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December 29, 2010

丁子霖、蒋培坤:一份迟到的“大国崛起”阴影下的幽禁纪略

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前后,中国国内许多异议人士被隔离、控制,大多数人与外界失去联系。“天安门母亲”的创始人丁子霖和她丈夫蒋培坤也不例外。他们最近记录了被“幽禁”74天的经历:

一份迟到的“大国崛起”阴影下的幽禁纪略

丁子霖、蒋培坤

引言

自从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揭晓以来,至12月20日这74天时间里,我们俩就像从人间蒸发一样,销声匿迹,与自己的亲人、难友、海内外友人中断了一切联系。我们在江苏无锡农村居所以及北京寓所的座机电话、电脑宽带,京锡两地所用的手机统统被切断。

从我们的切身体验而言,这个“崛起的大国”所构建的“和谐社会”真的是“与时俱进”。尽管我们俩身上深烙着“天安门母亲”、“六四”难属、“不同政见者”、“异议人士”等诸多印记,在以往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曾先后遭到两次异地幽禁;连续50天中断通讯联系和限制行动自由……,但还从来没有这样长时期的幽禁;而且承蒙其“以人为本”的“优待”。大概顾忌到我们已年老病弱,这次没有把我们置身于异地,而是囿居于我们亲手建立起来的《连园》里。虽然是在自己“家里”,但没有“家”的感觉。通讯中止了,行动受限制,不用说回到北京家里,就是去上海、苏州等附近地区探望至亲,都得向无锡国安“打招呼”。为了维护做人的尊严,我们宁可呆在自己“家”里。在这么长时间里,只有无锡国安局的监控人员和有限的几个亲戚不定期地前来探望。我们多么渴望想了解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一切,然而却了无所知。这是我们一生中所经历的最寂寞、最难耐的时日。

我们可以想见,在京的亲人、难友和友人们在如此长久得不到我们的音讯之忧急心情。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刘霞女士,这段时间她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呢?能不能去参加颁奖仪式?10月11日,她从北京发来过一条短信,告诉我们她的新手机号,但是,我们的手机很快就被无锡国安切断了,至今过去两个半月了,始终没有同她联系上。我们还特别想念难友徐珏女士。她自2009年罹患重症以来,不管她在医院里手术或化疗,还是在家休养;也不管我们在北京城里,还是在无锡乡下,丁与她每周都会通上一次电话,彼此听到对方的声音,那都是一种慰藉、一份力量。然而,她现在到底怎样了?每每念及,又找不到答案,此时内心充满了忧伤,还有那悲愤。

因此,我俩在无锡《连园》被幽禁期间就商定,一旦返京,第一件要做的事不是去医院看病取药,而是把我们这两个多月的经历告诉所有念及我们的亲友们,以释挂念。

10月8日下午5点多,我们的宽带和座机被切断

2010年10月8日下午四点多钟,离诺奖揭晓的时间快到了。蒋打开了电脑,时间1分1秒过去;将近5点,我们的眼睛紧紧盯着电脑屏幕。5点刚出头,终于揭晓了,是刘晓波……。《法广》马上来电话采访,丁只说了两句感言,座机就出了问题,断断续续,随即没有了声音。接着座机铃声又响起,拿起电话,是《中国人权》的,丁赶紧说:“这是21年来最让我们高兴的事情,也是21年来最好的消息……。”随后座机又没有了声音。之后,座机铃声再次响起,但拿起话筒随即没有声音。如此者三。5点13分,我们用手机给北京的刘霞去电话,话务员说正在通话中。以后又多次拨号,话务员说已经停机。这说明刘霞的电话也被切断了。至5点半,我们在无锡寓所的座机彻底被切断,蒋一看电脑,发现此时电脑的宽带也切断了。

当晚7点39分,以及第二天上午,我们用手机给北京的多位难属去电话,告诉他们刘晓波获诺奖的事。大家喜出望外,奔走相告,并建议我们起草一个声明,表明在京难属的心情和态度。

10月9日中午时分,我们考虑到蒋的病体,在情急之中,用手机给北京国安打电话,告诉他们无锡国安切断了我们的宽带和电话。北京国安答应立即派人来无锡,进行“协调”。

当天夜里12点,北京国安到达无锡,第二天上午10点多来到锡北镇张泾我们家中。他们要求我们不要发声明,不要接受采访。他们说无锡国安担心我们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担心海外记者摸到张泾来找我们,更担心我们对外发表声明,甚至还担心我们去上海世博会见外国记者,等等。经与北京国安再三商谈,我们勉强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条件是必须立即恢复家中的座机和宽带。

10月11日上午,处于闭塞状态、对外面情况一无所知的我们,带着“自由门”去邻村一位亲戚的厂里浏览海外网页。当看到刘晓波在刘霞探监时得知获奖消息后表示“心中很不安”,并说“这个奖是给天安门亡灵的”,言罢落泪……。我们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了,丁止不住流下了眼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顾不得个人安危,唯有听从良心的抉择,决定发一个声明,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传出去。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满足北京一些难友的愿望。

当天傍晚,我们拿着起草好的《天安门母亲:我们的声明》,去离家不远的另一位亲戚家。起先是想借用亲戚的手机传送,传送一段接着一段。这是当时电脑被切断后唯一想到的办法。但这家主人的女儿碰巧可以上网发Email。这对我们来说不啻是一件送上门来的大好事。

我们立即把这份“声明”发到北京的一位难友那里,由他向北京的难属征求意见后传送给海外网站。不一会儿,对方来短信,说声明已发出。我们悬着的心算是放了下来。

与无锡国安发生激烈冲突,丁昏厥倒地

但是,当我们在亲戚家全神贯注地发Email时,根本没有注意到,早已有人盯着我们了。突然间,四个陌生人从外面大门冲进二门(此时大门、二门都开着),来到亲戚家中,一句话都不说就用手摁住放在茶几上的电脑,另外一个人火速把电脑和一个U盘抢到手里。当时亲戚家里在场的有6、7个人,大家都不知出了什么事。等回过味来,亲戚们本能地去保护电脑。这时丁站起来问:你们是什么人?拿证件出来!……其中一位拿出一本工作证:无锡市国家安全局。丁叫打开,什么名字,那人打开后一晃还未等丁看清楚便随即收起。他们四人仍然一句话不说,再次来抢电脑和U盘,我们的几位亲戚又把电脑夺回,他们把我们的两位亲戚差点压倒在地上,一来一去经过几个回合,电脑最终没有被他们抢去,被女主人抱到楼上。丁骂这般人:“你们是强盗!滚出去!滚出去!”……“你们不讲理由,私闯民宅,我们犯了什么天大的罪!你们要抄家就拿搜查证出来!”丁把那四个人推出门外。

由于事发突然,国安动粗。当丁走出大门与他们理论的时候,突然昏厥倒地,在场的很多人围上来救援,这家的女儿急得只顾哭喊,蒋拿出自备的硝酸甘油塞进丁的嘴里。当时正好身旁有一辆小车停着,车主就把丁塞进小车急速地送往当地的张泾医院,一名无锡国安也随即去了医院。经医院采取抢救措施,约一个小时后,丁慢慢苏醒过来,见手上插了输液管,她猛地把输液管拨掉。然后借用亲戚的手机给来无锡的两位北京国安打电话,叫他们立即来张泾。随后,在多人搀扶下,才慢慢走回亲戚家。接着又在旁人搀扶下慢慢走回自己的家。当走到半途,她担心电脑放在亲戚家会连累他们,又返回把电脑抱回了自己家里。

这时,北京国家安全局的两名官员赶到了丁蒋家里。他们希望我们交出电脑,让无锡国安赶快撤走,尽早平息事态。

丁目光呆滞,丧失记忆

丁回到自己家里后,嘴里不断地自言自语:“我要回北京!我要回北京!”目光呆滞。我们说到电脑。她就问:“什么电脑?”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似的。我们又说到无锡国安闯进亲戚家,她也都不知道。我们觉得她的脑子出了问题。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她把到亲戚家发Email、与无锡国安发生冲突,一直到去医院输液、在医院给北京国安打电话、拨掉输液管回亲戚家把电脑抱回家……,一切的一切,都想不起来了。在以往,她也曾有过几次昏厥倒地,但头脑是清楚的,更不曾有过失却记忆。这次她却失忆了。我们觉得事情严重。于是由北京国安一位女士和我们的一位亲戚扶她上床休息。她还是嘴里不断说着:“我要回北京!我要回北京!”直到今日,她依然想不起10月11日晚间发生的那场激烈冲突。

在丁去医院的同时,亲戚家里又来了张泾派出所的几名警察,还有锡北镇的政法书记,居委会主任,甚至亲戚所租住房的房东都被通知来了。警察借口查户口,问这问那。这时蒋冒火了,说:“你们这是干什么?这里有你们什么事?赶快出去!出去!”蒋质问无锡国安:“警察怎么来了?”国安回答,“是我们要求他们来协助的。”这天,当地的警察又像2008年10月26日那样粉墨登场场了。也正是在这一天,我们的手机也没有了信息——在手机的首页上留下了这样六个字:“仅限紧急呼叫!”

蒋立即向北京国安提出:现在家里两人都有病。丁又是这个样子。与外界的通讯联络统统断绝,一旦身体出事,怎么办?北京国安表示会与无锡国安交涉,一定妥善处理。

已经深夜11点钟了。无锡国安丝毫不理会丁的病情安危,只是不敢来到我们家里。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紧逼着亲戚家的女儿到丁蒋家去拿回电脑,交给他们。他们非要拿走这台电脑,不拿走就不走人。为此双方僵持了很长一段时间。蒋考虑到电脑里保存着物主的个人隐私,只同意复印一份《声明》给他们。但是他们说,那份《声明》他们已经从网络上“截获”了,他们还要检查电脑里有没有别的东西?

最后,由北京国安从蒋手里拿走了电脑,由他们保证等无锡国安检查完后就归还物主。此时已是次日凌晨一点多钟了,无锡国安才从亲戚家撤走。

10月13日上午,应我们的要求,无锡与北京两地国安来到我们家里商议归还电脑的事。无锡国安先是说:“电脑会尽快还的!”但是却绝口不提具体归还日期。丁当即说:“不行!今天必须谈定归还电脑的事,必须立即归还!”这样,北京和无锡两地国安先后去室外打电话。无锡国安从外面回来后立即表示:“还!不是98%还,而是100%还!”丁紧问:“什么时候还?”“明天。”无锡国安终于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逼迫亲戚签署《承诺书》

10月14日,北京国安返回北京。然而,无锡国安在归还电脑的同时,竟背着我们复印了几份《承诺书》,并在锡山区、锡北镇的两级政法书记协同下,逼迫与我们有联系的五位亲戚在《承诺书》上签字,要他们保证:不向丁蒋提供电话、手机、电脑等通讯工具,不给丁蒋购买手机卡,不向外透露丁蒋的任何信息;此项承诺直到丁蒋离开无锡为止;如有违反,将负法律责任。亲戚们迫于无奈只好签了字,但要求他们给签字方一份复印件却遭到拒绝。

10月16日,无锡国安来到张泾丁蒋家。丁向他们正式提出了抗议:这次切断我们的宽带和电话,因发Email挑起冲突,以及逼迫蒋的亲戚签署《承诺书》等做法,完全不把宪法和法律放在眼里,公然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搞的还是“文革”那一套。无锡国安对丁的抗议一言不发。

从此,我们在无锡市锡北镇张泾的居所,彻底断绝了与外界的通信联络,一些亲戚也惧怕到我们家来了。在此期间,丁蒋提出我们的身体如发生意外,必须确保应急呼叫措施。他们答应除110、120、119呼叫电话以及无锡、北京国安手机外再向我们提供三个专用电话。此电话只能在他们监听下打给三位亲戚,其他电话一律无效。

到无锡医院检查病情

丁自10月11日那天晚上昏厥失忆以后半个月间,虽然未再复发,但整日里头脑晕晕乎乎,走路晃晃悠悠,有时连站立都不稳当,腰痛更是难耐。因此,10月26日上午无锡国安李、于两位来我们家时,我们提出要回北京为丁检查身体和治疗。两位一听我们要回北京,忙笑脸相劝。说什么:“丁老师现在身体虚弱不宜远行,还是就地检查治疗吧!反正你在这里看病与回到北京看病一样都是公费医疗。”又说:“我们会去找关系,找无锡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大夫,……要不,你们就去住太湖疗养院,那里既可检查、治疗,也可静养……。”他们似乎胸有成竹,一口气就提出了两个方案供我们选择,潜台词是我们不能回北京。

当时我们也心存疑虑,不知道丁的脑部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有多严重?万一贻误了治疗时机,后果就不堪设想。蒋已是一个患有冠心病和脑梗的病人,两年前他也是因受当地警察突袭而引发大面积脑梗的。想到这些,我们有些后怕,既然不能立即回北京,又拒绝去太湖疗养院,就只有接受他们的意见,由他们找医院检查、治疗。

10月28日下午,无锡国安李、于两人前来告知:他们已与人民医院的王副院长、脑科专家约定,下周二上午他出专家门诊(VIP)时为丁检查、治疗,并嘱咐丁:清晨空腹;交一份以往病历资料;就诊治费用问题写一份文字材料,以供其财务报销。

11月2日清晨丁如约来到锡城南郊人民医院,于为丁挂了特需门诊号。在候诊、问诊、作各项检查的全过程中,李、于两人始终寸步不离陪在丁的身边。

当王副院长开始问诊时,丁先拿出了10月11日在张泾医院的急诊抢救病历并做了说明:这份病历有虚假成分,事实并非病历上所写的“患者因与家人发生争执而昏厥倒地”,而是因与“国安”发生冲突引发事态的。这份病历是在患者昏迷不知情和家属不在场而国安却始终在大夫身边的情况下写成的。丁说毕,又交给王副院长一页纸,那是以往的病历情况,上面记录着:第一次,1989年6月4日得知儿子中弹,生死不明,昏厥倒地……最后一次2010年10月11日,也就数这次昏厥时间最长,情况也最为严重。这以往漫长的岁月里共发生五次,昏厥状态、时间、地点、引发原因、经过情况,都清清楚楚写在纸上了;最近这两年昏厥的间隙已越来越短了。

大夫阅毕心里明白,便不再多问什么,开始听心脏、量血压、检查腰腿关节等一系列该检查的项目。陪同的两位也在旁边看着。他们未经大夫与患者同意,径自从案上拿过丁交给大夫的那页纸传看。

当天血压指标为158/94,这对于平时血压一向偏低的丁来说,显然是偏高了。大夫开出了验血、心电图、心超,脑部、腰部核磁共振等各种检查单。

失忆是因“脑震荡”

丁向大夫提出了一个她最为担心的问题:为什么此次昏倒近一个小时,醒来后对于前后那12小时内发生的一切都想不起了呢?
大夫明确地回答:那是“脑震荡。”
丁又问:“随着日后康复,我还能慢慢回忆得起来吗?”
大夫答:“不会了。”
丁听了心里不免一惊。但愿不会再发生!

