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一日：1990年1月1日，香港万人上街抗议

1990年1月1日，香港大约一万人在市中心集会后游行到新华社香港分社所在，高呼口号要求打大陆实行民主。据《纽约时报》报道，抗议者展示的标语有“我们爱中国，不爱共产主义”、“罗马尼亚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等。

此次抗议是由香港支联会组织。


八九一日

八九一日：1989年12月25日，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

1989年12月25日，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和夫人被该国的起义部队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在1989年共产主义阵营所发生的巨变中，罗马尼亚是相对最为稳定的国家，直到该年12月才开始出现抗议和骚乱。但在该国军队倒戈之后，罗马尼亚也成为共产党政权垮台最快的国家。齐奥塞斯库夫妇的被处决，标志着东欧共产政权最后一块骨牌的倒塌。


八九一日

浦志强被判缓刑

自2014年5月初即被逮捕、关押的浦志强近日终于得以接受审讯。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今天宣判浦志强犯有“煽动民族仇恨罪”和“寻衅滋事罪”，判处他三年有期徒刑、缓刑三年。

据媒体报道，检方对浦志强的指控主要依据其近年发表的一些微博言论。

浦志强在狱中所写的保证书。

周勇军在四川获得减刑被释放

据李进进在脸书报道，八九学运领袖周勇军最近获得减刑，于2015年12月6日提前释放。近日，周勇军陪同其父亲回到其出生地四川省蓬溪县。

周勇军（左）与其父亲

2008年周勇军持假护照入境香港，被香港海关拦截后移送大陆。2009年，周勇军在四川以诈骗罪被判刑9年。这是他第三次坐牢。

八九一日：1989年12月19日，布什总统取消部分对华制裁措施

1989年12月19日，美国总统布什取消了美国进出口银行向与中国贸易来往的美国公司提供贷款的限制。这一限制是美国国会11月时作为对六四屠杀抗议的制裁措施之一。

布什同时还批准了一家澳大利亚公司利用中国的长征运载火箭发射三颗美国制造的通讯卫星的许可证。六四屠杀后，美国政府立即冻结了对中国任何可能用于军事用途的出口。这些卫星的发射属于这一制裁措施的范围，因此一直被搁置。

布什总统在声明中指出，这些制裁措施的解除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有助于维护中美两国之间的商业合作。


八九一日

八九纪念：奥克兰“记住他们”塑像群

纪念物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中心有一组叫做“记住他们——人类典范”（Remember Them: Champions for Humanity）的铜质塑像群，表彰25位在人类历史上为和平、自由和人权做出杰出贡献的著名人士。天安门屠杀中的“挡坦克的人”是其中一位。

因为“挡坦克的人”尚不知名，其位置以“勇气”（Courage）代替姓名。这幅塑像也为他或她赋予了一个典型的中国学生正面形象：

塑像群的周围还雕刻了一些名人名言，其中包括中国异议分子魏京生：

以上照片摄于2015年12月16日。

地点

美国加州奥克兰市 Henry J. Kaiser 纪念公园。

历史

据该项目的网站介绍，“记住他们”塑像群是当地艺术家 Mario Chiodo 在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后设计建造的，于2013年5月31日落成。

八九纪念

八九一日：1989年12月16日，张振海劫持民航机到日本

1989年12月16日，中国公民张振海携带妻子和十岁的儿子在上海登上飞往美国纽约的民航班机。起飞后不久，张声称带有炸弹，劫持飞机前往南朝鲜。在南朝鲜机场拒绝飞机降落后，飞机降落于日本福冈机场。张振海宣称他曾经参与八九民运，要求政治避难。

没有确切证据表明张振海是否与八九民运有任何关联。但在此前，张曾被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检察院认定构成贪污罪，但获得免于起诉。

张振海后来作为劫机犯被引渡回中国，被判有期徒刑8年。


八九一日

八九纪念：旧金山民主女神像

纪念物

美国旧金山市中国城有一个八九民运民主女神复制铜像。

纪念碑底座的铭牌上以中英文记录有：

民主女神像

献给为民主与人权奋斗之人士

三藩市民主女神像工作组谨赠

一九九四年六月四日立

以上照片摄于2015年12月15日。

地点

旧金山市中国城花园角公园内：

历史

此塑像是1994年6月4日，天安门大屠杀五周年时树立的。

八九纪念

八九一日：1989年12月9日，美国总统特使正式访华

1989年12月9日，美国总统布什的特使，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和外交部副部长伊格尔伯格（Larry Eagleburger）抵达北京，向中国领导人通报此前美苏高峰会议情况。这次访问标志着六四屠杀后美国政府中断两国之间高层接触政策的正式结束。

即使在中断接触期间，布什早就派遣这两位官员在7月初秘密访问过中国。两国外交部长在9月份纽约联合国开会期间亦曾有过会谈。


八九一日

八九一日：1989年11月30日，布什总统否决中国留学生紧急保护案，改由行政命令执行

1989年11月30日，美国总统布什否决了一项为中国留学生提供紧急援助的法案（HR2712）。该议案由众议员佩罗西在天安门大屠杀之后不久提出，旨在免除持J签证的中国留美学生学者在申请移民或更换签证时必须先回国服务两年的规定，以保护这些留学生免受中国政府的惩罚。

布什总统并没有反对该法案保护中国学生学者的意愿和措施。他否决的理由是该措施是行政部门的职责，不需要议会立法干预。就在否决该议案的同时，他发布了与该法案内容完全相同的总统命令，保护当时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学者。

众议院后来以足够的多数推翻总统否决，但参议院未能达到足够的推翻否决票数。

1992年，佩罗西等通过了内容更为广泛的“中国学生保护法案”，授予当时在美国的五万多中国公民绿卡（即所谓的“六四绿卡”）。这个法案于1992年10月9日由布什总统签署生效。


八九一日

八九一日：1989年11月21日，美国总统布什否决制裁中国法案

1989年11月21日，美国总统布什否决了国会通过的“对外关系授权法案”（H.R.1487）。该法案内容繁杂，包含未来1990、1991两个财政年度美国外交政策的多项措施以及对外交部的拨款。法案也罗列了因为天安门屠杀美国针对中国政府的多项制裁措施。

该法案通过后，中国政府曾通过新华社发表声明谴责其中的制裁措施。

布什总统的否决至少在表面上与这些制裁措施无关，他所援引的理由是该法案中的一条与“伊朗门”有关的修正案内容是国会对行政部门的越权行为，因此不可接受。

国会无力推翻总统这一否决，该法案最终不了了之。


八九一日

八九人物：于浩成

法学家于浩成是满族人。他父亲曾经是五四时期的学生领袖，后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参加共产党地下组织活动。受其父亲和哥哥影响，于浩成早年便参加了共产党的革命活动。但他在党内的境遇并不美好，先在1947年被打成反党分子、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后又在1968年以反革命罪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三年。

七十年代末被平反后，于浩成担任群众出版社社长、《法学杂志》主编等职，逐渐在北京的知识界活跃。1988年他参与很快就夭折的《新启蒙》杂志创办活动，撰写了《人们应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一文。

1989年2月，于浩成参与北京科教界42人联署致中央领导公开信，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在此之后和整个八九民运期间，他始终参加了北京知识界发起的游行和其它活动，包括在5月14日学生发起绝食后与十二学者联署《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并上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

六四镇压之后，于浩成被开除党籍，关押一年半。他的主要罪状之一是曾经协助刘刚修改过新成立的学自联章程。

晚年的于浩成曾经受邀在美国多所大学访问，撰写了一些回忆文章。2008年，他名列《零八宪章》的第一批签署人。

于浩成于2015年11月14日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91岁。


八九人物

八九一日：1989年11月9日，邓小平退休、柏林墙倒塌

1989年11月9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这是他所担任的最后一个官方职位，因此正式“退休”。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由江泽民接任，杨尚昆任第一副主席。

同一天，东德政府在民众压力下不得不做出放弃对其公民到西方旅行限制的决定，导致柏林墙的倒塌，结束二战之后东西方地理隔绝的冷战历史。这是八九民运之后东欧共产党国家相继发生连锁巨变的里程碑日子。


八九一日

八九一日：1989年11月8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华

1989年11月8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抵达北京访问。这是在美国政府表面上断绝两国高层接触之后第二位身份显赫的前官员对中国进行私人访问——前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刚结束访问离开不久。

基辛格在京期间会见了包括邓小平、李鹏等一系列中国最高领袖。


八九一日

八九一日：1989年10月28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

1989年10月28日，美国前总统、“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尼克松（Richard Nixon）抵达北京。此时美国公开的政策处于断绝两国政府高层正式接触的时期，尼克松是以私人身份访华的。

尽管如此，尼克松临行前曾与布什总统通过气。美国政府委托尼克松对两国之间种种棘手的矛盾，尤其是方励之夫妇滞留在美国大使馆的问题，进行摸底和斡旋。

尼克松访华期间会见了包括邓小平、李鹏等最高级中国官员。


八九一日

八九纪念：华盛顿特区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

纪念物

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有一个“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纪念所有者共产主义制度下牺牲和受难的人民。虽然她并不是为八九六四而建，但采用了天安门广场的民主女神像作为碑体：

碑体的正面以英语刻有如下文字：

献给一亿多共产主义的受难者和热爱自由的人们

背面则刻有：

祝愿在专制中的国家和民族赢得自由和独立

以上照片摄于2015年10月23日。

地点

华盛顿特区西北区马萨诸塞大道和新泽西大道交叉点。

历史

根据维基介绍，美国国会早在1993年便通过议案建造纪念碑，但直到2007年才建成。美国总统布什参加了2007年6月12日举行的揭幕仪式并致辞。

八九纪念

八九纪念：波士顿六四纪念碑

纪念物

美国波士顿中国城有一个不大的六四纪念碑，上面以中英文雕刻着：

谨以此公园献给中国民主运动并纪念天安门广场上为此运动献上生命的中华儿女

波士顿市长　雷天连

一九八九年九月十日

以上照片摄于2015年10月14日。

地点

波士顿中国城入口大门附近小公园一角：

历史

纪念碑铭文表明该碑建于1989年9月10日。

2010年3月，媒体曾报道过公园在改建时因为是否保留此纪念碑发生过争执。对照当时的照片可以看出纪念碑被迁移过位置，但得以保留。


八九纪念

八九一日：1989年10月5日，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1989年10月5日，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该年度的和平奖授予十四世达赖喇嘛，以表彰其在争取西藏解放过程中始终反对暴力手段、坚持寻求和平解决方案的努力。

1989年3月，西藏曾经发生暴乱并导致戒严。但舆论普遍认为达赖喇嘛在概念获奖很大程度上是受八九民运和天安门屠杀的影响。


八九一日

八九回忆：吴学灿《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刻骨铭心 终身难忘

——写给“六·四”八周年纪念日

吴学灿

大游行和对话会

八年前的五月十七日这一天，北京市各界民众一百多万人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

没有统一指挥，没有统一号令。虽然浩浩荡荡，却是秩序井然。口号不尽相同，目标却是一致。反对官倒腐败，要求自由民主。

那一天，人民日报的队伍最为感人至深。许多受够了历次运动长期煎熬的老编辑、老记者，身披“高级编辑”、“高级记者”的纸带，公然与中共中央划清界线，唱对台戏。队伍中的白发苍苍，有的历尽磨难却依旧雄风不减，精神健旺，如当时已七十五岁的我的恩师何匡；有的因多灾多难、饱经风霜、久受摧残，虽然目光明亮却已摇摇晃晃、踉踉跄跄。队伍中的名编、名记、名家有汪子嵩、蓝翎、舒展等，还有几位我尊敬的老大姐、阿姨一级的胡鉴美、吴元英、刘衡等。

那一天，烈日当空，紫阳高照，晴空万里，风沙全无。为防止花甲、古稀们中暑，我们准备了人丹和清凉油；为了怕上了岁数的人们走得太累而难以返家，我们弄到了几辆汽车把她们载回。

那一天，游行队伍回到报社后，我因实在怕热而在办公室里喝水喘气。大约是下午二点多钟，一位年青人从五号楼二楼会议室旁边的一间屋里打电话给我：“老吴，对话会已经开始了，你怎么还不来？老钱口才太好，你赶紧来吧！”于是我匆匆赶往对话现场。

老钱是指当时的人民日报社社长钱李仁。八七年反自由化，秦川的人民日报社社长职务被撤消后，钱李仁由中联部部长转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当时接替胡耀邦任总书记的赵紫阳为了掌控人民日报这个党的喉舌，说服他的老熟人钱李仁来人民日报坐镇。钱李仁当时的职务相当于中共党内的外交部长，与各国政党可以党党来往而周游列国。人民日报社长虽然地位与中联部部长同样显赫，但因舆论阵地处于事非旋涡实在太不安全。邓拓、胡绩伟、秦川都因无法昧着良心办事而被撤职批斗甚至自杀身亡。

钱李仁当时心情过于矛盾、复杂而难以自处。在中共党内与钱李仁最有渊源的首推乔石，其次是赵紫阳。赵、乔二人当时都是倾向学生，而且是长期坚持的改革派。钱李仁本人亦应属于改革派阵营。然而，当时的形势已经是各路节度使挥兵京城，屠杀迫在眉睫。钱李仁为了使整个形势降温（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自保），不主张人民日报对学潮和民众自发的民主爱国运动火上浇油。他这样的主张，可谓一石三鸟。一是表明他头脑冷静，希望学生和民众“见好就收”（此处学灿借用《北京之春》主编胡平用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二是由人民日报降温，可带领各媒体同退，减少推波助澜，使镇压者不能毅然举起屠刀。三是为自己个人留一条退路（并非一定错误，或许是保存下来，伺机为改革做事）。

钱李仁的角色是多重的。我们作为普通的编辑记者，虽然大多仍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追求新闻自由却是本份，自然也是首先考虑的因素。

为什么许多党员早已认识到一党专政的丑陋，认识到中共的累累罪恶是绝非偶然，却还要留在共产党内？在这里把我在《自由亚洲电台》的“党员心声”专栏中讲过的“我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的三条抄录，或许可以解释清楚。这三条是：

第一、共产党垄断一切资源。要想活下去，活得稍微好一点，只能参加共产党，从共产党垄断的资源中拿回自己应当拥有的那一份。

第二、共产党不允许任何不同的声音。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了满脑子的共产党的说教，没有不同的信息可以比较。

第三、入党的时候还很年青，容易被共产党那一套听上去尽善尽美的骗子语言打动。

而且，我们这些普通编辑记者，之所以未能当官，大都是因为政治标准不够，在拥护四项基本原则方面不能使上峰满意。

再说，即使是符合了中共选拔干部的标准而当上了局级、部级甚至更高的，也不能一概而论、良莠不分、一杆子扫光。且不说胡耀邦、赵紫阳，就说胡启立、乔石，还有彭德怀、邓拓、胡绩伟、王若水、李锐、李昌等人，虽是共产党的大官，心中未必就没有“三权分立”的民主思想，至少有“民贵君轻”、“人民利益高于党的利益”的概念。

因此，说到与钱李仁及其编委会的对话，不一定就是完全不同观点的壁垒分明，或者只是角色不同而已。在那种情况下，由我们这些无官一身轻的人担当“红脸”的角色，由“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党内大员担当“白脸”的角色，从斗争策略和今后的形势及退路来说，也许是最好的分工和自我安排。

我这样说，决不是信口开河。已经译成中文、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的美国记者写的《昨与今》，说到他对波兰共产党最后一任总理拉科夫斯基的采访，问及同样的问题，即：既然认识到共产党一党专制的丑陋，认识到共产党政府的罪恶的绝非偶然，为什么还要留在共产党内，并且担任共产党政府的总理？拉科夫斯基的回答非常精彩：我们之所以继续留在共产党内，是为了更快地瓦解共产党。由我们来做瓦解共产党的工作,既方便快捷，又自然顺当。

毛泽东历来重视“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列宁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因此，来自共产党内部的反对派，对共产党的打击最为致命。因为熟悉，所以击中要害；因为熟悉，所以拿捏准确；因为熟悉，所以不断进行。六·四屠杀后，王震不止一次地讲到，反对共产党最起劲的，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员。

在五月十七日的对话会上，我对钱李仁说：“人民日报在历次运动中都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民日报对历次运动中死去的冤魂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人民日报的某些人实际上就是杀人凶手，是用笔杀人，是典型的刀笔吏。希望钱社长和各位编委不要重犯过去已经犯过的错误”。我以“四人帮”时期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为例，说明跟着党中央总是免不了要犯错误，希望他这次不要重蹈鲁瑛的复辙。钱李仁对我把他与鲁瑛相提并论极为恼火，几乎把握不住党内外交部长应有的风度，言词显得有些失范，受到文艺部编辑李彤（随张艺谋前往柏林领取《红高梁》金熊奖的采访者）的怒斥。

其实，共产党对于鲁瑛的处置比起对邓拓的处置要宽大得多。对于左的错误，认为是方法问题；对于右的错误，就认为是立场问题，往往是被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这也是事实。所谓右的错误，往往是要共产党放弃一党专政。共产党一旦放弃一党专政，就会一败涂地。所以，邓小平一再强调：“我们不能退。你退一寸，他进一尺，再退，就要拱手交出天下了。这个天下，这个江山，是我们牺牲几百万人的生命换来的。”

对话会上，除总编辑谭文瑞称病未参加，其他编委即五位副总编自始至终都在，却没人说一句话。没法说。支持钱李仁扮演的角色，他们不是心甘情愿；支持我们这些编辑记者和印刷厂的工人、车队的司机、饭堂的炊事员，就是和党中央对着干，不但官衔保不住，恐怕连饭碗都会成问题，严重的还要坐牢。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做好做牢的准备。事实上，不仅是参加对话会的五位副总编辑陆超棋、范荣康、余焕春（兼海外版总编辑，六·四后发配四川）、保育钧（兼秘书长）、李仁晨支持我们的意见，就是钱李仁也并非真心完全反对我们的意见。

我们在对话会上提出两条意见，要编委会顺从民意。

第一条，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全面否定四·二六社论，肯定学生和广大民众是要求自由民主，是爱国行动。如果不能以社论的形式发表，可以退而求其次，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否定四·二六社论的文章。

第二条，在五月十八日的报纸上，全面、详细、客观、准确地在头版头条以最大号字的通栏标题报道五月十七日的全市大游行。

对话会上，钱李仁与我们唇枪舌战，坚守防线，反复说明我们提出的两条意见不能被采纳的理由。

我们当然不甘示弱，针锋相对地提出：如果不能顺应民意，落实两条意见，全体编委应立即辞职。就在节骨眼上，一个编委会的秘书谎称中央办公厅来电话要钱李仁去接，钱李仁趁机溜之大吉。

钱李仁走后，其他副总编辑如木雕泥塑，一言不发。对话会对不下去，只得散场。

不能就这么算了。晚上，由海外版体育记者张抒（因与我一起印制号外系狱一年多）和科教部编辑祝华新（八七年编辑著名的《反右运动三十年》而挨整）组织了静坐示威，要编委会落实二条意见，否则五月十八日的报纸就不要出了。经过反反复复的许多运作，不知怎么样，编委会就答应了第二条意见。大家觉得取得了一半的成功，也就不为已甚，各自散去。

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以直排最大字号双排标题上天下地报道了五月十七日八九民运期间最大规模的游行。标题是：

首都百万群众走上街头 支持广大学生爱国行动（请排黑体）

一九九三年九月十六日，在魏京生被释放两天后，我也被放了出来。几天后，我到人民日报大院里，很多人见到我依旧是当年模样，仍然是欢声笑语，很有一点欣慰。回忆几年前的对话会，说起许多人被撤职，被强行调离，免不了一番感慨！尤其是因为对话会的录音带流传海外，高狄（六·四后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在报社内部犁庭扫院也一无所获。这一秘密不知何时能见天日？

人民日报号外

八九年五月二十日上午八点半，我准时来到报社。当时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五版当编辑。五版是港台、侨乡。我们每两个人一组，做值班编辑，每组值班半个月。我和年青编辑王连伟一组，从五月十六日值班到五月三十日。我们两人的分工是：他设计版面，我制作标题。

我到报社主楼（五号楼）门前，见到有二十几人议论纷纷，手里还拿着什么材料在看。我看到王连伟也在，就向他走过去。他也见到了我，举手跟我打招呼。我正要批评他为什么还不上四楼去画版，他却向我递过来一张纸。

