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纽约时报》和世界其它大报均刊登了方励之撰写的评论文章。原文是英文,这里是中文翻译:
刘晓波和对中国的幻觉
方励之
我为诺贝尔委员会因为刘晓波为中国的人权所作的长期和非暴力的抗争而授予他和平奖之举衷心地喝彩。通过这一行动,该委员会向整个西方在1989年天安门屠杀之后所形成的一个危险的主流观点——经济的发展会必然导致中国的民主——提出了重新审视的挑战。
1990年代后期以及新世纪以来,这个论点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有些人无疑是坚信这一点,其他人也许发现这对他们的商业利益很便利。许多人则信任中国的高层执政者,这些执政者一直在试图说服外国投资者只要他们继续进行不与人权原则“挂钩”的投资,中国的一切就会按照她自己的步骤变得更好。
天安门已经过去20多年了。中国已经正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然而,并不激进的刘晓波和成千上万其他持不同政见者却因为只是要求已经被联合国供奉起来、被西方投资者在他们自己国家中是理所当然的基本权力在监狱中蹉跎岁月。虽然有着一个腾飞的经济,人权却并没有改善。
刘晓波自己过去20年中的经历本身就足以摧毁任何关于民主会作为财富增长的结果而自动出现的幻想。
我是在1980年代认识刘先生的,那时他是一个敢说话的年轻人。他在1989年参与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和平抗议并因此被判2年徒刑。从那时起直到1999年,他一直在劳改营、监狱、拘留所或软禁中出入。2008年,他发起了“零八宪章”请愿,呼吁中国遵从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他因此再度被捕,更被严酷地以“煽动颠覆国家”罪判处11年徒刑——尽管中国是该联合国宣言的一个签署者。
据人权组织的材料,中国现在有大约1400名政治、宗教或思想犯在监狱或劳改营里服役。他们的“罪行”包括身为地下政治或宗教组织、独立工会或非政府组织的成员。或者他们是因为参与罢工、抗议和公开发表不同政见而被捕。
这一无可辩驳的现实应该为那些还在相信中国的专制者会因为国家的富裕而改变他们对人权的漠视的人敲响警钟。无论中国的领导人已经把她的市场对外开放得多彻底,他们在残酷的政治理念上并没有后退过半步。
正相反,中国的独裁者对普世人权的价值观愈加轻视。在天安门之后的十年中,共产党政权曾经为了改善自身形象释放过100名政治犯。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国际社会的压力消失了,政府又回到其严酷镇压的老路上。
国际社会应该对中国违反国际条约的行为加以特别的关注。除了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中国还在1988年签署了联合国禁止酷刑的条约。然而,酷刑、虐待和精神折磨在中国的拘留所和监狱中大规模应用。这包括殴打、长期单独关押、无法下咽的食物、过冷过热的环境和拒绝医药。
国家权力随着财富增长的同时,共产党也在违反自己的宪法上充满自信。例如,宪法第35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没有人会对政府经常违反这些权力有疑问。
20世纪上半叶日本不幸的历史显示,一个违反人权的崛起中的经济强国是对和平的威胁。
幸运的是,勇敢的诺贝尔委员会在繁荣中的中国面前再次揭示了这一关联。该委员会完全正确地将对人权的尊重和世界的和平联系起来。就像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所清楚地了解的那样,人权是“民族团结友好”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