那天离开医院时,丁交给无锡国安一个信封,里面一张纸上写着10月11日晚与无锡国安发生冲突发病倒地的经过,因不得回京,需在锡看病,诊治费用需由无锡国安负担,尽管非本人所愿……。这是无锡国安上次叮嘱要丁写的。

当时对方临走时未及打开信封,便与丁分手。

11月5日中午时分,丁按照预约时间来到人民医院做脑部及腰部核磁共振。一进医院便见无锡国安李、于两位已先行守候着了。丁不禁有些纳闷,原来说定今天只由小于陪同做检查的,怎么这位李处长也来了呢?做核磁共振等候与检查的时间都很长,丁从检查室出来已十二点多了。在医院门口,丁与他们俩分手时,李呐呐地对丁说:“丁老师,你写的那份东西能否重写一下?”

“为什么?我写的难道不符合事实?”

“那倒不是,只是没有必要写得那么详细。前面那一段(指与国安冲突)就别写了。这份东西是给财务报账用的,他们不用知道那么多。”

“你们的财务也是国安的工作人员呀,有什么不能让他们知道的呢?”

“丁老师,你就重写一份吧!别为难我和小于了。”

李已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看在这些天小于在医院跑上跑下的面儿上,丁勉强答应了。但同时向他们提出:“不管检查结果如何?天气将冷,蒋是心脑血管病人,离京时北医三院的大夫反复叮嘱过他,不能在南方过冬,我们最晚本月底要回北京。”

数日后,丁的各项检查指标已出齐,11月9日下午三时,无锡国安再次陪同丁去人民医院王副院长诊室就诊。此时经过一周休息,丁的血压已基本稳定,查出脑部有腔隙性脑梗死。

丁表示要回北京治疗,所以大夫只是开了一些治脑梗的非处方药。临别时再三叮嘱,日后要控制情绪,不要大喜大悲,以免再次发病。这话丁听懂了。当着国安的面,他又补充了一句:“过去的事已经这么久了,就让它过去吧!”丁听在心里未作声,一切均在不言之中。

无锡国安的责任“解脱”了吗?

出了诊室,那位李处长有些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高兴地对丁说:“丁老师,你身体没有大问题,可放心了,我们也感到挺欣慰!”丁听了觉得十分无聊:“欣慰什么呢!要是落下一些难治的病患呢?”可见,检查的结果对他们来说相当满意,这等于他们本应承担的责任现在可以“解脱”了。但这次引发的病症今后会不会留下隐患就无从得知了。

丁又从包里拿出他们要的那张纸,交给了李,这回他当着丁的面急速地看完。丁把上次“因与国安发生冲突”等字样改成了“因故”昏厥倒地。但当他看到最后一句“尽管此非本人所愿”,他还是忍不住用手指弹了一下这几个字说:“这句话是多余的。”丁应对道:“这就是我的本意。”他再也不好说什么,勉强收了下来。

出得医院大门,李又对丁说:“你上次提出月底返京事,我请示了领导,现在可以明确告诉你:‘领导不同意。’”他又接着说:“现在你们在无锡,由我负责,有事可直接找我,没有必要找北京,我们听省里领导。”这位李处长总是在与丁分别的时候说一些最为要紧的话。对此,丁已经有所准备。

当丁再次提出,南方冬天没有取暖设备,蒋的病体很难坚持。对方答:可以去太湖疗养院住一阵子。那里既暖和又可以不用自己做饭……,丁依然坚持不去。

冒名邮件

11月14日下午,这天是周日,蒋的高中老同学一家大小连带他们的小宠犬——“美美”,突然造访。我们在惊喜之余不免有些诧异。以往我们这里客人总是不断的,如今一个多月过去了,不要说客人,就是亲戚也很少来了。今天来访,莫不是出什么事啦!果不其然。落座后那位根本不会用电脑的老同学从怀里摸出一张纸来,原来他从别人电脑上下载了一份远在加拿大的高中老同学发来的一份Email。内容为:

“2010.11.124:37
××:好久未联系了,近况如何?

因为晓波获奖的原因,我们现在还是一步都不能出门,不过刚好这个时间可以用来专心的处理先前没有空闲处理的事情。电话至今没有接通。幸好家里还备有一个无线上网的Sim卡。我们这里还好。就是天气有点冷,原来买的电取暖的油汀又用上了。我把刘毅的1989、天安门、大地、圣地拉萨(组画)发给你共赏。
冬安!丁子霖蒋培坤。”

这是11月12日“我们”给那位老同学的信,后面是这位老同学给我们的复信,上面说:你们在无锡的情况已悉,这实在是无奈的事,你们一定要心情愉快起来,共同携手度过难关……

我们阅毕,大吃一惊!自从10月11日晚借用亲戚的电脑发出“天安门母亲声明”之后,我们再也未曾向任何人发出过任何Email。此邮件显然纯属伪造。经了解,有很多以前用Jielian.jiang@gmail.com联系的朋友和家属都收到了类似的邮件,而这个邮箱早就由于密码被黑而无法登录遭废弃。

这究竟是何人所为呢?又想达到什么目的呢?我们自己的电脑早被无锡国安切断了,目前我们的处境外人都不清楚,既知道我们情况,又掌握我们Email邮箱地址的,而且还注意到我家卫生间门口放着一个电取暖的油汀的,似乎除了无锡国安,不会有其他人了;特别是知道加拿大×××邮箱的,恐怕更不会有别人了。以前无锡国安曾声称,在10月11日那天,他们“截获”了我们发给北京的那个“声明”,而且说在“声明”后面还附有一个旅美人士的Email地址。这说明他们可以随意掌控别人的Email。鉴于此,我们不能不对他们产生疑问。

什么叫“违反承诺”

11月22日下午,无锡国安李、于来家。落座后,丁先没有向他们提起伪造邮件的问题,而是对他们自10月8日以来对待我们采取的一系列做法再次提出了抗议,指出他们违反了宪法35条,侵犯了作为公民的权利。”接着问:“你们是执法人员,你们目前对我们采取的监控措施,符合宪法和法律的哪一个条款?是像以前那样的监视居住还是别的?”

国安李对丁突如其来的提问有些不知所措,顿了一下,答道:“我个人理解,是中断了你们的通讯联系,行动自由还是有的,不是你们可以去看老同学吗?”

丁紧问:“为什么我去镇上超市、小店购物,后面有三个不明身份的男子寸步不离地盯着?这还不是我自己发现的,是不相识的店员发现后提醒我的。”

对方说不是他们干的。
丁又说:“那我们去上海、苏州探望亲友有自由吗?”
对方答:“你们去上海、苏州的话,给我们打个招呼。”
丁答:“要打招呼,还算什么行动自由?”

对方大概被这些问题激怒了,忽然间板起面孔,一脸正色地说:是你们一再违反诺言。先是你们答应不发声明,结果还是发了;后来你们答应不打电话,结果还是打了,而且据我们所得到的确切信息,你们不仅打了电话,而且还是给北京方面打的……。他得意洋洋地说“据我们所得到的确切信息”,这充分表明,他们是动用了一切非法手段来堵死我们的言论通道。

这一番话惹怒了丁,她立即打断了对方的话语,急速地说:“我们做事向来光明正大,今天有些事情必须说说清楚:你们从一开始对我们所做的规定、所采取的措施,按宪法和法律都是错的。你们10月8日切断了我们的宽带、电话,谁都认为这不合法。我们找来北京国安从中斡旋,是为了尽快恢复通信联系,避免扩大事态。这并不是说你们这样做就是对的。我们在北京国安再三要求下,曾同意暂时不发声明,这是我们在当时情况下所做的一项妥协。我们一开始就明白,发声明也好,打电话也好,都是作为公民应享有的合法权利,而不发声明、不打电话,是放弃了这份权利……。理就是这个理,不存在什么“违反诺言”!你不能用某项自撰的‘承诺’来代替宪法和法律的条文,作出某种‘承诺’,只不过是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双方各让一步,能退则退,不能退则不退。所谓‘承诺’,不过如此而已。”

接着,丁就这个机会谈到了11月12日的那个冒名邮件。丁说:你们指责我们给北京打电话,这件事情今天也得说说清楚。电话是打了,但要问一问为什么打电话?给谁打电话?11月14日,我们接到无锡老同学送来的冒名邮件,随即借用他的手机给北京的难属打了电话,我们担心北京的难属收到类似的邮件而受蒙骗。结果不出所料,我们得到的回答是:有两位难属同时收到了这类邮件(其他人还没有了解到),他们并没有怀疑是假的,收到后还觉得很高兴。这就是我们给北京去电话的缘由。况且,我们根本没有借用与你们签订了《承诺书》的亲戚的电话打,而是用别人的手机打的。这难道也是违反“承诺”的一条罪状?

李的态度随之缓和下来,问:“谁给你们发来的?能不能给我们看一看?”蒋立即上楼取来一份交给了李。李看后,说:“这口气倒挺象你们的……。”蒋斩钉截铁地对他们说:“这分明是你们国安部门干的,因为只有你们才掌握了我们和加拿大老同学通讯的邮箱,也只有你们用我家洗手间时见到放在门边的油汀。”这时,丁补充说:“这件事必须查清楚,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交代。否则你们又要制造什么构陷我们的借口了。”

李接过冒名邮件装在包里,答应去查,忙着起身告辞。临别时,丁追着说:“本月底不能回北京,那什么时候可以买票回京呢?给个准话!蒋每天所必需用的药有些到月底可用完了。”

李忙着说:“我们沟通一下,到时候天气冷了,找个暖和的地方去,好吗?”他们就是不肯透露让我们回京的日期。他们离开时带走了蒋平时每日服药留下的几个空药盒,并答应尽快解决。

此次谈话持续了两个来小时,由于谈话内容激烈,气氛紧张。来人走后,我们俩深感身心疲惫,体力不支。毕竟已是年纪往老里走的病弱之躯了。

“万一颁奖以后有外国记者来叩门怎么办?”

12月1日下午,我们邻村的亲戚给我们送来了蒋需要的药。原来是无锡国安在当地“未能”买到蒋需要的药,便由其转告北京国安在京购齐并于11月30日汇寄到我们亲戚处,再由他转交的。

这天下午,亲戚刚向我们交代清楚葯的事情,无锡国安恰巧也进了我家的门。此次他们前来又有了“新的任务”,吞吞吐吐地问我们:“万一颁奖(指诺贝尔和平奖)以后,有外国记者来你们家叩门,怎么办?”丁答:“他们怎么会找到这乡下来呢?这里既无路标,门牌号码也是编乱的。”对方仍执拗地问:“万一来呢?”蒋不耐烦地说:“万一叩门,我们就开门,清茶一杯,接待他们。我们不会将来客拒之门外。这是做人的起码礼貌。我们在北京就是如此。你们怎样对待境外记者那是你们的事,你们有的是办法。”

那天下午,无锡国安就这样一无所获地走了。

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们也学会了掰着手指头倒计时地掐算着还有几天可回北京,十天、八天、一周……。与此同时,我们密切关注着中央、江苏省、无锡市几家电视台的天气预报。好几次无锡市电视台都预报未来几天将有寒流来袭锡城。我们找出了所有的厚棉衣、厚棉被,严阵以待。然而,却又一次又一次“狼来了”——寒流与锡城擦肩而过。这里的气温依然在20度左右徘徊。无锡的冬天千呼万唤仍未至,只是依旧处于深秋之中。我们暗自庆幸,这也许是老天相助吧!

就这样,一天天的苦熬,还没有等到12月6日,狂风、寒流真的降临锡城,蒋就病倒了。感冒、寒颤、嗓子疼痛,连服一周北京带来的“阿奇霉素”,谢天谢地总算度过了难关。

返京的日子决定了

回京的车票在镇上的铁路售票处可以预售。我们此前与北京的国安再三商定,12月14日晚10点回北京,无锡国安也默认。买到车票的这天,我们的心情是近两个多月来难得的轻松。我们小心翼翼地过着每一天,唯恐因自己罹病而滞留在此不得回京,这是我们这二十多年来第一次感受到归心似箭啊!

面对《连园》内寒风凛冽下的那两丛刚开放的腊梅,尤其是闻到那几朵才绽放的花瓣上散发出的沁人心扉的幽香,似乎给了我们凄苦心灵些许抚慰。

屈指数来,《连园》自1994年就开始筹建,至今已有十六个年头了。当初因不胜北京国安的骚扰,又应亲情、乡情之邀,才用我们当时所能承受的财力、物力,亲手设计、建造了这所有着210多平米庭院的居所,本想作为我们春秋两季的避居地,作为休闲、写作以及会友的场所。事实上它也真起到了上述这些作用。我们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所出版的有关“六四”和人权方面的三本书藉、许多文章和信件,乃至像《天安门母亲之路》纪录片文字脚本,都写就于此。《连园》里留下了不少难友、新朋友、老朋友、老同学和学生们的足迹。闻名于世的《零八宪章》最初的创意也是在此萌发的。

那些回忆令人神往,然而却又使我们备感哀伤。这个精致、典雅的园林竟变成了我们晚年的多次蒙难地。从1995年8月我们两人冒着炎夏住在这没有门窗的土建屋内时就被无锡检察院(实际是国安局)带走,秘密关押了43天;2004年4月“六四”十五周年前夕,丁只身回锡、苏两地扫墓时又被无锡国安带走,秘密关押了7天,并被抄了家;2008年10月底,蒋又因受无锡当地警方突袭,冠心病引发大面积脑梗,抢救三天三夜家人才从死神手中把他夺了回来,2010年10月8日又因与无锡国安发生了激烈冲突导致丁昏厥、脑震荡。……我们已届暮年,在未来的余生,还会有多少次劫难在等着我们呢?