我拿来一看，是“赵紫阳的五点声明”，落款是“北大传单”。我见到这个材料，就把值班的事情暂时忘在了一旁。我一口气看完，连声说了几个好！好！太好了！这时人群中有人说道：“我们把它印成号外发出去”。我当即表示赞成。可是，我想到值班的事，就对连伟说：“你先去画版，我去印号外，我们一会就印完了。印完了我再上四楼去做标题，出不了事”。可连伟一反常态，不听我的话了。他说：“老干（因我经常模仿中共老干部丑态，维妙维俏，尤以模仿彭真访日本、王震拄拐棍流哈喇子接国书最为逼真，因此得了这个绰号），我也要去印号外，印完了再去画版。”我说：“那不行，不管怎么说，报纸还是要出，正常工作还是要做。”连伟说：“那你先去值班，我一会就回来。”我当然不愿失去参加印制号外的机会，又不能逼迫连伟不参加这个行动。正在踌躇，连伟说：“咱们版上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九点钟值班编辑不到位，别的人就会顶上去。今天，钟嘉、晓星（都是五版编辑）都在，她们见我们不在，就会顶上去的。”我一想，确是这么个情况。于是，放心大胆地与张抒、宋斌、王连伟、张大农（编辑、记者）、唐皿威（图书馆工作人员）、张双林（海外版办公室干事）等八九人往印刷厂走去。

印刷厂在二楼。走到拐弯处，我想起几天前我们拿着张平力（海外版记者）写的否定四·二六社论的评论文章去海外版排字车间打字时，车间主任（一个姓张、一个姓温）在车间门口坚决挡住我不让我进门。这两位车间主任与我平时嘻嘻哈哈，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尤其是姓温的，我干脆叫他“温鸡”，他还是嘻嘻哈哈地一点不生气。可是，当我们的行动要危及他的车间主任（科级）小小官衔甚至饭碗时，他的党性马上坚定起来，一改往常的嘻皮笑脸，变得满脸杀气，与姓张的两人使劲地把我往外推。我也不示弱，拼命往里挤，还大骂他们是白眼狼，翻脸不认人。可他们说：“没办法，我们是公事公办，没有头头的签字，你打死我们也不能让你印。”我们虽然有十几人，但如果硬要闯进车间，那就只能武斗。我不愿见到这样的后果，只得作罢。这一次，我就想到人民日报办的公司（名字叫开源公司，意为广开财源）所属开源印刷厂去印刷，那里也许能行。开源印刷厂就在人民日报印刷厂后面的地下室（纽约的华人叫做土库）。

我们进了开源印刷厂，见到了徐副厂长。我上前说明来意，他向我要批件，要看领导的签字。我说：“已经派人去让值班副总编辑签字了，马上就拿来。因为时间紧迫，我们要赶在戒严开始（上午十点）前印好。”他未置可否，我们就往车间走去。

这次印制号外，象八九民运中的其他行动一样，仍然是由张抒负责安排的。我与祝华新、张抒、张平力四人联名曾在五号楼一楼的评报栏贴过告示，时间大概是四月二十八日。那时候报社的人还没有开始单独游行。我们的告示是号召报社同仁行动起来，投入民主运动大潮。当时有人劝我和张平力，说我们平时自由化表现太多，组织报社的活动可能一开始就会受到报社领导的阻挠，增加运作的难度。于是，我不作为组织者，只作为参加者，积极参予张抒、祝华新组织的每一次行动。

张抒每天晚上都去广场到凌晨三四点才返回报社。连续二十几天，早已疲倦不堪，何况还有日常工作要做呢？那天，进入开源印刷厂，在沙发上一坐下来，刚在“北大传单”上加了一句话，张抒就倒在沙发上，呼呼睡了过去，手中还没来得及吃的面包掉在了沙发上。

张抒加的那一句话是：“要求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罢免李鹏的总理职务”。

张抒睡着了，摇都摇不醒，睡得就象死人一样。

怎么办？难道竟罢了不成？于是，我担当起组织、指挥者的角色。

我很快分好了工。当时有几个印刷厂的小姑娘情绪很高，都要参予排字。我灵机一动，把“北大传单”裁成几条，每一条都是几行字，而且都是另起一行。我把裁开的“北大传单”分给几个小姑娘，让她们分别去字架上拣字。

当时的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已经实行电脑排版。原来的活版车间的设备给了开源印刷厂。我们在开源印刷厂，仿佛回到了原来人民日报印刷厂的活版车间。

拣字姑娘拣的当儿，我就在想应该印成“人民日报号外”。我把自己的想法跟大伙一说，赞成的、反对的大概各占一半。反对的说印成“号外”就行了，印成“人民日报号外”可不是玩的，弄不好要掉几个脑袋。我听说要掉几个脑袋，豪气顿生。我真的想起我最崇敬的“一代报人邵飘萍”。当时我想：“只当六零年饿死的，豁出去了。假如六零年饿死了，后来的二三十年也是白拣的”。于是我说：同意印“人民日报号外”的留下，不同意的可以离开。但是，在当时那种群情激奋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于是我的提议被通过。

我担心报社领导闻风来制止，便派人到楼梯口守望。如果有领导来了，咳嗽一声，我们就把材料藏起来，另外寻觅时机再印。我还担心有个别人打电话报告领导，便派可靠的人专门守护车间唯一的一部电话。

排好了字，我们就在滚式印刷机上手工推印。印得还挺清楚。印好了样子，我让在场的所有的编辑记者每人都较对一份，然后集中到我手里。我是在场的年龄最大、资格最老的编辑。我很快定了稿，交给排字姑娘改字后再去印刷。当我们印到六七百份的时候，徐副厂长回来了。他说不能印了，还要收回已经印好的“人民日报号外”。我示意在场的人每人身上藏了若干份。徐副厂长抓到了一二百份，就又出了车间的门，大概到领导那里报告，说他已收缴了印好的“人民日报号外”。

徐副厂长走后，我赶紧把宋斌、唐皿威、王连伟、张双林、张大农几个人叫过来。我画了一张草图，上面有天安门、前门、东单、西单、美术馆等地名，让他们分别去散发。宋斌第一个拿了二百多份，匆匆忙忙走了出去。我记得派他去的地点是天安门和前门。第二个走的是唐皿威。他去的是东单和美术馆。他们走后，徐副厂长又转了回来，于是我们各自揣着印好的号外，离开开源印刷厂。到我们离开的时候，张抒还没醒来。我让王连伟把他拖起来，一同走出了开源印刷厂。张抒虽然没能参加“人民日报号外”的印制过程，但他加的一句话却是“人民日报号外”本身独有的内容。虽然我们的落款还保留了“北大传单”的字样，但标题却是大号字“人民日报号外”。

就在姑娘们拣正文老五号字的时候，我到放大号铅字的架子上找大号的“人民日报号外”六个字。因为不熟悉字架的排列，找了好一会才找到“人民”两个大号铅字，还好一阵子欣喜。再找“日报号外”几个字，就大费周章。正在继续寻找，来了一个小姑娘，我就问她“日报号外”四字在哪里？她嘴里哼着“眼镜白戴了，真笨！”走过去拿了过来。我如获至宝，跑过去放在拼好的字盘上，让排字工安排好。

印完“人民日报号外”，回到我的办公室。当时，我的同事陈晓星、聂传清、陈辉几个人在，我告诉她们：“我可能要被杀头。但是做了这件事，要杀头也可以了”。钟嘉不在办公室，她果然与另一人代我们值班去了。

当天中午在饭堂吃饭，副总编辑兼秘书长保育钧走到我们饭桌前对我说：“你干的好事，这下怎么办？”我没说话。

晚上，中央电视台播放人民日报声明：“一小撮人盗用了人民日报名义印制的人民日报号外，与人民日报无关，特此声明”。

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讯”中，北京市中级人民检查院分院（这个分院专门对付六·四反革命）李磊森宣读起诉书时说到：“吴学灿盗用人民日报名义，伙同张抒、宋斌等人印制人民日报号外”。我立即打断他：“你这是盗用北京市中级人民检察院的名义，在宣读所谓的起诉书”。他说：“我是检察院派出的公诉人，怎么是盗用检察院的名义呢？”我反问他：“我是人民日报的编辑兼记者（公安部通缉令用语），怎么是盗用人民日报的名义呢？”他无言以对。审判长丁凤春却指着我说：“不要影响公诉人的工作”。我没理他。

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丁凤春宣读判决书时，把这段话改成“吴学灿伙同张抒、宋斌、唐皿威、王连伟等人（均另案处理）擅自印制人民日报号外”。

由于印制人民日报号外，我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外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宣判后我仍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二零三监区一零八室。从九一年四月开始，我每晚吃安眠药才能睡觉，大概是得了单人牢房综合症。到九二年三月二十日之前，每天吃安眠药都能睡五六个小时。到了三月二十日夜里十二点，戴医生按时给我送药，并看着我吃了下去。我吃完药后就睡，很快就醒来。我看天还黑得很，就问守在门口的武警战士几点钟。他告诉我说“十二点半”。才睡了半小时，我就醒了。于是接着再睡。可是怎么也睡不着。以后每天如此。到五月份，肛门长了脓包，没法走动，监狱把我弄到复兴医院去开刀。手术室里有一地秤，我一丝不挂才称了三十五公斤还不到。记得我当时的小腿就跟现在的胳膊差不多。九二年七月一日，我被转到北京第一监狱。十三天后即九二年七月十三日，我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张抒被关押一年后释放。李鹏看到他加的那句话，便批示公安部“清查到底”。在我开庭时，张抒坚决要求出示他加了那一句话的证词，意思是由他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不同意。由于我坚决不同意在法庭上出示张抒的证词，张抒才没被判刑，“取保候审”，不了了之。出狱后，张抒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每月二百元生活费。一发工资他就送一百元到我家，直到我出狱。

宋斌也被关了五个月，后被强行撵出人民日报，现在在一个朋友的公司里做事。

月黑杀人夜

我在九零年六月四日六·四周年时在监狱里写了“六·四周年祭”一诗：“六月月牙光，疑是腊月霜。铁车呼啸过，哭声震天响。小荷断尖角，蜻蜓飞戎羌。瀛台柳稍浮，不许论短长”。

月牙光，说的是月亮未圆之时。我们老家有句土话，叫做“初二三月牙弯。”六月三日是公历。我的诗是借了这“三”字，把公历当作阴历，便于成诗。月牙光，即指六月三日之夜。其实，当夜并无月光，记得是个阴天。

晚上六点钟，我吃过饭，就推着我的永久十七自行车，往广场骑去。走到我们胡同口，就见一队军人从北往南向北京站方向走去。我当时住在人民日报的平房宿舍，在东城区遂安伯胡同。我们的胡同东口是朝阳门南小街。南小街通往北京站。向北京站走去，到长安街，叫做北京站口。这一队军人从北面什么地方来，不得而知；但往南看来是到北京站口再往西转往天安门广场。胡同里的人们纷纷出来劝阻军人不要前往广场，不要与学生发生冲突。我急着赶向广场，就骑上车子从北京站口转往东单向王府井、天安门骑去。

过了东单，只见数百名军人，被数千民众拦住，正在对峙。一名军人解下腰带往阻挡去路的人们头上挥去。“啊！”一声尖叫！“血”！“流血了！”人们嚷起来。于是，阻挡军人的民众一拥而上，纷纷拉夺军人拿在手里或仍旧捆在腰间的带铁头的腰带。军人不愿被抢走腰带，一团团地扭打起来。我推着车子到处劝阻：“不要打！有话好好说”。可是谁也听不进我的话。我走到一团扭打的人面前，见到三个市民与两名军人对峙。我就上去劝阻，叫他们脱离接触。可是，这五个人箭拔驽张，一个个瞪着红红的双眼盯视着对方，恨不能把对手一口吞了下去。我说：“不要打了，都是老百姓，只是穿没穿军装罢了”。听了我的话，穿军装的和没穿军装的都对我吼起来：“你是干什么的？”那意思是都想和我交手。我一看这些人都疯了，打红了眼，什么话都听不进，赶紧往广场骑去。

就在我骑车到南河沿时，从卫戍区、市政府方向传来轰轰隆隆的声音。刚听到声音不久，就见到三辆装甲车从市政府方向驶上了长安街，两辆往东，一辆往西。

长安街上站满了人。装甲车的速度太快，估计时速在八十公里以上。刚听到声音，装甲车就划开纷纷躲避的人潮，呼啸而过。那情形，使我想起电影《海鹰》中的鱼雷快艇劈浪而行。装甲车不敢稍微慢一点，因为害怕人潮会涌上去淹死他们。遇到市民搭制的路障，好冲的加大马力冲过去；遇到一下冲不过去就会放慢速度或不得不停下来的路障，装甲车就朝马路两旁的便道上冲去。便道上摆满了自行车，但自行车挡不住装甲车的钢轮铁身。装甲车经过之处，自行车断梁裂轮，惨不忍睹。

九点多钟听到装甲车的声音，一转眼，三辆装甲车就分头向东西飞驰而去。我就跟在西去的装甲车后面，从南河沿往广场骑去。到了广场，发现人潮汹涌，比平日拥挤得多。广播喇叭里吵吵嚷嚷，听不清说些什么。既有学生的，也有工自联的，还有市政府的，再加上人潮中的呼喊、叫骂声，整个广场都在沸腾之中。

在广场转了一圈，我又骑车往东单方向。到了东单，往南一看，在东单与崇文门之间有二百多名军人被市民阻挡去路，停在了马路中间，前后左右都围满了市民。

我走近一看，见到有两位三十八九岁的中校，正在让他们的部下不要急躁，原地待命。市民中有人出来与两位中校对话，告诉他们北京发生的真实情况。因为人太多，我挤不到中校的旁边。在我旁边有一位中尉，我就跟他聊起来。

我告诉中尉：“学生和市民希望国家富强没有什么不对。现在的政府贪污腐败实在太过份。我拿出人民日报记者证，并向他说明我也当过兵，而且当过陆军和海军，干过两个军种。我说军人是保护民众的，民众的和平示威是符合宪法的，军人不应干涉民众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游行示威。军队应成为国防军，是防备外来侵略者的，不是对付和平示威的民众的。”中尉见我说得诚恳，又见我是人民日报记者，而且当过兵，感到特别亲切。他告诉我：“我们接到命令，团长政委（两位中校）带了二个连就参加师里的编队往北京开来了。说是北京发生了武装暴动，要我们来参予平定暴动。可是到北京后又不让我们带枪，带枪时不让我们带子弹。我们搞不清楚究竟怎么一回事。”他说自己只是个副连长，文化程度不高，只上过初中，但来到北京后发现市民并没有暴动，团长政委也弄得莫明其妙，又不敢向上面询问。我说：“请你转告你们的团长、政委，叫他们千万记住，不可对学生和市民动武，如果上面下达命令，也要尽量不伤人。”中尉流着泪水对我说：“老吴（他见到记者证上我的名字），你放心，你和我们一样都是军人，你不愿做的事，我们一样不愿做。”我见这些军人被围在马路中间不是个办法，就叫中尉去告诉他们的团长、政委与东单公园联系，看能不能到公园里去坐一会，喝点水，吃点干粮。因为中尉告诉我，早上三点钟起来，到现在还没吃过饭。

大概十点钟，我又转向天安门广场。刚到广场，就听见复兴门方向传来枪声。广场上群情激愤。有的高叫要武装自己，可怎么个武装法呢？顶多拣几块破砖头，弄两根棍棒，这种武装对付坦克、机枪、装甲车，真正叫做以卵击石了。还有的人说要学习甘地，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让他们杀吧！誓死如归，感人至深。

十一点半，有人从建国门方向过来，说那里有人被装甲车撞死了。我一听死了人，顿时毛骨悚然，急忙骑车向东奔去。

到了建国门大桥，挤进人丛中，只见一具矮小的尸体躺在桥上，脑袋开了花，血淋淋的一团是从脑袋裂开来的，还和脑袋连在一起。死者身材短小，在北京人中间是最矮的了。大概只有一百五十公分，年龄在四十岁上下。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被扎得七歪八扭地倒在他的旁边。这是他的坐骑，与他一起罹难。也许是个子太矮骑着二十八寸的大车，走避不及才不幸遇难。唉！谁知道呢？

从建国门大桥下来，我的心情格外沉重！这是个阴天，没有月亮，难道真的是古代章回小说中所说的“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吗？

我推着自行车，缓慢地向天安门广场走去。走到东单时，大约已经是凌晨一时半。我的腿在走路，我的手在推自行车，可我的脑子却似乎已经不属于我自己了！我昏昏沉沉地走在长安街上，突然一声“干嘛去，想找死吗？”把我从昏沉中惊醒过来。我睁开半闭的双眼，见到二位三十多岁工人模样的男子伸手拦住我的去路。我的舌头敲击着发麻的牙齿：“到广场去看看学生们怎么样了。”“不行，你没听见枪声吗？”此时，我才恍然大悟，仿佛刚刚听到耳边、头顶呼呼飞过的流弹。怎么一路过来，竟没有听见“嗖嗖”的子弹划破夜空的声音呢？我在哪里呀！这两位工人见我傻里傻气的样子，“难怪你迷迷糊糊的，原来还戴个眼镜，是个知识分子嘛！死到临头，还在做什么梦？”我登时一激凌，严肃地说：“我要去广场，要去看看那里怎么样了。”“不行，我们不能看着你去送死！你看看……”顺着他们手指的方向看去，长安街上，三轮车、手推车络绎不绝，上面堆满了三三两两血肉模糊的身体，地上一路是血。他们是中了子弹，被人送往医院抢救去了。协和医院就在车单往北的米市大街，离我家所在的遂安伯胡同很近。

他们不让我过去，我就跟他们在一起，拦住象我一样企图前往广场送死的人们。

到凌晨四点钟，我想起妻子和女儿，她们是不是也来到了街上？她们现在怎样了？想起建国门大桥上血肉模糊的矮小尸体，我就不寒而栗，赶紧辞别两位工人朋友，可惜连姓名都互相顾不上询问。

回到我们院子门口，见全院几十口子男女老少全都坐在院子门口，见我回来，关大嫂就说：“你还回来呀！”此时，才见到我妻子杨素梅抬起挂满泪珠的双眼瞪着我，“我们都以为你已不在人世了”。院子里的大人小孩围上来。

就这样，我们坐在院子里，听着噼噼啪啪的枪声，熬过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漫长的黑夜！

八九年六·四期间担任总参谋长的迟浩田来美国访问，回答提问时，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我听后义愤填膺。迟浩田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我因此感到羞愧！迟浩田是军人，我也曾当过兵，而且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为军人的荣誉被一扫而光感到悲哀！

我不能缄默！我要向全世界作证：迟浩田是骗子，是一个说谎者。

他自以为聪明，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即使真的象他所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那在广场旁边的东西南北死了成百上千的人，就是可以不被指责的吗？

有一个杀人劫财的强盗，把被害者全家诱骗到门外，一个一个地杀得倒在门口。然后，强盗就告诉自己：“我没有在他们家里杀死一个人。”没事！于是，平心静气地翻拣死者全家的值钱的东西，满载而归。

迟浩田的谎言与这个强盗使用的是同一个逻辑。何况在广场的东南角、观礼台东台的前面，我的同事、邻居亲眼见到被枪弹打死的人倒在他的身上。他的身上沾满了血。这个位置，无论怎样狡辩，都不能不属于天安门广场的范围。

关于迟浩田撒谎后我在美国国会的证词，已经在各大媒体广泛报道，这里就不罗嗦了。

八年了！因为我在秦城单人牢房曾有一百多天每天只睡半个小时，脑细胞大量坏死，记忆库失去了许多细节！但那些刻骨铭心的场景，真正忘记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除非是我哪一天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记忆才能随死神永远地消失在茫茫无际的宇宙之中。

六·四冤魂何日能安眠于地下？我为你们哭泣！我为你们流泪！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七日夜于纽约Elmhurst。

原载《北京之春》1997年7月号

八九回忆

八九人物：蒋培坤

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教授蒋培坤在1989年时并没有参与当时的学生运动。大屠杀那个晚上，他和妻子丁子霖一直在焦虑地等待他们17岁的小儿子蒋捷连的消息。直到6月5日中午才得到噩耗，那晚冲破母亲的阻拦“离家出走”的蒋捷连在木樨地中弹死亡。

1989年5月，丁子霖、蒋捷连、蒋培坤（自左至右）

1990年代初，蒋培坤协助丁子霖和其他几位在大屠杀中失去亲人的难属发起了“天安门母亲”群体组织，四处收集、整理和出版遇难者资料，呼吁政府重新审理天安门事件。

2008年，蒋培坤曾经中风而一度半身不遂，仍然坚持着2009年——八九民运二十周年——完成制作《天安门母亲之路》纪录片。他同时还担任独立中文笔会荣誉理事。

蒋培坤于2015年9月27日因心脏病在江苏无锡去世，享年82岁。


八九人物

八九一日：1989年9月26日，纽约市命名“天安门广场角”

1989年9月26日，纽约市长爱德华·科赫（Edward Koch）签署城市议案，正式将该市西42街和12大道路口的东北角命名为“天安门广场角”（Tiananmen Square Corner），以此纪念在天安门屠杀中丧生的北京市民。

该路口是中国驻纽约领事馆的所在地。领事翁福培致信抗议，认为此举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科赫则回信劝翁福培叛逃、弃暗投明。


八九一日

八九一日：1989年9月24日，民主中国阵线成立

1989年9月24日，逃亡到海外的八九民运领袖和知识分子“精英”人物在法国巴黎举行三天会议之后宣布成立“民主中国阵线”（民阵）。严家其和吾尔开希分别当选为理事会主席和副主席，万润南被任命为秘书长。

