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天安门对峙》第12章部分内容，描述天安门大屠杀之夜：
这座古老的首都曾经是由一道环绕整个城市的城墙所保护，城墙上开着一些城门可以控制进出的交通。古城墙的所在已经变成了现在的二环路，城门则被苜宿叶形的立交桥所取代。东西向的主街道、经过天安门的长安街在西面止于复兴门。但大路以复兴门大街的名义继续向前延伸。从复兴门再向西一小段就是前个夜晚因为一起交通事故引起过激烈骚动的木樨地大桥。
木樨地是大多数大学生骑自行车从他们位于北面的校园里下来拐弯去天安门广场的地点。在木樨地街口的西北角是军事博物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骄傲。沿着复兴门大街混杂着一些高层住宅楼和传统的大院。这些大院大部分是军队部门的住宿地。在这个特别的时刻，被动员起来的大学生正成千上万地汇集到这里，他们与从附近住宅楼里出来的几倍多的市民混合在一起，把公共汽车和卡车推到桥上作为路障，然后密密麻麻地站在后面以示抵抗。
这些平民完全不知道他们所要面对的是38军，一个当年在朝鲜战场上赢得其赫赫威名的王牌部队。戒严令颁发时，该军军长徐勤先少将因为拒绝执行命令而被解职。这支现在由代理军长张美远指挥着的部队需要证明自己的忠诚。人们更不知道这支部队在到达这里之前已经在从郊区逼近城市的过程中开过了火，枪杀了平民。
部队的先锋刚接近这里就警告性地开火了，子弹呼啸着从人群的头上掠过。虽然有人声嘶力竭地呼吁着要坚持非暴力原则，人们还是把砖块、瓶子和他们手里能抓到的任何东西向对面的士兵砸去。又是一排枪响。安装在坦克上面的机关枪也开火了。这一次不再是警告。许多人在街上倒下。就在人们互相传告着这肯定是橡皮子弹时他们的注意力被目光所及中的鲜血所凝固。在恐慌中，他们四散奔逃。
军人不时地暂停他们的射击。勇敢的市民在这间歇中冲向前去抬走倒下的或死或伤的躯体。他们用平板三轮车和其它一切可用的工具把他们运送到附近的医院里。
17岁的高中学生蒋捷连那天晚上被他母亲严禁出门。但他还是设法通过卫生间的窗户逃了出来。这位骄傲的年青人曾告诉过他妈妈，在这样的一个晚上，“重要的不是行动，而是参与”。在木樨地，他和一个朋友在听到枪声后在路边的一个草坪上丢弃了他们的自行车，怀着恐惧在一个花坛后面蹲下。就在嘈杂的枪声中，蒋捷连的朋友听到他轻声说了一句，“我可能中弹了。”他看到蒋捷连慢慢地站了起来，跌跌撞撞地向前走了两步就倒下了。他的衬衫立刻就浸满了鲜血。他是从背后被击中的，就在心脏的位置。直到一天以后他的遗体才被确认，他的父母才得悉噩耗。
留下了几十具尸体和几百位受伤者之后，军队冲过了木樨地。他们沿着长安街继续东进。在这条大街的两侧，学生和市民躲避在矮树丛后面依然跟随着军队。一路上，他们警告新来的人军队用的不是橡皮子弹。在枪响的间隙中，他们对着士兵大骂“法西斯”。当他们接近内城时，更多的市民涌向了街道的两侧。士兵们不断地开枪阻止他们靠近。有时候，坦克上的机关枪不由分说地朝着人群或高层住宅楼盲目扫射。有人在高楼上自己的家里中弹。
沈彤这时正在位于木樨地和天安门广场之间的闹市区西单附近的家里。在被柴玲拒绝之后，他已经完全离开了运动。在美国领事馆，他被告知可以在6月5日前来领取他的学生签证。但他也得知他父亲已经因为白血病住院了。在悲痛和负罪感的煎熬下，沈彤答应他母亲无论如何他这天晚上都会老实地留在家里。
当枪声可以清楚地从他这个紧邻长安街的小院子里面听到时，他知道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他刚一跑出去就在人行道上四处发现死去的和受伤的人体。然后他听到一阵低沉的轰鸣声，感觉到地面在他脚下振颠。一道无边无尽的由耀眼灯光组成的队列从西边接近。沈彤看见有几百人冲上街头设立路障，立刻就被机关枪的扫射打散。他数了一下，有46辆坦克和装甲车匆匆而过。携带着冲锋枪和棍棒的士兵在坦克边上行军。他们直冲着天安门广场而去。在一阵情绪冲动中，两个人从一个死去的平民身上剥下血衣，高举着走向士兵。沈彤和其他人也立即跟了上去。他们接近以后质问士兵的行为。就在愤怒的沈彤向士兵宣讲时，一位军官走过来举起手枪对准了他。沈彤在枪响时被人一把拉开，他身后站着的一个女孩应声倒下。沈彤记得看见她的脸变成了一个血窟窿。在人们惊慌奔逃时，士兵们冲了上来。回到了人行道的沈彤看见一个年轻人在栏杆下倒下后被几位士兵包围。在那人抬头时，士兵们以行刑队的姿态一齐开了火。那年轻人的鲜血和脑浆溅射到白色的栏杆上。