二十多年来,从我们的切身感受来说,无论就个人,还是对国家而言,自由,只有自由才是最可宝贵的。失却了自由,就会像我们现在这样,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变得象瞎子和聋子一样,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听不到,就像一个人在漫长的黑暗中摸索。

刘晓波是我们的一位真诚朋友。此次他作为一个中国人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应该是本世纪最让我们民族高兴的事,也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最好的消息。但是我们不明白,一个自称已经崛起的大国的执政当局,怎么就不能以一种平常心来坦然面对呢?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件事竟然在公众的视野里变得无影无踪;而我们,作为他的朋友,也同样在公众的视野里变得销声匿迹。

以上断断续续写于2010.10.14——12.14.无锡张泾“连园”

可以回北京,但不能回家

终于等到了12月14日。这天清晨蒋到镇上菜市场去买了两斤鲜活的河虾,准备做熟了带回北京。这已经是前几年形成的惯例,每年从无锡回到北京,都要带一些河虾给晓波和刘霞品尝。晓波入狱后,剩下了刘霞,依旧如此。估计颁奖仪式已过,我们回北京可以见到她了。

这一天天气很冷,丁一个人正缩着脖子、戴着老花镜一个一个把河虾的鬚、脚剪下来……。忽然听到后门有人叩门,我们还以为是当地的亲戚前来告别。开门一看,原来是北京国家安全局的两位工作人员。他们这是乘飞机刚来的。

丁不禁心生疑惑,发问道:“怎么啦?是不是又变卦了,不让我们回北京了?”
“不!不!”来人忙做解释:“今晚就回北京。但是情况有些变化,我们临时接到‘上级’(不知是哪一个无道的‘上级’——引者注)指令:你们要月底才能回家。我们考虑到二老的健康状况,才争取到目前的方案——咱们回北京,先上别的地方呆上一阵子再回家;呆的时间不会太长,最迟到12月底,也许到圣诞节吧!正是怕你们没有思想准备,所以领导才派我们来接你们一起回去,希望你们谅解……。”

原来如此。当时除了接受这样的“安排”已别无选择。不管怎么说,还是先离开这个无论是天气还是人情都冰冷的地方吧!

来人建议晚上由他们来接我们去车站。我们谢绝了。我们有亲戚来车送站。

晚上9点,我们乘上亲戚的车出发,未曾想到刚驶出小巷口只见一辆出租车已经守候在巷口,两位北京国安走出车来要我们换车,由他们“接”我们去车站。……
就这样,我俩与两位国安同坐一个包厢9个多小时后回到了北京。12月15日清晨,一抵北京南站北京国安的车已经在车站等候着了。

在我们要求下,先回家匆匆拿了一些禦寒的棉衣、棉裤和准备去医院看病取药的钱,就又乘上他们的车往远郊区开去。他们始终不肯说明到哪里去,我们也不再多问。就这样,终于到达了目的地。12月15日这一天,我们赶上了北京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还是一天一天地等着。12月18日那一天,丁终于按捺不住,发作起来:

“你们应该知道12月20日、21日是什么日子!20日是我的生日,21日是蒋老师的生日。自从小连遇难后,大孩子们只要在北京,总会约好在这两天中的一天来为我们过生日。我们俩已经失去了小连,现在就剩下这一点亲情了,还要被剥夺,你们的上级还有没有一点人性?什么“以人为本”、什么“和谐社会”,难道这不虚伪吗?我们都已经七老八十的人了,干脆把我们抓起来,判个十年、八年,又何必这么费事呢?”

丁说毕,身边“陪同”的人皆默不作声,无一人相劝,也无人敢劝。
次日清晨,其中一位一见面便笑脸相告:
“丁老师,有好消息!”
“什么好信息呢!回家。”
“对啦!20日送你们回家,让孩子们回家给你们过生日。”

12月19日这一夜,丁几乎未眠。她想到了当年孩子们为她过50岁日子时的情景,两个儿子围着她,把她平时坐的大椅子搬到房间中央,摁着她在椅子里座北朝南坐下,一本正经地朝她连叩三个响头。可惜,好景不长,那份幸福感太短暂了。现在剩下了一个……。回想起以往的二十多年,梦魇般的日子真难以想象是怎么熬过来的,想起这些,就如同堕入了一片空无一物的黑暗之中。

12月20日清晨起身整理行装,终于可以回家了。但到得家中一看,座机、手机、电脑仍处于被切断状态。经再交涉,终于在21日恢复了通讯。

从21日起,丁从两个半月的紧张状态突然过度到松弛状态,第二天,她就病倒了,咳嗽不止、寒颤、呕吐、不能进食。没有想到,一觉竟睡了三天没有起床,走不动路,更遑论去医院了。

当读到网上海外友人为丁过生日祝福的报道,病中的丁心中充满了感动,这份温馨激励着她,她要以此文衷心感谢这74天里所有海内外关心着她的朋友们。

2010.12.26于北京家中

Wednesday, December 22, 2010

刘宾雁的骨灰终于归葬北京

去世整整5年之后,著名记者和异议分子刘宾雁终于得到了他的安息之地。他的骨灰于近日安葬于北京门头沟天山陵园。


他的墓碑上刻有名字和生卒年份,却没有他自己拟定的墓志铭:“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应该说的话。”据报该墓志铭被“和谐”。

Sunday, December 19, 2010

八九人物:王若望


敢言的作家王若望是老一代共产党人之一。1934年,他年仅16岁时就因为参加共产党的地下活动而被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判处10年徒刑。不过好在他服刑3年之后便获得释放,旋即奔赴那时的革命圣地延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他仅19岁。

延安却并不是他所梦寐以求的圣地。他很快就因为开放的言行而遭到麻烦,在整风运动中看到自己的朋友因言获罪被镇压。

在1950年代,他因为发表的一些文章而被打成右派、开除出党、送到乡下劳动改造。改造似乎对他没有起到作用。在1968年他再次因为言论遭遇麻烦,这次他被送进监狱4年。这是他第二次进监狱,但是第一次坐共产党的牢。

王若望在1970年代后期像众多的右派一样随着邓小平的改革获得解放。他被恢复党籍,成为《上海文学》杂志的副总编。他再次开始写作。

在那个思想解放的1980年代,王若望发表了一系列的小说和文章。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在1986年发表的题为《一党专政必然导致专制》的檄文。

因此,在1987年1月,王若望与方励之和刘宾雁一起被列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而被整肃。【不过,有可信的传言说明王若望是因为邓小平的差错才被列上的。】他再次被开除出党,还被禁止出国旅行。

1989年,在学生运动早期时,王若望便在上海上街游行,抗议当时的市长江泽民关闭《世界经济导报》的行为。后来在5月份他再次上街游行声援北京的绝食学生。

天安门大屠杀后,王若望又一次被关进监狱——这是他第三次坐牢,那时他已经71岁了。

他在1992年终于被准许出国,定居美国。他在北美四处奔波,企图整合当时分崩离析的海外民主运动。他的努力遭到彻底失败。

2001年12月19日,王若望在纽约的一家医院中辞世,终年83岁。



八九人物


Friday, December 10, 2010

柴玲控告《天安门》制作者告败

由卡玛等人主持的纪录片《天安门》自1996年6月在美国公共电视台播放之后在世界各地有强烈的影响,在相当的一个时期中成为1989年中国学生运动历史的唯一系统材料,至今仍然在很多大学里作为教材使用。

卡玛在《天安门》制作过程中采访了许多当事人,将他们事后的自述用在影片里。但她采访柴玲的要求被后者拒绝。于是影片中采用了柴玲在运动期间(1989年5月28日)通过美国学生金培力的帮助制作的“最后的话”录像带。这一录像带包括了柴玲当时“期待流血”但自己“作为个人,我愿意求生下去”的思想状态,为这位学生领袖的形象加上了一层不协调的色彩。

在多年的沉默之后,柴玲于2007年通过她的公司“尖子班”在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个法庭上控告《天安门》的制作公司“长弓”。她的诉状包括两个部分:其一是《天安门》网站上有包含对柴玲和尖子班负面内容的文章,损害了她和公司的名誉;其二是《天安门》网站上介绍柴玲现状的网页里采用了“尖子班”作为提示搜索引擎的关键词之一,使得该网页出现在搜索“尖子班”的结果中,侵犯了尖子班公司的商标权。

不出所料的是,关于诽谤的指控很快就被法庭于2008年8月直接驳回。但商标权的问题因为比较有技术性,法庭允许其进入诉讼过程。

长弓公司觉得柴玲控诉商标权的实际目的是凭借其背后的经济实力通过缠讼手段来达到让他们关闭网站甚至收回电影的目的。他们把这一诉讼看作是对言论自由的直接挑战。他们在网上的呼吁得到了众多中外知识分子的支持签名,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阿城、艾未未、廖亦武等人。

另一方面,柴玲的前夫封从德组织了一批1989年学生运动的领袖和学生以运动的“幸存者、参与者和支持者”名义针锋相对地发表了一封“为六四正名”的公开信。该信指责制片人“在影片中使用选择性的引述与诠释及错误的翻译”和“断章取义”。除封从德之外,在这封信上签名的还有方政、张健、熊焱、周封锁、程真、郑义等人。

就在柴玲正在挪威参加诺贝尔和平奖颁发仪式的这个星期,麻州法庭终于做出裁决,认为柴玲的商标权诉讼不具备证据支持

Saturday, December 4, 2010

八九人物:刘宾雁

著名记者刘宾雁在1989年学生运动期间并不在北京。事实上,他那时正在美国访问讲学。他通过电视关注着那场运动,并且在海外成为其一个显著的发言人。

1925年出生的刘宾雁是在日本皇军统治下的东北度过他的青少年时光的。因为家庭贫困,他在9年级之后就不得不缀学。但他还是自学成才并培养出一辈子酷爱读书的热情。在1940年代,年轻的刘宾雁便投身抗日救亡,加入了当时处于地下的共产党。

建国后,刘宾雁在《中国青年报》里担任记者、编辑和党支部书记职务。1950年代中期,他发表了几篇针砭时政、揭露腐败的小说第一次给他带来了政治上的麻烦。他被开除出党,送到乡下劳动改造。

刘宾雁的文学生涯在20年后才得以复兴。他在1978年随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获得平反,恢复共产党籍并成为《人民日报》的特约记者。在整个1980年代,他发表了一系列轰动全国、有国际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品,揭露腐败的官僚。他的努力在平民大众中得到极大反响,被誉为“中国的良心”。但他的“报告文学”体裁也经常混淆事实和虚构之间的界限——这是中国文学领域的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

他的敢言也令邓小平不安。1987年1月,在一系列学生运动的风波之后,刘宾雁与方励之、王若望一起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被再度开除出党。

一年后,刘宾雁获准出国。在洛杉矶加州大学讲学期间,接待他的林培瑞教授记得他是中国来的“唯一一个对迪斯尼乐园不感兴趣的学者”。反之,“在很多日子里,他最喜欢呆的地方是一个由救世军开办的旧书店。他买了大堆大堆的25美分一本的旧书。他早就自学过英语和俄语,这时候他每天夜里读书,直到临晨3点。这些书从马尔科姆·艾克斯的思想到东欧社会主义的分析什么都有。”

整个1989年,刘宾雁隔着大洋关注着北京的学生运动。尽管他直接的影响力很有限,他在海外成为美国的媒体上一位不倦的啦啦队员。他也经常随便地透露来自他“在北京的朋友”的内部消息和他自己极其乐观的预测——其中大多数后来都被证明并不尽恰当。

刘宾雁的晚年深受癌症折磨,他曾多次给包括江泽民、胡锦涛和温家宝在内的中国领导人写信,希望能够叶落归根,回到他深爱的祖国。这些请求都如石沉大海。他最终于2005年12月5日在新泽西州的一家医院里辞世,终年80岁。

尽管他是一位持不同政见着,刘宾雁始终保存了对他包括“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的忠诚。他通过他的一篇作品把他的态度命名为“第二种忠诚”——同时保持忠诚和诚实。

他曾经告诉他妻子他希望将来在墓碑上写这么一行字:“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自己应该说的话。”

增补:刘宾雁逝世5年后,他的骨灰得以在北京安葬,但墓志铭被和谐。



八九人物



Monday, November 29, 2010

谁将参加诺贝尔典礼?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以及他的妻子刘霞是断无可能参加今年的颁奖仪式了。很可能,今年的诺贝尔典礼会破天荒地出现以一张空椅子来代表获奖者的戏剧性局面。

在外交层面,中国政府只成功地说服或胁迫另外5个国家抵制。它们是俄国、哈萨克斯坦、古巴、摩洛哥和伊拉克。另一方面,美国众议院议长佩罗西将代表美国前往,这是一个罕见的高级别。

著名的美籍华裔小提琴家张万钧将应邀在仪式上演奏。同时被邀请的还有一个来自中国的儿童合唱团,但他们最后因为害怕将来回国有麻烦而放弃了。一个挪威的儿童合唱团将代替他们演出。

前八九学生领袖王丹今天在他的Facebook页上宣布他很遗憾不能前往参加这个历史性的仪式。他在台湾教学,正值期末走不开。

曾经公开宣布将接受刘霞邀请参加仪式的异议人士戴晴今天也宣布她不再需要亲自前往。她已经做好了各项准备之后才得知刘霞邀请名单上的另一位人士万延海将得以参加。戴晴自己现在已经在回国的路上

万延海是中国的一位艾滋病活动家,前不久来到美国。

Thursday, November 18, 2010

郑存柱回到洛杉矶

几天前试图使用他仍然有效的中国护照回国的前八九学生领袖郑存柱现已回到洛杉矶。他在广州机场被拒绝入关。他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回忆说:
到了广州以后没有办法入关,因为有边检部门控制了我。三天时间主要就是告诉我根据目前中国的法律,我在海外的所作所为不允许我入境。三天以后还是买机票送我回到了美国。这是大概的过程。吃住就是一两个房间,没有离开过一两个房间,上厕所都会跟着我上厕所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说实在话,这次政府部门的人员对待我也跟我想象的不一样,还是比较和谐的。

