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文件：新华社《刘晓波参与动乱被拘留》

新华社北京６月２３日电　据北京市公安局提供的消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刘晓波去年１１月去美国访问讲学，在美期间与反动组织“中国民联”头目胡平等人关系密切，曾为“中国民联”起草《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支持煽动学潮。今年４月２７日，刘晓波从美国回北京直接参与并煽动动乱，已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审查。


八九文件

八九人物：张炜

1955年出生的张炜属于他那一代中的幸运儿。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第一批考上北京大学经济系。两年后，他成为北大学生会主席，不久便率领中国大学生代表团访问日本，开始在仕途上引人注目。

1980年北大突然掀起了学生参与区人民代表竞选的热潮，胡平、王军涛等独立候选人以大胆、叛逆的观点和热忱独领风骚。作为学生会主席的张炜不顾校党委的劝阻，出人意料地加入了选战，以其独特的“温和改革”立场争取到相当多的支持。在最后的选举中，他得票在胡平和王军涛之后名列第三，表现不俗。

1982年，张炜（左二）与同学在北京大学。

1982年张炜毕业后自己放弃留校担任团委书记的安排，被分配到天津基层工作。两年后，他成为天津开发区主任兼党委书记，进入改革的第一线，成绩很快赢得中央领导的注意。

1980年代，张炜（左）与赵紫阳（右）。

正当他雄心勃勃地在天津大干一场时，八九民运中北京爆发了。这时张炜34岁，已经是天津市经贸委主任、外事办主任和市委外经外事工委书记。他一直没有参与任何与运动有关的活动。但在北京颁发戒严令之后，他写下了一封简短的辞职信：

我抗议动用军队对付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群众，我不赞成李鹏的讲话，现在执行我的职务和忠于人民发生了矛盾，我只能选择后者，因此，我请求辞去我的职务。

天安门屠杀发生后，张炜来到北京与他的大学同学吴稼祥一起再度致信中央抗议。


辞职后的张炜在天津基层赋闲了几年并经历了家庭变故。1993年他获得哈佛大学研究生录取出国求学，同时为他患白血病的儿子求医。两年后，他取得哈佛硕士学位。2000年，他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

2002年张炜在剑桥大学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直主持该中心工作。他仍然不被允许回国。

剑桥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炜

八九人物

八九人物：陈子明

1952年1月出生的陈子明是随着中国的文革和改革时代成长的。他仅仅初中毕业时就加入了上山下乡的大潮在内蒙古插队6年。随后他成为工农兵学员，在1974年就读北京化工学院。但好景不长，他因为在私信中批评时政被告密而被开除学籍，定性为反革命被判劳动改造。

1976年4月，碰巧在北京的陈子明积极参与了北京市民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四五运动”，成为当时自发产生的群众谈判代表和领袖之一。他随后如期前往劳改农场，以至于错过了政府的追捕。四五运动平反后，他被恢复学籍，一度被政府誉为四五英雄。

然而，陈子明不久就又投入了北京的西单民主墙运动，创办民刊《北京之春》。1980年，他加入北京高校的竞选活动，得以当选海淀区人民代表。因为四五运动、民主墙、竞选，陈子明与胡平、王军涛等人被官方看作民间运动的“三朝元老”。

八十年代，陈子明借助改革开放带来的宽松环境，创办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社经所）——当时绝无仅有的民间思想库。该所逐渐发展到拥有自己的出版社、函授大学、杂志、民意调查等实业和研究机构，并集中了当时北京一大批因为参与民间运动而难以在体制内生存发展的青年知识分子。

八九民运爆发后，陈子明从一开始就关注运动的进展。他分别为刘刚成立高自联和政法大学学生游行提供资金和帮助学生确定口号。因为他的背景和社经所的事业，陈子明自己没有在运动中抛头露面。

绝食开始后，陈子明和王军涛利用社经所的人力财力在蓟门饭店联络知识分子，试图影响运动走向。王军涛和社经所人员由此介入政府与学生之间的斡旋以及后来的首都各界联席会议活动。陈子明自己则继续承担幕后工作。

