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禄在前一阵子被报道说可能成为巴菲特的接班人。他在为巴菲特(以及盖兹)与中国新兴的电池和汽车公司比亚迪牵线上立下了汗马功劳。就在巴菲特和盖兹在深圳造访比亚迪时,李禄就是随行人员之一。
香港《明报》的一位记者描述现场保安十分严格,当地官员要求媒体不得拍摄巴菲特的随行人员,但他们可以看到李禄的身影。
另一方香港报纸《苹果日报》则还是发表了一幅李禄参与比亚迪高级经理合影的照片。
这是逃亡国外、被通缉的八九学生领袖中被允许回国的第一个确证的个例。
正像197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一样,中国政府的回应是迅速而野蛮的。几十位——如果不是几百位的话——签署者被讯问。一部分被认作是领袖的人被拘捕。职业升迁被取消,科研经费被拒绝,出国申请被驳回。报纸和出版社被命令将签署《零八宪章》的人列入【不许发表的】黑名单。最严重的是,作为《零八宪章》主要起草人的著名作家、持不同政见者刘晓波被拘捕。刘晓波早先已经因为支持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和平抗议而坐过5年牢。在与他妻子和律师只有有限接触的隔离关押一年之后,刘晓波被以煽动颠覆政府罪审判,并在2009年12月被判处11年徒刑。虽然刘晓波被关押了,他的理念却不可能被囚禁。《零八宪章》描绘了中国的一个不同的前程,对官方任何有关改革的决定必须由国家做出的底线提出了挑战。她鼓励中国年轻一代参与政治,并大胆地主张法治和多党民主。她还为一系列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讨论和文章提供了出发点。也许最重要的是,就像197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一样,《零八宪章》在社会不同阶层建立起了原先不存在的联系。一位签署者说,在《零八宪章》之前,“我们生活在一种分离、孤独的状态。我们没法向自己周围的人表达自己的个人经历”。刘晓波和《零八宪章》正在改进这一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