Monday, November 15, 2010

前学生领袖回国后失去联系

一位名叫郑存柱的前八九学生领袖两天前搭乘从洛杉矶飞往广州的班机回国,随即失去联系,至今仍无讯息。

据认识他的人介绍,郑存柱在1989年时是安徽合肥市的一位学生领袖。后来他成功创业并自己来到美国。在美国期间,他一直在洛杉矶地区的民运组织和圈子里相当活跃。

他的护照即将过期。他也深知像他这样的人没有可能在中国领事馆获得延期,只能在美国成为难民。因此他决定在护照有效期的最后一天登机回国。同时他也希望通过此举引起对两年前被捕的郭泉案的关注。他曾经许诺过要陪郭泉坐牢。

郑存柱在回国途中发送了一个简短说明:

今天,是我持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最后一天。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如果我选择继续留在海外,我将无法申请换发护照,成为不被中国政府承认的无国籍人。

因此,我选择今天回国,我以这样的方式,来保留我的中国国籍。
基于以上的个人选择,我宣布退出我所参与的海外民运的一切组织。
2008年的今天,南京师范大学的郭泉先生被捕。我认为郭泉先生是无罪的,因此,我承诺,一旦他被捕坐牢,我愿意回国陪他坐牢。郭泉先生,为了这个约定,今天,我回来了。我选择今天这个日子,也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和刚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相比,您也是一位毫不逊色的真英雄。
我也想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中国共产党, 我不是敌人,我是一个普通的,心中装有自己祖国的公民。


Friday, November 12, 2010

王丹在台湾遭遇奇怪的袭击

现在正在台湾清华大学任教的八九学生领袖王丹昨天在教室里遭到袭击。根据《台北时报》的报道和王丹自己在Facebook上的描述,当时王丹正在讲台上讲课,一名30来岁的妇女冲进教室,拿出一把水果刀刺向王丹。王丹反应很快,躲过了袭击并夺得刀子。学生协助叫来了警察。

王丹说他并不认识这位妇女,但她一直纠缠过他3年。两年前王丹曾经因为收到她的恐吓信而报警,但警察因为该女性可能为精神病人而未采取措施。该妇女目前正在接受精神科检查。

Sunday, November 7, 2010

戴晴宣布意愿参加诺贝尔颁奖仪式

距离诺贝尔颁奖仪式只有区区几星期时间,究竟谁能露面领取授予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的和平奖还是一桩悬案。几乎可以完全肯定的是正在牢中的刘晓波本人或者他的妻子刘霞将没有成行的可能,以至于刘霞专门发表了一项公开邀请。目前,在这个邀请名单上的大多数人已经在国内失去人身自由,处于被政府严密监视和控制之中。但有一人例外。

这个人是戴晴,著名的记者和作家,也曾是1989年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虽然她的参与有一定的争议成分)。戴晴现在也是一个环境保护的国际组织“国际探索”的成员,目前正代表这个组织在加拿大巡回演讲。因此,她不在中国政府的直接控制范围之内。

戴晴今天发表了一份题为《刘霞的大名单》的文章,表达了她对诺贝尔奖和中国人权的现状的看法,然后她明确表示将被迫“义不容辞”地代表朋友参加颁奖仪式:

笔者本人有幸为刘霞视为“晓波同道和朋友”而列名其中。平心而论,为中国现代化而奋斗,无论所吃艰辛还是所做贡献,笔者自揣,都无法与名单中任何人相比。就算只论与晓波的交情,笔者真正与他面对面交往,也不过数十小时,何况还曾写文章批评他。

作为公民,我们如今正痛心地看到,中国外交霉头频触。晓波这事,比起国土丶资源等重大事务,应该说,是容易处置的。释放小波:告诉世界,在中国,任何公民都有就重大国是向政府建言的自由。要是刘云山者流觉得这麽做简直等于天塌地陷,那就放了竟日无非沉浸在诗歌与摄影中的刘霞。

如果都不行,从现在到颁奖礼还有一个多月,就让真正与获奖人一路艰难前行的好朋友丶真哥们儿前往奥斯陆。要是当局对这样的呼声不理到底,刘霞名单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获得正当手续出国——上苍眷顾,笔者碰巧眼下正在加拿大参加学术会议。

为抚慰狱中晓波;监禁中刘霞;以及一个又一个受监视丶被跟踪丶遭看押丶被警告的国内“上名单”朋友——他们如今已从“被喝茶”升级为“戴头套”——并告诉世界,并不是每一个抗击专制的中国公民都无由欣逢盛典,笔者只有义不容辞啦。

Tuesday, October 26, 2010

李禄不再是巴菲特接班候选人

《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说巴菲特“已经挑选了一位不怎么为人所知的对冲基金管理人作为将来继承他的位置的首选”。这一举动表明曾经被广泛报道为巴菲特的可能接班人的前八九学生领袖李禄已经不再是候选人:
巴菲特先生说李禄“决定他更愿意留在他现在的岗位上。实际上他并不想要这项工作。我想他已经在他所做的工作中挣到了很多的钱,他现在生活很好。”

李禄说,“我已经决定留在我现在的位置上。”他拒绝提供进一步的解释。
李禄被公认的一项功绩是为巴菲特带来在中国比亚迪公司投资上的巨额收益。不过该公司最近出现一系列麻烦,可能也使得他的机会受损。

Monday, October 25, 2010

八九文件:王昭《抓住刘晓波的黑手》

1989年6月24日,《北京日报》发表了这篇署名王昭的评论员文章。这是政府方面试图将刘晓波指认为学生运动后面的“黑手”的全面概括。刘晓波当时已被关押,正在等待审判。



抓住刘晓波的黑手

王昭

人们都还记得,在首都部分地区宣布戒严12天之后,经过大量的宣传解释工作,戒严日益取得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而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则日渐减少,难以为继的时候,6月2日,天安门广场却又演出了一出4人绝食48—72小时的闹剧。这次绝食的发起人,就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动乱之初特意从美国匆忙赶回来的刘晓波。

6月1日晚,刘晓波其人在北师大校门通过大喇叭做了一通演讲。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从回国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全民民主运动,我在天安门广场同大学生度过了十几个非常难忘的日日夜夜。现在政府一再强调极少数、极少数人,所谓的一小撮,它的所指看来就是指类似我这样不是学生身份的人。但我想说……我不怕当黑手,我反而以当黑手为自豪,为骄傲,为荣光!”

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现在,让我们通过刘晓波在这场学潮后以及动乱和暴乱中的所作所为,看看这只黑手是如何在同海内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中,伸向首都学潮,并极力煽动动乱的。

刘晓波向来有“狂人”、疯狗”、黑马”之称,1986年以来,他以否定中国的一切很出了些风头。1988年6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8月24日去到挪威讲学。3个月期满,转到了美国。还在出国之前,他就想抛出一批反共反人民的所谓“重磅炸弹”,但是考虑到出国在即,害怕因此“泡汤”,暂时隐藏起来。到了国外,他无所顾忌了,便把它们连续地抛了出来。在这些“炸弹”剧烈的爆炸冲击震荡中,赤裸裸地暴露出了他的真实面目。

1988年10月,他在香港《解放月报》上著文宣称:“马列主义在中国,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专制权力的组成部分。马列主义不是信仰,而是统治者进行思想独裁的工具。”因而,他始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马列主义。在1989年4月的《解放月报》上,他著文说:“批判马列克思主义将直接转化为对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1988年11月,他从挪威赴美、途经香港,在接受《解放月报》记者专访时,更加放肆地为殖民主义大唱赞歌。当记者问到在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时,刘晓波恬不知耻地答道:“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样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对此,连香港《解放月报》的记者都忍不住说:“十足的卖国主义啦。”刘晓波回答说:“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而作为纲领性的主张,则是刊于1988年11月《解放月报》一篇署名文章中提出的四个“代替”。他说:“只能从多党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党独裁;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替公有制、计划经济;用多元化的言论、思想的自由来代替思想一元化;用世界的(西方的)现代文化来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这里,刘晓波提出了以资产阶级共和国来推翻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系统的全面的主张。

1988年底,刘晓波到了美国。同总部设在纽约的以“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四个坚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现行的专制制度”为纲领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联盟”(简称中国民联”),一拍即合。他们勾结起来,沆瀣一气,不断寻找机会,伺机而动。今年以来,从方励之等人的签名上书为魏京生请命,到打着悼念胡耀邦同志旗号煽动的学潮,他们都密切注视,潜心研究,协作行动。首都学潮刚刚发动,刘晓波自以为时机成熟,便急不可耐地披挂上阵了。

这个一向宣称“我最佩服希特勒”的法西斯信徒,现在竟以“民主斗士”的面目出现。1989年3月,他在纽约参加了所谓“维护人权”、支持方励之等人要求释放魏京生的公开信的签名。4月,首都学潮出现之后,香港《明报》在4月20日发表了一则消息,披露刘晓波伙同反动组织“中国民联”的头头胡平、骨干分子陈军联名发出了所谓“改革建言”,“对大陆目前的学运表示关注”。他们在“建言”中提出,要“重新审查”“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有关问题”,鼓吹“修改宪法”,把四项基本原则“从宪法中取消”。4月22日,刘晓波在《世界日报》上抛出了《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一文,集中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专制政体”,鼓动学潮要“抛弃寻找开明君主的改革模式,而尝试着走一条从制度上改造中国的道路”。这条路怎么走呢?刘晓波公然叫嚣要同国外的反动势力相勾结。他说:“如果大陆的大学生们和那些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们,能在公开支持党内开明派的同时,也公开支援魏京生等人和海外的《中国之春》,肯定会加快中国民主化的进程。”这里所说的《中国之春》,就是受台湾国民党豢养的“中国民联”所主办的反动刊物。很显然,刘晓波的目的就是要把学潮纳入内外勾结的轨道,进而将其进攻矛头引向反对所谓国内的“暴政”上。他煽动说:“暴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暴政的屈服、沉默或赞美”。(见1989年4月号香港《解放月报》)我们看到,首都学潮很快提出了要求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的受害者平反的口号,学生游行队伍中打出了“打倒暴政”的反动标语,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人们记得,4月26日,在北京学潮面临下一步怎样走的紧急当口,北京大学三角地贴出了一张题为《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的大字报。信中为学潮打气说,部分大学生的闹事活动,“已经影响了中国的现在,并必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中国的未来”。并给学潮的组织者出了“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出版自己的通讯或其他出版物”,“加强与其他社会各界的联系(包括工人、农民、市民和知识分子)”,“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以及“努力落实校园内的自由”,包括“建立充分自治的各种社团”,“巩固校园内的表达自由(校内民主墙、大字报、学术讲座上的各种辩论会等)”,“随时准备采取从贴大字报到游行、罢课等方式”等七条主意。这些主意的绝大部分都在其后的学潮乃至动乱中被采纳运用了。这封公开信,就是由刘晓波4月22日在纽约起草并伙同“中国民联”头头胡平、陈军等10人签名,在美国报纸发表后迅速传回北京的。

也许刘晓波感到,远隔重洋操纵国内的学潮不够得心应手,于是便接受“中国民联”的派遣,于4月27日匆忙由纽约赶回北京。本来刘晓波向北京师大中文系写信,讲他应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去讲学,到1990年才回国。可是5月初信到北师大时,他人早已到了天安门广场了。善良的人们也许会问,他是不是匆匆赶回来参加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呢?绝对不是的。这一点他在《世界日报》一篇文章中说得明明白白:“听到胡耀邦逝世的消息,除了淡漠,我没有其他感觉。”他的突然提前回国,完全是为了直接插手学潮。据悉刘晓波在回国前,曾与胡平等就北京学潮事做过多次商谈。刘在临行前,陈军特地给北京四通公司打电话告知了刘所乘坐的航班,要求“四通”派车去机场接刘。并说,倘若刘在机场被捕(可见其作贼心虚),一定要把消息及时告知“中国民联”。从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民联”对于刘晓波的回国插手学潮何等关心备至并且寄予厚望。

另据有关人士透露,刘晓波回京后,立即与“高自联”的头头、刘的好友吾尔开希以及王丹等人接上头,并向他们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转交了他与王炳章(原反动组织“中国民联”头头、新组建的“中国民主党”党魁)等人所“捐赠”的数千元美钞和万余元人民币,作为学潮活动经费。其后,刘晓波在天安门广场积极参与了“高自联”指挥部宣传、撰稿、讲演、募捐等活动。他除负责“广场之声”的组稿、编辑,多次发表对学潮形势的演讲以外,还负责非法组织“首都各界联合会”的筹建工作。当广场绝食学生中有人表示要退出绝食时,刘晓波还恶狠狠威胁说:“你现在一走就是叛徒,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后路可走!”

