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June 20, 2010

《天安门对峙》可以在“谷歌读书”上预览

《天安门对峙》现在已经在谷歌读书网上,在那里可以预览、搜索、写书评和讨论等等。这里是中文版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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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June 6, 2010

王军涛:我推荐《天安门对峙》

我推荐《天安门对峙》

王军涛

六四过去21周年了。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事件的重大意义,但对六四的研究却很不足。对于事件的过程也缺乏严谨叙事。吴仁华的两本书对于透过军队行动了解执政者的暴行有很大帮助,提供继续研究的线索。刘刚的自传体小说对于把握“一小撮”发动者的心态和行动策略是很好的参考资料。封从德的网站提供基本完备的运动资料。但如果让我推荐一本书让对那场运动一无所知的人去了解1989年民主运动和“六四”惨案,我会毫不犹豫地推荐Eddie的这本书:《天安门对峙》。

我不喜欢叙事和回忆,而喜欢创造。但是,这个世界多数人是通过叙事来了解发生的事件,积累自己的知识;并且通过这些故事和知识,找寻一些关于自己行动的指导原则。我洞若观火:这种基于事实的知识和原则其实自己的主观选择;因为事实和知识有多种并且足够支持任何的原则,聚焦某些知识和事实而忽略另一些,就是选择。不过,多数人还是相信客观。如果采纳科学关于客观的定义“客观就是当观察者置换后仍然观测结果不变或者是可重复观测的现象就是事实”,那么Eddie的书,就是最客观的。

本来,当事人不仅知道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动力发展机制中的重大事件,而且知道关键事件的细节,应该最适合提供客观事实构成的叙事。但当事人都是创造历史的,因而都是对历史的发展方向和个人有期待的,这些期待在创造历史时与其他期待相冲突而竞争影响历史的方向。因此,这些当事人都是把叙事服务于创造历史及传播自己的期待的有效方式,很难是客观的。例如,在对21年前的那场运动的许多叙事中,有当事人为了证实自己的期待竞然象酷吏一样“拷打”现实,象迫害政敌一样敌视“反证”,以至于叙事意竟然成为被拷问的血肉模糊的尸体。还有些当事人尽量叙事一个一致的历史过程,说明自己的地位和素质,体现自己对历史发展的信念和美感。这些当事人的叙事当然也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因为历史是主观创造过程,这些创造者的理解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拷问现实和敌视不诚实的当事人叙事确实是揭示某些被蓄意掩盖的真相的适宜心。但是,这些主观叙事相互排斥,损害所谓的“客观性”原则;如果读者出于懒惰、缺乏背景知识和冷漠不能参照其他当事人的叙事,如果那些被拷问的事实并不是掩盖真相的假象或真相没有被拷问出来,那么这些过度主观的叙事妨碍人们理解历史。

《天安门对峙》具有当事人叙事的优点:作者清楚地勾勒出事态发展中重大的事件和参与者的主观视野及行动思考,而且在叙事中准确地呈现其中因果关系。正如作者在所说,这是他因为得天独厚的经历恰好与当事人很熟悉并且作为参与者对主观视野及思维和客观事件进程都知情。同时,他在事态中又是充满同情的旁观者。

举个例子,或许可以说明这种熟悉局内实情的局外人对叙事的恰当多么重要。在1989年的震撼中,最具典型的镜头是“王维林”挡坦克。但是,那场运动的当事人都知道,就运动发生和发展的动机机制和动态过程而言,这个事实是个孤立的象征,不能帮助我们理解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去年,当被坦克碾断双腿的方政来到美国,他告诉我,这个镜头曲解了天安门广场坦克与人的真实关系。由于那个镜头,许多中外友人都问他,他的腿是怎样被压断的?让他叙述自己被没有理由地碾断双腿残暴过程后,不少人还是心存疑虑:他是不是招惹了坦克?

