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图片：1989年5月30日，工自联抗议公安局抓人

1989年5月30日，韩东方（中）和工自联成员在北京公安局门口抗议抓人。

八九图片

八九回忆：李进进《记第一个工人自治组织——北京工自联》

记第一个工人自治组织――北京工自联

李进进

 
严格地说，“北京工自联”一词是共产党在八九年“六四”镇压以后通缉我们而用的。它第一次出现在1989年6月8日晚间的中央人民电视台播送的通告上。通告说“北京工自联的头头们”应当到当地公安机关去自首。北京最早成立的工人自治组织称为“北京工人自治会”。在1989年5月初的代表大会上，北京工人们的代表通过了新的章程和名称，“北京工人自治会”改为“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简称“首工联”。这个名称在我们内部没有叫出来之前，就被共产党的“北京工自联”一词取代了。可是大家也就习惯地称北京工人自治组织为“北京工自联”。我也被冠为“北京工自联”坏头头。
 
北京工人自治会成立于赵紫阳去广场讲话的那个清晨。时间是1989年5月19日凌晨4时左右。5月19日当晚，李鹏等人又召开了北京政军干部大会，宣布北京戒严。这两件大事件使得北京工人自治会成立的声音变得很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北京工自联是在“八九”民运处于最严峻的转折关头诞生的。她一诞生就面对着军事戒严，面对着杀头、坐牢。从成立到被镇压，她只存在了两个星期。然而，在这严峻的两个星期中，她从到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广场中众多的群众组织中脱颖而出，成为仅次于当时“北京高自联”的组织。
 
我卷入到北京工自联的组织活动也是一个偶然经过。1989年4月18日的静坐以后，我以为学生们应当回到校园进行校园民主。当时有一个体育报的记者访问过我。我跟他谈过，中国的事情太复杂，中共还是很强大，我们现在还只能一步步地走。在民主和自由的诉求上，我们不能要求走得过快。比如，在我们于4月18日静坐提出“七条”以后,我们不必马上要求中央立刻给予回答。我们可以要求人大代表或常委们讨论我们的“七条”。我们自己首先在校园组织学生自治组织。民主程序可以从这里开始。基于这些考虑，在4月18日静坐以后，我就退出了组织的抗议活动。
 
1989年5月13日开始的学生绝食，是整个八九民运根本性的转折点。它使得学运走向了“以死相争”民主的道路。从国际政治来看，它导致了柏林墙的倒塌。它是二十世纪一件大事。
 
对当时参与的大多数人来说，我们看不到也来不及想到这些伟大的意义。对当时大多数学生来说，这场民主运动还是一场学运。当时的斗争情况是，北京以及各大城市的各阶层人民都在声援学生囗号下发动起来了。五月十五日到十八日，北京各阶层已有上百万人走上街头，声援学生，要求中共当局答应学生要求，尽快结束绝食。在这种声援游行中，还有一批人已经提出了组织工人运动的要求。这意味着，这场运动不应当限于学运的范围，而是一场全民性的争取民主和自由的运动。
 
但是一些学生似没有这样的认识，或者说，即便有这种意识，也只是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他们不愿意主动地去组织或领导这场全民性运动。这种认识是环境所迫。因为许多人都认识到某种风险性，他们认识到，如果共产党秋后算帐，卷入学运也许会得到宽大的处理，卷入工运那就面临着严厉的制裁。共产党的宣传也在强烈地暗示这一点。他们说，学生的运动如果导致了全国性的混乱或动乱，学生们是要负责任的。这意思说，如运动还仅限于学生的范围之内，共产党将不会秋后算帐。如果运动发展到学生之外，共产党则要秋后算帐的。尽管如此，共产党还是将学生当作主要目标来镇压了。
 
由于当时学生们对于工运的态度非常暧昧，或者说表现冷淡，一些工人或其他阶层的人就有些抱怨。5月18日晚，我和八个北大同学走上街头进行演讲，他们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包括朱苏人、龚晴和赴东。我们从西单复兴门开始演讲，一边演讲，一边朝天安门方向移动。每次演讲完以后，不少的人就提出许多发动罢工的问题，在私下，一些人还在我面前抱怨天安门广场内的学生对外面群众态度有些冷淡或自居自傲。我当时就有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到广场去说服学生们热情对待工人群众，认识工运的重要意义。在认识上，我们应当将这场运动扩大为全民性爱国民主运动，而不是单单的学生运动。
 
