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January 30, 2012

《天安门对峙》书摘:柴玲“最后的话”录像

以下是《天安门对峙》第十一章的部分内容,描述柴玲录制“最后的话”录像过程:


伍月28日,星期天,被指定为全球示威的日子。世界各地大城市里的中国学生和华侨走上街头声援他们在祖国的同胞。但在北京,这却是一个相对来说没多大意思的日子。这里的学生们举行了一次骑自行车游行。为了接触到更多的市民,他们把游行路线分成几部分,距离市中心都比较远。结果它完全没有他们在以前几个星期里已经习惯了的规模和气氛。更令人警觉的是市民的支持和热情有了明显的衰退,他们现在对这些没完没了的游行显得漠不关心。带着食物和钱到天安门广场来捐献的人流也减少了。不过更多的学生还在从外地到来,在人数上足够补上那些正在离开的学生。

柴玲这天觉得异乎寻常地郁闷。在粉碎了撤退的计划之后,她自己现在被运动无法确定的前景所烦恼。环顾四周,她看到的其实是一个已经变得相当赏心悦目的地方。大量崭新的帐篷已经从香港抵达。学生们正忙于支起帐篷,把它们按颜色排成不同的区域。根据规划,这些明亮的红、蓝和黄色的帐篷将构成十个各有不同作用的小区。这个焕然一新的帐篷城给人一种秩序和力量的错觉。柴玲很是佩服,她所信赖的助手李禄一直是在勤奋地工作着。

柴玲对李禄的办事和领导能力一直深为钦佩。她相信他才是这个运动所需要的强有力的领导人。李禄对撤退计划的坚决抵制更强化了她的看法。相比之下,她看到了自己的软弱之处。

戒严已经进入第8天了。谣言继续在传播着。就在这天早晨,有“确实的情报”说一队神枪手已经潜入了广场,准备好了在一分钟之内暗杀所有的学生领袖。那场撤退不果的闹剧也造成了深刻的心理创伤。好几个人在那天早上前来辞职。曾经帮助修改柴玲的《绝食宣言》的作家白梦懊恼地放弃了他主管宣传的职位。张伯笠告诉柴玲他要离开一段时间,准备写一本关于这场运动的书。作家郑义和他的妻子也在收拾行李,他们也变得极其失望。这两人以已经没有换洗衣服为由决定了这是他们离开这里,回到在偏远的陕西省的家的时候了。

这样,就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萎缩了。只剩下了李禄、封从德和柴玲,以及一小组茫然不知所措的志愿者。柴玲打定了主意,这也是她自己走开的时候了。但在离开之前,柴玲觉得她还有一两件事要做。她希望能留下几句话,这样她的想法不会随着她自己的消失而消失。她也还要见她丈夫一次,也许她能说服他一起走。

柴玲独自穿过长安街来到北京饭店。她在那里找到了金培力,一位在北师大学习中国历史的美国研究生。随着北京的事件逐步升级,许多外国留学生都在或者自愿或者被雇佣地为各个新闻媒体做报道工作。金培力也不例外,他在为英国广播公司(BBC)新闻部工作,并通过这项工作认识了柴玲。

金培力立刻就察觉到这个“失态、恐惧和哭泣着”的来客正面临着某种威胁而准备要逃跑。柴玲请求他在她动身之前协助录制一些“最后的话”。走出饭店时,他们遇到了一位名叫梁淑英的香港女记者,她立刻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他们坐进一辆出租车漫无目的地转了一会儿,然后金培力才决定前往他的一个朋友的住所。在车里,柴玲手写了一张纸条授权金培力以她的名义发言,可能是在准备着她的被捕或死亡。这位年轻的美国人因为她的严肃态度既震惊又害怕。他在一间小卧室里让柴玲面对着录像镜头坐在床沿,手里再拿上一个盒式录音机。柴玲马上就开始了讲话。

