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一日：1991年1月27日，王丹、郭海峰等被判刑，刘晓波、熊焱等获释

1991年1月27日，北京市中级法院对一批参与八九民运的人士做出刑事判决：

1. 任畹丁：7年
2. 包遵信：5年
3. 王丹：4年
4. 郭海峰：4年
5. 姚军岭：2年

另外有一批则获得免于刑事处分决定，被释放：

1. 刘晓波
2. 陈涞
3. 李成焕
4. 刘苏里
5. 吕嘉民
6. 熊焱
7. 陈玻
8. 温杰
9. 丁小平

八九一日

八九回忆：陶斯亮《我做知识分子工作的往事》

我做知识分子工作的往事

陶斯亮

20世纪80年代末在中央统战部工作时，我曾懵懵懂懂地认为“化敌为友”，“将圈外人拉进圈里来”是统战工作的高端之举。现在看，我是太理想主义了，实际上“左中右”的区分反而会加剧分裂，而“敌友”的边界极难划定。“化敌为友”看似正确但操作极难，尤其现在，意识形态上已是营垒对峙，再去区分“敌友”“圈内圈外”，只会更加撕裂中国社会。

而我，在统战部就干了一件自以为是的事儿。我一厢情愿地想将一些异见人士从“圈外”拉到“圈内”来，其中花心思最多的是方励之。
　　
初识方励之

刘宾雁与我丈夫理由同为活跃于20世纪80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家，他们很熟悉。文学界对刘宾雁的普遍看法是“一个好人”，因此刘宾雁得外号“笨人刘老大”（当时有部电影叫《笨人王老大》）。但他写报告文学主观意念强，主题放大，采访甚至不做笔记，所以往往使作品失真。他曾当过右派，提出过对党的“第二种忠诚”，独树一帜。1987年与方励之、王若望一起被开除出党。

1988年春，刘宾雁要赴美做访问学者，范曾在大都宾馆设饭局为他们夫妇送行。由于我丈夫的缘故，我俩也在受邀之列。我没想到那天出席的竟有方励之和于浩成！加上刘宾雁，是当时中国最受瞩目的不同政见者。此外还有大名鼎鼎的刘再复和文怀沙。

文怀沙是个老顽童，仙风道骨，妙语连珠，性格像年轻人那样活泼敏捷，席间他说了句让大家喝彩的话“再好的建筑也还是要修一个厕所的”。宾雁则永远都在那儿做忧国忧民状，大家认为“笨人刘老大”对他再适合不过。再复很纯朴，范曾说若不去接他，他是绝对找不到“大都”的。的确，我见他每次找电话打却往往进了厕所。再复说自己是“不可救药的国土崇拜者”。于浩成温和敦厚，无惊人之语，他由于反对“第三梯队”和“摸着石头过河”而成为争议人物。方励之话不多，显得有些矜持和微微的清高，不是能一眼望到底的人。无论什么场合，范曾永远是主角，谈笑风生，挥洒自如，狂气才气傲气兼融一身。他调侃我适合搞统战，哪怕是“獐头鼠目，三教九流”我都能团结。但他也遭到刘宾雁的调侃，说他讲话官方和学生都爱听，半开玩笑地称之为“范曾现象”。范曾望着这一桌人笑道：“倘若没有这桌人，中国会很寂寞的！”

在这一群人中，我最感兴趣的是方励之，产生了一种想接近和研究他的愿望。那时我刚刚去中央统战部，完全不懂统战工作的规矩和纪律，只是凭着一股热情和好奇心。我找出《方励之言论集》仔细看了一遍，抱着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态度去看的。看后我又琢磨了好几天，觉得他身上有3种成分：一是自然科学家，学术成就是高的，国家给了他很多荣誉；二是受西方影响很深；三是他具有反思批判精神。他12岁上初中时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后来在北大物理系入了党，在当时是名副其实的进步学生。文革10年被隔离关押期间，一方面继续他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也开始思考中国的问题所在，他是文革后最早的反思者之一。

方励之在80年代的言论放在今天真算不上惊世骇俗，至少他不全盘否定社会主义，不全盘否定共产党，更不否定中国。这些言论准确地反映了他当时的政治状态。接着我又看了方励之写的《哲学物理学的工具》一书。我一直有个朦胧看法：哲学家与物理学家往往是相通的，方励之证实了我的看法。我做了读书笔记：“一个灵魂活在广袤无际宇宙中之人，思维方式和对问题的认识，确与我们有不一样之处，比如，我们把信仰看得高于一切，而他们把真理看得高于信仰。我们为了信仰可以舍弃一切，甚至鲜血生命，而他们却随时为了真理而修正自己的信仰。当现实与信仰不符的时候，我们仍苦苦固守信仰，把信仰当作一种精神依托，甚至把自己腊封在信仰之中，而他们在信仰和现实不符的时候，不惜抛弃信仰而服从现实。”

当时觉得方励之的观点很新鲜大胆，现在我认为“信仰”与“真理”虽是不同的概念却也绝不是对立的。爱因斯坦和霍金都是发现真理的大科学家，但在信仰上他们一个选择了有神论，一个选择了无神论，谁都不会认为真理和信仰之间有高底对错之分。自古以来的仁人志士，哪一个不是脚踏信仰之坚实，仰望真理之浩瀚而慷慨赴死的！但有一点我深信不疑，那就是一切的过激都与真理背道而驰。方励之之所以将真理凌驾于信仰之上，是为他抛弃共产主义信仰找借口。最近看了篇他去美国后的访谈录，其中谈到他的共产主义信仰时，说了这么一段话：“共产主义是20世纪的一个潮流，也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插曲。我们也被卷进这个潮流里来了。从俄国的革命，到二三十年代，共产主义思想被很多知识分子接受，可以说是一个主流。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这个潮流的尾端，共产主义变成了理想，我们是理想主义者。我曾经在剑桥，剑桥是崇尚科学的，许多科学家都曾在那儿发展。在30年代的时候，剑桥有很多活动，是支持共产主义的，因为觉得共产主义主张平等，反对剥削，要实行社会主义，确实很吸引人。30年代剑桥的不少教授，你不能说他们没有知识，没有对人类的洞察，但从俄国的革命到二三十年代，共产主义思想被推崇，他们都相信了共产主义。到现在，80多岁的教授中，有些就是共产党员，或曾经是共产党员。”方励之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论述，比当前许多步他后尘者要客观得多。

方励之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很有影响力，搞懂他，对我了解知识分子有帮助，工作上也会多个视角。然而当时见方励之可是件“闯龙潭入虎穴”的事，再说了，我这个身份，他也未必愿见。刚好出现了契机，湖北作家祖慰来京出差，他是位超级大侃爷，我拿他当挡箭牌，让他陪我去见方励之。我对祖慰说，见方的本意是想试试能否拉近他与共产党的距离。聪明绝顶的祖慰心领神会。

那天的祖、方对话很精彩，祖慰滔滔不绝，名词术语像井喷一样。他表达了这么几个意思：1.方是用大尺度来观察宇宙的，对待政治和社会问题也应有大尺度思维，而不是将眼光停留在某项政策或某个领导人身上。2.在评价事物上要摈弃传统的“罪恶根源论”，不要将责任推给过去，推给别人，似乎只要找出这个根源，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事实上并非这么简单。3.做任何事都要保持内稳定（他特意用了这么个自然科学的术语）。

祖慰还用严家其的两个观点开导方，一是民主是个程序，民主与经济和文化发展无关，古希腊经济是奴隶制，但民主很发达。一般来说众人之见未必对，而独裁者往往是对的，民主的功能仅仅是能制约独裁者的错误。二是知识分子是由他的精英人物代表的，不仅三个臭皮匠顶不了一个诸葛亮，就是一万个臭皮匠也顶不了一个诸葛亮。

谈到当时的热门话题官商，方励之解释道，他并不笼统反对官商，官员和他们的子弟经商也没有什么不对，他只反对那种纯粹损人肥己的官倒行为。又说中国讲究中庸之道，走一步看两步固然保险，但却难以创新。而在科学上他喜欢走到极端，让事物本质充分显露，才能判断错在哪里。这是他自己的一种思维方法。

我暗想：在自然科学上也许可以搞极端，但在社会科学上能这么做吗？“反右”倒是挺合他的逻辑的，引蛇出洞，充分暴露，再一个个收拾。中央文革小组说要诱导对方犯错误，不也是这样的逻辑吗？

事后祖慰对我说，方励之比一般知识分子层次要高，他的政见并非意气用事，而是一种哲学上的反思。但方自我感觉太好了点，有点摆谱，这是浮浅的表现。

过了没两天方励之突然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是沈冲接的。小沈对我说“方励之找你”。这时全办公室的人都停下工作，眼盯着我。我心里嘀咕，这个方励之真是自我感觉太好了。他找我是台湾让他去做学术报告，希望通过我向上面请示。我向部里反映了这件事，也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我认为这是台湾的一张政治牌，我们应接招出牌。很遗憾部里没通过，理由是目前不合时宜。

阎明复部长本是非常通情达理之人，这次不批方励之赴台是有原因的。前一段时间方在海外发表演讲，指名道姓说某领导人在海外有存款（这在80年代根本不可能，方是捕风捉影），检察院准备以诽谤罪起诉他。阎部长为这事十分着急，他认为诉诸法律会激化矛盾，于是紧急向主管统战工作的书记处书记和总书记赵紫阳反映了统战部的意见，被采纳。那场火刚扑灭，方又提出去台湾，自然让统战部为难。

几天后方励之又来电话说其他事，我趁机劝他好好研究学问，以科学为国效劳，别再乱说什么了。临了我脱口说了句：“要听话哦！”他也笑答：“你对我像对小孩似的。”

当了20年医生，“话疗”是我们的基本功，每当碰到不配合治疗的病人，“听话！”是我最常说的一句话，这就养成了对官场而言很另类的说话习惯。有次座谈会，吴祖光发言很激愤，说现在比国民党最腐败的时候更有过之。我凑过去笑着说：“吴老，您敢讲话，说明你对这个国家这个党还没有丧失信心，如果您彻底绝望了，肯定就不会再吭声了。”结果怒气冲冲的吴老一下子就乐了，笑说：“我是成心的，外国记者老来电话询问我是否安然无恙，所以我决定讲话，让外界看看。”但我这种随意说话的习惯有时也会弄巧成拙，有一次介绍包遵信，由于他是“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之一，所以我说他是社科院的“拳头产品”。没想到包遵信居然搞不懂“拳头”和“拳头产品”的区别，满脸不高兴地来质问我“拳头产品”啥意思。我赶忙安慰他：“拳头产品就是王牌产品，是顶好的意思！”他才满意地笑了。

方励之急剧右转弯

桀骜不驯的方励之却并不领会我们对他的好意，在改旗易帜的路上越走越远，他在港澳的“海外放言”陷许多为他说话的人于被动甚至尴尬。如他的“是非标准应高于爱国主义”，“中国要解散是目前中国的心态”，“打破地域文化做世界公民”……这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绝对是反动透顶的言论，即便在现在也是不能被我和多数知识分子接受的。我用一句话表达了我的感受：“一只半夜乱叫的鸡！”这句话后来受到严厉批判，理由是“你的意思是鸡叫还是对的，只是时间早了”。

方励之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他在港澳的一时风光，在上层掀起了怎样的轩然大波，给中央统战部出了多大的难题。

1988年10月的一天，快下班时，阎部长召集李定、宋堃两位副部长，一局郑洪溪、孙楠两位局长以及熊运藻和我去他办公室紧急碰头，传达赵紫阳的批示。缘由是方励之在香港的讲话全面攻击内地的体制、政策和领导人，在上层引发众怒，有人主张法办他，中科院也决定停止方励之的赴美学术活动。中央另有一些同志包括阎（此时他已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则持温和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总书记批示道：“对方励之的处理，阎明复同志有新的考虑，看怎样处理合适？”我认为上边的态度是不言而喻的。这一次，统战部的老同志们取得了高度一致，他们主张对方励之一不起诉，二不限制出国参加学术活动，不再给海外反共势力口实，也不再给方励之政治资本。

在这里，我想多提几句我昔日的老领导阎明复同志。他并非官场出身，不谙政治权术。文革前他是中央领导人的俄语翻译，文革中在秦城监狱关押达7年之久，出狱后话都不会讲了。功勋卓著的父亲阎宝航及母亲、哥哥，著名的“阎家老店”多人死于文革。文革后阎明复出任《大百科全书》副总编，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任上没待多久就调升为统战部部长。因此不服气者有之，不认同他理念和做法的人更多，甚至有人写匿名信告他。他能积极进取地领导和开拓党的统战事业，他本人的党性和悟性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他不是那种无原则的老好人，而是一位优秀能干的部长。我曾听统战部研究室任涛主任说：“阎这个人真是聪明啊！他虽不是统战出身，但对统战口全局的工作很快就能上手。”
　　
尽管如此，如果没有他的直接上司——仁厚明达的习仲勋的爱护和支持，他阎明复纵有再大的才干，在中国如此复杂的官场中也是寸步难行的。我本人也从习老对彭培根及其父彭鸿文老将军一些具体事情的处理上，感受到他娴熟的统战工作艺术和政治智慧。彭老先生原是国民党中将，著名抗日爱国将领，20世纪80年代初与儿子彭培根教授从海外举家返回祖国定居。在统战部门的关照下，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并安排住木樨地的部长楼。彭老先生希望放弃加拿大籍恢复中国籍，习仲勋亲自为他主持了改籍仪式。彭老要求彭培根也改回中国籍，被习老劝阻，他说培根是清华建筑系教授，要经常去海外开展学术活动，保留加拿大籍会方便些。如此的善解人意，使彭培根至今都是白皮黄瓤的“哈密瓜人”。1987年10月彭老去世，在习仲勋的关照下，葬礼可说是哀荣备至。《人民日报》发了讣告；习仲勋、薄一波、姚依林3位国家领导人出席，阎明复等多位统战部官员悉数到场，前去吊唁的人非常多。我对理由说，共产党内的政协委员绝对享受不到这个待遇。
　　
2011年张治中的长女张素我去世，彭培根认为她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父亲去世得到习仲勋关照，规格很高，但张素我大姐的后事实在是说不过去，作为国民党元老同时又是共产党朋友的张治中的女儿，本人是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地位、影响都在我父亲之上，可她的遗体告别连个统战部部长都不去，失职啊！”彭培根这番对比耐人寻味。

说这些的意图是为了说明，我敢触碰敏感人物，底气完全来自老一辈革命家做出的榜样。
　　
方励之越走越远

方励之就像酵母粉一样，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迅速引起发酵反应，不过，是截然不同的反应。彭培根在香港杂志《九十年代》上猛烈炮轰方励之，言辞之激烈可与方励之一拼：“我建议你花五年时间面壁，好好读读中国的书，之后才有资格说中国文化或来’亡中华文化’。否则，你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会被认为不学无术。”“像你这种言论（指让邓小平死），很有失身份，国际知名学者不是贩夫走卒啊！”方励之对彭培根的批评表示部分接受。

著名科学家、中科院赵院士说“我们那好几个教授都骂方励之，认为他不顾国家利益。他在学术上还是比较优秀的，但他的学术成就是国内给抬起来的。说方是中国的萨哈罗夫，不对。萨哈罗夫是苏联原子弹之父，方对中国绝没有像萨哈罗夫对苏联那样的贡献”。从英国回来的天文学家余×是方励之的同事，他说：“方励之说他去年写了150篇论文，要知道，一年能写一篇就不错了，有价值的甚至10年才能搞出一篇。但方反应敏捷，对世界上的新动态、新学术文章他很快就能写出评论和综述，宣传的效果大于学术的成果。他缺乏创造性的成就，天文台的人几乎都是这么看的。”还有一位知名文学刊物的编辑对我说：“方励之为了迎合外国人，有意识地往不同政见者方面靠，一心要摘取这个标签。”

