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March 31, 2010

天安门对峙中文连载: 第十二章(之十)

广场上的灯光就像它们熄灭一样突然地再度亮起。这时已是四点半。吴仁华再次环顾四周,在熄灯的半小时之中,相当多的人离开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外的广场上已经看不到一个平民的影子,纪念碑上的学生人数也骤减了一半。吴仁华估计大概还有五六千人坐在这里,一如既往地坚定。

从官方的高音喇叭里传来一个简明扼要的通告:
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
其后是一个更长的通告,命令所有人立即离开现场。这是最后的通牒了。

在远处,一队队端着自动冲锋枪的士兵像战场上进攻一样以蛇形队列通过帐篷城向纪念碑袭来。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停下了检查帐篷的内部。在他们后面,坦克和装甲车开动了引擎,一字排开地向广场内推进。没过多久民主女神雕像就在一辆坦克的威力下轰然塌陷。

再没有时间可浪费了。侯德健自己拿过麦克风向学生介绍了他们与部队的谈判。他道歉着说那完全是他自己个人的主意。但因为血腥的镇压还在继续,他祈求学生们为了保存中国民主和未来的种子立即撤离。

几乎所有的学生直到此时都不知道已经有过谈判,他们的反应是迅速的。愤怒的嘘声和叫骂四处响起。一些学生冲了过来威胁着要痛打叛徒,赶他们出去。李禄不得不动员起学生纠察把这些人阻挡在留作指挥部的一小片地盘之外。

刘晓波和周舵相继讲话支持侯德健。他们三个人苦口婆心地轮流劝说着极端情绪化的人群,同时重复着他们自己的誓言:他们只会在所有学生都离开后自己才离开。邵江以高自联的名义宣读了一份要求撤退的呼吁。他刚刚自己在一张纸上匆匆写下来这几句话,高自联作为一个组织这时候已经没有了真实的存在。另外一个自称是工自联代表的人也发言支持撤离。

宝贵的时间正分分秒秒地流逝。就在演讲和辩论继续激烈进行的同时,前进中的军人已经靠得很近了。在距离学生仅几米远的地方,他们在地上设置了一排机关枪,机关枪手匍匐在地。后面是一排半蹲着的士兵,手里的冲锋枪瞄准着学生,其他的士兵站在后排,也都是持枪待发。他们的后面则是坦克和装甲车。一个集体屠杀的阵势已经准备就绪。在如此近的距离上面对着如此多的枪眼,学生们没有表现出惊慌失措。他们面无表情地看着士兵,前排的学生举起手,伸出两只手指打出胜利的手势。

坦克和装甲车加大了油门,发出一片震耳欲聋、惊心动魄的轰鸣声。稍远处的军人采取了一个别扭的方式来表现他们的力量和没有耐心,他们集体有节奏地鼓掌,呼叫着,“快点撤!快点撤!”这番噪音混同起来,几乎淹没了学生仅有的几个高音喇叭。

在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里,总指挥柴玲还是不说话,失去了做任何决定的能力。封从德,这位二十三岁的研究生,觉得这是他的时刻,他的职责。他拿过麦克风宣布他们要做一个口头表决。他一遍又一遍地解释说,当他数到三时,所有人要一起喊叫,或者叫“撤退”或者叫“坚守”。他们将以声音的大小来做决定。

当时大约有六千人散布在纪念碑底部约有三百平方米的范围内。封从德在广播站不可能听得到所有人的声音,更不要说准确地判断声音的大小了。超过半数的学生在北边直接面对着来临的军队,却离广播站很远。但他们别无选择。封从德在高音喇叭上大声地数着,“一、二、三!”所有人都高声呐喊。

在北边,吴仁华几乎听不到任何“撤退”的声音,那里的学生几乎就是面对着全副武装的士兵们骄傲地宣示着他们的决心:“坚守!”。然而,在对面的东南角,却很难听得出两种声音的大小区别。李禄觉得他听到“撤退”的声音略高一些,封从德则觉得两个声音完全一样。然而,封从德毫不犹豫地宣布“撤退”的声音赢了。在那凌晨寒冷的空气中,他的声音清晰而干脆,“同学们,我们一直要学习和实践民主。我们现在必须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我们将有秩序地从天安门广场撤退。”

Monday, March 29, 2010

天安门对峙中文连载: 第十二章(之九)

天安门广场内部和四周的灯光完全熄灭时正是四点整。在这个完全没有月亮的夜晚,突降的黑暗和恐惧笼罩着每一个人。几乎自发地,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学生们又一次竭尽全力地高唱起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在人民共和国长大的几代人所看过的所有光辉的电影里,共产党的英雄在面临就义时都会高唱或演奏国际歌。对这个新的一代来说,现在是轮到他们的时候了,尽管他们面对的却正是共产党政权的坦克和枪炮。这无关紧要,他们高声而自豪地唱着国际歌,这个共产主义的主旋律。歌词颇具讽刺意味地描绘着这个晚上的现实: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
就一定要实现!
激昂的大合唱似乎驱除了随着黑暗而来的恐怖。几万名学生坐在台阶上,手拉着手,他们找到了和平和力量。他们将垃圾堆积起来点起来几个小篝火。这些细小的火焰映照着远处装甲车残骸上燃烧的火光,形成一个鬼魅般的映像。

在黑暗中,周舵和侯德健摸索着回来了。他们赶过去向柴玲、李禄和封从德通告,催促学生接受部队的条件立即撤离。学生领袖们却无法做出任何决定。

Friday, March 26, 2010

天安门对峙中文连载: 第十二章(之八)

凌晨两点左右,天安门广场上突然响起一片枪声。子弹从纪念碑上的人的头上呼啸而过。这一轮警告性的扫射是由位于人民大会堂前面的步兵所为。接着,临近长安街方位上又响起了更猛烈的枪声,听起来尤其地恐怖。在北京饭店里一个临街的阳台上,CNN的麦克·奇诺伊可以居高临下地看到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的北部边缘。他紧握着一个麦克风正在急速地描述着下面的场景:
军队在直接向抗议者开枪!人们在街上奔跑,他们尽可能快地蹬踏着自行车。人们在从街上冲刺下来。这是绝对的恐慌,这是绝对的恐慌!他们现在转向小胡同,他们处于绝对的恐怖之中。我可以看到有人在背着一个受伤的人。我所在的地方前面就近有一辆救护车。

伤亡的躯体到处都是。
在把那三名士兵从他们燃烧着的装甲车旁救下来之后,张健又回到了广场的东北角。他和几百名学生和市民在那里与长安街上的军人对峙着。正在他们高呼口号时,一辆公共汽车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冒出来,冲进了士兵和平民之间的无人地带。子弹立即如雨般向它飞去,车子在一片刺耳的噪音中停下了。一具探照灯把被打毁了的汽车照得通明。张健看见士兵们从车上拽下几个人。他认出来其中一位是郭海峰,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秘书长。

郭海峰是当初胡耀邦追悼会时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跪下来的三位学生中的一个。在这个夜晚,他出去寻找汽油用以制作土制汽油弹。他们找到了一辆公共汽车,从里面取出汽油灌了一个瓶子。他们在返回天安门广场时遭遇到排枪射击。他成为第一个被抓获的学生领袖。

士兵们把他们的俘虏捆好,用链子拴在路旁的铁栏杆上。对面的平民发出一致的呼声:“放了他们!”“放了他们!”他们的要求换回了又一轮的扫射作为回答。张健附近有几个人倒在了地上。他再也抑制不住怒火,撕开自己的汗衫,走向一位指挥官叫道:“我们都是学生。我们没有武器……如果你们要杀人,就先向我开枪!”

