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月28日，星期天，被指定为全球示威的日子。世界各地大城市里的中国学生和华侨走上街头声援他们在祖国的同胞。但在北京，这却是一个相对来说没多大意思的日子。这里的学生们举行了一次骑自行车游行。为了接触到更多的市民，他们把游行路线分成几部分，距离市中心都比较远。结果它完全没有他们在以前几个星期里已经习惯了的规模和气氛。更令人警觉的是市民的支持和热情有了明显的衰退，他们现在对这些没完没了的游行显得漠不关心。带着食物和钱到天安门广场来捐献的人流也减少了。不过更多的学生还在从外地到来，在人数上足够补上那些正在离开的学生。
柴玲这天觉得异乎寻常地郁闷。在粉碎了撤退的计划之后，她自己现在被运动无法确定的前景所烦恼。环顾四周，她看到的其实是一个已经变得相当赏心悦目的地方。大量崭新的帐篷已经从香港抵达。学生们正忙于支起帐篷，把它们按颜色排成不同的区域。根据规划，这些明亮的红、蓝和黄色的帐篷将构成十个各有不同作用的小区。这个焕然一新的帐篷城给人一种秩序和力量的错觉。柴玲很是佩服，她所信赖的助手李禄一直是在勤奋地工作着。
柴玲对李禄的办事和领导能力一直深为钦佩。她相信他才是这个运动所需要的强有力的领导人。李禄对撤退计划的坚决抵制更强化了她的看法。相比之下，她看到了自己的软弱之处。
戒严已经进入第8天了。谣言继续在传播着。就在这天早晨，有“确实的情报”说一队神枪手已经潜入了广场，准备好了在一分钟之内暗杀所有的学生领袖。那场撤退不果的闹剧也造成了深刻的心理创伤。好几个人在那天早上前来辞职。曾经帮助修改柴玲的《绝食宣言》的作家白梦懊恼地放弃了他主管宣传的职位。张伯笠告诉柴玲他要离开一段时间，准备写一本关于这场运动的书。作家郑义和他的妻子也在收拾行李，他们也变得极其失望。这两人以已经没有换洗衣服为由决定了这是他们离开这里，回到在偏远的陕西省的家的时候了。
这样，就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萎缩了。只剩下了李禄、封从德和柴玲，以及一小组茫然不知所措的志愿者。柴玲打定了主意，这也是她自己走开的时候了。但在离开之前，柴玲觉得她还有一两件事要做。她希望能留下几句话，这样她的想法不会随着她自己的消失而消失。她也还要见她丈夫一次，也许她能说服他一起走。
柴玲独自穿过长安街来到北京饭店。她在那里找到了金培力，一位在北师大学习中国历史的美国研究生。随着北京的事件逐步升级，许多外国留学生都在或者自愿或者被雇佣地为各个新闻媒体做报道工作。金培力也不例外，他在为英国广播公司（BBC）新闻部工作，并通过这项工作认识了柴玲。
金培力立刻就察觉到这个“失态、恐惧和哭泣着”的来客正面临着某种威胁而准备要逃跑。柴玲请求他在她动身之前协助录制一些“最后的话”。走出饭店时，他们遇到了一位名叫梁淑英的香港女记者，她立刻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他们坐进一辆出租车漫无目的地转了一会儿，然后金培力才决定前往他的一个朋友的住所。在车里，柴玲手写了一张纸条授权金培力以她的名义发言，可能是在准备着她的被捕或死亡。这位年轻的美国人因为她的严肃态度既震惊又害怕。他在一间小卧室里让柴玲面对着录像镜头坐在床沿，手里再拿上一个盒式录音机。柴玲马上就开始了讲话。
她的开场白带着平静和忧伤：“我想这可能是我最后的几句话了，因为现在的形势就是越来越残酷。我叫柴玲，我今年23岁。”她回忆起她在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上参加这场运动时的情形。当那3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跪下请愿时，她看到了广场上同学的泪水。她看见她丈夫封从德咬破手指在手绢上写血书。她记起后来绝食的发动，与阎明复的对话，还有李禄要自焚的想法。她在重述整个运动的过程中穿插着许多对其他学生领袖的负面看法，尤其是那些当初反对绝食，现在还在继续试图与政府“妥协”的人。她很难受，她的嗓音嘶哑、停顿，有时候几乎听不清。后来，她终于忍不住失去控制地哭起来。她没法面对她所热爱的运动正在分化和丧失其纯洁性这个事实。她绝望地哭着说，就在政府方面开始团结起来变得强硬时，学生们却走向相反的方向。在没有提供任何具体名字或证据的情况下，她宣称在学生领导团体的内部就有叛徒、贪污犯和为政府工作的特务。