由于其领导层的个人名气，民阵吸收了大量官方和民间捐款，很快成为海外民运中呼声最高、资源最丰富的组织。但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因为内斗等原因走向衰落，基本上一事无成。


八九一日

八九文件：新华社《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王玉文王志强姜超成“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命令

授予王玉文王志强姜超成“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国务院、中央军委9月22日发布命令，授予王玉文、王志强、姜超成同志“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命令全文如下：

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

一、授予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总队一支队卫生队化验员王玉文同志“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二、授予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总队司令部内卫处副处长王志强同志“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三、授予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总队5支队8中队中队长姜超成同志“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王玉文、王志强、姜超成同志在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英勇顽强，恪尽职守，表现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坚强的组织纪律性和为祖国为人民勇于献身的崇高品德，为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捍卫人民共和国做出了突出贡献，是全军和武警部队广大指战员学习的楷模。国务院、中央军委号召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要以他们为榜样，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理直气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定不移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扎扎实实加强部队全面建设，圆满完成各项任务，为把我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努力奋斗！

国务院总理　李鹏
中央军委主席　邓小平
1989年9月22日


八九文件

八九文件：新华社《和平撤离，无人死亡》

和平撤离　无人死亡

——6月4日天安门广场清场当事人访谈录

新华社记者　邱永生　黄智敏　易俭如　张宝瑞　朱　玉

制止动乱、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已经过去了100多天。西方和台港新闻机构曾经在海内外大肆散布的所谓“天安门血案”的谣言，早已为事实所戳穿。海内外广大人士已经开始明白了事实真相。但是，还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尤其是叛国外逃的吾尔开希等人，依然在不同场合侈谈什么“血洗天安门”、“坦克把人压成肉饼”等一类谎言，以蛊惑人心。“美国之音”也不时引用这伙人的话，以所谓“客观”的手法继续散布这类谎言，煽动反华情绪。

记者最近分别走访了6月4日凌晨天安门广场清场的一些当事人，其中有执行清场任务的戒严部队军官，交涉和平撤离的代表、现场救护的医生和最后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他们用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事实说明，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清场的整个过程中，采取妥善措施，避免了流血冲突，实现了和平撤离，没有打死、轧死一个人，再一次以铁的事实批驳了吾尔开希之流的谎言。

响应政府号召、同意和平撤离的侯德健、周舵等人说：对历史负责，军队没有在广场打死人

从6月2日下午起在天安门广场参加有限期“绝食”的侯德健、周舵、刘晓波、高新等4人，4日凌晨响应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的号召，设法找到挺进广场的戒严部队交涉和平撤离，并且最后随学生队伍撤出天安门广场，目睹了清场的全过程。近日，他们在分别接受记者采访时，详细讲述了清场的经过。

记者是在侯德健的北京寓所采访他的。这位作曲家从6月4日撤离天安门广场后便躲进某国驻华机构达两个月。在此期间，海外对他的安危去向众说纷纭。坐在记者面前的侯德健，谈起天安门广场清场情况时说：“在整个过程中，我没有看到有人被打死，不管是谁，学生、市民或军人。”

他说：“我也没有看到坦克或装甲车轧向人群。我见到有三四辆坦克停在广场外边。但是，我听到打枪，我也亲眼看到打枪。那是在同学已经开始撤离的时候。大概有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军人冲过来，枪是对着纪念碑角上‘高自联’的高音喇叭打的。在这之前，我还看到在长安街上，由西向东有枪弹划过的光线，但是很高。我也看到朝广场西南角施放的催泪弹，不是很多。部队让我们撤离的时候好像也有放枪的声音，我看到的几个都是朝天放的。”

侯德健说，他藏身某国驻华机构期间，曾于6月12日写过一篇题为《撤离天安门广场时我的亲身经过》的文章，记述了清场时他的所见所闻。他说：“我的朋友看到这份东西后认为和他们听到的情况差别很大。但是我说，我所看到的，就是这样子。”

侯德健回忆说，6月4日清晨3时左右，广场气氛很紧张，纪念碑附近有很多学生不愿走。“我、刘晓波、周舵和高新在那里，我们4个人想了想，觉得应该撤，就开始做这个工作。”“因为当时很多人，包括我们4个30多岁的人在内都不冷静。有两个红十字会的医生倒很冷静，建议我们不妨去找戒严部队谈一谈，争取能够给一点时间，使我们这些人和同学能够和平撤离。”

侯德健在谈到他和周舵由两个红十字会医生陪同与戒严部队交涉的情况时说：“当时已是3点半了，我们两人和两位医生，在纪念碑西侧，现挡住了一辆急救车，往广场北面开去。有几个保卫我们的纠察队员也上了车。才到广场的东北角，我们就看见长安街有很多部队，急救车立刻停住了。我们急忙下车往部队跑去，当即引起了一阵叽叽咔咔的子弹上膛声。医生急忙表明身份，并介绍我是侯德健，希望能与指挥官说话。激动的士兵稍稍缓和，也听得见议论我的名字的声音，虽听不大清楚，但感觉并无敌意。指挥官离我们不很远，听清我们的来意后与四五个军人一齐走过来。他看起来很正常，就像平日常见的那种40多岁、很结实而略显发福的三颗星的高级军官。他与我们握手的时候，显得很平静，一点也不急躁。我觉得他认真地听了我们的请求，刚开始时他有点严肃地要求我们先停止绝食。我和周舵回答，我们已经停止绝食了。之后，他的态度一直很温和，表示需要请示总部。我们4个人站在空旷的广场东北角，极为突出，还是医生比较镇定，让大家站着别动，并把双手举起来高声喊叫请他们快一点。几分钟后，指挥官又来了，告诉我们总部已同意我们的请求，最安全的撤退方向是东南口。在我们询问下，他告诉我们他是部队的政委，姓季，番号我记不得了。我们需要这些材料去说服同学。在交涉中，我记得季政委还曾经说过，如果你们成功地说服大家撤离广场，你们就立了一功。我个人认为他这句话是真诚的，没有什么其他含义。”

“有了保证，我们飞也似地跑回纪念碑，拿起话筒便喊，大意是在未经大家同意的情况下，我擅自作主，找到部队与之交涉。”

“尽管我们的脑子已不太好使，但我们仍然尽可能地去说服大家。我觉得工作不太好做，就想再回去和部队交涉争取点时间。于是我和周舵及两位红十字会的医生就再次向广场的北面走去。还没有走到广场中间，就碰到了戒严部队的那个政委。这时部队已经开始向纪念碑集中了。结果很简单，部队命令的时间已到，他们必须行动了。这时我赶快跑回去，远远地听到纪念碑附近的学生在喊撤还是不撤，声音到底哪个大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当时迷迷糊糊的，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看到坐在地上的学生就过去把他们拉起来。当时已经有部分同学开始慢慢地往广场东南角撤离了。整个撤出过程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多长时间。”

侯德健说：“由于饿了两天两夜，又到处乱跑，感觉有点虚脱。学生们就把我扶到广场东面历史博物馆旁边的红十字会急救站。这时我听他们说学生已经离开纪念碑，过了纪念堂，走到前门了。我和医生、伤员等100多人是最后离开广场的。”

周舵和高新的谈话都是从批驳吾尔开希之流在国外鼓噪“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的谎言开始的。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到：天安门广场清场时，吾尔开希根本不在现场，他根本没有资格谈清场问题。周舵说：“我6月3日晚上12时前后在广场上见过吾尔开希一面之后，就没有再看见他了。听说一、两个钟头后他的心肌炎犯了，被同学们抬离了广场。可见他是没有经历过当时清场过程的，而我是清场的目睹者、见证人，我对事实负责、对历史负责。我讲的是事实，而吾尔开希是没有资格评论天安门广场清场问题的，他讲的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纯属谣言。”周舵谈到他自己经历的清场过程时说：“反正我没有看见任何打死轧死人的事，确实没有。”他在介绍了同侯德健一起同戒严部队军官交涉和平撤离的经过后说：“在撤离过程中，有的同学一边撤，一边回过身子骂解放军，但解放军还是很克制，没有开枪。开始撤的时候，由于人多拥挤，走得很慢。等快离开纪念碑的时候，我看见几辆装甲车在离学生队伍末尾很近的地方停下来。我还记得很清楚，有一个战士打开装甲车的顶盖，探出半个身子，作了一个动作，示意同学们快点走。这时大概快5点多钟了，天快亮了。最后，我们就从广场东南角离开广场，然后走到六部口，从音乐堂到的西单，队伍慢慢散了。”

高新说：“天安门广场清场全过程，可以说我是基本清楚的。我是在4日凌晨2时左右在广场看到过吾尔开希的。当时他在纪念碑上喊了几句话，就晕倒了，然后有人把他抬走了。整个清场过程我没有再看见吾尔开希。我参加绝食，属于认识问题，但作为一个人，首先应该尊重事实。我绝对不隐瞒事实，同时也不捏造事实”。

他接着说：“在3日下午，我趁上厕所的工夫，在纪念堂西侧看到有几千人的部队，纪律很好，坐在地下待命。天安门前有群众围着部队。部队没有枪，也没有其他棍棒之类的武器。我回来和其他3个同志讲了，外面传过来的消息不属实，我看到的部队纪律很好。到了晚上12点左右，我们听到广场周围有零零星星的枪声，还传来了政府的广播声，由于人声嘈杂听不太清，但隐隐约约听到北京市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这时，有的学生情绪很激动，有的手里还拿着棍棒等。我们4个人看到广场这个情况，觉得无论如何要坚持和平主张，就动员大家把棍棒收起来。后来，我们又在纪念碑上发现有人放着一挺机枪和冲锋枪。通过反复动员，他们把枪收起来了。之后，我们4个人又商量，由侯德健和周舵去找部队接触，希望部队能开一条通路，我和刘晓波继续留在纪念碑台阶上。侯德健和周舵回来，传达了部队首长的意见，很多学生开始向广场东南角撤离。这时走过来一些士兵，还有一个指挥官，他们用枪把广播喇叭打哑了，但自始至终没有对人群开枪，这是我看到的，很清楚。这时候，坦克也陆续从北往南开，走在最前面的坦克离我们只有20米左右。走到前门箭楼一带，我已是落在向外撤离的大学生队伍的最后一个，所以我这个目击者、见证人、或当事人，从纪念碑往南撤的整个过程和整个场面，我是看得很清楚的。”

高新说：“在学生撤离时，我没有看到军人向人群开枪。如果对人群开枪，我觉得首先受伤死亡的应该是我，因我走在队伍最后面。在清场中没有一个人死亡，这是可以肯定的。不管‘高自联’的头头在外面怎么‘宣传’说广场死了几千人、上万人，像肖斌在电视上面讲的，绝对是造谣。从一个人的人格出发，我可以说我讲的都是事实，没有夸大。”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刘晓波说，我要对历史负责，因此有必要叙述一下当时我所看到的事实。6月4日凌晨2时左右，我从“高自联”广播中，听到“高自联”头头吾尔开希的发言，他说要与天安门广场共存亡，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正说着，他开始喘粗气，大概是心肌炎又犯了。在这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他，也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当时吾尔开希躺着的担架在我们绝食的帐篷的东侧，我们走出帐篷后发现那副担架不见了。当时我与侯德健、周舵、高新商量了一下，由侯德健、周舵二人去找部队交涉，另外让“高自联”也出两个学生代表，但遭到柴玲的反对。

谈到撤离的情况时，他说：“我没有看见部队朝群众开枪，他们开枪都是朝天打或是打广播喇叭。我也没有看见死亡一个人，更没有看见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

广场救护站医生宋松、王海燕说：救护过程没有见到部队打死人

6月4日凌晨和侯德健等人参加与戒严部队交涉的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医生宋松回忆当时的情况时，对记者说：“6月3日下午到晚上，我受医院指派，在广场值班。因为我当时没戴手表，很多时间只能估计。约凌晨1点多钟，听到政府广播让学生离开广场，我当时在纪念碑北侧下边治疗几个被玻璃划伤的学生，这时看到广场北侧有车辆被烧着，也听到了长安街方向的枪声。此时‘高自联’广播站有‘血战到底’之类的话，学生是一会儿传来一个消息，说某某被打死了，许多学生的情绪十分激动，很不冷静。当时我觉得我作为一名医生，应该做些工作，让学生按政府要求撤出。但考虑我个人的作用不大，此刻到‘高自联’去提这样的建议，不一定起作用。我想到侯德健等人年龄较大，社会经验丰富，可能会冷静一些。同时他们在学生中有一定名气，可能会起一些作用。我和侯等4人不认识，但由于6月3日晚约十点受红十字会委派曾送水到纪念碑，知道他们绝食的地方，就决定试一下。两三点钟左右，我上到纪念碑最高层北侧，找到了他们。我以医生身份向侯德健等人提议，应该让学生撤出去，出现危险是不好的。侯德健等人谈到，他们也有这种想法，但他们不是‘高自联’的人，恐怕不好办。我又建议，是否可以和解放军直接谈一下。侯德健等人表示同意，并说希望我一块去，有个医生在场比较好些。我仔细考虑后，答应了。我从纪念碑下来拦车，当时广场上车很少，好不容易在广场西侧找到一辆小面包车，我向司机说帮忙拉侯德健去有解放军的地方，他说容易，就把我和侯德健、周舵拉到广场东北侧，此时看到长安街上全是解放军。我和侯、周及原来坐在车上的一个穿白大褂的人一起下车，举起双手走向解放军。几个军人问我们是干什么的，侯德健说：‘我代表我们4个绝食的人，想和解放军交涉，帮助学生和平撤出。’等了几分钟后，一个姓季的政委回来向我们说：经请示戒严部队指挥部，同意你们的建议。回纪念碑后，侯德健等人通过广播要学生撤出广场。学生们情绪逐渐缓解，并有人响应。约4点15分左右，广场西南角又看见烟雾并听到枪响（放催泪弹），学生中又开始骚动。由于担心撤出时学生情绪不稳定，侯德健、周舵和我又从纪念碑下来找解放军，在广场的东南侧碰到了季政委，刚看到他，广场的灯就全部关闭。侯德健问季政委是否可以多给学生一些时间，以便于和平撤出。季政委看了一下表说：清场的时间快到了，不能更改。如果你们对学生不起作用，你们自己就赶快撤出。我们马上往纪念碑跑，可我到纪念碑二层时，解放军已从另一个方向上到了纪念碑的最高层，把纪念碑上的喇叭打没声了，我们赶紧到纪念碑东侧和北侧，组织学生有秩序地向广场东南撤出。在撤出过程中，我没有看到死人，没有看到解放军向人群开枪，也没有看到学生与解放军直接冲突。”

6月3日夜间奉红十字会命令在天安门广场担任救护任务的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几位大夫，向记者谈了类似的情况。北医第一医院副院长王海燕教授说：我们是在5月18日奉红十字会的命令在纪念碑东北角靠近马路的地方设立救护站的，并再三接到红十字会不让我们撤出的指令。6月3日晚，我们有七八个业务骨干参加救护队，在广场值班。6月4日凌晨黑灯前后，各家医院的医疗点先后从广场撤到历史博物馆西侧。我白天忙了一天，实在累了，就打起盹来，迷迷糊糊地听到一个沙哑的声音在广播，我听明白大意是要撤出广场，后来有人告诉我，说话的是侯德健。我赶快起来，听到广场上在唱国际歌，看到旗帜向南移动。我问帮助做救护工作的医科大学学生愿不愿和大家一起撤，话音未落，两阵枪声，纪念碑上正在响的喇叭哑了。金水桥前的坦克向广场缓缓开来，就我目力所及，未发现轧着人。一些穿迷彩服、拿冲锋枪的军人，来到我们跟前，距离我们只有1米左右。我对军人说：“我们是红十字会派来的医务人员。”一个扛录像机的军人命令战士向后撤，战士后撤到3米左右。我马上迎上去感谢他，和他握手。这时，一个四五十岁的只戴钢盔、无领章帽徽的军人走过来，我告诉他我们这里都是医务人员，还有伤员，希望能派军队护送我们撤出去。不一会儿来了6纵排解放军战士护送我们。我们把两个负伤的军人送回去，把非军人伤员抬在床上，4人一排，向广场东南走。此时天已大亮，我们一路上没见到打死的或轧死的人。我们刚走到历史博物馆南面的第一个胡同口，就听到路边小黄楼上向下开枪的声音，保护我们的解放军靠着墙和树架起枪向上还击。我们正在射程以内，我命令大家全体蹲下，原地向后转，又回到了历史博物馆西侧。在枪声停了以后，我们这批最后撤出广场的非军人，就从广场东南角坦克让出的通路最后离开了广场。

当晚也在广场值班救护的泌尿外科大夫山刚志补充说：“那天晚上不断有伤员送来。这些伤员一般是钝器伤，有的是扭了脚，或是手上割了口子。其中有学生，也有解放军，我处理的伤员最重的是肱骨干骨折。一个解放军躺在地上，我弯腰为他治疗，一个汽水瓶从我脸边飞过，险些打着我的头。当时我们这个圈里气氛很融洽，我们给伤员喂水、喂饼干，一个伤员要喝水，解放军把自己的水壶给了他。”

最后撤离广场的清华大学学生邹明等说：军队没有向学生和群众开枪

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过程中，在广场上的清华大学的一批学生，是跟在撤离队伍尾部最后离开广场的，他们以当事人的身份谈到了当天清场时的情况。工程物理系研究生邹明对记者说，我是6月3日晚8时许来到天安门广场的，10时左右听“高自联”的喇叭广播说，6月4日零时至1时部队很可能进入天安门广场，我想看看部队是怎么对待留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群众的，于是留了下来。晚12时10分左右，我看见一辆装甲车从前门开入天安门广场，一些人拿着木棒追了过去。6月4日凌晨零点51分，大批部队从前门东侧进来了，聚集在纪念碑东侧。1时半，又有一些部队从西长安街过来了。这时我站在国旗旗杆附近，看到一些人朝部队扔砖头、汽水瓶。一会儿，我来到前门，部队开过来，于是我回到纪念碑东侧。我看到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出来不少士兵，围在纪念碑周围。“高自联”广播说，侯德健等人已跟部队一个团政委有接触，部队同意学生和群众和平撤离。但是有一些学生不同意撤离。我这时站在纪念碑东侧栏杆上，看到过来十几个士兵，他们从东边穿过学生聚集地，来到纪念碑北面，站成一排，示意学生让路，然后上了台阶。有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手持自动步枪朝纪念碑上“高自联”设的喇叭点射。几个士兵来到三层东南角“高自联”广播站前把帐篷扯下来。过不久，我随撤退的学生队伍朝广场东南角走去，正走着，回头一瞧，看到一个士兵正在用自动步枪点射“高自联”广播站另外的喇叭。这时有一些学生骂士兵，但士兵没有朝他们开枪。我走出天安门广场时是凌晨5时多。

热能系学生戴东海说，我是6月3日晚11时来到天安门广场的。12时过后，听到一片轰隆声，紧接着有一辆装甲车从前门沿历史博物馆一侧开了过来。这时，一些人把天安门广场上的栅栏推到马路上做路障。我看到靠近东观礼台一带有一辆装甲车着火了。一会儿又看到一些人搀扶着一个士兵朝历史博物馆附近的救护站跑，后面有人拿着木棒追。以后我来到纪念碑的第二层石阶上，“高自联”指挥部给每个人发了口罩和苏打水，说是防止催泪瓦斯用。我曾听到“高自联”广播中有人倡议拿起武器自卫，并说缴获了十几支枪。但遭到一些人反对。凌晨4时左右，广场上的灯突然灭了，没多久灯又亮了。以后我随着撤退的队伍从东南角走了出去，周围没有发现伤亡的同学和群众。上午9时回到学校。

化工系学生刘卫说，6月3日上午10时我就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晚上听到“高自联”广播站和政府的广播站都在广播，政府的广播站广播说，那天晚上要清场。6月4日凌晨3时许，根据“高自联”广播站在广播中提出的要求，我们都围在纪念碑四周，我呆在东侧。4时左右听到“高自联”广播中侯德健、刘晓波等人征求大家的意见，是撤离还是坚持，结果要求撤离的声音比要求坚持的声音大一些，最后决定撤离。我曾看到部队在捣毁“高自联”指挥部时，朝天鸣枪示警。我们撤离的时候，广场上帐篷里肯定没人了，因为当时那么大的动静，又持续了那么长的时间，谁还会呆在帐篷里呢？

清华大学原非法组织“筹委会”成员、工程物理系学生赵明对记者说，在撤退时，我与一些纠察队员负责检查纪念碑以南的帐篷内有无同学，检查结果没有一个。

戒严部队军官季新国、顾本喜说：学生和平撤离、没有发生死亡事件

北京部队某部团政委季新国上校、某部军官顾本喜中校，6月4日凌晨率部队参加了天安门广场清场的全过程，并且是同侯德健接谈的戒严部队代表。他们在向记者介绍六·四凌晨清场经过时说：