另外一批人，如梁从诫就建议中央应派人与方对话，开除党籍可以，但应保留他科技大学副校长一职。他认为如果有一天逼得上边非把方抓起来不可，中国知识分子就会围绕对方的表态而分裂。中国科技大学一名教授也说，科大走了很多人，如果让方励之回去可稳住一批人。彭培根也向我反映，说方励之抱怨被开除党籍两年多来，无人找他谈话，甚至天文台都没有。我觉得这是个事，于是找总书记的秘书李树桥谈我的想法，我认为不接触、放任不管太消极，冷淡到何时？零摄氏度的冰块永远灭不了火，热水反而有可能。朴实的树桥说：谁也不管，谁都怕沾包也是个事。

1989年2月，又出了件惊爆大天的事，由诗人北岛发起，33人签名发出了一封给邓小平的公开信，要求大赦政治犯。签名者中有很多是六局的朋友，如金观涛、包遵信、吴祖光……。主管副部长宋堃叫六局另一副局长熊运藻去，一再叮嘱六局此时要谨慎，要与党保持一致。但局里同志都不同意在这种时刻采取消极的、坐观事态变化的态度，老熊说：“如果这种时刻我们无所作为是庸局，如果出了差错是败局，我们既不当庸局也不当败局！”

2月28日，方励之给我打电话，说他没有签字。北岛签名事件后，加重了我的紧迫感。方励之是当前政治风暴的“风眼”，我必须开诚布公地与他谈一次。我知道我在进行一次空前的冒险，但还是决心迎上去。

我去见阎明复部长，鼓起勇气说：“我想去见一下方励之。”他头都不抬地说：“可以，你去问问他，究竟想走多远？”几日来的千斤重压，他一句话就给解除了。

3月5日，我以官方身份正式去见方励之，我们谈了一个半小时，基本上是我问他答，两人都直来直去，但气氛一直平和。我上来便问他：“你难道真的因为恨共产党而恨这个国家和民族吗？”方答：“我好讲极端话，有那么股子语不惊人不过瘾的劲头。其实我也不是真的不要这个国家了，否则我为什么还要回来呢？不过‘世界公民’最早是马克思的观点，他提出工人阶级无祖国。我对开除我党籍有意见，我赞成学生们的言论，但我是最早对学生表示反对游行的（指1986年学潮），说我煽动学潮不是事实。”在谈到他参加布什总统宴会受阻一事时，他说：“其实你们完全不必动用警察阻止我，你让我的老师严济慈来劝我，他一拍桌子我会听的，但你们劝说不行，这是我一大弱点，可惜你们不掌握这个弱点。”我们还谈到“联署宣言”“压力集团”等问题，方都简明地表达了看法。最后，他表示想与当局对话。他说被开除党籍两年多没有任何人找他谈，连中科院也不谈。他让我带话给赵紫阳，共两点：一、认为他与共产党还不是对抗性的，我插话：“真是这样认为吗？”他连忙改口：“至少不是敌对性的吧！我对中国有清醒认识，中国不可能实行多党制，30年以后也许有可能。我这个人是思想型的不是行动型的，我不会搞什么组识，也不具备这个才干。”二、“经济形势越不好越应从政治上去平衡，困难时期毛主席不是还提倡开神仙会让高级知识分子说话吗！”

我也直率地对他说了一席话，我告诉他：“凡是来你这儿的都是赞同你的，但更多的人是不上你这儿来的，所以你只能听到知识分子中支持你的声音而听不到另外的声音。现在美国、我国台湾都在打方励之牌，希望你不要被利用。如果你仅仅是坚持自己的观点，我想多数人会理解。但思想观念上的问题不要和组织活动联系在一起，绝不能干超越法律底线的事情。”其实我此行的目地，就是要提醒他，当局对他容忍的底线在哪里。对我的“官腔”，方并无不悦，我想起赵院士的另一句话：“方不是小肚鸡肠之人。”

这次与方面谈后，我向阎做了汇报，阎说“近来事情有突破，中央同意我去见一批人，如吴祖光、金观涛等”，还说“总书记这个人真好啊！非常理解我们！”这增加了我给上边写信的信心。我在信中反映了方励之的要求，建议中央能责成阎明复找方谈一次。

见方励之后第6天，3月11日李树桥让我将信送到勤政殿，到了以后他让我看了份3月6日邓对赵的讲话记录，大意是对当前压力绝不让步，要赶快搞个办法，对方励之，不违法就不去管他，犯了法就抓起来。很显然，我的信已不可能有下文了。果然，后来由政治局委员芮杏文批示，让天文台找方谈次话，我这份扫兴啊！

不过，我的举动还是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小小微澜。六局颜立才告诉我，他奉阎部长之命去接许良英夫妇。许良英是中国杰出的科学史专家，爱因斯坦著作的中文译者，同时也是著名的持不同政见人士。他刚发起了一个42人的签名活动，要求开放民主，杜绝以言治罪，连王淦昌、钱临照这样的大科学家都签了名。在来部里的路上，许对小颜说他听方励之说统战部对他不错，与陶斯亮有交往。阎部长在见许良英时也说：“我们派人去做方励之的工作。”许说：“是陶斯亮同志吧？”

就在我为方励之“上蹿下跳”之时，祖慰告诉我说方励之对他说“与共产党的斗法犹如‘斗蛐蛐儿’玩”，这可真气着我了！这是对我们这些为他的权益而奔走的人的莫大污辱！他在我心目中天才科学家的形象一落千丈。
　　
很快中国政局风云突变，再后来的事谁也预测不到，方励之终于走上了不归路。

现在回想起来，以我浅薄的官场资历，芝麻大点的官，居然自告奋勇去做方励之的工作，不是天真而是太傻了。不过从与方励之的几次接触中，我感到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新时期统战工作，执政党应该有自信与不同政见的人群接触沟通，用诚意去化解矛盾，至少表现出共产党的磊落胸怀。周总理能将杨显东、阎宝航这样虔诚的基督教徒引导到共产主义信仰上来，能让张治中这样的国民党元老留在北平参加新中国的成立大典，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以民族大义去唤回那些纵有不满却依然爱着这片土地的人们呢？1986年及前后的几年，在思想界极为动荡的形势下，我们把多数知识分子团结在改革开放的大旗下，效果是显著的。至于方励之，虽然影响力大，但在当时尚属极端，跟随者并未形成主流。而他选择的道路，受损失最大的恰恰是他自己。
　　
金观涛淡泊隐退

六局的朋友中，另一对具有典型性的人物是金观涛、刘青峰夫妇，他们当时是极受瞩目之人。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是中国最早全面系统介绍西方新浪潮、人文哲学、历史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书籍，在当时知识分子中影响极大，称得上启蒙先锋。“精英”概念似乎就是在这个时候为我所关注。但在反自由化的大政治背景下，他们也备受争议。

我是在1988年9月中国文化书院的一次活动中认识金观涛的，没想到他如此的年轻、俊朗、热情、易处，双方都摈弃了偏见，他表示愿和统战部接触。不久六局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我打电话邀请他参加。他说：“我一向不愿参加会，是出了名的。但今后只要是你通知我一定出席。”

1989年3月7日，值班室通知，说胡启立办公室来电话，询问金观涛的情况，我们立即整理了一份材料递上去。看来我们发在内部刊物上的金观涛夫妇的发言有了回音。到晚上观涛告诉我，龚育之（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约他们谈话，我马上说这可能是上面的意思，你要如实反映知识分子的情况。3月13日刘青峰告诉我，龚育之接他们去中南海，与胡启立畅谈两小时，并共进午餐，谈得很融洽。

3月17日，我与六局韩燕去看望金观涛夫妇，他们反映，1988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心态发生了急剧变化，骂得很厉害，但仍承认共产党的领导。他俩还呼吁中央应建立联系渠道，能够听到真话。

又隔了一天，刘青峰对我说，很奇怪，刚接到台湾《联合时报》记者的电话，问她：“听说你们最近被统战了一次？一个大人物请你们吃了午饭？”刘告诉我：“海外传得很多，还说统战部也请我们去，联系最近几次事情都捅到海外，我感到这事不对头啊，有‘短路’！”他们夫妇以对我们示出诚意来表明一种政治态度，增大了我的信心。

1989年，金观涛夫妇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做学术交流，被当时的校长高锟（诺贝尔奖获得者）挽留，聘为中国文化研究所教授，从此远离了内地的视线，恢复了学者本色，波澜不惊地生活着。方励之到美国后成为亚利桑那大学终身教授，一直到死都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但是再也达不到在祖国时那般辉煌。

事实证明，我们内部一些人对方励之的“不接触”政策未见得好，而对金观涛以诚以礼相待也未见得不好。很显然，背离国家民族的知识分子只是极少数，愿意为国家服务的是绝大多数，问题仅仅在于我们向他们释放的是什么信号，我们有没有像转化张治中、杨显东、彭鸿文父子一样做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们在他们身上下的功夫有老一辈革命家的百分之一吗？而知识分子在经济、社会、科技领域里所占的权重，却比那时候大了许多倍呀！在一个新媒体、自媒体蓬勃发展的时代，全球几乎互联互通，如果仍习惯于当“驼鸟”，那么我们终将被迫吞下自酿的苦酒。眼前的事实是，中国精英阶层已彻底分裂，很多人在意识形态上与我们决裂，甚至爱国主义这面大旗也难以聚拢他们了。即便这样，我们党仍应以最真诚的包容心，最高明的政治智慧，去冷静观察，沉着判断，保持信息畅通，建立各种层面和形式的对话渠道，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

朋友们对我说：“你是带着强烈感情色彩搞政治的！”当时没在意，现在回想起来还真说到点子上了！在以色列殉职的沈阳市前市长武迪生，才见过我两面就说：“你是个能将不那么美好的事情想象得特别美好的人。“太准确了！我知道他们指出的我性格上的特点，对搞政治的人来说是致命的。我从未动摇过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但我理解社会主义的精髓最崇高最神圣的是人道主义精神。在我意识深处，我从事的就是“人道的工作”，既然工作对象是人，那么平等、尊重、理解是最起码的。如果抱着“我要统你”的目的，那有谁愿意被你统呢？无疑，统战是项政治工作，党的三大法宝之一。既然是政治工作，就要讲战略战术，要讲方针政策，可是我对我是“搞政治的”竟毫无感觉，完全没有进入角色。现在看我确实太幼稚了！所以注定我短命的官场生涯以失败而告终。

（作者为中国市长协会专职副会长兼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中国贫困聋儿救助行动主席）

原载 《炎黄春秋》2015年第6期 　　

　　
八九回忆

八九文件：严家其、包遵信《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

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当前

中国的问题──兼告李鹏书

严家其、包遵信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现在正在发生的学生运动，已发展为全国性的全民抗议运动，这是当代中国划时代的大事，它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大大地推进了中国民主的进程。这次学运，向全中国宣布了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则，即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作为组织政府的执政党和政府本身的权力并不是固有的，而来源于人民。人民有推翻不受人民信任的政府的权力。这次学运，在全国发出了“打倒李鹏政府”的口号。长期以来，我国的宣传机器把批评党和政府的领导人称作为“攻击党和国家的领导”。这次学运，从根本上抛弃了这种陈旧的观念，使李鹏等人再已找不到任何借口来禁止人民对政府倒行逆施行为的声讨，一个被人民所唾弃的政府首脑，如果不主动辞职，人民可以通过宪法规定的途径把他罢免。

宪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有权罢免国务院总理。作为全国人大常设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牴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

现在的问题是，第一步，必须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紧急会议，就以下两个问题作出决定：

（一）废除五月二十日李鹏签署的“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

（二）决定在近期内临时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国务院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颁布已过五天。这五天来，“北京的社会秩序一如往日，市民生活大体如常”，“在市政府划定的戒严区域内，未见到异于往日的突发情况”，“北京的社会秩序继续向稳定方向发展”。（见近日《人民日报》报道）相反，正是戒严令颁布后，引起学生和市民的严重担忧，为了阻止执行戒严的部队进城，市民在北京市的所有通往郊区的路口，自发地设置了路障。五天来的事实充分证明，国务院的戒严令是不必要的，而且也因学生和市民的坚决抵制，由于军队和学生、市民有共同的看法，致使戒严令无法执行。

宪法第廿九条规定，我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军队只能在外敌入侵和国内出现严重武装骚乱的情况下才能动用。现在，北京市既没有受到外国武装力量的入侵，又没有出现任何武装骚乱的情况，在这时动用部队调入北京“执行戒严任务”，是违反宪法的行为。所以，我们强烈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立即开紧急会议，撤销戒严令。

近一个月来，作为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两个问题上犯下了极其严重的错误以至罪行。一是对三千余名绝食学生的请愿要求坚决不予理睬，导致数以千计的学生因绝食而晕倒。在全世界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政府能对几千名学生的绝食请愿置之不理。这一事实充分表明，李鹏已成了一个丧失了起码人性的总理。

五月二十日，作为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对和平请愿的学生、对手无寸铁的市民作出了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命令。这激怒了全北京市人民和全国人民，引起了全中国和全世界舆论的谴责。李鹏动用军队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这是极为严重的违宪行为的。

民主政治是责任政治，宪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国务院总理。宪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认为必要，或者有五分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可以临时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我们强烈希望，尽快召开全国人大会议，审查总理李鹏今年四、五月以来背叛人民、反对人民的行为，并罢免李鹏国务院总理职务。

长期以来，由于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无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成了一纸空文。现在，已经到了从根本上改变党凌驾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以上的现象的时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的会议，只要符合宪法规定，无需身兼党政要职的李鹏或其他人批准，就可以召集。一个要废除李鹏发布的戒严令的人大常委会会议、一个要罢免李鹏国务院总理的全国人大会议，难道要请示李鹏或其他什么人批准才能召开吗？目前发生在我国严重的政治危机，唯一的途径是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为此，我们呼吁每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每一位全国人民代表，投下神圣的一票，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总理职务。当中国人民看到，全国人大成了名副其实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时，你们每一位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作出了无与伦比的、伟大的、历史性的贡献。

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尚未召开，戒严令尚未废除，李鹏还大权在握。当万里委员长呼吁在民主与法制轨道上解决当前中国问题时，李鹏等人有可能直接诉诸暴力、镇压人民。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会议不能召开，如果由于李鹏实施镇压出现大规模流血事件，李鹏将在原来两个错误的基础上，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这一罪行，终会按法律使身为总理的李鹏受到审判。我们奉劝李鹏，最明智的选择是主动辞职，减轻国家和人民的灾难。我们建议，在李鹏主动辞职的情况下，在李鹏没有犯下新的错误和罪行的情况下，李鹏对绝食学生的非人性行为和五月二十日发布的戒严令错误，不予追究。何去何从，现在到了李鹏作出最后抉择的时候了。如果李鹏要採取暴力镇压，如果李鹏不惜动用武力来维持他的摇摇欲坠的统治，那么，亿万中国人民誓将以鲜血和生命来为中国铸造民主。


八九文件

八九文件：《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信》

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信

请为撤销戒严令投下神圣的一票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委员：

我们听到万里委员长提前回国的消息，感到十分高兴，我们看到了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当前中国问题的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构，它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我们呼吁，在万里委员长回北京后，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以解决目前中共的严重危机。

国务院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颁布已达四天，“北京社会秩序一如往日，市民生活大体如常”，“在市政府划定的戒严区域内，仍未见到异于往日的突发情况”（见近日人民日报），相反，正是戒严令颁布后，引起学生和市民的严重担忧，为了阻止执行戒严部队进城，设置了路障。现在事实证明，戒严令既是不必要的，而且也因学生和市民的坚决抵制，无法执行。