距离他只有十米远的那位指挥官对着他举起了手枪,他接连开了三枪。其中两枪打中了张健的腿。张健还站立着,但摇摇欲坠。他盯视着指挥官的眼睛叫道,“再来一枪!你没能把我打倒。再来一枪!”然后,他倒下了。当他被抬上一辆小卡车时,他看到上面已经有了三位受伤的人。十几人把这辆已经毁坏了的车子推到一个医院,到那里时那三个人已经死了。

在纪念碑上,四君子知道已经到了他们必须施加一些成人的领导的时机了。刘晓波出来做了一个关于非暴力的重要性的讲话。他刚开始不久就被告知在他们自己这边发现了一挺机关枪。他们一起赶到西南角发现那挺枪正支在石栏杆上,对准了人民大会堂方向。一伙拿着刀和棍棒的工人围成一圈保护着这个武器。他们声言他们已经亲眼看到太多的死亡,他们有权力反击。

侯德健利用他那尽人皆知的名字接近了这些暴躁中的年轻人,让他们稍微平静一些。在大量的说服工作之后,工人们交出了机关枪和另一把他们已经藏起来的自动步枪。刘晓波召集起还在现场的少数几位外国记者。在摄像镜头的记录下,他在石栏杆上砸毁了这些武器。

已经过了三点钟了。北大的一位学生领袖邵江找到周舵,带着哭声请求他想办法让学生撤离。四君子在帐篷里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在他们中间,只有刘晓波反对撤离。但其他三个人成功地说服了他。他们四个人然后一起找到柴玲、李禄和封从德,发现这三个人仍然在誓言绝不撤离。他们争辩说,太多的人已经死了,他们现在不能再逃跑。一位学生宣称赵紫阳和阎明复给他们传过话,要他们坚持到天亮。刘晓波发火了,他大声叫道他们不能把几千条性命押在一条谣言上。

封从德告诉侯德健说他们可以自己去试图与军队谈判,但不能代表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他进一步说,甚至指挥部也没法做出撤离的决定,这必须由全体学生定夺。

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四君子觉得他们必须自己负起责任来。周舵自愿出去寻找谈判的机会。他解释说他是四个人里最冷静的,而且具备鲜明的学者形象,可能会有帮助。但他需要侯德健与他同行。如果那些年轻的士兵有可能听说过他们之中一个名字的话,那就是侯德健。现场的两位医生也志愿陪同他们两人前往。他们的白色医院制服对防止士兵对他们不顾一切的射击也可能会有帮助。

这样,在三点半时,周舵、侯德健和那两位医生走下了纪念碑底座的台阶。他们在黑暗中挥舞着一件白衬衫,慢慢地进入广场上已经没人的地带。几位学生纠察紧跟着他们。他们曾经宣誓过要保护四君子的生命。这一小群人在人民大会堂前面逗留了一阵,然后上了一辆救护车冲长安街而去。

他们下车后接近军队的防线时立刻就听到一阵不安分的拉枪栓和子弹上膛的噪音。他们停下了。两位医生之一高声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说侯德健和他们在一起。侯德健可以听到对面对他的名字做出反应的嗡嗡声。他听不清楚是什么意思但觉得并不都是敌意。

一位指挥官在几名士兵的陪同下走了出来。他四十来岁,军服上有带着三颗星的肩章显示着他的军阶。指挥官与他们每个人都握了手,说话很平静、客气。他要求他们先终止他们的绝食,侯德健和周舵立即回答说他们已经停止了。指挥官然后告诉他们他必须要请示上级,就走回来部队的行列。

这是一个令人焦虑的时刻。在他们等待着的时候,侯德健回味到这位指挥官的手很厚实、柔软和温暖。可是突然间,天安门广场内部和四周的灯光一齐熄灭了。他们不知道这是不是军队要开始其最后清场行动的信号。甚至对面的士兵们也变得焦躁起来,有些人在高声叫喊着,其他人则挥舞着他们的枪支。两位医生保持着镇静,他们告诉每个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在紧张的几分钟之后,那位指挥官又走了出来。他告诉这几个人他们的撤退要求已经被批准。指挥官通告了他自己的名字和军衔,指示他们必须带领学生从西南角撤离。他强调说,无论如何他们都必须在天亮前离开广场。再次握手的时候,他对他们说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地劝说学生和平撤离,将是一举宝贵的成就。侯德健觉得这位指挥官是真诚的。

Wednesday, March 24, 2010

天安门对峙中文连载: 第十二章(之七)

军队的主力终于在一点半时分出现在天安门广场。这是一支具备绝对优势和决心的力量。一阵激烈的枪声首先把聚集在西北角的人群驱散,那里工自联的一顶大帐篷也随之燃起大火。坦克和装甲车紧跟着进来,它们沿着长安街面向南方一字排开,上面的枪炮指向广场。

几乎就在同时,另一支部队从南面赶到。这是十五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唯一的空降兵队伍。他们通过前门一带的进攻是这个晚上的另一个血腥战场,仅次于沿着西长安街前进的三十八军。三十九军随后在东长安街上出现。从建国门过来的这支军队只遇到了一些象征性的抵抗。或者因为战术安排,或者因为官兵的克制,他们一直没有开火,也不是第一个到达天安门广场的。这时他们迅速占领了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前的目标阵地。最后,人民大会堂的所有大门都突然大开,大批的士兵从里面冲出来,潮水般地涌下长长的台阶。就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天安门广场被包围得水泄不通。里面的平民被允许离开但外面的再不能进入被封死的区域。随着他们战斗计划的第一阶段顺利完成,军人就地休整等待着。有些部队通过齐唱军队歌曲来保持注意力集中。外围的平民则以更强有力的高唱国际歌做回应。现场的气氛匪夷所思。

官方的高音喇叭再度开始播音。这又是一个新的通告:
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暴徒们疯狂袭击解放军指战员,抢军火,烧军车,设路障,绑架解放军官兵,妄想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解放军多日来保持了高度克制,现在必须坚决反击反革命暴乱。首都公民要遵守戒严令规定,并同解放军密切配合,坚决捍卫宪法,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首都的安全。凡不听劝告者,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全由自己负责。
这是“反革命暴乱”这个词的第一次出现,其含义是广场的形势已经从“动乱”升级到了“暴乱”。戒严部队现在是在与国家和人民的敌人战斗。这个最新的通告不停地重复播送了很长时间,大大地提高了威胁的程度。

撤还是不撤?人民英雄纪念碑那里的学生领袖们还在激烈地争论着。柴玲又哭了起来。她那含泪的声音在他们自己的高音喇叭里回响:“同学们,请镇静!同学们,请镇静!愿意撤离的同学现在可以撤离天安门广场,不愿意撤离的同学和我一起留下来,与天安门广场共存亡……这是最后的时刻!这是最后的时刻!”