她的开场白带着平静和忧伤:“我想这可能是我最后的几句话了,因为现在的形势就是越来越残酷。我叫柴玲,我今年23岁。”她回忆起她在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上参加这场运动时的情形。当那3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跪下请愿时,她看到了广场上同学的泪水。她看见她丈夫封从德咬破手指在手绢上写血书。她记起后来绝食的发动,与阎明复的对话,还有李禄要自焚的想法。她在重述整个运动的过程中穿插着许多对其他学生领袖的负面看法,尤其是那些当初反对绝食,现在还在继续试图与政府“妥协”的人。她很难受,她的嗓音嘶哑、停顿,有时候几乎听不清。后来,她终于忍不住失去控制地哭起来。她没法面对她所热爱的运动正在分化和丧失其纯洁性这个事实。她绝望地哭着说,就在政府方面开始团结起来变得强硬时,学生们却走向相反的方向。在没有提供任何具体名字或证据的情况下,她宣称在学生领导团体的内部就有叛徒、贪污犯和为政府工作的特务。

金培力觉得他不能不插话了。他轻轻地问道,“这次学生运动……最黑暗是哪一天?”柴玲毫不犹豫地回答:“最黑暗的还没来呢。”她把矛头指向那些主张学生撤退的“所有的人”,不留余地地宣布说天安门广场是学生必须坚守的最后和唯一的阵地。他们绝对不能撤退。

柴玲看起来对别人试图夺她的权尤其地深恶痛绝。她解释说她之所以必须死死抓住总指挥这个位置是因为她需要这个权力去对付那些主张撤退的势力。她控告说,其他的领导人,包括高自联、首都联席会议、还有所有那些自己宣布成立的组织都在挖她的墙角。尤其是刘晓波和吾尔开希,两个她极其气愤地点出了名字来的人。尽管吾尔开希已经至少两次对运动造成巨大的伤害,他们关心的还完全只是领袖的地位。而年龄大一些的知识分子们则只关心他们自己的形象。

接着,就像一个钟摆重新回到另一个方向那样,柴玲满怀深情地回忆起绝食早期的日子。她说,那是运动的最好的阶段,所有人都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运动是纯洁的。市民因为学生唤醒了他们的同情心而支持他们。她觉得运动是在北京市民用自己的身体把戒严部队阻挡在郊外时达到了光辉的顶峰。但这个愉快的想法只持续了不到两分钟,她的思路又马上被不确定的未来所占据。就这样,她说出了一段将永远跟随着她的一段话:

学生们总在问下一步干什么,我们能达到什么要求?我心里觉得很悲哀。我没办法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后无赖至极时,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民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团结起来。但这种话怎么能跟同学们说? 

至少从字面上看,这些话语带着作为总指挥的柴玲自己的阴谋意味:她可以有意地把运动引导向流血,以此来达到唤醒民众的目的,却又不能把这个目标告诉听从她指挥的学生。但在这一个时刻,柴玲却只关心着其他人的阴谋,不停地控诉“上层人士、人物名流”为了“达成个人的交易”,“帮助政府,不让政府采取这种措施”,反而要学生撤离广场。她变得越来越情绪化和语无伦次。她谈起了她的丈夫,他们原有的一起出国的计划;她的父母,和她对家庭欠下的债。

金培力再次打断话题。他让柴玲描述一下她自己下一步的计划。柴玲又说出了一些以后会回过来永远地纠缠着她的话:

下一步作为个人,我愿意求生下去。广场上的学生,我想只能是坚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不过我相信一次大的革命很快就要到来的。……下一次运动开始的时候,我想我还会再站出来,如果我还活着的话。我想最终的就是推翻这个没有人性的、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反动的政府,而建立一个人民自由的政府,而让中华人民真正地站起来。让一个人民的共和国真正地诞生。 

梁淑英小心地询问关于在5月30日撤退的计划。柴玲毫不留情地指控那个方案已经对运动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她后悔她没有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她再次指责那个计划是一个阴谋。如果他们的确撤退的话,“那么中国就要复辟了”。

“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上坚持吗?”梁淑英低声问道。

柴玲耸了耸肩,“我想我不会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个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这样想。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我自私。但我觉得,我的这些工作应该有人来接着干下去。因为这种民主运动不是一个人能干成的。这些话先不要披露?好吗?”

