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May 30, 2011

八九回忆:民主女神的制作经过


1989年5月30日,民主女神塑像被树立在天安门广场上,成为八九民运的重要标志之一。英文《龙的传人》书中收集了一份有关制作塑像过程的访谈,署名为Cao Xinyuan。该访谈原文是英文,下面是翻译版:

对于一位雕塑家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得上看到自己的创作逐步成为现实的过程。但虽然我是在观看一个我自己并没有参与的雕塑的产生经过,却也感受到了同样的激动。那是在天安门耸立了5天的“民主女神”。

一直到去年我是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的一名研究生。塑像就是在那里建造的,当时我就住在那里。

中央美术学院里天安门广场不远,学校的师生很早就积极参与了运动。开始时是要纪念刚去世的胡耀邦,学生就为胡耀邦制作了一幅巨型油画遗像放置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5月27日,北京高自联的一位代表来到美院请他们再制作一个更大的作品——一个塑像,并要求在计划在30日举行的大游行前完成。北高联提供了8000块钱经费,他们建议复制自由女神,就像两天前上海游行中出现的那个一样。但美院的学生拒绝了这个建议。一方面他们认为这主意有太明显的亲美倾向,另一方面复制他人的作品与他们做艺术家的原则相悖。他们觉得需要的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式的象征。但他们有一个现实的困难:即使他们日夜苦干,也不可能在3天内做出一个原创的大型塑像。

他们的解决方式很聪明,也是后来的塑像出现的一些特征——她看起来有点歪和她两手高举火炬的姿势等——的原因。这些受到严格艺术训练的学生选择了一个地道的学院式途径:他们决定使用一个他们之中一人已经完成的课堂作业来加以改造。那是一个一尺半大的泥塑,一个男性裸体举着双手抓住一根棍子依靠着。作业的目的是显示人的重心移到体外时肌肉和体重分布的变化。这就是民主女神偶然的本源。学生们把棍子的下端锯掉,在顶上加上火焰成为一个火炬;他们把人的躯体扶正了一些,把男人的脸改成女人的脸,加上乳房,然后再把整个身体盖上一个长袍。


改造后的模型就是后来建造的近10米高的塑像的基础。它被拦腰锯成4段,年轻的雕塑家们分别制作这个巨大塑像的一部分,然后在广场上组装。用的材料主要是泡沫塑料,由金属丝串联固定。外面抹上石膏,把各个部分粘结在一起,也可以做更精细的雕塑。塑像的4个主要部分都很轻,只需要五六个学生就能搬运。

学生原来打算用学院的卡车运送。但公安局发话说哪个司机敢运就会被吊销执照。于是学生雇用了6俩人力三轮车。其中4辆搬运塑像,另外2辆则运送工具和材料。



运送的路径早就公布了:出校门后左转,向西到东华门,沿着紫禁城护城河到达广场。这个告示其实是糊弄警察的。实际上,我们出了校门就向右转抄近道由王府井南下,然后沿着长安街经过北京饭店到了广场。

广场上树立塑像的地方是精心选择的,正在那巨大的中轴线上。中轴线北边是天安门城楼上挂着的毛泽东巨幅画像,南边是现在正作为学生指挥部所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塑像放置在长安街南侧,正好与毛泽东面对面对峙着。我们在晚上10点半到达时,那里有巨大的人群,大概有5万人左右聚集在已经搭设好的高大的铁架子周围。塑像的几个部分一层层搭起来,放在铁架子上面。原来空心的塑像中间被浇灌上石膏,里面是一些直立在地面上的钢筋,把塑像支起。上面伸出了的多余钢筋然后被一一锯掉,只留下独立的塑像。塑像的底座也是由钢筋制成,约2米高,后来用布盖上。这个塑像一旦建成便无法再拆开,只能一下子全被摧毁。