八九运动被镇压后，陈子明和王军涛被政府指定为运动的黑手，分别被判刑13年，是整个运动中除了被判死刑的“打砸抢暴徒”之外判刑最重的。在服刑期间，陈子明被诊断患有癌症，几度保外就医。但他拒绝了政府让他出国就医的变相流放安排，坚持留在中国。

2002年，陈子明刑满获释。他主要的时间用于写作和社会活动，包括参与联署《零八宪章》。近几年，他曾被允许出国访问和就医。

2014年10月21日，陈子明因胰腺癌于北京病逝。

八九人物

八九文件：王昭《抓住刘晓波的黑手》

1989年6月24日，《北京日报》发表了这篇署名王昭的评论员文章。这是政府方面试图将刘晓波指认为学生运动后面的“黑手”的全面概括。刘晓波当时已被关押，正在等待审判。

抓住刘晓波的黑手

王昭

人们都还记得，在首都部分地区宣布戒严12天之后，经过大量的宣传解释工作，戒严日益取得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而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则日渐减少，难以为继的时候，6月2日，天安门广场却又演出了一出4人绝食48—72小时的闹剧。这次绝食的发起人，就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动乱之初特意从美国匆忙赶回来的刘晓波。

6月1日晚，刘晓波其人在北师大校门通过大喇叭做了一通演讲。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从回国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全民民主运动，我在天安门广场同大学生度过了十几个非常难忘的日日夜夜。现在政府一再强调极少数、极少数人，所谓的一小撮，它的所指看来就是指类似我这样不是学生身份的人。但我想说……我不怕当黑手，我反而以当黑手为自豪，为骄傲，为荣光!”

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现在，让我们通过刘晓波在这场学潮后以及动乱和暴乱中的所作所为，看看这只黑手是如何在同海内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中，伸向首都学潮，并极力煽动动乱的。

刘晓波向来有“狂人”、疯狗”、黑马”之称，1986年以来，他以否定中国的一切很出了些风头。1988年6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8月24日去到挪威讲学。3个月期满，转到了美国。还在出国之前，他就想抛出一批反共反人民的所谓“重磅炸弹”，但是考虑到出国在即，害怕因此“泡汤”，暂时隐藏起来。到了国外，他无所顾忌了，便把它们连续地抛了出来。在这些“炸弹”剧烈的爆炸冲击震荡中，赤裸裸地暴露出了他的真实面目。

1988年10月，他在香港《解放月报》上著文宣称：“马列主义在中国，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专制权力的组成部分。马列主义不是信仰，而是统治者进行思想独裁的工具。”因而，他始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马列主义。在1989年4月的《解放月报》上，他著文说：“批判马列克思主义将直接转化为对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1988年11月，他从挪威赴美、途经香港，在接受《解放月报》记者专访时，更加放肆地为殖民主义大唱赞歌。当记者问到在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时，刘晓波恬不知耻地答道：“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样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对此，连香港《解放月报》的记者都忍不住说：“十足的卖国主义啦。”刘晓波回答说：“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而作为纲领性的主张，则是刊于1988年11月《解放月报》一篇署名文章中提出的四个“代替”。他说：“只能从多党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党独裁；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替公有制、计划经济；用多元化的言论、思想的自由来代替思想一元化；用世界的(西方的)现代文化来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这里，刘晓波提出了以资产阶级共和国来推翻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系统的全面的主张。

1988年底，刘晓波到了美国。同总部设在纽约的以“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四个坚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现行的专制制度”为纲领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联盟”(简称中国民联”)，一拍即合。他们勾结起来，沆瀣一气，不断寻找机会，伺机而动。今年以来，从方励之等人的签名上书为魏京生请命，到打着悼念胡耀邦同志旗号煽动的学潮，他们都密切注视，潜心研究，协作行动。首都学潮刚刚发动，刘晓波自以为时机成熟，便急不可耐地披挂上阵了。