在38军由西路进军的同时，其他部队在另外的方向也遭遇了类似的抵抗。从东路和南路，军人遇到的是由工人和市民为主的群众。在王丹曾经自豪地观察他的游行的建国门，39军运送持有冲锋枪的士兵的军用卡车纵队被包围。这些士兵没有开枪而只是无望地坐在原地不动。然而在其它地点，部队在经过血腥冲突后得以强行向天安门广场推进。
在差不多相同的时刻，10点钟左右，天安门广场的人们最终确信了这个夜晚沉重的份量。西边夜空中的桔黄色亮光变得很强烈，间或有曳光弹从中穿过。他们这时可以清晰地听到的低沉的轰鸣声越来越近。人们还在涌进广场，许多人带来了开枪和死亡的消息。吴仁华估计这时候大约有10万人在广场。
尽管形势紧迫，好奇的北京市民依然拥挤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要求见到侯德健。他们被在纪念碑四周台阶上坐得水泄不通，现在已有成百上千之众的学生纠察队保持在一定距离之外。其他学生们则聚集在民主女神之下，张伯笠在那里为民主大学开了幕。他和柴玲一起象征性地剪了彩。就在张伯笠描述着他这个新学校的计划时，第3个官方的通告在他们的头上播放。这是一个冗长而又重复的通告，被大家自然地忽视了。
柴玲做了一个热情洋溢的演讲。模仿着40年前共产党最后胜利前夕的毛泽东，她宣告“越是黎明即将到来，黑暗就越是浓重，但黑暗之后将是一个全新的共和国的诞生！”严家其做了主题讲话。伴随着现在可以清楚地听到的枪声，严家其以他浓厚的口音滔滔不绝地讲述着民主和自由的概念达45分钟之久。他的讲话一结束，他和其他知识分子就立即被送出了广场。
死人的消息已经充斥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但还是第一名学生——他们自己人中间的一个——牺牲的消息给了他们最大的打击。突然之间，一切都变得太真实了。学生领袖们都静默着，柴玲开始哭泣。在午夜时分，学生广播站宣布了这位在木樨地殉难的北师大女生的名字。他们事先没有足够的远见准备哀乐的磁带。一位学生拿过麦克风深情地唱了一曲肖邦的《哀歌》。
吾尔开希那熟悉的声音接着出现了。他谈起那位他觉得是他认识的死去的同学。他的声音断断续续，最后突然就消失了。高音喇叭上传出一阵杂乱的噪音，然后有人说“吾尔开希……又……昏倒了”。那个被刻意强调的“又”字是对他经常在关键时刻昏倒的一个辛辣的讽刺。吾尔开希随即被一辆救护车带离了天安门广场。
在最初的震惊之后，学生们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正在开始的屠杀。大多数人安静地坐着，完全麻木了。有些人则变得神经质。在纪念碑的底座上，一伙学生和工人拿着刀和枪围住了柴玲。他们冲她叫喊着绝不要想撤退。“如果你敢在这个时候撤，我先毙了你。这么多人已经为你们学生死了，你要是再敢撤，我先毙了你。”他们一个个嘶叫着。学生纠察花了好一阵子才把这群愤怒的暴民推开。
马少方和梁擎暾却带着撤退的想法冲进了指挥部。他们告诉柴玲外面的学生都在问是不是该走的时候了。满脸泪水的柴玲瘫痪了也似地靠在帐篷里，看起来完全地无助。李禄却保持着镇静。“你们是什么意见呢？”他反问道。马少方和梁擎暾争辩说，因为戒严部队已经开枪杀人，他们面对的不再是可以理喻的政府。他们现在应该撤退，太多的生命悬于一线。
李禄和封从德不敢肯定是否有可能在这个时刻把天安门广场上的所有人带出去。他们判断他们大概已经差不多被完全包围了——如果还没有确实被包围的话。更安全的选择可能是让大家聚在一起，以免造成一个混乱的集体逃亡场面。封从德这时成为实际上的总指挥。他行动起来，在广播上指示在广场上的所有人都站起来，手拉着手，一起慢慢地向纪念碑聚集。
黑暗中的旗帜举了起来，人群跟着过来了。他们缓慢但有秩序地来到了纪念碑底座，坐在台阶和相邻的地面上。吴仁华再次查看了四周。他们大约有1万学生，半数以上坐在北边面对着天安门和长安街。看看远处，几万人仍然在广场的外围留着，他们大多数是工人和市民，混杂着一些学生。
在天安门广场中央，几百个帐篷依然井然有序地站立着。它们看起来像是一个被遗弃的鬼城。学生纠察在查看是否还有人在里面睡觉。马少方前往设立在广场西北角的工自联指挥部。在他能够劝说那里的工人撤到纪念碑与学生会合之前，他看见一群群激愤中的工人正冲向新华门——38军这时已经到达那里。工人们冲着他吼道，太多的兄弟姐妹已经死了，他们不能袖手旁观。
