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吾尔开希批评香港政府

王丹和吾尔开希在台湾举行了一场联合记者会，批评香港政府拒绝他们入境参加司徒华葬礼的请求。

这次记者会成为这两位著名八九学生领袖罕见的一次同时露面机遇：

王丹、吾尔开希被拒绝入境香港

在得知司徒华逝世的消息之后，现正在台湾的王丹和吾尔开希便分别表示希望能够到香港参加葬礼仪式。他们俩不仅把华叔看作是海外民运的旗手，更把他当作是个人生活中的一个慈父形象。尤其是吾尔开希，他认为华叔对他有过救命之恩。

但他们自身也是敏感人物，没有自由进出香港的便利。他们的入境申请引起香港议会和媒体的大辩论。为了争取到与华叔告别的机会，王丹公开承诺在香港期间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不接受媒体访问，不做演讲等等。他甚至准备参加葬礼后当天就离开香港。

然而，他们的申请还是被拒绝了。王丹发表声明说他的心情“已经不能用失望来形容”，他“感到愤怒和难过”。他同时表示担忧“香港的民主和法制日益流失”。吾尔开希也表示“极度的失望和悲哀”。

八九人物：刘华清

当上将刘华清在1月14日以95高龄病逝于北京之后，政府以司空见惯的语句描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海外媒体则还把他赞誉为“中国现代海军之父”。

但没有人提起刘华清在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中所扮演的角色，尽管这一角色和那个历史事件中政府方面的任何动作一样至今仍然是国家机密，不为公众所知。

1989年时，刘华清刚刚获得上将军衔不久，已经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因此他成为当时（试图）执行戒严令和后来屠杀的戒严部队的3位主要领导人之一。的确，很多材料把他直接称之为戒严部队总指挥，但这一指认并未能获得官方的证实。

刘华清在整个1990年代始终作为政治局常委中唯一的军人在最高领导层担任着重要角色。

八九人物

《香港季刊》：周勇军的怪异案子

网络杂志《香港季刊》最近刊登了托马斯·凯洛格撰写的关于前八九学生领袖周勇军因为在香港企图欺诈银行而被在大陆判刑的奇异案件。报道原文是英语，这里是一个简单的翻译：

周勇军的怪异案子

托马斯·凯洛格

2011年1月

2008年9月29日清晨，一个看起来没有确定国籍和证件的华裔中年人来到了香港。这个人带着一个名字叫王行祥的假造的马来西亚护照。当遭到询问时，他拒绝提供自己的真实姓名。他随身携带的包括银行卡和信用卡等物件也都带有王行祥的名字，其身上没有任何可以确定真实身份的材料。

该人先被移民官员讯问，他们没法得到他的名字或任何个人信息。他随后被香港警察讯问，警察看起来怀疑他试图诈骗银行。10月1日傍晚，这个人被从香港转交到深圳。然后他在深圳被关押7个月，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其后，他被转送到四川省遂宁市。但直到2009年5月公众才知道这位真名叫周勇军的人的确是在中国的监狱里。2009年11月，周勇军在四川省被以欺诈罪起诉，并在2010年1月判刑9年。他至今还在四川的监狱里服刑。

周勇军的案子非常怪异。作为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活跃分子，周勇军曾因为卷入1989年学生抗议而被关押差不多18个月。他被释放后就逃离了中国，在美国获得政治避难。2002年左右，他开始与流亡中的精神领袖张宏宝来往。后者是气功组织中功的创始人（中功与更著名的法轮功没有关联）。许多人猜测周勇军同时与海外民运分子和流亡气功组织的密切联系提升了中国政府对他的注意，而这些关系是他后来被从香港转移到中国的重要因素。

他这个案件本身的隐晦成分，加上最近一些足以加重他确曾参与欺诈银行行为的疑点的出现，掩盖了他在香港的遭遇所暴露出的对香港“一国两制”下的自立和诚信的关注。在他逗留香港的4天里，香港当局对他采取了虽然不违法，但还是与惯例不同的措施。自从周勇军被关押在广东的消息为人所知之后，香港自治政府多次拒绝提供其处理这一案件的信息，只是索然无味地重复政府关于移民的一般政策和重申拒绝对个例发表评论的立场。