四君子这时候还只绝食了一天多。在这个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安静地坐在帐篷里。但现在他们十分担心。如果一部分学生的确听从柴玲的话而离开,有可能在他们之间造成混乱,把一个已经失控的局面搅得更糟糕。但幸运的是,只有极少数的人离开了。刘晓波写了一张小条子在广播站播放,赢得了一片掌声。四君子誓言在最后一位学生离开之前他们绝不自己离开。

Monday, March 22, 2010

天安门对峙中文连载: 第十二章(之六)

在三十八军由西路进军的同时,其他部队在另外的方向也遭遇了类似的抵抗。从东路和南路,军人遇到的是由工人和市民为主的群众。在王丹曾经自豪地观摩他的游行的建国门,运送持有自动冲锋枪的士兵的军用卡车纵队被包围。这些士兵没有开枪而只是无望地坐在原地不动。然而在其它地方,部队在经过血腥冲突后得以强行向天安门广场推进。

在差不多相同的时刻,十点钟左右,天安门广场的人们最终确信了这个夜晚沉重的份量。西边夜空中的桔黄色亮光变得很强烈,间或有曳光弹从中穿过。他们这时可以清晰地听到的低沉的轰鸣声越来越近。人们还在涌进广场,许多人带来了开枪和死亡的消息。吴仁华估计这时候大约有十万人在广场。

尽管形势紧迫,好奇的北京市民依然拥挤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要求见到侯德健。他们被在纪念碑四周台阶上坐得水泄不通,现在已有成百上千之众的学生纠察队保持在一定距离之外。其他学生们则聚集在民主女神之下,那里张伯笠为民主大学开了幕。他和柴玲一起象征性地剪了彩。就在张伯笠描述着他这个新学校的计划时,第三个官方的通告在他们的头上播放。这是一个冗长而又重复的通告,被大家自然地忽视了。

柴玲做了一个热情洋溢的演讲。模仿着四十年前共产党最后胜利前夕的毛泽东,她宣布说“越是黎明即将到来,黑暗就越是浓重,但黑暗之后将是一个全新的共和国的诞生!”严加其做了主题讲话。伴随着现在可以清楚地听到的枪声,严加其以他浓厚的口音滔滔不绝地讲述着民主和自由的概念达四十五分钟之久。他的讲话一结束,他和其他知识分子就立即被送出了广场。

死人的消息已经充斥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但还是第一个学生——他们自己人中间的一个——的死亡消息给了他们最大的打击。突然之间,一切都变得太真实了。学生领袖们都静默着,柴玲开始哭泣。在午夜时分,学生广播站宣布了这位在木樨地殉难的北师大女生的名字。他们事先没有足够的远见准备好一盘哀乐的磁带。一位学生拿过麦克风深情地唱了一曲肖邦的《哀歌》。

吾尔开希那熟悉的声音接着出现了。他谈起那位他觉得是他认识的死去的同学。他的声音断断续续,最后突然就消失了。高音喇叭上传出一些杂乱的噪音,然后有人说吾尔开希……“又”……昏倒了。那个被刻意强调的“又”字是对他经常在关键时刻昏倒的一个辛辣的讽刺。吾尔开希随即被一辆救护车带离了天安门广场。

在最初的震惊之后,学生们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正在开始的屠杀。大多数人安静地坐着,完全麻木了。有些人则变得神经质。在纪念碑的底座上,一伙学生和工人拿着刀和枪围住了柴玲。他们冲她叫喊着绝不要想撤退。“如果你敢在这个时候撤,我先毙了你。这么多人已经为你们学生死了,你要是再敢撤,我先毙了你。”他们一个个嘶叫着。学生纠察花了好一阵子才把这群愤怒的暴民推开。

马少方和北师大的学生领袖梁擎墩却带着撤退的想法冲进了指挥部。他们告诉柴玲外面的学生都在问是不是该走的时候了。满脸泪水的柴玲瘫痪了也似地靠在帐篷里,看起来完全地无助。李禄却保持着镇静。“你们是什么意见呢?”他反问道。马少方和梁擎墩争辩说,因为戒严部队已经开枪杀人,他们面对的不再是可以理喻的人。他们现在应该撤退,太多的生命悬于一线。

李禄和封从德不敢肯定是否有可能在这个时刻把天安门广场上的所有人带出去。他们判断他们大概已经差不多被完全包围了,如果还没有确实被包围的话。更安全的选择可能是让大家聚在一起,以免造成一个混乱的集体逃亡场面。封从德这时成为实际上的总指挥。他行动起来,在广播上指示在广场上的所有人都站起来,手拉着手,一起慢慢地向纪念碑聚集。

黑暗中的旗帜举了起来,人群跟着过来了。他们缓慢但有秩序地来到了纪念碑底座,坐在台阶和相邻的地面上。吴仁华再次查看了四周。他们大约有一万学生,半数以上坐在北边面对着天安门和长安街。看看远处,几万人仍然在广场的外围留着,他们大多数是工人和市民,混杂着一些学生。

在天安门广场中央,帐篷依然井然有序地站立着。它看起来像是一个被遗弃的鬼城。学生纠察在查看是否还有人在里面睡觉。马少方前往设立在广场西北角的工自联的指挥部。在他能够劝说那里的工人撤到纪念碑与学生会合之前,他看见一群群激愤中的工人正冲向新华门,三十八军已经到达那里。工人们冲着他吼道,太多的兄弟姐妹已经死了,他们不能袖手旁观。

天安门广场上的人在午夜过后十五分钟时第一次见到军队的出现:两辆高速冲过来的装甲运兵车。它们一下子就冲过长安街上的路障。大群的人慌忙地逃逃避,却还是保持着很近的距离,向它们抛掷石块和金属棍棒。这两辆车子在被包围之前高速地逃走了,消失在东边的黑暗里。

在欢呼声还未能消逝之时,另两辆装甲运兵车又从南边呼啸着冲过来,预示着十五军从那个方向的到来。这两辆车高速绕着广场的边界奔驰,再次在人群中造成一片混乱。在长安街附近,其中的一辆突然停住了,立刻就被愤怒的民众团团围住。土制的汽油瓶炸弹伴随着浸有汽油的棉被雨点般的向这个钢铁巨兽飞去。在一片歇斯底里的欢呼声中,它燃起了冲天的火焰。三名没有携带武器的士兵从里面恐惧地爬了出来,立刻就遭到无数的石块和棍棒的打击。人们冲上前拳脚相加,血从一名士兵的头上流淌下来。