天安门广场上的人在午夜过后15分钟时第一次见到军队的出现：两辆高速冲过来的装甲车。它们一下子就冲垮了长安街上的路障。大群的人慌忙地逃避，却还是保持在很近的距离内，向它们抛掷石块和金属棍棒。这两辆车子在被包围之前高速逃走了，消失在东边的黑暗里。
在欢呼声还未能消逝之际，又有两辆装甲车从南边呼啸着冲过来，预示着15军从那个方向的到来。这两辆车高速绕着广场的边界奔驰，再次在人群中造成一片混乱。在长安街附近，其中的一辆突然停住了，立刻就被愤怒的民众团团围住。土制的汽油瓶炸弹伴随着浸有汽油的棉被雨点般的向这个钢铁巨兽飞去。在一片歇斯底里的欢呼声中，它燃起了冲天的火焰。3名没有携带武器的士兵从里面恐惧地爬了出来，立刻就遭到无数的石块和棍棒的打击。人们冲上前拳脚相加，血从一名士兵的头上流淌下来。
张健那年只有18岁。作为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他是一个身体素质很好的年轻人，擅长田径和武术。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在张伦离去后被任命为学生纠察队长。张健在午夜时分带领一队学生纠察冲上长安街试图阻挡前进中的部队后就一直没有闲着。他们在遭到多人受伤之后败退下来，正好撞进装甲车在燃烧的场面。他们看到那3位军人的处境，立刻就毫不犹豫地插入人群紧紧地手挽着手形成一个保护圈。一些学生甚至用自己的身体保护着军人。他们这样一起缓慢地走向一个红十字会的帐篷。暴民继续向他们冲来，一边抛掷物品和拳打脚踢，大部分都落在了学生的身上。
天安门广场现在看起来像是一个战场了。虽然还没有入侵部队的清晰迹象，但他们已经令人心悸的接近了。一伙又一伙的学生和市民在各种旗帜带领下冲出去阻挡军队，但更多的人是在他们的企图失败后退潮一般地涌回来。有些市民跟着士兵从木樨地和西单一路来到这里，他们要看看在天安门广场会发生什么，也许他们还能在这里帮助学生做最后的抵抗。
就在1点钟之前，无数的信号弹和曳光弹从广场外围的各个方向射入夜空，暂时性地照亮了整个地区。在外围的几万群众回头看到一动不动地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的学生。有些人变得无比愤怒，他们冲过来高声叫骂。在周围充满死亡的时候，他们不再接受学生“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他们指责学生天真、傲慢和胆怯。他们叫喊着，人都在那里为你们死了，你们难道就坐在那里等死？学生们安静地坐着不动。
封从德一直都注意着后勤方面的具体细节。他这时已经在纪念碑底座的最高层设立起一个新的广播站，准备了一个发电机和足够用一晚上的汽油。他选择把这个广播站设置在东南角，远离从长安街方向前来的军队主力。高音喇叭则被高高地放置在纪念碑上。这个广播站自然而然地成为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新址。
柴玲一晚上都在哭。她终于承受不住了。她跳起来抓起麦克风叫喊着要所有有能力的学生都拿起任何武器来保卫广场的边界。李禄立即掐断了广播，柴玲也及时地恢复了理智。当她再度讲话时，她已经从容冷静了。她讲了一个关于蚂蚁的寓言。当一群蚂蚁遭遇到山火灾难时，她告诉她的同学们说，蚂蚁会搅和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球形滚下山去。那些在外面的蚂蚁会被烧成灰烬，但它们的牺牲保证了它们这个族群的生存。现在这个时候，就在这里，她布道一般地说道，他们就是处在那个蚂蚁球的最外层，面对着肆虐的大火。她嘶哑的嗓音共振着：“同学们，我们是和平请愿。和平的最高原则是牺牲。同学们，只有我们的牺牲，才能换来这个人民共和国的新生。”
就在越来越近的枪声中，纪念碑周围的所有学生站起来在柴玲的带领下再度宣誓：
我宣誓，为了推进祖国的民主化进程，为了祖国真正的繁荣昌盛，为了伟大的祖国不被一小撮阴谋家所颠覆，为了十一亿人民不在白色恐怖下丧生，我要用年轻的生命誓死保卫天安门广场，保卫人民共和国。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我们愿用年轻的生命，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然后他们集体高唱《国际歌》。