在这段时间里,刘晓波十分忙碌。他起草并散发了《致北师大党委的公开信》、《告海外华人以及一切关心中国问题的外国人士书》等等,继续扰乱视听,极尽蛊惑人心之能事。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后,刘晓波更加紧了他的罪恶活动。5月23日,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在动乱中心天安门广场,出现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建议》的反动传单。这份传单一时甚嚣尘上,被某些人奉为“指导学潮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传单把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合法政府诬蔑为“伪政府”,发出了“伪政府必须辞职,李鹏必须下台”的叫嚣;把北京市部分地区戒严歪曲为“军管”,煽动“全社会的总动员”,以求“瓦解军管”,鼓动“国营企业的工人们”成立“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自治会”;煽惑“民办企业”要公开提出“企业的完全私有化”,以使“产权明确为私人所有”;他还肆意挑拨国内“八个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关系,妄图煽动它们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计划地公开地明确地向政府提出独立的参政要求,进一步成为真正的具有独立权利的民主党派”。现已查明,这份以非法组织“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名义抛出来的旨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宣言书,根本不是师大学生写的,而是出自刘晓波的手笔。由此可见刘晓波这只黑手同北京这次学潮及动乱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

随着事情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动乱的实质,许多大学生从天安门广场撤退出来,大量外地学生返回本校,北京市民和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关系日益融洽,形势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但是一小撮幕后策划和操纵者不甘心就此收兵,社会上的地痞流氓和一切反动势力也不愿事态就此平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反人民之心不死,还要进行拼死的较量。在这样的形势下,刘晓波气急败坏地从后面跳到了前台。他在煽动大学生继续绝食和组织1000至5000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绝食之举流产以后,便亲自出马纠合了四通公司的两名职工,找上一位词曲作家,大喊大叫地来到天安门广场,搞所谓48—72小时的有限度绝食。他们不仅用这样的实际行动来煽动一部分学生和市民在天安门广场长期闹下去,扩大事态,为这场动乱打强心针。而且借机发出了暴乱的呼喊。在6月1日的演讲中,刘晓波就别有用心地说什么:“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次行动,结束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的只动口不动手的软骨症!”要他的信徒们丢掉“软骨症”、放弃“只动口不动手”的积习。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刘晓波自己的话说清清楚楚。在这篇演说的最后,他叫嚷,“……今天在白色恐怖下,我们之所以站出来,是重新唤起全北京市民的自信。我们有能力、有信心主宰中国!”怎样“动手”以“主宰中国”呢?据香港某报发表的、他在6月2日与“一位大陆民运领袖”的对谈中说,我们就“必须在人民之中组织武装部队”。如果善良的好心人对他们要组织反革命暴乱的阴谋还有怀疑的话,那就请听一听刘晓波这段“对谈”吧。

历史是不以反动派的意志为转移的。刘晓波之流“主宰中国”的呼嚎,不过是一场空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中国这片土地的主人。


八九文件


Sunday, October 24, 2010

刘晓波妻子邀请朋友参加诺贝尔颁奖仪式

网上今天出现一封刘晓波妻子刘霞发出的公开信,感谢国际社会和朋友们对刘晓波多年的支持。刘霞在信中说她自10月8日起就处于软禁状态,与外界通信很困难。

刘霞还说已经接到诺贝尔委员会通知,但她能够前往领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她相信刘晓波会“希望朋友们能出席这个历史性的典礼”,因此列出了一份143人的邀请名单。名单上的人基本上现居国内。

名单上有相当一些积极参与了1989年学生运动的人物,包括:于浩成、鲍彤、李大同、刘苏里、齐志勇、周舵、高瑜、戴晴、郑旭光、王德邦、陈子明、江棋生、马少方、梁晓燕和浦志强。

Saturday, October 16, 2010

八九文件:四君子绝食宣言

1989年5月底,学生运动处于低潮。学生绝食早已结束,戒严令已经颁布了好多天,戒严部队却被市民堵在城外。学生持续占据天安门广场,形势险峻,几次撤离的尝试都失败了。这时,北师大讲师刘晓波提出了知识分子接力绝食,亲身投入运动的建议。6月2日,他召集了侯德健、周舵和高新一起绝食,被称为“四君子”。

四君子的绝食宣言由刘晓波起草,该文件也是他第一次公开提出“我们没有敌人”的口号,这个观点他一直坚持至今。

四君子绝食宣言
6/2/1989

我们绝食!我们抗议!我们呼吁!我们忏悔!

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寻找真的生命。

在李鹏政府非理性的军事暴力高压之下,中国知识界必须结束几千年遗传下来的只动口而不动手的软骨症,以行动抗议军管:以行动呼吁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的诞生;以行动忏悔由于我们长期的软弱所犯下的过失。对于中华民族的落伍,我们人人都负有一份责任。

一、绝食的目的

此次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民主运动,一直採取合法的、非暴力的、理性的和平方式来争取自由、民主和人权,但是,李鹏政府居然以几十万军队来压制手无寸铁的大学生和各界民众。为此,我们绝食,不再是为了请愿,而是为了抗议戒严和军管!我们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但是,我们不畏强暴,我们要以和平的方式来显示民间的民主力量的坚韧,以粉碎靠刺刀和谎言来维繫的不民主的秩序!这种对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各界民众实行戒严和军管的极端荒谬悖理的蠢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使共产党、政府和军队蒙受了巨大的耻辱,将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毁于一旦!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及至近代,敌人意识成为中国人的遗传;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更把传统的仇恨心理、敌人意识和以暴易暴推向了极端,此次军管也是「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的体现。为此,我们绝食,呼吁中国人从现在开始逐渐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因为仇恨只能产生暴力和专制。我们必须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和协作意识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相互妥协基础上的协商、讨论和表决。李鹏作为总理犯有重大失误,应该按照民主程序引咎辞职。 但是,李鹏不是我们的敌人,即使他下台,仍然具有一个公民应享有的权利,甚至可以拥有坚持错误主张的权利。我们呼吁,从政府到每一位普通公民,放弃旧的政治文化,开始新政治文化。我们要求政府立即结束军管,并呼吁学生和政府双方重新以和平谈判、协商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双方的对立。

此次学生运动,获得了空前的全社会各阶层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军管的实施,已把这次学生运动转变为全民的民主运动。但无法否认的是,有很多人对学生的支持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心和对政府的不满,而缺乏一种具有政治责任感的公民意识。为此,我们呼吁,全社会应该逐步地放弃旁观者和单纯的同情态度,建立公民意识。公民意识首先是政治权利平等的意识,每个公民都应该有自信:自己的政治权利与总理是平等的。其次,公民意识不只是正义感和同情心,更是理性化的参与意识,也就是政治责任感。每个人不只是同情与支持,而且要直接参与民主建设。最后,公民意识是承担责任和义务的自觉性。社会政治合理合法,有每个人的功劳:而社会政治不合理不合法。也有每个人的责任。自觉地参与社会政治和自觉地承担责任,是每个公民的天职。中国人必须明确:在民主化的政治中,每个人首先是公民,其次才是学生、教授、工人、干部、军人等。

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是在打倒一个旧皇帝而树立一个新皇帝的恶性循环中度过的。历史证明:某位失去民心的领导人的下台和某位深得民心的领导人的上台并不能解决中国政治的实质性问题。我们需要的不是完美的救世主而是完善的民主制度。为此,我的呼吁:第一,全社会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起合法的民间自治组织,逐渐形成民间的政治力量对政府决策的制衡。因为民主的精髓是制衡。我们宁要十个相互制衡的魔鬼,也不要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天使。第二,通过罢免犯有严重失误的领导人,逐步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罢免制度。谁上台和谁下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上台和怎样下台。非民主程序的任免只能导致独裁。

在此次运动中,政府和学生都有失误。政府的失误主要是在旧的「阶级斗争」式政治思维的支配下,站在广大学生和市民的对立面,致使冲突不断加剧;学生的失误主要是自身组织的建设太不完善,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非民主的因素。因此,我们呼吁,政府和学生双方都要进行冷静的自我反省。我们认为,就整体而言,此次运动中的错误主要在政府方面。游行、绝食等行动是人民表达自己意愿的民主方式,是完全合法合理的,根本就不是动乱。而政府方面无视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以一种专制政治的思维把此次运动定名为动乱,从而又引出了一连串的错误决策,致使运动一次次升级,对抗愈演愈烈。因而,真正乞製造动乱的是政府的错误决策,其严重程度不下于「文革」。只是由于学生和市民的克制,社会各界包括党、政、军有识之士的强烈呼吁,才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流血事件。鉴于此,政府必须承认和反省这些错误,我们认为现在改正还不算太晚。政府应当从这次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当中汲取沉痛的教训,学会习惯于倾听人民的声音,习惯于人民用宪法赋予的权利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学会民主地治理国家。全民的民主运动正在教会政府怎样地以民主和法制来治理社会。 学生方面的失误主要表现在内部组织的溷乱、缺乏效率和民主程序。诸如,目标是民主的而手段、过程是非民主的;理论是民主的而处理具体问题是非民主的;缺乏合作精神,权力相互抵销,造成决策的零乱状态;财务上的溷乱,物质上的浪费;情感有馀而理性不足;特权意识有馀而平等意识不足;等等。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大都停留在意识形态化和口号化的水平上。只讲思想启蒙,不讲实际操作;只讲目标,而不讲手段、过程、程序。我们认为:民主政治的真正实现,是操作的过 程、手段和程序的民主化。为此,我们呼吁,中国人应该放弃传统的单纯意识形态化、口号化、目标化的空洞民主,而开始操作的过程、手段和程序的民主建设,把以思想启蒙为中心的民主运动转化为实际操作的民主运动,从每一件具体的事情做起。我们呼吁:学生方面要以整顿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队伍为中心进行自我反省。

政府在决策方面的重大失误还表现在所谓的「一小撮」的提法上。通过绝食,我们要告诉国内外舆论界,所谓的「一小撮」是这样一类人:他们不是学生,但是他们作为有政治责任感的公民主动地参与了这次以学生为主体的全民民主运动。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他们想用自己的智慧和行动让政府从政治文化、人格修养、道义力量等方面知所愧悔,公开承认并改正错误,并使学生的自治组织按照民主和法制程序日益完善。 必须承认,民主地治理国家,对每个中国公民来说都是陌生的,全体中国公民都必须从头学起。包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民众两方面的失误都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知错必认、知错必改,从错误中学习,把错误转化为积极的财富,在不断地改正错误中逐步地学会民主地治理我们的国家。

二、我们的基本口号 

1. 我们没有敌人! 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2. 我们都需要反省! 中国的落伍人人有责!

3. 我们首先是公民!

4. 我们不是寻找死亡! 我们寻找真的生命!

三、绝食的地点、时间、规则  

1. 地点:天安门广场人民纪念碑下

2. 时间:72小时,6月2日16时 —6月5日16时。

特殊说明:由于侯德健在6天后将赴香港製作唱片,所以他的绝食时间为48小时,从6月2日I6时 — 6月4日16时。

3. 规则:只喝白开水,不得进食、不得饮用含营养物质(糖、淀粉、脂肪、蛋白质)的饮料。

四、绝食人  

刘晓波: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

周 舵:原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讲师、北京四通集团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

侯德健:著名词曲作家。

高 新:《师大周报》前主编、中共党员。

八九文件索引

  1. 方励之公开信 (1/6/1989)
  2. 方励之:中国的失望和希望(2/2/1989)
  3. 北京文化界33人公开信 (2/13/1989)
  4. 北京科教界42人公开信 (2/26/1989)
  5. 文化界给第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公开信(3/14/1989)
  6. 胡耀邦逝世讣告(4/15/1989)
  7. 七条要求(4/18/1989)
  8. 陈明远:在北大三角地的演讲(4/23/1989)
  9. 《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4/26/1989)
  10. 赵紫阳五四讲话(5/3/1989)
  11. 绝食书(5/13/1989)
  12. 知识分子五一六宣言(5/16/1989)
  13. 知识分子五一七宣言(5/17/1989)
  14. 《人民日报》:历史将记住这一天(5/18/1989)
  15. 新华社:李鹏等会见绝食请愿学生代表(5/18/1989)
  16. 《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5/19/1989)
  17. 赵紫阳在广场对绝食学生讲话(5/19/1989)
  18. 李鹏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5/19/1989)
  19. 李锡铭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5/19/1989)
  20. 戒严令(5/20/1989)
  21. 柴玲“最后的话”录像(5/28/1989)
  22. 民主女神的制作经过 (5/1989)
  23. 四君子绝食宣言(6/2/1989)
  24. 北京电台对外播音(6/4/1989)
  25. 袁木记者招待会(6/6/1989)
  26. 柴玲逃亡途中录音(6/8/1989)
  27. 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军官讲话(6/9/1989)
  28. 方励之李淑娴通缉令(6/11/1989)
  29. 21名学生领袖通缉令(6/13/1989)
  30. 布什总统致邓小平密信(6/20/1989)
  31. 《人民日报》社论: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6/23/1989)
  32. 《北京日报》:抓住刘晓波的黑手 (6/24/1989)
  33. 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6/30/1989)
  34. 布什总统日记摘抄(6-7/1989)


Tuesday, October 12, 2010

方励之: 刘晓波和对中国的幻觉

今天的《纽约时报》和世界其它大报均刊登了方励之撰写的评论文章。原文是英文,这里是中文翻译:

刘晓波和对中国的幻觉

方励之

我为诺贝尔委员会因为刘晓波为中国的人权所作的长期和非暴力的抗争而授予他和平奖之举衷心地喝彩。通过这一行动,该委员会向整个西方在1989年天安门屠杀之后所形成的一个危险的主流观点——经济的发展会必然导致中国的民主——提出了重新审视的挑战。

1990年代后期以及新世纪以来,这个论点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有些人无疑是坚信这一点,其他人也许发现这对他们的商业利益很便利。许多人则信任中国的高层执政者,这些执政者一直在试图说服外国投资者只要他们继续进行不与人权原则“挂钩”的投资,中国的一切就会按照她自己的步骤变得更好。

天安门已经过去20多年了。中国已经正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然而,并不激进的刘晓波和成千上万其他持不同政见者却因为只是要求已经被联合国供奉起来、被西方投资者在他们自己国家中是理所当然的基本权力在监狱中蹉跎岁月。虽然有着一个腾飞的经济,人权却并没有改善。

刘晓波自己过去20年中的经历本身就足以摧毁任何关于民主会作为财富增长的结果而自动出现的幻想。

我是在1980年代认识刘先生的,那时他是一个敢说话的年轻人。他在1989年参与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和平抗议并因此被判2年徒刑。从那时起直到1999年,他一直在劳改营、监狱、拘留所或软禁中出入。2008年,他发起了“零八宪章”请愿,呼吁中国遵从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他因此再度被捕,更被严酷地以“煽动颠覆国家”罪判处11年徒刑——尽管中国是该联合国宣言的一个签署者。

据人权组织的材料,中国现在有大约1400名政治、宗教或思想犯在监狱或劳改营里服役。他们的“罪行”包括身为地下政治或宗教组织、独立工会或非政府组织的成员。或者他们是因为参与罢工、抗议和公开发表不同政见而被捕。