这个一向宣称“我最佩服希特勒”的法西斯信徒，现在竟以“民主斗士”的面目出现。1989年3月，他在纽约参加了所谓“维护人权”、支持方励之等人要求释放魏京生的公开信的签名。4月，首都学潮出现之后，香港《明报》在4月20日发表了一则消息，披露刘晓波伙同反动组织“中国民联”的头头胡平、骨干分子陈军联名发出了所谓“改革建言”，“对大陆目前的学运表示关注”。他们在“建言”中提出，要“重新审查”“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有关问题”，鼓吹“修改宪法”，把四项基本原则“从宪法中取消”。4月22日，刘晓波在《世界日报》上抛出了《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一文，集中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专制政体”，鼓动学潮要“抛弃寻找开明君主的改革模式，而尝试着走一条从制度上改造中国的道路”。这条路怎么走呢?刘晓波公然叫嚣要同国外的反动势力相勾结。他说：“如果大陆的大学生们和那些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们，能在公开支持党内开明派的同时，也公开支援魏京生等人和海外的《中国之春》，肯定会加快中国民主化的进程。”这里所说的《中国之春》，就是受台湾国民党豢养的“中国民联”所主办的反动刊物。很显然，刘晓波的目的就是要把学潮纳入内外勾结的轨道，进而将其进攻矛头引向反对所谓国内的“暴政”上。他煽动说：“暴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暴政的屈服、沉默或赞美”。(见1989年4月号香港《解放月报》)我们看到，首都学潮很快提出了要求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的受害者平反的口号，学生游行队伍中打出了“打倒暴政”的反动标语，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人们记得，4月26日，在北京学潮面临下一步怎样走的紧急当口，北京大学三角地贴出了一张题为《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的大字报。信中为学潮打气说，部分大学生的闹事活动，“已经影响了中国的现在，并必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中国的未来”。并给学潮的组织者出了“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出版自己的通讯或其他出版物”，“加强与其他社会各界的联系(包括工人、农民、市民和知识分子)”，“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以及“努力落实校园内的自由”，包括“建立充分自治的各种社团”，“巩固校园内的表达自由(校内民主墙、大字报、学术讲座上的各种辩论会等)”，“随时准备采取从贴大字报到游行、罢课等方式”等七条主意。这些主意的绝大部分都在其后的学潮乃至动乱中被采纳运用了。这封公开信，就是由刘晓波4月22日在纽约起草并伙同“中国民联”头头胡平、陈军等10人签名，在美国报纸发表后迅速传回北京的。

也许刘晓波感到，远隔重洋操纵国内的学潮不够得心应手，于是便接受“中国民联”的派遣，于4月27日匆忙由纽约赶回北京。本来刘晓波向北京师大中文系写信，讲他应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去讲学，到1990年才回国。可是5月初信到北师大时，他人早已到了天安门广场了。善良的人们也许会问，他是不是匆匆赶回来参加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呢?绝对不是的。这一点他在《世界日报》一篇文章中说得明明白白：“听到胡耀邦逝世的消息，除了淡漠，我没有其他感觉。”他的突然提前回国，完全是为了直接插手学潮。据悉刘晓波在回国前，曾与胡平等就北京学潮事做过多次商谈。刘在临行前，陈军特地给北京四通公司打电话告知了刘所乘坐的航班，要求“四通”派车去机场接刘。并说，倘若刘在机场被捕(可见其作贼心虚)，一定要把消息及时告知“中国民联”。从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民联”对于刘晓波的回国插手学潮何等关心备至并且寄予厚望。

另据有关人士透露，刘晓波回京后，立即与“高自联”的头头、刘的好友吾尔开希以及王丹等人接上头，并向他们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转交了他与王炳章(原反动组织“中国民联”头头、新组建的“中国民主党”党魁)等人所“捐赠”的数千元美钞和万余元人民币，作为学潮活动经费。其后，刘晓波在天安门广场积极参与了“高自联”指挥部宣传、撰稿、讲演、募捐等活动。他除负责“广场之声”的组稿、编辑，多次发表对学潮形势的演讲以外，还负责非法组织“首都各界联合会”的筹建工作。当广场绝食学生中有人表示要退出绝食时，刘晓波还恶狠狠威胁说：“你现在一走就是叛徒，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后路可走!”

