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天安门对峙》第12章部分内容，描述四君子绝食过程：
没有几个人注意到“飞虎队”那喧闹的引擎轰鸣声已经消失好几天了。直到5月30日，政府宣布那个摩托车团伙的十几名领头人已经以“宣扬暴力、搅乱公共秩序”罪名被拘留。这消息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大多数人还是把那些人看作是不值得同情的不良青年。
工自联在得知他们的几位领袖分别被强拽进汽车里拉走时倒是立刻就采取了行动。他们请求学生支援。工自联的主席韩东方与李进进一起带着学生和工人游行到公安部大楼。在一整天的静坐示威以后，他们通过谈判成功地赢得了被劫持的工人的释放。还是没有人想到询问“飞虎队”的案子。
就像他之前的刘刚，王军涛现在看到他的影响力正在急速化解。他那个华盛顿式领导风格的宏大构想在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失败中灰飞烟灭了。首都联席会议搬到了大学区，很快地变得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大多数著名的知识分子已经不见了。他们或者离开首都去了外地，或者是就地躲藏起来了。王军涛也是同样的悲观。他告诉陈子明这应该是他们为不可避免的流血结局做准备的时候了。
王军涛指示他们社经所的人员为运动中的领袖制作假证件。他在城市的郊区安排了一系列的安全居所，并拼凑了一个逐步从市内向外撤离的初步计划。他甚至采取措施把刘刚和张伦——社经所卷入运动最深的两位成员——撤了出来送往郊区。陈子明对即将到来的危险却没有同样地深信不疑，他觉得这场运动已经达到了如此的规模使得血腥镇压的可能性已经几乎消失了。
国际儿童节在6月1日来到。占据天安门广场的大学生尝试着扮演起大哥哥大姐姐的角色。他们打扫了广场，准备了一些小礼物来迎接年幼的访客。孩子们随着父母前来观看市里最新的旅游热点：民主女神。但这个天真的日子并没有一个好的开端。李禄被从睡梦中叫醒时得知封从德和柴玲已经被绑架。他赶了过去发现那两人在一个帐篷里被捂着嘴捆绑着。李禄摸清情况后判断这不是政府的行动，而是他们自己内部一小部分人的反叛。这是已经有过很多次的试图推翻他们领导地位的“政变”中最激烈的表现。李禄不动声色地召集来学生纠察队解决了争端。但是，他们领导层的内斗显然已经达到了令人心悸的程度。
刘晓波非常伤心。在首都联席会议头几天那短暂的兴奋之后，他看到知识分子又纷纷回到了他们原有的行为方式。他们在看到第一个危险的苗头时就大规模地逃避了。很多人躲了起来，其他人则因为确信他们无法左右被激进学生控制的天安门广场的局势而放弃了希望。在他看来，没有人在承担责任。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深远传统，这个群体因此被无数代人不无根据地看作是无能和无望的一群。
作为一个在《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发表的当口毅然回到北京的人，刘晓波相信这是一个需要明确地站稳立场的时刻。他知道他必须完全地把自己投入到运动中去才能希望对运动有发生影响的可能。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采取一个激烈的行动：绝食。
王军涛并不同意绝食，但在刘晓波的劝说下接受了他的提议。为了避免再次造成一个激进的闹剧，他们决定只是开始一场由知名的知识分子举行的象征性的接力绝食。当一个团队结束他们的绝食后，另一个继续下去。这样，他们可以在天安门广场持续地展示一些著名的名字和形象，保证把这场占据延续到那个宝贵的6月20日。
麻烦的是已经没有几位著名的知识分子还留在他们中间可供选择了。刘晓波只找到周舵——一位已经在幕后做了许多工作的中年知识分子——和高新——北师大的前校报主编。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有任何知名度可言。但他们最终还是找到了一个急需的鼎鼎大名：侯德健。
侯德健是在七十年代台湾的大学校园里以创作被称为“校园歌曲”的短小民歌成名的。1978年，当美国放弃台湾改而与中国大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时，年轻的侯德健创作了歌曲《龙的传人》来表达台湾人民的痛苦和决心。尽管有着这样的渊源，这首歌两年后在大陆演唱后一夜之间风靡全国。“龙的传人”突然成为中国人传统认同的同义词。
侯德健却对他自己在台湾的前途并不看好。他背着叛国的罪名离开了台湾，来到北京定居，在一个更大的观众中培植他的名声。他没料到自己的这一冒险会在此时把他带进天安门广场的对峙。侯德健刚在香港参加了一场支持北京学生的音乐会后回到北京。他已经有了另一场音乐会的安排，所以他只能绝食48小时。他的同伴都誓言要绝食72小时。
6月2日下午，他们这4位被称之为“四君子”的人一起走进了天安门广场。他们宣读了
一份自己的宣言，其中包含着针对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抨击：
我们绝食！我们抗议！我们呼吁！我们忏悔！
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寻找真的生命。
在李鹏政府非理性的军事暴力高压之下，中国知识界必须结束几千年遗传下来的只动口而不动手的软骨症，以行动抗议军管；以行动呼吁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的诞生；以行动忏悔由我们长期的软弱所犯下的过失。
这个冗长的宣言继续着，同时批评政府和激进学生的失误，指责他们的非理性情绪已经将危机持续升级。它最后骄傲地宣布“我们没有敌人”，希望“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没有人注意这份宣言。成千上万的民众向天安门广场涌来。他们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侯德健。北京市民有了一个新的理由前来这里：“先看女神后看猴（侯）”。可是即使是那个民主女神塑像也没法与一位流行乐巨星的真人竞争。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上的侯德健是一个瘦弱和害羞的角色，他被要求一遍又一遍地演唱他的歌曲。一次又一次地，他带领全场齐声高唱《龙的传人》。当他需要喘口气时，刘晓波试图做他的演讲。尽管仇恨没有能毒害他的智慧，“广场病”却做到了。面对着上万人疯狂的欢呼，那篇精心炮制的宣言里所包含的理性思维一下子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他以最大的热情赞扬学生，发誓要把他们的斗争坚持到最后一刻。不过他也没机会说太多，没有耐心的听众响亮地齐声呼唤着，“侯德健！”“侯德健！”
就这样，四君子的绝食迅速地变成了一场奇特的闹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