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December 26, 2011

八九人物:陈西


当1989年学生运动在北京开始展开时,已经34岁的陈西正在偏远的贵州省会贵阳市的一所大学里从事政治宣传工作。但与一般政工干部不同的是,陈西当时已经相当活跃,参与并组织了当地的一些沙龙活动。那年5月初贵州的学生开始响应北京的运动组织上街游行时,他与学校和市公安局协调,以民警为学生队伍开路的方式组织了一场有秩序的示威。其后,他一直与当地学校的学生领袖保持密切联系。

但那年陈西最为大胆的行动是在6月5日——北京已经大规模开枪镇压之后。那天晚上他和沙龙的一些人聚集成立了“贵州爱国民主联合会”,鼓动罢工抗议北京的屠杀。几天之后,他们几个人均被逮捕。一年后,陈西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3年。

3年服役期满后,陈西很快又投入到当时的组织反对党活动之中,并坚持要求为八九民运平反。1996年3月,他再度被捕,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判刑10年。直到2005年才得以刑满出狱。

陈西仍然没有屈服。近年来他在贵州不断举办人权研讨会,在互联网等媒体发表文章纪念六四、呼吁民主。但是,他的这些文章再次把他带入监狱。2011年12月26日,陈西被以“煽动颠覆国家罪”被判处10年徒刑。


八九人物

Friday, December 23, 2011

八九人物:陈卫


1989年学生运动爆发时,陈卫还是北京理工大学(原北京工学院)的新生。他从一开始就积极投入于纪念胡耀邦的活动中,在学校里组织了治丧小组并带领约4000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追悼会。其后,他又参与组建了该校的学生自治联合会,组织参与了四二七大游行。

陈卫自己曾回忆说他在四月底时专程回家乡四川试图向那里的学生通报北京的形势。但他在5月初便又回到了北京,作为理工大学的代表参加了组建对话团,其后又参加了绝食,其间几度晕倒被送往医院抢救。

大屠杀那天晚上,陈卫参与了在街头堵截戒严部队的行动。后来他写道
1989年6月4日早上3点45分时,面对着隆隆的军车还有车上戒严士兵手中不断喷出火舌的冲锋枪,我和许多学生和市民手挽手流着热泪高唱《国际歌》,将长长的戒严车队拦下来。我们分散开去做那些军人的思想工作。当我走到满是卡车的车队中一辆吉普车旁,显然里面是军官。与我曾手挽手走在游行队伍第一排的一个女孩走到吉普车跟前,她冲着里面说了一句,"你们的枪口可千万不要对准人民啊!"车内一个穿着白衬衣的人掏出手枪,对着女孩头部就是一枪。地点在民族文化宫。我不知道这个女孩的一切情况,但那一幕让我终生难忘。被杀者何其无辜!施暴者简直丧尽天良!逝者已不能言,我辈不能为其讨还公道,忍看刽子手站在烈士们的尸骸上弹冠相庆,又有何面目存在于世上,被世人耻笑。
(沈彤在其自传里曾提到一个非常类似的场景,时间和地点也很相近。)


屠杀之后,陈卫回到老家,因试图组建地下高自联而被捕,关押一年后才得以释放。他随后便开始了在监狱中进进出出的反叛生涯。1992年他因参与国内组党活动再度被判刑五年,出狱后一如既往地继续参与当地的组党活动,并加入了零八宪章的签署活动。今年2月份,他在四川的一轮镇压中被捕。

2011年12月23日,陈卫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9年。


八九人物

Thursday, November 24, 2011

八九书籍:《从广场到秦城》



李进进的个人回忆录《从广场到秦城》(明镜出版社,2011)由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作者的简短小传和两篇记叙作者参与1989年学生运动的回忆文章。后一部分则是作者因参与八九民运被捕后在北京几个看守所和监狱中的生活经历、感悟及法律思考。

1989年,就在胡耀邦去世之后不久的4月18日,李进进在人民大会堂外台阶上挺身而出,主持领导了一次长达一整天的静坐请愿,最终迫使三位人民代表出来公开接受了学生的请愿书。在运动的后期,他又冒着戒严中的风险,参与创建、组织了工自联,成为其领袖之一。他把这些经历分别记录在《广场上第一次有组织的静坐》和《记第一个工人自治组织——北京工自联》两篇文章里。不过这两篇回忆并不是新材料,已经在以前的报刊和文集中发表过,也是《天安门对峙》一书写作过程中得以参考的原始文献之一。但文章收入在这本书中,辅之以作者的自传,也为其经历提供了更多的背景和深度。

正如书的副标题——《一个法律博士生的狱中探法》——所示,有关作者为民运坐牢的心路历程才是该书的主要内容。上大学前,李进进曾经当过6年兵,后来又做过警察,然后又在大学研读法律。1989年时他已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并正在攻读博士。能以这样的经历和身份却自己身陷囹圄,转换角色以囚徒之眼来审视中国的监狱制度,也不失为绝无仅有的机会。可贵的是李进进在监狱中没有怨天尤人自暴自弃,而是精心地观察思考,帮助狱友分析案情,不卑不亢地争取改善待遇等等。

有意思的是,虽然作者是大学博士生,他却因为参与工自联的缘故被作为工人看待,没有与其他被捕的学生领袖关押在一起。而是更多地接触到普通刑事犯罪的“同镣”。所以,作者的狱中回忆也带有明显不同的色彩。作者自己的“探法”也因此更趋近于法学的专业性,基本上不为当时政治观点的分歧和冲突所左右。

《从广场到秦城》篇幅不长,很容易阅读。它提供了八九民运的几个侧影和当时中国监狱内部运作的图像。其最可贵之处是语言记叙上的平实和宁静,凸显其可信度。也许是因为作者刻意小心,书中的叙述完全局限于作者本人所作所为,基本上没有涉及到其他学生领袖或参与者。因此在作为运动的全貌参考上略显不足。



八九人物:李进进



1989年4月18日——胡耀邦去世三天之后——李进进发现自己正与一大群年轻学生一起坐在人民大会堂门外的台阶上,试图向自己的政府请愿。他内心很激动,但并没有准备自己站出来。

那时,李进进是北大法律系的博士研究生。与当时大多数学生不同的是,他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社会经验。

1955年出生的李进进是在文革时期长大的,没有受到正规的中小学教育。15岁时,他就加入了解放军(一位招兵干部帮他改了年龄),6年后复员成为家乡武汉市的一名警察。当时正好赶上文革后恢复高考,他便作为几十万考生之一在1978年成为湖北省一所高校的法律系大学生。那时他23岁。

大学毕业后他于1982年来到北京大学读研究生,并于1985年硕士毕业。在武汉教了两年书后,他在1987年再度回到北大攻读博士。这时他开始活跃,通过竞选成为北大研究生会主席。但很快他因为一些公开言论和组织讲座遭到麻烦。就在1989年初,研究生会在没通知他本人的情况下开会改选,他便不再担任其任何职务。

在多人劝说下,李进进决定远离是非,专心自己的学问。然而,那却是1989年的春天,他在人民大会堂前看到了那场正在失去组织和秩序的静坐抗议。于是他还是站出来充当起学生领袖的角色。他主导了那场静坐后期的活动并取得成功:他们公开地、和平地把学生的“北大七条”请愿书正式递交给三位人民代表。后来他很快地离开了现场。但那里聚集的人群并没有散去,却游行到新华门抗议,导致后来那里与武装警察的肢体冲突。

那几乎成为他在那场运动中唯一的出现——在那之后他立即消失了。五月初,他甚至一度离开北京回到武汉的家里以减除家人对他卷入运动的担忧。一直到5月18日他才又回到了运动之中,那时绝食已经开始,镇压的危险正在迫近。而这一次他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1989年5月18日那一天李进进在北京的街头巡回演讲。当晚,他碰巧遇到几个正在准备组建独立工会的工人。他随即自荐成为这个萌芽中的工自联实际上的法律顾问。他与韩东方、周勇军等人一起创立了这个组织并草拟了其大量文件和声明。

5月31日,当工自联的几名成员在镇压来临之际被捕时,李进进和韩东方带领一大群工人和学生在北京市公安局门前又一次进行了一场静坐。他们成功地赢得了其被捕成员的释放。

有意思的是,李进进然后就在6月2日离开天安门广场,回到北大参加其博士学位资格考试。就在6月3日那天上午,他通过了考试,然后花了一整天准备向政府部门正式登记工自联的文件。不久,屠杀的消息便摧毁了他的计划。他那天晚上试图回到广场,但没能通过木樨地——当晚最血腥的战场。

大屠杀之后,李进进离开北京回到了武汉。6月10日他在家里被捕。1991年4月24日,他被免予起诉而释放。后来他于1993年来到美国,获得美国法学学位。现在他在纽约州居住,从事律师工作,并在海外民运中相当活跃。

2011年,李进进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记下其在八九民运中的经历以及后来狱中的思想和感悟。


Monday, November 14, 2011

沈彤加入“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


《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了前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沈彤已经加入到纽约市“占领华尔街”的街头抗议之中:

现在,在纽约市金融区祖科蒂公园附近经常可以看到已经43岁并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的沈彤的身影。他在那里已经成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一个父亲般的角色。 
几乎每一天他都在百老汇街上一间不引人注意的办公室里召集抗议者开会做计划。他负责的事情很繁杂:小到为这个杂乱群体处理文书的日常工作,大到为这些年轻自负的革命家出谋划策。 
29岁的抗议者麦克斯·比恩说,“他提供很多智慧老人式的意见。” 
沈彤自己并没有计划全身心地投入到“占领华尔街”运动。10月17日时,他只是随意从家里走过10个街区来到祖科蒂公园,意外地遇到了一些对他过去在中国的努力有所了解的抗议者。他说,“我对这场运动很好奇。很快我就意识到这不会很快消失。但做好事总是会有代价的。” 
沈彤不久就自己一星期七天都全日制地为“占领华尔街”工作了。

该报纸还引用了沈彤的感想:“上一次我们希望有一个不同的中国时,我们挨了子弹。美国可以好好地做这样的事。”

在中国的八九民运期间,也曾有过十几位四十岁上下的知识分子在天安门广场为当时年轻得多的沈彤等学生领袖提供同样的支持和服务。

Thursday, October 20, 2011

八九人物:刘迪

刘迪的名字在有关八九民运的历史资料和回忆录中很难见到。这也许正是他所希望的。

1950年出生的刘迪属于天安门学生之前的一代。他最早由参与1976年的四五运动而出名——当时官方把他称之为“小平头”而全国通缉。那年十月份他被捕,坐了10个月的牢,直到四五运动被平反。

平反后,刘迪与陈子明、王军涛等人一起成为著名的“四五英雄”。他们也一起参与了1978年的民主墙和1980年的大学校园竞选活动。刘迪在城里的家一度成为当时的民间刊物《北京之春》的出版印刷场所和活跃分子人来人往的聚集地。后来,刘迪还协助陈子明成立了后来影响深远的社经所。

在1989年的学生运动期间,刘迪是自愿在幕后协助、指导当时年轻的学生领袖的众多知识分子之一。他后来协助筹备了试图获取运动领导权的北京各界联席会议。

大屠杀后,刘迪于1989年7月10日被捕,再度坐了9个月的牢。在整个1990年代,他为当时因为八九民运而系狱的政治犯的人权和待遇奔走,吸引国际范围的关注。在那之后的几十年里,他一直既无法从事稳定工作,又被拒绝出国,只能依靠妻子的薪水和父母的资助生活。但他在帮助其他受难者时却从未犹豫过。

刘迪于2011年10月19日因癌症去世,终年61岁。




Tuesday, October 18, 2011

方政在美国的新生活


在天安门屠杀中失去双腿的方政现正在美国享受新的生活。上图是方政和他的女儿、妻子和岳母一起庆祝45岁生日(照片由封从德提供)。这对幸福夫妻正在期待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方政最近还获得了美国绿卡的批准。他目前在当地的社区学院学习,并有自己的驾驶执照

Saturday, September 24, 2011

柴玲回忆其大学期间的堕胎经历

柴玲最近在一次美国国会听证会上作证时回忆了她自己在中国大学学习期间的多次堕胎经历。这是她第一次透露出这一私人秘密和她为此所承受的痛苦。她的这一作证是她自己创立的“女孩之声”非营利组织的活动之一部分。

柴玲说她是在北京大学二年级时第一次怀孕的,那时她年仅18岁。当时她父亲帮助她安排了堕胎。后来她还是本科生时又曾经再度怀孕和堕胎。

她的第三次怀孕是在已经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期间。当时她与封从德结婚在即,封从德陪同她去医院做了堕胎手续。

1989年大屠杀之后,这一对学生领袖经历千辛万苦逃出中国,到达巴黎。柴玲那时再度怀孕并实施了她最后一次堕胎手续。她说那时她和封从德的婚姻关系已经很糟糕,便在友人劝说下选择了终止怀孕。

根据媒体报道,柴玲现在与其第二任丈夫婚姻美满,并育有两个孩子。她的这个证言第一次让外人看到其内心深处未曾显露过的痛苦——这一心理创伤在1989年学生运动时期便已存在。

柴玲的证词全文(英文版)可以在这里阅读。

Wednesday, August 31, 2011

《波士顿环球报》报道柴玲近况

《波士顿环球报》今天登载文章描述柴玲在她自己创立的“女孩之声”非营利组织中的活动近况。“女孩之声”是为反对中国大陆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而引发的女婴堕胎现象而成立的。

该报道说,
即使在这个国家也遭遇过争议的柴玲跨进了这个战场。平时,她是研发教育软件的公司“尖子班”的创始人和总裁;她的丈夫罗伯特·麦竟是该公司总经理。尖子班的慈善基金会已经为“女孩之声”提供了1百万美元的资助。“女孩之声”利用私人捐款派遣志愿者在中国国内推动其项目。一个叫做“婴儿礼物”的项目为保留女儿的母亲提供经济资助。一个奖学金项目则让成为孤儿的女孩能够上学。“女孩之声”还为成为强制堕胎的受难者母亲提供法律上的援助。

它还进行反制拐卖女孩的运动,比如一次在黄河北边的广大农村里散发了6万张传单,并建立热线服务,成功地寻找到一位在2010年在自己家门口被拐走的名叫小豆的女孩。这个组织还提供一个网站,上面有被拐骗的女孩的介绍以及如何防止孩子被拐骗的办法。一个典型的文章标题是“当你与孩子一起上街时,要让孩子走在离大路远的那一边,这样他们不会被骑摩托车或开车而过的人突然抓走。”

柴玲报告说已有550名母亲得到经济资助,25位孤儿送进了学校,4名孩子得以与他们的父母再度团聚。相对于庞大的问题,这只是一个微薄的成功:根据该组织自己的数据,中国每年有130万起强制堕胎,110万弃婴和20万被拐卖的儿童。
文章描述柴玲对自己的工作极为热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最近成为基督徒

该报纸还提及柴玲和她的公司在美国遭受的争议,包括被其过去的投资人和雇员起诉的情况。文章说法庭已经确认柴玲本人没有责任。

另一个可能更为引人注目的案件是柴玲自己起诉纪录片《天安门》制片人。尽管那已经被法庭拒绝,这篇报道说尖子班还在进行上诉。

Wednesday, August 17, 2011

香港警察骚扰身穿“平反六四”上衣的居民

自从回归中国之后,香港一直还保留着其绝大部分自由。每年6月,成千上万的香港市民聚集维多利亚公园纪念天安门屠杀的死者,是现在世界范围内剩下的唯一的对这一事件有分量的纪念活动。