这一系列工作花费了整个晚上的时间。外面的学生们手拉手围成一个圈子保护,使得里面的人不受干扰。到5月30日中午时分,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揭幕仪式了。很多人已经等候了一整晚。其实,只有塑像的脸部被两块布——一块红布一块蓝布——盖着,学生们一直没能够收集到足够的布料来遮挡整个塑像。

揭幕仪式非常简单而感人。一名女生阅读了一份准备好的声明,解释塑像的意义。那位女士大概是广播学院的学生,普通话非常标准。声明说,“我们制作这个塑像,作为民主的纪念,表达我们对绝食学生、这么多天一直留在广场的学生以及其他所有参加运动的人的敬意。”人群中随机挑选的一男一女两位市民上来拉动揭幕的绳子。布片掉下来的一瞬间,全场欢声雷动,人群泪流满面。“民主万岁!”等口号此起彼伏。大家开始高唱国际歌。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们进行了一场表演:合唱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欢乐颂”,接着是另一首外国歌曲和一首中国歌曲。最后又再一次是国际歌。

那天晚上风雨大作。我们一早就赶往广场查看塑像是否已经被损坏。但她经受住了这第一场考验,分毫未伤。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


方励之:我经历的1989-1990中美互动(A)

方励之最近撰文回忆1989年天安门屠杀后他与夫人李淑贤教授在美国大使馆避难期间的中美谈判过程。这是第一部分:

我经历的1989-1990中美互动
方励之

开篇

2010年圣诞节前,收到李荫远先生的e-短信。云:“多年不通音信。钱先生辞世不觉已十一年了,我手边只有他指导的科学史学生早年写的传略。我在网上读到过你的两篇回忆散文,都是关于大学刚毕业时期的,也许你真该动笔写回忆录了,不是写你正确与否,而是可以给二、三十年后治史学者之采择与评论。”

这里钱先生是指钱临照。李荫远先生曾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62-1965年间,我一边在科技大学教书,一边在李先生门下作研究。李先生现年已92岁,已洗手物理,也不参加院士活动,转而研究新诗,2006年有“当代新诗读本”出版。

因我忙于日常的教学和研究,“剩余劳动力”不多了,没有写回忆录的能量。加之,“回忆录”这类“书”,如美元一样,正在贬值。然而,如李先生所言,“二、三十年后治史学者”的兴趣并不在于回忆者自陈的“正确与否”,而在于可“采择与评论”的史实史料。所以,重要的是提供史实,即可被证明或证伪的硬史料。 本文涉及的历史,主要是李淑娴和我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避难时期,中美两政府之间的外交互动。


有关的史料

避难时期是1989年6月5日到1990年6月25日。该期间,“方李避难”是中美外交的核心问题之一。中方当局公开的史料,记在钱其琛的书中[1],很简略。美方当局的记载,在布什(G.Bush)和斯考克罗夫特(B.Scowcroft)的合作回忆中[2],也简略。记者James Mann查阅了美国务院的档案,对此案写得较为仔细[3]。

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y),对“方李避难”一案,无疑所知最多。他对此段历史,有相当长的叙述[4]。不过,李洁明的回忆录是经CIA出版评审委员会审查过的。对比基辛格的新书[5]关于“方励之问题”的章节,就会发现一些史实在[4]中被隐去。以下文字谈到的历史故事,尽量不重复已发表的文献。

当年美方的谈判立场之一是:“We are prepared to serve as the `mailman’ between Dr. Fang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this regard without offering commitments on behalf of the US government.”(见talking points Nov.18, 1989, 全文将附于(B)中)。大使李洁明确曾说:“I’m only the mailman for Fang Lizhi (我只是方励之的传信人)”[3]。“only”一词不准确。但李洁明确实在谈判中扮演过传信人角色,他传来中国政府的口信和文件,也传去我们的回应。重要谈判前,李洁明往往将他的谈判要点(talking points)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知道1989.6-1990.6期间的中美外交谈判的部分细节,也保留有一些相关文件。