6月4日凌晨1时半，首批戒严部队抵达天安门南面的金水桥一带集结，各路部队也相继到达广场四周的指定位置。从这时开始，人民大会堂楼顶的高音喇叭就不断广播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紧急通告，指出：首都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

约3时半，从广场南侧向北驶来一辆救护车，在历史博物馆北面停了下来。车上下来4人，其中两位穿白大褂的是红十字会的医生。当时，这一带已无行人，他们的出现格外引人注目。他们神态慌张地举着双手，朝部队走来。戒严部队的一位团队指挥员向他们摆手，大喊“站住！”并派几人过去询问，来人中一位自我介绍：“我是侯德健，我们要求见部队的司令官，交涉广场上的学生和群众撤离的问题。”

团队指挥员认为这是进一步做好学生工作，让他们尽快撤离广场的一个好时机，便说道：“请等一等，马上答复你们。”

这一情况迅即向上级首长汇报。跟随部队开进的戒严指挥部工作人员顾本喜中校跑步到金水桥前，向现场最高指挥员报告了侯德健等提出交涉的要求。现场指挥员当即回答：“可以谈，告诉他们一定要撤离天安门广场，从广场东南方向撤出，越快越好！”

于是，团政委季新国上校、顾本喜中校以及政治处主任王剑中校和一位保卫干事、两位警卫战士一同来到侯德健一行跟前。双方握手后，互相介绍了身份。对方来的除侯德健外，还有一位是四通公司的周舵。季新国和顾本喜首先说：“你们又搞绝食，对学生继续留在广场起了很坏的作用。”

“我们已经停止绝食了。”侯德健和周舵答道。

“停止绝食是明智的。”季、顾接过话茬说。

接着，侯德健反映：“纪念碑那边现在很乱，一些学生想撤离，但对能不能和平撤离有顾虑，怕被军队包围，担心军人动武。能不能给点时间，我们给学生做工作。”

季新国、顾本喜马上表示：党和政府及戒严部队是不愿看到流血的，我们曾一再表示实行戒严不是镇压学生和群众，现在已经发生反革命暴乱，为了使部队在执行任务时不误伤学生和群众，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广场上的学生和其他人都要无条件撤离。并指出，侯先生主动提出要做学生工作，我们是欢迎的。如果侯先生能说服、动员学生响应政府号召，尽快离开广场，你们就立了一功。

侯德健听了很高兴，连声说：“好、好！一定回去做工作。”他又问道：“从哪里撤离？”季、顾告之：从广场的东南方向，部队在那里留了一条通道。

分手时，侯德健还特地询问了季政委的名字和部队代号，说是回去好向学生做工作。季新国如实相告姓名、职务及部队代号。最后约定，他们同学生谈的情况如何，再碰头交涉。

侯德健等4人走后，季新国、顾本喜跑步奔向金水桥，向现场指挥员汇报，首长们听后都说：好嘛！就是要动员他们撤离。

4时20分左右，季新国、顾本喜和几个警卫战士一同朝广场南面走去。此时，广场上显得很空旷。走到离人民英雄纪念碑百把米时，纪念碑上的广播喇叭传来侯德健沙哑的声音，劝说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说经过与部队交涉，同意在广场的东南角留出一条学生撤离的通道。季、顾指出：应该说，侯德健他们不来交涉，戒严部队也预先留出了这条通道，清场时原本就是这样的部署。

稍过片刻，侯德健、周舵和红十字会的两位医生朝北面走来了。双方相遇时，季、顾两人问他们做工作的情况怎样？

侯答：学生们的情绪一时冷不下来，一部分人同意撤，一部分人还是主张坚守，有的还骂侯德健。侯说，希望再给一点时间做工作。

季、顾说道：我们已经给了不少时间了，希望你们抓紧做工作。如果你们做不了，希望你们赶快离开广场，我们会保障你们的安全。

在这次交谈中，侯德健还说学生担心部队没诚意，会开枪。顾中校当即反驳：怎么没诚意！你听广播！这时人民大会堂楼顶的高音喇叭正在广播：“戒严部队指挥部同意同学们的呼吁，从东南方向尽快撤离。”顾说：这说明戒严部队指挥部已经作出反应了。侯德健显出高兴的样子：“是嘛！希望多广播几遍，我们更好给学生做工作。”因临近清场，季、顾两人一再敦促他们要赶快撤离，时间不多了。如果还有人不愿撤，那你们也要赶快撤离广场。

侯德健他们返回后，人民大会堂楼顶的高音喇叭停止了一段广播，以免声音嘈杂，影响侯德健他们给学生做工作。

采访中，季新国和顾本喜指出：当戒严部队对广场实行清场的部署已布置就绪的情况下，侯德健、周舵等前来交涉，部队马上表示同意，对他们做动员学生撤离的工作表示欢迎，并指出了从东南方向撤离的道路。当戒严部队指挥部得到关于侯德健等前来交涉的情况报告后，马上作出反应，在广播中表示同意同学们撤出广场的呼吁。为便于他们做工作有更好的音响效果，大会堂楼顶的高音喇叭还一度停止播音。这说明戒严部队认真执行了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不但总的部署得当，而且连一些细节都考虑得很周全。

大约4时10分，广场上的灯光熄灭了。有人造谣说这是为了便于部队采取镇压手段。对此，季政委、顾中校说：这纯粹是无稽之谈，是别有用心。他们告诉记者，熄灯、亮灯都是那天清场的信号。熄灯是通知戒严部队准备清场的信号，让各部队做好准备。4点半钟，广场上亮灯，这是开始清场的信号，以便协调统一行动。

清场过程中，顾本喜一直随部队由北而南向前推进。他看到纪念碑周围的学生排着队、举着旗，从东南方向部队预留的通道撤离。队伍外围有学生纠察队维持秩序，前面一段走得比较整齐。

季新国和顾本喜郑重地说：整个清场过程，除在捣毁“高自联”指挥部挂在纪念碑上的几个广播喇叭时战士们朝喇叭开了几枪外，没有向人群开过一枪，整个清场过程中没有打死一个人。

季政委说，清场时战士们手里拿着棍子向前推进，但和撤离的学生队伍保持一定距离。部队未到跟前，学生队伍就开始外撤了，部队向前运动，他们就加快了撤离的速度。最后，纪念碑北侧有少数学生不愿外撤，部队只好强行将他们驱赶出去。

顾本喜谈到：在装甲车开过来之前，指战员们已经按戒严部队指挥部的要求，一个个帐篷察看过里面是否有人。他亲自检查过一些帐篷，看见一位战友在一座帐篷里清出一个约莫30来岁的瘸子，还给了他一根棍子让赶快拄着离开。在另一座帐篷里，有一个女学生被吓昏了，战士们把她抬了出去。因为一个个帐篷都仔细检查过，装甲车开来时里面绝对没有人。

季政委、顾中校指出，在天安门广场清场中，能够做到学生“和平撤离”，是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正确决策，是戒严部队正确执行政策的结果。他们说，当部队执行清场抵近纪念碑时，一些学生缺乏理智，仍在高呼反动口号，谩骂部队，甚至向指战员们扔石块、砸汽水瓶。如果不是部队采取克制态度，要求指战员坚决执行命令，流血死人就难以避免。


八九文件

八九一日：1989年9月14日，海南省省长梁湘被撤职

1989年9月14日，中国政府对外公布撤销梁湘中共海南省委副书记、省委常委委员和海南省省长职务，并指出梁湘在海南工作期间犯有严重的以权谋私错误，将进行审查。

梁湘自1980年代初便担任深圳市的领导职务，主导了该特区的建立和改革试点。1988年他又主持了海南建省并成为海南省第一任省长。


八九一日

八九一日：1989年9月1日，李鹏接受《费加罗报》采访

1989年9月1日，李鹏总理会见法国《费加罗报》编辑委员会主席阿兰·佩雷菲特，回答各方面的问题。他援引侯德健在香港发表的亲身经历重申天安门广场清场过程中没有死人，“天安门的真相被扭曲了”。


八九一日

八九文件：北京市清查领导小组《关于对在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期间参加非法游行等问题的若干处理意见》

北京市清查领导小组

关于对在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期间参加非法游行等问题的若干处理意见

（1989年9月5日）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1989〕3号文件，进一步推动内部清理工作的深入开展，达到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是非，教育团结大多数，把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期间发生的重点问题，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和要害部门的问题彻底查清的目的；本着对一般参加者从宽，对指挥、策划、组织者从严，对一般党员从宽，对党员干部特別是党员领导干部从严，对认错态度好的从宽，对顽固坚持错误的从严，对基层单位从宽，对党政领导机关特別是要害部门从严，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令之前从宽，实施戒严令之后从严的原则；考虑到当时的复杂背景，区别参加活动的时刻、情节以及造成的后果，提出以下处理意见。

一、关于参加非法游行问题

1. 1989年5月20日前组织的非法游行，其横幅，标语、口号等没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和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内容，没有造成重大影响的，批准者、策划者和组织者要做出检查，情节严重的，给予处分。对参加这类游行的副处长（含副处长，下同）以上干部要进行批评教育，个人要做出书面检查；一般党员、群众要通过学习教育，提高认识，不再作为问题提出。

2. 5月20日前组织的非法游行，其横幅、标语、口号等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和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内容的或造成重大影响的，批准者、策划者和组织者要给予处分。对参加这类游行的副处长以上干部，应视情节轻重，认错态度好坏，给予或免予处分；对一般党员，要进行批评教育，本人要做出书面检查，认错态度好的，不予处分，一般群众要通过学习教育，提高认识，不再作为问题提出。

3． 5月20日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后组织的非法游行，批准者、策划者和组织者以及参加这类游行的副处长以上干部要给予处分。对参加这类游行的党员，应视情节轻重，认错态度好坏，给予或免予处分；一般群众经过批评教育，本人做出检查，认错态度好的，不予处分。

二、关于与动乱、暴乱有关的捐款、捐物问题

1． 个人向非法组织或参与动乱、暴乱的人员捐款、捐物的，主要是通过学习教育，提高认识，不再作为问题提出。副处长以上干部或在较大范围募捐的组织者，要做出检查。个别情节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要给予处分。

2． 单位领导批准或同意将公款、公物捐送红十字会的，要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其中数额巨大并造成恶劣影响的，对决定者要给予处分。

3． 将公款、公物捐送非法组织或参与动乱、暴乱的人员的，必须追究决定者、批准者的责任，除做出书面检查并如数退赔外，情节严重的，给予处分。对其他参与者，是党员的，要做出检查，一般群众通过学习教育，提高认识，不再作为问題提出。

三、关于呼吁书、请愿书、公开信和大小字报问题

1． 通过正常组织程序向上级领导机关或领导人以写信等形式反映意见，内容有原则性错误的，组织者、起草者和参加签名的副处长以上干部，要做出书面检查。其他签名者，主要是通过学习教育，提高认识，不再作为问题提出。对在单位内的部门间串联组织签名者，通过学习教育，提高认识，本人做出书面检查，情节严重的，给予处分。

2． 呼吁书、请愿书、公开信的传播范围仅限于本单位内部，或者送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等未公开发表，没有在社会上造成影响的，内容属一般性错误的，其组织者、起草者和参加签名的副处长以上干部，要做出书面检查；其他签名者，要通过学习教育，提高认识，不再作为问题提出。内容有原则性错误的，对组织者、起草者和参加签名的副处长以上干部，根据情节轻重，认错态度好坏，给予或免予处分；其他参加签名者，是党员的，要做出检查，一般群众要通过学习教育，提高认识，不再作为问题提出。

3． 呼吁书、请愿书、公开信，在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在非法组织广播站广播、在报刊上登载和以传单的形式散发、张贴等，在社会上造成影响的，内容属一般性错误的，对组织者、起草者和参加签名的副处长以上干部，根据情节轻重，认错态度好坏，给予或免予处分；其他参加签名者，是党员的，要做出书面检查；一般群众要通过学习教育，提高认识，不再作为问题提出。内容有原則性错误的，对组织者、起草者和参加签名的副处长以上干部，应给子处分；对其他参加签名者，要根据情节轻重，认错态度好坏，给予或免予处分。

4． 大小字报内容属一般性错误的，对组织者、起草者和参加签名的副处长以上干部，根据情节轻重，认错态度好坏，给予或免予处分，其他参加签名者，是党员的，要做出检查；一般群众要通过学习教育，提高认识，不再作为问题提出。内容有原则性错误的，对组织者、起草者和参加签名的副处长以上干部，应给予处分；对其他参加签名者，要根据情节轻重，认错态度好坏，给予或免予处分。

四、其他问题

1． 对滥用领导机关职权，发起、指使下属单位举行非法游行、写呼吁书、公开信的，必须追究责任者，并根据情节轻重给予处分。 。

2． 5月20日后，党员散布反对党和政府制止动乱措施的言论，并造成一定影响的，要通过学习教育，提高认识，做出检查。其中情节严重的和副处长以上干部应给予处分。

3． 《中共中央、国务院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公布后，仍散布反对党和政府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措施，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言论，并造成一定影响的，党员和副处长以上干部应给予处分；一般群众要根据情节轻重，认错态度好坏，给予或免予处分。

4． 捏造事实，制造混乱，或阻挠、对抗清理工作的，应给予处分。

五、高等院校的处理办法由有关部门另行规定。

 
八九文件

八九一日：1989年9月4日，文化部长王蒙被免职

1989年9月4日，人大常委会决定免去王蒙的文化部部长职务，任命贺敬之为文化部副部长、代理部长。

王蒙是中国知名作家，在五十年代就因为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引起轰动并被划为右派。八十年代被平反后，他创作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小说，成为著名作家。1986年，王蒙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是当时政府走向开放、对知识分子包容的重要标志之一。

王蒙在部长职位上鲜有建树。1989年学生运动期间，王蒙完全没有露面，既没有参加知识界广泛的声援活动，也没有发表反对运动的言论。镇压之后，他也没有参加政府官员慰问戒严部队的活动，似乎一直患病，不在北京。

这天同时宣布被免职的还有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阮崇武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



八九一日

八九一日：1989年8月17日，侯德健露面，接受新华社采访

六四屠杀临晨，在天安门广场与戒严部队谈判促成学生平安撤离的侯德健在那之后便悄悄地进入澳大利亚大使馆避难。经过两个多月的交涉、谈判，侯德健在得到他的安全的保证之后于1989年8月16日自己走出大使馆，回到家中。

随后，侯德健接受新华社采访，后者发表了一个简短报道，突出副标题为“撤离过程中无一人被打死也没见坦克压人”。一星期后，侯德健自己做香港报纸上发表了一个更为详尽的《六月四日撤离天安门广场时我的亲身经历》。

八九一日

八九回忆：侯德健《六月四日撤离天安门广场时我的亲身经历》

六月四日撤离天安门广场时我的亲身经历

侯德健

在六月四日零时以后的三个小时内，天安门广场上弥漫着一股浓厚的牺牲、就义气氛，广场指挥部带领大家宣誓与天安门广场共存亡，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我还特地钻出绝食帐篷，与大家一齐宣誓，高呼打倒李鹏伪政府的口号。

尽管从六月三日早上便陆续传来士兵开枪，学生、工人、市民倒下的消息，血衣、子弹，然而大家仍无法想像手持半自动武器的士兵能冲着广场上和平非暴力静坐的人毫不犹豫地开枪，更难以想像装甲车能全速前进往人群身上压过去。还有不少愤怒或者可以说是乐观天真地以为士兵们只会以催泪弹、橡皮子弹，和电棒驱赶人群的人，还准备用手中的棍棒和他们拼搏。

谣言遍地各人誓死与共

已经一个多月了，在卫生、生活、休息各方面条件都非常恶劣的广场上坚持的同学们已经非常的疲倦了。同学们已经很难再冷静地分析情况，在不断升高地紧张气氛下作出理智的选择。广场上谣言遍地，一会是三十八军起义倒戈，一会是呼吁用棉被来破坏坦克的履带，一会是军人已经撤出，而唯一可信的事情只有从长安街西侧飞往东面的枪弹和信号弹的光火、咆哮，以及受伤和死亡的血衣。

刘晓波、周舵、高新和我在绝食棚内，在纪念碑的第三层（最高层）仍坚持绝食。门口的纠察队们，联合交来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的是，只要他们还有一人活着，就绝不放一个军警进我们的帐篷里来。晓波也以我们四人的名义写了一张与纠察队员共存亡的字条，让我们都签了名，由一位纠察队拿出去在帐篷外大声宣读 后，传来一阵坚定的掌声。最后还在碑上采访的几个外国记者不时地经过绝食棚，每次打招呼，每次拥抱，每次祝福、叮咛，都可能是最后一次似的。

全体安全撤离谈何容易

六月四日凌晨三时左右，恐怖气氛达到了最高点，广场上还能清醒思考问题的人已几乎没有半个，没有人因害怕而哭泣，而我却清楚地感觉到许多人的镇定都 是自己强迫出来的，实际上连我们四个三十多岁的人的情绪都已经无法自制地跟着广场上的气氛摆荡，高新与周舵实在看不下去了，他们决定或者把大家撤出广场， 并为此来征求晓波和我的意见，晓波是唯一坚持死守的人，最后只好同意我们三人的看法。就正当我们还不能斩钉截铁地作出决定的时候，纪念碑下的广场指挥部的喇叭里突然出来柴玲激动无法克制的柔弱的声音，告诉大家最后关头已到，愿走的人可离开广场，不愿走的人就留下来与广场共存亡。我们四个立即意识到这段话的危险性，这段话只能动摇大家原本害怕却团结的心，万一有许多人离开，广场势必混乱，而混乱势必引发士兵的杀机，且结果不论愿留的人必死无疑，愿走的人也未必能或者离开。我们四人决定劝说全体广场人员安全撤离的决定，就在这一秒钟内决定了。

决定安全撤离广场，却不见得就能办到，广场西侧，人民大会堂方向的枪声越来越近了，间中还有几发催泪弹落到离碑不足五十米处，而纪念碑四周的人约莫还有两万以内，这两万人如何能听我们的劝告，能听进去的人又如何能影响那些早已写好了遗书的人，只有大家一起行动才能保证最大多数的安全，而我们更不能一 拿着话筒便喊“走”，这么一喊，非但不能说服人，更有侮辱人的意思，而被侮辱的人因逆反心理更容易引发极端行为，于是程序就成了至关重要的技术问题。

多年来第一次眼中有泪

首先，必需要把纪念碑上的一切看起来是武器的东西全部放下，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我们四人由纠察队员的护送下由碑上来到碑东北角的广场指挥部时，指 挥部的喇叭坏了，我们四人在另一个帐篷内，集合了高联及广场指挥部的几位学生领袖，说明了来意，柴玲不置可否，我们当然不能强逼她同意撤，只准备以我们四个人的名义号召、说服大家。学生领袖们提到：对不起已经牺牲的市民同学以及秋后算帐两问题，都让我们说服了，柴玲又提出赵紫阳、阎明复希望同学们坚持到天亮，他们便能控制部队的传言，我们四人当时就反击了回去，这么多年轻的生命无论如何也不可以为这个不管是真是假的传言而牺牲。好在碑上还有另一座功率最低的扩音设备，好在这会儿同学们都集中到碑的四周，一位声音非常稳健也相当沉得住气的男同学（也许是李录或封从德），是他在这最后关头一直还能自我控制，尽量以自己的平稳的声音安定大家，也是他带着我们再度冲上纪念碑，接过其他同学正在播音的话筒，把我们四个介绍出来，于是我们开始了第一步：以和平非暴力的理想劝说大家放下一切可能被当作是武器的东西。

争取同学们的合作比较容易，几个支持我们观点的学生领袖和纠察队员，偷偷地告诉我们，在碑上有一挺轻机枪、两支半自动步枪、一把手枪，及一箱自制的啤酒瓶燃烧弹。

把住机枪的是几个工人，在碑的西南角最高一层上架着，用棉被盖着，几个工人手持钢管不停地敲打枪身，不准任何人接近，否则便用钢管自卫，见我们一群人冲了上去，立时戒备起来，我抱住了其中一个年纪约莫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告诉他我是侯德健，他喊了一声侯哥便痛哭起来，他哭着说，他们是最早也是最坚决 支持同学的，为了挡军车，为了保护同学，他们的同伴被军人打死了，自己也被打得遍体鳞伤，我抱着他也哭了，这是我多年来第一次哭泣，却只有声而没有泪。我把他拉回碑正北的绝食棚内，又跟了两个人进来，高新和晓波还在原地想办法说服工人弟兄，周舵与我在棚内连说带哄地，最后好不容易把我们整个安全撤离广场地计划都托出来，并报以万一解放军发现这支枪，则我们大家都得死，而且还死个武力暴乱不清不白的下场，小哥儿们，这才领我们去抱了机枪，又到一顶红色帐篷内去取一支没有子弹的步枪，荷枪的是东北处一位中等个头的壮实工人，交了枪以后，我们大家都抱在一起痛哭，我这时才希奇地感到自己的眼睛里有些泪水。

