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uly 27, 2018

八九回忆:沙叶新《我的心更没死——“六四”前后我和上海市委领导的接触》

我的心更没死——“六四”前后我和上海市委领导的接触

沙叶新

《动向》
2009年6月号

20年了,我对“六四”几乎没说过一句话,再不说,有点憋;可真要说,又说不出什么惊天动地或感人肺腑的事情,因为整个“六四”期间,我不在举世瞩目的北京,我在上海。上海虽然也有示威,有游行,有绝食,但没开枪,没坦克,没屠杀。北京是震中,是飓风口,是火山顶。上海在这一风波中的险情、影响、后果,都无法和北京相比。况且我不是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只是游行队伍中的随行人,甚至我对游行也并不热衷。由于风云际会,恰逢机遇,让我在“六四”前后能够和当时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曾庆红、江泽民有所接触,有所对话。这也并非重大国家机密,即便机密,20年过去,也可以解密了。如今披露出来,但愿能为这段历史增补数行笔墨。


一、曾庆红和新权威主义

1989年初,时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我,因工作烦恼和忧国忧民,写信给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希望见面一谈。信上说:“你能听听我这个基层干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许对你指导全面工作有好处。”口气不小,如能在信中补上一句“我也会从你的交谈中获得教益”,就好多了。但我这人心直口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写信亦如此,笔不停缀,文不加点,就匆忙寄出。1月16日下午3时,曾叫秘书来电话,请我去他在康平路的市委办公室。

我1月19日下午4时的日记:
星期一(1月16日)……我在曾的办公室谈了两个小时,我几次要走,他都说再谈谈。我主要谈我在信中所说的三个问题:1、为什么各个单位人际关系那么紧张,2、为什么有些政策不错,可执行起来那么难?3、为什么改革开放后,人们获得了不少利益,可还是骂娘?他也谈了不少,近似聊天。
日记是简略的,记下的也许并不重要,而日后才显现其重要性的事情反倒没记。比如,那天我和曾讨论过1989年的形势,意见不一,现补充如下。

我说:“凡经济上出问题,隔年政治上总要出事。华国锋在五届人大提出‘大干快上’、‘特大跃进’,致使1979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造成很大损失。第二年,1980年,以‘两个凡是’为口实,华国锋就辞职下台了。1985年,从不涨价的中国市场第一次出现涨价。那时我还抽烟,‘飞马’本来2角8,一下子涨到3角2,火柴和肥皂也涨,造成供应紧张,人心波动。第二年,1986年,胡耀邦便在中国的第一次学潮中下台了。去年,1988年,‘物价闯关’,导致价格飙升,百姓恐慌,物资短缺,到处哄抢。我当时在澳大利亚,妻子来电告诉我,银行出现挤兑,不得不暂停营业。这是中国从未有过的经济动荡。”

曾说:“今年因此就会出事?”

我说:“可能吧,因为老百姓连这样的歌都唱了: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没有钞票。反动派,没打倒。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全国人民要大团结(‘大团结’是当时100元人民币的图案),掀起了吃喝玩乐的性高潮、性高潮!”

曾说:“如今党风民气是有问题,但并非像这首歌或者像传说的那么糟。我们的新闻界也不应该将人民的注意力硬转到社会的这些和其他某些敏感的问题上去。今年会不会出事?我认为自由多一些,民主要慎重,就不会出事。新加坡不就是这样吗?社会和政治很稳定。”

当时新权威主义思潮正风靡一时,并得到官方的青睐。从曾的“民主要慎重”一语以及他对新加坡经验的肯定,可以得知曾以及与他类似的高干们日后对“六四”民主运动的基本态度。

二、江泽民召开上海知识分子座谈会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很快就引发了震惊全国和世界的大学潮,全国各地的高校学生和知识分子以及普通市民相继游行示威。上海市委还因为《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激起轩然大波,难以自拔。

我5月17日下午2时的日记:
5月16日下午2时,在康平路市委会议室召开上海部分知识分子座谈会,出席者有江泽民、曾庆红、吴邦国、陈至立、黄佐临、张瑞芳、苏步青、夏其言、邓伟志、宗福先、王沪宁等三、四十人,其中有些人,我不认识。我也在会上发了言,表示支持学生运动,认为学生运动起到了人大、政协应该起而没起到的作用。
日记过于简略,补充如下:

会议一开始,江泽民便说北京和上海的形势非常严峻,他做为市委书记,压力甚大,以致精神不济。说着说着,他突然冒出一句话,说他最近有神经病,而且说了两三遍,听得我们莫名惊诧。我想,他可能是想说他精神方面有点毛病,或者是想说他有“精神病”;而“神经病”一词在江浙沪地区意同“疯子”,他肯定是用词不当,说错了。

更不可思议的是,江泽民说到学潮以来,他进退两难,举棋不定,就用上海话作一譬方,他说他像乌龟(上海话念“乌巨”)一样,头伸出来一刀,头缩进去一刀。这显然不伦不类,比喻失当;男人无论如何也不会说自己是乌龟的!