但也有迹象表明这样的言论自由开始受到限制。昨天,一名身穿写有“平反六四”、“建设民主”标语上衣的青年在大街上遭到警察骚扰并被带离现场。这是因为中国副总理李克强将到该地访问,这样的标语会引起贵宾惊诧。那位青年后来被释放。

这一事件被现场录像,后来在电视新闻里播放:

Wednesday, August 10, 2011

艾未未说话、冉云飞回家

近半年前,在中国一场颇具规模的镇压中,许多知名的的异议分子被拘留、逮捕,有些被指控犯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他们其中有独立作家冉云飞和著名艺术家艾未未

艾未未在4月份的被逮捕得到了全球性的关注和谴责。他后来在6月份得到假释,条件包括不接受采访,不参与社交网络活动等等。他也一直保持着沉默——直到现在。这星期,他突然出现在推特上,发言表达对因受他牵连而被捕受苦的几位同事的关切。

更为奇怪的是,他接受了官方的报纸《环球时报》的采访。该报纸称他态度很激烈,并引用他的话说“你如果放弃一些权力,当然有可能过得更容易一些。但世界上有那么多不公平,教育资源又很有限。他们都会减少幸福。我永远不会停止与不公正斗争。”

《环球时报》只在其对外的英文版上刊登了这一采访。对内的中文版只字未提。


同时,有报道说2月份被捕的冉云飞现已被释放回家。他还没有公开发言。

Saturday, July 16, 2011

刘刚抗议美国政府和公司

昨天,八九学运领袖刘刚出现在美国白宫外面举着自制的标语牌抗议。他试图敦促美国政府为他所谓的中国政府正在美国领土上举行的“超限战”采取行动。

自从他的第二次婚姻破裂之后,刘刚被卷入由离婚官司引起的个人生活漩涡。他公开指控其妻子是隐瞒了真实背景的前中国军官。而中国政府正在针对他和其他异议者在美国本土进行一场准军事行动,这一行动同时也瞄准了他的(前)雇主以及一些美国知名人物。就在几乎一年以前,刘刚曾在纽约一家法院里以类似的指控起诉中国领导人胡锦涛

刘刚一直也声称他自己才是今年初所谓的中国“茉莉花革命”的真正发起者,并因此成为中国政府的报复目标。

他针对妻子和(前)雇主公司的一些公开指控导致他失去了自己的工作并曾被警察几度临时拘留。但他屡次声明将继续抵制法院颁布的封口令、公开谈论案情作为抗议。今天,他进一步宣布将“在全美各地进行巡回示威,抗击中共超限战”,但没有公布具体计划。


Thursday, July 14, 2011

八九一日:7月14日,中国留学生在巴黎游行、肖斌被判十年

1989年7月14日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日。这个纪念日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70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一起曾经是八九民运的缘由之一。

这天,巴黎举行一场巨大的盛典,欢庆这个平民革命的节日。法国政府已经取消了向中国官方发出的邀请,不再欢迎刚刚屠杀自己人民的官员。观礼台上,一些刚逃出国境的运动领袖受邀与各国政要摩肩接踵。

晚上,成百上千的中国留学生取代了官方代表团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他们着素服,手扶自行车,簇拥着巨大的红色中国式锣鼓行进。锣鼓和人群都是一片静默,没有丝毫庆祝的迹象。他们一片肃穆,是在为自己失败的革命哀悼。


而在中国,镇压仍在持续。大连工人肖斌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十年。

Monday, June 27, 2011

广场上的党徽


在中国共产党庆祝其建党九十周年的日子里,天安门广场中央出现了一个新的但是暂时性的标志:由锤头和镰刀图案组成的共产党党徽。这一徽章设立在处于国旗杆和人民英雄纪念碑之间的中轴线上。

党徽本身的直径大约12米,其底座是一个巨大的心形花坛,将陈列红色的花卉以组成“红心向党”的象征。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日。

这是共产党的党徽有史以来第一次得以在天安门广场如此隆重的展示。

Monday, June 20, 2011

八九书籍:《我的两个中国》

唐柏桥的新书《我的两个中国——一名中国反革命的回忆录》(英文版,目前似乎还没有中文版)最近携带着大量的名人推荐出场。书的封面上骄傲地展示该书由“尊者达赖喇嘛写作前言”。但细心的读者首先发现的就是这并不属实。书里的前言——只有短短的三段话——其实是由达赖喇嘛的秘书所作。

加上该书的出版社介绍中的一些夸张不实之词,诸如“唐柏桥是中国现代最有影响力的异议者之一”、“唐柏桥的名字在天安门大屠杀期间成为传奇”等等,都令该书自身内容的可靠性大打折扣。

虽然这本书署名的作者有两位(唐柏桥及Damon DiMarco),它却是以单数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作者之一唐柏桥的个人故事的。唐柏桥在1989年时是湖南长沙的一名大学生,并成为当地的学生领袖。回忆录涵盖了唐柏桥在中国乡下的孩童经历、在1989年卷入当地的学生运动、在其后的镇压中被通缉而逃亡和被捕坐牢、以及最终在被释放后逃出中国在美国成为流亡者的生活。

书里描述的唐柏桥自己在1989年学运中的经历却是单薄地令人惊讶。在那年四月间,他在长沙参与组织了几场学生集会和游行,并被选为当地新成立的自治学生会负责人。五月份时他只身前往北京,试图与北京的学生领袖取得联系。他在书中坦率地承认那趟旅行时完全失败了。他在北京除了自己参加了几次游行之外毫无建树——以至于他竟然一直不知道王丹这个名字,后来以为那是一位女生的名字。当他在五月底回到长沙时,当地的学生运动已经几乎掩旗息鼓了。

不过该书的确也为当时远离首都的所在的学生运动和学生生活状况提供了难得的一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场面是唐柏桥站在台上面对着下面成千上万的学生,他们在高呼“唐柏桥万岁!”“唐柏桥万岁!”(第87页)这样的情景在北京便没有出现过。

因为故事是由第一人称叙述的,有时候很难区分所叙述的是事实还是作者自己当时的印象。书里有很多似乎不经意的错误或不准确的描述,比如:“方励之是胡耀邦的好朋友和幕僚。”(第56页)、“赵紫阳在接见戈尔巴乔夫时明确指出他自己只是一个傀儡”(第99页)等等等等。

《我的两个中国》在已有的如李禄、沈彤和张伯笠等人的自传或回忆录上增添了新的一页。对于希望通过个人经历来了解那个年代的学生生活和经历的读者来说,该书可能会有些意思。但遗憾的是其在对八九学运本身认识上乏善可陈,至少没有什么能证实作者的“传奇”地位的内容。


Monday, June 6, 2011

方励之:我经历的1989-1990中美互动(C)

方励之最近撰文回忆1989年天安门屠杀后他与夫人李淑贤教授在美国大使馆避难期间的中美谈判过程。这是第三部分。(第一、二部分见这里这里。)


反制裁

1990年的春季,一到四月,“方励之问题”没有进展。双方都已知道底线,虽无不可解的利益冲突,但一时难于找到出路。一方面,布什当局迫于舆论压力,不可能宣布解除经济制裁;另一方面,北京当局也不可能在得到明确承诺之前放人。

4月,中国当局曾准备派员访美,被美方拒绝,因制裁情况未变,不能互访。

我们则静观双方的角力。美国NBC 电视台主播Tom Brokaw 不能来interview,只好写信问我们的状况。我回信中说“我现在是夹在两个超级政府之间了”。

静观到的一个角力场是中美军事合作。

二战期间,美国和ROC联盟,在重庆建有中美合作所,收集日本及其他轴心国的军事情报。美国和PRC建交后,合作的主题之一仍是军事情报。两国合作,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情报站,监听收集苏联及东欧阵营的情报。情报站的技术装备由美方提供。获得的情报则由两国共享。美国驻华大使和武官定期去情报站检查工作。李洁明不止一次谈起西北情报站。

美国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后。中国的一个反制措施是,停止西北情报站合作。1989年夏秋时,我们注意到,李洁明谈到情报站时,显得焦虑。但是,到1990年初,大使的焦虑消失。很明显,苏联东欧阵营的政权变化,使中美情报站不再重要,失去价值。斯考克罗夫特12月在北京访问时,大讲东欧事件,就是向北京表示,从尼克松访华时代开始的外交政策,要调整了。中共的反制裁失去了力度。

李洁明在他的经CIA审查过的回忆录中,也提到该项军事情报合作[1]。所以,该项合作已不是机密,已经终止。李洁明的回忆录中提到很多小事。有一桩小事没提,不知道有没有机密。

春天有一阵,夜静的时候,会听到闷闷的‘咚、咚’异声,来自地下。我有挖地道的经验。1971年,文化大革命时,我曾经跟着一位工宣队老矿工在科大的合肥校园里挖地道。从共鸣方式,容易判断,‘咚、咚’声说明我们住室下面有地道。我们告诉大使及Bill听到的地下异声。大使证实,使馆地界中确有地道,是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时挖的,那还是在美使官邸建立之前。地道深度两三公尺,有许多出入口,大使官邸里就有被堵死的地道口。

李洁明解释说,‘咚、咚’声是大使馆人员下去“检查”地道。按国际约定,大使馆内算是美国地界,看来,地下三公尺也算。下去“检查”什麽?大使没说。咚、咚’声很容易被察觉,是不是有意让别人听到?又在施计?地道战?不会。是不是装什麼设备?难说。 到美国后,也没有问李洁明,当时“检查”地道是搞什麽名堂?


“请求博大全能仁慈的……宽恕”

4月间,中共最高层领导在回答外国客人和传媒问“方励之问题”时,总是说,方只要认罪,就可以让他出国了,绝口不提恢复贷款等条件。后来还更具体地说,认罪书的英文文本中要含有leniency(宽恕)一字。好像“方励之问题”的解决,只要有confession和leniency 就可以了。这当然是敷衍话。

凡是亲历过中共政治运动的人大都知道,中共的“认罪”文化是:“解决问题”同认罪,即confession和leniency,基本无关。当运动走向高潮时,任凭你写多少“认罪书”都无用。等到运动要结束了,不写“认罪书”,照样过关。文化大革命我们被专政时,每天要上交一份“认罪书”。而且每天都要有新的更深刻的confession。我和其他不少被专政者的应对方法是,每天用半小时抄一遍昨天或前天的“认罪书”。抄的时候, 改变一下前一天“认罪书”的段落的顺序,a,b,c,d, 变成 b,c,d,a 等等。用段落和语句的不同排列组合,不难每天都能制造出“新”的认罪书。后来知道,交上去的“认罪书”,专政者根本就不看。排列组合法都是不必要的。

以此“认罪”文化可以推定,当经济制裁未解决时,任凭你写多少confession和leniency都是无用的。若经济制裁有解,confession和leniency 皆不重要。后来的发展,果然证明了这个推定。

罗马大学物理系的朋友来信说,confession和leniency是他们熟悉的文化。

Leniency一词曾是罗马教会忏悔(confession)的常用语,诸如“请求博大全能仁慈的……宽恕”云云。他们告诉我,在强权威胁之下写一句“我认罪” (I confess) 没有关系。上帝会原谅这时说的假话。伽利略写过认罪书:“我的最显赫辉煌,最令人敬畏,最高贵无比的枢机主教……”[2]。性急的朋友干脆寄来他们代我起草的“认罪陈述”。我一共收到过三份代写的认罪草稿。我想他们不是自己写的,而是从忏悔手册(manuals of confession)中抄来的,也许只是段落的排列组合略有不同而已。

共产党世界流行一本小说,名为“牛虻”。它描写一位意大利烧炭党革命者“牛虻”的一生经历。其中一个主要情节是,“牛虻”在年轻时曾向一位神父confession,“牛虻” 信任该神父,他认为该神父也一样关心和信任他。结果,“牛虻”的confession 内容被透露给了奥地利统治者,导致“牛虻”和他伙伴的活动被探知,被镇压,革命失败。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不少年轻人遇到过相似的接受confession的伪善。有价值的教训是,在共产党“革命”世界里,切勿真confession,特别是对你表示出极大“关心”和“信任”的组织或个人。将来,也许有意义编一本中共治下的忏悔手册,也是一种史料。邓小平的“向毛主席保证”“永不翻案”应收为首篇。

总之,我还没有来得及写confession,无论真的还是假的。

这时期,我倒是写了一篇“半宗教”的文章,题为 “Note on the interface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该文被收在梵蒂冈教廷出版的有关教皇保罗二世的一个文集中,书名是“John Paul II on Science and Religion: Reflection on the New View from Rome” [3]。其中保罗二世的罗马新观点之一,就是否定了1616和1630年教廷对伽利略的判决。


经济制裁的松动

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北美,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都一致介入。那时极少有外资进入中国。只有来自台湾的中小规模资本,还没有终止。台湾中小企业大举进入大陆,就是从6.4之后开始的。

1990年春季,听到大使等透露,日本希望尽早对华解除经济制裁,推动力来自日本财团。日本的政治由财团左右。

1991年6月,我访问日本,参加在京都召开广义相对会议,那时“方励之问题”已解决一年。仍会“感到”日本在“方励之问题”上的介入。那次在京都的5天,自始至终都有四位日本警察“陪伴”,寸步不离,前后左右各一。我在旅店的房间保密。我去洗手间时,四位警察一排站在后面。四位警察态度相当和蔼。临别,他们掏出纸墨笔砚,一定要我留下“墨宝”,不得已,草草写了几个字。

2007年,日本产经新闻的一则报道,披露了1990年春的幕后活动的细节,同我知道的片断吻合。记录如下:

李洁明在一九八九年秋天起,便和当时日本驻中国大使桥本恕频频接触。……在美国总统助理(即斯考克罗夫特)两次来中国的谈判破裂后,桥本与李鹏的会谈,正式开始。谈判的主要问题是,要求日本履行第三次日圆贷款的承诺。1988年,日本前首相竹下登访中时,允诺从一九九○年起的五年内提供中国八千一百亿日圆(相当五十六亿美元)的贷款,此金额相当于当时中国的外匯存底。

但是七大工业国高峰会通过对中国制裁决议案,日贷款亦被冻结。

因来自日本财界的压力,海部俊树前首相于1990年初设法着手解除对中制裁。為此,当时的外务省中国课课长的宫本雄二(现任日本驻中国大使)曾赴美探询美方意向,结果发现“方励之问题”在美国引起很大的反弹,不解决方励之问题,难以解除对中制裁。

桥本大使得知后,便与中共对外联络部长朱良多次密谈,表示日本在休士顿峰会将努力促成解除对中制裁,但希望中国也作出适切的回应。

在桥本与中方接触一週后,中国于一九九○年六月中旬同意方以治病为由出国,

方励之出国两周后,美日在休士顿工业国峰会采取同一步调,分别解除冻结世界银行的二十三亿美元和日本的五十六亿美元对中贷款。

这就接上了我知道的最后的故事。


最后的谈判

“中国当局于一九九○年六月中旬同意方以治病为由出国”。确切时间是6月16日,星期六,中美再次谈判时表示的。中国外交部说,可以准予方励之和李淑娴出国。条件不再是写认罪书(confession),而是写一份请求政府宽恕出国治病书,行文中应含有lenient一字。并要保证不参与反对中国政府的活动。