拿到了枪，晓波立刻走到记者面前，一面把枪捣毁，一面让记者拍照，一面重申我们的运动是和平的，是非暴力的，这会儿同学们也纷纷从碑下扔上来一些木棍等工具。

正当我们收了武器，四个人聚在帐篷里商量下一步序的时候，红十字会的两位医师，带来了好主意，他们建议由我们出面在他们的陪同下坐救护车出去找部队谈判，希望能争取大家撤退的承诺与时间，建议立即被接受了，我马上表示自己是最佳人选，因脸熟、最易被接受且最安全，后我选了周舵，一脸文质彬彬，讲起话 来慢条斯理却极有说服力的周舵，而晓波和高新则留在碑上一面继续收武器，一面安定大家的情绪。

戒严部队同意撤离请求

为了让军队认为我们是可以谈判的代表，我们决定请柴玲一起去，而柴玲以总指挥不能离开现场而作罢，一时间又找不到其他合适的同学一起去，时间已是三点半了，于是我们两人加两位医生，奔下纪念碑西侧，现挡了一辆急救车，往广场北面开去，有几个放心不下誓死保卫我们的纠察队员也上了车。才到广场的东北 角，我们就看见了，整条长安街都已摆好了冲锋的数以万计的部队，急救车立刻停住了，我们急忙下车往部队跑去，当时我们停车的周围已无人影，不知道部队已在 这儿待了多久了，一见我们跑来，立刻引起一阵叽叽咔咔的子弹上膛声，中间夹着叫骂喊住的声音，我们即停住了脚步，医师急忙表明身分，并介绍我是侯德健，希望能与指挥官说话，激动的士兵稍缓和，也听得见议论我名字的声音，听不清楚，但感觉并非敌意。指挥官离我们不很远，听清楚我们的来以后与四五个军人一起走 上来，他看起来很正常，就像平时常见的那种四十多岁，曾经很结实而今略显发福的三颗星的高级军官，他与我们握手的时候，显得很平静，一点也不急躁，他的手 很厚，很软也很热，我觉得他认真地听了我们的请求，刚开始他有点严肃（不能算凶）地要求我们先停止绝食，我和周舵回答我们已经停止了，之后他的态度一直很温和，他表示需要请示总部。就在他走回部队中没五分钟，广场上的灯突然熄了，我没看表，不知是部队清场信号，抑或是日常惯例的五点熄灯，因为当时我们惊恐极了，几乎所有的士兵又急躁起来，搬动枪机，又开始叫吼，还有些迫不及待不停地用鞋子猛踩地下的碎瓶子，有的拣了瓶子用力地扔向已无人的广场边缘。我们四 个人站在空旷的广场东北角上，极为突出，前后左右都不敢动，还是医生比较镇定，让大家站着别动，一方面把双手举起来高声喊叫请他们快一点。三分钟不到，指 挥官又来了，告诉我们总部已同意我们的请求，最安全的撤退方向是东南，在我们询问下，他告诉我们他是部队的政委，姓纪，番号我记不得了，因为我们需要这些材料去说服同学，在谈判中，我记得纪政委还曾经说过，如果我们成功地说服大家撤离广场，我们将立下一个大功，我个人认为他这句话是真诚的，没有什么其他含义。

请大家为国保重活下去

有了保证，我们飞也似地跑回纪念碑上，拿起话筒便喊，大意是：在没经大家同意之前，我擅自作主，找到部队与之谈判，因我个人认为，血已经是流得够多的了，不能再死人了，我相信到这时候还留在广场上得人没有一个是怕死的，我更认为现在场上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如果我们就这么死在这儿，我们将对这个 国家、这个民族犯下不可宽恕的莫大罪恶，民主事业绝非短期间可以完成的，这次学生运动、全民民主运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了，我们已经胜利了，我请大家为国保重，为民族、为民主事业活下去。

就在我说话的时候，纪念碑西侧的枪声和炮声（瓦斯）也越来越近，每当我说一句，碑下就有人骂我一句，我听不清楚，但相信是投降派等内容，我在喇叭中大喊，请大家怪我吧！请大家骂我们四个人吧！只要大家能安全离开广场，你们任怎么都行。

我接着：广场的东南口是撤退方向，撤退是我的建议，是否这么做请大家自己决定，而无论如何大家一起行动，我们四个人一定要亲眼看见大家撤走了之后才会离开广场，为了保证市民与工人的安全，大家务必一致行动，团结在一起行动，至于秋后算帐，则不管我们撤不撤都是要算的，而如果算起帐来的话，我们四个人也必定是最先要抓的，尤其是我这张大家都认识的脸想往那儿跑也跑不掉。周舵接过话筒又继续喊，他喊得比我更有条理些。而内容大致相同，晓波接着周舵表示同意我们的观点，更把我们的内容充实了许多，现场的气氛已有些改变，而枪声却越来越多、越近，我已看见有不少士兵乘车或步行从南面围拢来了，我担心这会影响 到同学们对部队承诺的信任，立刻拉了周舵与两位医生又往东北方向去请求部队克制再多给点时间。

军队坦克已进入广场了

这时北面的部队已经开动了，我们在广场中央位置与纪政委碰上了，纪政委比先前严肃多了，表示听到了我们的广播，但时间已到，他们的任务必须完成，并劝我们若带不走学生最好自己先走，我表示我们四人一定最后离开广场。若怕死的话，早拔腿跑了。不知是不是被我的话激怒了，纪政委身边的一位士兵胀红了脖子 瞪圆了眼珠，一副迫不及待，气急败坏的模样向我们狂吼，并用枪指着我们，我们眼见无法再说什么便急忙往回跑。

我们一面跑一面喊“快走”“往东南方向走”，已经有许多人开始撤了，当我跑上碑东面第二层时，见到一小队十几个士兵已冲上第三层正冲着碑上的喇叭开 枪、拼命的开枪、到处都是枪声，碑上的人很快走完了，有几个士兵正押在人群后面，我用手示意请他们把枪口朝天，其中有几个士兵照做，他们叫我的名字让我赶快走，态度很真诚，但也有些士兵很凶恶，我不敢说比例，因这会儿谁都很难把握自己，谁都很难冷静、正常。

我站在碑第一层台阶上，看着同学们排着队，打着旗，拥挤缓慢地向东南方向移动。忽然中间一段队伍不走了，我急忙大声喊“快走”，而这是我才听清楚他们正一起向我喊“一齐走”，我挥了挥手，转身在两位自始至终保护我的纠察队员的陪同下与周舵下了东面，转往北面。

同学们哭着喊我们不怪你

北面的人群竟仍文风不动地坐在地上，毫无撤走的打算，这下把我急坏了，我往正北，周舵向东北侧冲过去，见人就拉起来往外推，一面推一面喊：“你们只管怪我，骂我好了”，这时已没人骂我了，坐在地下的同学伸出手握着我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的声音更急了，直往里喊，“你们死在这儿有什么用”，“我也死在这又怎么样”，这会儿我再也忍不住了，一面哇哇地大哭，一面去拉那些还坐着的同学，当最后一批同学还没站起来时，一整队像人墙似的士兵持枪由西向我们逼来，与我们相距不到五米，同学们都站起来了，因为部队来得太急的原因，我们这最后一群竟像细口肥肚的瓶里往外倒水似的，竟拥挤得几乎无法移动脚步，我被两个纠察队左右架着，才能站住，这时我已几乎虚脱得快休克了，两天未进食，先前又拼了命地奔跑喊叫，这会儿，我真支持不住了，挤在人群中，我只感呼吸困 难。

忽然我们的队伍由西北面挤过来，有不少同学高喊不许打，不许打人，我夹在队伍中隔着人头看见几个便衣像防暴警察正挥动着手里的粗大木棍往队伍西北侧的同学们身上打下来，有同学当场头破血流，整条人龙往东北侧挤来，正巧赶上地上的铁栏杆，忽地一排人被绊倒，后面的人没能立即停止，便又横了上去，压了有 两三层，在左侧扶着我的纠察队员便是第二层，我们想拉他，他却拉着我从他身上踩了过去，这才没有倒在人堆里去，情况真是乱极了。

才待我挤出人堆，就听见晓波喊我，原来他因见不到我们三个，才逆行回来找我们，而其他两人已不见，因我与一纠察队都支持不住，晓波便扶着我们往历史博物馆西门边上的红十字医务站，这是我才知道自己只是虚脱，而救我的纠察队员地小腿骨已经折断，我不时回头往广场看了几眼，只见坦克在场上，有十来个学生在一架坦克旁扶着三个满身是血的人，陆续有不少伤员来到救护站，晓波扶我躺在一张行军床上，身边有些人在哭泣，天气转凉，有一个女生将她的红色大衣盖在我 身上，十多分钟以后，晓波告诉我队伍已经离开广场到了前门外街。而急救站也被士兵包围了，还没等我考虑下面该往那儿去，几个医生走过来，示意我躺下又把大 衣盖住了我的头，医生们让我放心，别动，我就这么躺在行军床上足足有一个半小时，到医院，已快八点了。

（原载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四日《香港经济日报》）


八九回忆

八九文件：新华社《侯德健谈“六·四”凌晨广场见闻》

侯德健谈“六·四”凌晨广场见闻

撤离过程中无一人被打死也没见坦克压人

新华社北京8月17日电　（记者长征、李志高）反革命暴乱发生后躲进某一个国家驻华机构的作曲家侯德健已于昨日返回他在北京双榆树的寓所。他是6月4日凌晨最后一批撤离天安门广场的人之一。

今天下午，侯德健在家中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身穿深灰色的T恤衫，戴黑色丝边眼镜。

记者问：“当时一些海外报纸说你被打伤了，是真的吗？”侯德健说：“我很好，没有受伤。”随后，他向记者谈起了他6月4日撤离广场的经过和他看到的情形。

侯德健说，6月3日那天夜里，广场上情况很混乱，学生们对是否撤离广场意见不一。零时以后，学生们聚集到纪念碑周围。侯德健和另外三名参加“72小时”绝食的人也在内。

侯德健说，当时包括他们几个30多岁的人在内，很多人都不冷静。这时，红十字会的两名医生建议他们去和戒严部队交涉。6月4日凌晨三时许，侯德健和另外一名参加绝食的人在两名红十字会医生的陪同下，搭乘一辆救护车去戒严部队。

侯德健说，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前的长安街上被戒严部队拦住。戒严部队一位政委前来和他们会面，告诉他们广场的东南角留有让学生撤离的通道。

随后，侯德健返回到纪念碑劝说学生撤离，当时学生们正用喊声的大小来决定撤还是不撤。侯德健说，当时他也听不清楚哪种声音更大，但他管不了那么多，见到学生就拉起他们，劝说他们撤离。这时，已有许多学生开始向广场的东南方向撤离了。

他说，当时学生和部队战士的情绪都很紧张，双方都不知道对方要干什么。有些战士平端着枪，但当侯德健打手势要求他们把枪口朝上时，大部分战士这样做了。

侯德健说，在整个撤离过程中，他没有看到一个学生、市民或解放军战士被打死，也没有见到坦克或装甲车压向人群。他见到有三四辆坦克停在广场外边。他说，他在广场上听到了枪声，并且看到在广场西南角施放了催泪弹。但是他说，枪是朝天开的，有的是朝纪念碑上的喇叭放的。

侯德健说，他是躺在担架上和一些人一起最后撤离广场的。他说：“当时我被蒙在大衣里，听到枪声后很害怕，但医生告诉我不要怕，枪是朝天放的。”

当记者问到当时那几个“学生领袖”的情况时，侯德健说，吾尔开希在广播时说他身体不舒服，可能是因为心脏病发作，大约一两点钟他被广场上的医护人员抬到纪念 碑座上，当侯德健和部队交涉后回来就不见吾尔开希了。柴玲等人当时也在广场上，但当侯德健去找柴玲要她一起与戒严部队谈判时，柴玲说：“我是广场总指挥， 应留在广场。”后来听说，柴玲随第一批撤离广场的人走了。侯德健说，他不认识王丹，只听说王丹6月3日晚上曾来过绝食棚一次，但他没有见到。

侯德健说，他曾以日记的形式详细记述了那一段时间他的所见所闻，这份材料的原稿现仍留在那家外国驻华机构里，并准备最近在海外发表。同时，他也同意在国内发 表。侯德健说：“我的这份材料写出来后，当时很多朋友都很吃惊，说这份材料与他们听到的情况差别很大，但我写的确实是我看到的实际情况。”

侯德健于6月4日躲进某一个国家的驻华机构后，中国外交部曾多次提出交涉，强调指出：外国驻华机构收留中国公民是不合法的，应及早让他出来。

侯德健今天对记者说，他在这期间和有关部门取得了联系，逐渐了解了外界情况，决定离开这家外国驻华机构。昨天下午他返回了自己的寓所。

（原载《人民日报》1989年8月18日）

八九文件

八九一日：1989年7月30日，中国留美学生成立全美学自联

1989年7月30日，来自美国各地的中国留学生代表350多人在芝加哥进行三天会议后正式宣布成立“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简称“全美学自联”或“学自联”。

八九民运的代表人物吾尔开希和严家其作为嘉宾参加了会议。这是他们逃出中国大陆后第一次在美国公开露面。

八九民运爆发后，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普遍关心、支持国内学生的运动，曾多次在美国几个大城市举行声援大游行。许多学校发起捐款活动并派专人将款项送回国内。六四屠杀后，全美各地更举行大规模抗议游行和各种悼念活动。绝大多数学校的留学生联谊会宣布与中国大使馆断绝关系。

全美学自联的成立标志着留学生群体从由各校积极分子私下联络协调组织活动到正式成立自治组织的飞跃，与八九民运中各校告别学生会、成立自治组织筹委会和高自联的过程如出一辙。

学自联的组织结构模仿美国政府，由总部、理事会、监委会构成三权分立的模式。斯坦福大学的刘永川在竞选中获胜，当选第一届主席。

在此后的几年里，全美学自联成为美国在中国问题上最为活跃的群众组织，并开创了中国人在美国政府进行大规模草根游说活动的先河，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决定。最为突出的是，学自联的游说直接促成了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即所谓“六四绿卡”——的实施，为当时在美国五万四千多大陆人争取到绿卡。

与此相比，学自联在支持对中国经济制裁和取消“最惠国”待遇方面的游说因为布什总统的坚强抵制没有取得同样的效果。

九十年代后期，学自联逐渐失去其原有的规模和代表性而淡出大众的视野。现在，这个组织仍然每年在首都华盛顿特区组织六四纪念活动。


八九一日

八九文件：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宪章 (草案)

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宪章 (草案)

* 根据组委会通过原则修改，将在全体会议上进一步讨论修改。

第一章      总    纲
第一条 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简称全美学联)是留美中国学生学者团体的协调性组织。
第二条 全美学联代表和维护中国留美学生、学者的正当权益，促进中国民主、自由、人权和法制的进步。
第三条 全美学联为非赢利性组织。

第二章      会    员
第四条 在美国已正式注册的中国学生、学者的组织，承认本宪章，以美国各大学、学院和其他地位相等的学术机构为单位，参加全美学联，每单位具一选
票。
第五条 会员代表单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三章      组    织
第一节  代表大会
第六条 全美学联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每代表单位派两名代表参加。当有半数以上的会员代表提议，应召开特别学联大会，或全体会员表决，结果与学联大会决议具相同效力。
第七条 代表大会的职能是选举产生全美学联主席、副主席，理事会；决定成立和解散各工作委员会；批准各工作委员会主席人选，审理和表决各项议案。
第二节   理事会
第八条 理事会是全美学联的常设权力机构。
第九条  理事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审理和通过提案；监督全美学联主席的日常工作，解释全美学联章程；裁决同全美学联宪章有关的纠纷；决定会员应缴纳的年度会费。
第十条 理事会由十五名理事学校组成。候选学校提名分东北、中大西洋、南部、中西部、西北部、西南部和太平洋七大选区进行。每选区三名理事候选人
由该区代表投票决定，并经大会投票选举产生理事。
第十一条  理事会必须在每次会议结束后一周内向全体会员提交书面报告，任何由  三分之一以上理事提出的议案均须公布。
第十二条  理事会有权审查和罢免工作委员会主席，此类处理决议必须由三分之二  以上的理事通过方可生效。
第十三条  理事会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理事出席方有效。理事会以不少于到会理事的二分之一的赞成票通过决议。在票数均等时，由学联副主席投决定票。
第十四条  理事会每季举行一次会议，讨论全美学联的工作。各次会议定与一、四  、七、十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举行。经三分之一理事同意，可召开特别理
  事会议。
第十五条  每届理事会选举召集人一名。理事会召集人负责召集理事会议。
第三节   主席
第十六条  主席的权力由代表大会赋予。这些权力包括：
  1，对外代表全美学联；
  2，执行代表大会或理事会做出的决议；
  3，负责全美学联的日常工作；
  4，向大会代表提出全美学联的年度财务预算；
  5，作为主持人召集各工作委员会主席联席会议；
  6，组织并协调各工作委员会职权之外的临时性全美活动；
  7，签署全美学联的各种正式文件，该类文件经主席签署后生效;
第十七条  主席与副主席经过下述选举程序产生：
  1，全美学联设主席，副主席各一人。
  2，主席，副主席由全体大会投票，按得票数顺序产生。当选者得票数须超过到会代表的二分之一。
第十八条  主席每届任期一年，最多连任一次。任期以超过六个月为一任。
第十九条  副主席协助主席工作。
第二十条  主席每月须以书面方式向理事会汇报工作，并在理事会要求下，出席理事会召开的质询会，主席每半年应向全体会员发表书面讲话。
第二十一条  主席可根据工作需要设立执行小组，并事先将其工作性质、组织结构   、人员安排、和经费预算提交理事会审批。主席对所有工作小组的工作承担责任。
第四节  工作委员会
第二十二条  工作委员会是根据代表大会或理事会设立的办事机构。
第二十三条  工作委员会有权以全美学联的名义从事与其执行的决议有关的工作。
第二十四条  工作委员会须在理事会规定的期限内，制定并向全美学联主席和理事 会递交工作委员会章程，其章程不得与本宪章相抵触。
第二十五条  工作委员会自定其组织机构和人选，并报全美学联主席备案。
第二十六条  各工作委员会主席每半年须向全体会员发表书面工作报告。
第二十七条  工作委员会须接手全美学联主席的检查，征求主席的咨询；工作委员 会主席须出席由全美学联主席召集主持的工作委员会主席联席会议。
第二十八条  工作委员会每月须向理事会递交书面工作报告，并将此报告抄送全美学联主席。

第三章      弹    劾
第二十九条  在有三分之二以上代表单位的全权代表要求弹劾学联主席、副主席或工作委员会主席时，弹劾决议自动生效。在有二分之一会员提议，得弹劾理事。
第三十条  当主席与副主席同时受到弹劾时，由理事会任命代理主席。
第三十一条  当工作委员会主席受到弹劾时，该工作委员会须在一周内提出新的主席人选，由理事会按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并任命。

第四章  本宪章的补充，修改及通过
第三十二条  任何对本宪章加以补充或修正的决议须经三分之二以上代表单位通过 ，方可生效。
第三十三条  本宪章由三分之二以上参加大会的代表单位通过，即行生效。


八九文件

八九文件：中国留美学生学者联合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宣言

中国留美学生学者联合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宣言

我们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生和学者。我们分布在美国各地。我们热爱我们所从事的专业。我们有志于成为未来的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和各类社会、人文学科的专家。我们崇尚科学和理性的精神，尊重和保护人类的基本权利。我们致力于社会文明的进步，追求和、自由与民主的社会和政治制度。

但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在中国首都北京发生的流血事件，使我们痛切地感到：在中国──我们的祖国，科学和理性遭到了亵渎，文明遭到了践踏，和平、自由和民主的萌芽遭到了摧残，人民的基本权利遭到了强权和暴力的蹂躏。

在此历史关头，我们四万中国留美学生和学者受到良知和正义的召唤，走到一起来，庄严宣告中国留美学生学者联合会的成立。我们强烈遣责中国现政权对和平民众的血腥镇压。我们对死难同胞表示沉痛的悼念；对死者和受害者的亲属表示深切的同情。人民的血不会白流，镇压人民的元凶必将受到历史和人民的最后审判。这一天定会来到！

一九八九年七月三十日于芝加哥



八九文件

八九文件：邓小平授予十位同志两位烈士”共和国卫士“称号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

授予十位同志两位烈士“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新华社北京七月二十七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今天签署命令，授予赵勇明等五位同志以“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赵勇明：首都戒严部队某部司令部侦察处参谋，江苏省南通市人，汉族，一九五七年五月出生，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入伍，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入党，少校军衔。他曾参加过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并荣立战功。在首都执行戒严任务和平息反革命暴乱中，多次冒着危险侦察情况，配合公安部门擒拿暴徒。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他奉命率领侦察分队捣毁设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的非法组织“高自联”指挥部，果断指挥、英勇顽强，始终冲在队伍前面，仅用半小时，就彻底捣毁了“高自联”指挥部，缴获大量通讯、宣传器材和反动宣传品，为顺利清理天安门广场创造了条件。