周勇军的案件是这一类型中的第一个。据已知的材料，自从1997年主权转交以来，香港政府还从来没有把流亡活动分子移交给大陆官员的先例。政府对这一案例的处理手段应该与最近香港移民局拒绝一些流亡异议分子和政治活动家来港的行为联系起来看，而周勇军的案例更是进了一大步。

自从周勇军被关押在四川的消息公布后，一些重要的旁证表明周勇军可能的确是为了欺诈银行的目的来到香港。当周勇军意向作恶的可能性并不能免除香港自治政府的责任——如果后者确实因为政治上的考虑或与大陆政府不合适的接触导致了在这个案子上采取不同寻常的措施的话。在一国两制下建立的香港的自主和法制并不只是保护无辜者，它也保护罪犯。

谁是周勇军？

现年43岁的周勇军是四川蓬溪人，1989年春天学生抗议行为爆发时他是政法大学政治学系的学生。周勇军在那场抗议中有时担任了领导角色。他以作为在1989年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上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跪谏的三名学生之一而著名。抗议被政府在1989年6月4日临晨被政府残酷镇压了。周勇军在6月中被捕，被关押1年多。他在1991年1月获释，1992年6月逃出中国，于1993年2月到达美国。

周勇军在美国的最先的化身是作为一个流亡的政治活动家——这在天安门广场抗议后逃到美国和欧洲的中国人中很典型。在后来几年里，周勇军以纽约为基地在流亡政治圈子里保持活跃。

1998年12月，周勇军试图潜回大陆，在广州被捕。在广州关押6个月后，他被转送到四川，判刑3年劳改。2002年他被释放并被允许回到美国。

就是在他这次回到美国之后他的路途与张宏宝的发生了交叉。很可能是这一层联系才使得周勇军于2008年来到香港，并引起中国政府对他的强烈兴趣。

张宏宝是中国在1980年代中期气功热中涌现出的一批富有魅力的气功大师之一。他创立了自己气功模式，称之为中功。在1980年代后期，他在北京到处演讲，听众越来越多。到1990年时他实现了一定的知名度：一本在1990年出版的强调他的功力和教导的传记卖出了1千多万册。

张宏宝一心要把他的公共形象和众多的忠诚追随者转化为一架印钱机器。西方研究中国气功的专家大卫·奥恩比把他称之为“气功界的唐纳德·特兰普”。在1990年代初期，张宏宝建立了遍及全国的中功中心网络，这些中心既从事气功的教授和训练也售卖各种有关的产品，包括气功书籍和磁带、药物和茶。他的追随者数以百万计。他设立的全国性的金字塔结构保证了大笔的收入源源不断地流入他自己的钱袋。张宏宝还很注意与共产党官员搞好关系，他至少在那个时候没有对任何政治倾向表现过兴趣。

在蒙特利尔大学任教的奥恩比说：“那是完全的挣钱行为，他从一开始就市场化。”

张宏宝的中功也不是唯一的。成百上千的其他气功大师领导着他们自己的组织与张宏宝一起争抢追随者。这些中最著名的是法轮功，由颇具争议的李洪志带头。与高度集中和忙于挣钱的中功相比，法轮功至少在其初期是高度分散的。它不那么注重金钱（不收会费，任何人都可以加入）而更强调气功的精神元素。1992年建立之后，法轮功的人数火箭般上升，其几千万追随者不仅包括普通中国人还有中央政府高级领导人的亲戚。

党不高兴了

这样突飞猛进的发展不可能不引起共产党官员的警惕，党内许多人要求铲除这个他们看来是正在崛起的威胁。奥恩比说：“随着时间发展，出现了一些反对者。有人觉得这正在失去控制。”

1990年代中，党和气功组织间的摩擦逐渐扩展。李洪志在1995年听到领导层对他的活动的反感后离开了中国。在那之后，媒体上对法轮功的攻击成为家常便饭。例如，1996年6月，《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吧李洪志称之为“骗子”，把法轮功称之为“封建迷信”。几十篇类似文章在全国各地报刊上登载。