宪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我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军队只能在外敌入侵和国内出现严重武装骚乱的情况下才能动用。在没有受到外敌入侵和出现任何武装骚乱的情况下动用部队调入北京“执行戒严任务”，是违反宪法第二十九条精神的。为此，我们强烈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撤销戒严令，我们也希望在撤销戒严令后，学生将撤离广场。

在关系到中国前途和命运的这一重大问题上，我们向尊敬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委员们呼吁，请你们为撤销戒严令投下神圣的一票，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你们投下这一票作出的伟大功绩！

签名：

严家其　包遵信　李南友　王树人　段向群　王志刚　郑　义　北　明　老　木　
杨筱怀　胡舒立　李　锐　柯云路　郭家宽　杨　浪　尤　东　田大义　冯　媛　
陶国峰　向玉林　赵　瑜　蒋　韵　王　玮　李伊白　钱　宏　冯国超　远志明　
邓正来　王　煜等二百二十一人　（签名仍在继续中）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八九文件

八九文件：我们知识界的誓言

我们知识界的誓言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们以我们的人格，以我们的全部良知，以我们全部身心，以我们作为人的全部尊严庄严宣誓：绝不背叛爱国学生的生命和热血所开拓的争取民主的事业，绝不以任何藉口为自己的怯懦开脱，绝不再重复以往的屈辱，绝不出卖自己的良知，绝不向专制屈服，绝不向八十年代中国的末代皇帝称臣。

包遵信、严家其、苏晓康、王军涛、沈大德、
吴廷嘉、闵琦、陈小平、李德伟、谢小庆

1989年5月22日

八九文件

八九文件：十二学者《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

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

1989年5月14日

鉴于天安门广场目前形势，我们十二位学者、作家本着良知和责任心，发出以下紧急呼吁：

一，要求中央负责人发表公开讲话，宣布这次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反对以任何形式对参加运动的学生秋后算账。
二，我们认为，由大多数学生经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学生组织是合法组织，政府应当承认。
三，反对以任何藉口、任何形式、任何方法对静坐绝食的学生采取暴力，谁这样做，谁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亲爱的广大同学们，自昨晚得知大家来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的消息，我们都非常难过，非常担忧。从四月中旬以来，你们为推进中国民主、中国改革的进程，一次次走上街头，以令人羡佩的无私精神和大无畏的气概，开创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人民会永远记住你们在一九八九年的今天做出的历史功绩。但是，民主是逐步成长的，不能期望它在一天实现，我们要彻底清醒，有人要极力挑起事端，激化矛盾，促使事态恶化，以便破坏改革和民主化的事业。为了中国改革的长远利益，为了避免发生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为了中苏最高级会晤能够顺利进行，我们恳请同学们发扬这次学潮中最可贵的精神，暂时撤离天安门广场。

我们相信同学们是能够做出明智的判断的。

但我们郑重重申：如果政府不能做到以上三点，我们将和同学们一道为实现上述三点坚定不移地奋斗下去。

戴晴、于浩成、李洪林、严家其、
苏晓康、包遵信、温元凯、刘再复、
苏玮、李泽厚、麦天枢、李陀

八九图片：1989年5月12日包遵信在北大民主沙龙演讲

1989年5月12日，包遵信（右站立者）作为嘉宾参加北大民主沙龙作演讲。左站立者是王丹。

八九图片

八九文件：包遵信等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公开信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胡耀邦先生是当代中国民主进程的象征，为政清廉的典范，人民大众的朋友，
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他坚决反对保守倒退，积极推进改革和开放，在人民群众中享
有崇高的威望。对胡耀邦先生的逝世，我们表示深切的哀悼。

近日来，各界群众通过各种方式悼念胡耀邦先生。由于胡先生的民主形象深入
人心，北京高校学生们在悼念活动中提出了许多加快民主进程的要求。他们对领导
人的批评，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不能视为非法。新闻媒介应予客观公正的报导。

我们理解，学生们在这次悼念活动中提出的主要要求有：

一、继承胡耀邦遗志，加快中国民主化进程和政治体制改革。

二、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清除各级党政机关中日趋严重的腐败现象，解决严
重的社会不公问题。

三、切实解决当前各级政府普遍存在的软弱低效状态，实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
政府的责任制，不得以“集体负责”等任何藉口推卸个人责任。

四、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确保大众传播媒介的舆
论监督功能。

我们认为，上述要求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对于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凝
聚民心，共渡难关，是一些根本性的良策。切实实现上述目标，也是造就长期安定
团结的必要前提。因此，我们建议，党和国家领导人认真听取学生的愿望和要求，
直接与学生们平等对话，吸取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历史教训；不能置之不理，
置之不理容易激起学生们的过激反应，不利于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实现中华民族的
现代化大业。


此致

敬礼！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北京


签名：

包遵信、吴组缃、严家其、高　皋、李泽厚、于浩成、谢　冕、宗　璞、蔡仲德、
王　瑶、北　岛、苏晓康、王润生、谢选骏、荣　剑、陈宣良、远志明、何怀宏、
雷水生、郑　义、邓正来、梁治平、印红标、吴廷嘉、沈大德、魏明康、张　敏、
陈　波、张炳九、宋家钰、王照华、刘志琴、何志云、刘　东、周国平、戴　晴、
陈嘉映、朱　伟、王逸丹、樊　纲、赖长扬、吕宗力、史卫民、许良英、彭　卫、
杨百揆、苏　炜、田人隆、高尔强、林　英、赵越　、闵　铋、王　焱、孔捷生、
何绍伟、陈建功、荣伟菁、史铁生、王容芬、朱正琳、李　陀、赵世坚、王行之、
徐友渔、靳大成、方　鸣、邝　扬、秦孟周、王鲁湘、李春林、黄子平、陈平原、
钱理群、刘　林、张泽鸣、张暖忻、傅德惠、孙乃修、李书磊、柯云路、张世英、
周辅成、王太庆、钱碧湘、高伐林、陈小平、杨　晓、王军涛、高　瑜、刘卫华、
张大明、方尔加、黄宜民、林甘泉、舒　芜、许觉民、李学昆、沈斯亨、石　峻、
萧　前、方立天、王　颖、张立文、杨邦宪、卢兴基、何柞榕、张岱年、黄楠森、
张京媛、乐黛云、阎步克、赵庆培、林　庚、曾镇南、陈全荣、聂崎砥、陈燕谷、
尹慧珉、董乃斌、李　聃、袁　红、周发祥、樊　骏、杜书瀛、刘　纳、邢少涛、
贺兴安、刘福春、程　麻、吴　方、林　青、老高放、牛勇增、陈骏涛、何西来、
王　飙、裴效维、周永琴、王　信、胡　明、张国兴、李以建、杨世伟、杨煦生、
王志远、张卫平、孙炳珠、周　舵、于长江、贺为芳、谢　韬、赵一鹤、步近智、
童　超、李斌城、易谋远、胡宝国、吴丽娱、梁满仓、方积六、张海燕、胡厚宣、
孙　晓、姜广辉、马　怡、杨振红、王德胜、王树人、周礼全、喻柏林、王东成、
孙　津、贺　麟、李曙光、张明树、杨宪益、张　洁、郁　风、杨匡满、于慈江、
李　征、李丹慧、陈东林、吴　杰、胡友鸣、赵向阳、孙越生、常大林、董郁玉、
杨利川、张宗厚、陈兆钢、曹　兴、杨宇红、张勇进、王鉴岗、萧　锋、李永辉、
姬金铎、岳西宽


八九文件

八九一日：1月28日，《新启蒙》举办沙龙，方励之语惊四座

1989年1月28日晚上，《新启蒙》杂志在北京西便门的都乐书屋举行了一个新书发布沙龙。众多当时活跃的知识分子出席，包括王元化、王若水、李洪林、吴国光、苏绍智、胡绩伟、秦川、孙长江、张显扬、包遵信、金观涛、刘青峰、李南央、于浩成、李昌、李锐等。还有一些中外记者在场。

几位知识分子先后自由发言，均不同程度地涉及时政问题。但会议的高潮却是一位不速之客的突然出现：方励之的到来立即得到人们鼓掌欢迎。他大声介绍了前不久给邓小平写信要求大赦政治犯的事情，表示必须坚持在中国提出人权问题。他并且慷慨陈词道：“过去，我总是鼓励大家入党，在党内搞改革。但现在我明白这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在体制外行动。我们必须使用一切办法推动改革。”

方励之的即兴讲话超出了沙龙参加者的心理准备，会场一时鸦雀无声。主持人随即匆匆宣布会议结束。


 八九一日

八九文件：陈希同向人大提交的《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1989年6月30日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

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　陈希同

1989年春夏之交，从4月中旬到6月上旬，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首都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策动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社会基础。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中，赵紫阳同志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极其严峻的形势面前，党中央作出了正确的决策，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得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为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坚决反对动乱和暴乱，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表现了很高的政治觉悟和主人翁责任感。现在，我受国务院委托，就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情况，主要是发生在北京的一些情况，以及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工作，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汇报。

一、动乱的酝酿和预谋由来已久

西方世界的一些政治势力，总是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包括中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这是他们长期的根本战略。这些年来，他们利用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上的某些失误和经济上的暂时困难，更加紧了这个战略的实施。在我国，党内党外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同西方国家的这种战略相呼应，内外勾结，上下串通，为在中国制造动乱，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了长达几年的思想、舆论和组织准备。正因为这样，在动乱的酝酿、预谋和发难的整个过程中，包括制造舆论、歪曲真相、造谣惑众等诸多手段的使用，都显示出了国内外、海内外相互策应、相互配合的鲜明特点。

这里着重讲一讲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情况。去年9月，党中央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对这个决策和采取的各项措施是支持和拥护的。整个社会秩序和政治形势是基本稳定的。今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的赞成票（只两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了李鹏同志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当然，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对于党和政府在工作中的一些失误，一些国家公职人员中的腐败现象，以及社会上的分配不公等问题，也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同时在推进民主、健全法制、深化改革、克服官僚主义等方面，还提出了不少的要求和建议，这些都是正常现象，也是党和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当时在党内和社会上的确有极少数人紧密勾结，明里暗里进行了大量极不正常的活动。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赵紫阳同志去年9月19日会见美国一位“极端自由派经济学家”以后，一些据称与赵紫阳“智囊团”有着密切联系的香港报刊，大肆进行宣传，透露出了“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的政治信息。反动杂志《九十年代》总编辑李怡（化名齐辛）在香港《信报》发表《大家长该退休了》的文章，叫嚣“排除超级老人政治的障碍”，“使赵紫阳有足够的权力”。《九十年代》的另一篇文章则呼吁赵成为“独裁者”。香港《解放》杂志也刊登长篇论文，说北京一些人同香港传播界某些人士有“或明或暗”、“有如鬼火高低明灭”的关系，这种微妙关系“有了一个最新的个案显示，那就是在最近一个月掀起的倒邓保赵风”，还说什么“就中国走资的希望言，他们看准了赵紫阳”。同这种“倒邓保赵”风相配合，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了同赵紫阳原秘书鲍彤联系密切的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与另一个人关于时局的对话，攻击“治理整顿”会导致“停滞”，提出中国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权力更迭的覆辙”，“中国不再允许像文革那样用非程序化的方式进行权力变动”。这个对话的核心问题，就是为掩盖赵紫阳的错误、保住他的权力地位、以便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舆论。这个对话曾经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镜报》等海内外多种报刊全文或摘要刊登。

去年末今年初，内外勾结进一步加紧，陆续出现了一些观点十分错误乃至反动的政治集会、联名上书、大小字报和其他活动。比如，去年12月7日，由《走向未来丛书》副主编金观涛担任顾问的“北京大学未来学会”，举办了“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大型讨论会，金观涛在发言中说：“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两大遗产之一。”《新观察》主编戈扬立即以一个有几十年党龄的“年龄最大”者的身份站出来“作证”说：“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今年1月28日，苏绍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方励之等人在北京的“都乐书屋”搞了一个所谓“新启蒙沙龙活动”，参加的除中国人之外，还有一些美国、法国、意大利的驻京记者，共100多人。方励之说，这类集会“对当局采取完全批判、彻底批判的态度”，“火药味很浓”，“现在需要行动”，“连开三次就要上街了”。2月初，方励之、陈军（反动组织“中国民联”成员）等人又在友谊宾馆举行了所谓的“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方励之主要就所谓“民主”和“人权”两大问题发表了演讲，陈军把“五四运动”同“西单民主墙”作了类比。方励之说：“希望企业家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为争民主而斗争。”2月16日，陈军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广为散发方励之致邓小平的信，以及陈军等33人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的信，要求实行大赦，释放严重触犯刑律的魏京生等所谓“政治犯”。2月23日，台湾《联合报》发表《大运动的开端，大冲击！》的文章说：“纽约发宣言，北京公开信，神州春雷动，民主浪潮涌。”2月26日，张显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李洪林（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包遵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戈扬等42人，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也要求释放所谓的“政治犯”。此后，北京一些大学陆续出现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量大小字报和集会。比如，3月1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同时出现《讨邓檄文    告全民书》的大字报，胡说什么“共产党的政治就是空谈、强权、独裁、武断”，公然要求“取消党派，解除四项原则”。3月2日北京大学贴出题为《为中国人悲哀》的小字报，叫喊打倒“专制”和“独裁”。3月3日清华大学等院校出现署名“中国民主青年爱国会筹委会”写的《致广大青年学生的一封信》，鼓动“在爱国主义民主战士方励之的领导下，参加到‘民主、自由、人权’的激流中去”。3月29日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广为张贴方励之给香港《明报》写的《中国的失望和希望》一文，宣称社会主义已经“彻底丧失了吸引力”，要组成政治上的“压力集团”，去实行“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的改革”。他所说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全盘西化的代名词。4月6日北京大学贴出一份题为《时代的召唤》的大字报，以完全否定的态度提出了“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存在的合理性”以及“马列主义到底还适合不适合我国的国情”的问题。4月13日北京邮电学院等校收到署名“广西大学学生会”写的《告全国大学生书》，号召“高举胡耀邦的画像和‘民主、自由、尊严、法治’的大旗”，来纪念“五四”青年节。与此同时，在北京的一些高等院校，所谓的“民主沙龙”、“自由论坛”以及各式各样的“研究会”、“讨论会”、“演讲会”纷纷出现，仅北大学生王丹主持的“民主沙龙”一年就搞了17场讲座，活动十分频繁。他们曾经把原非法组织“人权同盟”的头头任畹町请去，围绕所谓“新权威主义与民主政治”，散布了许多谬论。他们曾在塞万提斯像前举办讨论会，公开宣称“要废除一党制，让共产党下台，推翻现政权”。他们还把方励之的妻子李淑娴请去，充当他们的“军师”。李淑娴煽动说：“要使民主沙龙合法化”，“要经常在这里集会”，“要取消北京市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所有这些，都为后来发生的动乱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香港《明报》载文评论说：“中国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争取人权而发起的串联与签名运动，已对学生产生极大影响，他们早已在酝酿于‘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日采取大规模的行动表达对当局的不满。胡耀邦的猝然去世，则犹如装满火药的桶里扔了一根火柴。”总之，在极少数人的预谋、组织和策划下，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形势。

二、学潮从一开始就被动乱的组织者所利用

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使酝酿已久的学潮和动乱提前爆发。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表达了深切的哀思，各高校也为学生的悼念活动提供了条件。但是，极少数人却利用这个时机，以“悼念”为借口，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学潮从一开始就被极少数人所操纵和利用，具有了政治动乱的性质。