大使说,可以感到中方很着急,想尽快让方李离境。

对方着急,我方就不必过急。那天没写申请出国治病书。

6月17日,星期日,大使再告,中方不再坚持“请求宽恕”字样,也不再提“保证不反对中国政府”条件。改用“人道”出国。此外,要求第一站不去美国,最好去一个孤立的小岛。

果然,美元比lenient一字更有价值。

“人道”一词我们接受。至于第一站去小岛,我们也接受,我们选定的小岛是英格兰。那时我有英皇家学会的邀请,支持我在剑桥大学天文研究所任客座教授半年。1979 – 1980 年时,我曾在该研究所工作过半年。

6月18日,星期一,大体抄了一遍我以前写的陈述[原文在(B)中],8点陈述,简化成了三条。全文如下:

1. 我反对中国宪法序言中含有的四项基本原则,因为它的作用是维持‘阶级斗争’的政治体制。我注意到了,中国当局坚持上述的政治主张是违反宪法的。

2. 为了探视海外亲友以及得到必要的医务治疗,特此申请出国旅行。望中国政府予以人道的考虑。

3. 出国的目的将集中于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我们将欣赏和欢迎一切符合于中国社会进步利益的活动,并拒绝参与一切相反的,即旨在反对中国的活动。

6月19日,星期二,中美再谈。李洁明将这份“陈述”交给中国外交部。中国外交部说,“我注意到了……” 一句应加上“认错”字样。

那天我没改陈述。

6月20日,星期三,中美再谈。中国当局不再要求“认错”字样。中方接受上述陈述。谈判至此达到成功。果然是,“等到运动要结束了,写不写认罪书,不是关键”。

双方准备在国宾馆祝酒致意,达成协议。

祝酒之前。中国当局突然又提了一个新要求:李淑娴也要在陈述上签字。

敢在祝酒之前临时加新要求,大概只有邓小平了。大使判断,邓小平就在国宾馆二楼。

李淑娴答,只签第2,3条,不签第1条。即不承诺“我注意到了……”。对方也接受了。

李淑娴还提出,必须保证我们的次子方哲出境,否则她不走。中方也接受了。看来,中共是希望我们走得愈快愈好。

6月21日,星期四,敲定最终文本。中文本如上,英文本如下。

1. I oppose the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contained in the Preamble to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because their purpose is to uphold a political system of “class struggle.” I take not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olds that the above political stand is opposed to the Constitution.

2. In order to conduct scientific exchange with some 20 universities in North America and Western Europe, and also to visit relatives and friends abroad and to obtain necessary medical treatment, I apply to leave the country and travel abroad. I hop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give this humanitarian consideration.

3. The purpose in abroad in focused on scholarly exchange and research. I will appreciate and welcome all activities which accord with the progressive interests of Chinese society, and I will not participate in any activities having the motive of opposing China’s progressive interests.

1990 June Beijing

注意,中文本中第一条中用单数的“我”,第二条无人称,第三条中用多数的“我们”,即表示李淑娴只签了第二、三条。英文本都是第一人称。原因就是由于李淑娴不签字。


离境过程

6月22日,星期五,中美再谈。主题是我们离境的技术安排。虽然仍是被通缉的在逃犯,但出国要有正规完备的手续。

6月23日,星期六,早上,大使来,给我们照像,办中国新护照用。

同时,也在办理英国签证。因是星期六,英国驻北京使馆不办公。无法找他们签证。另外,中美双方都不想让英国驻北京使馆知道,那会在北京走漏消息。正好,英首相撒彻尔夫人在华盛顿访问。美国务院直接找撒彻尔夫人办了到英国的落地签证。

6月24日,星期日,整理行装。所有书籍都送给北京天文台。同使馆结账,买走他们的一台收音机,一台四通中文文字处理器(当时美国还少有中文的文字处理器)。也留下给方哲买赴美机票钱。

6月24日晚,在大使的房间开告别会(图1)。仍然保密。除我和李之外,只有6个人参加。告别酒会上,大使告诉最后一个秘密:封从德和柴玲夫妇逃出中国,从头到尾他都知道,作得意状。不过,我们没有问封柴出逃细节。出逃细节应是个人隐私。


图1:在美北京大使馆最后一晚,6月24日,在大使的房间开告别会。

也是6月24日,星期天,下午,全国各地党委向党员传达中共中央下发的紧急文件,“方励之夫妇将于日内出国治病”。要有思想准备。直到当天,喉舌袁木等还在卖力说,“我们决不容许反革命分子方……李……”。

6月25日

6月25日,星期一,夏至刚过,天早就亮了。上午8时,成百警察和便衣开始在大使馆周围集结,戒备森严。

10:30,我们走出官邸大楼。大使陪同,我们乘那辆一年前送我们进来的防弹玻璃车,从正门驶出官邸,去南苑机场。

我们所经的路上,一律半戒严,即一切车辆不准与我们在同道行驶。我们的车前,有一辆公安警车开路车,车号是GA11-0001,即公安第一号警车,车后也尾随两辆保护。一路戒严的警察一看到0001车开路,就以为后面一定有VIP。于是,他们不自觉地就敬起军礼来(图2)。


图2:车在建国门外大街上。从我们的车向前看去,车前有一辆公安警车开路,车号是GA11-0001。一律半戒严,一切其它车辆只准在外道行驶。在第二车道,每100-200米有一警察。照片上可以看到一个。戒严的警察,习惯性地举手敬礼。

11:05,到达南苑军用机场。美军专机已经到了。美军专机是从关岛飞来。机组人员事前不知道什麽任务,居然能在南苑机场降落。据说这是1949年之后,第一次美军军机被准予使用中国军用机场,基辛格1971年到北京时,飞机也降落在南苑机场,他乘的是巴基斯坦的军机。

11:30,李和我被公安人员引领到侯机大厅另一边的办公室,大使等美国人员不得随我们过去。办公室里有三位中国公安官员,一位为主,另两位公安官员一左一右保护。为主者把两本新的中国护照交给我们。

接着,公安官员接通了方哲的电话(当时他被拘于公安部的一宾馆)。按协议(李淑娴的要求),中方应让方哲离境。但没想到方哲不愿意走,故意制造麻烦,还对公安人员说:“我不走,我还想入党呐”。无奈,公安要我们打电话,说服方哲。此事耗费了近半个小时。

李洁明在回忆录中说,那半个小时他极度紧张[1]。按美国务院指示,在方李二人离境过程中,大使必须全程陪同,而且务将方李二人一直安排在他的视线之内。但是,中方发护照给方李时,不让美方官员在场。方李二人已在他的视线之外。一耽搁就是半小时。不让美方官员在发放护照现场,可能是显示PRC主权。中方这一安排,并没有事前告诉美方。李洁明遇此非预计状况,极紧张,担心是不是中方会突然变了卦,把我们抓走?如若抓走,如何应对,没有预案。

那半个小时里,我注意到,中方人员也极度紧张,为主的那一位公安官员脸上直冒汗,说话僵硬。他们可能也没有预案,如果因方哲或其他原因,不能按协议办,如何处置?

所以那半个小时里,中方人员呆视着李淑娴打电话。她在电话里不慌不忙,不紧不慢,最终说服了方哲。没出意外。

整个过程中,中方全程录像。后来使馆人转告,那是要给邓小平看的。

方哲于一星期后,到达伦敦。如前所述,“方励之出国两周后”(即方哲到伦敦后一周),日本解除经济制裁。

12:20,中国海关人员在飞机舷梯旁设立临时海关,在我们的PRC护照上加盖出境章。我们同大使握手告别,登机(图3)。

图3:李淑娴和我在登机的舷梯上。舷梯最下端戴墨镜者是William Stanton,他正和大使李洁明握别。大使之左为美使馆武官。右边三位着警服立正者,分别是海关和公安干警。摄影者,两位中方,一位美方。摄此影者,当然也是美方人员。 一边两个摄影师,均非记者,对等。

12:40 飞机一切就绪,滑行,起飞。

飞机起飞后,双方似乎仍未停止较劲。原来商定,双方在飞机起飞后六小时,同时发布方李离境消息。但是,起飞后不到一小时,那时飞机刚离开PRC领空。中方就广播了消息。

另一方,美国飞机也没有首停第三国,而是降落在安卡雷奇(阿拉斯加),让美国电视台进机场,阳光正好,新闻镜头是我们从军机换乘副总统Dan Quayle 的Air Force No. II。继续飞到Upper Heyford,那里虽是英国皇家空军基地,但是美国营区,法理上也不是第三国。

无论如何,事件落幕了。中国政府让一架美国军用专机接走了两个中国人,两名被全国通缉的要犯。

有一点荒诞?世界真还不能没有一点荒诞。

参考文献

[1] James Lilly,China Hands (PublicAffairs 2004)

[2] M.A. Finocchiaro, The Galileo Affair: A Documentary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3] John Paul II on Science and Religion: Reflection on the New View of Rome,(Vatican Observatory Publications,1990)

Saturday, June 4, 2011

八九问题:天安门广场曾经血流成河吗?

北京时间的1989年6月3日夜晚和6月4日凌晨,全世界都通过电视转播看到了中国首都大街上正在发生的恐怖。坦克、装甲车和携带着冲锋枪和棍棒的野战军人在昏暗的画面上鬼影般穿过,时时被远方的火光照亮。伴随镜头的是太频繁、太清晰的枪声,混合着群众一片混乱的嘶叫。毫无疑问,一场大屠杀正在进行中。

这一事件在历史上被它最为人所知的地标命名:天安门大屠杀。

这个名字带有其自身的不幸成分。它把人们的注意力指向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屠杀并没有发生的地点所在。其实,绝大多数的杀戮和伤害发生在通向广场的几条大路上,而不在广场本身。


就在今天,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发表文章说著名的维基泄密取得的“美国大使馆从北京发出的秘密电报表明天安门广场内没有发生过流血”。(大使馆的电报其实只是根据当时在场的一名智利外交官的报告。)对于不了解实情的人来说,这个新闻可能有爆炸性效果。然而,虽然20多年中一直有所谓“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的渲染,广场内没有发生重大流血事件却是已经确认的事实。

笔者所著的《天安门对峙》一书的最后一章根据众多的个人回忆和资料描述的那个晚上的整个过程。戒严部队在向北京城挺进的过程中杀死了几百个——如果不是几千个的话——市民,绝大多数的死亡发生在广场西边的西长安街一带和广场南边的前门大街一带。当他们成功地实现对天安门广场的包围之后,部队暂停了行动,为后来四君子的谈判和学生的撤离提供了时间。

凌晨1点半左右实现的对广场的包围似乎是部队战术运作的一个转折点。在那之前,军队表现得残酷无情,不惜一切代价要实现他们包围广场的战略目标。即使是在广场外围的长安街上,他们曾经直接向市民开枪,打死打伤无数。学生领袖之一张健就是在那里被一名军官在近距离开枪打伤。他还证实当时看到被打死的人。

但广场被包围、局势被完全控制之后,军人表现出有限度的耐心。虽然当时还有几千学生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部队等到几乎5点半左右才开始清场。在那4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们运用多种手段,使得大多数人在威慑下自己离开了广场。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与四君子的谈判允许还留着的学生和平撤离。

当然学生撤离的过程并不完全和平。广场上的确开过枪,还一度枪声大作。那是对天扫射的,或者是摧毁学生架设在纪念碑上的大喇叭,或者是为了恐怖的震慑效果。很多在场的学生后来都回忆过他们看到子弹打在纪念碑上溅出火花时的惊惧和愤怒。一些拒绝撤退的学生更遭遇到棒打脚踢。但没人在这个过程中被杀。


当中国政府发言人袁木在6月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天安门广场最后清场过程中无一人死亡”时,他的话被广泛地理解为政府对整个屠杀事件作全面抵赖,因此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愤怒和指责。也就是这样开始了所谓在天安门广场本身是否发生过屠杀的无谓的争议,似乎广场外街道上那成百上千的死亡并不足够。

直到今天,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广场内曾经有人死亡,尽管有一些少数人可能的确死于广场内部的间接证。其中一个例子是一位名叫程仁兴的学生。有人说他是在广场国旗杆之下被枪杀的,但现有的根据只是二三手的材料。

很多人曾宣称当部队最终以坦克横队推进广场,碾压其中无数的帐篷时,帐篷里还有熟睡未醒的学生被碾死。这个说法无法证实。在那之前,学生纠察队和士兵都曾分别检查过帐篷阵营,他们的确也发现过熟睡中的学生,把他们领出了现场。

还有人说他们看到有一大队学生最后拒绝撤退,自愿留在毛主席纪念堂附近而被集体枪杀。至今没有任何证据可以为这个说法提供支持。


也许,现在应该是对“天安门屠杀”这一称呼做更明确的定义的时候了:它指的是1989年6月3日晚上及随后几天发生在北京市的历史事件,并不局限于天安门广场本身。

Thursday, June 2, 2011

方励之:我经历的1989-1990中美互动(B)

方励之最近撰文回忆1989年天安门屠杀后他与夫人李淑娴教授在美国大使馆避难期间的中美谈判过程。这是第二部分。(第一部分见这里。)


从PRC国庆到US鬼节

1989年10月1日前夕,上海市府举办招待酒会,庆祝PRC 建国40周年。来宾中有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原上海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在招待酒会上主动问美国总领事“我们要作甚麽事,才能解决方励之问题?”。大使立即将谢的举动转告我们。
  
我们判断:“这是邓小平发出的信号,中共想要解决问题了。” 大使也持同样看法。

谢希德的学术身份,是一位物理学教授,专长于点群空间群在固体物理中的应用。谢的政治身份,是中共中央委员。谢是从美国回归者。八十年代,她每年至少到美国一次,代表中国物理学会参加美国物理学会年会。谢认识李和我。早在1950年代后期,谢一度从上海来北大物理系工作,协助黄昆建立半导体研究班子,直到这时,谢才入党。当时李淑娴也在黄昆的班子中,是一位援华的苏联半导体副教授的专业翻译。谢行事极为谨慎,作风更像虔诚基督徒。谢不会自作主张向美国总领事询问“方励之问题”,一定是高层授意的。
  
跟着,又有两个信号。

中国科学院长周光召在访问美国时,也以“个人身份”向美国科学院透露,他“可以协助解决方励之问题”。我们同周光召认识的时间更长。大学二年级,李和我听胡宁的电动力学课时,周是胡的助教和研究生。周在1989年的政治身份,也是中共中央委员。

最后,原任中共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出马,向李侃如 (Kenneth Lieberthal)说,他“愿意以非正式的身份斡旋方励之问题“。李是中国问题专家,与美前总统尼克松有密切关系。胡乔木也是一位持续关心方的高层人士。1985年,“科学”(中文)杂志复刊,方在复刊第一期上发表科普文——“道生一的物理解”,介绍量子宇宙学。该年12月16日,胡乔木写信给“科学”编辑部,云:“‘科学’复刊第一期上,刊有方励之的‘道生一的物理解’一文,用宇宙物理学来证明……唯物主义的事物先于原理的观点是错误的…..我没有研究过宇宙物理学,但很以这种观点为异。”其实,方文丝毫未谈哲学,只是讲一个逻辑常识:在“时间”概念不能用的情况下,“先于”“后于”等等词汇,在物理上均无意义。“科学”主编郝柏林回信给胡,请他撰写一篇科学而非哲学文章,详细论述他的“为异”观点,“科学” 杂志将发表。但没有得到胡的回应。
  
