宿舍从校园外的蔚秀园搬进北大校园时，我还在三教的通宵教室里刻苦攻读群论场论。1985年，中国最有影响的民主运 动应该是发生在北大的纪念九一八活动。作者Cheng E是那次运动的三位主要发起者之一。当他同我班的另两位同学在三角地用真名贴出他们的第一张大字报时，我还在睡大觉。当我知道了他们是要纪念九一八时，我 还在嘲讽他们是在助长狭隘爱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盲目反日排外。后来，我才认识到他们这是在声东击西，打着红旗反红旗，醉翁之意不在酒，终极目的是在 煽动群众示威游行，我才开始给他们敲敲边鼓，那也不过就是去北京电报局给全国各地高校打电话，号称是通电全国，或者是在三角地贴一些小字报，但从来没有象 他们那样亮出真名。也是从那次纪念九一八活动，我才学会在中国搞民主示威的第一计第一枪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自那以后，我对此计是屡试屡爽。

我 们物理系84级研究生共有39人。到了86年，有一半的人通过考托福考GRE出国留学，这包括Cheng E及另两位九一八活动的发起者。北大兴起了考托福出国热。我突然感觉到出现了巨大的真空，我们的宿舍一下子从四人减到了两人，三角地的大字报骤然减半，人 们渴望示威游行的激情突然降到了绝对零度。Cheng E那批人走了，我感觉到北大一夜之间就变成了邻门的清华分校。我面临着是走还是留下的两难选择。我最终选择了留下，我留下是因为我那时总是摆脱不掉一个梦 幻：如果我的十亿同胞都这样潇洒地离开了中国，不带走一草一木，那终有一天，这九百六十万江山不就是我的了吗？如果象Cheng E那样的优秀人才都这样挥挥手告别中国，我在这里不就是鹤立鸡群了吗？有道是山中无老虎，老鼠也能称大王。就是这种摆脱不掉的幻想，使得我渐渐滋长了一览 众山小的傲气，舍我其谁的豪迈，誓把皇帝拉下马的决心，天不怕地不怕的狂胆。从此，我感到我在北大越来越有空间，我们物理系的八九个房间，我轮流着住，宿 舍，活动室，会客室，应有尽有。我在北大也越来越有人脉，他们在北京各地的饭们也都被我收编了，常来拜访他们的人，多半都投到了我门下。那些人也不得不改 换门庭，他们敲开物理系的哪个门，最终都得找到我。

我敢说，如果在1985年中共政权就发布一个二十一人的通缉令，我肯定落榜，而我的师 弟Cheng E一定是榜上有名。后来我就常想，如果Cheng E那帮人不出国，如果在八九年时他们还在北京，在八九年发布的21人通缉令中，我很有可能就会又一次名落孙山，逃过那一劫。毕竟有他们那么些人比我出头， 共产党抓个三年两年也轮不到我。

我相信，Cheng E在这些年里一定常常后悔，后悔他没有象我一样地在北大再多呆几年，错过了八九年那场千载难逢的机会。正是带着这种遗憾，他才下决心用笔把那场运动再现一 回，为了让他自己也经历一次那激情岁月，也为了让所有的人都永远铭记那一年，铭记天安门广场上所发生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