这场动乱，首先表现在大量的大小字报、标语、口号、传单和挽联等，对党和政府进行了肆意的攻击和诋毁，公然号召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现政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的一些大小字报，有的谩骂共产党是“一代奸党”，“是个即将溃灭之组织”；有的攻击老一辈革命家是“朽翁听政”、“独裁集权”；有的指名道姓地逐个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胡说什么“不该去的去了，该死的却没死”；有的要求“撤换无能政府，推翻专制君主”；有的要求“取消共产党，实行多党制”，“取消各团体、军队、学校、单位的党支部和政工干部”；有的发表《私有制宣言》，号召“早日敲响公有制的丧钟，去迎接共和国新的明天”；有的还提出要“邀请国民党回大陆，建立两党政治”，等等。许多大小字报用不堪入耳的语言，诬蔑邓小平同志，叫嚷“打倒邓小平”。

这场动乱，从一开始就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动乱策划者们这个期间提出的纲领性口号，无论是通过非法学生组织的头头王丹在天安门广场首先提出的“九条要求”，还是后来提出的“七条”、“十条”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反自由化中所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这两条的实质，就是要在中国取得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实现资本主义化的绝对自由。同这种要求相配合，一些知识界的所谓“精英”分子，也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极少数人，在此期间也组织种种座谈会，利用舆论阵地大肆宣传，其中最突出的是《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社4月19日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由戈扬主持，参加的有严家其、苏绍智、陈子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刘锐绍（香港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等人。他们议论的中心也是两个，一是为胡耀邦“平反”，二是为反自由化“翻案”，并且明确表示支持学生的游行示威，说什么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后来，当上海市委作出整顿《世界经济导报》的正确决定之后，一贯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赵紫阳同志不仅不予支持，反而指责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

这场动乱，还表现为在极少数人的挑唆和策划下，许多行为都是极其粗暴的，是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法律和法规的，是严重反民主反法制的。他们不顾宪法对“四大”的废除，不听劝阻，在校园内铺天盖地地张贴大字报；他们不顾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不经申请批准，连日不断地举行大游行；他们在4月18日和19日深夜接连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新华门，并且呼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这是“文化大革命”中都未曾发生过的事情；他们违反天安门广场的管理规定，多次强行占据广场，4月22日那一天几乎造成胡耀邦同志追悼会无法正常进行；他们无视北京市的有关法规，不经登记就成立了“团结学生会”（后改名为“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等非法组织，并且向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合法的学生会和研究生会“夺权”；他们不顾法纪和校纪，抢占办公室，抢占广播站，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在校园里造成了严重的无政府状态。

大量制造谣言，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是极少数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采用的另一个重要手法。学潮之初，他们就造谣说，“李鹏在政治局会议上大骂胡耀邦，胡是被气死的”，诱导人们把矛头指向李鹏同志。事实上，那次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是教育问题，当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同志正在就有关文件作说明时，胡耀邦同志突然心脏病暴发，立即就地进行抢救，缓解后被送进医院，根本没有什么生气的事。4月19日夜间，一位师大外语系的女学生在参加晚会后回校途中，被无轨电车撞伤，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有人就造谣说：“共产党的军警开车轧死了学生”，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情绪激动。4月20日凌晨，我公安干警将冲击、围堵新华门的学生强行带离现场，用公共汽车送到北京大学，又有人造出了所谓“4·20血案”的谣言，说什么“警察在新华门打人，不光打学生，还打了工人、女人和小孩”，“一千多名科技工作者倒在血泊中”，搞得一些人的情绪更加激愤。4月22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结束，李鹏等中央领导同志离开人民大会堂之后，有的人为了制造攻击李鹏同志的口实，又精心策划了一场骗局。他们先是造谣说“李鹏总理答应12点45分出来接见广场上的同学”，接着就由3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台阶上跪递“请愿书”，然后又宣称“李鹏临时变卦，拒不接见，欺骗学生”，煽动起广场上数万学生的强烈不满，几乎造成冲击人民大会堂的严重事件。由于这些谣言的蛊惑和挑唆，大大激化了青年学生同政府的对立情绪。极少数人就利用这种情绪，提出了“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的口号，造成北京6万高校学生罢课的严重局面，许多外地高校也相继罢课，使学潮升级，动乱扩大。

这场动乱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已经不局限于高等学校，也不局限于北京地区而是向着全社会和全国各地扩散。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结束后，一些人到中学、工厂、商店、农村串联，上街演讲，散发传单，贴标语，搞募捐，千方百计扩大事态。有的中学出现了“罢课罢考万岁”的大字报，有的工厂贴出了“联合工农，打倒暴政”的传单。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还提出了“南下北上，东来西走”的口号，企图发动全国性的大串联。南京、武汉、西安、长沙、上海、哈尔滨等地的高校都发现从北京去的学生，天津、河北、安徽、浙江等地的学生也到北京参加游行。在长沙、西安等地，发生了严重打、砸、抢、烧的违法犯罪活动。

这场动乱一开始就有海外、国外各种政治势力插手。国民党豢养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联盟”成员胡平、陈军、刘晓波等人，联名从美国纽约发出了《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要参加学潮的学生注意“巩固在这次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力求以一个坚强的群体进行有效的活动”，“应把彻底否定1987年反自由化运动作为突破口”，“加强与各种新闻媒介的联系”，“加强与社会其他各界的联系”，“在运动中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中国民主联盟”的两个头头王炳章和汤光中还急急忙忙从纽约飞往东京，企图闯回北京，直接插手这场动乱。一些主张在中国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特邀方励之领衔，从哥伦比亚大学发回了《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政治宣言》，鼓吹“人民必须拥有对执政党的选择权”，煽动人们推翻共产党。一个化名“红岩”的人从美国用传真电话发回“修改宪法的十条意见”，提出全国和各级人大代表以及各级法院的法官，都应“由无党派候选人中选举产生”，企图把共产党从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中彻底排除出去。一批身居美国的原“中国之春”成员，匆匆忙忙地组成了“中国民主党”，向北京一些大学发出了《告全国同胞书》，煽动学生“要求保守派的官僚们下台”，“促使中共结束其专制统治”。港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一些反动政治势力，也通过各种渠道，采用各种手段，纷纷介入。一些西方通讯社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心，特别是“美国之音”，每天用三种节目，花十多个小时，向中国大陆进行喋喋不休的报道，造谣惑众，煽风点火，为这场动乱推波助澜。

以上大量事实说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学潮，而是抱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背离了民主和法制的轨道，运用卑劣的政治手段，煽动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学生，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挑起的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如果不是这样从本质上分析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就会在斗争中陷于极大的被动。

三、《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对动乱的定性是正确的

从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到4月22日治丧结束，赵紫阳同志对悼念活动期间出现的日益明显的动乱迹象一直采取容忍和放纵的态度，助长了动乱的形成和发展。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中央和北京市许多同志都感到事情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多次向赵紫阳同志提出，中央应有明确的方针和对策，以便迅速制止事态的发展，但他始终回避对事情的性质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讨论。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结束后，中央的同志再次建议在他4月23日出访朝鲜前开一次会，但他不仅拒不接受，反而若无其事地打高尔夫球去了。由于他采取这样的态度，使党和政府丧失了制止动乱的时机。

4月24日下午，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向万里同志作了汇报。在万里同志的建议下，当天晚上由李鹏同志主持，政治局常委对事态的发展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会议一致认为，当时的种种事态表明，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会议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同时要求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放手发动群众，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力争尽快平息动乱，稳定局势。次日上午，邓小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央常委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对动乱的性质作了深刻分析。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大大地提高了广大干部的认识，增强了大家平息动乱、稳定大局的信心和勇气。《人民日报》4月26日的社论，体现了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和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指明了动乱的性质。同时，明确地把极少数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同广大青年学生区别了开来。社论的发表，使绝大多数干部感到心里有了底，行动有了方向，可以旗帜鲜明地开展工作了。

《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之后，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接连召开党内外各种会议，坚持原则，统一认识；运用各种形式澄清谣言，安定人心；支持学校领导、党团员和学生骨干大胆工作，对参加游行示威的学生进行劝阻和疏导；积极开展各种对话活动，努力争取群众。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等同志同学生的对话，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同学生的对话，中共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同学生的对话，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认真做好工厂、农村、商店、中小学和街道的工作，稳住大局，防止动乱向社会蔓延。各省、市、自治区也按照社论精神，抓紧做好本地区的工作，防止北京事态的影响向外地扩散。

由于4月26日社论旗帜鲜明，使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被迫在策略上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社论发表前，大量的标语，口号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社论发表后，4月26日，非法组织北京“高自联”就发出了改变策略的“新学联一号令”，要求4月27日“在拥护共产党的旗帜下游行到天安门”，规定的口号包括“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维护宪法”等，并且在方励之的授意下，把“打倒官僚政府”、“打倒腐败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等颠覆性的口号改成了“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等各界群众赞同的口号。日本时事社这时从北京发出一则题为《年轻官员结成支持民主化集团》的报道，把所谓“赵紫阳智囊团”里的一些人物称之为“中共中央和政府的年轻官员”，说他们“频繁地接触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参加游行的北京市内的各大学的新自治会代表，给学生们出主意”，在27日的大游行中，学生们举着“‘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等标语，这也是遵照了这个集团的指示”。学潮的头头们原来打算要“百日游行，无限期罢课”，社论发表后，这个劲头没有了。5月4日同4月27日的游行相比，学生人数由3万多人减少到不足2万人，围观的群众也大为减少。“五四”游行之后，经过各高校党政领导做工作，80%的学生都复了课。全国各地在《人民日报》“4·26”社论发表后，局势也迅速趋向平稳。显然，再做一些工作，这场由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引起的动乱就有可能得到平息。大量事实说明，《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是正确的，它的确起到了稳定首都、安定全国的作用。

四、赵紫阳同志“五四”讲话是动乱升级的转折点

在动乱接近平息的时候，作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却采取了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态度。本来，在他出访朝鲜期间，政治局常委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就打回电报，明确表示“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4月30日回国之后，他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还再次表示，同意小平同志的讲话和4月26日社论对动乱的定性，认为前段对学潮的处理是好的。但是，没过几天，他却在5月4日下午接见亚洲银行年会代表时，发表了一通同政治局常委决定、邓小平同志讲话和社论精神完全对立的意见。第一，在已经出现明显动乱的情况下，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第二，在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他还坚持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第三，在已经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利用学潮策动动乱的情况下，他还只是说“难免”“有人企图利用”，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关于极少数人已经在制造动乱的正确判断。赵紫阳同志的这番讲话，是鲍彤事先为他起草好的。鲍彤还要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当天下午就立即广播，并且要连播3天；又要求《人民日报》次日在头版显著地位发表，同时要大量刊登各方面的正面反映。而对不同的意见不仅扣住不发，甚至不许在内部参考读物上发表。赵紫阳同志的这番讲话，经过《人民日报》及某些报纸的大肆渲染，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给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撑了腰，壮了胆，打了气。

赵紫阳同志的讲话同中央的方针截然不同，这一点不仅在国内引起广泛议论，连国外的舆论都看得清清楚楚。路透社在一篇报道中说，赵的讲话“与一周前对学生们的严厉谴责形成了鲜明对照”，是对“上周的判断的一大修改”。法国《世界报》5月6日也载文指出，“这位党的首脑（指赵紫阳）似乎已出色地使形势的发展变得对他有利了”。这篇讲话抛出之后，各级领导干部、党团员和群众中的骨干，尤其是高校的同志，思想上感到迷惑不解，工作上感到无所适从，许多人都表示反对。有的人说：“中央出了两个声音，谁对谁错，以谁为准？”有的说：“要我们同中央保持一致，同哪个中央保持一致？”有的说：“紫阳在上边当好人，我们在下边当恶人。”学校干部和学生骨干普遍认为“被出卖了”，心情十分沉重，有的伤心得流下了眼泪，学校工作完全陷于被动。当时，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处境非常困难，明知道中央的意见不一致，对下还要违心地说是一致的，只不过是“侧重点不同”。许多事情需要向中央请示，而作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却迟迟不召开会议。在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强烈要求下，5月8日勉强开了一次会，但根本不听北京市的汇报。会上有的同志反映，赵紫阳同志5月4日的谈话与4月26日的社论精神不一致，他声色俱厉地说：“我讲错了我负责任。”在另一次会上，有的同志反映，第一线工作的同志都说“被出卖了”，赵紫阳同志生气地责问：“谁把你们出卖了？只有文化大革命才有人被出卖。”当时，上上下下有不少人同港台报纸相呼应，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等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连游行的痞子也高呼口号：“北京市委，谎报军情，欺骗中央，罪责难逃。”大家眼看着事态越来越恶化，有些措施想办也办不了。

同上述情况相反，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却从赵紫阳同志的谈话中受到了鼓舞。严家其、曹思源（四通公司发展研究所所长）等人说：“现在出现了转机，要发动知识界支持赵紫阳。”张显扬说：“不是说要利用学生吗，赵紫阳现在就是要利用一下了。”在赵紫阳同志的鼓动和少数人的策划下，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自治会”的头头当晚就重新宣布罢课，许多学校也相继宣布继续罢课，并且组织了“纠察队”，禁止愿意复课的学生去教室上课。接着，游行示威的浪潮又重新掀起。5月9日，30多家新闻单位的数百名新闻工作者上街游行，递交请愿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师范大学、政法大学等十多所高校的上万名学生又上了街，示威游行，声援记者，散发传单，鼓动罢课绝食。从此，事态骤然逆转，动乱重新走向高潮。在北京的影响下，外地已经平稳下来的局势又重新紧张起来。赵紫阳同志讲话之后不久，5月9日、10日，山西太原就发生了大批游行示威的学生冲击省委、省政府，冲击当时正在举行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和民间艺术节的事件，在国内和国际上都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五、以绝食相要挟，使动乱更加扩大

善良的人们提出，学生闹得这么凶，是不是政府对他们理解不够，体谅不够，让步不够？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从动乱一开始，党和政府就充分肯定了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忧国忧民之心，充分肯定了广大青年学生提出的促进民主、深化改革、惩治官倒、消除腐败的要求同党和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并且希望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正常程序解决问题。但是，这种良好的愿望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政府提出，希望通过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的对话，来沟通思想，增进理解，而非法学生组织却对对话条件提出了很高的价码。他们要求，对话的对象“必须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的人员”，每次对话“必须出具联合公告，由双方共同签字”，对话要由“政府和学生代表分别指定地点轮流举行”。这哪里是什么对话，完全是摆出一副要同党和政府进行政治谈判的架势。特别是赵紫阳同志的“五四”讲话以后，极少数人更是利用这一时机，把党和政府的克制视为软弱可欺，要价更高，条件更苛刻，使动乱不断加温，步步升级。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和政府仍然采取了十分容忍和克制的态度，希望继续保持对话的渠道，以利于教育群众和争取多数。5月13日凌晨2时，“高自联”的头头提出了对话的要求，凌晨4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就答复同意，但天明之后，他们又自食其言，取消了这次对话。5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信访局再次通知他们，决定于15日同学生进行对话。他们一方面表示同意，一方面又在参加人数上大作文章，先是提出了一个20人的名单，政府同意后，又要求增至200人，还没有等到充分商量，就指责“政府对话毫无诚意”，在接到对话通知仅4小时之后，就急急忙忙抛出早已准备好的《绝食宣言》，发动了一场历时7天、前后有3000多人参加的大绝食，从此长期占据了天安门广场。“高自联”的头头王丹说，选在13日开始绝食，“正好可以借戈尔巴乔夫访华压他们”。极少数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把绝食学生当“人质”，以他们的生命为赌注，采取极其恶劣的手段要挟政府，使动乱更加严重。