尽管上述三位皆位高权重,但其“个人身份”似乎都还不足以斡旋“避难”等政治问题。他们的个人政治身份大体是一品“龙套”。
  
“龙套”跑圆场之后,真正有资格以“个人身份”斡旋者,登场了:大使告,尼克松和基辛格将于近日访华,老朋友邓小平要见他们,斡而旋之。

在尼—基—邓三位登场之前,还有一桩趣事。

10月31日,是美国的万圣节,叫鬼节更准确,否则会混同巴黎万圣庙。大使馆将举行招待会。按风俗,参加者可以戴假面具。有传言,招待会上,众来宾都戴一样的面具,男士一律用方励之面相,女士一律用李淑娴面相。当上百位全同的方李假面狂欢痛饮,晃动于大使馆之际,方李二真身,将溜之乎也。中国当局听说后,急了,外交部召见大使,要求美方不得趁鬼节招待会把方励之夫妇偷送出使馆。这一次,大使快速承诺:保证不在鬼节这一天,送走他们的客人。
  
万圣节当天确实有一批客人抬着一个美国真棺材(运尸备用),其中装有一个鬼模型,闯进大使馆。令守卫的解放军不知所措。
  
大使很得意告诉我们,“传言”等就是他们造的,目的是探测内鬼。“三国演义”中,蒋干盗书一场,周瑜派人在蒋干帐外小声嘀咕,放假消息(蔡瑁张允通敌)。李洁明用的就是周瑜的帐外嘀咕法,探测泄密渠道。
  
李洁明确实极重视保密。每次他来谈话,总要把屋里水龙头开开,制造背景噪声,使窃听者听不清。流水噪音是反窃听的一个经典方法,有效,但是略显老了。用适当的统计处理就可以从背景噪音中取出有用信息。这是物理,特别是天体物理的一个课题。上帝让我们看到的天空,除了太阳东升西落等少数有规现象之外,其它现象看起来都是杂乱无章的“噪声”。从上帝的噪声中“窃听”出有用信息,是天体物理的任务。


尼克松—基辛格—邓小平

美国当局得知尼克松及基辛格将访华后,曾委托尼克松及基辛格在会见邓小平时,斡旋“方励之问题”。Bill说,尼克松一口答应了,愿意帮助斡旋,而基辛格则回绝,不愿介入“方励之问题”。李洁明的回忆录不提基辛格,也是一个旁证[1]。
  
1989年10月31日和11月9日,邓小平分别会见了他的‘老朋友’ 尼克松和基辛格。

邓小平见到基辛格后,主动同他谈“方励之问题”。直到这时基辛格才不得不出主意,参与斡旋[2]。所以,严格说来,尼克松是美国当局委托的斡旋者,而基辛格应算是邓小平委托的斡旋者。

二斡旋者传来的邓小平的解决“方励之问题”的路线图是:
Former president Nixon and former secretary of state Kissinger shared with us the thoughts recently expressed to them by Deng Xiaoping regarding a possible path to speedy resolution of the Fang Lizhi situation.

Mr. Deng suggested to president Nixon – that the best solution is a “simple” one. I would like now to restate our understanding of what Mr. Deng said in general terms:
  
A statement regarding his activities will be required of Fang Lizhi.

There should be agreement by Dr. Fang not to engage in political activities.

Dr. Fang and his family should be removed from China, preferably to the United States.
(此段取自talking point Nov. 18. 见附录[3])
  
路线图大意是,可以放走方励之全家,条件是: a.) 方励之应写个陈述,说明他的活动;b.) 应有保证,方不得从事政治活动;c.) 方全家应离开中国,最好去美国。基辛格建议,点c.) 改成“去第三国”。
  
路线图还有关键一句——“the best solution is a ‘simple’ one”。什麽是 ‘simple’ one ?尼克松及基辛格可能都没有在意,或邓有意没说清。

条件 a.)和c.) 不难办到。b.) 的含义要在谈判中澄清。美方的立场是:

There are limited to any U.S. government control over Dr. Fang and his family, now and in the future. The U.S. government cannot legally offer guarantees regarding what an individual in the United States might say or do. I believe that Dr. Fang and his family understand this point.
(此段取自talking point Nov. 18. 见附录 [3])

根据美国宪法,行政当局不能控制方励之一家在美国的言行。 美国行政当局依法不能对一个在美生活的人的所做所为提供保证。

这一点,同中国的政体完全不同。

11月15日,我正准备写点a.)所要求的陈述,李洁明大使送来了如下中国有关部门敦促书。抄录如下:
中国有关部门发言人发表谈话,敦促方励之、李淑娴尽早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发言人说,在全国人民的积极支持下,我们已赢得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定性胜利。当前社会秩序业已恢复正常,国内局势更加稳定。在党和政府政策的感召下,不少在动乱和暴乱 中犯有罪行的人向公安机关投案,得到了宽大处理。

发言人说,自平息反革命暴乱后,先后有几名中国人躲进了外国驻华使馆。目前,除方励之、李淑娴二人仍躲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外,其他人均已先后离开了外国驻华机构,得到了政府的宽大 处理和人民的谅解。

发言人敦促方励之和李淑娴迷途知返,赶快离开美国驻华使馆,争取宽大处理。

敦促书与路线图的调子完全不同。路线图点a)是要求写一陈述,而敦促书是典型的文化大革命语言:未审判,先定罪,“迷途知返”“投案自首”,“宽大处理”云云。敦促书的调子应是邓小平的原意,显然,“老朋友”斡旋者们都不接受邓小平原话。这一段话被斡旋成了中性的“陈述”。基辛格的回忆,描写了这一斡旋[2]。

敦促书证实:“躲进了外国驻华使馆”者,除方李一案,还有他案。并证实,他案均已解决。这同我们在大使馆知道的信息一致。重要的是,敦促书并没有说那“几名中国人”问题之解决,是由于写了自首书。看中共的文件,要看它写了什麽,更要看它没写什麽。

所以可以不管敦促书。按点a.) ,我写了一个有关“过去和将来”的陈述。全文如下。
  
过去和将来

关于过去

1, 我主张中国应当进行社会改革。我在1988年以前的多次演讲中,公开地表达过我对中国的改革的观点。

2,我承认,我的观点主要有:
 a.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都已经落后于时代。它的一些基本原则,已经被科学证明是过时的,或者是不正确的。
 b.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所做的事情,差不多总的来说是失败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已经相当彻底地丧失了它的吸引力。
 c.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四十年是令人失望的。连年不断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使中国的经济一直逗留在世界第一百位以后的最贫穷行列之中。中共本身的腐化,则越演越烈。
 d.没有民主、人权,就不会有现代化。应当修改宪法,取消有关“阶级斗争”的内容。四项基本原则与毛泽东的六条政治标准是类似的,是维持“阶级斗争”的政治体制。在这方面,四项原则如仍僵化不变,民主、现代化都是没有希望的。

3. 1989年4月发生于天安门的以学生为首的政治运动,其目的是推动中国政府加快改革,其方法是和平的。因此,我完全赞同并支持。我也赞同根据宪法第63条通过人大罢免李鹏的总理职务。

4. 我认真地注意到,于1989年6月开始,中国政府称,上述的政治主张是“反革命的”,上述行为是"犯有反革命的宣传和煽动罪"。

关于将来

1. 应北美和西欧20余所大学及研究所的邀请,我此次出国的目的将集中于学术交流和研究。

2. 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关注的是,中国的和平、繁荣和现代化。

3. 因此,我将欣赏和欢迎世界各国政府符合于中国社会进步的一切活动;拒绝支持那些组织,如果它们不以中国进步利益为原则。

4. 一俟条件许可,我将回国继续直接为发展中国的科学与教育事业服务。


11月18日和24日的谈判

11月18日和24日,中美就邓小平的路线图举行了两次谈判。两次谈判的“要点”文件全文在附录 [3] 及 [4] 中。
  
“要点”文件是由D.W. Keyser草拟的。此公中文极好。可惜后来堕入台湾女情报人员织的情网,主动转送国务院机密文件给该女。2004年被当场抓获。外交生涯就此终止。
  
18日谈判,美方由李洁明代表。24日谈判,美方由公使 B.L.Pascoe代表,因李洁明当时回国述职。Pascoe 现为联合国副秘书长,负责政治事务。

18日谈判时,李洁明告知对方,我在写一陈述。24日谈判时,Pascoe 将“过去和将来”一陈述交给对方。路线图点a.)完成。
  
点c.), 无论去美国或第三国,中立国或非中立国都不是问题。几个月来,凡与我有过交往的同行,西欧的和北美的,大都来了邀请信,有的还提供永久职位。第一个提供永久职位的是挪威奥斯陆大学物理系,1989年6月23日,即我们进入使馆的第17天,正式offer信就收到了(直到21年后,2010年,我才有机会造访奥斯陆大学,登门致谢)。
  
谈判的焦点是点b.)。如前所述,美方强调,按美国政体,特别按宪法第一修正案,行政当局不能控制任何个人的言论。美行政当局也不可能保证方励之到美后不参与政治活动。就是对方励之写给中国当局的陈述,美行政当局也不能为之背书。此种保证或背书,应是方与中国当局之间的事。美行政当局只能为双方传递信息。美国行政当局只能承诺,布什总统等不会接见方。
  
这当然使邓小平没面子。李洁明曾告,“方励之问题”谈判有时在钓鱼台宾馆举行。谈判者都在一楼,二楼也有人。以他在CIA学的本事,他猜测邓小平就在二楼“监听”。
  
为了破解点b.) 僵局,在18及24日谈判中时,都用了一下一段话,使双方都有面子。这段话是在(见附录[3][4]):
       
We understand that Dr. Fang would offer full assurances to my Government that he would engage exclusively in scientific and scholarly research for a period of time following his departure from China.

大意是,方励之向美国政府作了充分保证,他离开中国后,在一段时间里,将专心致志于科学研究。技巧是“在一段时间里”(for a period of time)。到底是多长?一天?一个月?一年?十年?没说。所以,并无定量约束,整句话等于是不可检验的废话。但废话能使各方都有脸,这就是废话的功效。

可以清楚地感到,“不从事政治活动”等等保证,并不是邓小平的“核心条件”。因为邓小平自己有过类似经验,他“向毛主席保证” 的 “永不翻案”,是出名的。所以,这种情况下的“保证”,除了面子之外,并无实际价值。

邓小平的“核心条件”不是a),不是 b), 也不是c)。


斯考克罗夫特访华

12月9日,Bill兴冲冲跑来,告诉好消息;“赶快准备好,也许明天就能走!”背景是,布什再度派特使斯考克罗夫特访问北京,今天到。大使等估计,a.), b.), c.) 诸点都已谈妥。等斯考克罗夫代表布什同邓小平最后一拍板,方李就可以随斯考克罗夫特的飞机离境了。大使馆充满乐观气氛,圣诞节前,“事件”就可以圆满收场了。

准备行装容易,一小时足够了。12月10日晨,我们打点好行装,待命——

一直到晚上,“命”也没“待”来,转为睡觉。

斯考克罗特一边的故事,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详尽描述 [5]。他到达北京后,当晚外交部长钱其琛举行欢迎酒会。当时美国对中国当局的制裁(停止经援,停止高官互访等)还没有结束。斯考克罗夫特希望酒会低调,回避媒体,不要拍照,否则回美国不好交待。主人同意,只准媒体于酒会前双方寒暄时拍照。酒会则是闭门吃喝,拒绝媒体观赏。
  
酬来酢去,一切顺利。最后,轮到斯考克罗夫特致答词了,他向主人祝酒。说时迟,那时快,突然闯进一批电视记者,录像镜头对准斯考克罗夫特,外加闪光拍照。显然,这是主人有意安排的,目的是以斯考克罗夫特的祝酒证明,中美关系正常化了。
  
斯考克罗夫特说,对此突袭,他当时极为狼狈。只有两个选择。1. 终止祝酒,后果是,此行失败,打道回府;2. 继续祝酒,第二天美国报纸的标题就会是,“斯考克罗夫特向天安门屠夫祝酒”。权衡利弊,斯考克罗夫特还是硬着头皮选择了祝酒。斯考克罗夫特“赌”的是,此行会有重要成果。到那时,就不怕媒体报导祝酒了。
  
所以,斯考克罗夫特这篇祝酒词,看似平常,实则不同一般,值得一看 [6]。通篇祝酒词没有提到人权和北京的坦克,只在一处提及天安门事件(event)。后来,中共的用词,也从最初的天安门反革命暴乱,逐渐变到天安门动乱,再到天安门风波,最后到天安门事件,与斯考克罗夫特用词一样。祝词结尾,斯考克罗夫特举杯

May I propose a toast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to the health of President Yang(杨尚昆)
   --- to the great Chinese People
   --- and to U.S. – Chinese friendship

对主人,斯考克罗夫特算是给足了面子。

第二天,即我们“待命”的一天,斯考克罗夫特连续地拜会了中国的所有首脑,外交部长钱其琛,总理李鹏,总书记江泽民,最后是邓小平。直到这时,邓小平一方才亮出了底牌——拿钱放人。即,除了上述a.), b.), c.) 三点之外,同时还有“核心条件”:
  d.)美国解除对中国的经济制裁,恢复贷款;
  e.)美方邀请江泽民访美。

这才明白,邓小平的‘simple’one,意为一次性,或“一揽子解决”中美之间的各项问题。是由于尼克松,基辛格二位斡旋人都没有听明白邓小平的‘simple’one 的含义?或者邓小平根本没有向老朋友说明白其含义?从基辛格的回忆录[2]看,答案大概是后者。

这才是真正的钉子。

斯考克罗夫特的回答是[6]:以解决“方励之问题”作为“解除对中国制裁”的交换条件,在美国是绝对不可能被接受的。解决“方励之问题”会有助于解决“经济制裁”,但二者不可能“挂钩”,或放在“一揽子”中。

邓小平等遵循的则是这一古老行业的传统行规——不见贖不松票。
  
双方没有妥协的余地,谈判破裂。

  
1989年尾

1989年尾,世界的热点西移。11月柏林墙倒了,12月26日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被处决了。我的苏联学界的朋友,在这时外流,跑到西欧和北美打工。
  
布什行政当局的注意力移到苏联和东欧。中国的问题暂时被搁置。
  
我呢?知道邓小平是按老行规行事,也就知道,已经没有我们多少事,可以安心作研究了(图1)。



图1:我在大使馆时的“研究室”,桌上是一台早期的苹果电脑,可执行Pascal 语言。电脑原属一位在大使馆工作的外交官,他有数学Ph.D. 学位。该外交官于1989年7月奉调回国,将电脑送给我。该机的性能,不如我家里的计算机,后者被抄家的警察抄走了。虽然不够理想,但还是能用来研究宇宙学。

年尾,大使馆也较清闲。有一天,大使来闲聊,说:“很抱歉,你是天体物理学家,而我们给你提供的住所连天都看不到。”我告诉他:“不必介意,理论天体物理学家的特征之一是,不需要看天,就能告诉你天上会发生甚麽。天上的东西99%,是有眼也看不见的,看也白看,还不如不看。”

1989年12月22日,我的日记写道:“改定‘Periodicity of redshift distribution in a T-3 universe’”。这是用大使馆苹果机算出的第一篇论文。此文后来发表于Astronomy & Astrophysics, 239, (1990), 24。发表时,我们还没有离开大使馆。这篇论文在1990年一月曾作为美国费米实验室(Fermi National Acceleration Laboratory)的预印本发至世界各地的物理系,物理研究所,包括中国(图2)。其重要作用是使许多朋友知道我在哪里,如何通讯可以不通过中国邮政的检查。



图2:‘Periodicity of redshift distribution in a T-3 universe’ 一文的费米实验室预印本。其下有我的临时通讯地址。寄到该处,由美国务院信使直接送到北京,不经过普通邮政系统。

有了图2上公布的地址,我陆续收到大量同行寄来的文章、书籍,天体物理的主要期刊。我们收到的印刷品的数量之多,使负责转送外交邮件的信使都有“怨言”。 有一天,邮件实在太多了,他对大使说:“给方的邮件占用的外交邮包太多了,应当让物理学界专门向国务院交钱”。

恰好,一位在石溪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理论物理研究所(现称杨振宁研究所)任职的朋友 Perry McCoy教授和夫人汤敦序(民主党骨干,不喜欢布什共和党当局)来信也说到交钱:

“今年我们将很高兴交税, 因为你在大使馆住,说明今年美国政府总算还做了一点好事”。


附录

[1] James Lilly,China Hands (Public Affairs 2004)
[2]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2011)
[3]. 1989年11月18日,谈判要点。

Talking Points: Meeting with VFM Liu Huaqiu, MFA
Saturday, November 18, 1989
I have asked for this appointment on a Saturday afternoon to begin discussion with you of the Fang Lizhi matter. I am authorized to do so by my government.
Former president Nixon and former secretary of state Kissinger shared with us the thoughts recently expressed to them by Deng Xiaoping regarding a possible path to speedy resolution of the Fang Lizhi situation. We understand that Mr. Deng made similar remarks to a visiting Japanese delegation a few days ago.
We share a desire to resolve this situation; we are prepared to proceed expeditiously to resolve the case; and we believe – as Mr. Deng suggested to president Nixon – that the best solution is a “simple” one.
I would like now to restate our understanding of what Mr. Deng said in general terms:

A statement regarding his activities will be required of Fang Lizhi.
There should be agreement by Dr. Fang not to engage in political activities.
Dr. Fang and his family should be removed from China, preferably to the United States.