军队的主力终于在1点半时分出现在天安门广场。这是一支具备绝对优势和决心的力量。一阵激烈的枪声首先把聚集在西北角的人群驱散，那里工自联的一顶大帐篷也随之燃起大火。坦克和装甲车紧跟着进来，它们沿着长安街面向南方一字排开，上面的枪炮指向广场。
几乎就在同时，另一支部队从南面赶到。这是15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唯一的空降兵队伍。他们通过前门一带的进攻是这个晚上的另一个血腥战场，仅次于沿着西长安街前进的38军。39军随后在东长安街上出现。从建国门过来的这支军队只遇到了一些象征性的抵抗。或者因为战术安排，或者因为官兵的克制，他们一直没有开火，也不是第一个到达天安门广场的。这时他们迅速占领了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前的目标阵地。最后，人民大会堂的所有大门都突然大开，大批的士兵从里面冲出来，潮水般地涌下长长的台阶。就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天安门广场被包围得水泄不通。里面的平民被允许离开但外面的再不能进入被封死的区域。随着他们战斗计划第一阶段的顺利完成，士兵就地休整等待着。有些部队通过齐唱军队歌曲来保持注意力的集中。外围的平民则以更强有力的高唱《国际歌》做回应。现场的气氛匪夷所思。
官方的高音喇叭再度开始播音。这又是一个新的通告：
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暴徒们疯狂袭击解放军指战员，抢军火，烧军车，设路障，绑架解放军官兵，妄想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解放军多日来保持了高度克制，现在必须坚决反击反革命暴乱。首都公民要遵守戒严令规定，并同解放军密切配合，坚决捍卫宪法，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首都的安全。凡不听劝告者，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全由自己负责。
这是“反革命暴乱”这个词的第一次出现，其含义是广场的形势已经从“动乱”升级到了“暴乱”。戒严部队现在是在与国家和人民的敌人战斗。这个最新的通告不停地重复播送了很长时间，大大地提高了威胁的程度。
撤还是不撤？人民英雄纪念碑那里的学生领袖们还在激烈地争论着。柴玲又哭了起来。她那含泪的声音在他们自己的高音喇叭里回响：“同学们，请镇静！同学们，请镇静！愿意撤离的同学现在可以撤离天安门广场，不愿意撤离的同学和我一起留下来，与天安门广场共存亡……这是最后的时刻！这是最后的时刻！”
四君子这时候还只绝食了1天多。他们在这个晚上的大部分时间一直安静地坐在帐篷里。但现在他们十分担心。如果一部分学生的确听从柴玲的话而离开，有可能在他们之间造成混乱，把一个已经失控的局面搅得更糟糕。但幸运的是，只有极少数的人离开了。
刘晓波写了一张小条子在广播站播放，赢得了一片掌声。四君子誓言在最后一位学生离开之前他们绝不自己离开。
凌晨2点左右，天安门广场上突然响起一片枪声。子弹从纪念碑上的人的头上呼啸而过。这一轮警告性的扫射来自位于人民大会堂前面的步兵。接着，临近长安街的方位又响起了更猛烈的枪声，听起来尤其地恐怖。在北京饭店一个临街的阳台上，CNN的奇诺伊可以居高临下地看到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的北部边缘。他紧握着一个麦克风正在急速地描述着楼下的场景：
军队在直接向抗议者开枪！人们在街上奔跑，他们尽可能快地蹬踏着自行车。人们在从街上冲刺下来。这是绝对的恐慌，这是绝对的恐慌！他们现在转向小胡同，他们处于绝对的恐怖之中。我可以看到有人在背着一个受伤的人。我所在的地方前面有一辆救护车。
伤亡的躯体到处都是。
在把那三名军人从他们燃烧着的装甲车旁救下来之后，张健又回到了广场的东北角。他和几百名学生和市民在那里与长安街上的军人对峙着。正在他们高呼口号时，一辆公共汽车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冒出来，冲进了士兵和平民之间的无人地带。子弹立即如雨般向它飞去，车子在一片刺耳的噪音中停下了。一具探照灯把被击毁了的汽车照得通明。张健看见士兵们从车上拽下几个人。他认出来其中一位是郭海峰，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秘书长。