在学生绝食过程中，党和政府继续保持了极其克制的态度，竭尽全力，在各方面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首先是学校工作人员、各级领导干部直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对他们进行思想疏导。其次是协助红十字会，先后调配了100多辆救护车，抽调了数百名医护人员，昼夜守护在绝食现场，并动员52家医院腾出近2000张病床，保证因绝食休克或致病的学生及时得到救护和治疗。三是提供各种物资，尽可能减少绝食学生的痛苦和保障他们的安全。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抽调干部、工人和车辆，通过红十字会，昼夜为绝食学生运送饮水，提供食盐和食糖；环卫局调出了洒水车，配备了脸盆、毛巾，供绝食学生洗漱；医药公司调来充足的防中暑、防感冒、防腹泻剂，交由红十字会分发；食品部门运来大量饮料、面包等，以备紧急抢救学生时使用；商业部门调运了6000顶草帽，北京军区应北京市要求送来1000条棉被，供绝食学生白天避暑，晚上御寒；为保持绝食现场的卫生，搭起了临时冲洗厕所，环卫工人还趁深夜进行了绝食现场的大清扫；18日大雨前，又从公共交通总公司抽调78辆大客车，从物资局调来400多块厚木板，供绝食学生避雨、隔潮。在长达7天的绝食期间，没有发生一起学生因绝食而死亡的事件。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得到任何积极的反响。事实一再教育人们，极少数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是执意同我们作对到底的，容忍一千遍，退让一万步，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事态急剧恶化的情况下，赵紫阳同志不仅没有做他应当做的工作，反而煽动新闻界，进行错误的舆论导向，把已经恶化的局面搞得更加难以收拾。5月6日，赵紫阳同志对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和思想工作的胡启立、芮杏文同志说，对学潮的报道“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道，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甚至还说：“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在这里，他竟把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称之为“国内人心所向”和“国际进步潮流”。他的这番指示，当天就向首都主要新闻单位作了传达，随后又作了多次部署。这样，《人民日报》等许多中央报刊便对游行、静坐、绝食等采取了充分肯定、积极支持的态度，进行了连篇累牍甚至言过其实的报道，连香港报纸也对这种奇特的现象表示惊讶。

在舆论的错误引导下，从5月15日开始，上街游行声援学生的群众一天比一天多，声势一天比一天大，从几万人、十几万人发展到几十万人，全国各地还有20多万学生赶来声援。一时间，似乎不参加游行就是“不爱国”，不表示声援就是“不关心学生的死活”。在这种情况下，绝食的学生骑虎难下，欲罢不能。许多教师和学生家长给领导机关和新闻单位写信、打电话，要求报社、电台、电视台不要把绝食的学生逼上死路，要求发发善心，救救孩子，停止这种“杀人舆论”，但没有得到什么效果。由于学生绝食和市民游行，首都北京的社会秩序陷于一片混乱，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受到严重干扰，一些活动日程被变更，有的被取消。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乃至所有省会城市游行的人数急剧增加，一些中小城市也出现了游行，波及面如此之广，骚扰如此之严重，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

为了给学生撑腰打气，给动乱火上浇油，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所谓“精英”，纷纷赤膊上阵，走上前台。5月13日晚，严家其、苏绍智、包遵信等人在北京大学贴出《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动员知识分子参加他们发起的声援学生绝食的大游行。5月14日，严家其、包遵信、李洪林、戴晴（《光明日报》记者）、于浩成（原群众出版社社长）、李泽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苏晓康（北京广播学院讲师）、温元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刘再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等12人又发出《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要求宣布这次动乱是“爱国民主运动”，要求宣布非法的学生组织为合法，说如果不能实现要求，他们也将参加绝食。这个呼吁，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在中央电视台公开播出。这些人还多次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进行煽动，诬蔑我们的政府是“无能的政府”，说什么由学生绝食“看到了中国的光辉前程”。接着，又组成了非法的“首都知识界联合会”，发表了《5·16声明》，倒打一耙地威胁说，政府如果不接受极少数人的政治要求，“将极可能把一个很有希望的中国引向真正动乱的深渊”。

在事态一天比一天严重的情况下，赵紫阳同志利用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机会，有意识地把斗争矛头引向邓小平同志，更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他在会见时，一开头就说：“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他还说，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透露了中国党的这个“决定”。第二天，严家其、包遵信等人就发表了极其猖狂恶毒的《5·17宣言》。他们咒骂说：“由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人性”，“清王朝已经死亡76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他们毫无掩饰地说，“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嚷：“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对于这种极其反动的叫嚣，港台的一些报刊也遥相呼应。香港的《快报》于5月18日发表《倒邓倒李不倒赵》的文章，说什么“赵紫阳的讲话充满暗示，现时国内的乌烟瘴气，全因邓小平掌舵而起”，“现今群情汹涌要倒邓倒李，而赵紫阳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还说，“倘若倒邓成功，而中国的改革确能走上开明法治之途和实现民主，对香港来说，是一则喜讯”。在这一派呼啸声中，咒骂邓小平同志、攻击李鹏同志的标语、口号铺天盖地，有的要求“邓小平滚下台”，有的提出“李鹏下台，谢国安民”。在这同时，“拥护赵紫阳”、“赵紫阳万岁”、“赵紫阳荣升军委主席”等标语口号充斥于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动乱策划者们企图借混乱之机，乱中夺权。他们散发传单，宣称成立“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委会”，要取代市人民代表大会，并鼓吹成立“北京区政府”，取代合法的北京市人民政府。他们攻击依法选举产生的国务院是“伪政府”，造谣说已有外交部等十几个部“宣布独立”，脱离国务院，世界上已有30多个国家同我国断交。他们还造谣说，“邓小平已下台”，于是就有人抬着棺材游行，烧毁邓小平同志的模拟像，在天安门广场燃放鞭炮庆祝他们的“胜利”。

首都的局势越来越严重，无政府主义恶性泛滥，许多地方已陷入一片混乱和白色恐怖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党和政府如果还不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那么，就会再度严重贻误时机，进一步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绝对不会允许的。

六、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正确措施

为了保证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在北京市警力严重不足，已无法维持正常的生产、工作和生活秩序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项授予的权力，国务院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这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也是果断的、正确的决策。

5月19日，中央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了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赵紫阳同志顽固坚持同中央正确决策相对立的错误立场，既不同意和李鹏同志一道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也不同意主持大会，甚至连出席一下大会都不同意，把他同党闹分裂的态度公开暴露于全党全国和全世界面前。

在这之前，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问题，极少数掌握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当天就泄露了戒严的机密。一名在赵紫阳同志身边工作的人对非法学生组织的头头说，现在军队要“镇压”你们，别人都同意，就是赵紫阳反对，你们要做好准备。17日晚，鲍彤召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部分人员，在泄露了即将戒严的机密之后，发表了“告别演说”，警告与会者不得把会上密谋策划的情况透露给别人，否则就是“叛徒”，就是“犹大”。5月19日，就是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副局长高山，赶到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向正在开会的人传达了所谓“上边”的指示。随后由陈一谘（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主持，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4家的名义，起草了《关于时局的6点声明》，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广播，并广为散发。《声明》要求，“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要求“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并且授意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要尽快结束绝食”，暗示政府将“采取极端举动（军管）”。接着，自称来自“体改委”的一些人窜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讲，说什么“怀着极为悲痛极为愤慨的心情，公布一个绝对真实的消息，赵紫阳总书记已经被罢免”，呼吁全国罢工、罢课、罢市，煽动群众“立即行动起来，进行决死的斗争”。这个演讲，很快就被印成《人民日报号外》广为散发。当晚，在北京站广场等公共场所还发现题为《关于学运策略的几点建议》的传单，指示“目前绝食对话已不是我们的手段和要求，应当改为和平静坐，并旗帜鲜明地提出新的政治要求和口号，即：（一）紫阳同志不能走；（二）立即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特别会议；（三）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还说“对军队的到来不应采取惶惶不安、如惊弓之鸟的态度”，“这种对待军队的态度及方式，要在他们到来之前反复向同学们解释宣传”。最近一些已经被逮捕归案的“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也交代，5月19日下午4时许，有人自称中央某机关工作人员，拿着条子到“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透露了即将实行戒严的消息。正是极少数掌握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同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紧密结合，使他们得以及时调整策略，在当天晚上抢在中央召开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之前45分钟宣布把绝食变成静坐，造成既然学生已经停止绝食政府就没有必要戒严的假象，以迷惑群众；得以及时组织力量，裹胁不明真象的人，在各主要路口设置路障，堵截军车；得以继续组织舆论，混淆视听，扰乱人心。他们一面恶毒咒骂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说什么“我们不要邓小平的智慧和经验”，一方面大肆吹捧赵紫阳同志，说什么“党无紫阳，国无指望”，呼唤“还我紫阳”。他们还阴谋集结力量，搞更大的动乱，宣称要动员20万人占领天安门，要在5月20日组织全市性的总罢工，并且同19日赵紫阳同志称病请假3天相配合，扬言3天之后就要成立“新政府”。

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国务院断然决定于20日上午10时起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防止事态更加恶化，掌握制止动乱的主动权，给广大反对动乱、渴求安定的人民群众撑腰。但是，由于我们的决策事先被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所掌握，部队进城仍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和阻挠。戒严的前夕和戒严后的头两天，所有的主要交通路口都被堵塞，220多辆公共汽车被劫持，当作路障，交通陷于瘫痪，各路戒严部队不能及时按计划进入指定地点。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驻地继续被围堵，街头煽动的演讲随处可见，制造谣言的传单比比皆是，数万人的游行示威接连不断，首都北京处于一片混乱和恐怖之中。随后几天，戒严部队采取不同的方式陆续进入城内，广大武警、公安干警排除万难坚持执勤，各城区和近郊区把工人、市民、机关干部组织起来，建立了约12万人的首都群众维持秩序工作队，各远郊县也出动了民兵，依靠军、警、民的协同努力，使首都交通运输和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有所好转，人心逐渐趋于安定。但是，极少数人制造动乱的活动一天也没有停止，推翻共产党领导的目标丝毫也没有改变，事态正在一天一天地向着反革命暴乱的方向发展。

戒严之后，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不走。他们要把广场作为所谓“学运乃至全民族的一个中枢”，一旦政府作出什么决定，就准备在广场上“作出强烈的反应”，“组成一个反政府的统一战线”。他们早就策划在广场挑起流血事件，认为“只要不撤离广场，政府就会进行镇压”，“鲜血可以促使人民觉醒，使政府分化瓦解”。为了支撑广场的局面，他们依靠海内外反动势力提供的资金，不断改善设施，装备先进的通讯工具，每日耗资10万余元，而且开始非法采购武器。他们依靠香港声援团提供的帐篷，在广场建立了所谓“自由村”，开办了所谓“民主大学”，声称要使它成为“新时代的黄埔军校”。他们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树立了一个什么女神像，原来叫“自由女神”，后来又改名为“民主之神”，把美国的民主、自由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刘晓波等幕后策划者担心静坐请愿的学生难以坚持，就亲自走到前台，搞了一个4人参加的48小时至72小时的绝食闹剧，为青年学生加油打气。他们说：“只要广场的旗子不倒，就可以坚持斗争，辐射全国，直到政府垮台。”

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利用政府和部队在戒严之后仍然采取的克制态度，继续组织各种非法活动。他们继“高自联”、“工自联”、“绝食团”、“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等非法组织之后，又相继建立了“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等非法组织。他们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名义，明目张胆地打电报给一些部队，挑拨离间，进行策反。他们组织专门的舆论班子，筹办地下报纸，从事颠覆政府的地下活动。他们结成死党，集体进行地下宣誓，声称“绝不出卖自己的良知，绝不向专制屈服，绝不向八十年代中国的皇帝称臣”。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在国际饭店召集“高自联”的部分头头开会，提出了退出天安门广场的6个条件，即“军队回去，戒严取消，李鹏下台，邓小平、杨尚昆退休，赵紫阳复出”，并且准备组织所谓“凯旋在子夜的大进军”。特别严重的是，他们认为赵紫阳同志请病假离开总书记的岗位之后，从党内解决问题的希望已经渺茫，转而寄希望于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紧急会议。严家其、包遵信等致电人大常委会领导人，说什么“目前宪法受到少数人的粗暴践踏，我们紧急建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解决当前面临的严重问题”。在某位人大常委委员的支持和授意下，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发出《提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紧急会议》的征询意见函，征集了部分人大常委的签名，并且向外地部分人大常委发了加急电报。他们采取阴谋手段，向一些人大常委发函、发电时，只讲建议开会，而不讲他们真正的主张，企图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甚至盗用他们的名义，强加于人，以售其奸。在办了这些事情之后，严家其、包遵信就在香港的《明报》上，发表了《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兼告李鹏书》，呼吁“每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每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投下神圣的一票，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总理职务”。

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还肆无忌惮地挑动和组织暴力行动。他们纠集本地的流氓地痞、外地的流窜犯以及未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网罗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刻骨仇恨的人，拼凑所谓“敢死队”、“飞虎队”、“义勇军”等恐怖组织，扬言要软禁、绑架党和国家领导人，要用“攻打巴士底狱”的方式夺取政权。他们散发煽动反革命武装暴乱的传单，鼓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号召组织“可能被称为人民军的武装力量”，“团结包括台湾国民党在内的各种力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党和它的政府”。他们扬言，“秋后算账，非算不可”，要算党的帐，算政府的账，并且准备了要镇压的干部名单。香港《明报》还刊登了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之一的刘晓波6月2日同一个所谓“大陆民运领袖”的“对谈”，公然叫嚷“期望赵紫阳复出，我们就必须在人民中组织武装部队”。

动乱策动者的种种活动，都有雄厚的财力作后盾。除四通公司等单位给予几十万元的物质支援外，还得到海外敌对势力和一些组织与个人的财力物力支援。美国、英国和香港的一些人，给了上百万美元和数千万港币。这笔钱中的一部分，被用于破坏戒严活动，每一个参加设路障、堵军车的人，每天都可以得到30元的报酬。同时，他们还许下高价，收买暴徒，去烧军车和打解放军，许诺烧一辆军车给3000元，抓住或打死一个军人也给几千元。台湾一位军政要员发起了“送爱心到天安门”的运动，带头捐款10万元台币。国民党一个中委发起募捐1亿元台币，设立所谓“支援大陆民主运动基金”。台湾艺术文化界一些人发起“血脉相连声援大陆民主运动”。北京“高自联”致函“台湾艺文界朋友”，说什么“在此关键时刻，得悉台湾艺文界挺身而出”，“给予我们急需的物资和精神支持，我们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

所有这些说明，极少数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制造的动乱，绝不象善良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只要政府做点让步就可以平息，或者只发布一个戒严令就可以解决问题。他们是横下一条心，要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联合起来，同我们死战到底的。一切一厢情愿的善良愿望，只会使他们更加放肆地向我们发动进攻。时间拖得越久，付出的代价越大。

七、极少数人是怎样挑起反革命暴乱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担负着“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而且担负着“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义务，这是宪法第29条明文规定了的。部队进城维护社会治安，正是执行宪法赋予的任务。