My government believes that this general framework can serve as the basis for a resolution of the Fang case.
Our requirements with respect to the Fang Lizhi situation can also be stated simply:
We seek assurances that your government is prepared to guarantee and facilitate departure from China by Fang and his family to a destination overseas.
** If asked: by “family” I refer to Fang Lizhi, Li Shuxian and their son Fang Zhe.

Dr. Fang and his family, once overseas, should be free of harassment or the fear of arrest and free to pursue research and study as they wish.

We assume that the Chinese side would share our wish that agreement on departure of the Fang family would occasion a minimum of commentary by either side, and that such official comment would lay emphasis on the positive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of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We are prepared, as I have said, to work together with you to solve this problem expeditiously. It should not be unduly complicated to resolve, and we see no reason why we should not reach an understanding with you in very short order.

I wish at this time to offer some observations concern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Dr. Fang and his family:

I understand that Dr. Fang is preparing a personal statement of this political beliefs which also addresses his role and thinking vis-a-vis the student movement.

There are limited to any U.S. government control over Dr. Fang and his family, now and in the future. The U.S. government cannot legally offer guarantees regarding what an individual in the United States might say or do. I believe that Dr. Fang and his family understand this point.

I understand that Dr. Fang would contemplate offering full assurance to my government that he would engage exclusively in scientific and scholarly research for a period of time following his departure from China.

But I must reiterate that any promises regarding Dr. Fang’s future behavior after he departs the Embassy must be between Dr. Fang his self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e are prepared to serve as the “mailman” between Dr. Fang and the Chinese in this regard without offering commitments on behalf of the U.S. government.
Of course, we will want to urg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accept Dr. Fang’s solemn commitments, but as I have said we will not be in apposition to enforce any agreement after Fang has departed.

As you are aware, I depart Monday for three weeks in the United States. I will return on December 13. In my absence, Lynn Pascoe will be charged affaires.
Mr. Pascoe will be prepared to work with you during the time I am away.

In conclusion, may I state once more that it is our common hope that we may now proceed to place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ack on a constructive footing.
I would like to hear the Vice Foreign Minister’s reactions.

Draft: POL: D W Keyser (incorporating new material from State 369399)
Cleared: DCM: B.L. Pascoe

[4], 1989年11月24日,谈判要点。

Talking Points: Dr. Fang Lizhi’s Statements on Past, Future
Friday, November 24, 1989

I have brought with me a statement which Dr. Fang Lizhi has asked that we convey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is statement is in two parts: the first deals with his past activities, the second with his intentions and wishes concerning the future. This is the statement which Ambassador Lilly indicated to you on November 18 that Dr. Fang was drafting.

We said previously that we knew of no reason that our two sides might not work to resolve this matter swiftly in our common interest.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do so. We believe that Dr. Fang’s decision to draft a statement is significant, and will permit us to move ahead to the early resolution that we both desire.

I wish to reiterate points Ambassador Lilly earlier made to you concerning the role of the U.S. Government.

Dr. Fang’s statement is his alone. We are willing to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 between him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 as we are doing today – but we are not in a position to offer commitments on behalf of the U.S. Government.
There are limits to any U.S. Government control over Dr. Fang and his family, both now and in the future. The U.S. Government cannot legally offer guarantees regarding what an individual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in a third country, might say or do.

Any promises regarding Dr. Fang’s future behavior after he departs the Embassy must be between Dr. Fang himself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e understand that Dr. Fang would offer full assurances to my Government that he would engage exclusively in scientific and scholarly research for a period of time following his departure from China.

We continue to see considerable merit in a solution which involves initial quiet departure by Dr. Fang and his family to some third country.

Dr. Fang has received more than a dozen offers from various institutions to conduct scientific and scholarly research following his departure from China. These offers have been made by institu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such European countries as France, Italy and the Vatican.

If Dr. Fang and his family were to depart for one of these third countries, we anticipate that it would be easier to avoid the glare of media attention.

I would like to hear the Vice Foreign Minister’s reactions.

[5] George Bush & Brent Scowcroft,A World Transformed,(Knopf, 1998)

[6] 斯考克罗夫特的祝酒词,1989/12/9, 北京

Mr. Foreign Minister, 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an:

My colleagues and I have come here today as friends, to resume our important dialogue on international questions of vital interest to both our nations. This is a dialogue which we believe has contributed to the historic, peac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of Asia and the world.

Last weekend, in another corner of the world, presidents Bush and Gorbachev held talks on the great issues of our day. Afterwards, President Bush instructed me to come to China and inform our Chinese hosts about the talks in Malta. There is nothing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that needs to be hidden fro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of the world are enhanced by this dialogue.

We also come today to bring new impetus and vigor into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nd seek new areas of agreement –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And we come to reduce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irritants in the relationship.

We believe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not exhaust ourselves in the placing blame for problems that exist. Rather, by working together – within the values of our different social systems – we should seek to solve common problems and remove irritants.

It is the President’s strong desire to see these talks make progress and lay the groundwork for the solutions we seek.

Speaking as a friend, I would not be honest if I did not acknowledge that we have profound areas of disagreement – on the events at Tiananmen, on the sweeping changes in Eastern Europe. We see your complaints about us in the pages of People’s Daily.

But I recall that when we have found ways to work together, the world has been changed for the better; and when we have been at odds, needless tension and suffering were the result. In both our societies there are voices of those who seek to redirect or frustrate our cooperation. We both must take bold measures to overcome these negative forces.

In these meetings we seek to outline broad areas where agreement is possible, and to isolate for another time those areas of disagreement. The sooner we set about this task, the better. The path ahead will not be smooth and it will not be short.

But we have accomplished much when we have worked together in the past. I can cit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xchanges, the departure of Soviet combat forces from Afghanistan, limits on missile proliferation, peac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withdrawal of Vietnam’s combat forces from Cambodia, mutually beneficial trade and investment, technology transfers, scholarly exchanges, and more. We – both side – must persevere. Now more than ever.

We are not China’s prime enemy or threat, as some would claim. But, like you, we are true to our own values, our heritage and traditions. We can be no other way. We extend our hand in friendship, and hope you will do the same.

May I propose a toast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to the health of President Yang
--- to the great Chinese People
--- and to U.S. – Chinese friendship

Monday, May 30, 2011

八九回忆:民主女神的制作经过


1989年5月30日,民主女神塑像被树立在天安门广场上,成为八九民运的重要标志之一。英文《龙的传人》书中收集了一份有关制作塑像过程的访谈,署名为Cao Xinyuan。该访谈原文是英文,下面是翻译版:

对于一位雕塑家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得上看到自己的创作逐步成为现实的过程。但虽然我是在观看一个我自己并没有参与的雕塑的产生经过,却也感受到了同样的激动。那是在天安门耸立了5天的“民主女神”。

一直到去年我是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的一名研究生。塑像就是在那里建造的,当时我就住在那里。

中央美术学院里天安门广场不远,学校的师生很早就积极参与了运动。开始时是要纪念刚去世的胡耀邦,学生就为胡耀邦制作了一幅巨型油画遗像放置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5月27日,北京高自联的一位代表来到美院请他们再制作一个更大的作品——一个塑像,并要求在计划在30日举行的大游行前完成。北高联提供了8000块钱经费,他们建议复制自由女神,就像两天前上海游行中出现的那个一样。但美院的学生拒绝了这个建议。一方面他们认为这主意有太明显的亲美倾向,另一方面复制他人的作品与他们做艺术家的原则相悖。他们觉得需要的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式的象征。但他们有一个现实的困难:即使他们日夜苦干,也不可能在3天内做出一个原创的大型塑像。

他们的解决方式很聪明,也是后来的塑像出现的一些特征——她看起来有点歪和她两手高举火炬的姿势等——的原因。这些受到严格艺术训练的学生选择了一个地道的学院式途径:他们决定使用一个他们之中一人已经完成的课堂作业来加以改造。那是一个一尺半大的泥塑,一个男性裸体举着双手抓住一根棍子依靠着。作业的目的是显示人的重心移到体外时肌肉和体重分布的变化。这就是民主女神偶然的本源。学生们把棍子的下端锯掉,在顶上加上火焰成为一个火炬;他们把人的躯体扶正了一些,把男人的脸改成女人的脸,加上乳房,然后再把整个身体盖上一个长袍。


改造后的模型就是后来建造的近10米高的塑像的基础。它被拦腰锯成4段,年轻的雕塑家们分别制作这个巨大塑像的一部分,然后在广场上组装。用的材料主要是泡沫塑料,由金属丝串联固定。外面抹上石膏,把各个部分粘结在一起,也可以做更精细的雕塑。塑像的4个主要部分都很轻,只需要五六个学生就能搬运。

学生原来打算用学院的卡车运送。但公安局发话说哪个司机敢运就会被吊销执照。于是学生雇用了6俩人力三轮车。其中4辆搬运塑像,另外2辆则运送工具和材料。



运送的路径早就公布了:出校门后左转,向西到东华门,沿着紫禁城护城河到达广场。这个告示其实是糊弄警察的。实际上,我们出了校门就向右转抄近道由王府井南下,然后沿着长安街经过北京饭店到了广场。

广场上树立塑像的地方是精心选择的,正在那巨大的中轴线上。中轴线北边是天安门城楼上挂着的毛泽东巨幅画像,南边是现在正作为学生指挥部所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塑像放置在长安街南侧,正好与毛泽东面对面对峙着。我们在晚上10点半到达时,那里有巨大的人群,大概有5万人左右聚集在已经搭设好的高大的铁架子周围。塑像的几个部分一层层搭起来,放在铁架子上面。原来空心的塑像中间被浇灌上石膏,里面是一些直立在地面上的钢筋,把塑像支起。上面伸出了的多余钢筋然后被一一锯掉,只留下独立的塑像。塑像的底座也是由钢筋制成,约2米高,后来用布盖上。这个塑像一旦建成便无法再拆开,只能一下子全被摧毁。


这一系列工作花费了整个晚上的时间。外面的学生们手拉手围成一个圈子保护,使得里面的人不受干扰。到5月30日中午时分,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揭幕仪式了。很多人已经等候了一整晚。其实,只有塑像的脸部被两块布——一块红布一块蓝布——盖着,学生们一直没能够收集到足够的布料来遮挡整个塑像。

揭幕仪式非常简单而感人。一名女生阅读了一份准备好的声明,解释塑像的意义。那位女士大概是广播学院的学生,普通话非常标准。声明说,“我们制作这个塑像,作为民主的纪念,表达我们对绝食学生、这么多天一直留在广场的学生以及其他所有参加运动的人的敬意。”人群中随机挑选的一男一女两位市民上来拉动揭幕的绳子。布片掉下来的一瞬间,全场欢声雷动,人群泪流满面。“民主万岁!”等口号此起彼伏。大家开始高唱国际歌。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们进行了一场表演:合唱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欢乐颂”,接着是另一首外国歌曲和一首中国歌曲。最后又再一次是国际歌。

那天晚上风雨大作。我们一早就赶往广场查看塑像是否已经被损坏。但她经受住了这第一场考验,分毫未伤。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


方励之:我经历的1989-1990中美互动(A)

方励之最近撰文回忆1989年天安门屠杀后他与夫人李淑贤教授在美国大使馆避难期间的中美谈判过程。这是第一部分:

我经历的1989-1990中美互动
方励之

开篇

2010年圣诞节前,收到李荫远先生的e-短信。云:“多年不通音信。钱先生辞世不觉已十一年了,我手边只有他指导的科学史学生早年写的传略。我在网上读到过你的两篇回忆散文,都是关于大学刚毕业时期的,也许你真该动笔写回忆录了,不是写你正确与否,而是可以给二、三十年后治史学者之采择与评论。”

这里钱先生是指钱临照。李荫远先生曾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62-1965年间,我一边在科技大学教书,一边在李先生门下作研究。李先生现年已92岁,已洗手物理,也不参加院士活动,转而研究新诗,2006年有“当代新诗读本”出版。

因我忙于日常的教学和研究,“剩余劳动力”不多了,没有写回忆录的能量。加之,“回忆录”这类“书”,如美元一样,正在贬值。然而,如李先生所言,“二、三十年后治史学者”的兴趣并不在于回忆者自陈的“正确与否”,而在于可“采择与评论”的史实史料。所以,重要的是提供史实,即可被证明或证伪的硬史料。 本文涉及的历史,主要是李淑娴和我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避难时期,中美两政府之间的外交互动。


有关的史料

避难时期是1989年6月5日到1990年6月25日。该期间,“方李避难”是中美外交的核心问题之一。中方当局公开的史料,记在钱其琛的书中[1],很简略。美方当局的记载,在布什(G.Bush)和斯考克罗夫特(B.Scowcroft)的合作回忆中[2],也简略。记者James Mann查阅了美国务院的档案,对此案写得较为仔细[3]。

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y),对“方李避难”一案,无疑所知最多。他对此段历史,有相当长的叙述[4]。不过,李洁明的回忆录是经CIA出版评审委员会审查过的。对比基辛格的新书[5]关于“方励之问题”的章节,就会发现一些史实在[4]中被隐去。以下文字谈到的历史故事,尽量不重复已发表的文献。

当年美方的谈判立场之一是:“We are prepared to serve as the `mailman’ between Dr. Fang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this regard without offering commitments on behalf of the US government.”(见talking points Nov.18, 1989, 全文将附于(B)中)。大使李洁明确曾说:“I’m only the mailman for Fang Lizhi (我只是方励之的传信人)”[3]。“only”一词不准确。但李洁明确实在谈判中扮演过传信人角色,他传来中国政府的口信和文件,也传去我们的回应。重要谈判前,李洁明往往将他的谈判要点(talking points)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知道1989.6-1990.6期间的中美外交谈判的部分细节,也保留有一些相关文件。

事件已过去二十一年,有关文件,除了供人“采择与评论”,和“指天说地”(图1)以外,只能束之档案室了。鉴于此,凡有原件者,皆以原件发表。凡只有英文而无正式中文本者,只抄录英文。
图1,这张卡通,曾用于演讲“1989.6 - 1990.6期间中美互动故事”的开篇。指天说地,容我慢慢道来……

十三个月中,李洁明大使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等的谈判大体有三个阶段。一是1989年7,8月份,我们进入美大使馆的初期;二是10,11月,尼克松和基辛格访华前后;三是,1990年5月之后,直到我们离开大使馆。本文也分成三个部分,(A),(B),(C),分别记述这三个时期的故事。

以下即为(A)。


“你们干什麽他妈的事!”