事件已过去二十一年,有关文件,除了供人“采择与评论”,和“指天说地”(图1)以外,只能束之档案室了。鉴于此,凡有原件者,皆以原件发表。凡只有英文而无正式中文本者,只抄录英文。
图1,这张卡通,曾用于演讲“1989.6 - 1990.6期间中美互动故事”的开篇。指天说地,容我慢慢道来……

十三个月中,李洁明大使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等的谈判大体有三个阶段。一是1989年7,8月份,我们进入美大使馆的初期;二是10,11月,尼克松和基辛格访华前后;三是,1990年5月之后,直到我们离开大使馆。本文也分成三个部分,(A),(B),(C),分别记述这三个时期的故事。

以下即为(A)。


“你们干什麽他妈的事!”

6月5 日晚,李淑娴和我住在建国饭店。半夜,电话铃响,是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代办薄瑞光(Raymond Burghardt)打来的,他急匆匆地说:“我是今天下午见到你们的薄瑞光,欢迎你们来大使馆住,你们是布什总统的客人,如果同意,我们马上开车去接你们。”

同“今天下午见到你们”时相比,薄瑞光的口气有了180度的大转弯。

那天(6月5日)下午,我们在Perry Link (林培瑞)陪同下去大使馆,想在那里暂住几天,以渡过动荡不定的时局。薄瑞光接待了我们的。当时李洁明大使和夫人莎莉(Sally)刚到北京,尚未搬入大使官邸。大使馆事务由薄瑞光代办主持。薄同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看得出来,他不欢迎我们在大使馆暂住。所以,我们于下午4点多钟离开使馆,去建国饭店过夜,林培瑞则回了他自己的家。没想到,只过了几个小时,薄瑞光的态度居然大变,不但欢迎我们去住,而且说是作为总统的客人。

后来知道,态度大变的原因来自华盛顿。当天下午(美东时间),国务院的Jeffrey Bader得知驻京大使馆“不欢迎”我们的作为后,火了,急了。他要立即给驻北京大使馆打电话,交待国务院的态度。Bader一时找不到保密电话,因为是星期日。事情不能拖,不在乎保密了,Bader就用可被中方监听的电话直接打到使馆政治处。说来那一通电话倒是不怕被监听,因为最主要的一句话是[3]:

“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

一听“fuck”,薄瑞光等立刻明白了。赶快打电话给我们:欢迎。

当然,当初的“不欢迎”态度,并不是薄瑞光自定的,也是美国当局的一般性政策,薄瑞光特来解释过这一点。也与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的回忆相符[2]。

打电话后,薄瑞光,科技参赞和武官立即冲进一辆有防弹玻璃的面包车,迅速开到建国饭店后门,摸黑接我们进入美国驻京大使官邸。他再次说,你们是总统布什的客人,愿意住多久就住多久。

那时已是6月6日凌晨,就此开始了历时约十三个月 (精确说,384天另10.5小时)的避难生活。


紧张的六月

6号当天,白宫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就证实了我们的避难消息,事件被公开化。李洁明对白宫迅速而又高调地发布“方李避难”感到吃惊[4]。显然,白宫是有意让媒体知道。

公开化的危险是,可能引起“闯大使馆抓人”。按常规,进使馆抓人在外交上是不允许的。但是,外交常规并不绝对有保障。1967年,北京红卫兵就火烧过英国领事馆。况且,早在5月底,北京当局就组织过郊区农民游行。游行者呼喊的口号是“打倒方励之!”,同时火烧模拟方励之的纸人。农民的理由是“他不让 我们进城卖西瓜”。

李洁明大使及夫人住进官邸之前。整个大院夜间是空的。除了李淑娴和我外,只有一位官员在官邸内值班,官邸门口有几个海军陆战队。1989年6月5-10日,正是上弦月,后半夜无光。要想趁月黑风高时从大使官邸劫走一两个人,不是办不到的。