这一无可辩驳的现实应该为那些还在相信中国的专制者会因为国家的富裕而改变他们对人权的漠视的人敲响警钟。无论中国的领导人已经把她的市场对外开放得多彻底,他们在残酷的政治理念上并没有后退过半步。

正相反,中国的独裁者对普世人权的价值观愈加轻视。在天安门之后的十年中,共产党政权曾经为了改善自身形象释放过100名政治犯。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国际社会的压力消失了,政府又回到其严酷镇压的老路上。

国际社会应该对中国违反国际条约的行为加以特别的关注。除了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中国还在1988年签署了联合国禁止酷刑的条约。然而,酷刑、虐待和精神折磨在中国的拘留所和监狱中大规模应用。这包括殴打、长期单独关押、无法下咽的食物、过冷过热的环境和拒绝医药。

国家权力随着财富增长的同时,共产党也在违反自己的宪法上充满自信。例如,宪法第35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没有人会对政府经常违反这些权力有疑问。

20世纪上半叶日本不幸的历史显示,一个违反人权的崛起中的经济强国是对和平的威胁。

幸运的是,勇敢的诺贝尔委员会在繁荣中的中国面前再次揭示了这一关联。该委员会完全正确地将对人权的尊重和世界的和平联系起来。就像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所清楚地了解的那样,人权是“民族团结友好”的前提。


Friday, October 8, 2010

1989年中的刘晓波

在无数人的关注中,中国正在狱中的异议人士刘晓波今天因“为中国人权长期的非暴力斗争”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当年身为北师大教师的刘晓波是1989年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尤其在运动后期发挥了独到的作用。在《天安门对峙》一书里(以下链接均为网络版初稿),刘晓波首先在1989年5月27日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上出现,他在会上推举学生领袖吾尔开希作为运动的“人民发言人”而未能成功,反而激怒了包括柴玲和封从德在内的其他学生领袖。

其后,刘晓波在6月2日展开了他自己的行动,发起并领导了所谓的“四君子”绝食。仅仅一天之后,在那个6月3日凌晨,刘晓波和四君子在坦克逼近之际劝说抗议学生协助组织了最后的和平撤离

屠杀之后,刘晓波被捕,一度被政府指定为运动背后的黑手。这一指控后来因缺乏证据被放弃,刘晓波在被关押二十个月之后,没有被正式判刑就释放了

Monday, October 4, 2010

《北京之春》印刷版停刊

自称为海外唯一一份具有平面印刷版的民运刊物《北京之春》最近宣布暂停出版,其电子网络版还将继续存在。

在美国纽约出版的《北京之春》具有将近30年的历史。1982年,一位名叫王炳章的大陆留学生决定创办第一份海外异议出版物,他把该刊物命名为《中国之春》,取意于两年前被称之为“北京之春”的民主墙运动。王炳章后来还创办了“中国民联”组织。

1989年,中国民联发生内斗,王炳章与由他指定的接班人胡平分裂而被民联开除。王炳章带走了《中国之春》的名目和账户,但大部分编辑和作者随胡平留了下来。他们继而出版了《北京之春》。

后来,八九学生领袖王丹逃离大陆之后也加盟《北京之春》并任社长。王丹在为该杂志从台湾半官方的民主基金会获取资助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据王丹在他的Facebook网页上透露,该项资助也于2008年在马英九上台以后告断。

《北京之春》究竟拥有多少读者并不为人知。胡平和王丹对这一历史的中断都分别表示了惋惜。他们也表示要把网络版坚持下去。

Tuesday, September 28, 2010

李禄在中国

世界首富中的两位,巴菲特和盖兹,目前正在中国进行一项引人注目的商务和慈善访问活动。不过这次行动也有一个极其低调的成分,那就是前学生领袖、因为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而被列入21名通缉令名单的李禄也在访问团里。

李禄在前一阵子被报道说可能成为巴菲特的接班人。他在为巴菲特(以及盖兹)与中国新兴的电池和汽车公司比亚迪牵线上立下了汗马功劳。就在巴菲特和盖兹在深圳造访比亚迪时,李禄就是随行人员之一。

香港《明报》的一位记者描述现场保安十分严格,当地官员要求媒体不得拍摄巴菲特的随行人员,但他们可以看到李禄的身影

另一方香港报纸《苹果日报》则还是发表了一幅李禄参与比亚迪高级经理合影的照片



这是逃亡国外、被通缉的八九学生领袖中被允许回国的第一个确证的个例。

Monday, September 20, 2010

哈维尔提议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

前捷克持不同政见者和总统哈维尔今天在《纽约时报》意见版上发表来信,提议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刘晓波。该信签名者还包括另外两位三十年前参与《七七宪章》运动的捷克持不同政见者。

该读者来信把刘晓波在中国《零八宪章》上的努力称之为《七七宪章》的回响:
正像197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一样,中国政府的回应是迅速而野蛮的。几十位——如果不是几百位的话——签署者被讯问。一部分被认作是领袖的人被拘捕。职业升迁被取消,科研经费被拒绝,出国申请被驳回。报纸和出版社被命令将签署《零八宪章》的人列入【不许发表的】黑名单。最严重的是,作为《零八宪章》主要起草人的著名作家、持不同政见者刘晓波被拘捕。刘晓波早先已经因为支持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和平抗议而坐过5年牢。在与他妻子和律师只有有限接触的隔离关押一年之后,刘晓波被以煽动颠覆政府罪审判,并在2009年12月被判处11年徒刑。

虽然刘晓波被关押了,他的理念却不可能被囚禁。《零八宪章》描绘了中国的一个不同的前程,对官方任何有关改革的决定必须由国家做出的底线提出了挑战。她鼓励中国年轻一代参与政治,并大胆地主张法治和多党民主。她还为一系列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讨论和文章提供了出发点。

也许最重要的是,就像197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一样,《零八宪章》在社会不同阶层建立起了原先不存在的联系。一位签署者说,在《零八宪章》之前,“我们生活在一种分离、孤独的状态。我们没法向自己周围的人表达自己的个人经历”。

刘晓波和《零八宪章》正在改进这一状态。
这封读者来信的作者们“请求诺贝尔委员会褒奖刘晓波二十多年来为改革作出的不懈且和平的呼吁,使其成为这个尊贵奖项的第一位中国获得者”。

Thursday, September 16, 2010

有关天安门的又一次“最后一课”

两年前,就在天安门大屠杀19周年之际,当时政法大学的副教授萧瀚在为他的学生讲授期末最后一课时出乎意料地讲述起1989年的学生运动。其后他便从学校里辞职,那堂课被学生们誉为《最后一课》

无独有偶,历史在今年再度重复。中国的互联网上正在流传着又一次的《最后一课》,这一次是由广州暨南大学的一位名叫牛永斌的教师讲授。今年6月3日晚上,正是天安门屠杀21周年的时刻,牛永斌在讲课时突然讲起他称之为“共和国最大的悲剧”的21年前的那场事件。他讲了三小时之久,其中还播放了录像片段。

根据互联网上的信息,牛永斌在1989年时是人民大学的学生,亲身参与了那场运动。

讲课后不久,牛永斌便从学校辞职,离开了校园。现在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正是他的一些学生在在互联网上刊登消息,试图寻找他时才使世人得知他的这一行动。

Monday, September 13, 2010

刘刚在纽约起诉胡锦涛


据互联网站《博讯》报道,八九学生领袖刘刚今天在纽约南区的联邦地区法院中立案,起诉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及其他三位高级军事领袖。该诉状指控中国军方一直派遣人员在美国“进行对刘刚等民运人士的生活、工作及对其人身安全危害的活动”。

过去几个月里,刘刚在互联网论坛里发表过一些文章,详细描述他自己的婚姻问题和所涉及的一些与离婚和家庭暴力有关的法庭纠纷。他曾几度提示在他所声称的他夫人的一些无理、古怪的表现的后面可能有中国政府方面的因素。

Friday, July 30, 2010

李禄可能成为巴菲特继承人

通常不在媒体露面的李禄突然成为头条新闻。《华尔街日报》今天猜测经理对冲基金的他已经进入可能继承股神巴菲特的行列

今年44岁的李禄成为运营伯克希尔哈撒韦1000亿美元中多数投资组合的主要候选人,这源于他与该公司86岁的副董事长芒格的挚友关系。在采访中,芒格透露李禄可能成为伯克希尔哈撒韦负责投资的高管之一。芒格说,在我看来,这是预料中的事情。

继承巴菲特的事业是现代企业史上最惹人关注的继任故事之一。一个月后将过80岁生日的巴菲特表示,目前没有退休计划,在他离开公司后,可能将把工作一分为二,分为首席执行长和投资职能。李禄成为监管伯克希尔哈撒韦投资业务的竞争者,也是第一个被点名可能将接替巴菲特执掌投资部门角色的人。

这份报纸接着提到李禄在把中国一家制造汽车和电池的企业比亚迪引进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基金上立下大功。(《财富》杂志去年曾报道过这一事件。)这一项投资给李禄的基金和伯克希尔均带来了十倍的盈利。

与巴菲特不同的是,李禄的投资倾向于亚洲和科技行业。尽管他是一位流亡中的通缉犯,该报纸说李禄“现在可以在有限制的条件下在中国旅行,希望不久就能获得自由旅行的权益”。【注】

【注】这句话的后半句来自英文原版报道,中文版中被忽略。

Thursday, July 29, 2010

吾尔开希计划回国

路透社今天报道说吾尔开希宣布他要试图回国,即使是要坐牢也在所不惜。

“我要坚持尝试,将采取更多的行动,”42岁的吾尔开希在台北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将会有更强烈的行动。”

与众多的天安门运动领袖一样,吾尔开希在1989年逃出国境之后就再也没能回家。但与绝大多数流亡者不同的是,他的父母从来未能获准出国与他团聚。因此,他已经整整21年没能见过父母。

最近两年中,吾尔开希在六四纪念日时都采取过向中国政府自首的行动,希望能够因此回国,但均未能奏效。

他没有提供进一步行动的具体内容,但他说,“我要见我的父母,哪怕是以探监的形式。”

Monday, July 26, 2010

胡平:推荐《天安门对峙》

胡平


在海外出版的众多的记叙八九民运的著述中,《天安门对峙》很有特色,值得推荐。

迄今为止,海外出版的有关八九民运和六四惨案的纪实性著述,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回忆录,一类是大事记。回忆录难免不受作者个人视角的局限,大事记往往只有大事而缺少细节。《天安门对峙》一书超越回忆录的个人视角,写大事兼重细节,尤其是注重对人物及其互动关系的生动刻画;如作者所言,是第一次把八九民运和六四惨案“作为叙事历史完整连贯地叙述出来的尝试”。

被打成八九民运幕后“黑手”的王军涛说:“如果让我推荐一本书,让对那场运动一无所知的人去了解1989年民主运动和六四惨案,我会毫不犹豫地推荐Eddie的这本书:《天安门对峙》。”无独有偶,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波士顿大学的谷梅(Merle Goldman)教授也说:“要了解后毛时代中国这一重大事件,最好从《天安门对峙》这本书入手。”

《天安门对峙》一书原著是英文,英文书名是《Standoff at Tiananmen》,于2009年六四20周年之际出版。后来作者自己把它翻译成中文,在今年六四前夕推出。作者署上自己的英文名字Eddie Cheng。这位Eddie Cheng先生,原是北京大学物理系80级学生,刚进校门就赶上竞选运动,以后他自己也成了学生运动的重要组织者,曾带头发起了84年85年两次校园民主运动,86年考托福考GRE赴美国留学,现居美国科罗拉多州。他的同学、八九民运领袖刘刚说,如果Eddie Cheng们当年没出国,如果八九年他们还在北京,充当学生领袖,上通缉令名单的就该是Eddie Cheng他们,轮不上我刘刚了。刘刚这话当然有自谦的成分,不过那倒是告诉了我们Eddie Cheng是何种来历,何等人物。

天安门运动场面宏大,头绪万千。作者选择了学生集体的角度来叙述这个故事。这一选择很明智,也很正确。因为作者本人就曾经是学运的参与者组织者,故而对这一代大学生的集体心态有冷暖自知的准确把握;六四后这么多年,当事人,尤其是学生,发表了大量的回忆和记叙的文字,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再加上作者和若干当事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包括在私下有过多次交谈,因而对学生群体在运动中的状况了若指掌。这就为作者以学生集体的角度来叙述这场运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整个八九民运中,学生始终占据舞台的中心,是运动的主角;我们不能说,八九民运就是学生运动,但是我们确实可以说,写好了运动中的学生,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写好了这场运动。

读《天安门对峙》,不能不为八九民运的功败垂成而痛惜不已。就在《天安门对峙》中文版出版的同时,网上正在热传《李鹏“六四”日记》。有人评论道:八九民运遭到镇压是不可避免的,学生们绝食不绝食,撤出不撤出天安门广场,其实都没多大区别,因为邓小平李鹏他们打一开始就定下了“动乱”的罪名,就说了“不惜流血”,学生方面再怎么讲策略也是白搭。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按照这种观点,只要专制统治者决定镇压民运,民运就无法避免被镇压的命运。那么请问,民运怎样才能避免被镇压呢?依据这里的逻辑,那除非是专制统治者自愿放弃镇压,也就是说,除非专制统治者不再是专制统治者,除非是我们遇上了戈尔巴乔夫。

我当然不能赞同这种观点。只要你认真读一读《天安门对峙》,你就会发现,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民运方面曾经不止一次赢得上风,迫使当局作出一定退让,可惜民运方面未能见好就收。在六四之后,我最大的担忧就是,在以后很长很长的一个时期里,恐怕中国都不会有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了,因为大多数人失去了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而对大多数民众而言,一旦他们失去了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他们并不会转而投身暴力抗争,而是会放弃抗争本身。所谓“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稳定”,就是指的这种效应。中国民运要取得突破,首先需要重建非暴力抗争的信心。这种信心在八九民运期间曾经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但是被六四屠杀所摧毁。因此,我们要重建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不能不从反思八九和反思六四入手。这也是我推荐《天安门对峙》的一个理由。

Wednesday, July 21, 2010

王丹:特别推荐《天安门对峙》


王丹
2010-07-21

各位听众: 最近我连续收到几位听众来信,要我推荐一些可以帮助他们对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有所了解的书籍资料。

其实如果各位善用网络资源,那上面的有关资料已经很多,比如Youtube上就有不少关于六四的图像。一般而言,在Google上输入“六四”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笔材料。当然,对于国内的听众来说,首先要掌握“翻墙”的技巧,才能利用这些材料来了解六四。

这里,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关于六四的中文著作,书名是《天安门对峙》。

这部书的作者Eddie是原来北大的学生,1989年人在北京,亲身经历那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注】。作为广义上的“八九一代”人,我印象中的Eddie对于八九民运始终有一种内在的热情,这使得他把书写那段历史当作了自己的使命。尽管有自己的工作压力,但是他业余的时间里花费了大量经历,收集史料,采访当事人,核对事实,终于以一人之力成就了这样一本历史的记忆。

关于六四的回忆已经出版了很多,为什么我要特别推荐这一本呢?