郭海峰是当初胡耀邦追悼会后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跪谏的3位学生中的一个。在这个夜晚，他出去寻找汽油用以制作土制汽油弹。他们找到了一辆公共汽车，从里面取出汽油灌了几只瓶子。他们在返回天安门广场时遭遇到排枪射击。他成为第一个被抓获的学生领袖。
士兵们把他们的俘虏捆好，用链子拴在路旁的铁栏杆上。对面的平民发出一致的呼声：“放了他们！”“放了他们！”他们的要求换回了作为回答的又一轮扫射。张健附近有几个人倒在了地上。他再也抑制不住怒火，撕开自己的汗衫，走向一位指挥官叫道：“我们都是学生。我们没有武器……如果你们要杀人，就先向我开枪！”
距离他只有10米远的那位指挥官对着他举起了手枪，他接连开了3枪。其中两枪打中了张健的腿。张健还站立着，但已经摇摇欲坠。他盯视着指挥官的眼睛叫道，“再来一枪！你没能把我打倒。再来一枪！”然后，他倒下了。当他被抬上一辆小卡车时，他看到上面已经有了3位受伤的人。十几人把这辆已经毁坏了的车子推到一个医院，到那里时那3个人已经死了。
在纪念碑上，四君子知道已经到了他们必须施加一些成人的领导的时机了。刘晓波出来做了一个关于坚持非暴力的重要性的讲话。他刚开始不久就被告知在他们自己这边发现了一挺机关枪。他们一起赶到西南角发现那挺枪正支在石栏杆上，对准了人民大会堂方向。一伙拿着刀和棍棒的工人围成一圈保护着这个武器。他们声言他们已经亲眼看到太多的死亡，他们有权力反击。
侯德健利用他那尽人皆知的名字接近了这些暴躁中的年轻人，让他们稍微平静一些。在大量的说服工作之后，工人们交出了机关枪和另一把他们已经藏起来的自动步枪。刘晓波召集起还在现场的少数几位外国记者。在摄像镜头的记录下，他在石栏杆上砸毁了这些武器。
已经过了3点钟了。北大的一位学生领袖邵江找到周舵，带着哭声请求他想办法让学生撤离。四君子在帐篷里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在他们中间，只有刘晓波反对撤离。但其他三个人成功地说服了他。然后他们四人一起找到柴玲、李禄和封从德，发现这3人仍然在誓言绝不撤离。他们争辩说，太多的人已经死了，他们现在不能再逃跑。一位学生宣称赵紫阳和阎明复给他们传过话，要他们坚持到天亮。刘晓波发火了，他大声叫道他们不能把几千条性命押在一条谣言上。
封从德告诉侯德健说他们可以自己去试图与军队谈判，但不能代表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他进一步说，甚至指挥部也没法做出撤离的决定，这必须由全体学生定夺。
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四君子觉得他们必须自己负起责任来。周舵自愿出去寻找谈判的机会。他解释说他是四个人里最冷静的，而且具备鲜明的学者形象，可能会有帮助。但他需要侯德健与他同行。如果那些年轻的士兵有可能听说过他们之中一个名字的话，那就是侯德健。现场的两位医生也志愿陪同他们两人前往。他们的白大褂对防止士兵不顾一切的射击也可能会有帮助。
这样，3点半时，周舵、侯德健和那两位医生走下了纪念碑底座的台阶。他们在黑暗中挥舞着一件白衬衫，慢慢地进入广场上已经没人的地带。几位曾经宣誓过要保护四君子生命的学生纠察紧跟着他们。这一小群人在人民大会堂前面逗留了一阵，然后上了一辆救护车冲长安街而去。
他们下车接近军队的防线时立刻就听到一阵不安分的拉枪栓和子弹上膛的噪音。他们停下了。两位医生之一高声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说侯德健和他们在一起。侯德健可以听到对面对他的名字做出反应的嗡嗡声。他听不清楚是什么意思但觉得并不都是敌意。
一位指挥官在几名士兵的陪同下走了出来。他40来岁，军服上有带着三颗星的肩章显示着他的军阶。指挥官与他们每个人都握了手，说话很平静、客气。他要求他们先终止他们的绝食，侯德健和周舵立即回答说他们已经停止了。指挥官然后告诉他们他必须要请示上级，就走回部队的行列。
