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
李鹏
我们这次党的第十三届四中全会，是根据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召开的，主要是讨论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的错误，并相应作出必要的组织处理。这是当前为了进一步平息动乱和稳定全国局势，巩固党的领导、维护全党的团结和党与人民的团结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现在我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就这个问题向全会提出报告，请同志们审议。
（一）
两个月来，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策动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完全附庸于西方大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场动乱和暴乱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社会基础，也是同赵紫阳同志所采取的错误立场分不开的。
赵紫阳同志所犯错误的主要表现是：
第一，从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到四月二十二日治丧结束，他对悼念活动中出现的日益明显的动乱迹象，一直采取容忍和放纵的态度，助长了动乱的形成和发展。
胡耀邦同志逝世后，在首都的许多高等院校，由于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分子长期策划和背后操纵，悼念活动很快发展成为政治性的示威游行。一时间谣言四起，出现了大量的大小字报和标语口号，攻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短短几天内，连续发生了聚众冲击中南海新华门的严重事件，出现了占领天安门广场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这标志着首都的动乱局面已经形成，并很快波及全国许多城市。在西安、长沙和其他一些地方，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烧等犯罪活动。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中央和北京市许多同志都感到事情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多次向赵紫阳同志提出，中央应有明确的方针和对策，以便迅速制止事态的发展，但他那时只强调克制，只强调对话，回避对事件的性质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讨论，使党和政府丧失了制止动乱的时机。
这个期间，动乱制造者们通过学潮提出了一系列带纲领性的政治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彻底否定1987年初中央对胡耀邦同志辞职的处理；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在反自由化中所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同这种要求相呼应，知识界长期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些人，连续在《世界经济导报》等单位举行的座谈会上，大肆鼓吹为胡耀邦同志“平反”，为反自由化“翻案”。这表明动乱一开始就表现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对于这种严重情况，赵紫阳同志从未讲过一句要反对或抵制的话，相反地在上海市委作出整顿《世界经济导报》的决定以后，他不仅不予支持，表示不闻不问，甚至责备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五月三日他在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前，尚昆、依林、锡铭等同志和我一再提出，在他的讲话中针对动乱中提出的纲领，应加上明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但都遭到他的拒绝。
第二，从赵紫阳同志四月二十三日出访朝鲜到五月四日会见亚行会议代表发表谈话，他采取两面手法，先是同意中央常委对动乱性质的判断和制止动乱的方针，随即把他反对中央方针的态度公开暴露于群众之中，使本来已开始趋向缓和的势态重新激化起来，使动乱朝着更加严重的方向发展。
赵紫阳同志出国访问后，中央常委于四月二十四日晚召开碰头会，听取北京市委和国家教委关于首都高校情况和社会动向的汇报。会议认为，当时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首都几十所高等院校已有六万学生罢课；有的继续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制造谣言，蛊惑人心；有的成立非法组织，抢占学校广播站，强制解散学生会；有的上街讲演，组织募捐，派人到工厂、中小学和外地串联，企图煽动全国性的罢课、罢工。形势十分严峻。会议一致认为，种种事态表明，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会议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决定由北京市委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发动群众，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四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对中央常委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对动乱的性质作了深刻分析。四月二十六日，根据常委决定和小平同志讲话精神，《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重要社论。党中央及时将常委决定和小平同志讲话电告正在朝鲜访问的赵紫阳同志，他当即回电中央：“常委并报小平同志，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
《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发表后，由于中央揭露了问题的实质，制止动乱的旗帜鲜明，起到了稳定首都和全国局势的作用。动乱策划者们的嚣张气焰被迫收敛，策略与口号迅速改变。在四月二十七日首都高校学生的游行示威中，大量攻击、谩骂的语言骤然消失，打出了“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大标语，并把先前“打倒腐败政府”、“打倒官僚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等口号一下子改成了“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的口号。此后，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国务院各部委、北京市委和市政府负责人相继同学生对话，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到五月四日游行时，参加人数大为减少，学生情绪大为缓和，学潮组织者当天就在天安门广场发表了宣布游行告一段落的宣言。
赵紫阳同志从朝鲜回国后，在五月一日举行的常委会议上仍然表示同意四月二十四日常委的决定，认为前一段对学潮的处理是好的。但是，只过了两天，他突然改变了态度，指责根据常委决定写的《人民日报》社论定性错误，提出要加以纠正。他的错误主张，受到了常委其他同志的抵制和反对。五月四日下午，他在事先没有征求常委任何同志意见的情况下，在会见参加亚行会议各国代表时，发表了一篇同中央的立场和方针完全不同的谈话，公开把中央内部分歧暴露于世。