法轮功追随者在这些公开的攻击面前没有退缩，双方之间的冲突逐渐升级。1999年4月，法轮功在中国政府驻地的中南海举行的著名抗议只是当时一系列抗议行为中的最大者。那也成为骆驼背上最后一根稻草：政府里对法轮功任何遗留的同情都消失了，政府开始了镇压。

政府的镇压不仅扫除了法轮功，也殃及其它的气功组织，包括中功。张宏志在1994年化名逃离了中国，在2000年7月在关岛现身。他申请了政治避难，不久就来到了美国。看起来他至少把1990年代在中国所收敛到的财富的一部分带了出来。

同在流亡中的张宏宝和周勇军一开始是怎样联系上的并不为人所知。同样不清楚的是作为流亡政治活动分子的周勇军为什么要与一个张宏宝这样的半神人物搅在一起。在张宏宝死后提交给法庭的一些文件中，周勇军表示他于2003年1月搬到加州与张宏宝合作，自称为“特别智囊和助手”。

不管他们第一次接触的时机和原因，周勇军在张宏宝的流亡中功组织中的确卷得很深。周勇军把张宏宝称为“我的主人、导师和慈父般朋友”，经常提起他们俩每天几小时的对谈。周勇军写道：“我们的关系非常紧密。”张宏宝的流亡圈子里并不平静：他正与他以前的第二把手争斗得不可开交，也还一直为其非法的暴力行为的指控所困扰。2003年，张宏宝被控告殴打他的管家，他后来以更轻的罪名结案。但尽管有这些湍流，周勇军一直与张宏宝站在一起。当张宏宝于2006年7月死于车祸时，是周勇军在一个匆忙举行的记者会上讲话，暗示张宏宝的死亡背后可能有阴谋。

周勇军还成为张宏宝身后留下的巨额遗产争夺战中的一方。张宏宝死时有房地产和分存在几个不同国家银行账户上的存款。周勇军到香港正是在遗产争夺战进入白热化的背景下进行的。

正是张宏宝遗产争夺中出现的法律文件以及流亡的中功圈子所卷入的一些法律诉讼留下的文件强烈地表明周勇军不可能不知道“王行祥”这个名字背后的重要性。

王行祥是张宏宝在1990年代中期离开中国是所用的化名。他在一些存有从中国带出来的财富的银行账户上一直继续使用这个名字。在一些法庭文件中——其中有些包括了周勇军自己——王行祥是作为张宏宝的代号公开使用的。这一名字也出现在香港的一些银行账户上。很多人相信周勇军到香港就是为了获取这些账户。

周勇军的香港之行

2008年9月26日，周勇军离开他在加州的家前往亚洲。他没有告诉他的女朋友（他们一起有一个6个月的女儿）他的计划。当他被拘留和关押在中国的消息传出后，他女朋友公开表示周勇军在香港只是过路去四川探亲。

9月28日，周勇军从澳门抵达香港。他那个写有王行祥名字的假护照被发现了，他被香港移民局官员拘留。在这一期间，香港警察就一项针对王行祥名字下的账号发生的欺诈案件对他进行了讯问。这些讯问在港澳渡船码头的移民局办公室和香港警察局办公室都进行过。

这些银行欺诈案的讯问与过去一些从香港和其它地方王行祥名下的账户上取钱的企图有关。在2008年5月，也就是周勇军到达香港的4个月前，一个自称王行祥的人用一个在加拿大的地址给花旗银行香港分部发传真，要求把2百万港币转账到加拿大的一个账户。周勇军用同一名字进入香港至少使他在表面上与那个案子发生关联。

根据周勇军自己的说法，一名讯问过他的香港警察在10月1日晚上打电话告诉他不会起诉，很快会释放。这时已经被送往一家医院检查的周勇军被要求立即回到港澳渡船码头的警察局。周勇军说那个警察对他说：“我们的调查已经结束，我们不会对你起诉。我们会马上放你。你能不能不要在那里等医药，立即回来？”

10月1日晚8点多，周勇军说他被带进一辆小客车，里面有七八位香港移民局的官员。他以为他会被从渡船警察局直接送上渡船，但很快发现他们正驶往另一方向。周勇军说他们开了半个小时，穿过新界进入深圳，然后车停了，他被移交给一班大陆官员。周勇军在香港的时间便结束了。

