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早晨，刘刚带着一个明确的目的来到天安门广场。他必须把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领袖们拉到首都联席会议的会场来讨论未来的计划。李禄在第一天之后就再也没有参加过这个会议。他觉得那只是一个没用的胡闹。他偶尔倒会把柴玲支配去参加会议，让总指挥能够得以离开广场在那些没意义的会议中得到休息的机会。有了他自己的学生议会支持指挥部，李禄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参与首都联席会议。而刘刚已经明白，任何有关天安门广场的计划的成功与否都依赖于柴玲和李禄的首肯。
可是刘刚这天早上还是没法说服李禄去参加会议。柴玲和封从德两人倒是跟着他去了。这天正好是这些天来与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场合的封从德在人群中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他很惊讶地发现一直不在天安门广场的王丹却在这里承担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但他不认识因为有重要议程而专门来主持会议的王军涛。这天的安排是讨论王军涛4天前为大会开幕时指定的第二项重要任务：为这个运动提供一个清晰而统一的目标。
会议开始时先由柴玲简要介绍了当时的形势。出乎众人的意料，她提供的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破败景象。外地的新来者已经完全失控。他们组建了自己的学生组织与她的指挥部争权夺利。垃圾在堆积，广场是一片狼藉。柴玲极其疲惫，完全不像是一个随时准备保卫天安门广场的总指挥。杨涛的空校计划也被提出但没有收到什么反响。王丹觉得这个主意完全不现实。吾尔开希同意王丹的看法，但也表示他自己愿意到外地去宣传鼓动声援北京的力量。
王军涛把会议拉回到原来的议程。首都联席会议中的两位作家已经起草了又一篇声明，这次的题目很平实：《我们对时局的十点看法》。这是一个他们集体的观点和要求的大杂烩。令封从德和柴玲不安和难受的是这些知识分子随后开始了历时几个小时的字斟句酌的讨论。有一次，他们竟然为运动的起源是“纯粹自发”还是“基本自发”争议了很久。封从德注意到很多人在打瞌睡，他终于体会到了李禄对这个会议的那些看法。
王军涛为会议买来了肯塔基炸鸡做午餐。这对屋子里的大部分人来说是一顿奢侈的消费。像几乎所有人一样，柴玲对王军涛有一个非常好的印象。她发现他善于理解和支持对方，是在众人中她可以信任的极少数人之一。王军涛一直在留意地扮演着他心目中的华盛顿角色。他尽最大努力保证每个人都在会上有发言的机会，并避免表现出他自己的任何主观判断。即使是在听取一些他觉得是荒唐或无法同意的观点时，他也不停地微笑着，殷勤地点着头。他这一态度赢得了众多的朋友，保证了这个会议不至于分崩离析，但这个四面讨好的风格却也令他那些比较接近的朋友极为恼火。许多人公开指责着他没有原则。刘刚担心王军涛经常变更的立场会使他们失去许多宝贵的机会。
在吃午餐时，他们得到消息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已经从上海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支持戒严。这是他们又一个重大的挫折。
会议在下午继续讨论他们的《十点看法》。其中的第8点指出，如果人大常委会不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的话，占据天安门广场的行动将至少持续到6月20日——人大常委会开会的日子。就在大家对这一点没什么异议的时候封从德站起来发言了。他以主管财政的身份向大会提出他们的财政状况不可能再坚持3个星期。事实上，他说他觉得他们已经不可能再维持一两天。他接着解释了他们是如何在巨大的赤字状态下运行，要求已经离开广场的高自联立即把私自带走的捐款交还给广场。
与会者惊呆了。他们在想象革命和胜利的宏大远景时，从来没有注意过金钱和诸如买盒饭和面包这样的细微末节。在压力下，高自联负责财政的梁擎暾答应马上交出一部分捐款。但他同时声明他们手中的款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丰厚。按照封从德所报告的花钱速度，也绝不可能让他们坚持到6月20日。