在这段时间里，刘晓波十分忙碌。他起草并散发了《致北师大党委的公开信》、《告海外华人以及一切关心中国问题的外国人士书》等等，继续扰乱视听，极尽蛊惑人心之能事。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后，刘晓波更加紧了他的罪恶活动。5月23日，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在动乱中心天安门广场，出现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建议》的反动传单。这份传单一时甚嚣尘上，被某些人奉为“指导学潮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传单把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合法政府诬蔑为“伪政府”，发出了“伪政府必须辞职，李鹏必须下台”的叫嚣；把北京市部分地区戒严歪曲为“军管”，煽动“全社会的总动员”，以求“瓦解军管”，鼓动“国营企业的工人们”成立“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自治会”；煽惑“民办企业”要公开提出“企业的完全私有化”，以使“产权明确为私人所有”；他还肆意挑拨国内“八个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关系，妄图煽动它们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计划地公开地明确地向政府提出独立的参政要求，进一步成为真正的具有独立权利的民主党派”。现已查明，这份以非法组织“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名义抛出来的旨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宣言书，根本不是师大学生写的，而是出自刘晓波的手笔。由此可见刘晓波这只黑手同北京这次学潮及动乱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

随着事情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动乱的实质，许多大学生从天安门广场撤退出来，大量外地学生返回本校，北京市民和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关系日益融洽，形势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但是一小撮幕后策划和操纵者不甘心就此收兵，社会上的地痞流氓和一切反动势力也不愿事态就此平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反人民之心不死，还要进行拼死的较量。在这样的形势下，刘晓波气急败坏地从后面跳到了前台。他在煽动大学生继续绝食和组织1000至5000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绝食之举流产以后，便亲自出马纠合了四通公司的两名职工，找上一位词曲作家，大喊大叫地来到天安门广场，搞所谓48—72小时的有限度绝食。他们不仅用这样的实际行动来煽动一部分学生和市民在天安门广场长期闹下去，扩大事态，为这场动乱打强心针。而且借机发出了暴乱的呼喊。在6月1日的演讲中，刘晓波就别有用心地说什么：“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次行动，结束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的只动口不动手的软骨症!”要他的信徒们丢掉“软骨症”、放弃“只动口不动手”的积习。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刘晓波自己的话说清清楚楚。在这篇演说的最后，他叫嚷，“……今天在白色恐怖下，我们之所以站出来，是重新唤起全北京市民的自信。我们有能力、有信心主宰中国!”怎样“动手”以“主宰中国”呢?据香港某报发表的、他在6月2日与“一位大陆民运领袖”的对谈中说，我们就“必须在人民之中组织武装部队”。如果善良的好心人对他们要组织反革命暴乱的阴谋还有怀疑的话，那就请听一听刘晓波这段“对谈”吧。

历史是不以反动派的意志为转移的。刘晓波之流“主宰中国”的呼嚎，不过是一场空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中国这片土地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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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印刷版停刊

自称为海外唯一一份具有平面印刷版的民运刊物《北京之春》最近宣布暂停出版，其电子网络版还将继续存在。

在美国纽约出版的《北京之春》具有将近30年的历史。1982年，一位名叫王炳章的大陆留学生决定创办第一份海外异议出版物，他把该刊物命名为《中国之春》，取意于两年前被称之为“北京之春”的民主墙运动。王炳章后来还创办了“中国民联”组织。

1989年，中国民联发生内斗，王炳章与由他指定的接班人胡平分裂而被民联开除。王炳章带走了《中国之春》的名目和账户，但大部分编辑和作者随胡平留了下来。他们继而出版了《北京之春》。

后来，八九学生领袖王丹逃离大陆之后也加盟《北京之春》并任社长。王丹在为该杂志从台湾半官方的民主基金会获取资助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据王丹在他的Facebook网页上透露，该项资助也于2008年在马英九上台以后告断。