赵紫阳同志的亚行讲话是完全错误的。第一，在已经出现动乱的情况下，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第二，在大量事实已经证明这场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他还坚持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第三，在已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在利用学潮搞动乱的情况下，他还只是说“难免”“有人企图利用”，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关于极少数人已经在制造动乱的正确判断。正因为这样，他这篇讲话的发表，就成了动乱急剧升级的转折点。那些搞动乱的人从中看到了中央的态度不一致，看到了中央有人公开支持他们，摸到了气候，找到了后台，于是更加有恃无恐，越闹越凶，越闹越大。
第三，从五月五日赵紫阳同志亚行讲话发表之后到五月十七日中央常委作出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之前，他顽固坚持对动乱采取退让政策，同时策动舆论扩大事态，把矛头引向邓小平同志。
由于赵紫阳同志的亚行讲话和中央制止动乱的方针截然不同，动乱策划者们从中受到鼓舞，更加猖狂地进行种种活动，使本来已经趋向平缓的局势骤然逆转。五月六日上午，赵紫阳同志又同中央主管宣传、思想工作的负责同志谈话，向新闻界烧了一把火。他说，“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导，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他甚至还说，“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他在这里竟把明显的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说成是“国内人心所向”和“国际进步潮流”。他的这篇谈话向新闻界传达以后，使舆论上迅速出现了支持学潮和动乱的错误导向。首都乃至全国各地的游行示威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各种攻击、谩骂的大小字报和标语口号大量增加，内容更加恶毒和反动。这个时候，非法学生组织集中提出了两条要求，一是，彻底否定《人民日报》社论，承认学潮是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二是，承认学潮中非法成立的各种学生自治组织。动乱的策划者玩弄两面手法，一面表示愿意同政府“对话”，一面组织绝食活动，并于五月十三曰开始，煽动和挟持部分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把他们当作“人质”，作为实现其政治阴谋的“赌注”。由于学生绝食引起了社会的同情，加上舆论的错误导向，前往“声援”的人越来越多，从几万、十几万发展到几十万之众。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也因此而受到严重干扰，一些国事活动日程被迫变更，有的被迫取消。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乃至所有省会城市游行人数急剧增加，一批中小城市也出现了游行，这是前所未有的。
在当时十分险恶的形势下，中央常委于十六日晚召开紧急会议。常委中的多数同志认为，面对险恶的形势，绝对不能退让，只能更加坚定地反对动乱，制止动乱。大家认为，如果承认《人民日报》社论有“错误”，承认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他们必然要强迫党和政府承认他们提出的一切错误的乃至反动的政治纲领，承认一切非法学生组织，进而成立其他非法组织，在中国搞反对派、反对党，要实行多党执政，最终迫使共产党下台，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这就是他们制造动乱的目的，不达目的，他们是绝不会罢休的。在如此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赵紫阳同志不听常委多数同志的意见，仍然坚持退让。他当时还曾提出，向学生承认社论是错误的，可以说社论稿曾发到朝鲜经他批准，由他承担责任。这是他耍弄的又一个手腕，理所当然地受到常委多数同志的拒绝。这个时候退让还是不退让，根本不是什么对学潮的态度温和一点还是严厉一点的问题，而是究竟要不要制止动乱的问题，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整个事态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当天晚上，赵紫阳同志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关于邓小平同志领导作用的谈话，更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他在会见的一开头就对戈尔巴乔夫说，“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他还说他是第一次公开透露了中国党的这个“决定”。他同戈尔巴乔夫谈话发表后第二天，游行示威的人数和对邓小平同志的攻击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游行队伍中，“打倒邓小平”、“邓小平必须下台”等标语、横幅到处可见，口号声不断。在天安门广场还传出了邓小平已经辞职的谣言，一些人疯狂地放起了鞭炮。在这同时，“拥护赵紫阳”、“赵紫阳万岁”、 “赵紫阳荣升军委主席”等标语口号充斥于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
第四，五月十七日中央作出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之后，他完全置大局于不顾，破坏党的组织原则，破坏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采取了公开同党闹分裂的立场。
在五月十七日再次召开的中央常委会议上，赵紫阳同志仍然固执己见，坚持退让，多数同志坚决反对他的意见。大家认为，绝对不能再退了，再退就会发生全国性的动乱，几代人为之奋斗所取得的革命和建设成果就会被全部葬送掉。小平同志坚决支持中央常委中多数同志的意见。为了制止动乱，会议决定立即调集一部分军队进驻北京，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对此，赵紫阳同志说他无法执行，提出辞职。当受到严厉批评后，他虽然撤回了辞职请求，口头上表示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实际上却进行了完全同党相对立的分裂活动。
五月十九日凌晨，他到天安门广场去看望绝食的学生。他告诉学生学潮的性质、责任问题终究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实际上起了鼓励学生坚持绝食的作用。他还说“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不象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这样的一些话，既表明了他坚持同党相对抗的态度，又传递了他在中央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的信息。
五月十九日晚，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了中央关于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在这之前，中央常委从维护党的团结的大局出发，决定由他同李鹏同志一道在大会上发表一篇讲话，他不同意；接着，又请他主持大会，不讲话，他还是不同意；最后，请他只出席大会，他仍然不同意。这样，他就在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把他同党闹分裂的态度公开暴露在全党全国和全世界面前。
在五月二十日国务院下达戒严令之前，几乎所有奉命前来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都遭到了学生和社会闲杂人员的围堵，未能进入预定地点。大会召开前后，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单位中，被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是赵紫阳同志的“智囊”的一些人物，纷纷从幕后跳到幕前，四出串联，到天安门广场和街头巷尾发表煽动性演说，炮制和散发种种传单，掀起了一股反对戒严，打倒杨尚昆、打倒李鹏的反动浪潮。他们还大肆宣传唯有赵紫阳同志是爱护学生、反对腐败、推进民主和主张廉政的，进一步煽起了“还我紫阳”、“保卫紫阳”的鼓噪。