王军涛并不觉得这个赤字会成为一个大问题，大笔的捐款已经从香港和台湾发出，指日可待。但封从德的数字加上柴玲早先的介绍已经把钟摆推向了尽早撤退的方向。在少数死硬派的失望中，会议很快决定把撤退日期改为3天以后的5月30日。这个日子是让指挥部有一两天的时间做好准备。这时所有人的眼光都投向柴玲，这位矮小而强硬的总指挥有着最后的决定权。
柴玲在这一时刻却是疲惫大大多于强硬。她温和地轻声发言。从绝食的一开始她的日子就很艰难。虽然他们尽了全力，天安门广场上的形势却依然令人难受。她已经受够了。是的，她举起手对会场说，她同意这个撤退计划。几乎所有人也都跟着举起了手，这个决定被记录为全票通过。
他们最后完成了对声明的讨论时已经是下午很晚的时候了。但会议还没有结束。北师大的文学和哲学讲师刘晓波建议说他们的运动需要有一位更引人注目的领袖，一个公众心目中的英雄，或者说是中国版的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式的人物。他宣告说，只有在有了这样的一位领袖之后，运动才能在从天安门广场撤退之后继续团结群众，坚持公民对抗行为。他心目中早已有了一位候选人，因此他立即就提名吾尔开希担任这个他命名为“人民发言人”的角色。
34岁的刘晓波过去一年里在挪威和美国旅行，讲授中国哲学和文学。这个春天里，他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访问，突然感受到了他必须回北京投入爆发中的运动那无可压抑的冲动。于是他立即登上了一架回国的飞机。正当他在东京机场转机的时候他得知了《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的发表。在那个关口，他犹豫了，不知道是应该继续前往北京还是飞回纽约。最后还是北京赢了。
回家后，他很高兴地看到他自己学校的学生正处于运动的中心。这时在这个会议上，他极力夸赞吾尔开希具备天生的领导人的风采和才能。吾尔开希也成竹在胸。他接着自己发言声称他是运动中最富有魅力，最有知名度的领袖。他看起来深受听众的认同。
封从德再也忍不住了。他气愤地反对这一提名，指控吾尔开希不成熟、缺乏经验，以及更严重的是，有着强烈的不顾规则擅自说话的作风。他指的是吾尔开希在天安门广场做的那些导致他被高自联开除的自以为是行为。吾尔开希对这些指控并没有反驳，他自我辩护说将来有了刘晓波这样的老师指导，他将能够做得更好。
这一切终于成为最后的一根稻草。封从德和柴玲再也没有耐心了。他们已经在这个会议上花了7个小时，是离开的时候了。临走时，柴玲宣布她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与这个会议不再有共识。就在他们怀着厌恶的心情走出会场时，吾尔开希作为“人民发言人”的提议被搁置了。王军涛追了出来试图安抚这一双愤怒的年轻人。
离开会场之后，封从德随即赶往北大去追讨高自联刚刚答应提供的捐款。柴玲独自一人前往天安门广场。她一直没法从脑海里剔除刘晓波和吾尔开希在会上的表现。她已经看到过太多的人试图从她手里抢夺领导权。从高自联到新来的外地学生，他们总是在试图发动“政变”，推翻她的指挥部，夺取权力。现在这个刚刚在几天之前还支持她的首都联席会议也转向与她作对了。就在她接近天安门广场时，她开始对3天以后撤退的决定有了严重的怀疑。
天安门广场在这一天也不是她的庇护所。就在她走进去的时候，所有悲哀的现实同时向她迎面扑来。这是一个肮脏、病态的所在，人们既疲惫又气愤。一位小男孩模样的学生纠察带着愤怒和厌恶的情绪对着她冲过来。他告诉她说他来自港口城市青岛。他们几百名同学一起前来参加运动。因为他们穿着统一的海员学院制服，他们全部被委派作为学生纠察，专门在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内圈的警戒线上站岗。他哭着对柴玲抱怨他们全都努力工作了好多天。但他们都看到了什么呢？“没有一件好事！”他叫道，我们看到你们这些领袖来来往往，没干一件实事。我们看到无数的内斗和腐败。我们一件好事都没看到！他告诉柴玲他的大部分同学都已经带着极度的失望回家了。只有十来个人还留在这里。为什么他自己还留在这里？他说，我就是不愿意放弃，“我就是想要看看，广场究竟能乱到什么程度，这个国家还有没有希望？”