李勃：首都戒严部队某部技术部修理科助理员，河北省张家口市人，汉族，一九六一年五月出生，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入伍，一九八一年四月入党，上尉军衔。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他带领车队的首车三二二号装甲车，向天安门广场开进。途中，在装甲车上的天线被暴徒砸坏，与后续车辆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当机立断，指挥车辆按预定方案开进。为按时到达指挥位置，他不顾个人安危，始终站在车外，冒着暴徒们用石块、砖头、燃烧瓶等物的袭击，指挥车辆，排除路障，驱散人群，头部十余处受伤，脸部也被硫酸烧伤，仍以顽强的意志，继续带领车上的八名同志，克服重重困难，勇猛前进。他带领的车是第一台到达天安门广场的装甲车，到达后又主动清除广场四周通道上的路障四十多处，推开拦在路中央的大小车辆二十多台，为大部队的装甲车辆顺利开进创造了条件。

王强：首都戒严部队某炮兵团政治处保卫干事，安徽省肥东县人，汉族，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出生，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入伍，一九八五年六月入党，中尉军衔。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部队奉命向天安门广场开进，途中他为抢救战友和武器装备，只身在街头战斗两天三夜，组织收拢了因车毁人伤而掉队的本团三十八名干部战士。在地方保卫干部的协助下，把兄弟部队的六十二名伤员救护出来，并转送到医院。帮助八十七名失散的官兵脱险归队，从暴徒手中夺回两支冲锋枪，同地方有关部门的同志一起，收缴了八支冲锋枪、两支手枪和十箱子弹。

廖开喜：首都戒严部队某团特务连政治指导员，山东省滕县人，汉族，1960年10月出生，1978年3月入伍，1979年8月入党，上尉军衔。在首都执行戒严任务和平息反革命暴乱中，他开展及时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保证全连官兵立场坚定，士气高昂。在生死关头，他以身作则，英勇顽强。1989年6月3日，部队奉命向天安门广场开进，途中屡遭暴徒袭击，他在身上多处被砸伤，腹部、腿部遭暴徒火枪射击中弹11处的情况下，忍着伤痛，挺身保护团指挥所的安全，保障后续车队和军指挥所顺利开进。当部队到达预定地点后，他因失血过多，昏倒在车上。

张震：首都戒严部队某团炮兵营一连班长，河南省鹿邑县人，汉族，1964年2月出生，1982年12月入伍，1987年8月入党，上士军衔。他入伍7年来，安全行车5万公里，立三等功一次，受嘉奖6次，年年被评为红旗车驾驶员。1989年6月3日，他奉命驾车向天安门广场开进，途中多次遭到暴徒袭击，左耳部被暴徒用石头砸开小动脉血管，肩部和胸部被火枪、小口径步枪打中11处。在伤势严重、流血不止的情况下，他以惊人的毅力，忍着剧烈的疼痛，坚持开车五个半小时。保证车辆和车上37名同志安全到达指定位置后，因失血过多，昏倒在方向盘上。
中央军委的命令指出，赵勇明、李勃、王强、廖开喜、张震同志，在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忠于祖国，热爱人民，坚决执行命令，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为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做出了突出贡献。命令号召全军同志要以他们为榜样，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理直气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定不移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进一步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扎扎实实加强部队全面建设，圆满完成各项任务，为把我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努力奋斗！

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今天签署命令，授予安卫平同志和于荣禄、藏立杰烈士以“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安卫平：首都戒严部队某部司令部参谋，辽宁省辽阳市人，汉族，1959年11月出生，1976年12月入伍，1979年2月入党，上尉军衔。曾两次荣立三等功，今年“七一”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在参加平息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中，他不畏艰险，大智大勇，先后21次单独执行侦察、联络、接应任务，找到部队失散人员250余人，并排难闯关，将146人安全接回部队，为夺取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于荣禄（烈士）：首都戒严部队某部政治部宣传干事，辽宁省沈阳市人，汉族，1957年4月出生，1976年12月入伍，1980年11月入党，少校军衔。他在长期从事部队新闻工作中，满腔热忱，尽心尽职，呕心沥血，忘我拚搏，先后被报刊、电台采用稿件400余篇，荣立三等功两次。1989年6月3日晚，他随部队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在车辆受阻后，他坚持徒步赶往天安门广场采访清场实况，以新闻的真实性驳斥社会上的种种流言蜚语。途中遭暴徒袭击，不幸中弹，光荣牺牲。

藏立杰（烈士）：首都戒严部队某团7连战士，黑龙江省嫩江县人，汉族，1969年8月出生，1987年11月入伍，上等兵军衔。他入伍以来，立志走英雄成长的道路。他刻苦学习，勤奋工作，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争当一名合格的军人；他热爱人民，疾恶如仇，先后6次见义勇为，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他在参加首都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不顾危险，多次出色地完成任务。1989年6月7日上午，他与本排10名战士担负摄像组录制反革命暴乱罪证的警戒任务。当汽车行至建国门立交桥时，突遭左右建筑群内几处开枪袭击。他为掩护战友的安全，不幸中弹牺牲。他牺牲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中央军委的命令说，安卫平同志和于荣禄、藏立杰烈士在执行戒严任务和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为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做出了贡献。命令号召全军同志要以他们为榜样，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理直气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定不移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进一步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扎扎实实加强部队全面建设，圆满完成各项任务，为把我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努力奋斗！

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今天签署命令，授予沈运田、余爱军同志以“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沈运田：首都戒严部队某炮兵团一营教导员，湖北省孝感市人，汉族，1957年8月出生，1976年2月入伍，1977年3月入党，少校军衔。入伍后曾3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4次被评为“优秀指导员”。1989年6月3日下午，他所在营奉命向执勤地点开进。途中，多次遭到暴徒的袭击和拦截。他不顾个人安危，带领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冲锋在前。一边组织部队强行突破，一边高呼口号，鼓舞士气，宣传群众，威慑暴徒。他在身上9处受伤，3次晕倒的情况下，仍恪尽职守，带领部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住院期间，他忍着伤痛，组织党员成立临时党支部，深入细致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了同志们的爱戴和赞誉。

余爱军：首都戒严部队某团炮连班长，湖北省襄阳县人，汉族，1966年7月出生，1984年12月入伍，1989年5月入党，上士军衔。他入伍后，牢记战士的责任，刻苦学习，锐意进取，潜心钻研军事技术，连续3年被团以上机关树立为“训练标兵”、“神炮手”。16次受到嘉奖。1989年6月3日晚，他随部队向天安门广场徒步开进，担负断后收容任务。途中，他身上多处被暴徒打伤，仍冒着危险掩护部队前进。当行至菜市口过街天桥时，他为救护战友，右眼被暴徒打成穿通伤，晶体脱出。在这种情况下，他以惊人的毅力，一边用手捂着眼睛，一边让负伤的战友抓住自己的子弹袋，顽强地拖着伤员向天安门广场前进。6月4日凌晨，他带领全班和9名伤员冲破层层障碍，到达了指定位置，胜利地完成了开进任务。

中央军委的命令说，沈运田、余爱军同志是戒严部队在平息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突出典型，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人民的忠诚战士。全军同志要以他们为榜样，认真学习贯彻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理直气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定不移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进一步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扎扎实实加强部队全面建设，圆满完成各项任务，为把我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努力奋斗。

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今天签署命令，授予周家柱、游德高同志以“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周家柱：首都戒严部队某部二营营长，湖北省洪湖市人，汉族，1954年7月出生，1974年12月入伍，1977年3月入党，少校军衔。入伍后，曾两次荣立三等功，10多次受嘉奖。今年“七一”被总政表彰为“优秀党务工作者”。1989年6月3日，在首都参加平息反革命暴乱中，他主动请求担任所在部队第三梯队先锋营的任务，带领全营官兵发扬勇猛快速的作风，徒步行进9个小时，先后冲破暴徒设置的8道路障、两道火墙和不明真相群众的重重围堵，由于组织严密，指挥得当，全营人员虽然人人受伤，但没有一人掉队，没丢一件武器。于6月4日凌晨到达天安门广场，完成了为后续部队开路和参加天安门广场清场的任务。此后，他还带领全营协助地方派出所抓获暴徒，缴获武器弹药一批。

游德高：首都戒严部队某部4连排长，四川省内江市人，汉族，1964年6月出生，1982年10月入伍，1986年2月入党，少尉军衔。他时刻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在母亲患癌症、爱人生病住院的情况下，毅然请求赴京执行戒严任务。1989年6月3日，他在随部队向天安门广场开进途中，多次遭到暴徒袭击。乘车行进时，他让战士往里靠，自己站在车尾，用身体抵挡暴徒们投来的砖块、瓶子，保护战士的安全。徒步行进时，他看到走在队尾的同志风险大，挨砸受伤的多，主动向连长请求担负了断后任务。一名战士扛着10公斤重的饼干桶跑累了，他就把饼干桶抢过来扛在自己肩上。他在3次负伤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从暴徒手中救回两名负伤掉队的新战士。为了保护战友，他的头部和脸部各被暴徒砸开一条三四厘米长的血口子，两颗门牙被砸掉。他发现一名战士要冲回来救自己时，便大声命令战士：“不要管我，快赶部队！”他却被暴徒打昏在地，丧心病狂的暴徒又扒下他的衣服，继续用棍棒、石头打砸，造成重伤，在医院昏迷了7天7夜。在他的精神鼓舞下，全排同志团结奋战，没有丢失一件武器装备和物资，按时到达集结地点。

中央军委的命令说，周家柱、游德高同志在平息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祖国、对社会主义的无限忠诚，展现了新一代革命军人的崭新风貌，堪称全军同志的楷模。命令号召全军同志都要以他们为榜样，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理直气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定不移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进一步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扎扎实实加强部队全面建设，圆满完成好各项任务，为把我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努力奋斗！


八九文件

八九文件：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李国瑞、刘艳坡烈士“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命令

授予李国瑞刘艳坡烈士“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

一、授予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总队二支队一大队部通信班战士李国瑞烈士“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二、授予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总队一支队一中队战士刘艳坡烈士“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李国瑞、刘艳坡同志在执行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任务中，于1989年6月4日壮烈牺牲。李国瑞、刘艳坡同志是在党和人民的培养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优秀青年，是祖国的好儿子，是人民的忠诚战士，是全军和武警部队广大指战员学习的楷模。国务院、中央军委号召全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认真学习他们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为人民利益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献身精神；学习他们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学习他们严守纪律、令行禁止的优良作风。全军和武警部队，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高昂的革命斗志，严明的组织纪律，进一步加强部队全面建设，为把我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努力奋斗！

国务院总理　李　鹏
中央军委主席　邓小平
1989年7月18日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国务院、中央军委7月18日发布命令，授予李国瑞烈士以“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李国瑞烈士事迹简介如下：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总队二支队一大队部通信班战士李国瑞同志，是内蒙古翁牛特旗人，汉族，1969年3月生，1987年11月入伍，上等兵警衔。1989年6月4日，在执行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任务中，惨遭暴徒杀害，壮烈牺牲。牺牲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89年6月3日晚，李国瑞所在部队奉命去西单路口设卡，为解放军戒严部队实施天安门广场清场任务开辟通路。行进中屡遭暴徒围堵袭击。李国瑞正气凛然，耐心向群众宣传，怒斥反革命暴徒，奋勇解救被暴徒围打的战友。6月4日凌晨，部队被暴徒和群众冲散后，李国瑞绕行向集结地区行进，途经阜成门立交桥时，被暴徒用棍棒、铁锹等凶器疯狂殴打残害，并悬吊于立交桥栏杆上，壮烈牺牲。李国瑞同志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了党和国家，展示了武警战士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赤胆忠心。

李国瑞同志是在党和人民的培养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优秀青年。在家上学时，他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乡里当兽医，他是草原牧民爱戴的好兽医。入伍后，他一直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训练刻苦，好学上进，工作积极，乐于助人，深受战友们的敬重，今年“五四”前夕，被支队评为优秀共青团员。他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当极少数人在政治动乱中公然提出“打倒共产党”的反动口号时，他毅然向党组织第三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表现了一个青年战士坚定的政治信念。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国务院、中央军委7月18日发布命令，授予刘艳坡烈士以“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刘艳坡烈士事迹简介如下：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总队一支队一中队战士刘艳坡同志，是河北省藁城县人，汉族，1971年3月生，1989年3月入伍，列兵警衔。1989年6月4日在执行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任务中，惨遭暴徒杀害，壮烈牺牲。牺牲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89年6月3日晚，刘艳坡所在部队奉命到西单路口设卡，为解放军戒严部队实施天安门广场清场任务开辟通路。部队到达西单路口，遭到许多暴徒和不明真相的群众的围堵袭击，砖头、石块、汽水瓶雨点般打在干部战士身上。为不误伤群众，刘艳坡和战友们表现了高度的忍耐和克制，一面坚持向群众宣传，一面与暴徒展开了顽强的斗争。在佟麟阁路口，刘艳坡为掩护战友被飞来的石块、砖头砸伤多处，昏倒在地。在被抢送医院途中，又遭到暴徒拦截，残酷殴打，壮烈牺牲。刘艳坡同志用宝贵的生命实践了自己“为保卫祖国，保卫四化奋斗终身”的誓言。

刘艳坡同志是今年入伍的新战士，在部队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努力学习，积极向上，刻苦锻炼，迅速完成了由一个青年向革命军人的转变。在执行戈尔巴乔夫访华安全警卫任务和对中央电视台的戒严任务中，因工作出色而受到部队嘉奖。


八九文件

八九人物：万里

1916年出生的万里是抗战时期就已经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在解放初期已经成为中央级领导人物。文化大革命期间，万里的政治生命伴随邓小平起伏，曾经两次被打倒和复出，直到1977年出任安徽省省委第一书记。

正是在安徽时万里因为支持农村包产到户的改革而赢得了全国性的声誉。当时官方媒体曾以“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所谓民间传言树立万里和赵紫阳为八十年代改革时代的两大先锋，也因此在民间造成万里和赵紫阳比较接近的印象。

1986年，方励之教授在南方各大院校巡回演讲鼓吹民主观念的活动引起了当时身为副总理的万里的注意和警惕。他几乎跟随方励之的足迹沿途收集其言论，更在合肥的一次干部会议上邀请方励之上台与之辩论。万里认为中国的民主是党给予的，而方励之针锋相对，指出民主不能是赐予的。

1989年学运爆发时，万里已经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在运动初期，他没有什么个人言论表态。5月10日，他主持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在6月20日召开人大常委会会议，把与学运有关的游戏示威问题列进了议程。两天之后，他离开中国前往北美进行预订21天的长期国事访问。就在他启程的第二天，学生开始绝食。

戒严之后，人大常委会委员胡绩伟等曾寄希望于人大以最高权力机构的名义仲裁最高领导层的分裂。他们征集委员签名要求万里提前回国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讨论戒严问题。首都联席会议在讨论是否撤离天安门广场时，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或者6月20日的常委会均成为关键性的时间因素。

5月23日，万里的确提前回国。北京的学生组织人员前往机场迎接但扑空。万里的专机降落在上海，他并没有立刻回北京。四天之后，万里终于打破沉默，在上海发表书面谈话拥护戒严。直到屠杀之后，万里才公开露面，于6月9日陪同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军官。

八九之后，万里继续担任委员长，直到1993年退休。他一直低调，退休后更是几乎从政界和公共场合完全消失。

万里于2015年7月1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八九人物

八九图片：1989年7月14日，中国留学生在巴黎参加法国大革命庆典

1989年7月14日，巴黎举办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盛大庆典。当地中国留学生受邀在晚上的庆祝游行中打前阵。这里还有录像记录。

1989年7月14日，中国留学生手扶自行车在巴黎参加法国大革命庆祝游行。

1989年7月14日，中国留学生簇拥着寂静的中式大鼓参加法国大革命庆祝游行。

八九图片

八九人物：肖斌

肖斌是大连的一个普通工人，六四屠杀发生时他恰巧在北京。6月5日，当美国广播公司（ABC）电视记者在北京街头向民众采访时，肖斌对着镜头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自己想象中的屠杀场面，包括“死了两万人”等不实之词。

中国政府从卫星通信渠道截获了ABC的采访图像，将其作为造谣的典型在中央电视台播放。该录像的部分内容可以在这里观看。

已经回到大连的肖斌很快被其同事检举，于6月11日被捕。虽然肖斌坦白认罪并且在电视上公开表示后悔和道歉，他还是在7月14日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刑10年。该刑期远超过八九民运中所有著名学生领袖后来被判的结果。

肖斌于1999年刑满出狱，此后不愿谈论其经历。


八九人物

八九文件：新华社《肖斌被判有期徒刑十年》

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肖斌被判有期徒刑十年

新华社大连7月14日电　（记者赵昌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13日依法判处反革命宣传煽动犯肖斌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肖斌今年42岁，原系大连星海铝窗厂工人。据法院介绍，他对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极为不满，大肆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活动。今年6月5日，肖斌窜至北京一路口处，向3名美国广播公司（ABC）记者及数十名在场群众无中生有地宣传煽动说，“我看见部队轧死人、打死人太多了”，“用坦克车、装甲车轧”，“把人轧成肉酱”，“还用枪打、用警棍打，打昏了再打一枪，没有死的补一枪”，还有的“拿刺刀挑一下”。他并伸出两个手指胡说什么“现在死了两万多”，“太凶残了， 没有见过”。他还煽动说，“现在好多人在想办法，只要他们（指戒严部队官兵）出来一个，是单挑，就杀死他”。肖犯的这些反动宣传活动被美国广播公司记者录像后，发往美国纽约，为国内外反动势力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供了“依据”，在国内外造成极坏的政治影响。

据法院介绍，肖斌还先后于今年6月8日至10日，分别在北京火车站站台、北京开往大连的229次列车上和大连第七塑料厂等处，多次向群众造谣煽动说：“天安门广场死了两万多人，血有这么厚（一厘米）”，“军队把人用枪扫倒了，用推土机推到一起，用燃烧弹全部给烧了”。他还造谣说：“他们甚至连孕妇也不放过， 有个妇女喊我是怀孕的妇女不要开枪，但军人开枪把她打倒了。”

肖斌回到大连后，还煽动群众起来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他胡说北京工人“有一千多人联名要求退党”，电台、电视台的“宣传都是假的”，并咒骂“大连人是熊包、脓包”，“都成了奴隶”。

肖斌在法庭上承认他所散布的谣言“不是事实”。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定，肖斌公开制造并散布种种耸人听闻的反革命谣言，大肆诬蔑和诋毁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正义行动，煽动、挑拨不明真相的群众抵制和抗拒国务院关于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法令，用心险恶，气焰嚣张，根据我国《刑法》第102条规定，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八九文件

八九一日：7月4日，严家其、吾尔开希在海外发表宣言

1989年7月4日，六四屠杀后最早从中国大陆逃出的严家其和吾尔开希在海外发表一篇《国殇日周月宣言》，他们以高自联和北京知识界联合会联席会议的名义号召在海外纪念六四屠杀、继续民运活动。

严家其和吾尔开希是香港民间人士自发组织的“黄雀行动”救出的八九民运骨干最早的一批。他们在此前已经到达香港，但行踪一直保密，直到安全转移到法国之后。


八九一日

八九文件：严家其、吾尔开希《国殇日周月宣言》

国殇日周月宣言

严家其、吾尔开希

一九八九年七月四日 

今天是“六四大屠杀”一周月，我们呼吁全球中国人为死难同胞默哀。

一、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邓(小平)、李(鹏)、杨(尚昆)反动集团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出动坦克、装甲车对手无寸铁，和平请愿的中国学生和北京市市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随后，他们又在中国大陆展开疯狂的大搜捕，大处决，企图将中国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的优秀分子一网打尽，实现他们所谓“不留后患”的罪恶阴谋，一劳永逸地扑灭中国民主运动的火种。

但是，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已如黄河决堤，不可遏制。尽管处在空前的白色恐怖之下，中国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仍在以各种方式继续进行。

目前中国大地的一片鸦雀无声，恰恰预示着一场新的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为了将天安门事件死难同胞用鲜血和生命共创的事业继续下去，为了迎接中国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新的高潮，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北高联)和北京知识界联合会(北知联)部分成员，于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三日，在北高联负责人吾尔开希和北知联负责人严家其的主持下举行了联席会议。会议对四月以来的中国学运和民运作了初步总结，对七九年以来中国政治局势作了深入的讨论，并对今后的工作作了具体的安排。

会议一致认为“六·四”大屠杀并不是八九中国民运的终结，而恰恰是促成了中国民主运动新的觉醒和新的开端。

二、

一九八九年的中国民主运动（简称“八九中国民运”），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国七十年前的“五·四”运动和十三年前的“四·五”运动，因为这场运动的性质，并不是单纯的民族危机下的求生存的斗争，更不是为执政党内部斗争需要所左右的运动，而是一场独立不倚、绝不妥协的人民争取自身政治权利的伟大斗争。其根本目标，就是要超越国界和民族界限的，属于全人类文明成果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在中国大地上成长起来，开花结果。因此，由北京大学生率先发动，中国各阶层广泛响应的这场运动，其实质，是在中国这片广大土地上为全人类的尊严和权利而斗争。也因此邓、李、杨集团的血腥镇压，不仅是对中国学生和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更是对全人类共同的基本生活准则的猖狂挑战。在这场斗争中，全世界一切尊重“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国家和人民，理所当然地毫无保留地站到了中国学生和中国人民的一边。