在最低程度，周勇军在中国官员手下的遭遇显示了把有政治上敏感背景的人士送回大陆的潜在危险性。移交之后，周勇军的权力遭到多次践踏。虽然他在深圳关押期间很早就公开了他的真实身份，他仍然没能接触到律师或他的家庭成员。他在深圳被以王华的名字拘禁了7个月之久，与外界完全失去联系，这违反了中国的法律。周勇军在美国的律师李进进指控周勇军在深圳拘押期间遭到过虐待。

只是在2009年5月他被移送到四川遂宁市之后官方才正式承认周勇军在他们手里。他们开始了法律过程，并允许他有限度地接触律师和家人。周勇军案件的调查和审判过程都与中国的“政治”案件一样出现过众多的程序问题。

（原文后面的分析、展望和参考资料略。）

……直到今天，周勇军仍然坚持自己无辜。虽然难以置信，他声称他并不知道他持有的是一本有着他过去朋友的假名的假护照。就在周勇军经受在牢狱里的第三年时，人们不得不困惑也许他应该采取一个不同的策略：如果他决定完整地公开他到香港的目的，他是否能因为这一痛苦的诚实得到更多的同情，促使国际人士更愿意为他的案子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这也许很渺茫，但现在的周勇军又能在哪里找到他的希望呢？

子在广场曰

天安门广场今天出现了一座新的巨型雕塑，其大小令人回忆起当年曾经遍布全国的毛主席塑像。但这一个不是毛泽东，也不是任何革命领袖。这座新的雕像属于孔夫子——一个被晚年的毛泽东大肆批判过的历史人物。

这座雕塑位于天安门广场东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门前，是该博物馆的大规模扩建工程的一部分。也是这个举世瞩目的广场少有的一次增加景色。

没有人知道毛泽东——他的遗体至今还保存在位于同一广场中心的纪念堂里——对他的这个新邻居有什么想法。

陈达鉦谈“黄雀行动”

继《明报》在司徒华去世后推出其关于“黄雀行动”的访谈之后，《亚洲周刊》也刊载了署名江迅的报道，通过对陈达鉦的采访披露更多有关黄雀行动的内幕。

陈达鉦是香港一位商人，因为排行老六在江湖上被人称为“六哥”。他在过去两三年内已经陆续公开过一些“黄雀行动”的细节，但都不如这次采访的全面：

司徒华逝世翌日，67岁的陈达鉦在旺角光华街办公室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首度表明“华叔既是我的战友，又是我的上司和领导。”在“黄雀行动”中，陈达鉦说他只有两个领导，一个是司徒华，一个是岑建勋。行动中的战友有朱耀明、刘千石、刘达文、陈锡铮、罗海星等。整个“黄雀行动”，分为三部分，收集包括救助对象的信息、资料是一部分；前往前线救人是一部分；成功救助抵达香港后，安置被救助人员是一部分。

陈达鉦说：“‘黄雀行动’中，很多亟需营救人的名单和资料，都是华叔给我的。我拿到的是一张相片的一半，另一半在逃亡者手中，或者是一张纸币的一半，另一半在逃亡者那里，我们的人见到被营救的人，各自拿出半张照片或纸币，若能接成一张完整的照片或纸币，这就是接上头了。我就带走他们，闯回香港。有时交接的是对暗语，判定对方是被营救者，而后才开始行动。我们往往是救了人送来香港，才知道他是谁。每次，由我根据情况部署营救计划，行动所需资金也有华叔提供，他的这笔资金是筹措所得，筹了几千万港元，不属支联会的资金。所以他是我的老板。我指挥行动营救成功后，带回了这一个个被营救者，华叔他们就筛选安排，帮助他们解决居住、生活费、解决出入境手续，有的安排去美国，有的去英国，有的去法国，有的去加拿大或澳洲，有的则留在香港。”