最后那句话显示出柴玲终于察觉到她所说的话并不适合公开发表。她这个“最后的话”录完了,柴玲需要做的只是在离开之前与她的丈夫告别。

Sunday, January 29, 2012

八九书籍:柴玲自传《一心一意向自由》




注:柴玲的自传中文版《一心一意向自由》与英文版同时在香港出版。本人手头没有中文版,此书评是根据其英文版所作。

八九民运20多年以后,当时举世瞩目的学生领袖柴玲在去年秋天终于出版了自传《一心一意向自由》。该书问世时曾引起过一场不大不小的媒体轰动,主要是因为作者出人意外地披露她年轻时曾经有过4次堕胎经历,其中最后两次正好分别在那场运动之前后。轰动效应很快就消退了,书也就很少被人提起。仅有的几个书评多半来自宗教读者群,感兴趣的是柴玲皈依基督教的心灵历程。她在那场运动中的经历不过是作为背景提起,而20年前的那场运动则似乎已经没有多少可说的了。

从这本书里的确也很难获得对那场运动新的了解。《一心一意向自由》是作者至今的人生旅程的记录,但却没有能给读者提供足够的细节和深度来真正理解主人公理智和感情上的发展变化。尤其是作为八九民运后半期的主角,天安门广场上的“总指挥”,作者对于那场彻底改变了她自己和其他许多人命运的运动之描述最多只能说是极其粗糙,有时甚至近乎虚伪。

柴玲的天安门经历

在这本书里,柴玲将自己最初参加那场运动的动机归之于她对当时的丈夫、同样成了学生领袖的封从德的爱情和关切。她却对自己后来在绝食时取得几乎绝对的领袖地位以及成为广场上的总指挥的过程轻描淡写,没有提供具体的过程和动机。不过她倒是透露出她从运动一开始就因为被封从德以及他那个由男学生主导的领袖圈子所轻视、受到其不公平对待而耿耿于怀。

也许并非作者有意,这本书还是为柴玲当时的精神状态提供了一些原先未公开的线索。八九民运中有关柴玲的颇为令人不解的是她当时内心深处的绝望情绪。这在她发起绝食时的著名讲话(后来发展成《绝食书》)以及那个灾难性的“最后的话”录像中都表现得很明显。而那样的绝望心情虽然很感人、有鼓动力,却恰恰与当时的学生主体的心情和情绪完全不合拍。从这本书里我们才知道柴玲那两年正经受了一系列个人和家庭中的沉重打击。那时,她已经有了3次婚前堕胎经历(前两次与封从德无关)。她的母亲因为被错误地指控盗窃公物而精神失常。她在北大校园内几乎被认识的同学强奸(她因为昏厥并不确定是否的确被强奸)。此后又与学校保卫人员发生两次极其不愉快的冲突。在那之中她已经察觉到她与封从德的婚姻关系正岌岌可危。这一切累加起来,的确会使一个21岁的女孩觉得难以承受。柴玲号召绝食时认为那时已到“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要看看中国是否还有任何希望。这样的绝望情绪似乎更多地来源于其个人内心深处的悲哀。

同时,该书却很肤浅地在那场运动的许多关键时刻飞掠而过,没有提供她或其他人决策时的考量。的确,无论是绝食的开始结束与政府官员阎明复的对话、5月底撤出广场决定的破产、还是大屠杀那晚的最后时刻,我们这位“总指挥”在她自己的书里仍然显现得更像是一位旁观者或跟随者,与领导者的形象差之甚远。

柴玲倒是把好几页的篇幅专门用于她那个“最后的话”的录像。她的自我辩护带有很强的防守基调。她找借口说并不知道帮她录像的美国青年金培力(Phillip Cunningham)当时在为一家西方新闻社工作。她把录像中最引起争议的部分(所谓“期望流血”)归之于是从李禄(当时的副总指挥之一)那里听来的复述,并多次责怪李禄后来没能站出来为她承担这个责任。她并且声称金培力是未经允许擅自把录像公开给了后来制作纪录片《天安门》的人。