张健那年只有十八岁。作为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他是一个身体素质很好的年轻人,擅长田径和武术。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在张伦离去后被任命为学生纠察队长。张健在午夜时分带领一队学生纠察冲上长安街试图阻挡前进中的部队后就一直没有闲着。他们在遭到多人受伤之后败退下来,正好撞进装甲车在燃烧的场景。当他们看到那三位军人的处境时,他们毫不犹豫地插入人群。进去后,他们紧紧地手挽着手形成一个保护圈。一些学生甚至用自己的身体保护着士兵。他们这样一起缓慢地走向一个红十字学会的帐篷。愤怒的暴民还在向他们冲来,一边抛掷物品和挥拳打击,这些大部分都落在了学生的身上。

天安门广场现在看起来像是一个战场了。虽然还没有入侵部队的清晰迹象,但他们已经令人心悸的接近了。一伙又一伙的学生和市民在各种旗帜带领下冲出去阻挡军队,但更多的人是在他们的企图失败后退潮一般地涌回来。有些市民跟着士兵从木樨地和西单一路来到这里,他们要看看在天安门广场会发生什么,也许他们还能在这里为学生做最后的抵抗。

就在一点钟之前,无数的信号弹和曳光弹从广场外围的各个方向射入夜空,暂时性地照亮了整个地区。在外围的几万群众回头看到学生一动不动地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有些人变得无比愤怒,他们冲过来高声叫骂学生。在他们的周围充满死亡的时候,他们不再接受学生们“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他们指责学生天真、傲慢和胆怯。他们叫喊着,人都在那里为你们死了,你们难道就坐在那里等死?学生们安静地坐着不动。

封从德一直都注意着后勤方面的具体细节。他这时已经在纪念碑底座的最高层设立起一个新的广播站。他准备了一个发电机和足够用一晚上的汽油。他选择把这个广播站设置在东南角,远离从长安街方向前来的军队主力。高音喇叭则被高高地放置在纪念碑上。这个广播站自然而然地成为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新址。

柴玲一晚上都在哭。她终于承受不住了。她跳起来抓起麦克风叫喊着要所有有能力的学生都拿起任何武器来保卫广场的边界。李禄立即掐断了广播,柴玲也及时地恢复了理智。当她再度讲话时,她已经是从容冷静了。她讲了一个关于蚂蚁的寓言。当一群蚂蚁遭遇到山火灾难时,她告诉她的同学们说,蚂蚁会搅和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球形滚下山去。那些在外面的蚂蚁会被烧成灰烬,但它们的牺牲保证了它们这个族群的生存。现在这个时候,就在这里,她布道一般地说道,他们就是处在那个蚂蚁球的最外层,面对着肆虐的大火。她嘶哑的嗓音共振着:“同学们,我们是和平请愿。和平的最高原则是牺牲。同学们,只有我们的牺牲,才能换来这个人民共和国的新生。”

就在越来越近的枪声中,纪念碑周围的所有学生站起来在柴玲的带领下再度宣誓:
我宣誓,为了推进祖国的民主化进程,为了祖国真正的繁荣昌盛,为了伟大的祖国不被一小撮阴谋家所颠覆,为了十一亿人民不在白色恐怖下丧生,我要用年轻的生命誓死保卫天安门广场,保卫人民共和国。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我们愿用年轻的生命,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然后他们集体高唱国际歌。

Thursday, March 18, 2010

天安门对峙中文连载: 第十二章(之五)

这座古老的首都曾经是由一道环绕整个城市的城墙所保护,城墙上开着一些城门可以控制进出的交通。古城墙的所在已经变成了现在的二环路,城门则被苜宿叶形的立交桥所取代。作为东西向的主街道、经过天安门的长安街在西边止于复兴门。但该街道以复兴门大街的名义继续向前延伸。从复兴门再向西一小段就是前个夜晚因为一起交通事故引起过激烈骚动的木樨地大桥。

木樨地是大多数大学生骑自行车从他们位于北部的校园里下来转弯去天安门广场的地点。在木樨地街口的西北角是中国军事博物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骄傲。沿着复兴门大街混杂着一些高层住宅楼和传统的大院。这些大院大部分是军队部门的住宿地。在这个特别的时刻,被动员起来的大学生正成千上万地赶到这里,他们与从附近住宅楼里出来的几倍多的市民汇合在一起,把公共汽车和卡车推到桥上作为路障,然后密密麻麻地站在后面以示抵抗。

这些平民完全不知道他们所要面对的是三十八军,一个当年在朝鲜战场上赢得其赫赫威名的王牌部队。戒严令颁发时,该军军长徐勤先上将因为拒绝执行命令而被解职。这支现在由一位代理军长指挥着的军队需要证明自己的忠诚。人们更不知道这支部队在到达这里之前已经在从郊区逼近城市的过程中开过了火,枪杀了平民。

部队的先锋刚接近这里就警告性的开火了,子弹呼啸着在人群的头上掠过。虽然有人声嘶力竭地呼吁着要坚持非暴力原则,人们还是把砖块、瓶子和他们手里能抓到的任何东西向对面的士兵砸去。又是一排枪响。安装在坦克上面的机关枪也开火了。这一次不再是警告。许多人在街上倒下。就在人们互相传告着这肯定是橡皮子弹时他们的注意力被目光所及中的鲜血所凝固。在恐慌中,他们四散奔逃。

军人不时地暂停他们的射击。勇敢的市民在这间歇中冲向前去抬走倒下的或死或伤的躯体。他们用平板三轮车和其它一切可用的工具把他们运送到附近的医院里。

十七岁的高中学生蒋捷连那天晚上被他母亲严禁出门。但他设法通过卫生间的窗户逃了出来。这位骄傲的年青人曾告诉过他妈妈,在这样的一个晚上,“重要的不是行动,而是参与”。在木樨地,他和一个朋友在听到枪声后在路边的一个草坪上丢弃了他们的自行车,怀着恐惧在一个花坛后面蹲下。就在嘈杂的枪声中,蒋捷连的朋友听到他轻声说了一句,“我可能中弹了。”他看到蒋捷连慢慢地站了起来,跌跌撞撞地向前走了两步就倒下了。他的衬衫立刻就浸满了血。他是被从背后击中的,在心脏的位置。直到一天以后他的遗体才被确认,他的父母才知道他的噩耗。

留下了几十具尸体和几百位受伤者之后,军队冲过了木樨地。他们沿着长安街继续东进。在这条大街的两侧,学生和市民躲避在矮树丛的后面依然跟随着军队。一路上,他们警告新来的人军队用的不是橡皮子弹。在枪响的间隙中,他们对着士兵大骂“法西斯!”。当他们接近内城时,更多的市民涌向了街道的两侧。士兵们不断地开枪不让他们靠近。有时候,坦克上的机关枪不由分说地或者朝着人群或者朝着高层住宅楼盲目扫射。有几个人在高楼上自己的家里中弹。