之所以如此,想必是江近日以来,疲劳过度,意乱心慌,以致慌不择言,辞不达意。否则像江这样口才甚好也极爱表达的人,不至于有如此语病和口误。语言是内心的外化,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江的内心纷扰,如热锅之蚁。

这次座谈会,给我的强烈感觉是为了解决《导报》问题。

江说:“最近以来上海所发生的事,游行呀,示威呀,静坐呀,绝食呀,北京、全国各地都有,上海唯一的‘土特产’,就是《导报》问题。市委对钦本立同志的处理仅仅是停职,不是免职嘛。停职,还可以复职嘛。有人希望市委主动找个台阶下一下,我们也希望呀,但是双方面都要下台阶才行呀,一方下了,一方顶着,也不能解决问题嘛。”

江当时对解决《导报》问题确有诚意,也非常急切。这和来自中央的压力有关。此前江去北京找过赵紫阳请示办法,赵没见,鲍同见了。鲍传达赵的意见,说“解铃还需系铃人”,于是江返沪之后不得不急忙“解铃”。

还有一细节很能表现江的意愿和焦虑,当记协主席夏其言提到他是钦本立的入党介绍人时,江便立即离位,和夏并坐,低声交谈,明显感到是他在向夏求援,希望夏帮助说服钦解决《导报》问题。

我的发言有两点,一是说:“年初我对曾书记说过,今年要出事,不幸而言中,果然出大事。我支持学生运动,但素不爱游行,君子动口不动手,也不要动腿;游行要动腿,走那么长的路,很累。更不主张绝食,怕出事,会死人。每一个生命都很宝贵,尤其是青年人的生命。都是共产党,应该好商量。”

第二,我说:“现在的领导干部,一是有委屈情绪,工作很辛苦,成绩也不小,怎么学生还要游行?想不通。这个问题我也和曾庆红同志探讨过。当人们的温饱基本解决之后,‘需要层次’便直线上升,要求尊重、要求自我实现。不满和骂娘,都是为了社会的更大进步。二是领导干部不习惯民主,喜欢自己的一言九鼎,不喜欢人家的七嘴八舌。”

我发言中还举了江1987年在上海交大处理学潮之事为例。那次他以一个学生运动的前辈来开导大家,起先还很受听,当江用英语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时,有点炫示,发音也欠准,被台下一个学生“嘘”了几声,江便“尊容失色”,指着台下质问:“谁?你上来,上来!”没想到该生堂而皇之地上来了。江连声问,“你叫什么名字!”该生也坦然回答,反而使江下不了台。

我对江说:“起先你很潇洒,后来你失态了,表现的不是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是一个父母官的架势。什么原因?就是不习惯民主。”

江对我的话非但不以为忤,反倒说:“还是你们作家懂得人心,看得准。”出我意外。

三、5月18号我的三点建议

我5月19日上午八时的日记:
前天(5.17)晚上,智红(我女儿)从学校来电话,说‘上戏’将在18日上午游行,问我去不去。她希望我去。 
18号一早,6时5分起床,匆匆离开程桥宾馆,乘坐57路公交车。30分钟后,便到‘上戏’。来到女生宿舍楼下,红儿迎了出来。她说,游行8时半出发。时间还早,我于是回家,泡了杯茶,想喝足了,再去游行。
在家中喝茶时,我考虑到江急切想解决《导报》问题的愿望,又考虑到学潮以来江和朱镕基一直未在媒体露面所引起的疑惑和猜测,使我大发“忧国忧民”之心,便打了个电话给曾庆红。曾的秘书说曾还未起床,我说那就算了。我想这几日曾和江一样,难得安眠,我这么早打电话给他,实在妨碍他的休息。秘书问我是谁,我说沙叶新。他连忙说,你等等。稍顷,曾来接电话。我向他提出三点建议,我同天日记有记录:
  1. 市委迅速发出《告全市人民书》,声明学生游行是爱国民主运动,并希望全体市民支持学生,同时也劝慰学生不要绝食。
  2. 市委迅速对钦本立事件有个态度,可以主动下台阶,比如市委可以说对《导报》的处理‘操之过急’,如果钦不满意,市委还可以再下一台阶,说‘处理欠妥’。如果钦仍不满意,那我可找一些能够和钦说上话的人做做工作。如果问题解决了,就请钦在电视台发表一个讲话,劝同学不要绝食。
  3. 请江泽民同志迅速出面,接见绝食的学生。
我对曾说,要做到以上三点,市委就别怕和中央不一致,要有独立行动。 
曾说,问题不是如此简单,而且这三点很难做到,至少是来不及了。但我一定在今天上午的常委会上,转达你的三点建议。
虽然我的“书生之见”未被采纳,有些怅然,但曾没有敷衍我,没有打官腔,对我说了实话。我喜欢这样。