在演讲以后，我进入了广场内北大广播站帐蓬。当时有着名作家郑义先生和几个学生在那里，我将我的想法讲给在场的几个学生听，他们似乎不太认真听我的说教，但我看到了郑义的严峻的眼神，那眼神我至今还记得。是对我的演讲认可和支持。
 
我是大约十八日午夜进入帐蓬的。约凌晨三时左右有两个工人走进北大帐蓬。他们说，在人民大会堂东面已有几百工人聚集起来要组工会。但群众们希望得到学生的支持或者说某种认可。两位代表希望学生组织派人去支持。其中一位还亮出一个工作证，是山西某企业的企管人员，他就是岳武。另外一位工人应当是北京的白东平。当时帐蓬的学生的反应不强烈。实际上，那个帐蓬里没有重要的学生领袖。如果这两位代表找到学生绝食团或者高自联，也许他们能得到学生组织的某种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我自告奋勇地站起来，对这两位代表们说：我跟他们去。当时，我还带着一顶遮阳帽，上面写着“北大宪法博士研究生”。
 
我随着这两位代表到人民大会堂东面广场。那里聚集约有几百人，我一去，就站在他们中间，发表了约十几分钟的演讲，并声称，我代表学生全力支援工人们组织起来，演讲后，一些工人们提出了一些关于罢工权的问题，这在当时是组织工运的一个大的法律新主题。1982年之前的宪法，规定了工人的罢工权利、1982年宪法将这一罢工权利取消了。大多数工人们知道这一变化。他们问我，罢工是否合法，宪法取消了罢工权利是否意味着工人们不能罢工。我简单地回答道，宪法没有规定罢工权利，并不等于宪法禁止罢工。工人的罢工权利可以从宪法规定的结社游行和示威的自由权利中引申出来，工人们受到极大鼓舞。
 
在我回答完问题之后，我就回到北大广场广播站，在那里我起草了一个北京工自联的第一个宣言：
 

我们认识到：四月以来的学生民主爱国运动已经发展成为与我们工人阶级利益休戚相关的全民性的爱国运动。
 
我们认识到：学生为整个民族的利益已经竭尽全力，参加绝食学生正面临着危险；
 
为了挽救数千学生的生命，为了我们工人阶级利益，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为此我们正式宣告：
 
中共中央国务院必须在廿四小时之内无条件接受绝食同学的两点要求。否则，我们将从5月20日上午12时开始，全市工人总罢工24小时，并根据事态的发展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同时，我们向全国工人宣告：北京工人已经组织起来了。
 
北京工人自治会筹委会

 
这个宣言有三点重要意义：第一，它宣布学生运动已经发展成为全民性的民主运动，工人们应当出面并且来领导这场运动。第二，宣布罢工，但罢工是有条件的。这是因为我担心工人的罢工一时还难以组织起来。第二，宣布北京成立了工人组织，并号召全国各地都组织工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当时我起草这个宣言时，我就知道，我们可能会被镇压下去，但我们在做一种举旗播种的工作。
 
起草好这份宣言后，我又回到人民大会堂的广场。我向群众们宣读了这份宣言，并获得他们一致通过。在通过宣言之后，我建议工友们选举一个工作班子，五、六个人就可以，暂时称为筹委会。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到政府的批准。后来，工人们选出了五人筹委会。我记得有岳武、白东平、钱玉民、齐怀宇等。刘强当时也在场，他后来当过一段时间的总指挥。我因为是学生，就自愿担任他们的“法律顾问”一职。
 
工自联成立后做了几件非常重要的工作。一件是在5月20日，共产党宣告戒严后，我和韩东方还有郭海降一起宣读了一个「北京工人学生联合声明」，另一件是顽铁（周勇军）在西观礼台设立一个广播站。第三件大事是北京工自联在5月30日通过了自己的章程，准备全面性的开展组织工作。第四件大事是，白东平、钱玉民、沈银议在5月30日代表大会结束就被逮捕。导致了我们在北京市公安局前的有影响的抗议活动。
 
关于工自联广播站，我们怎么样来评价它都不过份。它设立在西观礼台，靠长安街。广场学生们的广播站其声音达不到长安街过往的人们。可是来来往往于长安街上的行人，就在我们的大喇叭前面驻足十几、二十分钟，听完了我们的广播之后再走，接着，下面一拨人又来听。这个工作应完全归功于周勇军为领导的工自联宣传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广播站特约评论员“潘礼”，意义是“叛离”，真名是董怀民。他为“叛离”坐了四年牢。关于广播站的工作，周勇军比我更有发言权。
 
