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天安门对峙》第四章节选:
大批的警察队伍的确在天亮时出现了,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前组起很厚的人墙。从那里他们专注地盯视着学生,但除此之外他们并没有显露出要把学生赶出广场的意图。
就在日出之前,一小队护旗兵从天安门城楼里正步走了出来,他们穿过长安街从北边进入广场。这是传统的升旗仪式的时刻了。就在他们在巨大的国旗杆下停步时,十几万学生全体庄重地站起来。他们转身面对正在升起的五星红旗,扯着嗓子齐声高唱国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最初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一部爱国电影主题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是一首受法国国歌《马赛曲》激励而作的激昂战歌。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歌里的宏伟、急迫甚至绝望的情绪都足以使人热血沸腾。这时,在举国瞩目的中心,十几万违抗了他们自己的政府的学生用同一个声音高唱着国歌。这是一个巨大的危机、渺茫和希望的时刻。他们中的大多数眼里饱含热泪。眼看着升起的旗帜,他们不知道这一天将如何落幕。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前进!进!
国歌在旗子达到旗杆的顶点时结束。然后,国旗开始了缓慢而痛苦的下降。在她逐渐达到为胡耀邦致意的下半旗位置时,学生们唱起了比较低缓的《国际歌》。激昂的战斗精神被强烈的悲哀情绪所取代,更多的眼泪流了下来。
在人群中,柴玲感觉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团结力量。她在心里默记着有多少朋友在这一场合出现。她还看到了一个没有意料到的形象:一位一直在努力阻止学生抗议的共产党员学生。他此时也在这里,真心实意地参与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学生人数上庞大的规模和他们的决心肯定也震动了官方。一大早,几名官员就从大会堂长长的阶梯上下来与学生领袖接触。作为一个善意的姿态,他们允许学生在追悼会期间留在广场上,追悼仪式也将通过广场里的高音喇叭为他们实况播送。不过他们意料之中地拒绝了学生派代表进入大会堂参加仪式的要求。最后,官员要求学生队伍向后退让一些,以便腾出空地供即将到来的汽车停放。在吾尔开希的喊话筒引导下,硕大的人群很不情愿但仍然有纪律地满足了这个要求。这时候,一厢情愿但毫无根据的谣言在广场里流传,说是李鹏总理将在追悼会后亲自出来接见学生。
人民大会堂是五十年代重修天安门广场时所建筑的几大宏伟杰作之一。她的主要功能是容纳共产党的政治运作中司空见惯的大型群众集会。其内部有一个1万座位的大会堂,还有许多宫殿式的会议厅可以接待外国首脑权贵以及全国各地的来访者。作为象征意义的是,这里还是每年春天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驻地。她具有斯大林式的庞大建筑架构,占地17万平方米。在正中占据显眼地位的是12个25米高的大圆柱,像希腊神庙一样撑起一扇巨大的檐口,上面装饰着共和国的国徽,显示出这里是最高权力的所在。在国徽下方,分作3层的长长而威严的阶梯通向大会堂的正门。
时钟指向10点时,追悼会在大会堂内准时开始。有意思的是,所有的高级官员这次都穿著“毛服”来向这位摒弃了这一服饰的人告别。赵紫阳宣读了一份充满了熟悉的官腔语言的空洞悼词。当国歌在厅内奏起并在外面的高音喇叭中回响时,大学生又一次高亢地唱起来。他们以他们所能有的最大投入和力量唱着,希望集体的声音能够有足够的威力穿透大会堂那花岗岩建造的厚墙。然后,他们垂下头来默哀致敬。
虽然他们的声音大概没能被听到,他们的在场却毫无疑问地让里面的每一个人感觉到了。著名的杂志编辑戈扬记得:
赵紫阳为胡耀邦致完悼词后,我们排队向遗体告别。在我们走过人民大会堂的大玻璃门时,许多人都在那里停留片刻看看外面广场上坐着的成千上万学生。一排排的士兵手挽着手站在那里把我们和学生隔离开来。我站在那里看着他们的时候感到愤怒。气氛很紧张。有些官员害怕学生会试图冲进大会堂。一个士兵走过来有礼貌地请我往前走。
我的司机走上来拉我的手。我回答说,“我就是要在这里站一会儿。我是共产党人,我在战争年代为党的事业受过伤。我见到过很多事情,但我从来没见到过像你们这样欺负学生的党员。”
那个士兵听了以后就走开了。戈扬后来在一首小诗里描述那一排排把学生与大会堂里面的贵宾隔开的士兵是“一堵暴力的墙”,把世界划分为两边。“一边躺着胡耀邦的遗体,但在另一边是他的灵魂。”
在大会堂里面,胡耀邦的遗体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供人瞻仰。官员和贵宾们慢慢地从旁边走过做最后的告别。追悼会结束后,载着遗体的灵柩按照惯例要从大会堂出来,在天安门广场绕场一圈,然后在长安街上拐弯向西前往郊外的火葬场。当哀乐不停地在高音喇叭里播放时,广场上的学生既焦急又耐心地等待着灵柩的出现。那是他们自己向胡耀邦告别的机会。
学生们已经在这里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夜晚和早晨。在大会堂里面的告别仪式拖拉得很长时,许多人觉得他们已经完成了参加追悼会的意愿和目的。他们陆续离开广场去寻找食物和休息的地点。但还是有上万人留了下来。他们挤在人民大会堂前希望能看上一眼灵柩。
又等了很久以后,消息传来说灵车队已经出现在长安街上,正在向西开去。在那条大街两侧,几百万市民拥挤在人行道上赋予胡耀邦一次凝重的送行。大量的自行车在路边跟随着灵车队,一路不停地敲响铃铛。这个场景令人回想起1976年民众送别前总理周恩来的情形。但这一次,灵车队跳过了有着千万个翘首以待的学生们的天安门广场。
愤怒的人群中开始出现了小规模的呼叫,逐渐发展成集体的怒吼:
“李鹏!出来!”