柴玲的可信度

这就引出了这本书内容上的准确和可信的问题。的确,柴玲当时可能不知道金培力的记者身份,但她完全清楚当时在场的另一位女士是香港的报刊记者,并在录像里回答了她的几个问题。金培力自己则回忆过柴玲在录像那天曾特地写了一个字条给他,授权他全面负责该录像的公开发行。他们当时就与在北京的几家西方媒体联系,但未能找到愿意接受的。也许金培力自己没有说实话,但这些过程在柴玲的这本书里却完全没有提及。而确凿的事实是,那个录像是在屠杀之后几天内就在香港公开播放的。纪录片《天安门》则在好几年之后才开始策划。

封从德在这本书面世之际便发表了一份个人声明,认为该书里诸多细节不实。他说在读到初稿时就发现了“上百错处”,并为作者提供了“三百多个批注”,希望能在出版前订正,但未见成效。当然,封从德自己并不是一个中立评论员——作为作者的前夫,他在书中被描绘为既英俊聪明又脾气大并且有虐待行为。

的确,书中所描述的八九民运期间有许多情节与现在所知的事实或者众多他人回忆中的共识不尽符合。该书后面仅列有极少数的注释,而那些注释对于作为验证作者故事的参考方面毫无帮助。

柴玲漂浮的人生

《一心一意向自由》从柴玲的童年到她最近皈依基督教,以从事反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慈善事业方式重返公共舞台为止叙述了她目前的一生。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生故事。她在中美两国都进入了最好的学校接受高等教育、领导了一场震惊世界的群众运动、与世界各地的国家领导及名人频繁往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创业者并将自己从一个无神论者转化成佛教徒然后又成为基督徒。

因为柴玲这样的背景,大多数读者会自然地期望在这本自传里看到一个强势的领袖性格。然而,尽管该书显然是在努力描绘一个坚强、自立的女性,但其所透露的却是一个经常被他人所左右的脆弱灵魂。这是一个漂浮中的人生故事。

柴玲自己的描述证实了很多人早已有的印象:虽然她在天安门广场是总指挥,她并不是运动的实际领袖,而只是一个傀儡。重要的决定大都由处于幕后的李禄作出。事实上,她在整个运动中的表现都带有强烈的被动色彩:她最初的参与是源自对封从德的感情。她发起绝食是因为受到几位研究生朋友的影响。她在运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否决她自己已经同意过的撤退计划——完全是李禄的意思。等等等等。至少从这本书里,我们没有看到作者在那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有很强的主见,而她偏偏占据了——并屡次执拗地拒绝放弃——那场运动最重要的领袖位置。

她还证实了她在绝大多数困难的时刻或抉择的当口只能哭哭啼啼。

在八九民运的历史之外,《一心一意向自由》的主题似乎便是作者走向基督教的旅途——一个在无神论环境下长大的女孩的精神觉醒。书题中所向往的“自由”既是摆脱在中国的共产党统治下的自由生活也是心灵得到新找到的基督上帝庇护下的解放。柴玲觉得她终于结束了自己的漂浮而达到了彼岸。她还曾经说过这本书是上帝在借她的手写作。然而她的皈依过程仍然很难令人信服或鼓舞,反而给人那不过是一个因为环境使然或方便的选择的印象。很多年以前,当柴玲和封从德在大屠杀后逃亡时,他们在国内南方得到一个佛教团体掩护。在与世隔离的条件下,两人都被那些人员感动,皈依成了佛教徒。而最近几年,柴玲又突然处于被包括他现在的丈夫、朋友和几位成为牧师的前学生领袖的很多虔诚基督徒的包围之中,她便又很快地发现了新上帝而成了基督徒。(与柴玲不同的是,封从德迄今仍坚定地信仰佛教。)