来自草莽的陈达鉦是这一行动的主要核心人物之一。他说：“我和华叔相识在六四。营救行动最初是透过江湖老大联系的，由岑建勋和邓光荣透过中间人找到我的。华叔为人低调，似乎不太想让人知道他领导‘黄雀行动’这件事。现在他已离开我们了，是时候给他一个公道，让世人铭记他在“黄雀行动”中的主要贡献，对此，作为前线总指挥，我应该说出真相，进一步揭开庐山真面目的清晰一角。”

陈达鉦还解释了“黄雀行动”名字的来历：

陈达鉦说，“为什么叫‘黄雀行动’呢？是华叔起的名。”二十年来，社会上都误以为“黄雀行动”出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陈达鉦作出否认。随即顺口吟颂了曹植《野田黄雀行》一诗：“高台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交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见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黄雀行动”也曾历经艰险。陈达鉦过去曾经提到他们有4人牺牲，2人被捕。这次他更描述了其中一次营救中的险情：

司徒华对每一次“黄雀行动”的营救过程都很关心。陈达钲举例说，在他所营救的130多人中，要数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蔡崇国、陈宣良最惊险曲折，可谓九死一生。天安门广场总指挥柴玲震惊世界的《我是柴玲，我还活着》的录音带，便是在武汉大学录製，交由蔡崇国带来香港的。1989年8月，蔡崇国、陈宣良逃抵深圳。陈达钲指令弟弟号称“七哥”的陈达钳前往接应。谁知是晚武汉国安局人员就追到深圳搜捕，他俩幸而逃脱。

翌日，七哥在蛇口为他们安排逃生之路。他俩上船不到半小时，船老板就带着他俩折返，因整个海面已被公安、国安封锁，不允许船只出海。当晚，深圳和蛇口所有酒店，军警密布，严阵以待。他们只能匿藏而等待出逃机会。司徒华迟迟见不到蔡崇国、陈宣良来香港，质问六哥：「他们一旦有三长两短，我拿你是问」。七哥用暗语打电话给在香港坐镇的六哥，六哥在电话中语气强硬地说，「无论如何一定要保障他俩安全」。他俩在深圳藏匿了7天，七哥上街为他们买食物和饮水，谋划再度逃生之路。

10天后，当局批准蚝艇可出海作业，六哥、七哥两兄弟物色了一条出海捕蚝的船只。蔡崇国、陈宣良藏在船的暗格里。不料，船只出海不久，遭突如其来的10多艘公安船只包围，公安声称已获知两人在船上，要将船只拖回岸边检查。幸运的是，海水退潮，公安快艇无法与蚝艇一起往回走。此际，船老板对蔡陈两人说，如回去，你们肯定被捕；但躲在船上太久，你们也会闷死，与其如此，不如将你们丢入大海，右方是香港，左边是深圳，你们自己选择吧。他俩无奈中跳了海。

在香港流浮山等消息的六哥闻讯后，火爆三丈，对七哥吼叫：「他们有什么好歹，我就杀了你！」七哥急中生智，赶紧跑到深圳湾大酒店，花1200元人民币买了一架军用望远镜，带了几名手下，直奔海边。六哥边讲着这个故事，边走到办公室的一角那个柜，找出那架高倍望远镜，给记者看。

话说七哥跑到深圳湾海边，用望远镜搜索海面上蔡、陈两人，发现有两个小黑点，当即命令两名手下下海将两人救回。又过了一週，两人仍无法摆脱监控而抵港，六哥只好拿出最后杀手锏，动用与中共边防武警的关係，用高速快艇将他俩安全送抵香港。司徒华在香港见到蔡崇国、陈宣良，才欣喜地笑了，拍拍矮个子六哥的肩膀：「你真是好汉！」

今年67岁的陈达鉦还表示在他自己去世之前将讲出更多的“黄雀行动”的细节。


八九回忆

司徒华生前谈“黄雀行动”

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后，香港的一些仁人志士曾经自动地组织起来展开了一个代号为“黄雀行动”的大胆计划，通过地下联络、走私等途径将在大陆逃亡中的运动领袖接到香港然后转送到西方国家避难。这一行动的内幕至今依旧不甚明朗，参与者大都三缄其口。