“李鹏!出来!”
人群向前涌动。手挽着手的士兵们努力地维持着他们的警戒线。在学生的最前列是手里依然拿着喊话筒的吾尔开希,大声呼唤着共和国的总理。
“看看,”吾尔开希呼啸着,“这么多学生饿了一整天就为了有机会来跟你讲话。”他叫道,“人民共和国已经40年了,这是第一次一个人站在国徽下面,在人民大会堂前面,在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前面,要求与你对话。我抗议!你无耻!”
吾尔开希的话从历史的角度上看并不准确。在人民大会堂门前呼唤国家领导人这一举动远远不是这新一代人的发明。这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就发生过很多次。甚至更近一些,陈子明和王军涛都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亲身经历过同样的场面。但吾尔开希的情绪无疑是真诚的。这些年轻的学生们在他们受到的教育中从来没有机会接触到历史的这一侧面,他们毫无疑问地相信他们是在做一件前人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事。
没过多久,有些头脑发热的人便开始建议他们可以挤过士兵的警戒线冲进大会堂。吾尔开希看看双方的人数也觉得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幸运的是,就在他要往喊话筒里嘶叫时,其他的人及时地制止了他。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他们决定派代表去再次递交他们那还没有收到任何回音的《七条要求》。“如果他们还继续不理我们,我们就在他们面前跪下!”情绪激动的张伯笠建议说。跪谏,自然是古代大臣面见皇帝时行使的礼节。张伯笠提议以这样戏剧性的方式进行象征性的抗议。
“我不能跪!不愿意给共产党跪!”吾尔开希干脆地回答。
“你不去,我去!”当初曾经同王丹和李进进一起递交过《七条要求》的郭海峰一把抓过请愿书就往人民大会堂走去。另外两名学生,周勇军和张智勇,随后跟了上去。也许是因为没有防备,士兵们让他们挤了过去。
这时已经是中午12点半了。3个人一直走到了那长长的台阶的中间一层。他们四面看看,周围没什么人。在他们下面,似乎很遥远的地方,上万学生正站在士兵的警戒线后面。大多数学生并不知道他们的计划,但他们发现3个正在上台阶的人影时正把注意力集中到这里。在3个人的前面更高的地方,人民大会堂的大门紧闭着。只有少数几个卫兵在台阶的尽头往下看着他们。
慢慢地,郭海峰的身体低了下去,直到膝盖着地。在他的左边,周勇军有点不情愿地跟了下去,但只用右腿单膝跪下。在他右边,张智勇双腿都跪下了,他的头在胸前垂下。但郭海峰却挑战式的抬起了头。他那握着长卷请愿书的双手高举过头,伸向高高的国徽。
一个无形的冲击波传下台阶漫过在广场上的学生群体。一个短暂的寂静立刻被恐怖的尖叫和怒吼掩盖。
“不!”“不行!”
“不能跪下!站起来!!!”
也许是他们年轻的人生中第一次,这新一代的学生切身地体会到他们和他们的政府不属于同一个阵营。眼前的戏剧场面是如此紧张,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回应。那3个人在台阶上跪了足足有半个小时。没有人从大会堂里出来接受或拒绝他们。时间似乎凝固了。
一个中年人突然从大会堂里冲了出来,他一边跌跌撞撞地下楼梯一边在大哭。当他到达3位学生所在之处时,他所能做的仅仅是试图同时拥抱他们。他喘着粗气,喃喃地重复着,“没有用的,没有用的。这不是一个你可以说话的政府。”
下面激昂的学生已经看够了。北京电影学院的马少方挤到了警戒线前。他看到吾尔开希在台阶下满脸的泪水。这位21岁的维吾尔人在不停地喧嚣,“我没跪!他们跪了!我没有跪下!”在他附近,政法大学的一位瘦高的学生浦志强正用一个喊话筒愤怒地砸着自己的头,以至于血流满面。封从德静静地咬破了自己的手指,在手绢上用血写着他的想法。封从德要写的是“总理,人民呼唤你”。边上还有一些人也在同样地写血书。马少方挤过这混乱的一群,跑上台阶把跪着的3位学生代表拽回到人群里来。学生领袖们聚在一起很快地做出了一个避免在这个时候直接对抗的决定。他们宣布将无限期罢课。然后,由政法大学带头,失望的学生们与他们到来时一样跟随着各自学校的校旗逐一退出了广场。吾尔开希后来回忆道:
我们离开大会堂台阶的时候军人开始殴打我们。他们是真打。当我们终于离开天安门广场后,我因为饥饿和虚脱晕倒了 。
第二天,大部分官方媒介负责地报道了人民大会堂里面的官方追悼会,却对天安门广场上的戏剧化场面只字不提。但北京的几个较小的报纸,包括《农民日报》、《科技日报》和《中国妇女报》,打破了沉默。他们正面描述了成千上万学生和市民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自发参加葬礼的情形。当然,没有人提到跪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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