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天安门对峙》第8章部分内容，描述学生与阎明复对话过程：
就在同一个清晨，阎明复得到消息，已经有了戈尔巴乔夫的欢迎仪式不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决定。他很是震惊。这个高峰会议不仅仅是一个中国外交的里程碑，它还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新闻界人士来京采访。这样的一个决定比让政府直接在脸上挨一个耳光还要难堪。他表现得很愤怒，但依然还是抓住一丝希望。因为前一天晚上会议的鼓励，他觉得可能还有时间，但他必须采取更快更大胆地行动。
阎明复发现王丹、吾尔开希和王超华还在他的统战部大院里。他把他们都召进一个小会议室。阎明复平静却也很权威地告诉他们政府现在可以与他们进行正式的对话。学生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他们的代表，阎明复本人和另外几位部级官员将代表政府方面。
几位学生听到这话都难以置信。这是对他们的要求的一个极大的让步，也正是阎明复前一天晚上还没法做到的事。事实上，他是要完全地在学生们要求的条件下举行这场对话，这样他不仅承认了他们作为合法学生领袖的地位，也把他们当作了平等的对手。就在一个星期以前，国务院发言人袁木还信誓旦旦地向全世界宣告这是永远不可能发生的。在震惊之余，王丹和吾尔开希嘟囔着抱怨政府方面代表的级别不够高，他们希望能有赵紫阳总书记或李鹏总理的参与。阎明复不吃这一套，他打断他们，激动地为他自己的级别辩护。学生们聪明地没有再坚持。
但他们还是有另一个要求：这场对话必须要现场直播。在中国，因为新闻检查的原因，极少有现场实况直播的活动。所有节目，从政府机关的运作到每年极受欢迎的春节联欢晚会，都是预先录制好，经过编辑之后才能通过电视向大众广播。不过学生领袖们对此别无选择。各种与阎明复接触有关的传言已经在天安门广场泛滥。绝食学生担心他们正在被人出卖。这些领袖告诉阎明复，如果没有现场直播的话，他们会失去自己人的信任。
这次轮到阎明复做出合情合理的表现。他并不反对这个要求，但不是很确定技术上是否能做得到。大多数电视转播器材都已经被用来为高峰会议作准备了，他们也许没有足够时间安排好实况转播。他建议采取一个折衷方案：对话过程全程录像。一旦一盘录像带录满了，它就立刻在学生的监督下密封起来传送到中央电视台播放。这样，虽然不是实况，对话过程也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延续下真实地播放。同时，学生们还可以自己用录音机录音，把录音带及时传送到天安门广场自己播放。
就在学生还在犹豫的当口，阎明复扔下了他的重磅炸弹：无论他们是否撤出天安门广场，戈尔巴乔夫的欢迎仪式可能都不会在那里举行。这消息立刻就解决了他们之间的争端。
政府会在这样重要的场合逼他们摊牌的可能性令王丹、吾尔开希和王超华很是担忧。他们从来没有准备干预国家的外事活动，也从来没想过这有可能真的发生。他们不但要为令国家丢脸承担责任，而且还会失去他们手中最大的一张王牌。如果没有了这张牌，这一切将如何收场？
王超华提出她可以去找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来劝说学生撤离。阎明复立刻就提供了帮助，他派了一辆车交给王超华使用。另一辆小客车随后被派往政法大学去接对话团。
因为她的家庭背景，王超华对首都的知识分子圈子很熟悉。她尤其与戴晴——面向知识分子的《光明日报》的一名著名记者——比较亲近。戴晴比阎明复小10岁，也同样是一名红色后代。在她父亲在早期革命中成为烈士之后，戴晴是由作为人民解放军中十大元帅之一，在粉碎“四人帮”的政变中举足轻重的叶剑英抚养成人的。不过戴晴很早就有了相当强的独立态度。她利用自己的背景所带来的保护优势出版了一系列与异议人士方励之观点相近的文章。她也通过自己单枪匹马唐吉诃德似的以环境保护为由反对三峡建坝的努力出了名。王超华小时候就认识了戴晴，后来大学毕业后在《光明日报》实习期间又与戴晴在同一个楼层工作过。