6月5 日晚,李淑娴和我住在建国饭店。半夜,电话铃响,是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代办薄瑞光(Raymond Burghardt)打来的,他急匆匆地说:“我是今天下午见到你们的薄瑞光,欢迎你们来大使馆住,你们是布什总统的客人,如果同意,我们马上开车去接你们。”

同“今天下午见到你们”时相比,薄瑞光的口气有了180度的大转弯。

那天(6月5日)下午,我们在Perry Link (林培瑞)陪同下去大使馆,想在那里暂住几天,以渡过动荡不定的时局。薄瑞光接待了我们的。当时李洁明大使和夫人莎莉(Sally)刚到北京,尚未搬入大使官邸。大使馆事务由薄瑞光代办主持。薄同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看得出来,他不欢迎我们在大使馆暂住。所以,我们于下午4点多钟离开使馆,去建国饭店过夜,林培瑞则回了他自己的家。没想到,只过了几个小时,薄瑞光的态度居然大变,不但欢迎我们去住,而且说是作为总统的客人。

后来知道,态度大变的原因来自华盛顿。当天下午(美东时间),国务院的Jeffrey Bader得知驻京大使馆“不欢迎”我们的作为后,火了,急了。他要立即给驻北京大使馆打电话,交待国务院的态度。Bader一时找不到保密电话,因为是星期日。事情不能拖,不在乎保密了,Bader就用可被中方监听的电话直接打到使馆政治处。说来那一通电话倒是不怕被监听,因为最主要的一句话是[3]:

“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

一听“fuck”,薄瑞光等立刻明白了。赶快打电话给我们:欢迎。

当然,当初的“不欢迎”态度,并不是薄瑞光自定的,也是美国当局的一般性政策,薄瑞光特来解释过这一点。也与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的回忆相符[2]。

打电话后,薄瑞光,科技参赞和武官立即冲进一辆有防弹玻璃的面包车,迅速开到建国饭店后门,摸黑接我们进入美国驻京大使官邸。他再次说,你们是总统布什的客人,愿意住多久就住多久。

那时已是6月6日凌晨,就此开始了历时约十三个月 (精确说,384天另10.5小时)的避难生活。


紧张的六月

6号当天,白宫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就证实了我们的避难消息,事件被公开化。李洁明对白宫迅速而又高调地发布“方李避难”感到吃惊[4]。显然,白宫是有意让媒体知道。

公开化的危险是,可能引起“闯大使馆抓人”。按常规,进使馆抓人在外交上是不允许的。但是,外交常规并不绝对有保障。1967年,北京红卫兵就火烧过英国领事馆。况且,早在5月底,北京当局就组织过郊区农民游行。游行者呼喊的口号是“打倒方励之!”,同时火烧模拟方励之的纸人。农民的理由是“他不让 我们进城卖西瓜”。

李洁明大使及夫人住进官邸之前。整个大院夜间是空的。除了李淑娴和我外,只有一位官员在官邸内值班,官邸门口有几个海军陆战队。1989年6月5-10日,正是上弦月,后半夜无光。要想趁月黑风高时从大使官邸劫走一两个人,不是办不到的。

6月10日,李洁明正式就任后,来到大使官邸看我们。

6 月11日,北京公安局发布了对方李的的通缉 [6],摄影图形的告示张贴于各个通衢口岸(图2)。报纸电视亦报道。形势更紧,一些送饭的馆员神色极为不安。


图2. 1989年6月11日,电视上发布的通缉方励之李淑娴令。其像素不会大于400X300,以至后来不止一次有人转告我们:某某在口岸被截住,因相貌与通缉令所示者相似。再有,通缉令中的六个基本数据(两人的出生月,日,及身高),有五个是错的。捕头见到我们,倒不一定能立即认定。

李洁明一开始就交底,介绍美国处理政治避难案的历史纪录:美国在政治避难案例上,从来没有向所在国让过步。冷战时期,苏联和东欧曾有多起在美国使馆领馆避难事件,都经外交谈判得到安全解决。1946年,李公朴和闻一多被暗杀后,反蒋民盟人士楚图南,潘光旦,费孝通等在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寻求避难。尽管当时美国与国民政府是二战盟邦,避难者仍得到有效庇护,直到国民党当局切实保证避难者的自由和安全。楚,潘,费等人虽属“左派”,亲共,但并未去苏联的使领馆避难。不是没有原因。楚图南的导师李大钊,1926年进入北京东郊民巷苏联公使馆避难。1927年,张作霖派部队进入苏联公使馆,抓捕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张作霖有持无恐,他掌握着苏联在东北的利益(如中东铁路)。

话虽如此,使馆的人仍担心不测。李洁明告诉我们,在第一时间,他就已透过有效渠道向中方说明底线,如果闯美国大使馆,美国则别无选择,只有断交。“断交”是一标准反应,张作霖闯苏联公使馆后,苏即与其断交。更早,义和拳攻打北京使馆区时,所有被攻国家均与清廷断交。

稍后,李洁明还送来一部1963年的美国好莱坞老电影“北京的55天”(55 days at Peking),描写1899年义和拳攻打使馆区时,美使馆里的海军陆战队员及平民坚守55个昼夜,未被“金钟罩铁布衫”义和拳民攻破,直等到援军(即八国联军)到达,获解救。美使馆人员大概都看了这部历史电影。义和拳事件时,就有中外教士教民在使馆区避难。(在小学,40年代初的北京,凡抡拳打架,不少同学都要大喊一句“我有金钟罩铁布衫!”,壮义和胆也。)

李洁明告,若有紧急情况,速接海军陆战队的值班电话。

以后,李洁明大体每十天来一次。政治一秘司徒文[ William (Bill)Stanton ]每两天来一次。此公为英文文学博士。当时还年轻,精干壮实,血气方刚。现为AIT台北办事处主任,等价于美国驻台大使。

有一位大夫和一位护士几乎日日来,负责我们的日常生活。

通过大使,Bill等人员,我们知道,6.4之后,除美国大使馆外,(西)德,澳大利亚等驻北京大使馆有许多起避难案。只有方李一案被美国当局高调公开。其他未被公开的避难案件,经政府之间的暗盘互动,均很快顺利解决,或安全出境,或安全离馆。

三周过后,一切正常。美使馆门前相当平静,无人游行,没有拳乱,也没有火烧方励之模拟像。Bill说,似乎只有“卖西瓜”的暗哨。

Bill的夫人在领事部负责签证。6月下旬,Bill告,有中国高层人士,如国家主席杨尚昆等的亲属申请赴美签证。不久,袁木家属也申请签证。美领馆人员在interview 时,故意大声用中文问:“你是——袁——木——的XX 吗?”。所有等签证的人都听到了。袁木家属去美的消息,在北京不胫而走。

随着发放这些签证,“火烧大使馆”的危险期也过去了。开始谈判。


“起诉书”

李洁明传来的第一个中方文件,是英文的。文体是个外交照会。抄录如下:

By granting refuge to Fang Lizhi and his wife, the US Embassy has grossly interfered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and also violated international la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on many occasions made representations to the American side about this matter. The Fang Lizhi case is a serious political issue which involves China’s sovereignty, law, national dignity and the norms of international law. We hop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respecting China’s law and following the norms of international law, extricate itself as early as possible from the quagmire of interfering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and refrain from doing anything to further aggravate the Fang Lizhi issue. Otherwise, the American side shall bear the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all the serious consequences arising therefore to the Sino-US relations.

内容是谴责美方对方李的庇护。其中说到方李的罪行是进行反革命宣传及鼓动反革命活动。

我曾建议大使在谈判时问中国当局,我们被指控犯罪的具体内容。以便真要写“认罪书”,也好知道要写那一条。后来,李洁明大使告诉我,这个问题他问了,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的答复是:“他们的罪行是显然的”(“it is obvious,…”)李洁明不接受这种答复。“认罪书”也不好写“显然”罪。李洁明坚持索要中国检察部门对方李的起诉书副本。既然中方照会提到方李一案涉及主权,是的严重政治问题,并有通缉令。按理,中方应有起诉书文本,列举方李的罪行。然而,刘华秋始终没有拿出书面的起诉书。

最后,拖不过,刘华秋口头陈述了方李的十四点罪行。但没有正式的备忘文件交给大使,而只准李洁明等美方人员记录。谈判后,凭记录,李洁明向我们转达了副部长的十四点指控。(副部长没说,为甚麽不多不少是14点,按上海人说法,比13点还多一点)。

我们写了“对‘十四点’的答复”,是书面的,正式的。

在后一轮谈判中,李洁明将我们的“对‘十四点’的答复”,作为正式文件之一交给刘华秋。此后的谈判,‘十四点’再没有得到回应。方李的“显然”罪也不再被提及。

“对‘十四点’的答复”的原件如下。注释也分十四点,逐一对应,放在正文之后。


“对‘十四点’的答复”(正文)

1,方励之确认,1988年7月,在南京,在与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何柞庥教授讨论中国的改革时曾说:“中共已经有三十年的不成功,如果改革再不成功,中共应当下台”。参加讨论的还有美国加州大学(UC Santa Barbara)物理教授 A. Zee, 他可以作证。

2,方励之确认,他写有“中国的失望和希望”一文,最初发表于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随后,英、法、德、澳大利亚、台湾、香港等地报刊都有转载。至于该文如何从海外传入内地散播,应向中国海关或邮检部门调查。

3,方励之指出,在北大草地民主沙龙,方励之主讲过一次 (5/4/1988), 李淑娴主讲过两次 (11/23/1988,4/5/1989),其他活动均未参加。该沙龙的主讲者大都为中外知名人士,包括剧作家吴祖光、诗人邵燕祥、美国大使Lord夫妇等,方励之是否操纵他们进行反革命意识形态讲话,可请他们作证。沙龙活动本身是中国宪法第35条赋予公民的权利。

4,方励之确认,1989年1月28日,在北京都乐书屋“新启蒙”座谈会上说:“1989年是"五四"七十周年、建国四十周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现在需要用行动来纪念这些日子”上述纪念日在中国是合法的,“以实际行动来纪念和发扬各节日的精神”,是中共倡导的哲学。

5,方励之确认,198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一位副教授用电话讯问有关沙龙情况时,曾回答:“很有火药味,有三次这种沙龙,就可能上街”。这种对形势的预测,已被后来的发展所证明。这还证明方励之的电话被窃听。

6,方励之指出,有关方励之、李淑娴鼓励王丹攻击政府一事,没有具体时间、地点。请说明时间地点,再予答复。

7,方励之指出,天安门的学生活动始于4月16日,故该事件不可能由李淑娴在4月17日上午的活动引起。该日上午李淑娴在北大上班,不知天安门已有学生示威,回家后,亦未有来访者。

8,方励之确认,1989年4月18日上午,李淑娴应选民要求 (可从电话录音求证),在北大学生区贴出通告,通报北大部分学生根据中国宪法第41条准备向人大常委会递交请愿书。李是北大学生选区的人民代表,通报本选区选民对人大的意见,是人民代表的职责,否则是失职。至于所谓“李淑娴于1989年4月18日向北大学自联发指示”一说,纯系子虚乌有,因当时北大学自联尚未成立(有“人民日报”为证)。4月20日晨在新华门前的打人事件,据了解, 当时在场的学生主要不是北大的, 称李淑娴为该事件指挥,是没有逻辑的。若有这种指挥, 可在19日夜至20日晨的电话录音中找到证明。

9,方励之确认,他赞成学生提出的全部七条要求,并非只赞成其中有关胡耀邦的一条。关于物价问题,他认为这是赵紫阳—邓小平的改革的败绩,公民有权对此表示关切。

10,方励之确认,方曾于1989年4月20日见到王丹。当时4月26日社论尚未发表,游行正走向高潮,学生还没有害怕感,更何况学生领袖。所以,称王丹于4月20日已感害怕,不符合历史。至于学生与国内外媒体接触,是公民的一项权利。

11,方励之指出,根据工作日志的记录,1989年4月26日,方励之除按时到北京天文台上班外, 接见的客人有, 美国CBS电视记者、纽约时报记者、法国Liberty记者、朋友Jean Wong、三个北大物理系学生、香港快报记者、“东方纪事” 一位编辑,而没有王丹。王丹是否于该日到方励之的家或见到方,可请上述人员作证。

12,方励之指出,李淑娴于1989年5月18日在社会科学院参加的会议,是由作家李陀召集的,不是严家其。该项活动是宪法第35条赋予公民的权利。至于大家给学生捐款,是出于人道,就如政府也曾提供大汽车以防学生被雨淋一样。

13,方励之确认,1989年5月20日,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全国人民代表刘彩品打电话告知,她写了一个提案,动议根据中国宪法第61条及第63条召开人大特别会议罢免李鹏的总理职务。对此,方表示完全同意。并告刘北京也有人民代表作类似的事。根据宪法罢免李鹏的总理职务,是解决困境的有效办法。再次证明方的电话被窃听。

14,方励之指出,1989年5月22日确有人打电话给李淑娴说:“现在全世界的眼睛都看北京,如果北京撤退,就会令人失望”。根据电话录音可以听出,此话是由一个男声说的,故可证明不是李淑娴说的。第三次证明方的电话被窃听。

15,方励之表示,乐于就上述14个问题作公开的 (如报纸、电视) 作证和答复。


“对‘十四点’的答复”的注释

注1)刘华秋说,方励之“进行反革命宣传及鼓动反革命活动”的首条罪状是,方曾说“中共已经有三十年的不成功,如果改革再不成功,中共应当下台”。经查实,我确实说过此话,说话的时间是,1988年7月10日;地点是,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反革命宣传”及“鼓动反革命活动”的对象是何柞庥教授。该年6月11日至7月12日,在南京大学举办“宇宙学及粒子物理”讲习会。A.Zee(徐一鸿,加州大学Santa Barbara 物理教授),于7月10日,邀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何柞庥教授,北京天文台方励之到他房间,谈论时局。物证有,1.) 该讲习会的文集“Cosmology and Particle Physics”eds. Li-Zhi Fang & A. Zee (Gordon, 1988)[7];2.) 当时的照片(图3)。

图3,1988年7月10日,宇宙学及粒子物理会议期间,何祚庥(左),方励之在徐一鸿教授房间(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讨论时局。方正在向何祚庥“进行反革命宣传及鼓动反革命活动”,是为首条罪行。


注2)第二条罪状是,1989年2月2日,方在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发表“China’s despair and China’s hope ”一文。后在境内流传。

注3) 第三条罪状是,操纵在北大民主沙龙的演讲人,宣传反革命意识形态。李洁明大使说到“方励之操纵前美国驻华大使洛德夫妇”时,不禁莞尔。“操纵美国大使夫妇”,触犯哪条刑法,中国的,美国的?