6月10日,李洁明正式就任后,来到大使官邸看我们。

6 月11日,北京公安局发布了对方李的的通缉 [6],摄影图形的告示张贴于各个通衢口岸(图2)。报纸电视亦报道。形势更紧,一些送饭的馆员神色极为不安。


图2. 1989年6月11日,电视上发布的通缉方励之李淑娴令。其像素不会大于400X300,以至后来不止一次有人转告我们:某某在口岸被截住,因相貌与通缉令所示者相似。再有,通缉令中的六个基本数据(两人的出生月,日,及身高),有五个是错的。捕头见到我们,倒不一定能立即认定。

李洁明一开始就交底,介绍美国处理政治避难案的历史纪录:美国在政治避难案例上,从来没有向所在国让过步。冷战时期,苏联和东欧曾有多起在美国使馆领馆避难事件,都经外交谈判得到安全解决。1946年,李公朴和闻一多被暗杀后,反蒋民盟人士楚图南,潘光旦,费孝通等在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寻求避难。尽管当时美国与国民政府是二战盟邦,避难者仍得到有效庇护,直到国民党当局切实保证避难者的自由和安全。楚,潘,费等人虽属“左派”,亲共,但并未去苏联的使领馆避难。不是没有原因。楚图南的导师李大钊,1926年进入北京东郊民巷苏联公使馆避难。1927年,张作霖派部队进入苏联公使馆,抓捕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张作霖有持无恐,他掌握着苏联在东北的利益(如中东铁路)。

话虽如此,使馆的人仍担心不测。李洁明告诉我们,在第一时间,他就已透过有效渠道向中方说明底线,如果闯美国大使馆,美国则别无选择,只有断交。“断交”是一标准反应,张作霖闯苏联公使馆后,苏即与其断交。更早,义和拳攻打北京使馆区时,所有被攻国家均与清廷断交。

稍后,李洁明还送来一部1963年的美国好莱坞老电影“北京的55天”(55 days at Peking),描写1899年义和拳攻打使馆区时,美使馆里的海军陆战队员及平民坚守55个昼夜,未被“金钟罩铁布衫”义和拳民攻破,直等到援军(即八国联军)到达,获解救。美使馆人员大概都看了这部历史电影。义和拳事件时,就有中外教士教民在使馆区避难。(在小学,40年代初的北京,凡抡拳打架,不少同学都要大喊一句“我有金钟罩铁布衫!”,壮义和胆也。)

李洁明告,若有紧急情况,速接海军陆战队的值班电话。

以后,李洁明大体每十天来一次。政治一秘司徒文[ William (Bill)Stanton ]每两天来一次。此公为英文文学博士。当时还年轻,精干壮实,血气方刚。现为AIT台北办事处主任,等价于美国驻台大使。

有一位大夫和一位护士几乎日日来,负责我们的日常生活。

通过大使,Bill等人员,我们知道,6.4之后,除美国大使馆外,(西)德,澳大利亚等驻北京大使馆有许多起避难案。只有方李一案被美国当局高调公开。其他未被公开的避难案件,经政府之间的暗盘互动,均很快顺利解决,或安全出境,或安全离馆。

三周过后,一切正常。美使馆门前相当平静,无人游行,没有拳乱,也没有火烧方励之模拟像。Bill说,似乎只有“卖西瓜”的暗哨。

Bill的夫人在领事部负责签证。6月下旬,Bill告,有中国高层人士,如国家主席杨尚昆等的亲属申请赴美签证。不久,袁木家属也申请签证。美领馆人员在interview 时,故意大声用中文问:“你是——袁——木——的XX 吗?”。所有等签证的人都听到了。袁木家属去美的消息,在北京不胫而走。

随着发放这些签证,“火烧大使馆”的危险期也过去了。开始谈判。


“起诉书”

李洁明传来的第一个中方文件,是英文的。文体是个外交照会。抄录如下:

By granting refuge to Fang Lizhi and his wife, the US Embassy has grossly interfered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and also violated international la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on many occasions made representations to the American side about this matter. The Fang Lizhi case is a serious political issue which involves China’s sovereignty, law, national dignity and the norms of international law. We hop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respecting China’s law and following the norms of international law, extricate itself as early as possible from the quagmire of interfering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and refrain from doing anything to further aggravate the Fang Lizhi issue. Otherwise, the American side shall bear the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all the serious consequences arising therefore to the Sino-US relations.