沈彤这时在位于木樨地和天安门广场之间的闹市区西单附近的家里。在被柴玲拒绝之后,他已经完全离开了运动。在美国领事馆,他被告知他可以在六月五日前来领取他的学生签证。但他也得知他父亲已经因为白血病住院了。在悲痛和负罪感的煎熬下,沈彤答应他母亲无论如何他这天晚上都会老实地留在家里。

当枪声可以清楚地从他这个紧邻长安街的小院子里面听到时,他知道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他刚一跑出去就在人行道上四处发现死去的和受伤的人体。然后他听到一阵低沉的轰鸣声,感觉到地面在他脚下振颠。一道无边无尽的由耀眼灯光组成的队列从西边接近。沈彤看见有几百人冲上街头设立路障,立刻就被机关枪的扫射打散。他数了一下,有四十六辆坦克和装甲运兵车匆匆而过。携带着自动冲锋枪和棍棒的士兵在坦克边上行军。他们直冲着天安门广场而去。在一阵情绪冲动中,两个人从一个死去的平民身上剥下血衣,高举着走向士兵。沈彤和其他人也立即跟了上去。他们接近以后质问士兵的行为。就在愤怒的沈彤向士兵宣讲时,一位军官走过来举起手枪对准了他。沈彤在枪响时被人一把拉开,他身后站着的一个女孩应声倒下。沈彤记得看见她的脸变成了一个血窟窿。在人们惊慌奔逃时,士兵们冲了上来。回到了人行道的沈彤看见一个年轻人在栏杆下倒下后被几位士兵包围。在那人抬头时,士兵们以行刑队的姿态一齐开了火。那年轻人的鲜血和脑浆溅射到白色的栏杆上。

Tuesday, March 16, 2010

天安门对峙中文连载: 第十二章(之四)

吴仁华撤回了北大,发现首都联席会议——或者说其硕果仅存的部分——正在那里开会。他注意到那个香港教授邱延亮在认真地记录每个与会者的名字和个人信息,这些数据在镇压之后需要救人时将成为至关重要的依据。

虽然已经得病而且疲惫无名,吴仁华一听到天安门广场需要人员增援保护绝食的四君子时立即就自告奋勇。他马上赶到自己的政法大学,在那里从听到他在高音喇叭上呼唤志愿者后赶来的学生中亲手挑选了四十多个强壮的男生。他给每个人发了一块红布作为标记,拦下了几辆过路的卡车就出发了。

他们在下午接近四点钟时到达了广场,惊讶地发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只有非常小的人群。吴仁华找到几乎是孤单着的李禄和柴玲,那里没有任何学生纠察或警戒线。四君子正坐在一顶帐篷里休息。在前一个晚上的警报之后,大多数学生离开了这里去休息。其他人则被吸引到各处军队被包围的场所去了。吴仁华把他的人分开在纪念碑的四面站岗,然后自己坐下来,期盼一个最好的结局。

有关部队行动的情报潮水般地涌进天安门广场。看起来很清楚军队有组织地混进广场的企图又一次被民众粉碎了。士兵们似乎是试图徒步到达附近地区,他们的武器则由伪装的汽车分开运送。这时候到处都有情绪化的冲突。李禄拒绝在广播站播送这些惊心动魄的故事。他静静地坐着,紧握着麦克风,绝望地要保持平静的心态。

六点钟,一位穿便装的人被一群愤怒的民众送到指挥部。他身上被搜出有军队的证件,被指控为部队侦察。这个可怜的人在抓他的人手里没有得到什么好待遇,可以看得出来已经被整得很难受。吴仁华做主安排了一位医生为他检查,然后用一辆救护车把他悄悄地送了出去。

在六点半的时候,天安门广场四周和沿长安街一线的官方高音喇叭同时发出了声音。它们播放着来自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一篇长长的通告,其中宣布“一小撮人”已经煽动了许多人参与非法行为,包括阻碍部队行进、哄抢武器和伤害军人。它接着说:
我们郑重宣告: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非法阻挡军车,阻挡、围攻解放军,妨碍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军队行动时间、方式、着装均属军务,任何人不得干预。我们坚决执行国务院戒严令和北京市政府一、二、三号令,如果有人不停劝告,一意孤行,以身试法,戒严部队、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一切后果由组织者、肇事者负责。希望北京市广大人民群众严守戒严令的规定,支持军队制止动乱、维护安定团结的行动。
在天安门广场内,愤怒的学生爬上灯杆剪断了连接属于官方播音系统的高音喇叭的电线。他们对装在四周政府建筑物顶上的那些喇叭却无可奈何。那些高能量的喇叭重复播送着这个通告。虽然它们的声音进入广场的能力已经被削弱了一些,学生自己的广播站还是敌不过。他们反抗的声音被局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的一小片区域。在那里,学生领袖们举行了他们自己的一次记者招待会。几位白天在与军队发生的冲突中受伤的人提供了他们的证言,展示了血衣和伤口。柴玲、李禄和封从德相继讲话呼吁镇静。吾尔开希鼓励记者们留在这里与他们一起见证历史。作为给侯德健的献礼,他演唱了一首这位音乐家新作的一首歌曲。在这个关键的晚上,吾尔开希出乎意料地出现在广场上,自愿要求参与。他希望能成为指挥部的一位副总指挥,这个要求被拒绝了。王丹则不在场。

八点钟时,一队学生整齐地开进天安门广场来到纪念碑的底座前。他们大约有几百人,全部穿着一色的圆领白汗衫,胸前是大大的“北京大学”四个红字。他们是在听到需要增援的消息后前来担任学生纠察的。高自联正在动员每一所大学的学生前来增援天安门广场。吴仁华看到这批新来者强壮的身躯和坚毅的表情,一下子感觉好多了。他把自己原来的人马集中起来部署在纪念碑的北面,让新来的纠察负责另外的三个方向。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设立在天安门广场中央的一个庄严肃穆的立柱型建筑。高近四十米,它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重建天安门广场时建造的。在它面向北方的正面是毛泽东的亲笔题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背面是一个更长的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总理手写的描述。它将“人民英雄”从最近的共产主义革命一直追溯到一八四零年以来“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牺牲的烈士。

纪念碑有一个很大的正方形的底座。在底座的上层有八幅雕刻在汉白玉石板上的巨型雕像,每一个都表现出自一八四零年以来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其中之一便是那光辉的五四运动。雕像的周围是一个宽广的平台,提供着足够的空间让人们徜徉和欣赏这些艺术作品。在每一面,一系列台阶引到下面的第二层平台,从那里又一列台阶往下引到广场本身。

这是一个神圣的纪念碑。少先队员和来访的外宾在多种场合会来这里敬献花圈。这自然也是一个在受到群众敬爱的领袖辞世后出现自发的纪念活动的地点,比如四五运动期间的周恩来总理和这个春天引发了当前这场运动的胡耀邦总书记。