注4) 第四条罪状是,方于1月6日给邓小平写信,建议赦免政治犯。写信建议赦免政治犯,只有一个小错,寄错了人。按中国宪法,国家主席才有资格颁发特赦令。邓小平没当过国家主席,资格不够。

注5)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一位副教授”,友人。后为教授。现已退休,仍在北京,暂隐其名。

注6) 第六条罪状是与王丹的接触。但无时间地点。方李在科学院的寓所——保福寺916楼-1101号,公安部门有全程的视频监视。证据如下:方的一学生顾安苏,6.4后被当局盘问:“你为什麽一天三次去方励之家?” ,“证据确凿,我们有录像记录,你一天去了三次保福寺。”顾答:“是。是一天去了三次,去吃饭,因为方老师家的饭好吃。”可见,在方李住宅,录像监控是全天的。

注7) 罪行七说,天安门事件是由李淑娴于4月17日在北大发动的。指控的时间不自洽。

注8) 罪行八,1989年4月18日上午,李淑娴(北大选区区人民代表)向选民述职,是李“向北大学自联发指示”。而“北大学自联”成立于4月20日,由丁小平,王丹,杨涛,封从德等领导。指控的时间又不自洽。

注9) 罪行九,赞成学生的全部要求。1989年4月18日,学生提出的七条要求是:i) 重新评价胡耀邦的是非功过; ii) 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iii)公开国家领导人的收入;iv)解除报禁;v)增加教育经费;vi)取消北京市的游行“十条”;vii)政府领导人对失职事件,公开检讨。

注10)罪行十,与王丹接触。我的1989年4月20日日记中只有两个字:“clustering”, “Perry Link”。前者意为写“Biased clustering in a universe with hot dark matter and a cosmic string”一文。后发表于 Astr. & Astrophys. 233, (1990),1。第二个字意为林培瑞来。没有王丹。

注11)后有朋友告,“三个北大物理系学生”乃线人也。

注12) 1989年5月18日,李淑娴,和许良英等科学院人士乘同一辆车,从中关村去社会科学院参加李陀组织的会议,我没有去。

注13) 刘彩品,女,时为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台湾嘉义人,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台湾省代表。丈夫木村博为日本人。他们的儿子木村XX(名字忘了),1989时为北大物理系学生。6.4后,举家返回日本定居。

注14) 当时方李电话被监听。有朋友告,打电话到方李家,有时接话者说是公安局的,或派出所的。可能因为监听技术不太高,串线,或有意威胁。打电话者有朋友,同事,学生,同时也有线人,或来路不明者。

注15) 我们加的一点 。


中国人6.4紧急保护法和签证

9月,中国人6.4紧急保护法一案在美国会通过,并经布什总统签字生效。

9月9日,中国国家教委副主任藤腾召见美国大使,严词抗议美国政府容许中国留美学生在美滞留。

抗议完毕后,藤腾秘书特意要了大使的电话。大使回到官邸后,不到一个小时,又接到藤腾秘书的电话。大使以为又要召见。不是。秘书电话的目的是恳请大使帮忙为藤腾夫人得到美国签证,即恳请大使容许藤腾夫人也去美滞留,他们子女已当时已滞留在美。

大使向我们简报了藤腾召见,及其后的秘书电话。因为他知道1986年管惟炎和我被当局免职和撤职后,藤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

后来我们问到Bill 关于美领馆的签证政策。他说,凡中国高级干部的亲属的签证申请,一般都批,不拒签。我们问:“这是不是有点‘走后门’?”Bill 狡黠一笑:“不算‘走后门’,而是‘入乡随俗’”Bill 的中文一般, 但能确切使用“走后门”和“入乡随俗”中国词汇。

Bill也说道另一类签证政策:凡是北京天文台来的申请签证,几乎一律签。有的北京天文台申请者,在领事interview时,还要领事代问“方励之好”,都转达了。所以,我能及时知道有关同事的动向。

中国科技大学的赴美签证申请是由美国驻沪领事馆办。薄瑞光于9月16日来告别,离任。他后来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2000年我们访问台北,拜访时任AIT台北办事处主任的薄瑞光。他说,6.4后,科技大学在沪的签证申请,也几乎是来者必签。

补充一句,“走后门”或 “入乡随俗”是外交政策,而非私人行为。有一位馆员,华裔,将美金与在北京的亲戚兑换人民币。立即被解职,送回美国。

肯尼迪人权奖

9月18日,美R.F.肯尼迪基金会宣布,1989年R.F.肯尼迪人权奖授予方励之。

很快李洁明被刘华秋召见,得到如下照会(又是只有英文本):

We are deeply concerned over the recent announcement by the Robert F. Kennedy Memorial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its decision to bestow the 1989 Robert F. Kennedy Human Rights Award on Fang Lizhi. I am instructed to make representations to the US government about this matter.

Fang Lizhi, who has broken the law by committing the crime of counterrevolutionary propaganda and incitement, is wanted criminal of China’s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 The Fang Lizhi case is a political issue rather than a human rights issue. The Robert F. Kennedy Memorial’s decision to offer Robert F. Kennedy Human Rights Award to Fang Lizhi represents open support to Fang Lizhi’s anti-government activities, and constitutes a gross interference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and an act to further worsen Sino-US relations. We hereby express our deep regret and utmost indignation to the Robert F. Kennedy Memorial at its provocation against the Chinese peopl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emand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stop it.

其意主要是要求美国当局制止肯尼迪基金会的反华活动。

李洁明当即回答了。肯尼迪基金会是非政府组织(NGO)。按美国宪法,行政当局无权约束它们的活动。

回到大使馆后,李洁明还补充说,肯尼迪家族在美国政界,极强势。不但行政当局不能约束它们,相反,如果肯尼迪基金会要求行政当局为他们办事,行政当局还不能拒绝。

果然,肯尼迪基金会要求派员去北京面见方励之夫妇,通知获奖事,要求李洁明大使安排。

我们进入使馆后,美国当局禁止一切非使馆人员见我们,以免节外生枝。美国各大小媒体的访谈要求,一律被婉拒。但是,行政当局还是顶不住肯尼迪基金会的要求,答应了。肯尼迪基金会的代表Orville Schell(夏伟) 和他夫人刘白方,由大使亲自引领到我们的秘密居所。我们在大使馆的13个月中,见到过我们的非使馆人员极少,夏和刘是其中的两个。


十月一日之前

直到九月中旬,中共外交部的主调是抗议和谴责。报纸上则是一片“动乱”大批判。没有解决方励之夫妇问题的暗示。所以,我们要作长期滞留使馆的打算。按历史前例,避难三,五年,都是有的。

长期滞留要做两方面的准备。一是保密,二是身体健康。

大使馆里有不少人员(如勤杂工,以至少量白领)是通过中国外交部雇用的,其中当然有特殊使命者。我们的处境要保密。李洁明要求我们的一切东西都由专职者经手。我们的住地是大使官邸里的医护所,所有窗子都用厚木板钉死,与外界隔绝。垃圾,由医疗所的常驻大夫装在他们的医疗公文包里,带出使馆处理。所以,两位大夫,先是Dr. John Baker (1989.6-1989.10), 后是Dr. John Aldis (1989.10-1990.6),都成了我们的朋友,相交至今。食品则由护士Judith (Judy) McLanghlin负责购买 (图4)。有一次我的眼镜摔碎了。北京使馆派员去香港,通过美驻港领馆配制一副。
图4. 大使官邸医护所的化验室,是我们的餐厅。左边的半个手臂是护士Judith McLanghlin,现已退休,住在Virginia。

8,9月间北京有一个传言:方励之和李淑娴不在使馆了,已经通过地遁术,远走国外。传言虽然荒唐,中国当局也起了疑,外交部要求美国大使承诺,不得用高技术秘密途径把方励之夫妇送出中国。李洁明一直不予正面正式承诺。这更引起一些人的疑惑。可见保密有效。

后来,公安或安全部门还是探测到了大夫护士等与我们有关。Judy说,她家的垃圾,包括烂菜剩饭,经常有人翻动。可能由于我们要Judy去粮食店买新鲜干切面,被侦探注意到了。一般美国人绝不会去小胡同里的中式粮食店买新鲜干切面条。

Bill 的工作,后来也被探明。他说他常被骚扰,汽车被放了气,自行车被拔了气门芯等等。拔气门芯骚扰法(或恶作剧),是我们在上中学时常用的,如今,在中美两世界超级大国的外交互动中还用?Bill 点头肯定。

小病不怕,有常驻大夫。美国务院还有巡回医生去各使馆治病。常见的一种巡回医生,是心理医疗大夫。使馆环境狭小,内外文化差别大,心理不适是一种常见的外交职业病。李洁明也问过我们,要不要心理咨询,心理调理?因为我们活动范围更小。医疗所最大长度42.3步。按历史经验,在美国驻苏及东欧使馆避难的斯拉夫人或犹太人等,都曾患有不同程度的心理忧郁症。

同我们经常接触的人员(大夫,护士等),倒不觉得我们有忧郁心理问题。我们自己也不觉得有心理治疗的必要。可能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都在“牛棚”里住过,那里的忧郁心理者,极易自杀。

后来,从关岛来了一位巡回牙医,黑人,一副好牙。医疗所也有牙医专用的医用椅。他给我们洗牙及治牙。

为适应长期滞留,我开始做宇宙学研究。我的电脑的数值模拟计算昼夜不停,医疗所墙外的中共探测器,一定不断地收到宇宙学的数字信号。

滞留到第四个月,中共就不再等了。 1989年10月1日,中共主动地向美国当局发出第一批信号:解决方励之问题。

参考文献

[1] 钱其琛,外交十记,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2] George Bush & Brent Scowcroft,A world transformed,(Knopf, 1998)
[3] James Mann, About Face , p. 237 (Knopf, 1999)
[4] James Lilly,China Hands (Public Affairs 2004)
[5]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Penguin, 2011)
[6] Fang Lizhi, Bringing down the great wall, (Knopf, 1990)
[7] Li-Zhi Fang & A. Zee, Cosmology and Particle Physics, (Gordon, 1988)




八九回忆

Thursday, May 26, 2011

八九学运的动画历史

这里有一个八九学运的动画历史,以著名歌曲《寂静之声》叙述:

8964 from sofunny on Vimeo.

Tuesday, May 17, 2011

北大的“平反六四”涂鸦


香港《苹果日报》报道近日北大校内的一条道路上出现了写有“平反六四”的涂鸦文字。这些涂鸦是在修补路面的水泥未干时写上的,可能已有时日。

后来推特上有人报告该涂鸦现在已被校方凿毁。

Saturday, May 14, 2011

《天安门对峙》勘误和补充

《天安门对峙》出版后已经发现其中一些错漏之处,收集在这里供读者参考。有些错误是读者指出的,在此一并感谢。这个勘误表将经常更新,欢迎读者继续指出错误。


内容勘误:
  1. 第1页:第一句中1989年6月5日应该是星期一,不是星期天。随后的“周末”二字应该删除。
  2. 第50页: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是习惯性说法。他当时在天安门城楼上实际宣告的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3. 第63页:戈扬的小诗是从英文翻译版翻译回来的,与原文不尽符合。原文见这里
  4. 第100页:倒数第二行中的“北大附近的一间小饭馆”应该是“人大附近的一间小饭馆”。
  5. 第176页:“离开会场之后,封从德随即赶往北大……”,封从德后来回忆他并没有立即去北大,而是自己也到了广场参加了记者会。
  6. 第212页:第三段,方励之夫妇的二儿子没有随他们进入大使馆。

内容补充:
  1. 第216页,第三段,根据美国大使李洁明对方励之的私下透露,美国至少对柴玲和封从德的逃亡过程“从头到尾都知道”。

错别字:
  1. 全书,“李淑贤”应为“李淑娴”
  2. 全书,“周峰锁”应为“周锋锁”
  3. 第viii页,第四行:“许多人”应为“许多”
  4. 第viii页,倒数第6行:“为本市设计了封面”应为“为本书设计了封面”
  5. 第45页,第2、3行:“不仅有一份李淑娴教授撰写的前言,而且还登出了1989年竞选获胜者胡平早期的一篇关于言论自由的文章。” 《新五四》的发刊词和其中《论反对派的言论自由》一文都是王丹自己撰写的。
  6. 第45页,脚注第一行:“但在活跃在”应为“但活跃在”
  7. 第78页,倒数第7行:“遭遇警察是决不能发生冲突”应为“遭遇警察时决不能发生冲突”
  8. 第84页,第3行:“的”字重复
  9. 第192页,引文第4行:“不停劝告”应为“不听劝告”
  10. 第213页,倒数第2段第1行:“毛骨耸然”应为“毛骨悚然”
  11. 第225页,注释51中第4条:“极其”应为“及其”


Friday, May 13, 2011

台湾媒体澄清王丹接受的台湾捐款数额

一个月以前,台湾的中央社曾报道说王丹曾经接受陈水扁的国务费捐款40万美元。王丹当时对该报道表示强烈抗议,指出其“基本内容完全不是事实”。

昨天,中央社在一个新的报道中修正了捐款的数额,说明在庭审中“王丹仅说明接受中华民国政府资助海外民运的20万美元,并非40万美元,之前报道有误。”这个新的报道还说明这20万美元是分别于93年11月和95年4月及6月间通过私人关系将款项转交给王丹的。

王丹在其脸书上透露中央社这次在发表新报道之前曾与他沟通,“表现出诚意”。虽然他对中央社没有为原先的报道道歉不甚满意,但表示“有澄清我就可以接受了”。他没有对20万捐款这个数字表示异议。

Wednesday, May 11, 2011

《天安门对峙》书摘:绝食的发起

以下是《天安门对峙》第七章中的部分内容,描述1989年绝食的发起过程:

就在沈彤在三角地发表他的看法的同一天,一张大字报在那里出现。这张署名为“一部分研究生”的大字报号召立即发起绝食抗议。它没有提供这个建议的缘由,但指出苏联领袖米哈伊儿戈尔巴乔夫将在一星期内来华做正式访问,现在正是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抗议活动能达到最大效果的绝好时机。

绝食的主意当然并不新鲜。过去的每次学生运动中都会在“抗议”、“游行”、“罢课”等口号中听到“绝食”的喊声。但那最多不过是一种情绪发泄,并不认真。可是,这次大家觉得似乎不太一样。

就在3个多星期以前,那位著名的作家郑义就曾经在一间宿舍里见到几位刚从胡耀邦追悼会上回来的年轻、疲倦而又愤怒的学生领袖。在上次新华门鼓动绝食失败后,郑义发现眼前的王丹、郭海峰、熊焱等人更能听得进他的想法。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作家,郑义戏剧化地描述着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亲身经历:“绝食,这是一个屡试不爽的强大的群众斗争武器。”他指点年轻的一代说,“如果当局实行军管,不准贴大字报,不准示威、请愿,不准出校门,便可立即宣布绝食。”他还为绝食的进展描绘了一个生动的场面:“只要有数十人宣布绝食,就会有数百上千人响应,就会有数万人围观,捐款捐物捐药。而绝食者的请愿条件便立即会成为全社会的议论中心。过24小时,体弱者开始昏倒;过48小时,开始大量昏倒;72小时是一个重要的临界点,每一分钟都会有救护车呼啸而去,穿梭不停的救护车将成为这座城市的主要景观。在政治高压下平素沉默不语的社会,立即会燃成愤怒的火山。”

郑义没有说72小时极限之后会发生什么。他所经历过的绝食都在那个时限之前解决了。学生们也没有想到要问这个问题。他们是新的一代,最优秀的最聪明的天之骄子,国家未来的希望。政府不可能坐视他们的绝食持续72小时以上,对他们的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在那以前肯定就会进行对话了。另外,不是说有国际法规定如果一个政府不在72小时之内回应绝食抗议,该政府便失去合法性吗?