《北京之春》究竟拥有多少读者并不为人知。胡平和王丹对这一历史的中断都分别表示了惋惜。他们也表示要把网络版坚持下去。

胡平：推荐《天安门对峙》

推荐《天安门对峙》

胡平

在海外出版的众多的记叙八九民运的著述中，《天安门对峙》很有特色，值得推荐。

迄今为止，海外出版的有关八九民运和六四惨案的纪实性著述，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回忆录，一类是大事记。回忆录难免不受作者个人视角的局限，大事记往往只有大事而缺少细节。《天安门对峙》一书超越回忆录的个人视角，写大事兼重细节，尤其是注重对人物及其互动关系的生动刻画；如作者所言，是第一次把八九民运和六四惨案“作为叙事历史完整连贯地叙述出来的尝试”。

被打成八九民运幕后“黑手”的王军涛说：“如果让我推荐一本书，让对那场运动一无所知的人去了解1989年民主运动和六四惨案，我会毫不犹豫地推荐Eddie的这本书：《天安门对峙》。”无独有偶，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波士顿大学的谷梅（Merle Goldman）教授也说：“要了解后毛时代中国这一重大事件，最好从《天安门对峙》这本书入手。”

《天安门对峙》一书原著是英文，英文书名是《Standoff at Tiananmen》，于2009年六四20周年之际出版。后来作者自己把它翻译成中文，在今年六四前夕推出。作者署上自己的英文名字Eddie Cheng。这位Eddie Cheng先生，原是北京大学物理系80级学生，刚进校门就赶上竞选运动，以后他自己也成了学生运动的重要组织者，曾带头发起了84年85年两次校园民主运动，86年考托福考GRE赴美国留学，现居美国科罗拉多州。他的同学、八九民运领袖刘刚说，如果Eddie Cheng们当年没出国，如果八九年他们还在北京，充当学生领袖，上通缉令名单的就该是Eddie Cheng他们，轮不上我刘刚了。刘刚这话当然有自谦的成分，不过那倒是告诉了我们Eddie Cheng是何种来历，何等人物。

天安门运动场面宏大，头绪万千。作者选择了学生集体的角度来叙述这个故事。这一选择很明智，也很正确。因为作者本人就曾经是学运的参与者组织者，故而对这一代大学生的集体心态有冷暖自知的准确把握；六四后这么多年，当事人，尤其是学生，发表了大量的回忆和记叙的文字，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再加上作者和若干当事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包括在私下有过多次交谈，因而对学生群体在运动中的状况了若指掌。这就为作者以学生集体的角度来叙述这场运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整个八九民运中，学生始终占据舞台的中心，是运动的主角；我们不能说，八九民运就是学生运动，但是我们确实可以说，写好了运动中的学生，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写好了这场运动。

读《天安门对峙》，不能不为八九民运的功败垂成而痛惜不已。就在《天安门对峙》中文版出版的同时，网上正在热传《李鹏“六四”日记》。有人评论道：八九民运遭到镇压是不可避免的，学生们绝食不绝食，撤出不撤出天安门广场，其实都没多大区别，因为邓小平李鹏他们打一开始就定下了“动乱”的罪名，就说了“不惜流血”，学生方面再怎么讲策略也是白搭。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按照这种观点，只要专制统治者决定镇压民运，民运就无法避免被镇压的命运。那么请问，民运怎样才能避免被镇压呢？依据这里的逻辑，那除非是专制统治者自愿放弃镇压，也就是说，除非专制统治者不再是专制统治者，除非是我们遇上了戈尔巴乔夫。

我当然不能赞同这种观点。只要你认真读一读《天安门对峙》，你就会发现，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民运方面曾经不止一次赢得上风，迫使当局作出一定退让，可惜民运方面未能见好就收。在六四之后，我最大的担忧就是，在以后很长很长的一个时期里，恐怕中国都不会有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了，因为大多数人失去了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而对大多数民众而言，一旦他们失去了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他们并不会转而投身暴力抗争，而是会放弃抗争本身。所谓“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稳定”，就是指的这种效应。中国民运要取得突破，首先需要重建非暴力抗争的信心。这种信心在八九民运期间曾经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但是被六四屠杀所摧毁。因此，我们要重建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不能不从反思八九和反思六四入手。这也是我推荐《天安门对峙》的一个理由。