“5.20”或“5.21”声明（我已记不清确切的日期）是我和韩东方的第一次合作成果。工自联成立后，总部设立在天安门西观礼台。韩东方在5月20日或21日来到西观礼台。我们见面后，即刻一拍即合，立刻倡议发表一个联合声明。它的作用在于，北京5月20日戒严后，呈现暂时的冷缩，许多人都想观望一下。我和东方认为，我们必须发表联合声明，鼓动士气，并向全世界宣告工人组织的存在和力量。于是我就在广场内的一辆公共汽车内（当时因下雨，广场内停放了许多公共汽车为学生们避雨），花了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起草了联合声明，当时我的一个同学也在场（他现在在美国作律师）。我读给他和韩东方听，他们没有异议以后，我叫来了郭海峰。郭同意以学生组织的名义发表。于是我们在广场使用绝食团的广播车的播音器，宣布了这个联合声明。这个联合声明后来成为我定罪的主要证据。
 
5月31日公安局前的抗议多有报导。那次是我和韩东方配合默契的一个活动。我和东方等几十人来到广场。在我提出几点法律意见后，我知道，我们没有必要和他们作法律上的文字游戏，于是我主动退出，东方顶上。几个回合后，东方也和不他们玩文字游戏，于是在公安局门前开展了一场漂亮的和平抗议，我回到广场帐蓬里，通知了学生们，后来学生也声援了过去。晚上我们又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在这种强大的抗议下，北京市公安局于6月1日释放了被秘密逮捕的工自联三位主要成员。
 
北京工自联还有许多人和事值得一提。比如赵品潞先生，他在日常的组织工作中嬴得了大家信任，并在5月30日晚上的选举中，成为主要的五常委之一。沈银议，很早就活动于广场，加入工自联之后，积极组织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发表了「告海内外同胞书」。还有几位工人领袖，如张晋利，他们都为工治联的发展奉献了不少，并付出了代价。
 
十年过去了，在共产党统治下的第一个有组织和影响的工人自治组织也在那十年前的坦克和枪声中被镇压了。但中国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今天工人们面对着更为严峻的情形。他们也走上了街头。他们虽然表面上没有提出政治上的诉求，但他们已经开始为自己的权利而进行公开的斗争。我们非常欣慰地看到，中国工人自八九年以后没有沉默下去。工人们己经觉醒，工运在发展中。


八九回忆

八九一日：6月19日，韩东方自首，刘刚被捕

1989年6月19日上午，被通缉的工自联领袖韩东方在北京向公安局投案自首。傍晚，化装潜逃的刘刚在保定一个公园里休息时被当地警察识破而被捕。

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开始镇压后的整顿。


八九一日

八九一日：6月14日，周锋锁、熊焱、戴晴、高新被捕，马少方、熊炜自首

1989年6月14日，21名学生领袖通缉令颁布第二天便出现明显效果。名单上第5位清华学生周锋锁在逃回家乡后被其姐姐告发被诱捕。（周锋锁后来说明其姐系被骗。）第21位熊焱在逃跑途中的列车上被捕。而分别为第10、20位的马少方和熊炜则在这天选择向公安局投案自首。

在这天被捕的还有参与斡旋活动的戴晴和绝食“四君子”之一高新。

北京市公安局继续发出通缉令，通缉工自联领袖韩东方、贺力力和刘强。


八九一日

《天安门对峙》书摘：刘晓波及四君子绝食

以下是《天安门对峙》第12章部分内容，描述四君子绝食过程：

没有几个人注意到“飞虎队”那喧闹的引擎轰鸣声已经消失好几天了。直到5月30日，政府宣布那个摩托车团伙的十几名领头人已经以“宣扬暴力、搅乱公共秩序”罪名被拘留。这消息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大多数人还是把那些人看作是不值得同情的不良青年。

工自联在得知他们的几位领袖分别被强拽进汽车里拉走时倒是立刻就采取了行动。他们请求学生支援。工自联的主席韩东方与李进进一起带着学生和工人游行到公安部大楼。在一整天的静坐示威以后，他们通过谈判成功地赢得了被劫持的工人的释放。还是没有人想到询问“飞虎队”的案子。