夜幕降临时,吴仁华站在纪念碑底座的最高点上。从那里他可以环视整个广场。在昏暗的灯光下,那里是一列列纹丝不动的帐篷,周围是垃圾和来回游荡的学生。尽管有那个官方通告——或者说正因为它——越来越多的人正向这里赶来。他们开始站满了广场的边缘,焦虑地等待着。远处是屹立着的民主女神。神像那边便是长安街,那里人们正在忙于设立路障。从交通栏杆到轮胎被放了气的公共汽车的所有物件都被堆积在这个威严的大街的中央。偶尔,一小队学生抬着一个浑身是血的人跑向纪念碑,向学生指挥部报告军队最新的野蛮行为。

这样的报告越来越频繁,并且来自越来越多的方向。但在天安门广场的人们自己还没有看到任何军队的影子。他们的目光投向远方,想像着那里正发生着什么样的战斗和那肯定是冲着他们而来的暴力。天空还是黑黑的,只有偶尔会有桔黄色的闪亮,可能来自抵抗的市民作为路障点起的火光。

离十点钟还差几分钟时,来自戒严部队指挥部的一个更强硬的警告在全市范围内播放。这一个显著地简短而更具威胁性:
当前北京的事态发展已十分严峻。极少数暴徒大肆制造谣言,煽动群众,公然污蔑、围攻、殴打和绑架解放军战士,抢夺军火武器,围堵中南海,冲击人民大会堂,并企图纠集各种势力,随时可能制造严重的暴乱。为了维护首都的社会秩序,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决不能置之不理。为此,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到街上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当官方的通告在西北郊的大学区里播放时,那里学生自己的广播站也忙成一片,高声喧嚣着他们自己的紧急请求,要学生走上街头去增援天安门广场。几千辆自行车冲进黑暗中,它们的绝大多数直接朝向几乎是正南方的木樨地。在那里,他们或者可以就地阻挡戒严部队或者左转上长安街向东奔天安门广场而去。

广场本身却没有多少惊慌的迹象。人们已经习惯了经常性的警报,所有那些最后都发现是虚假的。在民主女神像下面,张伯笠决定还是按原定计划举行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在他周围,民众仍然在涌进来观看这个女神和“猴”。他们挤在纪念碑周围热情地叫喊着“侯德健,出来!侯德健,出来!”危险暂时还很遥远。

整整十五天以前,军队曾经在一个满月的晴朗夜晚试图进入这个城市,结果遭受了其最为羞辱的失败。这个六月三日的夜晚却不再有月亮,是一个月里最黑暗的一个夜晚。在可见的地平线之外,几十万野战军正在同时从东、南和西三个方向像这个古老首都的中心位置挺进。这一次,他们是伴随着一列又一列的坦克和装甲运兵车而来。士兵们现在穿着的是野战迷彩服。手里紧握着自动冲锋枪和棍棒,他们肃静地在重型车辆旁边行军。这是一个接敌的序列,他们已经准备就绪,要摧毁阻挡他们的一切。

Sunday, March 14, 2010

波士顿辩论其天安门纪念碑的命运

二十年前,在天安门大屠杀之后,世界各地树立了无数纪念这一历史事件的雕像、碑和其它标志。二十年来,它们之中的大部分早已年久失修,被人遗忘。但时不时地,如何处理这些纪念碑在当地会引发争执,最近的是在波士顿的中国城。


据《波士顿环球报》报道,该市中国城内的Mary Soo Hoo公园正在面临重新设计和改造。一些居民要求去除位于公园内的天安门纪念碑,以使该公园成为一个休闲的场所,“没有政治的干扰”。

中国城的一些活跃分子则持相反的意见。他们在规划者征求意见的会议上屡次为此提问,坚持要保护这座纪念碑。

最后的决定尚未作出。

Friday, March 12, 2010

天安门对峙中文连载: 第十二章(之三)

那天夜晚,一辆军用吉普车在长安街上高速行驶时在天安门广场西边约五公里的木樨地失去了控制。它冲向路边几个行人,当场压死了三位。几千学生和市民在听到这是戒严部队的蓄意所为的传闻后立即潮水般地涌向现场。就在人群沿着长安街奔跑时,他们惊讶地发现许多公共汽车和卡车里面满满地装着一袋袋的军用物资。在CNN的摄像镜头面前,学生们爬上一辆公共汽车的顶部展示出他们的战利品:钢盔、步枪和刺刀。旁观的群众为他们一个劲地喝彩。部队在行动!警报在天安门广场内学生的高音喇叭上播放着,校园里的学生被发动起来增援。

到六月三日清晨时,载有军用物资的汽车队在城市的好几个交通要道被包围。同时被发现的还有成群结队的军人,他们没有携带武器,而是徒步行军。士兵们没有穿他们的军服外套,但他们统一的白衬衫和绿军裤还是很容易地暴露了目标。相对于几个星期以前,现在是一个完全的角色反转:这次轮到这些军人高唱着国际歌和军队歌曲,试图徒手推过由学生组成的密集人墙障碍。而旁观的人民仍然不在他们一边。他们又一次是毫无希望的少数,逐步被推搡到街角和人行道上。这些丧失斗志的士兵低着头就地坐了下来。

在新华门西边的六部口,一辆没有标志的小车被发现载有包括机关枪和自动步枪的武器。学生们夺取了车子,把枪支摆放在车顶上展览。这个地点紧挨着中央政府的所在地中南海,令人感到不安。就在正午时分,正当人群把这个路口挤得水泄不通时,几百名头戴钢盔的士兵突然从新华门里冲了出来。他们向人群发射了一连串的催泪弹,把车子和武器夺回,送进了中南海。

对于在场的每一个人来说,这是他们平生第一次尝到催泪弹的味道。他们受到极度惊吓,一边咳嗽和哭喊,一边很快就跑散了。许多人在混乱中受了伤。白色和桔黄色的呛鼻烟雾在那里持续弥漫了好几个小时。吴仁华和他政法大学的老师和学生过去两个多星期中一直占据着新华门的大门口绝食或静坐,这时也终于被冲垮了。

Wednesday, March 10, 2010

天安门对峙中文连载: 第十二章(之二)

刘晓波非常伤心。在首都联席会议头几天那短暂的兴奋之后,他看到知识分子又纷纷回到了他们原有的行为方式。他们在看到第一个危险的信号时就大规模地逃避了。很多人躲了起来,其他人则因为确信他们无法左右被激进学生控制的天安门广场的局势而放弃了希望。在他看来,没有人在承担责任。这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深远的传统,这个群体因此被无数代人不无根据地看作是无能和无望的一群。

作为一个在《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发表的当口毅然回到北京的人,刘晓波相信这是一个需要明确地站稳立场的时刻。他知道他必须完全地把自己投入到运动中去才能有希望对运动发生影响的可能。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采取一个他自己的激烈行动:绝食。

王军涛不同意绝食,但在刘晓波的劝说下接受了他的看法。为了避免再次造成一个极端的闹剧,他们决定只是开始一场由知名的知识分子举行的象征性的接力绝食。当一个团队结束他们的绝食后,另一个继续下去。这样,他们可以在天安门广场持续地展示一些著名的名字和形象,保证把这场占据延续到那个宝贵的六月二十日。