就在绝食决定被作出的那个晚上，王超华就曾经自己跑到戴晴的家里。她几乎没说什么话，就是在戴晴的小客厅里哭了一场。她当时就希望名声在外的戴晴能够为年轻的学生们提供一些急需的指导。
不过戴晴则一直有着她自己的打算。过去的十来天是新闻界最好的时光。在赵紫阳的庇护下，几十年的新闻管制政策几乎在一夜之间融解了。经过一些个人的努力，戴晴已经得到胡启立的首肯，可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整版出自有争议的著名知识分子的观点。这是一个几星期前还不可想象的机会。这时她正忙着召集这些知识分子开座谈会。她邀请的嘉宾中包括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比如撰写了文化大革命历史的政治学家严家其和出版过一系列介绍西方思想的启蒙丛书的包遵信。一个月以前，一个类似但未经授权的为纪念胡耀邦逝世而召开的座谈会也包括了几乎同样的角色。那个会议的纪要发表在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上，结果报纸被关闭、主编被撤职。现在，戴晴得到了来自政治局常委委员的准许，可以做完全同样的事情。
王超华来到《光明日报》时戴晴正在招呼她那些杰出的客人们进入一间会议室。戴晴极度兴奋，她可以预见到印有这些人话语的报纸会在读者中引起多大的反响。然而，她对王超华的到来却是毫无准备。
戴晴只看了一眼王超华那张疲惫和忧愁的脸就知道她是为何而来的了。虽然她很是同情，戴晴还是不能容许她的小小座谈会被学生运动所劫持。尽管如此，她还是邀请王超华参加了会议并把她作为来自广场的学生领袖介绍给大家。但就在王超华能够说出几句话或流下一滴眼泪之前，戴晴抢先发话，强调这个座谈会的目的和重要性。她极为兴奋地宣布了她与胡启立达成的协议：《光明日报》上一整版！她的热情得到了很大的回应。对于她的听众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宣读他们已经准备好的发言稿。发言过程中几乎没有插话或讨论。王超华为他们缓慢沉闷的节奏和宏大空洞的语言感觉到无法忍受的痛楚。但她只能咬着嘴唇。她的家教使她对知识分子极为敬重，不可唐突造次。时间在慢慢地逝去。
终于，他们全部结束了他们准备好要说的话。作为礼貌，他们请王超华也说几句。王超华情不自禁了，她一句话还没能说出来时眼泪就顺着脸颊流淌不止。她以因颤抖而口齿不清的嗓音告诉大家天安门广场那里并不是这些知识分子在他们讲话里所幻想的那样一个光辉和历史性的事件。相反，形势极其严峻。在她讲话的过程中，她越来越因为自己的词不达意而难受。她为自己无法表达出她自己需要说出的意思而绝望。但通过她的泪眼，她可以感觉到屋子里许多人也在哭泣。在她请求知识分子们去广场劝说学生撤退时，每个人都积极地响应着，“对，我们必须去。我们不能坐视不管。”
就在王超华恢复她的情感状态时，知识分子们已经开始做他们最拿手的事了。就在短短几分钟之内，他们起草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以一个父辈的态度表达作者们在听到绝食的消息后“非常理解、非常难过、非常担忧”。因为民主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实现，为了中国改革的长远利益和中苏最高级会晤，它恳请学生“发扬这次学潮中最可贵的理性精神，暂时撤离天安门广场”。
这里面“暂时”二字的确切含义并不是很清楚，不过似乎也不重要。因为声明在那之后便转换了语调，强调起他们自己对政府的态度来。它要求中央负责人立即发表公开讲话，宣布这次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并保证不对学生实行任何形式的秋后算账。它还要求政府承认学生的自治组织，保证不对绝食和静坐学生采取暴力行动。如果政府不能做到这些条件，声明的作者“将和同学们一道”，“坚定不移地奋斗下去”。
这最后的几句话也许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放进去安抚学生或满足作者的自我感觉。不过这也似乎显示出这些知识分子们已经准备自己参与运动，因此实际上抵消了声明中希望学生撤退的意图。他们提出的要求其实比学生还多，学生在这个时候已经把他们的要求简化为两条：“不是动乱，平等对话”。