打完电话我就去上戏参加游行,更多的是为了保护女儿,怕她出事。

1989年5月22日,剧作家沙叶新在上海参加知识界游行。

四、“六四”后我带了三天黑纱

我6月5日上午7时15分的日记:
北京在流血。我震惊、哀痛、哭泣…… 
我太书生气,以为政府不会下令枪杀百姓,他们居然就如此做了,这个政府罪该万死! 
昨天凌晨和上午,都看到华东师大的学生、研究生在主要街道阻止交通,宣传北京的事实真相,我真为他们的勇气感动。 
我想今日上午带黑纱,表示我对死难者的哀悼。
我6月6日上午8时的日记:
昨日上海全市交通阻塞,因上海各高校学生上街,设路障,破坏轮胎。这是40年来所没有。 
为了哀悼死难学生,昨日(5日)上班时我佩戴了黑纱。到剧院后,人问谁死了,我说北京的一个老同学死了,当然大家心中都知道我的黑纱是为谁而戴。
当时北京已经给学潮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不久中央电视台24小时连续播放通缉令和到处抓人的消息,全国一片恐怖。此时此刻,我为死难学生戴黑纱,无疑是在撞枪口。

我妻子大吃一惊,她本以为我只是在家戴黑纱,但她看见我还要戴着去上班,便一把抓住我:“你不要命了!”我说:“是不要了!”她说:“你不要命,那我呢?孩子们呢?你给我把黑纱拿掉!”我不肯,她说:“我求求你,你就在家里戴算了。”我说:“不,我要去单位戴,我还要上街戴!”她更加吃惊,但又无法阻拦我。我说:“虽然我不太主张游行,但坚决反对开枪;他们在大街公开杀人,我就要在大街公开戴黑纱,否则我对不起死难的学生。”

晚上下班之后,妻子看我平安回来,总算松了口气,没想到,我第二天还要戴黑纱,她说:“你还没戴够?非要戴出事来呀!”我说:“死了那么多学生是国丧,我要独自悼念三天!”这样我就戴了三天黑纱。

为戴黑纱,很多人为我担心,说:“北京那么大的示威都已结束,你怎么还在上海单独示威!”还有人见到问:“你怎么还没抓起来?你要多保重呀!”我当时确有“烈士心态”,真想和死难学生同生死,否则好像太不公平,为什么学生死了,我没死?

我6月27日晨7时我的日记:
据传又要通缉知识分子17人,有严、苏等人。人们也在担心我。我想退党,YW劝我此时不宜有动作,只能沉默。 
近来我常常想到死,毫不畏惧,甚至盼望它早点到来。我只是不愿老死、病死。希望死得有价值,死得其所,死得潇洒,死得给活着的人有力量。
没想到,从那时起,我又活了20年;但不是苟活,而是复活!六四的枪声让我抛弃幻想,学生的死难让我彻底觉醒。我已经是一个更新了的我!