其实,西方媒体中呈现的1989年的事件是真实的事实,但这些事实是一些既懂西方人心的表面现象。后来西方的研究大都是解读这些表面现象。这就使得1989年的事件变成与当事人体会和感受很不一致的故事。这类故事的后果仅从一个趋势可以看出,当这些当事人也被这些故事所诱惑或迷惑而吃力按照这些叙事不真实地生活和继续努力时,他们都付出沉重的形象和心理代价,最终远离现实政治。而那些制造故事的人也带着失望和沮丧相信截然相反的流言和蓄意制造的谎言。其实,这些破灭的希望本来就不是事实而是他们自己的误解。

《天安门对峙》呈现的是真实的人,真实的视野。如果你想了解1989年民主运动的来龙去脉,这是一个很好的入门读物。

当然,对此书我也有些保留。

首先,我觉得,作者还是过于冷静。我知道,冷静客观是第三者叙事的基本要求。但叙述1989年那样的壮举,如果缺乏某种激情,就难以真切地把握当时激越的人心颤抖。

其次,在作者经历之外的一些事件,叙述还不够准确。例如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那些事件。不过这些事件不影响1989年故事的真实性。诚如作者所说,这些事件并不被1989年创造历史的学生所知道。

在讨论这个瑕疵时,我应该向作者郑重致歉。因为作者曾经把草稿送给我征求意见。如果我当时读了这些叙事,本可以向作者提出一些建议。我该对这些瑕疵负有一些责任。

再次,这本书在叙述学生运动方面是最精彩的。毫无疑问,1989年民主运动主要是学生运动发动和引领的;学生当之无愧地成为舆论关注中心。但是,从其他历史或叙事标准看,这场运动的其他成分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就造成运动的结局、中国政治博弈的复杂性、运动后果的惨烈等视角看,学生都不是最体现这些标准的。这不是这本书的目标,作者当然不必对此承担责任。今后应该有这些视角的书出来。希望了解历史的读者应该同时参照这些视角的叙事来补充这本书。

最后,我向作者表示敬意。他是一个有品位地思考和生活的人!

读者感兴趣,可以在亚马逊公司的网站上订购此书,链接是http://www.amazon.com/dp/0982320310

Saturday, June 5, 2010

21周年的纪念活动

在天安门大屠杀21周年之际,世界各地举行了或大或小、现实或虚拟的纪念活动。以下是一个显然不会是完整的主要事件(排名不分先后):


  1. 香港市民坚持他们年复一年的传统,据估计有15万人在市内的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烛光纪念晚会
  2. “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和丈夫前往木樨地他们儿子蒋捷连在1989年6月3日晚上遇难的地点凭吊。他们四周有大量的警察“护送”。他们夫妇俩在那里逗留了45分钟,展示了每一个确认在木樨地附近死亡的遇难者照片和名字,为他们哀悼。丁子霖在离去时曾一度晕倒。
  3. 吾尔开希在东京试图向中国大使馆自首被大使馆拒绝。他后来被日本警察以“非法进入”罪名拘留。吾尔开希去年也曾经试图在香港自首未果
  4. 柴玲在美国国会为中国政府的“强制堕胎”政策作证,把它称作为“天安门屠杀每天都在中国发生”。
  5. 王丹组织了一个大规模的网上推特聚会活动。
  6. 一本被称作是由李鹏亲笔撰写的“六四日记”书在香港面世。

Thursday, June 3, 2010

戈尔巴乔夫对六四死亡数字的冷酷反应

Claire Berlinski在City Journal上撰文指出共产主义“被隐藏的罪恶历史”,其中介绍了来自苏联的一些内部档案。这些档案是由异议人士从苏联偷运出来的,其真实性似乎已经通过一些苏联异议分子和冷战专家的鉴定,并被英国的一些法官认可。

在一个例子中,作者援引了苏联总统米哈伊儿·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10月4日——天安门大屠杀四个月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听到死亡数字的汇报时的反应:
【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报告说天安门广场上真实的伤亡数字是三千人。

戈尔巴乔夫: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他们就像我们一样必须自我保护。三千人……那有怎么样?
该文章没有提供这个“三千人”的伤亡数字的来源。这很可能来自当时西方媒体所广泛引用的一个数字。

戈尔巴乔夫在那年的五月份因为与中国领导人的历史性高峰会议而走进了天安门的对峙。他事先计划好的国事访问是学生当时发动绝食的一个重要因素。学生们以“真正的改革者”的桂冠欢迎戈尔巴乔夫,但后者却把学生称作“头脑发热者”。