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后，动乱制造者们的一个重要斗争策略，就是逼迫人大常委会提前举行会议，作出撤销国务院戒严令的决定，并进而召开全国人大特别会议，罢免现政府。为此，四通公司研究所的一些人，四出活动，上下串连，知识界带头支持学生绝食的几个头面人物在香港报纸上发表文章，在海外制造舆论，给人大常委会施加压力。就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请假休息的赵紫阳同志未与常委商量，在五月二十一日个人同意发出电报，要万里同志中止去美国的访问，提前回国。赵紫阳同志与这些人配合如此默契，值得人们深思。
种种情况说明，赵紫阳同志对党采取的分裂行动，对动乱制造者们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鼓舞。他们制造种种困难和障碍，严重干扰和破坏戒严命令的执行，干扰和破坏中央制止动乱和稳定局势的部署，终于导致六月三日在首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反革命暴乱。
我们认为，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赵紫阳同志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已不适宜继续担任他目前承担的重要工作。我们建议，本次会议作出决议，提请中央全会撤销赵紫阳同志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同时建议对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的问题作出决定，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并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成员进行必要的调整。
（二）
这场动乱乃至反革命暴乱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从国际环境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着资本主义世界渡过战后危机重新获得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得到比较大的发展时，一些人感到意外而产生困惑，甚至无视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存在的种种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对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伟大胜利和必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信念发生了动摇。与此同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进程中遇到许多困难，在决策上也有过严重失误，致使社会主义制度本来具有的优越性未能始终一贯地发挥出来。这就不能不影响到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影响到“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思潮相当严重地泛滥开来。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势力竭力鼓吹共产主义运动“已在瓦解”，可以“不战而胜”，有计划地通过种种渠道对社会主义国家加紧进行思想、政治渗透，支持和扶植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发展，力图动摇社会主义已经取得的阵地。这种“大气候”对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国在内的知识界、青年学生乃至党内同志所产生的严重影响，决不可以有丝毫的低估。
从国内环境来看，中国在粉碎“四人帮”后就出现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一九七九年初在这股思潮刚刚冒头的时候，就旗帜鲜明地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尖锐地指出：如果动摇了四项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动摇了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以后，他又明确地提出了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任务。但是，多年来反对自由化的方针一直没有得到认真地贯彻执行，不仅实际措施很少，甚至口上讲得也很少。赵紫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逆流不但没有受到遏制，相反地愈益发展，以致泛滥成灾。有些人越来越猖狂，有的公开宣称社会主义的尝试和失败是二十世纪的一大遗产，有的公开发表所谓《私有制宣言》。在这场动乱乃至反革命暴乱中，一批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并从事政治阴谋活动的人，便成了动乱和暴乱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而长期纵容、鼓励和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赵紫阳同志之所以成为在党内支持动乱的代表人物，也就一点不奇怪了。
赵紫阳同志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在改革开放和建设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同时在指导思想上有明显错误，在实际工作中有不少缺点和失误。他的错误也有一个逐步发展和暴露的过程。当他的错误尚未象后来这样明显暴露的时候，党的十三大推举他担任了党的总书记。党只能在历史的实践检验中选择自己的领导人，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但是，赵紫阳同志辜负了党和人民的重托，他的错误在担任党的总书记以后不但没有得到克服，相反地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至在这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达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
赵紫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实际上放弃了四项基本原则，消极对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致使党的风气、社会风气继续恶化，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明显降低，党的战斗力大为削弱。邓小平同志最近指出，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政治思想工作薄弱了，艰苦朴素的作风丢掉了。这里说的教育失误，绝不是像赵紫阳同志一度解释的那样，仅仅是指党对教育事业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没有真正解决教育所需的投资和提高教师待遇，而主要是指对全体人民的政治思想教育严重忽视的问题。赵紫阳同志很少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更谈不上采取什么措施去落实了。1987年1月在他主持的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公然说，今后四个坚持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其他三项可以不提或少提，当时就有同志提出必须强调坚持社会主义，他竟说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现在谁也讲不清。党不领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样的领导难道还算得上是共产党的领导，难道还能不蜕化变质吗！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某些腐败现象十分不满，十分痛恨，对社会分配不公愤愤不平，但他却一再说发展商品经济初期腐败现象不可避免，还不加分析、不讲条件地鼓吹创收。这种错误的方针，使党克服腐败和加强廉政建设难以有效地进行。