王超华知道这个声明不大对劲，但在她的状态下她说不清楚具体是什么不对。她开始意识到她对这些知识分子的期望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他们与现实已经毫无指望地脱节了。她很犹豫地解释说她担心这样的一个声明不足于劝说学生撤退。她的声音很微弱，她也清楚她没法说服任何人。严家其对这个声明的语调已经很恼火。他拍着桌子说他们搞错了对象，“我不明白，现在咱们为什么要劝学生，现在要劝应该劝政府。”他愤怒地指控道。
王超华还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也许她能让这些知识分子与绝食的学生单独会次面。如果他们有可能私下里劝说柴玲，事情可能会更有希望。戴晴立即给统战部打电话安排，那里是这种会面最方便的地点。在电话的另一端，她只能听到有人在忙乱地叫嚷，说现在不可能做任何安排。于是戴晴又打了几个电话之后找到了一个场所。王超华立即又上了她那辆车子奔往统战部。她觉得她会在那里找到与阎明复对话中的柴玲。
但她对将要面临的场面丝毫没有思想准备。
终于到了对话团大显身手的时候了。这个组织就是为了这么一个目的专门设立的，已经准备了好几个星期。他们在每一个具体的课题上都有指定的发言人和一个支持的团队。他们甚至还做过练习和彩排。现在他们对与政府官员们面对面坐下来冷静和理性地讨论问题满怀信心甚至感觉自在。
不过要让这一切成为现实，项小吉和沈彤知道他们必须控制得住他们自己这边的人，尤其是绝食学生们。可他们没有多少实力可言。是绝食最终把阎明复拉到对话的桌子上的，现在已经不可能再把本来就不信任对话团的绝食学生拒之门外了。
另一方面，绝食学生也有着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对这一个能在电视上向全国播放的机会——即使是延迟的——兴奋莫名。这是一个让他们的声音得以广为传播的绝好时机！柴玲迅速从天安门广场收集了一批标语条幅送到统战部，其中就包括那幅“妈妈，我饿”的标语。她把它们放置在会议室里学生一边作为背景。她还带来了一盘自己朗读《绝食宣言》的录音带。如果他们有机会在对话中播放这盘录音带，它将向全国各地播放，永久地载入史册。
二楼的大会议室这时候已经被布置成一个类似外交谈判的场所。会场的中间是一张长长的椭圆桌子。阎明复这次不再坐在一端的首席，而是坐在政府一边的中间位置。他旁边是教委主任李铁映和另外10位部级官员。在桌子的另一边，沈彤坐在阎明复的正对面。项小吉则面向李铁映。他们旁边是一些对话团的指定发言人。项小吉特意落实了这样的安排以突显对话双方的平等地位。
王军涛呆在大院里的另一间屋子里，他和其他年轻的知识分子没有被邀请参加这场正式对话。也许在阎明复的眼里，他们已经完成了他所需要的使命。
会议室里的正式、外交般的气氛被站在对话团成员后面的一些绝食学生所打破。他们头戴标志性的发带，脸上带着肃穆的表情。项小吉已经与他们达成一个妥协，允许他们的一部分人在场，想必只是旁听的意思。会议桌上零零散散地有很多录音机，它们都已经开始在录音。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有一架录像机，上面有着中央电视台的标志。沈彤确定了录像机上的红灯在闪烁后开始了会议。
起初，对话是在友好、客气的气氛下进行的。对话团的发言人逐一表述了他们准备好的议案。阎明复和李铁映很认真地听着，也极为诚恳地回答了大多数问题。但很快地，项小吉和沈彤身前的桌面被他们后面站着的绝食学生递过来的小纸条所淹没。绝食学生正在失去耐心，他们要提出自己的看法。会议不久就偏离了原有的议题。坐在桌子两边的人都尽力保持耐心，但讨论越来越趋于漫无边际。
没多久，绝食学生已经不满足只是递条子了。有人提出这个会议应该直接听取他们的意见。吾尔开希插话说他手里正有一封绝食学生写给妈妈的一封家信。来自北师大同是绝食的发起人之一的女生程真没有征求许可便高声朗读了那封信。