柴玲的自我感觉

在叙述她自己的故事时,柴玲经常表现出明显的选择性取材。她花了很大篇幅描述自己在美国毕业后寻找一份高调的咨询工作时因为那些公司害怕得罪中国政府所带来的困难。(她最后不得不接受一家公司以假名工作的无理要求——这个公司行为合法吗?)她觉得那是一个直接威胁到她在美国生存的巨大打击,却从未想到她完全可以去一些不与中国打交道的中小公司谋职。在抱怨这些困难时,她更对自己的背景和名声同样可能为她得以进入普林斯顿和哈佛这样的名校以及在她事业发展中所能利用的各种关系打开了大门这一点不置一词。

她一再强调在大屠杀的那个晚上她“带领”纪念碑下的学生撤出广场。但即使是在她自己的书里,所谓的“带领”不过只是她当时与其他在场的领袖一起走在了撤离队伍的最前面——而那时还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仍然在拒绝撤离。虽然她身为总指挥,那次撤退却是四君子提议、由侯德健和周舵不顾学生指挥部的反对去谈判、最后由封从德主持决策和组织而成的。

在她为自己“最后的话”辩护时,她继续指称外界对她个人的批评等同于对学生领袖的恶毒攻击,是给整个学生运动抹黑。(封从德多年来为柴玲辩护时也经常使用同样的语言。)然而她自己却毫无困难地把同样的批评转移到同样是学生领袖的李禄身上,然后怪罪李禄没有为身为总指挥的她承担责任。她对自己近年来发动针对纪录片《天安门》制作者的掠夺性诉讼更只是一笔轻轻带过。

柴玲的书

《一心一意向自由》追踪了柴玲的人生,为现今已有并在持续增长的与八九民运有关的书籍资料中增加了新的一册。但对于多数对那部分历史并不熟悉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可能很难读得仔细。作者似乎假设她的读者或者已经对背景耳熟能详或者不关心具体内容,在叙述时随意而不加解释地提出各种人名和事件。但该书可以在教会群体中找到合适的读者,他们对名人皈依宗教的故事总是百听不厌。其他人也可以在书中找到一些柴玲的背景故事以及她心理、情绪方面的线索。但如果作为历史资料,这本书却很遗憾地欠缺细节、深度以及可信度。

Friday, January 27, 2012

八九人物:孔庆东


孔庆东教授从来就不是一个典型的学院人物。相反,他那有时近乎有意冒犯甚至疯狂的言论经常令其成为媒体上的英雄或恶霸——就看你如何看待他的观点。他还自称是孔子的嫡系传人。

而每次他引起公众喧哗时,总会有一些怀有不同企图的人热衷于挖掘起他的过去:他曾经是八九民运的积极参与者。


1989年时,24岁的孔庆东是北大中文系的硕士研究生。他在民运之前并没有什么活跃的记录。

1989年4月底,北大的筹委会在由纪念胡耀邦而起的第一轮抗议活动后正陷入混乱和内斗之中。孔庆东作为他们系的学生代表参与校内自由选举,进入了其领导机构,并在4月25日成为筹委会的召集人。

孔庆东和沈彤及其他同学一起试图与校方取得联系,要求校领导直接与筹委会对话,以期取得承认。他们的努力有一定的效果,校方表现了愿意对话的意图。但这一谈判很快就被《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的发表和四二七大游行所打断。沈彤和孔庆东曾经试图将四二七的抗议活动限制在校园内举行,但没能成功。他们也因此失去了一些其他学生领袖的信任,甚至被怀疑是特务。5月2日,孔庆东在筹委会的又一次选举中落选。他似乎从那时起便退出了运动。

不清楚他是否在运动后的清算中得到惩罚。他旋即离开了北大,在边远地区游荡了3年。但后来他还是回到母校继续在中文系攻读,获取文学博士学位。

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孔庆东成为一个多产的作家,出版了大量很受欢迎的文学和评论著作。他也成为北大的教授。但他最引人注目的是作为电视和其它媒介的评论员频频露面,言辞激烈。他现在的政治观点倾向于怀念毛泽东时代、崇尚民族主义的“极左派”,是著名网站“乌有之乡”的旗手之一。他的言论也经常集中于捍卫共产党的统治。这与他当初与同学们一起站在天安门广场时大相径庭。


八九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