内容是谴责美方对方李的庇护。其中说到方李的罪行是进行反革命宣传及鼓动反革命活动。

我曾建议大使在谈判时问中国当局,我们被指控犯罪的具体内容。以便真要写“认罪书”,也好知道要写那一条。后来,李洁明大使告诉我,这个问题他问了,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的答复是:“他们的罪行是显然的”(“it is obvious,…”)李洁明不接受这种答复。“认罪书”也不好写“显然”罪。李洁明坚持索要中国检察部门对方李的起诉书副本。既然中方照会提到方李一案涉及主权,是的严重政治问题,并有通缉令。按理,中方应有起诉书文本,列举方李的罪行。然而,刘华秋始终没有拿出书面的起诉书。

最后,拖不过,刘华秋口头陈述了方李的十四点罪行。但没有正式的备忘文件交给大使,而只准李洁明等美方人员记录。谈判后,凭记录,李洁明向我们转达了副部长的十四点指控。(副部长没说,为甚麽不多不少是14点,按上海人说法,比13点还多一点)。

我们写了“对‘十四点’的答复”,是书面的,正式的。

在后一轮谈判中,李洁明将我们的“对‘十四点’的答复”,作为正式文件之一交给刘华秋。此后的谈判,‘十四点’再没有得到回应。方李的“显然”罪也不再被提及。

“对‘十四点’的答复”的原件如下。注释也分十四点,逐一对应,放在正文之后。


“对‘十四点’的答复”(正文)

1,方励之确认,1988年7月,在南京,在与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何柞庥教授讨论中国的改革时曾说:“中共已经有三十年的不成功,如果改革再不成功,中共应当下台”。参加讨论的还有美国加州大学(UC Santa Barbara)物理教授 A. Zee, 他可以作证。

2,方励之确认,他写有“中国的失望和希望”一文,最初发表于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随后,英、法、德、澳大利亚、台湾、香港等地报刊都有转载。至于该文如何从海外传入内地散播,应向中国海关或邮检部门调查。

3,方励之指出,在北大草地民主沙龙,方励之主讲过一次 (5/4/1988), 李淑娴主讲过两次 (11/23/1988,4/5/1989),其他活动均未参加。该沙龙的主讲者大都为中外知名人士,包括剧作家吴祖光、诗人邵燕祥、美国大使Lord夫妇等,方励之是否操纵他们进行反革命意识形态讲话,可请他们作证。沙龙活动本身是中国宪法第35条赋予公民的权利。

4,方励之确认,1989年1月28日,在北京都乐书屋“新启蒙”座谈会上说:“1989年是"五四"七十周年、建国四十周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现在需要用行动来纪念这些日子”上述纪念日在中国是合法的,“以实际行动来纪念和发扬各节日的精神”,是中共倡导的哲学。

5,方励之确认,198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一位副教授用电话讯问有关沙龙情况时,曾回答:“很有火药味,有三次这种沙龙,就可能上街”。这种对形势的预测,已被后来的发展所证明。这还证明方励之的电话被窃听。

6,方励之指出,有关方励之、李淑娴鼓励王丹攻击政府一事,没有具体时间、地点。请说明时间地点,再予答复。

7,方励之指出,天安门的学生活动始于4月16日,故该事件不可能由李淑娴在4月17日上午的活动引起。该日上午李淑娴在北大上班,不知天安门已有学生示威,回家后,亦未有来访者。