5月20日宣布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之后，尽管遇到重重阻拦，部队仍然按照既定计划，采取不同的方式，陆续进入城内，到达一部分警戒部位。极少数暴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深知，如果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全部按计划到位，那么，他们正在从事的种种非法活动和反革命活动就无法再进行下去，他们的全部阴谋就将很快以失败而告终。于是，他们窥测时机，蓄意挑起事端，竭力使动乱加剧，最终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6月1日，我公安机关收审了非法组织“工自联”的几个头头，他们就借机煽动一些人，包围和冲击了北京市公安局、市委、市政府机关和公安部。6月2日晚，中央电视台借用了10个月的武警部队的一辆吉普车，在返回原单位途中，由于车速过快，路面有水打滑，造成翻车事故，撞死了人，但没有一个是学生。这本来是一起交通事故，有关部门正在处理，而极少数人却有意把它同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城的行动联系起来，大造谣言，说是戒严部队的开道车故意轧死学生，鼓动不明真相的人，要抢夺尸体，举行抬棺大游行。一时间，人心浮动，气氛紧张。经过这样的煽动和鼓噪，暴乱的火就被他们点了起来。

6月3日凌晨，当部分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入警戒目标的过程中，就有人有组织地煽动一些人在建国门、南河沿、西单、木樨地等路口阻拦大小车辆，设置路障，拦截军车、殴打战士，抢夺军用物资。曹各庄附近12辆军车被拦。从燕京饭店门前经过的战士被强行搜身。电报大楼前的军车轮胎被扎穿，并被隔离墩围住。

拂晓前后，永定门桥头的军车被推翻。木樨地军车车胎被扎穿。朝阳门的400多名进城战士被歹徒用石块乱砸。六部口、横二条一带军车被拦截，战士被围困。

早上7时左右，在六部口，有的歹徒钻进被围困的军车内，抢夺装有子弹的机枪。从建国门到东单，以及天桥附近，进城部队被零星隔断，遭到围攻、殴打。在建国门立交桥上，有些战士的衣服被扒光，有的战士被打得遍体鳞伤。

上午，虎坊桥一带的进城部队被冲，战士遭痛打，有的被打瞎了眼睛。一些被打伤的战士在送往医院途中遭拦截，急救车车胎被放气，伤员被绑架。虎坊路至陶然亭21辆军车被围，在战士转移弹药时，前往护卫的民警被打伤。

中午，被拦阻在府右街南口、正义路北口、宣武门、虎坊桥、木樨地、东四等路口的解放军战士，有的被打伤，有的钢盔、军帽、雨衣、水壶、挎包被抢。六部口一伙人截了一辆载有枪支弹药的军车，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多次解围均未成功。车上的枪支弹药如被抢走或发生爆炸，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保护首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武警部队施放了催泪弹，驱散了人群，抢回了弹药车。

在拦截、砸抢军车的同时，一伙暴徒围堵和冲击国家机关和重要部门。他们冲人民大会堂、冲中宣部、冲广播电视部，冲中南海的西门和南门。保卫这些机关的武警战士和公安干警数十人负伤。

随着事态的急剧恶化，暴乱的挑动者更加猖狂。下午5时许，非法组织“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在天安门广场分发了菜刀、匕首、铁棍、铁链子和带尖的竹竿，声言“抓住军警就要往死里打”。“工自联”大广播中大肆叫嚣，要“拿起武器推翻政府”。还有一伙暴徒纠集了上千人，推倒西单附近一个建筑工地的围墙，抢走大批施工工具和钢筋、砖块等，准备打巷战。他们的广播站不断播放如何制造和使用燃烧瓶、如何堵烧军车之类的“知识”，进行教唆和挑动。他们策划利用第二天是星期天的时机，煽动更多的人上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砸、抢、烧，造成一个群众暴动的态势，一举推翻政府，夺取政权。

正是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下定决心，命令驻守在首都周围的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平息反革命暴乱。

八、反革命暴徒是怎样残害解放军的

自戒严以来，陆续进城的戒严部队根据中央的指示，始终保持高度克制的态度，尽量避免发生冲突。6月3日暴乱发生后，在部队进城前，为了避免伤害群众，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于晚6时半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这个《通告》，通过电台、电视台和各种广播器，进行了反复广播。

6月3日晚10时前后，奉命向城内开进的各路戒严部队先后进入市区。但在各主要路口，都受到严重阻拦。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仍然采取了极其克制的态度。而反革命暴徒怀着对解放军的刻骨仇恨，却利用这种克制，发动了骇人听闻的打、砸、抢、烧、杀。

22点至23点，从翠微路、公主坟、木樨地到西单一线，有12辆军车被烧。有些人用卡车运来砖头，向战士猛砸。一些暴徒把无轨电车推到路口，放火焚烧，阻断了道路。有的消防车赶去灭火，也被砸烂、烧毁。

23点前后，虎坊桥3辆军车被砸，1辆吉普车被推翻。安定门立交桥军车被围堵。崇文门大街一个团的战士被围堵。建国门立交桥30辆军车被围堵。北京煤炭工业学校以西300多辆军车被围堵。为保证军车前进，有的战士和指挥员下车做疏导工作，被围攻殴打，有些被强行绑架，不知去向。被打伤的，有尉官、校官和将军。在南苑三营门受阻的军车，为避免冲突，往东绕行，至天坛南门再次被堵，许多军车被砸、被烧。珠市口一辆军车被堵后，一帮人爬到车上，下边有个干部模样的人劝他们下来，当即被痛打，生死不明。

6月4日凌晨以后，焚烧军车的暴行愈演愈烈。在天坛东侧路、天坛北门、前门地铁西口、前门东路、府右街、六部口、西单、复兴门、南礼士路、木樨地、莲花池、车公庄、东华门、东直门，以及朝阳区的大北窑、呼家楼、北豆各庄，大兴县旧宫乡等地，数十个路口的数百辆军车，被暴徒用汽油、燃烧瓶和土制喷火器引燃，火光冲天，有的战士在车内被活活烧死，有的跳下车后被活活打死。有的地方，几辆、十几辆，甚至二三十辆军车同时被烧，一片火海。在双井路口，有70余辆装甲车被围，其中20余辆车上的机枪被暴徒拆掉。京原路口至老山骨灰堂以西，30多辆军车被暴徒付之一炬，现场浓烟冲天。有的暴徒手持铁棍，推着汽油桶，在路口堵截，见车就烧。多辆部队运粮车、被服车被暴徒抢劫，不知去向。有几名暴徒在复兴门立交桥一带，开着抢来的装甲车，边行进边开枪。非法组织“工自联”还在广播上宣称，他们缴获了一部军用电台和密码本。

在砸毁、焚烧军车的同时，一些暴徒对民用设施和公共建筑物发动了攻击。西城区的燕山等商店的橱窗被砸。天安门前和毛主席纪念堂西侧的松树墙被点燃。一些公共电汽车、消防车、救护车、出租汽车被砸毁和烧毁。特别恶毒的是，一伙人驾驶一辆装满汽油的公共汽车驶向天安门城楼，企图放火烧毁城楼，在金水桥南被戒严部队及时截获。

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暴徒们不仅疯狂攻击军车，大搞打砸抢烧。而且，对解放军战士发动了灭绝人性的残杀，手段极其凶暴野蛮。

6月4日凌晨，东单路口一伙暴徒用酒瓶、砖头、自行车砸砍战士，许多战士血流满面。复兴门一辆军车被截，车上的某部管理科长、管理员、炊事员等12人被拉下车来，强行搜身，然后痛打，多人受重伤。六部口4名战士被围攻殴打，有的当场死亡。广渠门附近3名战士被痛打，只有一名被群众救出，两名下落不明。在西城区西兴盛胡同，有20余名武警战士被一伙歹徒毒打，有的被打成重伤，有的下落不明。护国寺一辆军车被截，战士被拉下来痛打后当作人质，一批冲锋枪被抢走。一辆装满砖头的汽车，由东交民巷开往天安门广场，车上的人高喊：“是中国人的上来，砸解放军去。”

拂晓之后，残害解放军战士的暴行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武警一支队的一辆救护车，拉了8名受伤的战士送往附近医院时，被一伙暴徒拦住，当场就打死一名，还叫嚷要把其余的7名一齐打死。在前门大街的一家自行车店门前，有3名解放军战士被打成重伤，暴徒们围住狂叫：“谁敢救他们就打死谁。”在长安街上，一辆军车熄火，一二百名暴徒一拥而上，猛砸驾驶室，将司机活活砸死。西单十字路口以东30米处，一名战士被打死，又在尸体上浇汽油焚烧。在阜成门，一名战士被暴徒残害后，尸体被悬挂在立交桥的栏杆上。在崇文门，一名战士被一伙暴徒从过街天桥上扔下，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暴徒们狂叫，这是“点天灯”。在西长安街首都电影院附近，一名解放军军官被暴徒打死后，剖腹挖眼，把尸体挂在一辆正在燃烧的公共汽车上。

在几天的暴乱中，被暴徒砸毁、烧毁、损坏的军车、警车和公共电汽车等车辆达1280多辆，其中军用汽车1000多辆，装甲车60多辆，警车30多辆，公共电汽车120多辆，其它机动车70多辆。一批武器、弹药被抢。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6000多人，死亡数十人。他们为保卫祖国，保卫宪法，保卫人民，付出了鲜血甚至宝贵的生命。对他们的功绩，人民将永远铭记。

如此惨重的代价，最有力地说明了戒严部队所采取的极大的容忍和克制态度。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这支军队对敌人狠，对人民和，历来如此，他们在战争年代能够打败美帝国主义武装起来的国民党800万军队，打败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能够有效地保卫我们国家的神圣领土、领海和领空，为什么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却造成这么大的伤亡呢？为什么他们手中有武器，反而挨了打，甚至被打死呢？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是因为好人和坏人混杂在一起，使我们有些应该采取的断然措施难于出手”。这也正说明了人民解放军是热爱人民的，是不愿意误伤群众的。他们忍辱负重，从容赴死，正是人民军队本质的充分体现。否则，怎么可能造成这么大的伤亡和损失呢？这不正说明我们的军队为了保护人民而不惜牺牲自己吗？而最终为了平息反革命暴乱，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戒严部队在伤亡严重、忍无可忍、让无可让而又很难前进的情况下，经过一再警告，迫不得已奉命对空鸣枪开道，进行反击，击毙了一些肆虐的暴徒。由于围观的人很多，有的被车撞、人挤，有的被流弹误伤，有的被持枪歹徒击伤击毙。据现在掌握的情况，暴乱中有3000多名非军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这当中，有罪有应得的暴徒，有被误伤的群众，还有正在现场执行任务的医护人员、联防人员和维护秩序工作队员等。对于被误伤的群众和执行任务中受伤害的人员，政府要认真地做好善后工作。

由于“美国之音”造谣和一些人有意传谣，社会上一度盛传，戒严部队进城之后，“血洗天安门广场”，“有数千人甚至上万人倒在血泊之中”。真实情况是，戒严部队进入广场之后，凌晨1时半，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该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这个紧急通告用高音喇叭，进行了反复播放，时间长达3个多钟头。这时，停留在广场上静坐的青年学生集中在广场南端人民英雄纪念碑一带。3时左右，他们经过内部磋商，派出代表向戒严部队表示，愿意自动撤出广场，戒严部队当即表示同意。凌晨4时半，广场上广播了戒严部队指挥部的通知：“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同时，广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关于迅速恢复天安门广场正常秩序的通告。停留在广场上的数千名青年学生听到通告后，打着各自的旗子和横幅等，两边布置了手拉手的纠察队，于5时左右离开广场。为了保证学生们的安全撤离，戒严部队在广场东侧南口开出了一条宽阔的通道，保证学生顺利、平安地离开。这时，还有一些坚持不走的学生，戒严部队按照“通告”要求，强制他们离开了广场。到5时半，清场任务全部完成。广场静坐的学生，包括最后被强制离开的，没有死一个人。有人造谣说，广场“血流成河”，自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完全是胡说八道。

以天安门广场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和戒严部队全部到位为标志，首都反革命暴乱被一举粉碎。在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过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人民群众救护伤员、解救被围困的战士、积极配合和支援戒严部队，涌现出许多动人心弦的好人好事。由于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北京市的经济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其他方面的损失更难以用金钱来计算。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正在为挽回遭受的损失，进行艰苦的劳动。现在，首都各项秩序基本恢复正常，全国局势也较快地趋于平稳，这反映了中央的正确决策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但是，动乱和暴乱尚未彻底平息，极少数反革命暴乱分子不甘心灭亡，仍在进行种种破坏活动，甚至梦想卷土重来。

为了取得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彻底胜利，我们要放手发动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清查反革命暴乱分子的工作进行到底。要彻底揭露动乱和暴乱的阴谋，依法惩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即那些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人，向非法组织提供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以及制造打、砸、抢、烧、杀等种种暴行的刑事犯罪分子。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通过坚决果断、艰苦细致的工作，集中打击极少数首恶分子和拒不改悔的顽固分子，尽力扩大教育面和团结面。在此基础上，依靠广大群众，努力增产，厉行节约，艰苦奋斗，尽快把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造成的损失全部夺回来。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和委员：

我国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正义斗争，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政府和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是，在国际上也有一些国家，主要是美国和西欧某些国家，歪曲事实真相，进行造谣中伤，甚至对我实行种种的所谓谴责和制裁，掀起反华浪潮，粗暴干涉我国内政。对此，我们深表遗憾。对于一切外来压力，我国政府和人民过去没有屈服过，现在不会屈服，永远也不会屈服。谣言必将破产，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我国将毫不动摇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我国将一如既往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世界发展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

八九文件

八九一日：5月23日，联席会议济济一堂、湖南三人污损毛泽东像

1989年5月23日一早，王军涛和一些社经所同僚便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和北京市内寻找各个组织的领导人物，用车运送到社科院马列主义研究所，在那里召开“首都各界联席会议”。这是八九民运中第一次参加范围极广的盛会。王军涛、陈子明、严家其、包遵信、郑义等著名知识分子均与会。学生方面有刘刚、王丹、吾尔开希、柴玲、李禄等等。王军涛尽了最大努力使这个会议能够包罗万象，包括说服很多人接受仍然被怀疑为特务的李禄。但还是有缺席者，最明显的便是刚刚被挤出广场会校园“整顿”的高自联。

联席会议几乎讨论了一整天，通过了一篇题为《光明与黑暗的最后决战》的宣言。然后又组成了一个新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出于形势稳定的考虑，王军涛不顾刘刚等人的反对，提议由柴玲出任总指挥。指挥部下面分设好几个部，大都由于社经所有关的青年知识分子负责。

会后，王军涛、刘刚、王丹、吾尔开希专程去北大通知王超华，劝阻正在整顿中的高自联返回广场的计划。高自联从此不再作为实质性的组织存在。


北京街头上持续着游行示威，外地来京的声援队伍明显增多。这天下午，天安门广场发生意外事件。来自湖南的余志坚、喻东晓和鲁德成三人在天安门城楼下突然向上面巨幅毛泽东肖像投掷颜料，污损了画面。在场的学生很快将三人控制。当时绝大多数领袖因为参加联席会议而不在场，只有周勇军、郭海峰等几个人在。他们仓促之间决定将三人押送公安局。


也在这天，一时间众望所归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终于提前回国。但他没（能）回到北京，而是在上海停留养病。


八九一日

八九一日：5月17日，北京各界百万人游行支持绝食学生，运动目标转向邓小平

北京的大学生在学运期间一直期盼着能够通过他们的行动“唤醒民众”，将学运扩展为全民运动。这个意愿在1989年5月17日——绝食第5天——似乎真的实现了。这天从早晨到晚上，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挤满了络绎不绝的游行队伍，支持和声援大学生。参加游行的北京民众数以百万计，来自各行各业，包括首都的党政机关和警察院校。即使是《人民日报》也以热情洋溢的笔法报道了这条的情形：历史将记住这一天。

总书记赵紫阳这天发表书面讲话，呼吁学生停止绝食并保证不对学生秋后算账。但他未能回应学生的要求。讲话也没有得到人们注意。

严家其和包遵信等知识分子因为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中透露的信息而把矛头对准邓小平。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宣读了五一七宣言，直指学运的焦点是“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誓言要结束老人政治。

