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November 24, 2011

八九书籍:《从广场到秦城》



李进进的个人回忆录《从广场到秦城》(明镜出版社,2011)由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作者的简短小传和两篇记叙作者参与1989年学生运动的回忆文章。后一部分则是作者因参与八九民运被捕后在北京几个看守所和监狱中的生活经历、感悟及法律思考。

1989年,就在胡耀邦去世之后不久的4月18日,李进进在人民大会堂外台阶上挺身而出,主持领导了一次长达一整天的静坐请愿,最终迫使三位人民代表出来公开接受了学生的请愿书。在运动的后期,他又冒着戒严中的风险,参与创建、组织了工自联,成为其领袖之一。他把这些经历分别记录在《广场上第一次有组织的静坐》和《记第一个工人自治组织——北京工自联》两篇文章里。不过这两篇回忆并不是新材料,已经在以前的报刊和文集中发表过,也是《天安门对峙》一书写作过程中得以参考的原始文献之一。但文章收入在这本书中,辅之以作者的自传,也为其经历提供了更多的背景和深度。

正如书的副标题——《一个法律博士生的狱中探法》——所示,有关作者为民运坐牢的心路历程才是该书的主要内容。上大学前,李进进曾经当过6年兵,后来又做过警察,然后又在大学研读法律。1989年时他已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并正在攻读博士。能以这样的经历和身份却自己身陷囹圄,转换角色以囚徒之眼来审视中国的监狱制度,也不失为绝无仅有的机会。可贵的是李进进在监狱中没有怨天尤人自暴自弃,而是精心地观察思考,帮助狱友分析案情,不卑不亢地争取改善待遇等等。

有意思的是,虽然作者是大学博士生,他却因为参与工自联的缘故被作为工人看待,没有与其他被捕的学生领袖关押在一起。而是更多地接触到普通刑事犯罪的“同镣”。所以,作者的狱中回忆也带有明显不同的色彩。作者自己的“探法”也因此更趋近于法学的专业性,基本上不为当时政治观点的分歧和冲突所左右。

《从广场到秦城》篇幅不长,很容易阅读。它提供了八九民运的几个侧影和当时中国监狱内部运作的图像。其最可贵之处是语言记叙上的平实和宁静,凸显其可信度。也许是因为作者刻意小心,书中的叙述完全局限于作者本人所作所为,基本上没有涉及到其他学生领袖或参与者。因此在作为运动的全貌参考上略显不足。



八九人物:李进进



1989年4月18日——胡耀邦去世三天之后——李进进发现自己正与一大群年轻学生一起坐在人民大会堂门外的台阶上,试图向自己的政府请愿。他内心很激动,但并没有准备自己站出来。

那时,李进进是北大法律系的博士研究生。与当时大多数学生不同的是,他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社会经验。

1955年出生的李进进是在文革时期长大的,没有受到正规的中小学教育。15岁时,他就加入了解放军(一位招兵干部帮他改了年龄),6年后复员成为家乡武汉市的一名警察。当时正好赶上文革后恢复高考,他便作为几十万考生之一在1978年成为湖北省一所高校的法律系大学生。那时他23岁。

大学毕业后他于1982年来到北京大学读研究生,并于1985年硕士毕业。在武汉教了两年书后,他在1987年再度回到北大攻读博士。这时他开始活跃,通过竞选成为北大研究生会主席。但很快他因为一些公开言论和组织讲座遭到麻烦。就在1989年初,研究生会在没通知他本人的情况下开会改选,他便不再担任其任何职务。

在多人劝说下,李进进决定远离是非,专心自己的学问。然而,那却是1989年的春天,他在人民大会堂前看到了那场正在失去组织和秩序的静坐抗议。于是他还是站出来充当起学生领袖的角色。他主导了那场静坐后期的活动并取得成功:他们公开地、和平地把学生的“北大七条”请愿书正式递交给三位人民代表。后来他很快地离开了现场。但那里聚集的人群并没有散去,却游行到新华门抗议,导致后来那里与武装警察的肢体冲突。

那几乎成为他在那场运动中唯一的出现——在那之后他立即消失了。五月初,他甚至一度离开北京回到武汉的家里以减除家人对他卷入运动的担忧。一直到5月18日他才又回到了运动之中,那时绝食已经开始,镇压的危险正在迫近。而这一次他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1989年5月18日那一天李进进在北京的街头巡回演讲。当晚,他碰巧遇到几个正在准备组建独立工会的工人。他随即自荐成为这个萌芽中的工自联实际上的法律顾问。他与韩东方、周勇军等人一起创立了这个组织并草拟了其大量文件和声明。

5月31日,当工自联的几名成员在镇压来临之际被捕时,李进进和韩东方带领一大群工人和学生在北京市公安局门前又一次进行了一场静坐。他们成功地赢得了其被捕成员的释放。

有意思的是,李进进然后就在6月2日离开天安门广场,回到北大参加其博士学位资格考试。就在6月3日那天上午,他通过了考试,然后花了一整天准备向政府部门正式登记工自联的文件。不久,屠杀的消息便摧毁了他的计划。他那天晚上试图回到广场,但没能通过木樨地——当晚最血腥的战场。

大屠杀之后,李进进离开北京回到了武汉。6月10日他在家里被捕。1991年4月24日,他被免予起诉而释放。后来他于1993年来到美国,获得美国法学学位。现在他在纽约州居住,从事律师工作,并在海外民运中相当活跃。

2011年,李进进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记下其在八九民运中的经历以及后来狱中的思想和感悟。


Monday, November 14, 2011

沈彤加入“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


《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了前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沈彤已经加入到纽约市“占领华尔街”的街头抗议之中:

现在,在纽约市金融区祖科蒂公园附近经常可以看到已经43岁并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的沈彤的身影。他在那里已经成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一个父亲般的角色。 
几乎每一天他都在百老汇街上一间不引人注意的办公室里召集抗议者开会做计划。他负责的事情很繁杂:小到为这个杂乱群体处理文书的日常工作,大到为这些年轻自负的革命家出谋划策。 
29岁的抗议者麦克斯·比恩说,“他提供很多智慧老人式的意见。” 
沈彤自己并没有计划全身心地投入到“占领华尔街”运动。10月17日时,他只是随意从家里走过10个街区来到祖科蒂公园,意外地遇到了一些对他过去在中国的努力有所了解的抗议者。他说,“我对这场运动很好奇。很快我就意识到这不会很快消失。但做好事总是会有代价的。” 
沈彤不久就自己一星期七天都全日制地为“占领华尔街”工作了。

该报纸还引用了沈彤的感想:“上一次我们希望有一个不同的中国时,我们挨了子弹。美国可以好好地做这样的事。”

在中国的八九民运期间,也曾有过十几位四十岁上下的知识分子在天安门广场为当时年轻得多的沈彤等学生领袖提供同样的支持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