就像他之前的刘刚，王军涛现在看到他的影响力正在急速化解。他那个华盛顿式领导风格的宏大构想在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失败中灰飞烟灭了。首都联席会议搬到了大学区，很快地变得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大多数著名的知识分子已经不见了。他们或者离开首都去了外地，或者是就地躲藏起来了。王军涛也是同样的悲观。他告诉陈子明这应该是他们为不可避免的流血结局做准备的时候了。

王军涛指示他们社经所的人员为运动中的领袖制作假证件。他在城市的郊区安排了一系列的安全居所，并拼凑了一个逐步从市内向外撤离的初步计划。他甚至采取措施把刘刚和张伦——社经所卷入运动最深的两位成员——撤了出来送往郊区。陈子明对即将到来的危险却没有同样地深信不疑，他觉得这场运动已经达到了如此的规模使得血腥镇压的可能性已经几乎消失了。

国际儿童节在6月1日来到。占据天安门广场的大学生尝试着扮演起大哥哥大姐姐的角色。他们打扫了广场，准备了一些小礼物来迎接年幼的访客。孩子们随着父母前来观看市里最新的旅游热点：民主女神。但这个天真的日子并没有一个好的开端。李禄被从睡梦中叫醒时得知封从德和柴玲已经被绑架。他赶了过去发现那两人在一个帐篷里被捂着嘴捆绑着。李禄摸清情况后判断这不是政府的行动，而是他们自己内部一小部分人的反叛。这是已经有过很多次的试图推翻他们领导地位的“政变”中最激烈的表现。李禄不动声色地召集来学生纠察队解决了争端。但是，他们领导层的内斗显然已经达到了令人心悸的程度。


刘晓波非常伤心。在首都联席会议头几天那短暂的兴奋之后，他看到知识分子又纷纷回到了他们原有的行为方式。他们在看到第一个危险的苗头时就大规模地逃避了。很多人躲了起来，其他人则因为确信他们无法左右被激进学生控制的天安门广场的局势而放弃了希望。在他看来，没有人在承担责任。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深远传统，这个群体因此被无数代人不无根据地看作是无能和无望的一群。

作为一个在《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发表的当口毅然回到北京的人，刘晓波相信这是一个需要明确地站稳立场的时刻。他知道他必须完全地把自己投入到运动中去才能希望对运动有发生影响的可能。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采取一个激烈的行动：绝食。

王军涛并不同意绝食，但在刘晓波的劝说下接受了他的提议。为了避免再次造成一个激进的闹剧，他们决定只是开始一场由知名的知识分子举行的象征性的接力绝食。当一个团队结束他们的绝食后，另一个继续下去。这样，他们可以在天安门广场持续地展示一些著名的名字和形象，保证把这场占据延续到那个宝贵的6月20日。

麻烦的是已经没有几位著名的知识分子还留在他们中间可供选择了。刘晓波只找到周舵——一位已经在幕后做了许多工作的中年知识分子——和高新——北师大的前校报主编。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有任何知名度可言。但他们最终还是找到了一个急需的鼎鼎大名：侯德健。

侯德健是在七十年代台湾的大学校园里以创作被称为“校园歌曲”的短小民歌成名的。1978年，当美国放弃台湾改而与中国大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时，年轻的侯德健创作了歌曲《龙的传人》来表达台湾人民的痛苦和决心。尽管有着这样的渊源，这首歌两年后在大陆演唱后一夜之间风靡全国。“龙的传人”突然成为中国人传统认同的同义词。

侯德健却对他自己在台湾的前途并不看好。他背着叛国的罪名离开了台湾，来到北京定居，在一个更大的观众中培植他的名声。他没料到自己的这一冒险会在此时把他带进天安门广场的对峙。侯德健刚在香港参加了一场支持北京学生的音乐会后回到北京。他已经有了另一场音乐会的安排，所以他只能绝食48小时。他的同伴都誓言要绝食72小时。


6月2日下午，他们这4位被称之为“四君子”的人一起走进了天安门广场。他们宣读了一份自己的宣言，其中包含着针对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抨击：

我们绝食！我们抗议！我们呼吁！我们忏悔！ 

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寻找真的生命。 

在李鹏政府非理性的军事暴力高压之下，中国知识界必须结束几千年遗传下来的只动口而不动手的软骨症，以行动抗议军管；以行动呼吁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的诞生；以行动忏悔由我们长期的软弱所犯下的过失。 