麻烦的是已经没有多少著名的知识分子还留在他们中间可供选择了。刘晓波只找到周舵,一个已经在幕后做了许多工作的中年知识分子,和高新,与刘晓波同在北师大的年青的校报主编。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有任何知名度。但他们最终还是找到了一个他们所需要的鼎鼎大名:侯德健。

侯德健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台湾的校园里以被称做为“校园歌曲”的短小民歌成名的。一九七八年,在美国放弃台湾改而与中国大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时,年轻的侯德健创作了歌曲《龙的传人》来表达台湾人民的痛苦和决心。尽管有着这样的渊源,这首歌两年后在大陆演唱后一夜之间风靡全国。“龙的传人”突然成了中国人传统认同的同义词。

侯德健却对他自己在台湾的前途不看好。他以一个被他的岛国家乡视为叛国的行动离开了台湾,来到北京定居,在一个更大的观众中培植他的名声。他并不知道他个人的冒险会在此时把他引进天安门广场的对峙。侯德健刚在香港参加了一场支持北京学生的音乐会后回来。他已经有了另一场音乐会的安排,所以他只能绝食四十八小时。他的同伴都誓言要绝食七十二小时。

六月二日下午,他们这四位被称之为“四君子”的人走进了天安门广场。他们宣读了一份他们自己的宣言,其中包括着针对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抨击:
我们绝食!我们抗议!我们呼吁!我们忏悔!

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寻找真的生命。

在李鹏政府非理性的军事暴力高压之下,中国知识界必须结束几千年遗传下来的只动口而不动手的软骨症,以行动抗议军管;以行动呼吁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的诞生;以行动忏悔由我们长期的软弱所犯下的过失。
这个冗长的宣言继续着,同时批评政府和激进学生的失误,指责他们的非理性情绪已经将危机持续升级。它最后骄傲地宣布“我们没有敌人!”希望“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没有人注意这份宣言。成千上万的民众向天安门广场涌来。他们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侯德健。北京人民有了一个新的理由前来这里:“先看女神后看猴(侯)”。可是即使是那个民主女神也没法与一位作为流行乐巨星的真人竞争。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上的侯德健是一个瘦弱和害羞的角色,他被要求一遍又一遍地演唱他的歌曲。一次又一次地,他带领全场齐声高唱《龙的传人》。当他需要喘口气时,刘晓波试图做他的演讲。尽管仇恨没有能毒害他的智慧,“广场病”却做到了。面对着上万人疯狂的欢呼,那篇精心炮制的宣言里所包含的理性思维一下子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他以最大的热情赞扬学生,发誓要把他们的斗争坚持到最后一刻。不过他也没机会说太多,没有耐心的听众响亮地齐声高呼着,“侯德健!”“侯德健!”

就这样,四君子的绝食迅速地变成了一场奇特的马戏团表演。

Monday, March 8, 2010

天安门对峙中文连载: 第十二章(之一)

第十二章 屠杀

没有几个人注意到“飞虎队”那喧闹的引擎轰鸣声已经消失了好几天了。直到五月三十日,政府宣布那个摩托车团伙的十几名领头人已经被以“宣扬暴力、搅乱公共秩序”罪名被拘留。这消息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大部分人还是把那些人看作是不值得同情的不良青年。

工自联在得知他们的几位领袖分别被强拽进汽车里拉走时倒是立刻就采取了行动。他们请求学生帮助。工自联的主席韩东方与李进进一起带着学生和工人游行到公安部大楼。在一整天的静坐示威以后,他们通过谈判成功地赢得了被劫持的工人的释放。还是没有人想到询问“飞虎队”的事情。

就像他之前的刘刚,王军涛现在看到他的影响力正在急速化解。他那个华盛顿式的领导风格的宏大构想在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失败中灰飞烟灭了。首都联席会议搬到了大学区,很快地变得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大多数著名的知识分子已经不见了。他们或者离开了首都去了外地,或者就地躲藏起来了。王军涛也是同样的悲观。他告诉陈子明这应该是他们为不可避免的流血结局做准备的时候了。

王军涛指示他们社经所的人员为运动的领袖们制作假证件。他在城市的郊区安排了一系列的安全居所,并拼凑了一个逐步从市内向外撤离的初步计划。他甚至采取措施把刘刚和张伦——他们社经所卷入运动最深的两位成员——撤了出来送往郊区。陈子明对即将到来的危险却不是同样的深信不疑,他觉得这场运动已经达到了如此的规模使得血腥镇压的可能性已经几乎消失了。

国际儿童节在六月一日来到。占据天安门广场的大学生尝试着扮演起大哥哥大姐姐的角色。他们打扫了广场,准备了一些小礼物来迎接年幼的访客。孩子们随着父母前来观看市里最新的旅游热点:民主女神。但这个天真的日子并没有一个好的开端。李禄被从睡梦中叫醒时得知封从德和柴玲已经被绑架。他赶了过去发现那两人在一个帐篷里被捂着嘴捆绑着。李禄摸清情况后判断这不是政府的行动,而是他们自己内部一小部分人的反叛。这是已经有过很多次的试图推翻他们领导地位的政变中最激烈的表现。李禄不动声色地召集来学生纠察队解决了争端。但是,他们领导层的内斗显然已经达到了令人心悸的程度。

Friday, March 5, 2010

天安门对峙中文连载: 第十一章(之十五)

满怀失落的王超华独自在繁忙的天安门广场无目的地徘徊着。她现在完全是一位外人了。张伯笠曾经拼命地为他无法兑现的诺言道歉,但那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她也不是完全地孤单。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底下,他看见了处于同样忧郁中的沈彤。自从对话团的使命灰飞烟灭之后,沈彤发现自己被运动完全排除在外。项小吉在几天之前已经离开了北京,沈彤觉得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无助。他已经收到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录取信,但一直还拖延着没有去美国领事馆申请签证。他不知道他是否应该在这个运动的关键时刻走出那一步。试图抓住一根最后的稻草的沈彤请求王超华为他在柴玲那里说些好话,看看柴玲是否能在指挥部里有他能帮忙的地方。王超华很为难地同意了。可是,她不久就带回来了一个简短的建议:你最好还是赶紧去办签证。

临近五月底,北京火车站变得异常地繁忙。外地来北京的学生人流稍为缓解了,但更多的人每天都在离开首都。北京的学生们已经基本上背弃了对天安门广场的长期占领。他们在打包回家乡。这也是一个外出旅游的好时机,学生们可以免费乘坐火车,就像文化大革命期间四处串联的红卫兵一样。就在天安门广场,火车站的员工也在为持有学生证的人发放免费的火车票。