首先,作为一个理科学生,Eddie对于记录真实的历史也有很大的兴趣,而科学的训练使得他在复原历史的时候,特别重视具体细节的严谨。这一点在《天安门对峙》一书就有很好体现,这从本书厚实的参考文献,注释和索引就可以得到验证,令我这个历史学科班出身的人不能不佩服。我曾经接受过他的采访,也在“自由中国论坛”等网站上看到他关于八九民运的问题进行的调查,因此对他那种严格细致的求实风格可以说是印象深刻。

其次,八九民运的整体是一部宏大的画面,任何后来的记录者都很难涵盖全部的内容。因此,有价值的相关回忆,就是那些能够在大量众所周子的事实之外,提供给我我们一些比较生疏,或者不太被前面的研究者提到的历史的记录。在Eddie的《天安门对峙》中,他花了不少的篇幅介绍八九民运发生的时代背景,比如八六学潮,比如民主沙龙,这对于我们了解那段历史打下了基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这部书不是鸿篇巨制,但是在作者的精心编排下,以匀称的结构尽量涵括了整个事件跨越的时间长度。

最后,以往的相关研究,大多是编年史一般着眼于事件本身的发展,而Eddie的陈述,则是用几个事件中的关键人物,来串联这个事件。这些人物中,既有比较为外人所知的王军涛,刘刚,也有不是那么著名但是起了关键作用的人,比如陈小平等。这样的描述,让这个历史因为具体个人的存在而显得更加鲜活,也不会让读者陷入到时间,地点的汪洋大海中,读来更加轻松一些。

总之,如果你要我推荐一本篇幅不是那么宏大,又能够让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对八九民运,对六四时间有一个全景式的了解的著作,我会推荐Eddie的这本《天安门对峙》。本书的英文版,可以在Amazon上买到。相关的内容,也可以参考Eddie为这本书自己设立的网站:www.tiananmenduizhi.com.

【注】此次原文有误。笔者1989年时已在美国,不在北京。

Sunday, June 20, 2010

《天安门对峙》可以在“谷歌读书”上预览

《天安门对峙》现在已经在谷歌读书网上,在那里可以预览、搜索、写书评和讨论等等。这里是中文版的链接

英文版的链接在这里

Sunday, June 6, 2010

王军涛:我推荐《天安门对峙》

我推荐《天安门对峙》

王军涛

六四过去21周年了。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事件的重大意义,但对六四的研究却很不足。对于事件的过程也缺乏严谨叙事。吴仁华的两本书对于透过军队行动了解执政者的暴行有很大帮助,提供继续研究的线索。刘刚的自传体小说对于把握“一小撮”发动者的心态和行动策略是很好的参考资料。封从德的网站提供基本完备的运动资料。但如果让我推荐一本书让对那场运动一无所知的人去了解1989年民主运动和“六四”惨案,我会毫不犹豫地推荐Eddie的这本书:《天安门对峙》。

我不喜欢叙事和回忆,而喜欢创造。但是,这个世界多数人是通过叙事来了解发生的事件,积累自己的知识;并且通过这些故事和知识,找寻一些关于自己行动的指导原则。我洞若观火:这种基于事实的知识和原则其实自己的主观选择;因为事实和知识有多种并且足够支持任何的原则,聚焦某些知识和事实而忽略另一些,就是选择。不过,多数人还是相信客观。如果采纳科学关于客观的定义“客观就是当观察者置换后仍然观测结果不变或者是可重复观测的现象就是事实”,那么Eddie的书,就是最客观的。

本来,当事人不仅知道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动力发展机制中的重大事件,而且知道关键事件的细节,应该最适合提供客观事实构成的叙事。但当事人都是创造历史的,因而都是对历史的发展方向和个人有期待的,这些期待在创造历史时与其他期待相冲突而竞争影响历史的方向。因此,这些当事人都是把叙事服务于创造历史及传播自己的期待的有效方式,很难是客观的。例如,在对21年前的那场运动的许多叙事中,有当事人为了证实自己的期待竞然象酷吏一样“拷打”现实,象迫害政敌一样敌视“反证”,以至于叙事意竟然成为被拷问的血肉模糊的尸体。还有些当事人尽量叙事一个一致的历史过程,说明自己的地位和素质,体现自己对历史发展的信念和美感。这些当事人的叙事当然也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因为历史是主观创造过程,这些创造者的理解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拷问现实和敌视不诚实的当事人叙事确实是揭示某些被蓄意掩盖的真相的适宜心。但是,这些主观叙事相互排斥,损害所谓的“客观性”原则;如果读者出于懒惰、缺乏背景知识和冷漠不能参照其他当事人的叙事,如果那些被拷问的事实并不是掩盖真相的假象或真相没有被拷问出来,那么这些过度主观的叙事妨碍人们理解历史。

《天安门对峙》具有当事人叙事的优点:作者清楚地勾勒出事态发展中重大的事件和参与者的主观视野及行动思考,而且在叙事中准确地呈现其中因果关系。正如作者在所说,这是他因为得天独厚的经历恰好与当事人很熟悉并且作为参与者对主观视野及思维和客观事件进程都知情。同时,他在事态中又是充满同情的旁观者。

举个例子,或许可以说明这种熟悉局内实情的局外人对叙事的恰当多么重要。在1989年的震撼中,最具典型的镜头是“王维林”挡坦克。但是,那场运动的当事人都知道,就运动发生和发展的动机机制和动态过程而言,这个事实是个孤立的象征,不能帮助我们理解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去年,当被坦克碾断双腿的方政来到美国,他告诉我,这个镜头曲解了天安门广场坦克与人的真实关系。由于那个镜头,许多中外友人都问他,他的腿是怎样被压断的?让他叙述自己被没有理由地碾断双腿残暴过程后,不少人还是心存疑虑:他是不是招惹了坦克?

其实,西方媒体中呈现的1989年的事件是真实的事实,但这些事实是一些既懂西方人心的表面现象。后来西方的研究大都是解读这些表面现象。这就使得1989年的事件变成与当事人体会和感受很不一致的故事。这类故事的后果仅从一个趋势可以看出,当这些当事人也被这些故事所诱惑或迷惑而吃力按照这些叙事不真实地生活和继续努力时,他们都付出沉重的形象和心理代价,最终远离现实政治。而那些制造故事的人也带着失望和沮丧相信截然相反的流言和蓄意制造的谎言。其实,这些破灭的希望本来就不是事实而是他们自己的误解。

《天安门对峙》呈现的是真实的人,真实的视野。如果你想了解1989年民主运动的来龙去脉,这是一个很好的入门读物。

当然,对此书我也有些保留。

首先,我觉得,作者还是过于冷静。我知道,冷静客观是第三者叙事的基本要求。但叙述1989年那样的壮举,如果缺乏某种激情,就难以真切地把握当时激越的人心颤抖。

其次,在作者经历之外的一些事件,叙述还不够准确。例如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那些事件。不过这些事件不影响1989年故事的真实性。诚如作者所说,这些事件并不被1989年创造历史的学生所知道。

在讨论这个瑕疵时,我应该向作者郑重致歉。因为作者曾经把草稿送给我征求意见。如果我当时读了这些叙事,本可以向作者提出一些建议。我该对这些瑕疵负有一些责任。

再次,这本书在叙述学生运动方面是最精彩的。毫无疑问,1989年民主运动主要是学生运动发动和引领的;学生当之无愧地成为舆论关注中心。但是,从其他历史或叙事标准看,这场运动的其他成分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就造成运动的结局、中国政治博弈的复杂性、运动后果的惨烈等视角看,学生都不是最体现这些标准的。这不是这本书的目标,作者当然不必对此承担责任。今后应该有这些视角的书出来。希望了解历史的读者应该同时参照这些视角的叙事来补充这本书。

最后,我向作者表示敬意。他是一个有品位地思考和生活的人!

读者感兴趣,可以在亚马逊公司的网站上订购此书,链接是http://www.amazon.com/dp/0982320310

Saturday, June 5, 2010

21周年的纪念活动

在天安门大屠杀21周年之际,世界各地举行了或大或小、现实或虚拟的纪念活动。以下是一个显然不会是完整的主要事件(排名不分先后):


  1. 香港市民坚持他们年复一年的传统,据估计有15万人在市内的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烛光纪念晚会
  2. “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和丈夫前往木樨地他们儿子蒋捷连在1989年6月3日晚上遇难的地点凭吊。他们四周有大量的警察“护送”。他们夫妇俩在那里逗留了45分钟,展示了每一个确认在木樨地附近死亡的遇难者照片和名字,为他们哀悼。丁子霖在离去时曾一度晕倒。
  3. 吾尔开希在东京试图向中国大使馆自首被大使馆拒绝。他后来被日本警察以“非法进入”罪名拘留。吾尔开希去年也曾经试图在香港自首未果
  4. 柴玲在美国国会为中国政府的“强制堕胎”政策作证,把它称作为“天安门屠杀每天都在中国发生”。
  5. 王丹组织了一个大规模的网上推特聚会活动。
  6. 一本被称作是由李鹏亲笔撰写的“六四日记”书在香港面世。

Thursday, June 3, 2010

戈尔巴乔夫对六四死亡数字的冷酷反应

Claire Berlinski在City Journal上撰文指出共产主义“被隐藏的罪恶历史”,其中介绍了来自苏联的一些内部档案。这些档案是由异议人士从苏联偷运出来的,其真实性似乎已经通过一些苏联异议分子和冷战专家的鉴定,并被英国的一些法官认可。

在一个例子中,作者援引了苏联总统米哈伊儿·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10月4日——天安门大屠杀四个月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听到死亡数字的汇报时的反应:
【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报告说天安门广场上真实的伤亡数字是三千人。

戈尔巴乔夫: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他们就像我们一样必须自我保护。三千人……那有怎么样?
该文章没有提供这个“三千人”的伤亡数字的来源。这很可能来自当时西方媒体所广泛引用的一个数字。

戈尔巴乔夫在那年的五月份因为与中国领导人的历史性高峰会议而走进了天安门的对峙。他事先计划好的国事访问是学生当时发动绝食的一个重要因素。学生们以“真正的改革者”的桂冠欢迎戈尔巴乔夫,但后者却把学生称作“头脑发热者”。

感谢封从德提供这一新闻线索。

Tuesday, June 1, 2010

龚小夏:历史的细节

历史的细节
——读《天安门对峙》

龚小夏

写历史,太近了容易在情绪上出偏差,而太远了又容易在细节上出问题。在六四屠杀过去二十年之际出版的《天安门对峙》一书可以说兼具了不远不近的长处。

这本书算不上是整个天安门事件的历史,因为政府那面的决策记录至今仍然多数停留在传说与猜测上,也许其中几个最主要的人物已经将最主要的细节——比如他们做决定时的动机——带进了坟墓,而比学生人数多许多倍的普通民众的参与和组织只留下了一点零星的、多数是侧面的记录。Eddie Cheng二十万字的《天安门对峙》(原著为英文 Standoff At Tiananmen)告诉世人的是发生在示威学生中间的详细的故事。该书追溯了那次震撼世界的从学生示威演变至人民起义的运动中的核心人物——一批突然之间被推到国家乃至国际舞台中心的年轻的大学生领袖们——如何以激情开始,以想象力为号召,以勇气同时又带着过分的固执己见而将示威运动变成对天安门广场长期的占领,却在真正的镇压到来时溃不成军。

《天安门对峙》中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与故事,为读者描绘出了一场历史转折点上的宏大的悲剧。人们看到,一个在试图推动改革的专制政权是如何无法摆脱自身意识形态、语言、行为方式的窠臼,是如何在居高临下的慈祥统治者与面目狰狞的暴君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摇摆抉择,而最终在无法和平控制局面的时候又是如何大开杀戒。人们也看到,这些同样的窠臼又是如何制约着抗议者的一方,使得政府对立面的领袖们摇摆在激动得近于语无伦次的青年鼓动家与试图建立起以小范围的自封社会精英为基础的权力谋略家这两种吃力不讨好的角色之间。

事实上,在示威的领袖中间也有一些长期在推动建立民主制度的活跃分子和领袖人物。他们中的大多数在这次运动之前已经吃过了共产党长期的苦头,甚至还有些人为进行政治抗议而坐过牢。《天安门对峙》选择了其中一些有影响的人——比如北京大学的胡平、王军涛、刘钢——进行介绍。可叹的是,他们对广场上的示威学生只具非常有限的影响。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上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混合气氛,既有狂欢节般的兴奋,也有飓风临近前的惊恐,而兴奋与惊恐的交集在年轻的示威者的心中提升为一种悲壮的使命感,促使他们在想象中去迎接甚至拥抱那种过去只停留在传说中的伟大而血腥的时刻。他们不允许那些因在政治上伤痕累累而变得小心谨慎的人来夺走他们的这份荣光。他们将自己的领导机构称作“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一个充满了战争年代的军事化涵义的名字。在这样的结构中,民主制度——学生示威者们声称要争取的目标——根本无从谈起。