赵紫阳同志借口“改造”政治思想工作，诋毀和否定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优良传统，甚至主张取消政工干部队伍。他在工作中实际上总是想淡化党的作用，不很好依靠党的各级组织进行工作，不强调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党在群众中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严重削弱。他在经济工作上也有不少重大失误。去年出现的明显通货膨胀，既有去年工作中的问题，也是多年来经济过热、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结果。正如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许多问题在三年前、五年前就出现了，如果那时就采取措施，损失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大。但是，赵紫阳同志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从来不作自我批评，也不接受别人对他的批评。这一切都说明，赵紫阳同志在这次动乱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决不是偶然的。
总之，这场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斗争反映到党内来有它的必然性。赵紫阳同志的严重错误既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有他自身的思想根源。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同志对他的错误有过批评，提出过不同意见，但毕竟对他监督不够，在这方面也是有责任的。今天，我们能够揭露并纠正赵紫阳同志的严重错误，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导集体是坚强有力的，是能够经受住任何艰巨复杂斗争的考验的。我们一定要从赵紫阳同志所犯错误中吸取教训，进一步健全和加强党组织首先是党中央的集体领导，这对于我们党是至关重要的。
（三）
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粉碎反革命暴乱的决定性胜利。这场暴乱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迟早总会爆发，早爆发比晚爆发要好，现在爆发比将来爆发要好，损失要小得多。这是因为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包括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薄一波、王震等老同志都健在，他们在关键时刻对平息暴乱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他们在这场斗争中经受住了严峻的政治考验，实践证明他们不愧为英雄的人民子弟兵，不愧为人民民主专政坚强柱石，不愧为捍卫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钢铁长城。
邓小平同志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是我们总结过去，思考未来，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的纲领性文件。我们应当以这个讲话的精神为指针，系统吸取过去工作的经验教训，切实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克服党和政府严重脱离群众的倾向，加强同广大人民的密切联系，重振革命精神，恢复艰苦奋斗的传统，团结人民继续前进。对此，中央准备进行认真的研究讨论，作出相应的部署。这里，我们先提出以下一些初步的意见。
第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四项基本原财是立国之本，必须毫不动摇地、始终一贯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绝不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我们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坚持正确的部分，纠正失误的部分，加强不足的部分，在经过认真的治理整顿之后，把我们的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搞得比过去更稳，更好，甚至更快。
第二、为了取得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彻底胜利，我们必须把清查反革命暴乱分子的工作进行到底，决不手软；我们要放手发动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依法惩处人民深恶痛绝的刑事犯罪分子，坚决打击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各种破坏活动，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第三、我们一定要从这次学潮、动乱乃至暴乱中吸取经验教训，加强党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认真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并且长期地坚持下去，决不再象过去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那样走过场，决不半途而废。
第四、对于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切实加以纠正。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克服腐败，惩治官倒，清理整顿公司等人民最关心的问题，一定要在近期内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做出成效，以取信于民。
第五、在经济工作方面，要继续贯彻执行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特别要真正做到控制物价上涨幅度，争取农业有一个好收成，继续压缩基建规模和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加强基础工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努力调整经济结构，克服目前面临的困难，保持一个合理的增长速度。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
第六、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我们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要进一步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特别是依法行使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同时要进一步发挥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努力创造安定、团结、民主的社会政治环境。
第七、对于我们平息反革命暴乱，西方和海外舆论大肆制造和传播谣言，在国际上主要是在美国和西欧国家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我们相信，谣言终将被识破，真象终将大白于天下。在这困难的时刻，我们全党全国人民更加需要团结一致，顶住外来的一切压力。已经站了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会在任何压力下屈服的。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对于某些国家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我们要有理有利有节地展开必要的斗争。
全党团结起来，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我们一定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八九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