这是一个令人焦虑的时刻。在他们等待着的时候，侯德健回味到这位指挥官的手很厚实、柔软和温暖。突然间，天安门广场内部和四周的灯光一齐熄灭了。他们不知道这是不是军队要开始其最后清场行动的信号。甚至对面的士兵也变得焦躁起来，有些人在高声叫喊着，其他人则挥舞着他们的枪支。两位医生保持着镇静，他们提醒每个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在紧张的几分钟之后，那位指挥官又走了出来。他告诉这几个人他们的撤退要求已经被批准。指挥官通告了他自己的名字和军衔，指示他们必须带领学生从东南角撤离。他强调说，无论如何他们都必须在天亮前离开广场。再次握手的时候，他对他们说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地劝说学生和平撤离，将是一项宝贵的成就。侯德健觉得这位指挥官是真诚的。
天安门广场内部和四周的灯光完全熄灭时是4点整。在这个完全没有月亮的夜晚，突降的黑暗和恐惧笼罩着每一个人。几乎自发地，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学生们又一次竭尽全力地高唱起《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在人民共和国长大的几代人所看过的电影里，共产党的英雄在面临就义时都会高唱或演奏《国际歌》。对这个新的一代来说，现在是轮到他们的时候了，尽管他们面对的却正是共产党政权的坦克和枪炮。这无关紧要，他们高声而自豪地唱着《国际歌》，这个共产主义的主旋律。歌词颇具讽刺意味地符合着这个夜晚的现实：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
就一定要实现！
激昂的大合唱似乎驱除了随着黑暗而来的恐怖。1万左右的学生手拉着手坐着，感受到和平和力量。他们将垃圾堆积起来点起几个小篝火。这些细小的火焰映照着远处装甲车残骸上燃烧的火光，形成一个鬼魅般的映像。
在黑暗中，周舵和侯德健摸索着回来了。他们赶过去向柴玲、李禄和封从德通告，催促学生接受部队的条件立即撤离。学生领袖们却无法做出任何决定。
广场上的灯光就像它们熄灭时一样突然地再度亮起。这时已是4点半。吴仁华再次环顾四周，在黑暗的半小时中，相当多的人已经离去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外的广场上再也看不到一个平民的影子，纪念碑上的学生人数也骤减了一半。吴仁华估计大概还有五六千人坐在这里，一如既往地坚定。
从官方的高音喇叭里传来一个简明扼要的通告：
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
其后是一个更长的通告，命令所有人立即离开现场。这是最后的通牒了。
远处，一队队端着冲锋枪的士兵像战场上进攻一样以蛇形队列通过帐篷城向纪念碑袭来。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停下来检查帐篷的内部。在他们后面，坦克和装甲车开动了引擎，一字排开地向广场内推进。没过多久民主女神就在一辆坦克的威力下轰然塌陷。
再没有时间可浪费了。侯德健自己拿过麦克风向学生介绍了他们与部队的谈判。他道歉着说那完全是他自己个人的主意。但因为血腥的镇压还在继续，他祈求学生为了保存中国民主和未来的种子立即撤离。
几乎所有的学生直到此时都不知道已经有过谈判，他们的反应是迅速的。愤怒的嘘声和叫骂四处响起。一些学生冲了过来威胁着要痛打叛徒，赶他们出去。李禄不得不动员起学生纠察把这些人阻挡在留作指挥部的一小片地盘之外。
刘晓波和周舵相继讲话支持侯德健。他们三个人苦口婆心地轮流劝说着极端情绪化的人群，同时重复着他们自己的誓言：他们只会在所有学生都离开后自己才离开。邵江以高自联的名义宣读了一份要求撤退的呼吁。他刚刚自己在一张纸上匆匆写下来这几句话——高自联作为一个组织这时候已经不再有真实的存在。另外一个自称是工自联代表的人也发言支持撤离。
宝贵的时间正分分秒秒地流逝。就在演讲和辩论继续激烈进行的同时，前进中的军人已经靠得很近了。在距离学生仅几米远的地方，他们在地上设置了一排机关枪，机关枪手匍匐在地。后面是一排半蹲着的士兵，手里的冲锋枪瞄准着学生，其他的士兵站在后排，也都是持枪待发。他们的后面则是坦克和装甲车。一个集体屠杀的阵势已经准备就绪。在如此近的距离上面对着如此多的枪眼，学生们没有表现出惊慌失措。他们面无表情地看着士兵，前排的学生举起手，伸出两只手指打出胜利的手势。