这天傍晚,民主女神的部件在学生纠察队的护送下由四辆平板三轮车运到广场。美术学院的学生们用了整整一个晚上顶着大风组装这个塑像。她看起来与纽约市的自由女神极其相像。有意思的是,这位女神有着明显的欧洲人的面容,甚至有一个高鼻梁。但她那简单平直的发型却是十足的中国式的。她以一个有些别扭的姿势用双手将一个火炬高举过头。

这肯定不是一个优雅的雕塑。她基本上是用塑料和乳胶构成,并不适合在室外永久性使用。然而,她在结构上被设计成一个完全的整体,只有在被毁坏以后才能搬动。令她的制作者大松一口气的是,这个轻量级的雕塑在那天早上吹过广场的狂风之中巍然挺立,经受住了考验。这个近十米高的雕像即使是在辽阔的天安门广场中也有着一个显著的存在。雕像被放置在广场和城市的中轴线上。隔着宽广的长安街,这位女神的眼睛直接盯视着天安门城楼上那幅毛泽东主席的巨幅肖像。

天安门广场,作为中国最神圣的地方,有着许多重要的历史象征。沿着它的中轴线,毛主席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国旗杆和天安门城楼都是鼓舞全国人民的象征意义的建筑。现在,一幢新的雕塑找到了她小小的立足点。她的存在没有经过任何官方的许可,反而恰恰是在与官方正面对抗之中出现。她是这新一代人的象征。


(第十一章完)

Wednesday, March 3, 2010

天安门对峙中文连载: 第十一章(之十四)

更多的帐篷还在从香港源源不断地运来,天安门广场的帐篷城现在已经初具规模。少数的巨型帐篷里面可以容纳五十来人,为学生领袖们召集无休无止的会议提供理想的场所。中等大小的也可以庇护二十来人。绝大部分的则是原本设计为两三个人用的野营小帐篷。在排列整齐的帐篷中间,一个大型脚手架正在向上延伸。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就是那些当初在四月份制作了放置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胡耀邦巨幅肖像的那些人,正在制作一个新塑像。这一“民主女神”将在这天稍后运到广场,成为这场运动的永久性象征。广场上的音乐和舞会还在继续着,已经有计划要通过电话线与香港和台北的支持学生们一起举行实况音乐联欢会。

封从德对他妻子的判断原来并没有错,柴玲所需要的仅仅是放一个晚上的假。她在附近的一个旅馆里好好地睡了一觉,洗了一个急需的澡之后,心情就戏剧化地改变了。她带着满脸的笑容回到天安门广场,告诉李禄她已经准备好,可以重新担任总指挥的职务。她的时机也很理想。作为代理总指挥的杨涛并没有能坚持几个小时。他那突然之间的兴致勃勃不是广场上混乱的现实的对手。他发现自己完全不胜任这项工作而不得不辞职。

张伯笠这时候也回来了。他对在天安门广场上创立一个“民主大学”的想法非常感兴趣,这也是那个香港人邱延亮的主意。张伯笠自聘为该学校的创始校长,全身心地投入其准备工作。

那个下午很晚的时候,张伯笠把他能找到的学生领袖召集到一辆车上开会,其中包括柴玲、封从德、郭海峰和杨涛等等。他发现几乎所有人都来自北大,于是就让司机在他们沿路讨论时开往那个学校。车子一路把他们带到了未名湖畔。

正是临近日落的时刻,享受这个著名的湖光水色的最好时光。初夏的空气安宁舒畅。环绕着湖,长长的柳枝垂下来不经意地点进水面,激起看不见的涟漪。红彤彤的太阳落在了西边办公楼和树丛的背后,在对面山坡上的博雅塔上映照出一层光辉的金黄色。

湖边有很多人。情人们手挽着手慢慢地行走。老教授们浑然不知身外事地趔趄而行。骑着自行车的学生们安静地绕着湖水缓缓行进,许多人不由得下车改为推着车步行。偶然之间,孩子们在山坡上冲来冲去,以他们无忧无虑地笑声打破四周的平静。

和平。

这是每一个与北大有关的人都极为熟悉的场面。这些学生领袖们自己都曾几乎每天来这里欣赏、漫步或坐下。然而此时她却显得如此陌生和难以置信。他们有些人已经好几个星期没回过这里了。他们的生活已经被天安门广场的兴奋和混乱搅得如此变形他们已经忘却了家里的安宁。

在一个漫长和缓慢的小时里,他们在湖边徜徉着。没有人说话。深深地,他们知道这可能是最后的告别。在他们余下的一生里,他们有可能再也看不到这一片风景。一个又一个地,他们满含热泪,慢慢地登上了汽车。

车子开动时,一首歌声在车厢里回荡
也许我要告别,永远不再回来,
你是否能够理解,你是否能够明白?
也许我会倒下,再也不能起来,
你是否会永远地等待?
如果是这样,请不要悲哀,
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Monday, March 1, 2010

天安门对峙中文连载: 第十一章(之十三)

虽然他们俩自从开始绝食以后基本上日日夜夜都生活在天安门广场上,封从德一直没有多少时间是与他妻子柴玲一起度过的。他整天忙于后勤和财务工作,晚上往往就随便找一个帐篷睡一觉,将作为指挥部的公共汽车让给柴玲、李禄和其他学生领袖们。事实上,他不记得在运动中他们俩是否曾经有过任何单独相处的时刻。当有人告诉他柴玲在做“最后的话”的录像时,封从德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学生们自己留下遗嘱已经是一件很时髦也很平常的事情了。他没有察觉到他妻子那近乎绝望的心理煎熬,他只觉得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她肯定是很累,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那天晚上,柴玲在天安门广场的营地会议代表面前宣布了她的辞职。她没有谈论她自己下一步的计划,只是道歉说她太疲惫了,没法继续下去。她请求他们推选一位更坚强更有能力的人来担任这个职务,很明显地是在指李禄。最后,作为告别词,她批评了新来的外地学生缺乏献身精神,指出无休止的内斗和政变必须被制止。像往常一样,她满含眼泪的演讲感动了听众,许多人祈求她留下并自愿要协助她工作。

李禄这一次还是没有自己站出来。一直留在广场试图组织空校计划的杨涛却有点出人意料地站了出来推销他的计划,他的提议立刻就被众人的叫嚷所否决。学生代表们把它看作是要他们撤退的又一个企图。然而,奇怪的是,杨涛马上就放弃了他自己的计划,发誓他永远也不会离开天安门广场。他似乎已经表现出后来被称之为“广场病”的症状,这个极具传染性的“病症”使得一个平静而理性的人在接触到广场上那近乎疯狂的气氛之后会立即转变采取激进的立场。凌晨两点半时,学生议会通过了又一个决议再次肯定他们要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至少要到六月二十日。极其有意思的是,他们还选举了杨涛作为临时的代理总指挥。

杨涛远远不是唯一的一位得“广场病”的人。许多人,包括教师、知识分子和学生都带着理性劝说的初衷来到这里,却被热烈的气氛所征服而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变成所谓的“激进派”的一部分。天安门广场在这些日子里不仅仅是一个海德公园。有人嘲讽说,她已经变成了一个精神病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