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九八九年6月5日,星期一,北京天气晴朗。初夏的阳光在这个古都的街道上铺上了一层温暖的色调。可是这个城市看起来很奇怪地空空荡荡,街上没有常见的公共汽车、自行车或行人。在横贯东西的长安街上,这样的空寂尤为显著。这条雄伟的大道有着8条汽车道和2条宽敞的自行车道,却几乎没有什么生命的迹象,像是在无尽的阳光之下的一块巨大的灰色混凝土板块。
远方的天空中有着丝丝缕缕的黑烟。烧毁的公共汽车和其它残骸沿着长安街处处可见。街面似乎是刚刚清洗过的,但在一些地方还是能够看到血迹。不时还有坦克和装甲车的出现,显示出这个早晨不是平常的一天。
一列坦克正从天安门广场缓缓地开出。在宽广、空旷的长安街上,这个坦克纵队大摇大摆地行驶在街道的正中央。然而,就在天安门广场东边不远的地方,坦克行列突然停止了行进。一个孤单而瘦长的人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站在了第一辆坦克的面前。附近北京饭店楼上的外国记者们挤在几个朝街的阳台上,他们无法相信自己眼皮底下的这个场面。他们的录像机和照相机不停地记录着。
记者们只能看到那个人的背影。他穿着白色的衬衫和深色的裤子,左手提着一件外衣,右手提着一只小塑料袋。他可能20岁左右,看起来像是一个平常的大学生或办公室职员。可是这会儿他正在长安街的中央,孤零零地站在一列行进中的坦克的面前。
当带队的坦克在那人的身前停下来的时候,那个年轻人的右手用力一挥,仿佛是在要求坦克走开。在那紧张的几秒钟里,人和坦克互相盯视着。带队的坦克后面再次冒出黑烟,它又启动了。坦克慢慢地向那人的左侧移动。那人毫不犹豫地跨了过去挡在路上。坦克又转向那人的右边。那一列坦克也像一条长蛇一样跟着左右摇摆。那人随着坦克移动,寸步不让。
当坦克再次停下时,那人做出了更大胆的举动。他爬上了坦克的炮台,上上下下寻找一个可以看见里面士兵的窗口。但他没能找到,于是不得已爬了下来。就在这时,几个市民冲了上来把他拽向街边的人行道。坦克队列便不再有干扰地继续前进了。
没有人知道那个人是谁。他的年龄表明他是刚刚掀起了一场这个国家中最为壮观的历史性事件而最终导致坦克车出现在首都的街头上的那一代人中的一员。就在不到两天以前,6月3日的晚上,成千上万装备着冲锋枪和机关枪的士兵伴随着重型坦克和装甲车杀过成群的民众占领了这个城市。上千的——如果不是上万的话——学生和市民在他们自己的军队面前丧失了生命。
这个人很可能是在七十年代接受他的小学和初中教育的。在他的学校生涯里,他毫无疑问地会被多次地教诲过他的国家所面临的威胁。美国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内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很早就作出过共产主义会在自身的“和平演变”中灭亡的预言。在中国,所有小学生都被反复地提醒过杜勒斯的话:共产主义国家的第三代或第四代的孩子将失去其理想的光环而转而反抗其体制。那指的正是这个站在一列坦克面前的人所属的那一代。
到1989年时,防止“和平演变”的教育已经随着历史发展逐渐消失了。然而“和平演变”却几乎实实在在地发生了,虽然它的到来显得突兀和偶然。在那个春天,十几万大学生们上街示威游行,要求自由和民主,以及与自己的政府平等对话。5月13日,这些学生中的几百人在国家的神圣中心天安门广场开始了一场令人心悸、持续一星期之久的绝食。5月20日,政府颁布了戒严令。然而,执行戒严的军队却被市民们堵截在城市郊区。学生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直到那个血腥的黑夜军人终于用坦克和机枪杀进了市区。
没有人知道那个站在坦克面前的人是否自己曾经就是一位绝食者,或者他是那些在戒严令的晚上用自己的身体阻挡在军队卡车面前的人之一,或者他曾经在6月3日晚上和6月4日白天亲眼目睹了对手无寸铁的市民的无谓屠杀。但显而易见,他已经看够了、听够了、感觉够了,以至于他必须自己站出来。
北京饭店里的外国记者匆匆忙忙地把他们刚刚获取的珍贵底片藏匿起来。一两天后,它们会被偷带出国境成为全世界媒介中的头条新闻。这个一个人面对着一列坦克的场面最终会成为1989年北京学生运动和天安门大屠杀中最广为所知的象征。这是一个恰当的象征,它体现出一种不屈不挠的对峙。在它的背后,有一个至今还未完全说出和被理解的故事。
在这样的时刻,记者们不由得会迷惑于在这个伟大首都的过去几个月中究竟都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件。甚至是在那之前的几年里——因为就在短短的10年以前,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度曾经是一个充满了希望和新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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