五、江泽民“衣锦还沪”,再次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

我8月6日上午9时的日记:
前天,8月4日,一早醒来,准备上午在知识分子座谈会的发言,打了个腹稿。8时20分在宣传部门口集合,集体上车,去桂林路的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到会者约有300人,分系统坐,有科技、教卫、宣传等系统。文艺界的有黄佐临、张骏祥、张瑞芳、白杨、谢晋等,还有一些中青年演员,如言兴朋、梁谷音、岳美緹、刘异龙、王芝泉……
在“六四”硝烟尚未完全散去,出席由上任才一个多月的总书记召开的座谈会,其出席人员名单当然要严格审查,居然我这戴黑纱者也被邀请,实出我意外。我的座位离江等领导不远,面对面。朱镕基和曾庆红临座,我能听见他们的交谈。朱在看一份出席者名单,低声问曾,谁是沙叶新,曾向我指了指。这使我想起我之所以能“漏网”出席,很可能是我5月18日晨向曾提出三点建议给曾留下了好印象,让他认为我在危难之际,能急市委所急,想市委所想;这名单当然也一定是曾最后拟定或批准的。
……9时,江泽民出场,市委主要成员朱镕基、吴邦国、曾庆红、刘振元、陈至立、毛经权等也随之而入。江做了个开场白,然后请大家说。最有意思的是老科学家WYL的表态发言,写好了稿子照着念,词句全部是报纸上的,令人可笑,也可哀。江等领导似乎对这类表态不感兴趣。谢晋的发言虽然实在,但太长,且重复。王沪宁发言有条理,有限度地提出一些问题。如说他有篇文章原准备发的,但‘六四’之后不给发了。江说,你拿来我看看。有一教师讲到师范生和教师的待遇之低,令人同情。一位搞经济的说到经济失误的原因,他主张还是应该以计划经济为主。 
江最后发言,给人感觉是解释性的,安抚性的。他着重谈了天安门事件和国际的大背景等等,但说服力不强。只是有一点值得注意,他说今后游行示威要讲民主,也要讲法律,国家也要有应对此类问题的正常手段……
什么是正常手段?在天安门所采取的手段是正常的吗?江没说。但他说到,当时确实没有经验,也没有橡皮子弹。他还说当初让他去北京,他毫无思想准备,也不知他去干什么,只通知他马上来,还说北京很乱,要他化装,还要化名,身份是画家。但化名他记不得了,只记得姓李,叫李什么,正江在回忆时,白杨突然提醒道:“李可染!”大家一愣,李可染就在北京,不可能用此化名。以上算作是当天会议的“花絮”吧。
……我未发言,因为没时间。但我很想将自己的看法写信给江。我有些意见极不合时宜,但必须讲。
我以后并没给江写信,因为此时做为总书记的江,和当时做为市委书记的江已经不一样了,已是这场风波的最大得益者了。那时他很希望妥善解决《导报》问题,此时他软禁了钦本立,还抓了张伟国。人是会变的。

一些当时支持学生运动的人也在变,或忏悔、或效忠、或告密、或下石。也有极个別的人想在我戴黑纱一事上做点文章,要整我。但也有另外一些人,同情我、支持我、保护我。就在这次座谈会的第二天,我所在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贴出了一张喜报,大意说:“八月四日,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上海接见了我院院长沙叶新同志,特此通告。”这是我院的党总支书记的有意安排,为的是借助钟馗打伥鬼。虽然通告有些夸大其词,虚张声势,但还真起到了震摄作用,让伥鬼噤声。我真的感激这位总支书记的心意,在那凄风苦雨的日子里,在我甚至想到死的哈姆雷特式的徊徨中,能得到这样的呵护,这样的温暖,让我至今难以忘怀。因此我在任何時候都深信:人心没死,我的心更没死!

2009年6月2日
上海善作剧楼


八九回忆

Saturday, August 5, 2017

八九一日:1989年6月28日,撒切尔夫人会见中国留英学生代表

1989年6月28日——天安门大屠杀二十多天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唐宁街官邸会见了5名中国留英学生代表。当时在英国大约有3,500中国学生学者,其中200多人正面临签证到期。

中国学生代表感谢英国政府对屠杀的强烈谴责并希望英国政府暂停两国高层来往,并对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及访问学者提供保护措施。

撒切尔夫人许诺政府将以同情的态度处理中国学生希望留在英国的申请,对签证、护照即将过期的申请者提供延长签证的便利,并可能对经济困难的中国留学生放宽在工作许可、医疗保险上的限制。但撒切尔夫人不鼓励中国留学生在英国申请政治避难,表示希望他们从长远出发,最终回到中国。

英国政府公布的1989年6月28日撒切尔夫人会见中国留学生代表的历史档案

英国政府最近解密了一批与香港问题有关的历史档案,其中包含这一会见的准备和结果的记录。


八九一日

Tuesday, July 25, 2017

八九图片:1989年5月24日,香港名人联署支持北京学运

1989年5月24日,港澳人士联署紧急呼吁

1989年5月24日,香港《明报》登载演艺界名人支持学运签名


八九图片

Friday, July 14, 2017

八九文件:闻平《从民族虚无主义到卖国主义——评刘晓波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谬论》

1989年1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署名闻平的评论员文章。刘晓波当时已被关押,正在等待审判。


从民族虚无主义到卖国主义
      ——评刘晓波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谬论

闻平

“狂人”刘晓波由于插手学潮、煽动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已经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历史罪人。刘晓波走到这一步,不是偶然的,是他的极端个人主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世界观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必然结果。本文拟就他的民族虚无主义、卖国主义谬论给予批判,以期肃清流毒。