小男孩的说出的话听起来就是柴玲早先在她自己激情澎湃时写下的《绝食宣言》的回响。她曾经用几乎就是同样的语句激励了几百位和后来的几千位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可是这次，这些语句掉转头冲着她来了。她自己的运动正在排斥她的追随者。她没有什么可以对这位男孩说的。她突然想起了她的丈夫封从德。有一次在谈论学生之间无休止的内斗时，他曾经自嘲道，“现在我明白李鹏为什么要戒严了。”这很悲哀，令人抑郁地悲哀。
柴玲很高兴地看到从人民英雄纪念碑那里迎上来的李禄。不过这个愉快的感觉也没有能持续多久。李禄一听到撤退的计划就觉得莫名其妙，“这个提案是从哪里来的？我们300多位学生代表投票要坚守广场才刚刚两天。你们怎么能这么快就推翻这个决定？这是违反民主原则的。”柴玲试图为这个决定辩护，但她自己也知道没什么说服力。李禄变得越来越气愤。他叫嚷道，如果他们现在撤退，就再也不可能把学生召集在一起。军队会完全控制局面。6月20日的人大常委会会议如果不被取消的话也只会是在刺刀之下举行！
当刘刚和其他一些首都联席会议的人员来到天安门广场时，他发现柴玲已经改变了主意。柴玲告诉他这是李禄的决定。刘刚立即找到李禄向他解释撤退的计划。他强调说这不是一个真正的撤退，而是向校园做战略转移。李禄礼貌地倾听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刘刚紧盯着李禄戴着的大墨镜，却看不到他的眼睛。他知道有麻烦了。
封从德在首都联席会议开会之前就已经安排过一个记者招待会，这在此时成为运动期间少有的一个大场面。几乎所有主要的学生领袖都难得地聚集一堂。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上，吾尔开希、王丹和柴玲站在中间。李禄、张伯笠、刘刚、王军涛和一些来自首都联席会议的知识分子席地坐在他们后面。领袖们的面前有好几排摄影镜头，准备好要记录历史性的时刻。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市民拥挤在记者后面。这阵势看起来不像是一个记者招待会，倒像是一个群众大会。
吾尔开希首先发言。他已经好多天没有在公众场合露面了，这天他看起来已经没有病痛的迹象，后面也不再有跟随着的氧气袋和护士。刘刚本来是安排他为运动的成就做一个总结作为引子，吾尔开希却把它当作了他自己再度出山的机会。快乐、轻松的他似乎随意地开始为他在5月21日凌晨嘶喊撤退的“昏头”决定做真诚的道歉。他说他很可能让运动失去了一个团结一致的黄金机会。他那自然流露的魅力征服了全场。这一次，他没有晕倒。
这是一个很难接续的表现。当王丹下一个站出来时，他看起来正好是满怀激情的吾尔开希的反面。生硬、平淡，带着一副几乎遮住他半张脸的大眼镜的王丹右手拿着麦克风，左手握着几张薄薄的纸。他艰难地阅读着在风中颤动着的稿纸，这就是那个冗长的《十点看法》。已经被吾尔开希激励起来的听众又恢复了平静。
王丹直到读到第8点时才得以稍微抓住大家的注意力。他稍停了一下，然后缓慢、轻轻地念到：“建议学生在5月30日撤出天安门广场。”王丹继续念着声明，人群中的学生们则互相交换着不解的目光和观点。
刘刚很是担心。他在王丹讲话的时候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一个撤退方案，具体规划出学生如何从天安门广场游行出去。他知道大部分学生是从外地而来，他指示他们按照他们学校所在的地区前往指定的某个北京的大学校园。他把计划递给接下来要讲话的柴玲。
柴玲站起来的时候一只手里握着刘刚的纸条，另一只手接过了麦克风。她没有费神去看那纸条一眼，却平静地把它塞进牛仔裤的裤兜里。然后她说，“5月30日撤退的决定不是我们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做的。那也不是广场上学生的意愿。”她然后转过身来，手指着刘刚提高嗓门叫道：“是他们！那只是这些所谓精英知识分子的看法！”
记者招待会在一片糊涂的状态下匆匆结束。刘刚和“精英”们被迫躲进了一张帐篷。他们压不下心中的愤怒，私下里对柴玲恶言咒骂着。当那个《十点看法》最终被印刷分发时，第8点已经回到了原来的语言：“如果人大常委会不在最近几天召开紧急会议，广场的抗议将至少持续到6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