这个冗长的宣言继续着，同时批评政府和激进学生的失误，指责他们的非理性情绪已经将危机持续升级。它最后骄傲地宣布“我们没有敌人”，希望“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没有人注意这份宣言。成千上万的民众向天安门广场涌来。他们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侯德健。北京市民有了一个新的理由前来这里：“先看女神后看猴（侯）”。可是即使是那个民主女神塑像也没法与一位流行乐巨星的真人竞争。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上的侯德健是一个瘦弱和害羞的角色，他被要求一遍又一遍地演唱他的歌曲。一次又一次地，他带领全场齐声高唱《龙的传人》。当他需要喘口气时，刘晓波试图做他的演讲。尽管仇恨没有能毒害他的智慧，“广场病”却做到了。面对着上万人疯狂的欢呼，那篇精心炮制的宣言里所包含的理性思维一下子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他以最大的热情赞扬学生，发誓要把他们的斗争坚持到最后一刻。不过他也没机会说太多，没有耐心的听众响亮地齐声呼唤着，“侯德健！”“侯德健！”

就这样，四君子的绝食迅速地变成了一场奇特的闹剧。

八九一日：5月30日，民主女神正式揭幕、工自联抗议公安局抓人

1989年5月30日上午，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为民主女神塑像举行了揭幕仪式。塑像的树立引发了民众的兴趣和好奇心，前来广场的人数又有所回升。

经过漫长的对峙，政府终于发出即将镇压的信号。这天，《北京日报》报道摩托车“飞虎队”的11名带头者已经被拘捕，该团体也解散了。这个消息没有引起人们注意。

引起了注意的是这天上午工自联的3名负责人沈银汉、钱玉民和白东平也被抓捕。韩东方、李进进和王超华得知消息后立即组织了几百名工人和学生在北京市公安局门口静坐抗议，要求放人。晚上，韩东方和李进进被允许进去谈判，结果赢得了那3人的获释。他们也没有关注“飞虎队”的案情。

据张伯笠说，这天他和李禄在北京饭店与戒严部队的代表有了直接接触。双方谈判没有任何结果。他们被告知军队很快会行动。


八九一日

八九人物：李进进

1989年4月18日——胡耀邦去世三天之后——李进进发现自己正与一大群年轻学生一起坐在人民大会堂门外的台阶上，试图向自己的政府请愿。他内心很激动，但并没有准备自己站出来。

那时，李进进是北大法律系的博士研究生。与当时大多数学生不同的是，他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社会经验。

1955年出生的李进进是在文革时期长大的，没有受到正规的中小学教育。15岁时，他就加入了解放军（一位招兵干部帮他改了年龄），6年后复员成为家乡武汉市的一名警察。当时正好赶上文革后恢复高考，他便作为几十万考生之一在1978年成为湖北省一所高校的法律系大学生。那时他23岁。

大学毕业后他于1982年来到北京大学读研究生，并于1985年硕士毕业。在武汉教了两年书后，他在1987年再度回到北大攻读博士。这时他开始活跃，通过竞选成为北大研究生会主席。但很快他因为一些公开言论和组织讲座遭到麻烦。就在1989年初，研究生会在没通知他本人的情况下开会改选，他便不再担任其任何职务。

在多人劝说下，李进进决定远离是非，专心自己的学问。然而，那却是1989年的春天，他在人民大会堂前看到了那场正在失去组织和秩序的静坐抗议。于是他还是站出来充当起学生领袖的角色。他主导了那场静坐后期的活动并取得成功：他们公开地、和平地把学生的“北大七条”请愿书正式递交给三位人民代表。后来他很快地离开了现场。但那里聚集的人群并没有散去，却游行到新华门抗议，导致后来那里与武装警察的肢体冲突。

那几乎成为他在那场运动中唯一的出现——在那之后他立即消失了。五月初，他甚至一度离开北京回到武汉的家里以减除家人对他卷入运动的担忧。一直到5月18日他才又回到了运动之中，那时绝食已经开始，镇压的危险正在迫近。而这一次他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1989年5月18日那一天李进进在北京的街头巡回演讲。当晚，他碰巧遇到几个正在准备组建独立工会的工人。他随即自荐成为这个萌芽中的工自联实际上的法律顾问。他与韩东方、周勇军等人一起创立了这个组织并草拟了其大量文件和声明。

