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April 7, 2012

八九人物:方励之


方励之教授出生于1936年2月12日。在1940年代中期,年仅12岁的他就目睹了当时就读的北京四中的学生运动,并因此加入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1952年,他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毕业时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很快就在反右运动中遭受打击,被开除出党,下放到农村接受劳动改造。那时他年仅23岁。

正是在那个黑暗的时期方励之与他原来在北大的同学、同样也在反右中被开除党籍下放的李淑娴结了婚。他们俩在农村不同的地点务农,逐渐有了两个儿子。

文化大革命之后,方励之回到学界并在1980年代中期成为在安徽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的教授和副校长。他在那里开创了中国相对论天体和宇宙学的研究工作,其研究小组的工作或有国际名声。但他更为人所知的是在各个大学里发表宣扬自由、民主、人权概念的激情演讲,用他那时频繁出国的所见所闻引导学生认识西方的先进体系。演讲的录音带在大学宿舍里被广泛复制、传播。那时,他鼓励青年学生入党,“在内部改造这个党”。

1986年12月,科技大学的学生因为对当时选举安排的不满酝酿抗议活动。方励之教授参加了学生游行前夕的一个大型集会,发表演讲赞扬学生对民主的追求:“民主是要靠从下而上争取的,不是靠从上而下赐予的。”但他同时还是试图劝阻学生上街游行没有成功,科大学生游行到市中心的省政府抗议。

几个星期之内,学生运动的浪潮席卷了南方多个城市,最终在上海和北京引发大规模游行示威。方励之再度被开除出党,剥夺在科技大学的所有职位。他被调回北京,在北京天文台任研究员。

1988年,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刘刚在北京大学发起运动,成功地推选李淑娴成为当地人民代表,也是作为向方励之一个致敬。那年5月4日,方励之和李淑娴夫妇还作为嘉宾参加了刘刚在北大组织的“民主沙龙”的第一次聚会并发表演讲。

1988年5月4日,北大学生组织民主沙龙,方励之夫妇(左二、左四)出席。

1989年1月,方励之突然打破沉默,发表了一封致邓小平呼吁大赦包括魏京生在内的政治犯的公开信。该信得到了一系列由著名知识分子联署支持信件。2月份,他又写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失望和希望》的檄文,宣告中国4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失败。该文分别在《纽约书评》和香港的报刊中发表,并由王丹和沈彤以大字报方式在北大张贴。此时的方励之已经放弃他当初从内部改造共产党的想法:“过去,我总是鼓励大家入党,在党内搞改革。但现在我明白这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在体制外行动。我们必须使用一切办法推动改革。”

他的言论引起了广泛注意。也是那年2月,方励之和李淑娴受邀参加当时来访的布什总统在北京举办的国宴。他们在赴宴途中遭遇大群警察拦截,未能与会。


当八九学运由胡耀邦逝世引发之后,方励之为了避免给学运带来麻烦而没有直接露面。早期,他们夫妇私下里曾为刘刚、王丹等学生领袖做过指点,但屡次拒绝公开演讲。后来,他对学运的激进倾向很是不满:
一旦绝食开始后,运动就失去了控制。我就猜想政府会动用武力来结束。这些学生就是不懂。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长大的一代,从来没有看到过【共产】党大规模地杀人。这些学生喜欢《国际歌》里那句歌词:“这是最后的斗争”,可我对来我家里的每个人说这绝对不是那最后的斗争。他们觉得只要他们能把这场斗争坚持到底,他们就能够胜利。我不同意。

尽管如此,方励之和李淑娴还是被政府公开指为学运背后的“黑手”。5月31日,几个政府组织的小规模游行在北京郊区出现,那里“愤怒的农民”焚烧了方励之的模拟像

那时,方励之已经在他离开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发现被紧密跟踪。6月3日晚上,大屠杀开始后不久,他便通过其美国朋友林培瑞联系美国大使馆并在一番周折后获得进入使馆避祸。很快,政府发布的带有两人相片的通缉令便铺天盖地而来。


他们在美国使馆躲避了近一年,其间中美两国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外交对峙。方励之在使馆里仍然从事其科学研究,并发表了一篇以美国外交信箱为地址的学术论文。他们最终被允许离开中国,经由英国来到美国。

刚到美国,方励之便因为公开批评美国政府在中国人权问题上存在双重标准而失去白宫的信任,并很快从公共视野中消失。他后来在亚利桑那大学物理系获得教授席位,在那里继续他的物理学研究。

除了极少数采访谈话,方励之一直回避对八九民运的细致讨论。他在海外参加了几个民运活动,但基本上避免了那个圈子里的纠纷和内斗。最近几年来,他撰写了一系列对其人生和科学睿智、感人的回忆文章,但还是绝少提到1989年。

方励之教授于2012年4月6日在其亚利桑那州图桑市的家里逝世,终年76岁。他离开了妻子李淑娴和长子。(曾经伴随他们去美国大使馆避难的次子方哲已于2007年遭遇车祸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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