坦克和装甲车加大油门，发出震耳欲聋、惊心动魄的轰鸣声。稍远处的军人采取了一个别扭的方式来表现他们的力量和没有耐心：他们集体有节奏地鼓掌，呼叫着，“快点撤！快点撤！”这番噪音混同起来，几乎淹没了学生仅有的几个高音喇叭。
在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里，总指挥柴玲还是不说话，失去了做任何决定的能力。23岁的研究生封从德觉得这是他的时刻，他的职责。他拿过麦克风宣布他们要做一个口头表决。他一遍又一遍地解释说，当他数到三时，所有人要一起喊叫，或者叫“撤退”或者叫“坚守”。他们将以声音的大小来做决定。
当时大约有6千人散布在纪念碑底部约有300平方米的范围内。封从德在广播站不可能听得到所有人的声音，更不要说准确地判断声音的大小了。超过半数的学生在北边直接面对着来临的军队，却离广播站很远。但他们别无选择。封从德在高音喇叭上大声地数着，“一、二、三！”所有人都高声呐喊。
在北边，吴仁华几乎听不到任何“撤退”的声音，那里的学生几乎就是面对着全副武装的士兵们骄傲地宣示着他们的决心：“坚守”。然而，在对面的东南角，却很难听得出两种声音的大小区别。李禄觉得他听到“撤退”的声音略高一些，封从德则觉得两个声音完全一样。然而，封从德毫不犹豫地宣布“撤退”的声音赢了。在那凌晨寒冷的空气中，他的声音清晰而干脆，“同学们，我们平日在这里学习民主，现在就要少数服从多数，分批撤出天安门广场。”
已经是5点20了。微弱的晨曦在东边的天空中出现。当东南角的学生站起来缓慢地向外走时，北边的学生激烈地抗议着。他们相信他们才是真正的大多数，应该坚守到天亮。那时候他们可以创造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部队不再等待。几个特种兵小分队分别从不同方向冲进了学生的行列。他们一边向台阶上挺进，一边对天开枪，吆喝着要学生坐着不动。学生没有动。他们静静地坐着，没有表现出一丝抵抗的意思。即使这样，一些人还是在这些士兵打开一条到达顶部的通道时遭到了他们枪托的撞击。士兵们到达最高层后立即就以一排子弹打哑了纪念碑上的高音喇叭，砸毁了下面的播音设备。从此，这里不会再有演讲、辩论或者投票了。
除了打开他们的通道之外，这些士兵并没有过度招惹学生。他们没有做任何试图逮捕领袖或其他人的举动。当学生冲他们叫喊时，他们以朝天开枪警告作为回答。在他们的指挥部被摧毁之后，封从德、李禄和柴玲在东南角开始组织撤退。他们附近的学生在各种旗帜之下聚集。学生纠察在两边再次手拉手组成人链。他们一起缓慢地下了台阶，向东南方向走去。每个人都在哭泣。
第一批学生在一踏上外面的地界时就立即站住了。封从德、李禄和柴玲一起赶到最前方。他们惊恐地发现路径被一排又一排的士兵所阻挡，他们的武器几乎直指学生的脸。然而，就在他们上前准备与士兵理论时，士兵们突然向两边闪开，让出了几米宽的一条通道。就在一个由冲锋枪和刺刀组成的森林之下，3位领袖带着他们的队伍穿过了包围圈。他们决定继续走在最前面，带路把学生们领回大学区。
学生领袖离开后，四君子绕过纪念碑来到北边，发现几千学生在那里仍然坐着纹丝不动，拒绝撤退。士兵们在用枪托砸，用军靴踢打。除了偶尔极度疼痛的嘶喊外，学生们继续以他们的沉默作为抵抗。
吴仁华发现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就在他的身后。这位30多岁的上尉从容镇静，没有参与他的士兵们的暴力行为。相反地，他持续对学生说话，几乎就在恳求他们，“你们快走吧！快走吧！不走的话，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接到了命令，无论如何必须完成清场任务。”吴仁华在眼角里还偷看到另一位士兵在默默流泪。
黎明在缓慢地来到。曙光在一片混合着由路障和垃圾燃烧所造成的黑烟的密云后面挣扎着。这个决定命运的早晨将不会有日出。在纪念碑的东南角，撤退的学生队伍速度非常慢。在北边，几百名学生仍然在越来越多的军人冲上台阶时坚持着自己的位置。殴打的强度增大了。大多数学生被踢打得不得不站了起来。但他们还坚持在原地，拒绝挪动。马少方发现自己正与另两位学生领袖杨朝晖和梁擎暾一起处在最外面的一排。士兵们正对着他们，把刺刀直接放置在他们的胸口上。看到自己身后的学生还没开始撤退，这3个人坚定地站着，并主动把自己的胸膛向刺刀尖头压过去。在他们愤怒的盯视下，士兵们退缩了。