金培力觉得他不能不插话了。他轻轻地问道，“这次学生运动……最黑暗是哪一天？”柴玲毫不犹豫地回答：“最黑暗的还没来呢。”她把矛头指向那些主张学生撤退的“所有的人”，不留余地地宣布说天安门广场是学生必须坚守的最后和唯一的阵地。他们绝对不能撤退。
柴玲看起来对别人试图夺她的权尤其地深恶痛绝。她解释说她之所以必须死死抓住总指挥这个位置是因为她需要这个权力去对付那些主张撤退的势力。她控告说，其他的领导人，包括高自联、首都联席会议、还有所有那些自己宣布成立的组织都在挖她的墙角。尤其是刘晓波和吾尔开希，两个她极其气愤地点出了名字来的人。尽管吾尔开希已经至少两次对运动造成巨大的伤害，他们关心的还完全只是领袖的地位。而年龄大一些的知识分子们则只关心他们自己的形象。
接着，就像一个钟摆重新回到另一个方向那样，柴玲满怀深情地回忆起绝食早期的日子。她说，那是运动的最好的阶段，所有人都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运动是纯洁的。市民因为学生唤醒了他们的同情心而支持他们。她觉得运动是在北京市民用自己的身体把戒严部队阻挡在郊外时达到了光辉的顶峰。但这个愉快的想法只持续了不到两分钟，她的思路又马上被不确定的未来所占据。就这样，她说出了一段将永远跟随着她的一段话：
学生们总在问下一步干什么，我们能达到什么要求？我心里觉得很悲哀。我没办法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后无赖至极时，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民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团结起来。但这种话怎么能跟同学们说？
至少从字面上看，这些话语带着作为总指挥的柴玲自己的阴谋意味：她可以有意地把运动引导向流血，以此来达到唤醒民众的目的，却又不能把这个目标告诉听从她指挥的学生。但在这一个时刻，柴玲却只关心着其他人的阴谋，不停地控诉“上层人士、人物名流”为了“达成个人的交易”，“帮助政府，不让政府采取这种措施”，反而要学生撤离广场。她变得越来越情绪化和语无伦次。她谈起了她的丈夫，他们原有的一起出国的计划；她的父母，和她对家庭欠下的债。
金培力再次打断话题。他让柴玲描述一下她自己下一步的计划。柴玲又说出了一些以后会回过来永远地纠缠着她的话：
下一步作为个人，我愿意求生下去。广场上的学生，我想只能是坚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不过我相信一次大的革命很快就要到来的。……下一次运动开始的时候，我想我还会再站出来，如果我还活着的话。我想最终的就是推翻这个没有人性的、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反动的政府，而建立一个人民自由的政府，而让中华人民真正地站起来。让一个人民的共和国真正地诞生。
梁淑英小心地询问关于在5月30日撤退的计划。柴玲毫不留情地指控那个方案已经对运动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她后悔她没有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她再次指责那个计划是一个阴谋。如果他们的确撤退的话，“那么中国就要复辟了”。
“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上坚持吗？”梁淑英低声问道。
柴玲耸了耸肩，“我想我不会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个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这样想。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我自私。但我觉得，我的这些工作应该有人来接着干下去。因为这种民主运动不是一个人能干成的。这些话先不要披露？好吗？”
最后那句话显示出柴玲终于察觉到她所说的话并不适合公开发表。她这个“最后的话”录完了，柴玲需要做的只是在离开之前与她的丈夫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