柴玲一直都像平常一样很安静，但她因为吾尔开希的擅自行为很不高兴。那封信虽然感人却缺乏实质内容。她觉得吾尔开希浪费了一个极其宝贵的机会。会议继续进行下去的时候，柴玲觉得她没法再等下去了。她找到一个机会尖锐地质问阎明复：“你究竟认为学生运动是怎么样的？”被当场将了军的阎明复在保持诚实而又不越过既定界限之间挣扎着：“我个人非常愿意说你们是爱国的。但是我不能说。”
会场上又爆发了激烈的辩论。一只手指终于按下了一个录音机上的播放键。突然，柴玲朗读
《绝食宣言》的情绪化声音充满了整个房间 ：
我们想请求所有正直的中国公民，请求每个工人、农民、士兵、平民、知识分子、社会名流、政府官员、警察和那些给我们炮制罪名的人，把你们的手抚在你们的心上，问一问你们的良心，我们有什么罪？我们是动乱吗？我们罢课，我们游行，我们绝食，我们献身，到底是为了什么？可是，我们的感情却一再被玩弄，我们忍着饥饿追求真理却遭到军警毒打。学生代表跪求民主却被视而不见，平等对话的要求一再拖延，学生领袖身处危难。
就像另一个开关也被按下了一样，嘈杂的屋子一下子安静了。在接下来令人心悸的十几分钟里，没有人发出任何声音，作出任何举动。屋里的每一个人，包括阎明复本人，都流泪了。项小吉和沈彤在桌子上互相握紧了手。
我们不想死，我们想好好地活着，因为我们正是人生最美好之年龄；我们不想死，我们想好好学习，祖国还是这样的贫穷，我们似乎留下祖国就这样去死，死亡决不是我们的追求。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能够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能够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就没有权利去偷生。
就在录音播放完的时候，绝食学生中间传出一个微弱的声音：“我们唯一的要求就是政府不要指责我们挑起动乱。”
对话已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开始觉得很不安。他们曾经被告知已经达成的妥协，可以在一个小时的延迟后看到电视转播。但这会儿还是没有任何转播的迹象。
封从德已经在广场设立了一个新的广播站，把他们自己的高音喇叭高高地挂到了那里的旗杆上面。由于其他的绝食领袖都在对话现场，他在这里成了事实上的领导。焦虑的他不断地派出学生通讯员前往统战部查看，他们一个也没回来报信。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这时已经是7点钟，中央电视台的晚间新闻节目时间。新闻里没有提到对话的消息。这成为最后的一根稻草。广场上所有的绝食学生都自发地聚集起来向只有一二公里远的统战部进发。他们一路上高呼口号，“停止对话！”“现场直播！”
王超华还没到达统战部就发现她的车子被街上汹涌的绝食学生所堵塞。她跳下车跑进去，看见项小吉正从会议室里出来。他们之间隔着一大群绝食学生，其中一些是封从德派来的通讯员。越来越多的学生在涌入。项小吉极力劝阻着人群不要冲击会议室，他很明显地难以为继。绝望中，他看到了王超华，知道她是一位比较成熟和理性的学生领袖。于是，他大声建议由王超华代表外面的学生进入会议室。外面的人群并不认识或信任王超华，他们要求另加两名绝食学生与她一起进去。
项小吉并不知道王超华这时已经晕头转向了。在这个折磨人的一整天之后，她已经弄不清楚究竟是在发生什么事。匆忙之间，他们3人破门而入，把里面的人都吓了一跳。王超华不待喘息就立刻大喊，“不要对话了。”她解释说外面没有电视转播，“在绝食团同学没有接受的时候，你们这种对话是不能接受的。马上停止。”
屋子里第二次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沈彤失控了，他站起来，猛地拍了一下桌子，然后直接指着阎明复的鼻子大叫，“为什么你不转播？你完全清楚没有转播的话我们没法继续！”
阎明复的脸变得惨白。他看起来的确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看看身旁的部长们，没能得到任何答案。过了艰难的一小会儿，他低声说，“如果我们不能继续，我们就不能继续了。”
他站起来慢慢地走了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