柴玲、李禄等绝食领袖也发现他们的队伍已经失控。大量新人加入绝食行列，人数现在超过两千。他们一度计划凡绝食者昏倒被送到医院后便停止绝食，直到最后一人被送往医院便结束。这一想法在众多新加入的绝食者这一现实面前无法实行。更多的学生在谈论绝水、自焚等极端手段。形势处于失控的边缘。


八九一日

八九文件：知识分子五一七宣言

知识分子五一七宣言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

严加其、包遵信、李南友等

从五月十六日下午二时起，三千馀名同学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一百小时的绝食，到现在已有七百多位同学晕倒。这是我们祖国历史上空前悲壮的事件。同学们要求否定《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要求现场直播和政府对话。面对我们祖国儿女一个又一个倒下去，同学们的正义要求迟迟得不到理睬，这就是绝食不能停止的根源。现在，我们祖国的问题已充分暴露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这就是，由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人性。这样一个不负责任和丧失人性的政府，不是共和国的政府，而是在一个独裁者权力下的政府。

清王朝已死亡七十六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没有这个独裁者说话，四月廿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就无法否定。在同学们进行了近一百小时的绝食斗争后，已别无选择，中国人民再也不能等待独裁者来承认错误，现在，只能靠同学们自己，靠人民自己。在今天，我们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从现在起，同学们一百小时的伟大绝食斗争已取得伟大的胜利。同学们已用自己的行动来宣布，这次学潮不是动乱，而是一场在中国最后埋葬独裁、埋葬帝制的、伟大爱国民主运动。

让我们高呼绝食斗争的伟大胜利！非暴力抗议精神万岁！

打倒个人独裁！独裁者没有好下场！

推倒四˙二六社论！

老人政治必须结束！

独裁者必须辞职！

大学生万岁！人民万岁！民主万岁！自由万岁！

 
八九文件

八九一日：5月16日，阎明复到广场做人质请求学生停止绝食，中苏高峰会议

1989年5月16日，绝食进入第四天。这天一早，柴玲和李禄召集各校绝食学生代表开会，正式投票选举了绝食指挥部领导，他俩分别为总指挥和副总指挥的安排才有了民意基础。指挥部加强了保护绝食学生的纠察队工作。纠察队员手拉手组成人墙，开辟一条从广场中心到长安街的“生命线”，保证救护车进出。

参加绝食的人数还在持续增长，早期参加绝食的学生多数昏厥，被送到医院打点滴。很多人在医院进食后重返广场继续绝食。广场中绝食圈子里也出现偷吃的现象。一些对此不满的激进学生因此鼓动绝食绝水，激化矛盾。政法大学的几位学生转移到新华门口进行他们自己的绝食绝水行动，后在该校老师吴仁华等劝说下改为绝食。

由严加其、包遵信等知识分子起草的《五一六宣言》已经征集到一千多签名，包括著名作家巴金、艾青、刘心武等。严加其在天安门广场宣读了这个宣言，指出学运是“一个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的历史契机”。

仍然处心积虑地试图化解这场危机的阎明复傍晚来到广场声泪俱下劝说学生，并提出自己可以留在广场做“人质”，以保证学生的要求会得到政府的回应。王丹、吾尔开希分别发言为阎明复人格担保。吾尔开希演讲时昏倒，由救护车送往医院。阎明复很奇怪地也借机离开了广场。

来访的戈尔巴乔夫这天分别会见了中国的政要邓小平、赵紫阳、李鹏等。赵紫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时向戈尔巴乔夫透露中共中央一直存在一个内部决议，即所有重大决策必须由邓小平把关。这个消息本身并不那么惊人，但赵紫阳的一些幕僚人物立即把它理解为赵紫阳向邓小平直接挑战的信号。


八九一日

八九文件：知识分子五一六宣言

知识分子五一六宣言

六十年代的《五一六通知》在中国人民心中无疑是一个专制与黑暗的象征。二十三年后的今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民主与光明的召唤。历史终于到了一个转折点。当前，一场以青年学生为先导的爱国民主运动正在全国崛起。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北京和祖国各地，大规模游行示威彼伏此起，波澜壮阔。数十万青年学生走上街头，抗议腐败，呼唤民主与法制，表达了工人、农民、军人、干部、知识分子及一切劳动阶层的共同意志。这是一次继承和超越五四精神的民族大觉醒。这是一个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的历史契机。

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走上了一条民族复兴的现代化道路。遗憾的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不力，初见成效的经济改革也严重受挫，腐败现象日趋严重，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全国人民寄予厚望的改革事业面临着重大危机。中国正处于一个严重的关头。在这个决定人民、国家和执政党命运的时刻，我们参加本声明签名的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特此于今天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郑重签署如下声明，公开表明自己的原则立场。

一、我们认为，面对当前的学生运动，党和政府的某些领导是不够明智的。特别是在不久前，还存在着试图以高压和暴力来处理这场学生运动的迹象。历史的教训值得借鉴：一九一九年北京政府、三四十年代国民党政府以及七十年代末期四人帮等独裁政权都曾以暴力镇压学生运动，其结果无一例外，都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历史证明：镇压学生运动决无好下场。最近以来，党和政府开始表现出值得欢迎的理智。如果运用现代民主政治的规则，遵从民意，顺乎潮流，将出现一个民主的稳定的中国。反之，将极可能把一个很有希望的中国引向真正动乱的深渊。

二、以民主政治的形式处理目前的政治危机，其不可迴避的前提，就是必须承认在民主程序下产生的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反之，就与国家根本大法所规定的结社自由相抵触。一度把学生组织定性为“非法”的做法，结果只能激化矛盾，加剧危机。

三、导致这场政治危机的直接原因，恰恰是青年学生在这场爱国民主运动中强烈反对的腐败现象。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误并非仅仅是教育，更在于忽视了政治体制改革。未经根本触动的官本位、封建特权进入流通领域，才造成恶性腐败。这不仅吞噬了经济改革的成果，还动摇了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党和政府应该汲取深刻教训，切实按照人民的要求，果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废止特权，查禁“官倒”，消除腐败。

四、学运期间，以新华通讯社、《人民日报》为代表的新闻机构隐瞒事实真相，剥夺公民的知情权；中共上海市委停止《世界经济导报》主编钦本立职务。这些完全错误的做法，是对宪法的极大漠视。新闻自由是清除腐败，维护国家安定，促进社会发展的有效手段。不受监督制约的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不实行新闻自由，不准民间办报，一切关于开放改革的愿望与允诺只能是一纸空文。

五、把这次学生运动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是错误的。承认并保护公民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权利，是言论自由的基本涵义。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实质就是压制和打击不同的政治见解。只有一种声音的社会不是稳定的社会。党和政府有必要重温反胡风、反右、文化大革命、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的深刻教训，广开言路，与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全体人民共商国是，才有可能形成一个真正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六、所谓抓“一小撮”、“长鬍子”的幕后指使者的提法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公民，不论年龄大小，都拥有同等的政治地位，都有参政议政的政治权利。自由、民主、法治从来不是被赐予的。一切追求真理、热爱自由的人们，都应当为实现宪法所赋予我们每一个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而不懈努力。

我们已经来到一个历史的关头。

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已经再无机会可以丧失，再无后路可以退却。

富于爱国传统和忧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意识到自己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挺身而出，推进民主进程，为建设一个政治民主、经济发达的现代国家而奋斗！

人民万岁！

自由的、民主的中国万岁！

巴金、严家其、包遵信、刘再复、艾青、苏绍智、李泽厚、郑义、赵瑜、李陀、范曾、冯至、吴组缃、季羡林、王瑶、严文井、叶君健、杨宪益、李洪林、温元凯、张权、苏晓康、王鲁湘、汪曾祺、刘心武等一千余人联署。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于北京


八九文件

八九一日：5月15日，戈尔巴乔夫抵京，绝食指挥部成立

1989年5月15日，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抵达北京，开始两个共产党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性高峰会议。因为绝食学生依然占据天安门广场，欢迎仪式只能临时改在机场草率完成。豪华的外宾车队也因为学运带来的交通堵塞只能在北京小胡同内绕道。陆续来到北京采访这一国际事件的西方记者大都没能赶上采访机会，他们的注意力也很快转向广场上的学生。

与阎明复的对话崩溃后，绝食学生的处境顿时变得极为艰难。戈尔巴乔夫欢迎仪式的变动不仅是政府在国际上丢脸的事件，也是学生失去他们手中唯一底牌的标志。就在这条临晨，吾尔开希曾经在广场上的学生广播站声嘶力竭地呼吁绝食学生转移到广场一角，把人民大会堂前的空间让出来供举行欢迎仪式用。学生们很不情愿地挪了位置，但这一微不足道的举动并没能改变大局。

柴玲和李禄因为吾尔开希的自作主张大为恼火，他们决定与高自联分手，自己组建新的领导机构。上午，柴玲正式宣布绝食指挥部成立，自任总指挥并委任李禄为副总指挥。李禄在清点人数时发现当时加入绝食行列的学生已经超过一千人。


也是这天早晨，李铁映和阎明复再度与学生对话，但这次对方是官方的学联组织代表。两人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阎明复甚至表明学生四二七和五四两次大游行所代表的学运主流是肯定的，只是对“未向政府申请”表示遗憾。但这一表态并没能引起注意。

下午，郑义、严家其、包遵信等知识分子带领近万名首都知识界人士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学生。他们的行动令广场出现人山人海的热烈场面。郑义和其他一些青年学者留在广场为学生做幕后参谋和秘书工作。

知识分子游行时拒绝了戴晴的参与，声称她是政府奸细。他们到广场后也立即指责“来路不明”的李禄为特务。（来自南京的李禄没有携带学生证，也没能证明他是学生。）同为绝食发起人的王文、马少方和程真等人出于对柴玲和李禄的不满发起第一次“政变”，试图推翻刚成立的指挥部但没有成功。这些行为令完全信任李禄的柴玲感情上深受打击。


这天晚上，大量民众曾一度聚集人民大会堂台阶，试图冲击正在举行国宴的大会堂。柴玲、李禄和吾尔开希等人带着绝食学生上去守护大会堂并在艰难中劝散了大伙。


八九一日

八九一日：5月14日，对话团、绝食学生与阎明复对话，十二学者上广场劝说学生

1989年5月14日一早，没有参加绝食的封从德来到广场。他在前一天买了一大块黑布，花了一晚上缝成一面大旗，上面用黄颜料写上“绝食”两个大字。他们在广场上把旗子悬挂在灯柱上，远远看去都很引人注目。然后他花了大半天设置一个临时广播站，播放各种磁带，包括柴玲朗读绝食书的录音。

阎明复这天代表政府做出了最大的让步：他同意与学生代表进行正式、平等的对话，以满足学生两大要求——“不是动乱、平等对话”——之中的一项。然而这个仓促而成的对话却由于双方之间缺乏信任、计划和沟通而失败。对话过程的详情请阅《天安门对峙》书摘片段。

对话失败后，十二位著名知识分子（戴晴、于浩成、李洪林、严家其、苏晓康、包遵信、温元凯、刘再复、苏玮、李泽厚、麦天枢、李陀）接受王超华邀请，由王丹等带到广场向绝食学生演讲。广场顿时人山人海，气氛热烈。戴晴朗读了一份他们刚刚写就的紧急呼吁。但当她以似乎居高临下的口吻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时，学生被激怒。学者们不得不在一片嘘声中撤离现场。


八九一日

《天安门对峙》书摘：与阎明复对话

以下是《天安门对峙》第8章部分内容，描述学生与阎明复对话过程：


就在同一个清晨，阎明复得到消息，已经有了戈尔巴乔夫的欢迎仪式不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决定。他很是震惊。这个高峰会议不仅仅是一个中国外交的里程碑，它还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新闻界人士来京采访。这样的一个决定比让政府直接在脸上挨一个耳光还要难堪。他表现得很愤怒，但依然还是抓住一丝希望。因为前一天晚上会议的鼓励，他觉得可能还有时间，但他必须采取更快更大胆地行动。

阎明复发现王丹、吾尔开希和王超华还在他的统战部大院里。他把他们都召进一个小会议室。阎明复平静却也很权威地告诉他们政府现在可以与他们进行正式的对话。学生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他们的代表，阎明复本人和另外几位部级官员将代表政府方面。

几位学生听到这话都难以置信。这是对他们的要求的一个极大的让步，也正是阎明复前一天晚上还没法做到的事。事实上，他是要完全地在学生们要求的条件下举行这场对话，这样他不仅承认了他们作为合法学生领袖的地位，也把他们当作了平等的对手。就在一个星期以前，国务院发言人袁木还信誓旦旦地向全世界宣告这是永远不可能发生的。在震惊之余，王丹和吾尔开希嘟囔着抱怨政府方面代表的级别不够高，他们希望能有赵紫阳总书记或李鹏总理的参与。阎明复不吃这一套，他打断他们，激动地为他自己的级别辩护。学生们聪明地没有再坚持。

但他们还是有另一个要求：这场对话必须要现场直播。在中国，因为新闻检查的原因，极少有现场实况直播的活动。所有节目，从政府机关的运作到每年极受欢迎的春节联欢晚会，都是预先录制好，经过编辑之后才能通过电视向大众广播。不过学生领袖们对此别无选择。各种与阎明复接触有关的传言已经在天安门广场泛滥。绝食学生担心他们正在被人出卖。这些领袖告诉阎明复，如果没有现场直播的话，他们会失去自己人的信任。

这次轮到阎明复做出合情合理的表现。他并不反对这个要求，但不是很确定技术上是否能做得到。大多数电视转播器材都已经被用来为高峰会议作准备了，他们也许没有足够时间安排好实况转播。他建议采取一个折衷方案：对话过程全程录像。一旦一盘录像带录满了，它就立刻在学生的监督下密封起来传送到中央电视台播放。这样，虽然不是实况，对话过程也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延续下真实地播放。同时，学生们还可以自己用录音机录音，把录音带及时传送到天安门广场自己播放。

就在学生还在犹豫的当口，阎明复扔下了他的重磅炸弹：无论他们是否撤出天安门广场，戈尔巴乔夫的欢迎仪式可能都不会在那里举行。这消息立刻就解决了他们之间的争端。

政府会在这样重要的场合逼他们摊牌的可能性令王丹、吾尔开希和王超华很是担忧。他们从来没有准备干预国家的外事活动，也从来没想过这有可能真的发生。他们不但要为令国家丢脸承担责任，而且还会失去他们手中最大的一张王牌。如果没有了这张牌，这一切将如何收场？

王超华提出她可以去找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来劝说学生撤离。阎明复立刻就提供了帮助，他派了一辆车交给王超华使用。另一辆小客车随后被派往政法大学去接对话团。

因为她的家庭背景，王超华对首都的知识分子圈子很熟悉。她尤其与戴晴——面向知识分子的《光明日报》的一名著名记者——比较亲近。戴晴比阎明复小10岁，也同样是一名红色后代。在她父亲在早期革命中成为烈士之后，戴晴是由作为人民解放军中十大元帅之一，在粉碎“四人帮”的政变中举足轻重的叶剑英抚养成人的。不过戴晴很早就有了相当强的独立态度。她利用自己的背景所带来的保护优势出版了一系列与异议人士方励之观点相近的文章。她也通过自己单枪匹马唐吉诃德似的以环境保护为由反对三峡建坝的努力出了名。王超华小时候就认识了戴晴，后来大学毕业后在《光明日报》实习期间又与戴晴在同一个楼层工作过。