学生领袖们为这可能的前景很激动,但在那个时刻他们还没能完全确信当时的形势已经急迫到可以或需要采取这样极端的战术的时候。绝食只能作为最后的杀手锏来尝试。

那个晚上之后的3个星期已经过去了。他们的耐心开始不够了。在北师大,吾尔开希也自5月8日起就一直在谈论绝食,他希望能给这个停滞不前的运动一个推动。



刘刚一直能够感受到他在自己一手创建的高自联里已经不再受欢迎了。作为一位非学生,他知道他的位置一直很尴尬。因此他尽量躲在幕后,努力为他们没完没了的会议帮助做后勤工作。当他需要推动一个想法时,他依赖一些比较熟悉的代表帮他说话。不过他发现他的话和他本人都越来越被忽视。在4月27日大游行的前夜,他曾经极力劝导学生不要走出校园。在兴奋的学生领袖眼里,后来的巨大成功已经证明他那保守的态度是错误的。这场运动虽然还只存在了几个星期,却已经滑出了他的掌心。

当绝食的想法逐步趋于现实时,刘刚坚决反对,力图阻止。这一次高自联同他站在了一边。不过那里的激烈辩论很快恶化到了互相扯嗓门争吵的地步。早先辞了职但这时已经回来了的马少方拍着桌子声称他有确实的情报说政府内部的改革派希望他们继续大闹,绝食应该能够帮助最高层的改革派占据上风。他没能让人信服。王超华提醒大家不要把他们的决定寄托在无根据的传言上。高自联随即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因为政府已经向对话团软化了态度,他们将不在近期组织任何大规模行动。高自联指示各个学校要按照“反对四二六社论,拥护赵紫阳五四讲话”的原则行事。

可是,发起大规模绝食这样的想法对一些人来说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就在高自联的会议之后,吾尔开希、王丹、马少方和其他几位代表一起来到北大附近的一间小饭馆吃晚饭。经过一场说服和讨论,他们就在餐桌上决定了要发起绝食,准备以独立于高自联的个人名义来发动。如果取得一定的势头的话,他们知道高自联将不得不附和。

他们也并不孤单。就在同一天晚上,柴玲自己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她激动地找到丈夫封从德,不住口地讲述着她刚才在张伯笠和他作家班的同学那里的一番谈论。他们已经商议好了一个绝食的计划。她还俏皮地说他们在绝食开始后准备偷带一些面包和巧克力,反正绝食只是一个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手段,并不需要那么认真。

柴玲已经在一年前毕业离开了北大,现在是北师大的心理学研究生。但因为丈夫的缘故,她呆在北大的时间远远超过在她自己的新学校。他们两人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北大的筹委会。柴玲虽然不是一名主要角色,却也一直负责着该组织的秘书处工作。

5月12日一早,王丹在北大遇见了柴玲,他们立即就决定合力推动绝食。北大筹委会没有附和。就像高自联一样,筹委会在几天前刚作出决议现在不是绝食的时机。不过,筹委会既不愿意也不可能直接阻止王丹和柴玲,因为他们是以个人的名义在推动这个行动。

王超华发现作为北高联公众形象的王丹和吾尔开希不顾组织刚通过的决议却以个人名义发起绝食时极为愤怒。她却也明白她现在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如果绝食的确爆发而她的高自联公开反对的话,这可能成为高自联作为一个学生领导组织的终结。因此她极为不情愿地同意按照绝食者的要求组织一些学生纠察队帮助维持秩序。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警戒线的话,几十位绝食者可以很容易地被警察赶走。

王超华仍然抱着劝阻的希望。她觉得她可以与这些年轻人谈话让他们头脑清醒一些。不过却是柴玲先找到了她来质问高自联的立场。她们的谈话立刻就崩了。柴玲非常激动,她极清楚地表明无论有没有高自联的支持,绝食都会进行。一股强烈的无助感淹没了王超华。


绝食的组织者决定第二天在天安门广场正式开始他们的行动。那将是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的两天以前,应该能给政府足够时间来做出反应。这个影响会太大了,政府将不可能置之不理。

作为共产主义阵营中的两个巨人的苏联和中国在六十年代曾经在一场举世瞩目的语言攻击、指责和意识形态冲突中背弃了她们兄弟般的友情而分道扬镳。那场论战发展成一段长时间的关系冻结,期间只有几次两国军队在边境线上的小规模武装冲突打破其静默。直到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在各自国家里推行改革和开放政策之后,两个国家才发现它们之间和解的需要和迫切性。这将是这两个邻居在40年间的第一次高峰会议,会带来两个共产党和两个国家之间关系的正常化。这已经被誉为邓小平改革政策的一项卓越成就。

不过,绝食号召在学生中的反响却远远不如预期。即使是在运动的热点北大,当天只有40位学生签名参与。其它校园更是寒酸,参加者很少达到两位数。傍晚时分,上千北大学生按惯例又聚集在三角地。他们争论着绝食的得失,反对的声音在占据上风。首要的原因是没有人能为这样一个绝望的行动提供一个像样的理由。

就在天黑下来的时候,柴玲拿到了麦克风。这是她第一次在大庭广众面前讲话。她的声音低弱,但很坚定。她的话语常常因为激动和泪水中断。这个即兴的发言随意地从一个想法跳到另一个思路,似乎没有条理。但不知为什么这个声音抓住了人心,迫使每一个人全力倾听。在她讲话的过程中,向来喧嚣的三角地逐渐进入前所未有的寂静。

柴玲是以她自己的个人故事开讲的。像许多学生一样,她已经有了出国留学的计划,这时却感到强烈的负罪感和彷徨。她不知道在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出国是否是一种背叛行为。而另一方面,她又没法决定是否值得留在国内。她似乎被自己内心的挣扎所左右,便把绝食定位于她个人最后的努力,要看看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否还有希望:

我为什么要绝食?看着大家为复课不复课分成几派,我们在自耗。如果大家不愿意学习,谁都不会到北大、清华来。但是,即使你搞校园民主也好,搞新闻解放也好,只要动乱的帽子不摘,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所以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而现在已逐渐有“秋后算账”的形势,我们该怎么办?

几年来,我们一次一次运动,一次一次不了了之,究竟是为什么?我们跟政府要民主、要自由,为什么总是要不来?而且,我们不断喊“人民万岁!”可是为什么警察来了,人民都撒鹰子跑?而且为什么我们喊“警察万岁”的时候,警察总是来打我们?为什么要绝食?就是我们想用这种方式,我们唯一的自由,来看看我们国家的面孔,看看人民的面孔。我要看看这个国家还值不值得我们去献身、去贡献。

我们很幸运地有把我们养大成为大学生的父母。但现在是我们绝食的时候了。政府一次又一次地欺骗我们、不理我们。我们只是要求政府与我们谈话,说我们不是叛逆。我们这些孩子们准备去死了。我们这些孩子们准备用我们的生命去追求真理。我们这些孩子们准备牺牲我们自己。

我们要为生而战。我们要以死的气概,为生而战。

在楼上的宿舍里,沈彤已经关了灯,准备在媒体中心忙碌了一天后睡一会儿觉。他躺在黑暗里,柴玲的声音通过就在他窗口的高音喇叭穿透了他的耳朵直达心底。作为对话团的领导,沈彤反对绝食,白天还为此与柴玲争执过。可是这个晚上,柴玲的声音重重地敲击着他。他发现眼泪在不自主地流淌,这是他在运动中第一次哭泣。他没法在床上躺下去了。他飞奔下楼,试图能够接近柴玲但被一群同样激动着的学生所阻挡。

的确,大多数人都在哭,包括一些年龄大的老师和研究生。他们中间有一位名叫白梦的作家班学员。白梦泪流满面地冲出校园为柴玲买了馄饨回来,他要求柴玲坐下来把她这个即兴讲话尽量凭记忆写下来。然后白梦花了整个晚上的时间润色,一篇《绝食宣言》就这样诞生了。同时,北大参与绝食的名单一下子膨胀过百。对许多学生来说,这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凌晨两点钟,项小吉、沈彤和对话团的其他成员们同时收到政府已经准备好与他们正式对话的口信,这时已经是他们递交请愿书的6天之后。

Sunday, May 8, 2011

八九人物:王有才

1987年,21岁的王有才来到北京大学物理系——当时学生运动的热点——就读研究生,可以说是赶上了天时地利。到北京之前,他在浙江大学读本科生时就参加了1986年那里兴起的学生运动。而刚到北大不久,他便介入1988年因为柴庆丰之死而引发的学潮,并加入了当时几个未来学生领袖组织的“行动委员会”。

1989年胡耀邦逝世后,王有才从一开始便加入了学生悼念和抗议的行列。在运动的早期,他曾担任北大筹委会的外联部长。绝食之后,他与其他留守在学校的邵江等筹委会人员一起承担了为在广场绝食、静坐学生的后援工作。在绝食结束、北京戒严之际,他被推选为当时已经被边缘化但正准备东山再起的高自联的秘书长,并在其后参与了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工作。

大屠杀发生后,在绝大多数学生领袖逃亡或失踪的情况下,王有才和邵江组织筹委会在北大做了一系列善后工作,包括派遣学生到其它学校和医院统计伤亡人数。

因为这一系列的活动,王有才名列21名通缉令名单。他于1989年8月被捕,在1991年被判4年徒刑,但在当年11月即被假释。

恢复自由后的王有才并没有安居乐业。在整个1990年代,他在国内频繁活动,多次被公安局短期拘押。1998年,他进而试图在中国合法注册成立作为反对党的“中国民主党”,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在国际压力下,2004年他得到保外就医,并被直接从监狱里流放到美国。

在美国的王有才选择了与其他流亡民运人士不同的道路:一方面他继续高调参与民运,与王军涛等人一起组建了在美国的中国民主党;另一方面,他重操旧业,在伊利诺大学继续攻读物理。

今年春季,已经45岁的王有才终于获得了物理系博士学位。目前他在华尔街的一家金融公司服务。


Tuesday, April 26, 2011

八九人物:王志勇

1989年的春天,政法大学的王志勇正和他的同学一样期待着即将到来的毕业典礼。对于一个从农村考上北京著名大学的他来说,大学毕业将是人生的一大里程碑。

那年的4月19日傍晚,他也和其他同学一起来到新华门,继续前一天没有成果的静坐和请愿活动。午夜过后,原本和平的抗议激化为冲突,学生被武警冲散。王志勇和另外两位同学离开了长安街准备从前门做地铁回校。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在第二天他的一个同学撰写的大字报里可见:
四月十九日晚,我校王志勇等三名学生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活动。二十日凌晨四点许,他们穿过长安街南侧街巷走上人民大会堂南侧街道准备直达地铁。走到一半,迎面来了两排武警。带队警官一声令下:“什么人?打!”几十名武警迅速分散包抄上来,几名警察不问青红皂白,蜂拥而上,专用带铁扣皮带抽打王的头部,并辅以拳打脚踢,致王志勇头颅破裂,缝三针,多处淤血,两眼充血,眼眶发乌,左眼无法睁开,当时无法做任何医学鉴定。惨不忍睹。王被打后,拼力跑至地铁口,昏坐在那儿,后被两个好心青年护送回校。
笔者近日与现在美国的王志勇取得了联系,他证实当时这个大字报描述的情形属实。第二天,他还在校园里展示了血衣,在学生自己的广播台通告自己被打的经历。

四月二十日凌晨学生与警察在新华门前的冲突曾被渲染为“四二零血案”,但当时学生受伤的并不很多。王志勇的遭遇——尽管地点上与新华门有一定距离——无疑是当时最严重的案例之一。也是迄今可以完全证实的唯一例子。(张伯笠在天安门广场旁曾看到几个警察在一个门洞里毒打一名学生,但无法确认。)上述大字报在北京各大学校园广泛传播,是促成学生罢课和进一步抗议活动的一大因素。

王志勇本人也没有因为这一遭遇而退出运动。他一直作为学生纠察队成员在运动中参与和服务。直到6月3日下午,他所在的纠察队完成值班任务随着陈小平撤下广场。他们在路经南池子街时就听见了远方的枪声。

大屠杀后,王志勇因为政法大学的极力保护没有遭受整肃。他在工作两年之后考入北京大学读研究生,获得硕士学位。1997年,他告别了律师生涯走上了传道的道路,并来到美国进修神学。他现在是在弗吉尼亚州担任牧师。


Monday, April 25, 2011

八九文件:四二六社论

在1989年学生运动中具有决定性历史意义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是首先在4月25日傍晚全国广播的。社论第二天一早在各大报纸头版登载,被称为“四二六社论”。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在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活动中,广大共产党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解放军和青年学生,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哀思,并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贡献力量。

在悼念活动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情况。极少数人借机制造谣言,指名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蛊惑群众袭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甚至还有人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等反动口号;在西安、长沙还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

考虑到广大群众的悲痛心情,对于青年学生感情激动时某些不妥当的言行,党和政府采取了容忍和克制态度。在二十二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召开前,对于先期到达天安门广场的一些学生并没有按照惯例清场,而是要求他们遵守纪律,共同追悼胡耀邦同志。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保证了追悼大会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顺利进行。

但是,在追悼大会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污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公然违反宪法,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一部分高等学校中成立非法组织,向学生会“夺权”,有的甚至抢占学校广播室;在有的高等学校中鼓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甚至强行阻止同学上课;盗用工人组织的名义,散发反动传单;并且四处串联,企图制造更大的事端。

这些事实证明,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也不是有些不满发发牢骚。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如果对这场动乱姑息纵容,听之任之,将会出现严重的混乱局面,全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所希望的改革开放、治理整顿、建设发展、控制物价、改善生活、反对腐败现象、建设民主与法制,都将化为泡影;甚至十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丧失殆尽,全民族振兴中华的宏伟愿望也难以实现。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将变为一个动乱不安的、没有前途的中国。

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坚决维护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维护宪法,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决不允许成立任何非法组织;对以任何藉口侵犯合法学生组织权益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对蓄意造谣进行诬陷者,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禁止非法游行示威,禁止到工厂、农村、学校进行串联;对于搞打、砸、抢、烧的人要依法制裁;要保护学生上课学习的正当权利。广大同学真诚地希望消除腐败,推进民主,这也是党和政府的要求,这些要求只能在党的领导下,加强治理整顿,积极推进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来实现。

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坚决地制止这场动乱,将国无宁日。这场斗争事关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成败,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要明辨是非,积极行动起来,为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