“八九中国民运”是一九七九年以来中国民主运动发展的高峰。政府在这次民运中倒行逆施，充分暴露了中国现存体制的专制、独裁的实质，向全世界提出了这样一个核心问题：所有共产党执政国家的“改革”，要不要把“政治民主化”作为根本任务？早在一九七九年，中国民主运动的先行者就已提出“第五个现代化”的响亮口号。这一呼声与苏联、东欧国家人民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遥相呼应，共同构成了这些国家抛弃斯大林主义，逐步走向政治民主化的国际大气候。邓小平一伙的反动之处，就在于他们一开始就站到了这一世界历史潮流的对立面。他们逮捕魏京生，封闭民主墙，发动所谓的“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一直到最近丧心病狂的“六·四”大屠杀，其目的正如他们自己所扬言的，就是要逆转“国际大气候”，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另树榜样。换言之，他们就是要顽固坚持斯大林主义专制、独裁的模式，变本加利地推行从“反右”到“文革”的“阶级斗争”路线，因此，中国学生和人民的这场斗争，不但关系到中国的改革事业能否持续下去，而且直接影响到所有共产党执政国家的改革能否健康发展的总体趋势。面对“六·四”大屠杀的事实，所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都有必要进行沉痛的反省和思考；所有热爱和平民主的国家和人民，都有权利对一切反革命，反民主、反人道的势力加以强烈的谴责和制裁。

“八九中国民运”同时也成为中华民族大团结的象征。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和亚洲、美洲、欧洲、澳洲以及世界各地的一切中国人，从未象今天那样心心相印、休戚与共。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全球华人爱国民主运动。它深刻地表明，古老的中华民族只有在“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旗帜下，才能唤发出她全部的生命活力。无论是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还是香港、澳门的回归祖国，甚或是海外游子的报国之心，都只有首先在中国大地上实现“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原则才有真正的意义。除此之外，中华民族别无生路！

“八九中国民运”的最可贵之处还在于它不仅将“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意义深深地种入了每个中国人的心中，而且自始自终采取了符合这一目标本身的手段和方式，这就是：理性、和平、非暴力。即使在“六·四”凌晨大军包围的情况下，同学们仍然毅然决然地在广场上砸毁了所有拾获的枪枝弹药，表达了绝不以暴抗暴的坚强决心，同学们在枪林弹雨中喊出了“和平的最高原则就是牺牲”这一惊天地泣鬼神的口号，正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哲学信念，和平一定战胜暴力，文明一定战胜野蛮，理性一定战胜疯狂，正义一定战胜邪恶！我们这些参加这一运动的幸存者足够自慰的是，那位赤手空拳，坦然面对数十辆坦克的中国青年的形象，已成为全人类和平抗暴的象征，在全世界人民心中为这次中国学运和民运树立了不朽的纪念碑。

“八九中国民运”之所以会从“四月学运”迅速发展成为如此声势浩大的“五月风暴”，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集中体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心声，这就是：惩治官倒，清除腐败，要求新闻自由，建立权力制衡机制，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偶然地、孤立地提出的，而是近十年来中国进行经济改革，却不配以相应政治改革的必然结果。只要新闻没有自由，官倒就不可能真正揭露，只要权力缺乏制衡，腐败就必然产生。而只要官倒横行，腐败成风，中国经济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活力。因此，当代中国的全部问题都已集中在一个焦点上，这就是：必须实行真正的政治改革。中国学生、市民、工人、知识分子提出的正是这一要求。这一要求事实上得到了中共、民盟、民革等党派以及各社会团体大多数成员的赞同。但是，邓、李、杨集团却把他们极少数人的意志强加到全体中国人民头上，用军事独裁、铁血镇压的野蛮手段把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拖上了绝路。

然而，大屠杀大镇压尽管可以造成一时的白色恐怖，却不可能解决任何政治、经济危机，相反，这只能进一步加剧这种危机。目前，邓李杨集团除了面临原有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外，更面临前所未有的全面信任危机。事实上，这一集团在国内外都已丧失了任何合法性基础。它强行阻塞了政治民主化的通路，只能使经济倒退，政治腐败现象更加恶性泛滥，从而引发全国人民的更大的不满。可以预料，要不了多久，一场更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的风暴必将在中国大地再次兴起，一个只能靠坦克和机枪维持的反动政权必将在这一风暴中被彻底摧毁。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国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新高潮，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北高联、北知联联合办公机构，团结海外一切民主力量，筹备成立“中国学运民运联合委员会”，同时建议，在适当的时候以海外支援北京学运民运的方式筹备成立“中国学运民运基金会”。

联席会议重申，在今后争取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上，我们将仍然一如既往地坚持“理性、和平、非暴力”的方针。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反对采取恐怖主义的手段。中国近、现代史的教训足以告诉我们，以暴抗暴“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是不可能把中国引向真正的自由和民主的，这也正是“六·四”殉难烈士始终不渝的坚定信念。

北京学生“四·二七”和平大游行标志着中国人民以和平方式对抗暴力，争取民主的开端。它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日子，五月二十七日，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关于时局的十点声明已提出将“四·二七”定为“中国自由民主节”，本次联席会议确认这一提议。

当此“六·四大屠杀”一个月之际，我们这些曾在天安门广场上生活过、战斗过，随后又被无理通缉，到处躲避搜捕的逃亡者，遥望祖国南天，不禁涕泪泗流，那些惨遭屠杀的烈士的英魂尚未得到安息，那些与我们并肩战斗过的战友，许多或者被捕、或者下落不明，而无数绝食数日、身体极为虚弱的同学，不但得不到任何慰藉，反而正在遭受巨大的精神和心理压力……在此，我们仅以他们的名义，也以那被血洗过的天安门广场的名义，向全球炎黄子孙，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请求：

一、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二日，在世界各地同时举行“六•四大屠杀死难同胞百日追悼大会”，以深切悼念死难的中国学生、教师、工人、医生、护士。

二、在全世界发起“为中国学生和北京市民争取一九九零年诺贝尔和平奖”运动，以纪念天安门广场几十万学生连续数十天秩序井然的静坐、绝食、和平请愿的空前壮举，表彰北京市民赤手空拳和平阻止军队入城的英雄精神。

三、将”六·四”定为“中国国殇日”。

然而，死难烈士的伟大理想和无畏精神已向全世界昭示：中国民主运动生生不息，中华民族的前途充满了光明！我们坚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审历史罪人，重树民主之神像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六·四”死难同胞永垂不朽！

伟大的“八九中国民运”万岁！

自由、民主、法治、人权万岁！

八九文件

八九文件：新华社《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予十烈士“共和国卫士”称号》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予十烈士“共和国卫士”称号

本文原载于1989年7月3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6月30日发布命令，授予刘国庚烈士以“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刘国庚是首都戒严部队某部通信团刁连排长，山东省莱阳市人，汉族，1964年1月出生，1983年10月入伍，少尉军衔。1989年6月组日，在参加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中，惨遭暴徒杀害，壮烈牺牲。牺牲后被追认为共产党员。

由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的命令说，1989年6月3日晚，刘国庚所在部队奉命向天安门广场开进，沿途屡遭暴徒袭击。他迎着飞石，与企图纵火烧车的暴徒进行斗争，他的左臂和左手被暴徒砸伤，忍着伤痛，带车冲出重围，于4日凌晨按时到达人民大会堂北侧。当他得知本单位还有3辆车遭破坏仍在途中被围堵、领导决定派人去拖车救人时，他自告奋勇，带上一名司机，抬起钢丝绳就走。他们突进到电报大楼附近，一群暴徒猛扑过来，砖头、瓶子、铁棍雨点般地打在他俩的头部、胸部，司机当场被打昏，被送往医院。刘国庚只身一人，面对疯狂的暴徒，毫无俱色，奋勇突围，但终因寡不敌众，被暴徒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牺牲后，又被暴徒焚烧，并将他的遗体吊在一辆大轿车上。此后，又被一名丧心病狂的暴徒剖腹。刘国庚同志面对穷凶极恶的暴徒，英勇顽强，宁死不屈，用鲜血和生命实践了自己要捍卫共和国、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捍卫人民利益的钢铁誓言。

命令说，刘国庚同志短暂的一生，是对党、对祖国、对人民无限忠诚的一生。他当报务员时，是一名爱军习武、业务熟练的好战士;在院校学习时，是一名尊师敬教、品学兼优的好学员;当排长后，是一名以身作则、关心士兵的好干部。他所领导的排曾荣立集体三等功。他担任团支部书记，团支部被评为先进团支部。他关心群众，乐于助人，生前为驻地716群众和战友做了大量的好事，深受大家爱戴。

命令指出，刘国庚同志是党的好儿子，是人民军队中的优秀干部，是广大官兵的典范。全军同志都要学习他忠于祖国，爱憎分明的坚定立场;学习他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学习他忠于职守，坚决完成任务的顽强作风;学习他奋不顾身，援救战友的高尚品质。命令号召全军部队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高昂的革命斗志，严明的组织纪律，为彻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进一步加强军队全面建设，把我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努力奋斗!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6月30日发布命令，授予王其富等六位烈士以“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由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的命令说，王其富等6名烈士是首都戒严部队某炮兵旅战士，在1989年6月4日参加平息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英勇顽强，不惧艰险，惨遭暴徒焚烧，壮烈牺牲。班长王其富，安徽省嘉山县人，1986年n月入伍，下士军衔;战士李强，陕西省西安市人，1987年11月入伍，上等兵军衔;战士杜怀庆，河北省清河县人，1985年11月入伍，‘下士军衔;副班长李栋国，安徽省嘉山县人，1986年H月入伍，下士军衔;战士王小兵，陕西省西安市人，1987年11月入伍，上等兵军衔;班长徐如军，安徽省嘉山县人，1986年n月入伍，下士军衔。牺牲后均被追认为共产党员.命令说，1989年6月3日晚9时，正当部队准备入城平息反革命暴乱时，上级命令炮兵旅迅速派出人员去领运防暴器材。王其富等6名同志抢先报名，坚决要求执行这一艰巨任务。他们与其他同志一起，克服重重困难，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仓库装好车，立即回返。在他们所乘车辆行至定慧寺东边路口时，被一伙暴徒围住，石块、汽水瓶、钢筋棍雨点般打来。他们不顾个人安危，用身体紧紧护住车上的器材。当车子绕过层层障碍，冲出包围圈返回时，战士们的身上已多处负伤。领导准备把他们留下，换一批人去送往天安门广场。但他们不顾领导劝阻，表示决不留下，坚持带伤将防暴器材继续前送。6月J日凌晨1时许，他们乘坐的车辆途经翠微路口时，再次遇到暴徒和不明真相群众的拦截。为不撞伤群众，他们冒着危险减慢了车速，一伙暴徒乘机向车上扔石块、燃烧瓶和火把。由于车的左后轮被暴徒设置的三角钉扎破，在向右转弯时车身严重倾斜，向左翻倒。穷凶极恶的717暴徒蜂拥而上，更加疯狂地向车上投掷燃烧物。整个汽车被烈火吞没，油箱爆炸，被挤压在车内的王其富等6名同志壮烈牺牲。

命令说，王其富等6名同志是在党和人民军队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优秀战士。入伍后，他们努力学习，思想进步，立志为捍卫党和社会主义祖国贡献自己的一切。他们时刻牢记我军宗旨，处处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热情为驻地群众和首都人民做好事，以实际行动赢得人民的理解和支持。他们爱军习武，努力克服家庭困难，自觉献身国防事业，在军事训练、政治教育、后勤建设等各项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多次受奖。他们关心同志，乐于助人，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受到战友们的爱戴和赞颂。

命令指出，王其富等6名同志是我戒严部队在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中涌现出的英雄群体，是全军干部战士的榜样和楷模。全军同志都要学习他们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崇高思想，学习他们不惧艰险，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学习他们献身国防，尽心尽职的革命精神。命令号召全军部队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高昂的革命斗志，严明的组织纪律，为彻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进一步加强军队全面建设，把我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努力奋斗!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6月30日发布命令，授予崔国政烈士以“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崔国政是首都戒严部队某团炮兵营榴炮2连战士，吉林省辉南县人，满族，1968年l月出生，1987年1月入伍，下士军衔。1989年6月4日在首都执行平息反革命暴乱任务中，惨遭暴徒杀害，光荣献身。牺牲后被追认为共产党员。由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的命令说，1989年6月刁日凌晨，崔国政所在部队奉命进驻北京城区执行戒严任务。当部队车辆行至崇文门十字路口时，遭到一伙暴徒和不明真相群众的拦截。他立场坚定，临危不惧，坚持宜传群众，怒斥反革命暴徒。在暴徒裹胁群众疯狂袭击干部战士的生死关头，崔国政身背冲锋枪，完全有自卫能力，但为不误伤群众，慷慨赴死，从容就义，被穷凶极恶的暴徒残害，又被烧上汽油焚饶，悬吊于过街天桥，壮烈牺牲。崔国政同志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了党和国家，弘扬了人民军队无私无畏的英雄气718概，戳穿了极少数人制造的谣言，唤醒了受蒙蔽的群众，使反革命暴徒的罪行大白于天下。

命令指出，崔国政是新时期雷锋式的好战士。他入伍后，刻苦学习政治理论，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工作积极，严守纪律，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出色地完成了领导交给的各项任务，先后4次受到嘉奖。他关心同志胜过自己，经常为大家做好事，为战友排优解难。他艰苦朴素，克勤克俭，经常为集体修旧利废，自己从不乱花一分钱。他牢记我军宗旨，爱人民如父母，对首都人民怀着深厚的感情，多次表示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人民的理解和爱戴。崔国政是党和人民的好儿子，是共和国的忠诚战士，是广大官兵的楷模。全军同志都要学习他忠于党、忠于祖国的坚定立场，学习他为人民慷慨赴死、从容就义的英雄气概;学习他严守纪律、格尽职守的革命精神，学习他艰苦奋斗、助人为乐的优良品德。命令号召全军部队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高昂的革命斗志，严明的组织纪律，为彻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进一步加强军队全面建设，把我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努力奋斗!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6月30日发布命令，授予马国选烈士以“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马国选是首都戒严部队某炮兵团6连班长、代理排长，河南省禹州市人，汉族，1967年8月出生，1985年11月入伍，1989年2月入党，上士军衔。1989年6月3日晚，在首都执行平息反革命暴乱任务中，‘多次遭到暴徒的残酷毒打，身负重伤，经医院抢救无效，6月5日光荣牺牲。

由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的命令说，马国选同志在执行戒严任务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英勇顽强，严守纪律，爱护群众，勇于为党和国家的利益奉献自己的一切。部队赴京执行戒严任务的前一天，马国选同志的未婚妻正好来队，准备完婚。连队确定把他留下。但马国选以国事为重，谢绝领导的关心，毅然决然地随部队奔赴首都。在京郊集结时，他一方面组织全排同志认真学习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统一思想，坚定捍卫党中央、捍卫共和国、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的决心一方面带领大家广泛开展宣传群众、为群众做好事活动，自己免费为群众修理钟表，赢得了群719众的理解和赞扬。6月3日晚，部队接到向天安门广场紧急开进的命令，他对全排同志说:“现在是国难当头，党难当头，这是真正考验我们的时候，咱们要团结奋斗，再大的困难，再大的艰险，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天安门。”在开进途中，他临危不俱，冲锋在前，奋勇解救被暴徒围打的战士，主动替体弱的同志扛弹药;他虽被暴徒用钢筋、石块、酒瓶打得遍体鳞伤，鲜血直流，但以英勇无畏的革命气概和顽强的毅力，带领全排突破多处路障，冲破暴徒和不明真相群众一次又一次的围追堵截，就是在生命垂危的时刻，他仍不忘带领大家向天安门方向冲，微弱地喊出“冲啊!冲啊!的声音，直到停止呼吸。他用实际行动体现了一个革命战士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热爱，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应当具备的优秀品质。

命令说，马国选平时工作也十分出色。他入伍4年来，牢记军人的神圣使命，格尽职守，奋发上进，不怕苦累，见义勇为，乐于奉献。当战士是训练尖子，当班长是优秀班长，当代理排长带出了全团的先进排。他先后受团嘉奖3次，营嘉奖4次，连嘉奖15次。在驻地工厂、农村两处发生火灾和国家的粮库遭到水淹时，他曾3次与同志们一起奋不顾身地进行抢救，为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的生命安全作出了贡献。

命令指出，马国选是人民的忠诚战士，是全军指战员的榜样和楷模。全军同志要学习他牢记党的教导，以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高度政治觉悟;学习他不畏艰险，不怕流血牺牲，英勇顽强，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学习他格尽职守，奋发上进，见义勇为，乐于奉献的崇高品质。命令号召全军部队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高昂的革命斗志，严明的组织纪律，为彻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进一步加强军队全面建设，把我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努力奋斗!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6月30日发布命令，授予王锦伟烈士以“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王锦伟是首都戒严部队某团后勤处参谋，河南省太康县人，汉族，1962年生，1983年7月人伍，1985年l月入党，中尉军衔。1989年6月刁日，在参加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
中，遭暴徒袭击，壮烈牺牲。

由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的命令说，1989年6月3日晚，王锦伟所在部队奉命向天安门广场开进。4日凌晨，王锦伟带领一些战士押运弹药。当他们行至宣武区右安门南侧时，遭暴徒围堵袭击，他的左腿被砸伤。在战士的生命受到威胁，弹药随时都有被暴徒抢劫的危急时刻，他镇定指挥，忍着伤痛，带头扛起子弹箱，带领战士们改道太平街，徒步向天安门广场前进。他冒着暴徒的疯狂袭击，一路上跑前跑后，不断鼓励战士们“要挺住，要跟上，人在弹药在!”在接近天安门广场时，他不幸被暴徒开枪击中，壮烈牺牲。

命令说，王锦伟生前从不计较名利地位，不怕艰苦，勇挑重担，献身国防。1983年大专毕业后，他怀着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投笔从戎。1984年7月，他以全优成绩从西安陆军学院毕业后，坚决要求到最艰苦的连队工作。他学习刻苦，工作扎实，爱护战士，团结同志，干一行爱一行。当排长，是全团拔尖的优秀排长;当参谋，是团机关里的好参谋。入伍以来，先后6次受到奖励。命令指出，王锦伟是我军的好干部，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全军同志都要学习他对祖国、对人民无限忠诚的坚定立场;学习他压倒一切困难，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学习他坚决执行命令，英勇顽强的过硬作风;学习他不计名利，献身国防的崇高品质。命令号召全军部队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高昂的革命斗志，严明的组织纪律，为彻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进一步加强军队全面建设，把我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努力奋斗。


八九文件

八九一日：7月1日，美国白宫特使秘密抵京举行高层会谈

1989年7月1日，美国总统布什的特使，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和外交部副部长伊格尔伯格（Larry Eagleburger），在北京进行短暂国事访问。他们会见了邓小平、李鹏、吴学谦、钱其琛等高级官员并举行了会谈。

六四屠杀后，美国政府公开宣布中断中美政府官方交流。但布什总统为了维护两国关系，私下给邓小平写了一封密信。得到回复后，他派出这两位大员秘密访华，其使命是面对面地交流双方看法，保持联络渠道的畅通。布什后来认为他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但对中国方面没有做出实质性回应感到忧虑。

会谈中，杨尚昆的儿子客串记者，拍下了照片但没有公开。1989年12月，斯考克罗夫特再次访华时被媒体发现，白宫才不得不公开7月份这次高层接触的秘密。


八九一日

八九一日：6月30日，周舵被捕、陈希同做总结报告

1989年6月30日，“四君子”之一周舵在这天被捕。人大常委会开会，北京市长陈希同在会上做了长篇报告，该报告是官方对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总结性文件。


八九一日

八九文件：钱学森《人民的共同心愿》

人民的共同心愿 

——６月１６日在学习邓小平同志讲话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

钱学森

今天我们中国科协在京常委举行一次学习邓小平同志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重要讲话的座谈会。

两个多月来，在我们首都北京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先是学潮，后来演变成为一场动乱，最后又进而变成一场反革命暴乱。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阶级斗争。现在，在我们国内，阶级矛盾并没有完全消灭，在一定范围内还是继续存在的。掀起这一场反革命暴乱的是极少数、极少数人，不会到人口的万分之一。他们有两个方面的人：其一是反革命暴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主要是极少数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而且搞政治阴谋的人，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人，向非法组织提供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其二是出面制造打砸、抢、烧等种种暴行的，主要是一些没有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一些政治性的流氓团伙，以及“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和其他社会渣滓。这些家伙都是我们的敌人，因为他们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对他们只有一条，就是坚决镇压。这是阶级斗争嘛！