就在绝食决定被作出的那个晚上，王超华就曾经自己跑到戴晴的家里。她几乎没说什么话，就是在戴晴的小客厅里哭了一场。她当时就希望名声在外的戴晴能够为年轻的学生们提供一些急需的指导。

不过戴晴则一直有着她自己的打算。过去的十来天是新闻界最好的时光。在赵紫阳的庇护下，几十年的新闻管制政策几乎在一夜之间融解了。经过一些个人的努力，戴晴已经得到胡启立的首肯，可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整版出自有争议的著名知识分子的观点。这是一个几星期前还不可想象的机会。这时她正忙着召集这些知识分子开座谈会。她邀请的嘉宾中包括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比如撰写了文化大革命历史的政治学家严家其和出版过一系列介绍西方思想的启蒙丛书的包遵信。一个月以前，一个类似但未经授权的为纪念胡耀邦逝世而召开的座谈会也包括了几乎同样的角色。那个会议的纪要发表在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上，结果报纸被关闭、主编被撤职。现在，戴晴得到了来自政治局常委委员的准许，可以做完全同样的事情。

王超华来到《光明日报》时戴晴正在招呼她那些杰出的客人们进入一间会议室。戴晴极度兴奋，她可以预见到印有这些人话语的报纸会在读者中引起多大的反响。然而，她对王超华的到来却是毫无准备。

戴晴只看了一眼王超华那张疲惫和忧愁的脸就知道她是为何而来的了。虽然她很是同情，戴晴还是不能容许她的小小座谈会被学生运动所劫持。尽管如此，她还是邀请王超华参加了会议并把她作为来自广场的学生领袖介绍给大家。但就在王超华能够说出几句话或流下一滴眼泪之前，戴晴抢先发话，强调这个座谈会的目的和重要性。她极为兴奋地宣布了她与胡启立达成的协议：《光明日报》上一整版！她的热情得到了很大的回应。对于她的听众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宣读他们已经准备好的发言稿。发言过程中几乎没有插话或讨论。王超华为他们缓慢沉闷的节奏和宏大空洞的语言感觉到无法忍受的痛楚。但她只能咬着嘴唇。她的家教使她对知识分子极为敬重，不可唐突造次。时间在慢慢地逝去。

终于，他们全部结束了他们准备好要说的话。作为礼貌，他们请王超华也说几句。王超华情不自禁了，她一句话还没能说出来时眼泪就顺着脸颊流淌不止。她以因颤抖而口齿不清的嗓音告诉大家天安门广场那里并不是这些知识分子在他们讲话里所幻想的那样一个光辉和历史性的事件。相反，形势极其严峻。在她讲话的过程中，她越来越因为自己的词不达意而难受。她为自己无法表达出她自己需要说出的意思而绝望。但通过她的泪眼，她可以感觉到屋子里许多人也在哭泣。在她请求知识分子们去广场劝说学生撤退时，每个人都积极地响应着，“对，我们必须去。我们不能坐视不管。”

就在王超华恢复她的情感状态时，知识分子们已经开始做他们最拿手的事了。就在短短几分钟之内，他们起草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以一个父辈的态度表达作者们在听到绝食的消息后“非常理解、非常难过、非常担忧”。因为民主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实现，为了中国改革的长远利益和中苏最高级会晤，它恳请学生“发扬这次学潮中最可贵的理性精神，暂时撤离天安门广场”。

这里面“暂时”二字的确切含义并不是很清楚，不过似乎也不重要。因为声明在那之后便转换了语调，强调起他们自己对政府的态度来。它要求中央负责人立即发表公开讲话，宣布这次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并保证不对学生实行任何形式的秋后算账。它还要求政府承认学生的自治组织，保证不对绝食和静坐学生采取暴力行动。如果政府不能做到这些条件，声明的作者“将和同学们一道”，“坚定不移地奋斗下去”。

这最后的几句话也许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放进去安抚学生或满足作者的自我感觉。不过这也似乎显示出这些知识分子们已经准备自己参与运动，因此实际上抵消了声明中希望学生撤退的意图。他们提出的要求其实比学生还多，学生在这个时候已经把他们的要求简化为两条：“不是动乱，平等对话”。

王超华知道这个声明不大对劲，但在她的状态下她说不清楚具体是什么不对。她开始意识到她对这些知识分子的期望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他们与现实已经毫无指望地脱节了。她很犹豫地解释说她担心这样的一个声明不足于劝说学生撤退。她的声音很微弱，她也清楚她没法说服任何人。严家其对这个声明的语调已经很恼火。他拍着桌子说他们搞错了对象，“我不明白，现在咱们为什么要劝学生，现在要劝应该劝政府。”他愤怒地指控道。

王超华还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也许她能让这些知识分子与绝食的学生单独会次面。如果他们有可能私下里劝说柴玲，事情可能会更有希望。戴晴立即给统战部打电话安排，那里是这种会面最方便的地点。在电话的另一端，她只能听到有人在忙乱地叫嚷，说现在不可能做任何安排。于是戴晴又打了几个电话之后找到了一个场所。王超华立即又上了她那辆车子奔往统战部。她觉得她会在那里找到与阎明复对话中的柴玲。

但她对将要面临的场面丝毫没有思想准备。


终于到了对话团大显身手的时候了。这个组织就是为了这么一个目的专门设立的，已经准备了好几个星期。他们在每一个具体的课题上都有指定的发言人和一个支持的团队。他们甚至还做过练习和彩排。现在他们对与政府官员们面对面坐下来冷静和理性地讨论问题满怀信心甚至感觉自在。

不过要让这一切成为现实，项小吉和沈彤知道他们必须控制得住他们自己这边的人，尤其是绝食学生们。可他们没有多少实力可言。是绝食最终把阎明复拉到对话的桌子上的，现在已经不可能再把本来就不信任对话团的绝食学生拒之门外了。

另一方面，绝食学生也有着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对这一个能在电视上向全国播放的机会——即使是延迟的——兴奋莫名。这是一个让他们的声音得以广为传播的绝好时机！柴玲迅速从天安门广场收集了一批标语条幅送到统战部，其中就包括那幅“妈妈，我饿”的标语。她把它们放置在会议室里学生一边作为背景。她还带来了一盘自己朗读《绝食宣言》的录音带。如果他们有机会在对话中播放这盘录音带，它将向全国各地播放，永久地载入史册。

二楼的大会议室这时候已经被布置成一个类似外交谈判的场所。会场的中间是一张长长的椭圆桌子。阎明复这次不再坐在一端的首席，而是坐在政府一边的中间位置。他旁边是教委主任李铁映和另外10位部级官员。在桌子的另一边，沈彤坐在阎明复的正对面。项小吉则面向李铁映。他们旁边是一些对话团的指定发言人。项小吉特意落实了这样的安排以突显对话双方的平等地位。

王军涛呆在大院里的另一间屋子里，他和其他年轻的知识分子没有被邀请参加这场正式对话。也许在阎明复的眼里，他们已经完成了他所需要的使命。

会议室里的正式、外交般的气氛被站在对话团成员后面的一些绝食学生所打破。他们头戴标志性的发带，脸上带着肃穆的表情。项小吉已经与他们达成一个妥协，允许他们的一部分人在场，想必只是旁听的意思。会议桌上零零散散地有很多录音机，它们都已经开始在录音。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有一架录像机，上面有着中央电视台的标志。沈彤确定了录像机上的红灯在闪烁后开始了会议。

起初，对话是在友好、客气的气氛下进行的。对话团的发言人逐一表述了他们准备好的议案。阎明复和李铁映很认真地听着，也极为诚恳地回答了大多数问题。但很快地，项小吉和沈彤身前的桌面被他们后面站着的绝食学生递过来的小纸条所淹没。绝食学生正在失去耐心，他们要提出自己的看法。会议不久就偏离了原有的议题。坐在桌子两边的人都尽力保持耐心，但讨论越来越趋于漫无边际。

没多久，绝食学生已经不满足只是递条子了。有人提出这个会议应该直接听取他们的意见。吾尔开希插话说他手里正有一封绝食学生写给妈妈的一封家信。来自北师大同是绝食的发起人之一的女生程真没有征求许可便高声朗读了那封信。

柴玲一直都像平常一样很安静，但她因为吾尔开希的擅自行为很不高兴。那封信虽然感人却缺乏实质内容。她觉得吾尔开希浪费了一个极其宝贵的机会。会议继续进行下去的时候，柴玲觉得她没法再等下去了。她找到一个机会尖锐地质问阎明复：“你究竟认为学生运动是怎么样的？”被当场将了军的阎明复在保持诚实而又不越过既定界限之间挣扎着：“我个人非常愿意说你们是爱国的。但是我不能说。”

会场上又爆发了激烈的辩论。一只手指终于按下了一个录音机上的播放键。突然，柴玲朗读《绝食宣言》的情绪化声音充满了整个房间 ：

我们想请求所有正直的中国公民，请求每个工人、农民、士兵、平民、知识分子、社会名流、政府官员、警察和那些给我们炮制罪名的人，把你们的手抚在你们的心上，问一问你们的良心，我们有什么罪？我们是动乱吗？我们罢课，我们游行，我们绝食，我们献身，到底是为了什么？可是，我们的感情却一再被玩弄，我们忍着饥饿追求真理却遭到军警毒打。学生代表跪求民主却被视而不见，平等对话的要求一再拖延，学生领袖身处危难。

就像另一个开关也被按下了一样，嘈杂的屋子一下子安静了。在接下来令人心悸的十几分钟里，没有人发出任何声音，作出任何举动。屋里的每一个人，包括阎明复本人，都流泪了。项小吉和沈彤在桌子上互相握紧了手。

我们不想死，我们想好好地活着，因为我们正是人生最美好之年龄；我们不想死，我们想好好学习，祖国还是这样的贫穷，我们似乎留下祖国就这样去死，死亡决不是我们的追求。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能够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能够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就没有权利去偷生。

就在录音播放完的时候，绝食学生中间传出一个微弱的声音：“我们唯一的要求就是政府不要指责我们挑起动乱。”

对话已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开始觉得很不安。他们曾经被告知已经达成的妥协，可以在一个小时的延迟后看到电视转播。但这会儿还是没有任何转播的迹象。

封从德已经在广场设立了一个新的广播站，把他们自己的高音喇叭高高地挂到了那里的旗杆上面。由于其他的绝食领袖都在对话现场，他在这里成了事实上的领导。焦虑的他不断地派出学生通讯员前往统战部查看，他们一个也没回来报信。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这时已经是7点钟，中央电视台的晚间新闻节目时间。新闻里没有提到对话的消息。这成为最后的一根稻草。广场上所有的绝食学生都自发地聚集起来向只有一二公里远的统战部进发。他们一路上高呼口号，“停止对话！”“现场直播！”

王超华还没到达统战部就发现她的车子被街上汹涌的绝食学生所堵塞。她跳下车跑进去，看见项小吉正从会议室里出来。他们之间隔着一大群绝食学生，其中一些是封从德派来的通讯员。越来越多的学生在涌入。项小吉极力劝阻着人群不要冲击会议室，他很明显地难以为继。绝望中，他看到了王超华，知道她是一位比较成熟和理性的学生领袖。于是，他大声建议由王超华代表外面的学生进入会议室。外面的人群并不认识或信任王超华，他们要求另加两名绝食学生与她一起进去。

项小吉并不知道王超华这时已经晕头转向了。在这个折磨人的一整天之后，她已经弄不清楚究竟是在发生什么事。匆忙之间，他们3人破门而入，把里面的人都吓了一跳。王超华不待喘息就立刻大喊，“不要对话了。”她解释说外面没有电视转播，“在绝食团同学没有接受的时候，你们这种对话是不能接受的。马上停止。”

屋子里第二次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沈彤失控了，他站起来，猛地拍了一下桌子，然后直接指着阎明复的鼻子大叫，“为什么你不转播？你完全清楚没有转播的话我们没法继续！”

阎明复的脸变得惨白。他看起来的确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看看身旁的部长们，没能得到任何答案。过了艰难的一小会儿，他低声说，“如果我们不能继续，我们就不能继续了。”

他站起来慢慢地走了出去。

八九一日：5月13日，绝食学生进入广场，阎明复试图斡旋

1989年5月13日一早，身心俱疲的王超华准备向高自联辞职时听到政府准备对话的消息。她出于责任感立即改变了主意。高自联也因为学生的绝食行动促成了政府对话的结果转而支持绝食。

这天早上北大南门附近很热闹，装饰了一些欢送绝食学生的标语和旗帜。作家班制作了一条巨幅标语：“壮士一去兮盼复还”。一些青年教师在那里的燕春园饭馆为学生提供“最后的午餐”。北大这时有100多位绝食学生，加上300多为他们服务的学生纠察，在柴玲带领下宣誓后便浩浩荡荡地出发。

政法大学的绝食学生由浦志强等人率领，该校老师吴仁华特地为他们买了烈酒壮行。吴仁华后来自己也加入了绝食行列。

各校的绝食学生在北师大校园里会合，总共有800多人。大部分来自北大、北师大、人大和政法大学。几乎有四分之一是女生。


同一天，赵紫阳、李鹏、胡启立等中央领导都在分别与工人、新闻界座谈对话。但学生对话团与政府的第一次正式接触还没开始就因为双方在代表人数、级别、名单等条件上达不成协议而不欢而散。国务院信访局取消了原定的对话计划。

但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却主动介入了事件。他在一个与知识分子对话的会上听取由统战部出面邀请学生对话的建议，紧急派车召集到周舵、郑也夫、刘晓波、陈小平、王军涛等知识分子，希望通过他们影响、斡旋绝食学生。


绝食学生在傍晚到达天安门广场安营扎寨。王丹、王超华和马少方在历史博物馆台阶上召开记者招待会，宣读了《绝食书》。北京市政府很快也安排红十字会的医务人员和市急救中心的两辆救护车进驻广场。

晚上，阎明复和他召集的知识分子与学生对话团和绝食学生在统战部第一次见面。学生方面参加者有王丹、吾尔开希、柴玲、王超华、项小吉、沈彤等。各方人员均发言交换了意见，但柴玲很快就自己离开会议回到了广场。阎明复保证会把大家的意见如实向中央汇报，但他们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这天晚上，严家其、苏绍智、包遵信等著名知识分子在北大贴出题为《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呼吁知识分子参加声援绝食学生的大游行。

当晚，也在天安门广场的青年诗人骆一禾突发脑溢血不治去世。


八九一日

八九一日：5月12日，关于绝食的争执

1989年5月12日，绝食的话题成了焦点。已经决定以个人名义发动绝食的王丹和柴玲在北大决定联合行动，他们贴出通知征求参加者签名。但响应者寥寥，只有几十人签了名。高自联和北大筹委会分别发布公告反对发动绝食，指出那只是几位学生领袖的个人行为，不代表学运领导组织。

下午，王丹召集了民主沙龙。包遵信出席发表演讲，盛赞学运，称其标志着中国民主运动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这成为民主沙龙的最后一次聚会。

当晚，王丹和柴玲在三角地通过学生广播站分别发表演讲，号召学生参加绝食。柴玲的即兴演讲抓住了在场听众的情感，引起极大反响。签名参加绝食的一下子增加到几百人。柴玲的演讲后来整理修改后成为著名的《绝食书》。


反对绝食的高自联实际负责人王超华晚上去拜访戴晴，希望找到知名知识分子能够帮忙劝阻柴玲等人。戴晴打电话寻找时发现郑义、严家其等人正在忙于起草知识界“五一六声明”而无暇他顾。戴晴自己也没有答应王超华立即去劝阻学生的请求。

当天深夜，一直没能得到政府回复的对话团突然接到政府愿意与他们直接对话的讯息。


八九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