胡平谈《论言论自由》的写作

胡平在1970年代写就，至1980年代才通过民主墙和北大竞选等民间渠道发表的《论言论自由》是中国那个时期民主运动中的一篇重要文献。这在《天安门对峙》中做过一些介绍，看这里和这里。

《论言论自由》最近被人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胡平为此写了一篇序言描述他当初写作这篇论文的历程。文中回忆该文是在1970年开始写作，1975年完成第一稿，1978年完成第四稿，其间试图通过大字报、油印散发等方式传播均未成功，直到1979年的民主墙。胡平在回顾当时的想法时写道：

我对我这篇《论言论自由》文章可能产生的影响抱很大的期望。我认为，中国正处在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时机。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全面地、准确地、透彻地阐明言 论自由原则，一般民众最容易理解、最容易接受。它很可能在一部分当权者中也引起共鸣；即便是那些不喜欢自由民主的当权者，在当时那种形势下也不好公开出来 反对。我希望我这篇文章能使那些追求自由民主的人都意识到，现在正是鼓吹和宣扬言论自由的最好时机。如果我们都把阐述言论自由放在第一位，我们就可能使言 论自由问题成为舆论的热点话题。一旦言论自由原则深入人心，整个形势就会很不一样了。在历史上的某些时刻，思想可以发挥巨大的力量，它好比分水岭上的一块 石头，可以决定河流是注入太平洋还是注入大西洋。

应该说，《论言论自由》这篇文章还是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不少读到这篇文章的人，包括 一些民主墙的朋友和一些党内高层知识分子都对这篇文章很称赞。而且，正象我原先估计的那样，也没有哪个中共领导人对这篇文章表示反对。那时，有些中共领导 人在内部讲话里已经对民主墙运动中的某些口号和文章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并且还抓了一些人；但是他们都没有提到我这篇《论言论自由》。然而，让 我深感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引起的反响远远低于我的预期。讲言论自由问题的人还是太少了。言论自由问题没能成为当时舆论的焦点。我感到，一个宝贵的历史机会 正在失去。

一年以后，《论言论自由》在北大竞选中赢得极大的反响：

我贴出我的《竞选宣言》。在《竞选宣言》里，我强调，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国，县区级人民代表选举本身的意义很小，“但是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赋予这场选 举更丰富的内容、更鲜明的色彩和更深远的意义。它可以成为一次真正的民主训练，一次正式的民意考查，一座青年一代的公开论坛，一场伟大进军的光荣开端”。 这是一次用自己的力量推动历史前进的美好机会。“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抓住事物的根本。一个是竞选这种形式，一个是言论出版自由，有了这两个眼，民主这盘棋 就全活了”。

来自好几个系的几十个同学热情地为我助选，他们把我那篇六万多字的《论言论自由》长文抄成大字报贴在墙上，并且油印成 200份小册子，全校每一个班发了两份。在我的竞选演说与答辩会上，只有800 个座位的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挤进了1,600多人，连主席台上也挤满了人，只给我留下不到一平方米的空间。我的竞选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最后我以最高票 当选为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学生选区的人民代表。

《论言论自由》一文在民主墙时期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让我感到非常遗憾。这次，借助于竞选活动，这篇文章得到了热烈的支持和传播，自然让我感到很欣慰。不过，我并不感到特别乐观，因为现在的形势已经和民主墙时期不一样了。

北 京大学的选举在中共上层引起震动。这时的中共上层已经决意重新加强对思想言论的控制。他们对我这样的人和《论言论自由》这样的主张能够赢得北大学生的热烈 支持而深感不满。但是正象我预先估计的那样，他们也无法公开地对我打压。据说，当时的中共意识形态主管、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认真读了我的《论言论自由》后 承认：这篇文章“无懈可击。”于是，他们就对我采取了“冷处理”，在我毕业后两年之久不分配我工作。1981年夏，我顺利通过硕士论文答辩，但是直到 1983年夏天，我才获得一份正式工作，在北京出版社做编辑。一年半后，我的处境好转，转到北京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论言论自由》后来还在1986年在武汉《青年论坛》杂志出版，当时该杂志由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主持，王军涛那个时候也正在武汉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