5月31日，当工自联的几名成员在镇压来临之际被捕时，李进进和韩东方带领一大群工人和学生在北京市公安局门前又一次进行了一场静坐。他们成功地赢得了其被捕成员的释放。

有意思的是，李进进然后就在6月2日离开天安门广场，回到北大参加其博士学位资格考试。就在6月3日那天上午，他通过了考试，然后花了一整天准备向政府部门正式登记工自联的文件。不久，屠杀的消息便摧毁了他的计划。他那天晚上试图回到广场，但没能通过木樨地——当晚最血腥的战场。

大屠杀之后，李进进离开北京回到了武汉。6月10日他在家里被捕。1991年4月24日，他被免予起诉而释放。后来他于1993年来到美国，获得美国法学学位。现在他在纽约州居住，从事律师工作，并在海外民运中相当活跃。

2011年，李进进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记下其在八九民运中的经历以及后来狱中的思想和感悟。

八九人物

司徒华生前谈“黄雀行动”

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后，香港的一些仁人志士曾经自动地组织起来展开了一个代号为“黄雀行动”的大胆计划，通过地下联络、走私等途径将在大陆逃亡中的运动领袖接到香港然后转送到西方国家避难。这一行动的内幕至今依旧不甚明朗，参与者大都三缄其口。

在担任香港“支联会”主席21年的司徒华（华叔）辞世后，香港《明报》刊载出去年10月份他们对病中的华叔做的长篇采访，其中涉及到一些“黄雀行动”的细节。

司徒华详细叙述了他们营救吾尔开希和柴玲的过程：

吾尔开希，他离开香港的故事是这样：六四后，有一个人上来教协找我，西洋仔来的，自我介绍是葡萄牙警察帮办。然后拿来两张相出来，一张是吾尔开希的，另一张是他和吾尔开希合照。他说，吾尔开希在珠海，你们要设法帮他。

我听见，又有相为证，便立即拿他的联络电话，通知负责人。20万一程，要他去接。首次接，我一直和他联络，浪太大不能埋岸，但他照收20万。第二次去，他说有解放军在附近，不能接，也要照付20万。第三次先接到，我记得，他当时在假日酒店，我叫李永达拿60万现金去，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翌日吾尔开希就坐飞机去了法国。我一直都没见过他。

整个黄雀行动，我最深刻的是吾尔开希和柴玲。柴玲是她自己坐船来的，和封从德，还有一个姓梁的。来到，在马料水上岸，去到中大学生会打电话找我，说：“我是柴玲，我来了香港。”于是我立即叫张文广去接她；第二，通知法国驻港总领事馆，之后用车载了她去法国领事家；第三通知政治部，最后买机票第二日走了。

司徒华总结说：

【黄雀计划】效果非常之好，统计获救与援助人数约四五百，只失手一次，就是王军涛、陈子明，在湛江，失手不是因为我们，是王军涛的朋友出卖他，拉了两人。就如最近负责人所说的两个伙计，我们每人给了50万安家费。

黄雀计划的资金由香港人捐款资助：

这些数我们没公开，记录也转移至其它地方。民运人士用的钱，不属支联会数，有来港、食宿、每月生活费、出外机票、在外国初期生活费，都由我们包办。

我只睇数，不理钱，但别人捐钱，有些会由我来收，可能因为他们信得过我，收的都是现金。我见过一次60万元，一箱现金，光数也要一段时间。之后海外很多民运组织没有经费就向我们申请，曾经给法国民间组织，因为当地收容了一批流亡人士，那是民主中国阵线，由我们付钱，第一笔120万元。

六四后，大商家没摆明车马主动捐钱给我们。反而有人一声不响就拿几包钱来。象（黄雀行动）负责人说用了3000万，其实主要是我们付钱。筹钱最多的是民主歌声献中华，单是那次已筹了2000多万。之后我们没大规模筹款，2008年我们更捐了78万元给四川，那年有赤字，后来市民捐了110多万，支联会现在仍有600多万。

司徒华回忆当时的港英政府与他们有默契，允许这些民运人士在港停留，但要求限制他们在香港的活动。这些流亡人士想去美国很困难，因此大部分人都去了法国。有些人还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才去欧洲，另外有少数人留在了香港（如卢四清、韩东方）。


八九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