狂热地鼓吹民族虚无主义,是刘晓波近年来讲演、著述的基本内容之一。在他看来,我们中华民族的一切都是应该否定的。首先,他否定我们民族的文学传统,声称“中国的文学只有打倒屈原、杜甫才有出路。”(1986年12月12日在清华大学的讲演)他认为,中国从春秋战国到新时期十年长达几千年的文学,基本上是屈原、杜甫模式的文学,因而毫不足取,必须彻底否定。进而,他否定中华民族的全部文化传统和历史遗产。他说:“从人类文化史、特别是思想史的角度看,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既无感性生命的勃发,也无理性反省意识的自觉,只有生命本身的枯萎,即感性狂迷和理性清醒的双重死亡。”(《形而上学的迷雾》,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61页)因此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扼杀人的创造力,只能造就中国人的奴性,中国人一直傲称的四大发明,只不过是传统文化的“遮羞布”。他宣称:“对传统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与李泽厚对话——感性·个人·我的选择》,《中国》1986年第10期)他以别人称他为挖祖坟的不肖子孙而感到“荣幸”。最后,他竟然否定中国人的人种,胡说“中国文化的危机不仅是民族性的问题,我甚至感到是与人种不无关系。因此,走出危机之路是十分的艰巨。”(《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深圳青年报》1986年10月3日)总之,在刘晓波看来,中国文化、中华民族一无是处。如此彻底的民族虚无主义,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少有人能与他相比!  

刘晓波否定中国文化传统,有一个十分荒谬的逻辑,即认为传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因此不能以精华、糟粕来区分,要打破就要整体地打破,要否定就要全面地否定。刘晓波的这种逻辑的荒谬和浅薄是显而易见的,它完全不符合中国文化传统的实际情况。如果不是出于别有用心的偏见,作为文学博士的刘晓波应当懂得,任何民族的文化传统,虽然有其主导方面,但决不是单一成分,而是多种成分的矛盾统一集合体。就中国文学传统而言,除了统治阶级的文学,还有被统治阶级的文学。从《伐檀》到《水浒》,从《后羿射日》到《西游记》,反映人民群众的理想、愿望,揭露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文学传统源远流长。就是所谓屈原、杜甫模式的文学作品也不能一概而论,只能把它放在其产生的具体时代环境中具体分析。即便是对屈原的忠君思想、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也不应简单化地作全盘否定,他们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忧国忧民之心,更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就中国的文化传统而言,也不能简单归结为儒家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阴阳、儒、墨、名、法、道、农、纵横、杂家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虽然汉以后儒家成为正统,但其它各家并没有全部消亡,并且在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即以儒家文化而言,虽然具有很大的消极作用,但是对其历史作用也不能一概否定,作为文化遗产,也不能说全部是糟粕。更何况除了这种上层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化,还有下层的广大劳动者的文化。正是这样的多元统一的文化,创造了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使得我国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走在世界的前列,为整个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必须看到民族文化中有两种成分,否定和拒绝其剥削阶级的糟粕,继承和发展其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精华。得过文艺学博士学位的刘晓波对两种民族文化的思想当然是知道的,他杜撰出一个文化传统不可分的理论,把中国的文化传统等同于儒家文化传统,借否定儒家文化传统否定中国全部文化传统,这完全是别有用心。

刘晓波的用心在于现实。在他看来,中国现实的文化是几千年来的儒家传统文化的延续。他说:“以儒家传统为代表的中国正统文化,在高度统一、高度集权的封建等级制中,经过长期的发展,简直太‘完美’了,其力量太强大了。虽然受到过‘五四’运动的冲击,但在当代中国,从‘反右’到‘文革’,传统文化又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大复辟,登上了它的又一个高峰。即使新时期已经开始了十年,传统文化通过‘文革’所传播的影响也很难在短期内消失,它沉淀为民族的潜意识,在不同的程度上浸透了大多数国人之魂。”(《一种新的审美思潮》,《文学评论》1986年第3期)他认为正是传统民族文化的作用,造成了现实制度的“独裁”、 “专制”,也造成了国人的愚昧和奴性,也正是传统民族文化把马克思主义也变成了一种“思想独裁”的工具。可见,刘晓波否定传统的目的在于否定现实,他是为了反现实而反传统的。刘晓波喋喋不休地大讲反传统的真意就在这里。然而,刘晓波的这种反动目的是绝对不能得逞的。刘晓波把我国今天的文化等同于传统儒家文化的胡说八道是无法欺骗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历史清清楚楚,是在五四运动向传统的儒家文化发动了强有力的冲击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了改变中国近百年的落后面貌,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出现了一种崭新的文化形态。这种崭新的文化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它既同传统的已经没落的封建的儒家文化以及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展开了长期的曲折的斗争,又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特别是继承了中华民族广大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俭朴、团结友爱、富于反抗等优良品质,从而使这种新的文化具有极强大的生命力,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并且在新中国建立后的40年里使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面貌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把我国今天的文化说成是儒家的封建文化完全是有意的歪曲。当然,我们不否认几千年的儒家文化传统中的那些落后腐朽的东西确曾不断地顽强地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所起的消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决不是我国今天的文化所认可的,相反,正是要坚决予以摒弃的,怎么能把这两者说成是一个东西呢?(⑴⑷)