在担任香港“支联会”主席21年的司徒华（华叔）辞世后，香港《明报》刊载出去年10月份他们对病中的华叔做的长篇采访，其中涉及到一些“黄雀行动”的细节。

司徒华详细叙述了他们营救吾尔开希和柴玲的过程：

吾尔开希，他离开香港的故事是这样：六四后，有一个人上来教协找我，西洋仔来的，自我介绍是葡萄牙警察帮办。然后拿来两张相出来，一张是吾尔开希的，另一张是他和吾尔开希合照。他说，吾尔开希在珠海，你们要设法帮他。

我听见，又有相为证，便立即拿他的联络电话，通知负责人。20万一程，要他去接。首次接，我一直和他联络，浪太大不能埋岸，但他照收20万。第二次去，他说有解放军在附近，不能接，也要照付20万。第三次先接到，我记得，他当时在假日酒店，我叫李永达拿60万现金去，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翌日吾尔开希就坐飞机去了法国。我一直都没见过他。

整个黄雀行动，我最深刻的是吾尔开希和柴玲。柴玲是她自己坐船来的，和封从德，还有一个姓梁的。来到，在马料水上岸，去到中大学生会打电话找我，说：“我是柴玲，我来了香港。”于是我立即叫张文广去接她；第二，通知法国驻港总领事馆，之后用车载了她去法国领事家；第三通知政治部，最后买机票第二日走了。

司徒华总结说：

【黄雀计划】效果非常之好，统计获救与援助人数约四五百，只失手一次，就是王军涛、陈子明，在湛江，失手不是因为我们，是王军涛的朋友出卖他，拉了两人。就如最近负责人所说的两个伙计，我们每人给了50万安家费。

黄雀计划的资金由香港人捐款资助：

这些数我们没公开，记录也转移至其它地方。民运人士用的钱，不属支联会数，有来港、食宿、每月生活费、出外机票、在外国初期生活费，都由我们包办。

我只睇数，不理钱，但别人捐钱，有些会由我来收，可能因为他们信得过我，收的都是现金。我见过一次60万元，一箱现金，光数也要一段时间。之后海外很多民运组织没有经费就向我们申请，曾经给法国民间组织，因为当地收容了一批流亡人士，那是民主中国阵线，由我们付钱，第一笔120万元。

六四后，大商家没摆明车马主动捐钱给我们。反而有人一声不响就拿几包钱来。象（黄雀行动）负责人说用了3000万，其实主要是我们付钱。筹钱最多的是民主歌声献中华，单是那次已筹了2000多万。之后我们没大规模筹款，2008年我们更捐了78万元给四川，那年有赤字，后来市民捐了110多万，支联会现在仍有600多万。

司徒华回忆当时的港英政府与他们有默契，允许这些民运人士在港停留，但要求限制他们在香港的活动。这些流亡人士想去美国很困难，因此大部分人都去了法国。有些人还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才去欧洲，另外有少数人留在了香港（如卢四清、韩东方）。


八九回忆

八九人物：司徒华（Szeto Wah）

大凡与司徒华有过个人接触的几乎每一个人都会亲切地称他为“华叔”。而在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圈子里，这包括了每一个人。

司徒华一生基本上都在香港度过，早期从事中小学教育，后来作为议员介入当地的政治运作。在1980年代后期，他已经进入香港议会的高层并受内地的中央政府邀请参与香港基本法的草拟。正是在那个时刻，他的事业和人生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迁。

1989年，就在北京的学生走上街头游行抗议之际，司徒华在香港也与北京的政府分道扬镳。他退出了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亲自创立了“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自从1989年5月直到他去世，司徒华一直担任支联会的主席职位。

大屠杀之后，他立即发起和领导了一个名叫“黄雀行动”的大胆计划，组织营救了几百名在大陆被通缉的学生领袖和异议分子，将他们秘密地接到香港并送往安全的西方国家。

在这20多年中，司徒华和支联会坚定地坚持着其要求为六四血案平反的立场，竭尽全力支持和帮助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并积极参与香港的民主化进程。最为突出的是，他们每年组织的在维多利亚公园的六四纪念烛光晚会总有10万多人参加，是全球最大的这一类活动。也可以说是世界上纪念六四的大规模活动中硕果仅存的一个。

华叔于2011年1月2日因肺癌在香港去世，终年79岁。

八九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