自从６月４日凌晨以来，是谁胜利了？是这些反革命坏分子胜利了，还是我们中国人民胜利了？这是很清楚的。他们是极少数、极少数，一旦我们认清他们的嘴脸，他们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社会主义中国是推不倒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是推不倒的；这些反动派是必定要灭亡的。但这次暴乱也提醒我们：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而且往往是国内国际相呼应相勾结的，并且它将长期存在。这是我们的一点根本认识。

我们这几年的确问题不少，怪事丑事实在太多，但是这决不是大政方针的问题。邓主席这次讲话很明确，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完全正确；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完全正确。我对邓主席这段话完全拥护，完全赞成。既然方针政策完全正确，为什么在执行中出现这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跟这一次出现动乱，最后演变成反革命暴乱，恐怕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大家要想一想这个问题。也是邓主席说的，要回顾一下我们的过去，也要展望一下将来，要总结经验。我想，我们科协，大家都要考虑这个问题，研究研究我们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能够给我们的党，给我们国家提供什么好的建议。

邓主席讲，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确是这样的。这几年思想被搞得太乱了，这是一个全面性的问题。我这几天老是在考虑，我们科技知识界能做些什么。在科技界，大致上说，不同年龄层次的人，思想状况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很重要。大概６０岁和６０岁以上这一层次的特点是经过旧中国和新中国这两个历史阶段，其中不少人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呆过，认识资本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这些人大概对“美国之音”不会相信，看问题心里有一个底。其次大约是４０岁左右的人，虽然说不上经过旧社会，但是他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他们吃过动乱的苦。这一点他们很清楚。在我们科技知识界里面，在这场风波中最需要帮助的，恐怕是２０岁左右的人。他们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比较多，容易相信“美国之音”。我们中国科协是否要考虑，动员６０岁以上的、４０岁左右的人来做２０岁左右的人的工作。请中国科协常委会宣传工作委员会研究研究，提出你们的看法，将来我们常委也可在这个问题上有个意见，给党和国家当个参谋。

最后，我在这里要对方励之这个民族败类表示愤怒声讨。两年以前，在１９８７年党中央、国务院春节团拜会上，我就指名道姓，说方励之鼓吹的全盘西化是彻头彻尾的谬论。不但如此，他以宇宙学权威自居，但他在宇宙学方面的许多理论观点也是错误的。就这么样的一个人，居然当选为中国科协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副理事长！这不是学术风气不正吗？我们要反思。是否请我们常委会的组织工作委员会和国内外学术交流委员会研究研究，考虑考虑这个问题。

总之，两个月来，在北京和全国不少地方发生了这场灾难，决不会只有负的一面，损失的一面，我们国家一定会总结经验教训。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充分表达了我们科技工作者的心愿，我们中国科协一定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中国科协的工作做好，为建设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出力。

原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28日

八九文件

八九文件：李鹏《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

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

李鹏

我们这次党的第十三届四中全会，是根据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召开的，主要是讨论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的错误，并相应作出必要的组织处理。这是当前为了进一步平息动乱和稳定全国局势，巩固党的领导、维护全党的团结和党与人民的团结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现在我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就这个问题向全会提出报告，请同志们审议。

（一）

两个月来，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策动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完全附庸于西方大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场动乱和暴乱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社会基础，也是同赵紫阳同志所采取的错误立场分不开的。

赵紫阳同志所犯错误的主要表现是：

第一，从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到四月二十二日治丧结束，他对悼念活动中出现的日益明显的动乱迹象，一直采取容忍和放纵的态度，助长了动乱的形成和发展。

胡耀邦同志逝世后，在首都的许多高等院校，由于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分子长期策划和背后操纵，悼念活动很快发展成为政治性的示威游行。一时间谣言四起，出现了大量的大小字报和标语口号，攻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短短几天内，连续发生了聚众冲击中南海新华门的严重事件，出现了占领天安门广场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这标志着首都的动乱局面已经形成，并很快波及全国许多城市。在西安、长沙和其他一些地方，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烧等犯罪活动。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中央和北京市许多同志都感到事情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多次向赵紫阳同志提出，中央应有明确的方针和对策，以便迅速制止事态的发展，但他那时只强调克制，只强调对话，回避对事件的性质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讨论，使党和政府丧失了制止动乱的时机。

这个期间，动乱制造者们通过学潮提出了一系列带纲领性的政治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彻底否定1987年初中央对胡耀邦同志辞职的处理；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在反自由化中所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同这种要求相呼应，知识界长期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些人，连续在《世界经济导报》等单位举行的座谈会上，大肆鼓吹为胡耀邦同志“平反”，为反自由化“翻案”。这表明动乱一开始就表现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对于这种严重情况，赵紫阳同志从未讲过一句要反对或抵制的话，相反地在上海市委作出整顿《世界经济导报》的决定以后，他不仅不予支持，表示不闻不问，甚至责备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五月三日他在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前，尚昆、依林、锡铭等同志和我一再提出，在他的讲话中针对动乱中提出的纲领，应加上明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但都遭到他的拒绝。

第二，从赵紫阳同志四月二十三日出访朝鲜到五月四日会见亚行会议代表发表谈话，他采取两面手法，先是同意中央常委对动乱性质的判断和制止动乱的方针，随即把他反对中央方针的态度公开暴露于群众之中，使本来已开始趋向缓和的势态重新激化起来，使动乱朝着更加严重的方向发展。

赵紫阳同志出国访问后，中央常委于四月二十四日晚召开碰头会，听取北京市委和国家教委关于首都高校情况和社会动向的汇报。会议认为，当时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首都几十所高等院校已有六万学生罢课；有的继续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制造谣言，蛊惑人心；有的成立非法组织，抢占学校广播站，强制解散学生会；有的上街讲演，组织募捐，派人到工厂、中小学和外地串联，企图煽动全国性的罢课、罢工。形势十分严峻。会议一致认为，种种事态表明，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会议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决定由北京市委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发动群众，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四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对中央常委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对动乱的性质作了深刻分析。四月二十六日，根据常委决定和小平同志讲话精神，《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重要社论。党中央及时将常委决定和小平同志讲话电告正在朝鲜访问的赵紫阳同志，他当即回电中央：“常委并报小平同志，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

《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发表后，由于中央揭露了问题的实质，制止动乱的旗帜鲜明，起到了稳定首都和全国局势的作用。动乱策划者们的嚣张气焰被迫收敛，策略与口号迅速改变。在四月二十七日首都高校学生的游行示威中，大量攻击、谩骂的语言骤然消失，打出了“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大标语，并把先前“打倒腐败政府”、“打倒官僚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等口号一下子改成了“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的口号。此后，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国务院各部委、北京市委和市政府负责人相继同学生对话，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到五月四日游行时，参加人数大为减少，学生情绪大为缓和，学潮组织者当天就在天安门广场发表了宣布游行告一段落的宣言。

赵紫阳同志从朝鲜回国后，在五月一日举行的常委会议上仍然表示同意四月二十四日常委的决定，认为前一段对学潮的处理是好的。但是，只过了两天，他突然改变了态度，指责根据常委决定写的《人民日报》社论定性错误，提出要加以纠正。他的错误主张，受到了常委其他同志的抵制和反对。五月四日下午，他在事先没有征求常委任何同志意见的情况下，在会见参加亚行会议各国代表时，发表了一篇同中央的立场和方针完全不同的谈话，公开把中央内部分歧暴露于世。

赵紫阳同志的亚行讲话是完全错误的。第一，在已经出现动乱的情况下，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第二，在大量事实已经证明这场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他还坚持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第三，在已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在利用学潮搞动乱的情况下，他还只是说“难免”“有人企图利用”，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关于极少数人已经在制造动乱的正确判断。正因为这样，他这篇讲话的发表，就成了动乱急剧升级的转折点。那些搞动乱的人从中看到了中央的态度不一致，看到了中央有人公开支持他们，摸到了气候，找到了后台，于是更加有恃无恐，越闹越凶，越闹越大。

第三，从五月五日赵紫阳同志亚行讲话发表之后到五月十七日中央常委作出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之前，他顽固坚持对动乱采取退让政策，同时策动舆论扩大事态，把矛头引向邓小平同志。

由于赵紫阳同志的亚行讲话和中央制止动乱的方针截然不同，动乱策划者们从中受到鼓舞，更加猖狂地进行种种活动，使本来已经趋向平缓的局势骤然逆转。五月六日上午，赵紫阳同志又同中央主管宣传、思想工作的负责同志谈话，向新闻界烧了一把火。他说，“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导，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他甚至还说，“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他在这里竟把明显的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说成是“国内人心所向”和“国际进步潮流”。他的这篇谈话向新闻界传达以后，使舆论上迅速出现了支持学潮和动乱的错误导向。首都乃至全国各地的游行示威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各种攻击、谩骂的大小字报和标语口号大量增加，内容更加恶毒和反动。这个时候，非法学生组织集中提出了两条要求，一是，彻底否定《人民日报》社论，承认学潮是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二是，承认学潮中非法成立的各种学生自治组织。动乱的策划者玩弄两面手法，一面表示愿意同政府“对话”，一面组织绝食活动，并于五月十三曰开始，煽动和挟持部分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把他们当作“人质”，作为实现其政治阴谋的“赌注”。由于学生绝食引起了社会的同情，加上舆论的错误导向，前往“声援”的人越来越多，从几万、十几万发展到几十万之众。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也因此而受到严重干扰，一些国事活动日程被迫变更，有的被迫取消。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乃至所有省会城市游行人数急剧增加，一批中小城市也出现了游行，这是前所未有的。

在当时十分险恶的形势下，中央常委于十六日晚召开紧急会议。常委中的多数同志认为，面对险恶的形势，绝对不能退让，只能更加坚定地反对动乱，制止动乱。大家认为，如果承认《人民日报》社论有“错误”，承认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他们必然要强迫党和政府承认他们提出的一切错误的乃至反动的政治纲领，承认一切非法学生组织，进而成立其他非法组织，在中国搞反对派、反对党，要实行多党执政，最终迫使共产党下台，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这就是他们制造动乱的目的，不达目的，他们是绝不会罢休的。在如此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赵紫阳同志不听常委多数同志的意见，仍然坚持退让。他当时还曾提出，向学生承认社论是错误的，可以说社论稿曾发到朝鲜经他批准，由他承担责任。这是他耍弄的又一个手腕，理所当然地受到常委多数同志的拒绝。这个时候退让还是不退让，根本不是什么对学潮的态度温和一点还是严厉一点的问题，而是究竟要不要制止动乱的问题，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整个事态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当天晚上，赵紫阳同志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关于邓小平同志领导作用的谈话，更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他在会见的一开头就对戈尔巴乔夫说，“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他还说他是第一次公开透露了中国党的这个“决定”。他同戈尔巴乔夫谈话发表后第二天，游行示威的人数和对邓小平同志的攻击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游行队伍中，“打倒邓小平”、“邓小平必须下台”等标语、横幅到处可见，口号声不断。在天安门广场还传出了邓小平已经辞职的谣言，一些人疯狂地放起了鞭炮。在这同时，“拥护赵紫阳”、“赵紫阳万岁”、 “赵紫阳荣升军委主席”等标语口号充斥于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

第四，五月十七日中央作出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之后，他完全置大局于不顾，破坏党的组织原则，破坏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采取了公开同党闹分裂的立场。

在五月十七日再次召开的中央常委会议上，赵紫阳同志仍然固执己见，坚持退让，多数同志坚决反对他的意见。大家认为，绝对不能再退了，再退就会发生全国性的动乱，几代人为之奋斗所取得的革命和建设成果就会被全部葬送掉。小平同志坚决支持中央常委中多数同志的意见。为了制止动乱，会议决定立即调集一部分军队进驻北京，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对此，赵紫阳同志说他无法执行，提出辞职。当受到严厉批评后，他虽然撤回了辞职请求，口头上表示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实际上却进行了完全同党相对立的分裂活动。

五月十九日凌晨，他到天安门广场去看望绝食的学生。他告诉学生学潮的性质、责任问题终究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实际上起了鼓励学生坚持绝食的作用。他还说“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不象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这样的一些话，既表明了他坚持同党相对抗的态度，又传递了他在中央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的信息。

五月十九日晚，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了中央关于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在这之前，中央常委从维护党的团结的大局出发，决定由他同李鹏同志一道在大会上发表一篇讲话，他不同意；接着，又请他主持大会，不讲话，他还是不同意；最后，请他只出席大会，他仍然不同意。这样，他就在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把他同党闹分裂的态度公开暴露在全党全国和全世界面前。

在五月二十日国务院下达戒严令之前，几乎所有奉命前来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都遭到了学生和社会闲杂人员的围堵，未能进入预定地点。大会召开前后，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单位中，被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是赵紫阳同志的“智囊”的一些人物，纷纷从幕后跳到幕前，四出串联，到天安门广场和街头巷尾发表煽动性演说，炮制和散发种种传单，掀起了一股反对戒严，打倒杨尚昆、打倒李鹏的反动浪潮。他们还大肆宣传唯有赵紫阳同志是爱护学生、反对腐败、推进民主和主张廉政的，进一步煽起了“还我紫阳”、“保卫紫阳”的鼓噪。

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后，动乱制造者们的一个重要斗争策略，就是逼迫人大常委会提前举行会议，作出撤销国务院戒严令的决定，并进而召开全国人大特别会议，罢免现政府。为此，四通公司研究所的一些人，四出活动，上下串连，知识界带头支持学生绝食的几个头面人物在香港报纸上发表文章，在海外制造舆论，给人大常委会施加压力。就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请假休息的赵紫阳同志未与常委商量，在五月二十一日个人同意发出电报，要万里同志中止去美国的访问，提前回国。赵紫阳同志与这些人配合如此默契，值得人们深思。

种种情况说明，赵紫阳同志对党采取的分裂行动，对动乱制造者们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鼓舞。他们制造种种困难和障碍，严重干扰和破坏戒严命令的执行，干扰和破坏中央制止动乱和稳定局势的部署，终于导致六月三日在首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反革命暴乱。

我们认为，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赵紫阳同志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已不适宜继续担任他目前承担的重要工作。我们建议，本次会议作出决议，提请中央全会撤销赵紫阳同志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同时建议对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的问题作出决定，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并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成员进行必要的调整。

（二）

这场动乱乃至反革命暴乱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从国际环境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着资本主义世界渡过战后危机重新获得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得到比较大的发展时，一些人感到意外而产生困惑，甚至无视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存在的种种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对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伟大胜利和必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信念发生了动摇。与此同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进程中遇到许多困难，在决策上也有过严重失误，致使社会主义制度本来具有的优越性未能始终一贯地发挥出来。这就不能不影响到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影响到“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思潮相当严重地泛滥开来。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势力竭力鼓吹共产主义运动“已在瓦解”，可以“不战而胜”，有计划地通过种种渠道对社会主义国家加紧进行思想、政治渗透，支持和扶植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发展，力图动摇社会主义已经取得的阵地。这种“大气候”对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国在内的知识界、青年学生乃至党内同志所产生的严重影响，决不可以有丝毫的低估。

从国内环境来看，中国在粉碎“四人帮”后就出现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一九七九年初在这股思潮刚刚冒头的时候，就旗帜鲜明地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尖锐地指出：如果动摇了四项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动摇了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以后，他又明确地提出了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任务。但是，多年来反对自由化的方针一直没有得到认真地贯彻执行，不仅实际措施很少，甚至口上讲得也很少。赵紫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逆流不但没有受到遏制，相反地愈益发展，以致泛滥成灾。有些人越来越猖狂，有的公开宣称社会主义的尝试和失败是二十世纪的一大遗产，有的公开发表所谓《私有制宣言》。在这场动乱乃至反革命暴乱中，一批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并从事政治阴谋活动的人，便成了动乱和暴乱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而长期纵容、鼓励和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赵紫阳同志之所以成为在党内支持动乱的代表人物，也就一点不奇怪了。

赵紫阳同志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在改革开放和建设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同时在指导思想上有明显错误，在实际工作中有不少缺点和失误。他的错误也有一个逐步发展和暴露的过程。当他的错误尚未象后来这样明显暴露的时候，党的十三大推举他担任了党的总书记。党只能在历史的实践检验中选择自己的领导人，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但是，赵紫阳同志辜负了党和人民的重托，他的错误在担任党的总书记以后不但没有得到克服，相反地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至在这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达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

赵紫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实际上放弃了四项基本原则，消极对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致使党的风气、社会风气继续恶化，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明显降低，党的战斗力大为削弱。邓小平同志最近指出，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政治思想工作薄弱了，艰苦朴素的作风丢掉了。这里说的教育失误，绝不是像赵紫阳同志一度解释的那样，仅仅是指党对教育事业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没有真正解决教育所需的投资和提高教师待遇，而主要是指对全体人民的政治思想教育严重忽视的问题。赵紫阳同志很少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更谈不上采取什么措施去落实了。1987年1月在他主持的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公然说，今后四个坚持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其他三项可以不提或少提，当时就有同志提出必须强调坚持社会主义，他竟说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现在谁也讲不清。党不领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样的领导难道还算得上是共产党的领导，难道还能不蜕化变质吗！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某些腐败现象十分不满，十分痛恨，对社会分配不公愤愤不平，但他却一再说发展商品经济初期腐败现象不可避免，还不加分析、不讲条件地鼓吹创收。这种错误的方针，使党克服腐败和加强廉政建设难以有效地进行。赵紫阳同志借口“改造”政治思想工作，诋毀和否定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优良传统，甚至主张取消政工干部队伍。他在工作中实际上总是想淡化党的作用，不很好依靠党的各级组织进行工作，不强调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党在群众中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严重削弱。他在经济工作上也有不少重大失误。去年出现的明显通货膨胀，既有去年工作中的问题，也是多年来经济过热、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结果。正如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许多问题在三年前、五年前就出现了，如果那时就采取措施，损失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大。但是，赵紫阳同志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从来不作自我批评，也不接受别人对他的批评。这一切都说明，赵紫阳同志在这次动乱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决不是偶然的。

总之，这场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斗争反映到党内来有它的必然性。赵紫阳同志的严重错误既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有他自身的思想根源。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同志对他的错误有过批评，提出过不同意见，但毕竟对他监督不够，在这方面也是有责任的。今天，我们能够揭露并纠正赵紫阳同志的严重错误，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导集体是坚强有力的，是能够经受住任何艰巨复杂斗争的考验的。我们一定要从赵紫阳同志所犯错误中吸取教训，进一步健全和加强党组织首先是党中央的集体领导，这对于我们党是至关重要的。

（三）

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粉碎反革命暴乱的决定性胜利。这场暴乱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迟早总会爆发，早爆发比晚爆发要好，现在爆发比将来爆发要好，损失要小得多。这是因为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包括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薄一波、王震等老同志都健在，他们在关键时刻对平息暴乱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他们在这场斗争中经受住了严峻的政治考验，实践证明他们不愧为英雄的人民子弟兵，不愧为人民民主专政坚强柱石，不愧为捍卫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钢铁长城。

邓小平同志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是我们总结过去，思考未来，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的纲领性文件。我们应当以这个讲话的精神为指针，系统吸取过去工作的经验教训，切实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克服党和政府严重脱离群众的倾向，加强同广大人民的密切联系，重振革命精神，恢复艰苦奋斗的传统，团结人民继续前进。对此，中央准备进行认真的研究讨论，作出相应的部署。这里，我们先提出以下一些初步的意见。

第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四项基本原财是立国之本，必须毫不动摇地、始终一贯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绝不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我们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坚持正确的部分，纠正失误的部分，加强不足的部分，在经过认真的治理整顿之后，把我们的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搞得比过去更稳，更好，甚至更快。

第二、为了取得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彻底胜利，我们必须把清查反革命暴乱分子的工作进行到底，决不手软；我们要放手发动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依法惩处人民深恶痛绝的刑事犯罪分子，坚决打击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各种破坏活动，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第三、我们一定要从这次学潮、动乱乃至暴乱中吸取经验教训，加强党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认真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并且长期地坚持下去，决不再象过去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那样走过场，决不半途而废。

第四、对于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切实加以纠正。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克服腐败，惩治官倒，清理整顿公司等人民最关心的问题，一定要在近期内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做出成效，以取信于民。

第五、在经济工作方面，要继续贯彻执行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特别要真正做到控制物价上涨幅度，争取农业有一个好收成，继续压缩基建规模和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加强基础工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努力调整经济结构，克服目前面临的困难，保持一个合理的增长速度。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

第六、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我们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要进一步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特别是依法行使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同时要进一步发挥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努力创造安定、团结、民主的社会政治环境。

第七、对于我们平息反革命暴乱，西方和海外舆论大肆制造和传播谣言，在国际上主要是在美国和西欧国家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我们相信，谣言终将被识破，真象终将大白于天下。在这困难的时刻，我们全党全国人民更加需要团结一致，顶住外来的一切压力。已经站了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会在任何压力下屈服的。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对于某些国家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我们要有理有利有节地展开必要的斗争。

全党团结起来，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我们一定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八九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