至于说到刘晓波连中国人的人种都予以否定的谬论,恐怕每一个真正的炎黄子孙都不能不表示极大愤慨。早期贩卖黑人的奴隶贩子曾说黑人是劣等人种;解放前上海滩的租界地公园曾挂过“华人与狗不得进入”的牌子;希特勒曾把犹太等民族指为劣等种族。人类不同民族有着文化上的差异,但绝不存在人种的优劣问题。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都有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贡献的杰出人物,也都有道德和智力低下的人。人成为什么样的人,不决定于他所属于的种族,而决定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种族主义是世界上最反动的理论之一,是推行民族压迫、民族剥削的借口。刘晓波身为中国人,却否定中国人的人种,这样的种族主义者在世界上堪称罕见。然而这种事出在刘晓波身上又不奇怪。刘晓波为什么要否定中国人的人种,看看他的“全盘西化”的谬论就会明白。



刘晓波与对待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的态度截然相反,对西方的文化、制度和生活方式崇拜得五体投地,吹捧得天花乱坠,向往得如痴如狂。

刘晓波说:“西方与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换言之,要过人的生活就要选择全盘西化,没有和稀泥及调和的余地。我把西化叫做国际化、世界化,因为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发挥,这不是一个民族的选择,而是人类的选择,所以,我很讨厌‘民族化’这个词。”(《文坛“黑马”刘晓波》,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号)刘晓波把西方与中国的文化、制度的区别,概括为“人” 与“非人”的区别。在他的眼里,西方是伊甸园,而中国是地狱;西方人过的是“真正的人”的生活,而中国人过的是“非人”的生活;西方世界使人成为人,中国则把人变成非人。刘晓波的这种概括完全歪曲了历史和现实。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不禁会问:古罗马在广场上被出卖的奴隶过的是人的生活吗?中世纪被迫依附于教会和领主的农民过的是人的生活吗?19世纪西里西亚的忍无可忍拿起武器的纺织工人过的是人的生活吗?而到了近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不但没能解决这个问题,相反使这个问题更加激化和突出了。马克思对这个问题做了科学的考察,在席勒的现代生产使人性分裂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异化劳动”的学说。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使人异化为非人,使劳动者异化为劳动产品的奴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者的活动属于别人,它是劳动者自身的丧失”,“结果,人(劳动者)只是在执行自己的动物机能时,亦即在饮食男女时,至多还在居家打扮等等时,才觉得自己是在自由地活动的;而在执行自己的人类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页)资本主义生产使本应最能表现人的“自由自觉”本质特征的劳动活动,异化为一种动物性活动,而人那些固有的动物性,相比之下反倒显出一点人的特征,这才是人变为非人的现实。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这种使人异化为非人的不合理现象的愤怒,马克思通过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终于发现了解决人的异化问题的根本途径,这就是推翻私有制,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正是依据马克思所揭示的这一真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推翻了地主资本家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结束了广大劳动群众的“非人”的历史,并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进行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改革,推进社会民主,不断地创造使人成为“全面的人”、“完整的人”的社会条件。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长期的历史任务。然而,不管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道路是多么漫长和曲折,中国毕竟已经开始起步;而西方使人成为非人的私有制仍然左右着社会,西方资本主义使人异化为非人的现实,从本世纪开始就成为文学艺术家的题材、哲学社会学家的课题,至今方兴未艾。千百万人在被异化的生活中感到的悲观绝望,成为西方根本无法解决的世纪病。刘晓波把西方被异化了的人的非人生活说成是“人” 的生活,把我国已经初步消灭了异化的生活说成“非人”的生活,完全是一种是非的颠倒。