英国伟大的军事家威灵顿公爵说过,英国的民主制度是在伊顿中学的球场上培养出来的。也就是说,现代民主制度的成功秘诀,在于有规则的竞争与对抗。这种习惯,是从小就在学校和社区中培养出来的。在美国经常能看到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者们会咬牙切齿地发誓说:“下次选举一定要将这个(些)狗娘养的赶走!”于是,他们在游行之后回到自己的社区,或是建立起一个委员会,或是加入到“狗娘养”的对手的阵营那里,去筹款、去拉票、去动员、去组织那些无数回合而往往是平淡甚至无聊的竞选辩论。人们的共识是,无论那些个“狗娘养的”多么令人憎恨,人们尊重他(她)的任期与职务,因为那是民主竞争的结果。

谁也不能说,发动大规模的抗议运动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民主制度的建立要艰难何其一百倍。建立民主制度需要勇气与牺牲精神,但更需要自我克制与尊重他人。前一种素质并不见得不能在专制及其追随者身上看到,而后一种素质则为民主的拥趸所专有。《天安门对峙》中所描写的对峙,令人们看到了天安门广场悲剧的内在原因:一个完全不懂得需要克制与尊重人民的专制政府在面对一群渴求自由却完全没有受过真正民主教育的年轻人无休无止的挑战时,最后只有失控垮台与血腥镇压两种选择。政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从那以后,中国现行体制下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就被排除了发展的日程。

Monday, May 31, 2010

《天安门对峙》中文版面世

经历了一点小周折,耽误了一个多星期,但书终于面世了。Amazon的链接在这里:

新书刚出来时这个网页还比较空白,封面图像和出版社介绍要过一阵子才能慢慢出现。希望大家踊跃支持、购买,并且撰写一些书评。(Amazon网站上的读者书评可以用中文。)

海外的中文书传统上一般是通过港台出版社发行,绝大多数是繁体字(正体字)版,在世界各地除了少数大城市中文书店外很难找到,网上邮购也诸多不便。因此,《天安门对峙》采用的是另一条途径,以简体字排版,直接通过网上“主流”书店销售。

目前这本书还只在Amazon美国的总部网站出售,但在几天或几星期之内就会自动出现在全世界各地的Amazon或其它网上书店里(其价格也会随地点、书店而异)。在其它书店上可以通过下列信息搜寻:

英文书名: Standoff at Tiananmen (Chinese Language, Simplified Character Edition)
作者名: Eddie Cheng
13位书号:978-0982320310
10位书号:0982320310

Tuesday, May 25, 2010

天安门对峙中文版即将问世

新书预告:中文版的《天安门对峙》一书今天终于完成最后一道出书程序,预计在几天内就会出现在Amazon的书目中:




Saturday, April 24, 2010

柴玲受洗

几个宗教性的组织近日分别报道八九学生领袖柴玲已经信奉基督教,并在复活节期间受洗。

柴玲的见证书也可以在网上读到。她在里面回忆到还是北大的本科生时她是如何第一次接触到圣经。她还简要回顾了八九民运的历史,但没有提供多少细节。有意思的是,她把她自己和几千学生最后阶段的存活直接归结于“奇迹”("for some miraculous reason, I survived."),只字未提周舵和侯德健的谈判努力以及她前夫封从德当时主导的学生投票、撤退过程。看起来,她把一切都归功于她新找到的主。

几乎一年以前,已经有十来年未在公众面前露面的柴玲“高调返回民运”,承诺巨额捐款。但后来便又销声匿迹了,能看到的不过是她一直在起诉纪录片《天安门》的制作者。在她的见证书里,她宣称中国政府已经因为她的“复出”在国内骚扰她的家人。据见证书,正是在那段时间里,她经历了一次极度恐慌并后来找到了上帝。

Wednesday, April 14, 2010

温家宝怀念胡耀邦

又到了春夏之交的时节。4月15日是胡耀邦逝世的纪念日。21年前,这是学生运动爆发的导火线。这些年来,中国内部的官方媒体对这个日子颇为禁忌,鲜有纪念活动或文章。

因此,今天的《人民日报》上突然出现一篇温家宝总理纪念胡耀邦的文章便很是令人惊讶。

在文章中,温家宝深情地回顾了20多年前他作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陪同胡耀邦在西南贫困地区考察的经历,描述胡耀邦“诚挚坦荡、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

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文章的最后一段提到了胡耀邦被整肃的历史以及温家宝本人的态度:
1987年1月,耀邦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后,我经常到他家中去看望。1989年4月8日上午,耀邦同志发病抢救时,我一直守护在他身边。4月15日,他猝然去世后,我第一时间赶到医院。1990年12月5日,我送他的骨灰盒到江西共青城安葬。耀邦同志去世后,我每年春节都到他家中看望,总是深情地望着他家客厅悬挂的耀邦同志画像。他远望的目光,坚毅的神情总是给我力量,给我激励,使我更加勤奋工作,为人民服务。

Sunday, March 14, 2010

波士顿辩论其天安门纪念碑的命运

二十年前,在天安门大屠杀之后,世界各地树立了无数纪念这一历史事件的雕像、碑和其它标志。二十年来,它们之中的大部分早已年久失修,被人遗忘。但时不时地,如何处理这些纪念碑在当地会引发争执,最近的是在波士顿的中国城。



据《波士顿环球报》报道,该市中国城内的Mary Soo Hoo公园正在面临重新设计和改造。一些居民要求去除位于公园内的天安门纪念碑,以使该公园成为一个休闲的场所,“没有政治的干扰”。

中国城的一些活跃分子则持相反的意见。他们在规划者征求意见的会议上屡次为此提问,坚持要保护这座纪念碑。

最后的决定尚未作出。

Monday, February 15, 2010

天安门母亲为斯诺扫墓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中国是耳熟能详的人物。1972年去世之后,他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他曾经执教过的北京大学校园里,墓碑上雕刻有叶剑英元帅题字的“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字样。

斯诺先生的未亡人露易丝·惠勒·斯诺在1989年之前一直是中国政府的常客,后来她因为对天安门屠杀的愤怒而一度拒绝访华。2000年时,七十五岁高龄的斯诺夫人自己持着私人旅游签证再度来到中国。她希望见到丁子霖但因被中国政府阻扰未能成功,只见到另一位天安门母亲(那位母亲后来一度被政府拘留)。斯诺夫人后来再也没有去过中国。

天安门母亲团体从那时起便承诺了关心着她们的斯诺夫人,每年在斯诺先生的忌日代替她扫墓。十年来,她们风雨无阻,不顾政府时常的干扰,每年坚持在二月十五日为斯诺先生扫墓

这里还有她们去年扫墓的报道和照片

Friday, February 12, 2010

Saturday, February 6, 2010

四十年来中国人收入分布的变迁

井底之蛙刊出了一幅有意思的曲线图,标志着中国人收入分布在四十年内从一个整齐划一的社会发展成一个具有相当的贫富差距的社会:

在八十年代末期这一现象开始露头的时候,它是社会上对不公平的抱怨的主要源泉之一,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矛盾,是一九八九年学生运动得到全社会支持的主要原因。贫富分化的趋势在那之后并没有收敛,反而继续加剧了。

Sunday, January 31, 2010

冯正虎可以回家了

在日本的一个机场通道上居住了九十天以后,冯正虎终于等到了他一直所期待着的好消息:中国政府允许他回到自己的国家了。几天以前,中国驻日领馆的官员到机场会见了他,看来他们最终成功地解决了他们之间的分歧。

冯正虎发布新闻说他将在二月二日在机场通道举行一个记者会。然后他将在三日进入日本境内并在休整几天后回国。他将可以在国内过春节。

Tuesday, January 26, 2010

八九人物: 罗海星

罗海星于1949年出生于香港。他父亲是那里一位著名的杂志主编,也是共产党员。罗海星的少年时期是在大陆度过的,并在高中时赶上文化大革命成为一名红卫兵。但是,在八十年代,他的父亲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也随之动摇。

罗海星八十年代时大部分时间在北京从事大陆和香港之间的贸易工作。1989年学生运动兴起时他正是在北京。屠杀发生后,他立即利用自己在香港的关系参与了由香港人士组织的营救运动领袖的“黄雀行动”。他在行动中的具体行为现在仍然不是很清楚,但似乎他成功地帮助了几位领袖逃到香港。

后来,他在再次进入大陆试图与正在逃亡中的王军涛和陈子明建立联系是落入了陷阱,在1989年10月14日被中国政府逮捕。他被判处了五年徒刑,但在服了两年刑期后因为英国首相访华的契机在1991年被提前释放。

罗海星于2010年1月14日因病去世,享年61岁。



八九人物



Wednesday, January 20, 2010

八九人物: 周勇军



1989年胡耀邦逝世之后,小而保守的政法大学出乎意料地成为第一个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在纪念碑上敬献花圈的学校。周勇军是那个学校的一名本科生,他参加了那场游行并很快地在运动中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领袖。在胡耀邦追悼会后,他是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跪谏”的三位学生之一。

当刘刚召集起学生领袖秘密开会组建高自联时,政法大学出席的人数最多。也是靠着这个实力,周勇军以微弱优势击败吾尔开希成为这个新组织的第一任主席

周勇军没能在那个位置上领导多久。他几乎立即就面临着是否坚持举行四二七大游行的巨大压力。在四月二十七日凌晨,他终于屈服,以高自联名义取消了游行。但他的决定没有起到作用。运动中最光辉的游行示威在那天还是爆发了。周勇军被抛在后面,并失去了其高自联主席的职位。

他继续为高自联服务,协助组织了五月四日的大游行。然而,他在那天又犯了一个错误,在没有明确的高自联决议的情况下自己宣布了罢课的结束。随后,他被高自联彻底开除。但他还是继续参与运动,并且成为绝食团的成员。

在运动后期,他逐渐远离了学生群体转向工人,协助组织了工自联并负责其宣传和媒体工作。在大屠杀那个夜晚,他在天安门广场试图组织抵抗。

周勇军在那年6月11日投案自首,被关押将近两年。得到释放后,他逃出了中国通过香港到达美国。1998年,他潜回中国从事地下活动时被捕,又服了三年刑期。

2002年,周勇军再度回到美国。他后来卷入“中功”组织,似乎是试图与其建立某种联盟关系。2008年,他在香港时失踪。后来得知香港政府以“企图诈骗”的嫌疑将他逮捕并移交给大陆的公安系统。他在香港时使用的是一个假护照,护照上的名字正好与涉嫌诈骗的黑名单上一个名字相同。该名字曾被用于要求香港的一家银行转帐与“中功”有关的一笔存款。

2009年一月十九日,周勇军在他家乡以诈骗罪被判刑九年。

2011年1月的《香港季刊》刊登了周勇军诈骗案的长篇报道

2015年12月6日,周勇军获得减刑、被提前释放

2015年12月,周勇军(左)与其父亲在家乡。



八九人物


Saturday, January 16, 2010

八九人物: 赵紫阳

赵紫阳在一九八零年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因此获得全国性地位。在此之前,他作为四川的地方官因为改革的政绩已经很引人注意,当时的官方媒体时常出现“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所谓民间传言为他歌功颂德。几乎整个八十年代,赵紫阳与也是新上任的总书记胡耀邦一起被称作为“年轻有为”的新一代领袖。娴熟地领导了处在幕后的邓小平所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赢得了一个务实领导人的声望。

他一帆风顺的政坛生涯在一九八七年一月开始有了根本的改变。经济改革开始遭遇的实质性的障碍,而胡耀邦在一连串的学生运动影响下被废黜。赵紫阳在胡耀邦倒台过程中的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至今仍然不清楚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得以取而代之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似乎也成为邓小平独一无二的大将和当然接班人。


一九八九年,在学生运动因为胡耀邦的逝世而兴起时,赵紫阳因为他作为胡耀邦下台的获利者并不是受到学生支持的角色。事实上,那时候有很多有关他的家人,尤其是他儿子,的腐败行为的传闻。因此,他本人也是运动的靶子之一。

赵紫阳在那场运动中的所作出第一个关键性的决定是很奇怪的。在胡耀邦追悼会之后、学生运动方兴未艾之时,他选择离开中国去北韩访问,将自己置身事外。而还在国外的时候,他又批准了后来影响深远的四二六《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这第二个决定很可能就此已经决定了他几个星期后的命运。

五月初回到北京之后,赵紫阳坚持推行他自己对运动的宽容、和解政策,一度在官方占据上风。最重要的是,他在官方媒介中废除了审核制度,开放了对运动的公开报道。一时间改变了当时的舆论环境。他还极力推动与群众直接对话,亲自走访社会各阶层。但不知道是为什么原因,他迟迟没有主动与运动中的学生展开直接对话。

一九八九年的五月十六日,赵紫阳在会见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时出乎意外地透露了邓小平仍然是中国的最高领导的“机密”,把运动的目标转而指向邓小平。这又是一个至今未能得到合理解释的举动。而他失策了,中央领导层选择了邓小平,决定实施戒严以镇压学生运动。不愿意执行该政策的赵紫阳不得不提出辞职。

戒严令颁发前夕,赵紫阳终于出现在天安门广场,面对学生做了一个充满感情、但没有实质内容的即兴讲话,其中有那句著名的“我老了,无所谓了。”他从那以后再也没能在公共场合露面。



天安门学生运动被镇压后,赵紫阳被撤销党内外所有职务,但得以保留党籍。此后十五年里,他一直处于与世隔绝的软禁中。据其身边人士透露,他在该期间多次拒绝认罪或认错。
赵紫阳于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七日去世,享年八十五岁。

四年之后,他秘密录制的回忆录被发现和整理出版。但这本畅销书并没能说出他所有的故事。




八九人物


Sunday, January 10, 2010

天安门母亲新春聚会

由天安门大屠杀死难者家属组成的“天安门母亲”组织一月九日在北京多年不见的严寒中举行了她们每年一度的新春聚会。


报道说她们今年的聚会比去年相对容易一些,没有了当时因为二十周年所带来的压力。她们互相交换了去年警察对她们行使的手段,发现一个共同之处。警察们各自都在求她们不要出门,否则警察自己的饭碗就要没了。

她们还讨论了刘晓波的刑期,誓言将继续寻求与政府对话,不大目的誓不罢休。同时自己要有尊严地活着。她们还提到“鉴于政府当局与人民代表大会对待我们的一贯态度,从今年起我们将改变表达诉求的方式。”

没有关于“改变诉求方式”的具体内容。报道也没有说明参加今年聚会的有多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