侯德健和周舵到处奔跑，催促学生行动。周舵充分运用了自己的年龄和学者模样的权威在与学生的对喊中占了上风，并开始把他们向东南方向驱赶。突然之间，士兵们同时朝天开了枪。这一轮突如其来的扫射瞬时性地令人听觉失聪。还留在那里的学生终于开始移动了，他们互相拉扯着，甚至抬着极少数死硬分子。这是一个令人心惊胆颤的混乱过程。他们互相践踏着，有时候失足滚下。在他们四周，士兵们继续对天鸣枪，保持着那恐怖的压力。他们还踢打着他们觉得走得太慢的人。在学生中间，张伯笠感觉到极度的耻辱。他们曾经占领了14天的天安门广场终于丢失了。
东南角的开口对几千学生来说太窄小了。路上的各种残骸和边上的灌木丛使这里成为一个可怕的陷阱。杨朝晖被绊倒了，立刻就被许多双脚踏在地下。在那一片狼藉中没人能够听到他那微弱的呼救声。就在他失去活命的希望时，梁擎暾发现了他，以最大的努力阻止了人流把他拉了起来。
学生们在绕过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南方的毛主席纪念堂之后发现路径宽敞了起来。到处都是军人，到处也都是市民。市民们把学生同时既当作凯旋的队伍欢呼着又把他们作为战败撤离的队伍安慰着。他们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送给那些在混乱中丢失了鞋子的许多学生。有几位外国记者尽职地录下了这个历史性的瞬间。
在最前面，柴玲、李禄和封从德走在一起，带着他们的队伍在前门附近拐弯向西，然后由人民大会堂后面转向北。从那里他们从六部口上了长安街。在他们的后面，队伍延续了几乎3里长。六部口正是不到20小时以前警察运用催泪瓦斯夺回一车子武器的地点。李禄已经听到过大量平民与士兵在短短几个小时以前沿着西长安街那些惊人的战斗报告。但他这时没能在街上发现多少血腥战场的遗迹。
作为首都的主要交通要道，长安街东西两个方向都各有4条机动车道。道路两旁还各有另一条专供自行车用的很宽的道路。一道绿色的铁栏杆将自行车道与人行道分开。有些栏杆已经被拆毁作为路障使用了，但大多数仍然完好。学生领袖们带着他们的队伍在这里穿过长安街到其北边然后转弯沿着街向西行进。他们选择行走在自行车道里。
吴仁华与几个他的学生纠察走在接近队伍的最后边。就在他们终于在长安街上向西拐弯时，他们听到背后一阵有威胁的轰鸣声。吴仁华往后看去，惊异地发现3辆坦克正并排向他们冲来，一边发射着催泪弹。那淡黄色的烟雾又一次在空气中弥漫开来。学生原本有秩序的队伍顿时一片混乱。可是坦克并没有减速，最右边的一辆正行驶在自行车道上，直接推压向人群。几十位学生绝望地翻越着铁栏杆，大多数安全地抵达另一边的人行道，有些人则只能把身体紧紧地贴挂在铁栏杆上。在浓烟散开，坦克高速驶离以后，一个最可怕的场面在人们的眼前呈现。
一小段栏杆已经被推倒在地上，因为坦克的重量而扭曲。几具尸体横七竖八地爬在上面，有两个已经变形得几乎无法看出是人体的残骸。鲜红的血液和白色的脑浆混合着流到了街上。在那一瞬间，5人丧失了性命，另外9人身受重伤。
受伤者之一是
方政，北京体育学院的一名学生。这位运动员在坦克冲过来时正在帮助一位被这个场面吓晕了的女同学。在最后的一刻他奋力把那个女孩推开了，他自己却只剩下翻滚出去的时间。他没有滚多远双腿就被那辆坦克的一条履带压住。在被坦克拖带了几米远后他才抓住铁栏杆把自己拉了出来并随即失去了意识。他的两条腿都不见了。他被送往医院，在命悬一线中活了下来。
终于是6月4日的清晨了。天安门广场变成了一个灾难性的战场遗迹，到处都是毁坏的帐篷和焚烧中的残骸。坦克和装甲车一个挨一个地停在边界上，把整个地区隔离了。直升飞机在空中俯视着。里面留下的只有穿着迷彩服的军人。传统的升旗仪式又一次开始了。在那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中，所有的士兵——他们有着与刚被他们驱逐的大学生们同样的年龄——都纹丝不动地立正，向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敬礼。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前进！前进！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