刘晓波不仅极力美化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而且大肆鼓吹西方腐朽的生活方式。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里,由于不可解脱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和不可治愈的社会痼疾,人们不可避免地陷入悲观、绝望之中。一些人在悲观、绝望之余,拚命追求吃、喝、性以及能满足虚幻的自由的各种感性刺激。社会为了保持私有制的稳定,也极力引导和鼓励这种倾向,并设置了各种相应的机构和场所,来满足一些人的这种追求。刘晓波所追求的不过就是这种货色。刘晓波说:“在和传统文化对话的时候,就是得把这样一些东西强调到极点:感性、非理性、本能、肉。肉有两种含义,一是性,一是金钱。钱是个好东西,任何人见了都要两眼放光。性,当然不是坏东西,尽管正人君子表面上都撇嘴。”(《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刘晓波把“性”、“本能”看作人的本质要求,把个体欲望的实现看作人的价值所在,因而他把现代西方鼓吹感性的个体满足的生活方式,看作是理想的生活方式,而把具有传统民族文化特色的对理性、道德、群体的强调,看作是对生命力的扼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如果要我在农业文明的未异化和工业文明的异化中做出选择,我宁可被异化。”(《形而上学的迷雾》,第344页)

从这样的政治理想和人生追求出发,刘晓波必然地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极为不满,妄图以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取代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此,刘晓波叫嚷,中国必须“以多党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党独裁;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替公有制、计划经济;用多元言论、思想自由来代替思想一元化。”(转引自人民日报1989年9月27日第3版)然而,怎样才能实现刘晓波所说的这种“彻底的变革”呢?在刘晓波看来,中国人人种就有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太强大,所以“在政治上不能从一党独裁的内部来寻找力量来反一党独裁;在经济上,不能从公有制、计划经济内部寻找动力来改革经济;在思想上,不能从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内部来寻找新的思想”(同上)。总之,不可能从中国社会现实内部寻找到刘晓波所希望的变革力量,那么希望的力量在哪里呢?在外部——西方帝国主义。于是刘晓波抬出了他的殖民地理论。他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西方近代对落后民族的殖民化是一种进步,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的进程。殖民化打开了一个个封闭的地域,开拓了一个个商品市场和文化市场,使整个世界、特别是东西方不再相互隔绝,而是相互开放。更重要的是,殖民化把原来只属于西方人的人权、平等、自由、民主、竞争带给了世界,形成了国际性的自由竞争。没有殖民化就没有世界化、国际化。”(《启蒙的悲剧——“五四”运动批判》,《华人世界》1989年第3期)因此,当香港《解放月报》记者采访时问他:“在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时,刘晓波脱口而出回答道:“三百年殖民地”。并不无遗憾地说:“历史不会再给中国人这样的机会了……没人会愿意再背中国这个包袱。”(《文坛“黑马”刘晓波》)在20世纪80年代的今天,竟如此鼓吹殖民主义,恐怕在世界上也不多见了。你看,殖民化有多美妙,它“打开了封闭的地域”,使“东西方互相开放”,它“带来了人权、平等、自由、民主”,殖民者背着殖民地进入了现代化世界。照刘晓波的逻辑,殖民地人民真应伏地叩首感谢殖民者的大恩大德了。照刘晓波的逻辑,人们谴责慈禧、李鸿章,不应谴责他们腐败无能对殖民者割地赔款,而是应该谴责他们没有能够把全部山河拱手让给殖民者。这是货真价实的、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西方殖民者以武力为后盾,强行掠夺殖民地的资源,向殖民地倾销剩余产品榨取超额利润,是“东西方互相开放”吗?西方殖民者在自己的国家里都不可能真正地实现人权、平等、自由、民主,他们又怎么可能给殖民地人民带来人权、平等、自由、民主呢?殖民主义就意味着压迫和掠夺,就意味着殖民地人民越来越贫穷和落后。因此,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殖民地进入现代化,只有在其获得独立、摆脱殖民主义的控制,才可能发展生产,向现代化迈进。印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的历史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至于香港经济的繁荣,也决不是殖民主义的功劳。香港背靠中国大陆。新中国成立40年来经济和贸易的高速发展,促进了香港这一过境港口的发展,这就是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虽然有140多年的历史,但只是在最近40年,特别是在最近10年里经济达到高度繁荣的重要原因。是的,当过殖民地而后获得独立的国家和地区,现在有的发展得较快。然而,如果没有沦为殖民地的这段历史,它的发展肯定会更快、水平会更高,因为任何社会形态自有其不可抗拒的内部发展动力和自身规律。殖民化,这是许多东方国家近代历史的客观存在。然而,存在的不等于就是合理的,殖民化正因为它不合理,所以才被历史发展扫进了垃圾堆。刘晓波却要开历史的倒车,为实现全盘西化的目标要中国当三百年殖民地,真是荒唐、可笑!这样蹩脚的谬论绝欺骗不了饱受帝国主义掠夺压迫的中国人民,只能暴露他自己卖国主义丑恶嘴脸。