感谢封从德提供这一新闻线索。

Tuesday, June 1, 2010

龚小夏:历史的细节

历史的细节
——读《天安门对峙》

龚小夏

写历史,太近了容易在情绪上出偏差,而太远了又容易在细节上出问题。在六四屠杀过去二十年之际出版的《天安门对峙》一书可以说兼具了不远不近的长处。

这本书算不上是整个天安门事件的历史,因为政府那面的决策记录至今仍然多数停留在传说与猜测上,也许其中几个最主要的人物已经将最主要的细节——比如他们做决定时的动机——带进了坟墓,而比学生人数多许多倍的普通民众的参与和组织只留下了一点零星的、多数是侧面的记录。Eddie Cheng二十万字的《天安门对峙》(原著为英文 Standoff At Tiananmen)告诉世人的是发生在示威学生中间的详细的故事。该书追溯了那次震撼世界的从学生示威演变至人民起义的运动中的核心人物——一批突然之间被推到国家乃至国际舞台中心的年轻的大学生领袖们——如何以激情开始,以想象力为号召,以勇气同时又带着过分的固执己见而将示威运动变成对天安门广场长期的占领,却在真正的镇压到来时溃不成军。

《天安门对峙》中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与故事,为读者描绘出了一场历史转折点上的宏大的悲剧。人们看到,一个在试图推动改革的专制政权是如何无法摆脱自身意识形态、语言、行为方式的窠臼,是如何在居高临下的慈祥统治者与面目狰狞的暴君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摇摆抉择,而最终在无法和平控制局面的时候又是如何大开杀戒。人们也看到,这些同样的窠臼又是如何制约着抗议者的一方,使得政府对立面的领袖们摇摆在激动得近于语无伦次的青年鼓动家与试图建立起以小范围的自封社会精英为基础的权力谋略家这两种吃力不讨好的角色之间。

事实上,在示威的领袖中间也有一些长期在推动建立民主制度的活跃分子和领袖人物。他们中的大多数在这次运动之前已经吃过了共产党长期的苦头,甚至还有些人为进行政治抗议而坐过牢。《天安门对峙》选择了其中一些有影响的人——比如北京大学的胡平、王军涛、刘钢——进行介绍。可叹的是,他们对广场上的示威学生只具非常有限的影响。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上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混合气氛,既有狂欢节般的兴奋,也有飓风临近前的惊恐,而兴奋与惊恐的交集在年轻的示威者的心中提升为一种悲壮的使命感,促使他们在想象中去迎接甚至拥抱那种过去只停留在传说中的伟大而血腥的时刻。他们不允许那些因在政治上伤痕累累而变得小心谨慎的人来夺走他们的这份荣光。他们将自己的领导机构称作“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一个充满了战争年代的军事化涵义的名字。在这样的结构中,民主制度——学生示威者们声称要争取的目标——根本无从谈起。

英国伟大的军事家威灵顿公爵说过,英国的民主制度是在伊顿中学的球场上培养出来的。也就是说,现代民主制度的成功秘诀,在于有规则的竞争与对抗。这种习惯,是从小就在学校和社区中培养出来的。在美国经常能看到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者们会咬牙切齿地发誓说:“下次选举一定要将这个(些)狗娘养的赶走!”于是,他们在游行之后回到自己的社区,或是建立起一个委员会,或是加入到“狗娘养”的对手的阵营那里,去筹款、去拉票、去动员、去组织那些无数回合而往往是平淡甚至无聊的竞选辩论。人们的共识是,无论那些个“狗娘养的”多么令人憎恨,人们尊重他(她)的任期与职务,因为那是民主竞争的结果。

谁也不能说,发动大规模的抗议运动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民主制度的建立要艰难何其一百倍。建立民主制度需要勇气与牺牲精神,但更需要自我克制与尊重他人。前一种素质并不见得不能在专制及其追随者身上看到,而后一种素质则为民主的拥趸所专有。《天安门对峙》中所描写的对峙,令人们看到了天安门广场悲剧的内在原因:一个完全不懂得需要克制与尊重人民的专制政府在面对一群渴求自由却完全没有受过真正民主教育的年轻人无休无止的挑战时,最后只有失控垮台与血腥镇压两种选择。政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从那以后,中国现行体制下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就被排除了发展的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