从学术思想的偏激,到政治思想的反动;从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到鼓吹卖国主义;从“狂人”到“黑手”。刘晓波的思想发展,有其客观原因,也有其主观原因,是主客观交互作用的结果。

客观原因是国际国内的环境。从国际环境来看,社会主义国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纷纷寻求改革之路,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增多,而帝国主义颠覆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并没有改变,它们乘机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全面的渗透。从国内环境来看,我们党的个别领导人背离了四项基本原则,放弃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助长了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的活动,致使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理论畅通无阻地涌入国内,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毒害了青年一代,刘晓波就是受毒害最深的一个。

从主观原因来看,这是刘晓波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世界观所决定的。当然,这些东西并不是刘晓波自生的,而是外部环境作用的结果。刘晓波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人生理论和价值观念,接受了某些现代派哲学的观点和方法。对于刘晓波,这些东西已经不是外在的,而是已经化作了他的具有强烈能动性的个体意识,成为了他走上犯罪道路的主观原因。

刘晓波的极端个人主义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强烈的出名意识,他要出名,以满足他的虚荣心的要求;一个是他对所谓的“感性生活”的追求,他要占有一切他想占有的,以满足他的物质的和性的欲望。他信奉“弱肉强食”的信条,因而毫无道德观念;他只崇拜自我,所以极端狂妄。这样的人生观念当然不会相信客观世界有什么规律可循,也根本不会想去了解世界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对于刘晓波来说,“谁想拥有整个宇宙,谁就该拥有一个独立的自我。”(《论孤独》,《百家》1988年2月号)他要的是一个“自我”的宇宙。这样,他的世界观只能是唯我主义的唯心论,他的方法论只能是以走极端为特点的形而上学。  极端个人主义是刘晓波讲演、写文章的动力,也是他的反动理论观点的来源之一。极端个人主义作为一种资产阶级的人生态度,追求的是不择手段地满足自己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因而当它恶性发展起来,必然导致和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相对抗,导致和祖国人民相对抗。他诬蔑中国人人种不好,他的卖国主义理论——“当三百年殖民地”,就是这种对抗的必然产物。他这样说,绝不只是故作惊人之语以哗众取宠,而是他的极端个人主义的要求使然。在祖国利益和个人欲望之间,极端个人主义选择的是后者,而决不会选择前者,刘晓波正是这样。他在国外接受采访时说:“语言如果可以过关,中国会和我根本没有关系。”“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文坛“黑马”刘晓波》)在刘晓波看来,中国人愚昧,中国的传统和现实妨碍着他的“自我完成”,如果不是语言不过关,他早就不想当中国人了。知道这些,对于刘晓波身为中国人却诬蔑中国人种,鼓吹中国要当“三百年殖民地”就不难理解了。刘晓波极端个人主义的恶性发展,必然导致对中国传统和现实的全面否定,必然导致卖国主义。最后,他终于堕落成为一个不只是“动口”,而且直接“动手”参与推翻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反革命暴乱的历史罪人。

刘晓波在短短的几年里,用自己的言行描绘出了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反民族、反祖国、反人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嘴脸,是一个绝好的反面教员。对于他的反动面目,我们必须给予坚决的揭露!

(全文将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发表,本报有删节)



八九文件

Thursday, July 13, 2017

刘晓波逝世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八九人物刘晓波于2017年7月13日逝世。自2009年底开始,刘晓波一直在监狱服刑,直到最近几天才因为肝癌晚期保外就医。


刘晓波终年61岁。


Saturday, June 10, 2017

八九图片:1989年5月27日夜,香港学联代表携带捐赠的帐篷等物质抵达天安门广场









八九图片

八九图片:1989年5月29日,香港学联代表与北京学生领袖会面

1989年5月29日,香港学联代表在北京饭店与北京学生领袖见面磋商。左一为林耀强,右二为吾尔开希。

1989年5月29日,香港学联代表在北京饭店与北京学生领袖见面磋商。着黑色上衣者为王丹。

1989年5月29日,香港学联代表在北京饭店与北京学生领袖见面磋商。着黑色上衣者为王丹。

1989年5月29日,香港学联代表在北京饭店与北京学生领袖见面磋商。

1989年5月29日,香港学联代表访问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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