8,方励之确认,1989年4月18日上午,李淑娴应选民要求 (可从电话录音求证),在北大学生区贴出通告,通报北大部分学生根据中国宪法第41条准备向人大常委会递交请愿书。李是北大学生选区的人民代表,通报本选区选民对人大的意见,是人民代表的职责,否则是失职。至于所谓“李淑娴于1989年4月18日向北大学自联发指示”一说,纯系子虚乌有,因当时北大学自联尚未成立(有“人民日报”为证)。4月20日晨在新华门前的打人事件,据了解, 当时在场的学生主要不是北大的, 称李淑娴为该事件指挥,是没有逻辑的。若有这种指挥, 可在19日夜至20日晨的电话录音中找到证明。

9,方励之确认,他赞成学生提出的全部七条要求,并非只赞成其中有关胡耀邦的一条。关于物价问题,他认为这是赵紫阳—邓小平的改革的败绩,公民有权对此表示关切。

10,方励之确认,方曾于1989年4月20日见到王丹。当时4月26日社论尚未发表,游行正走向高潮,学生还没有害怕感,更何况学生领袖。所以,称王丹于4月20日已感害怕,不符合历史。至于学生与国内外媒体接触,是公民的一项权利。

11,方励之指出,根据工作日志的记录,1989年4月26日,方励之除按时到北京天文台上班外, 接见的客人有, 美国CBS电视记者、纽约时报记者、法国Liberty记者、朋友Jean Wong、三个北大物理系学生、香港快报记者、“东方纪事” 一位编辑,而没有王丹。王丹是否于该日到方励之的家或见到方,可请上述人员作证。

12,方励之指出,李淑娴于1989年5月18日在社会科学院参加的会议,是由作家李陀召集的,不是严家其。该项活动是宪法第35条赋予公民的权利。至于大家给学生捐款,是出于人道,就如政府也曾提供大汽车以防学生被雨淋一样。

13,方励之确认,1989年5月20日,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全国人民代表刘彩品打电话告知,她写了一个提案,动议根据中国宪法第61条及第63条召开人大特别会议罢免李鹏的总理职务。对此,方表示完全同意。并告刘北京也有人民代表作类似的事。根据宪法罢免李鹏的总理职务,是解决困境的有效办法。再次证明方的电话被窃听。

14,方励之指出,1989年5月22日确有人打电话给李淑娴说:“现在全世界的眼睛都看北京,如果北京撤退,就会令人失望”。根据电话录音可以听出,此话是由一个男声说的,故可证明不是李淑娴说的。第三次证明方的电话被窃听。

15,方励之表示,乐于就上述14个问题作公开的 (如报纸、电视) 作证和答复。


“对‘十四点’的答复”的注释

注1)刘华秋说,方励之“进行反革命宣传及鼓动反革命活动”的首条罪状是,方曾说“中共已经有三十年的不成功,如果改革再不成功,中共应当下台”。经查实,我确实说过此话,说话的时间是,1988年7月10日;地点是,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反革命宣传”及“鼓动反革命活动”的对象是何柞庥教授。该年6月11日至7月12日,在南京大学举办“宇宙学及粒子物理”讲习会。A.Zee(徐一鸿,加州大学Santa Barbara 物理教授),于7月10日,邀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何柞庥教授,北京天文台方励之到他房间,谈论时局。物证有,1.) 该讲习会的文集“Cosmology and Particle Physics”eds. Li-Zhi Fang & A. Zee (Gordon, 1988)[7];2.) 当时的照片(图3)。

图3,1988年7月10日,宇宙学及粒子物理会议期间,何祚庥(左),方励之在徐一鸿教授房间(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讨论时局。方正在向何祚庥“进行反革命宣传及鼓动反革命活动”,是为首条罪行。


注2)第二条罪状是,1989年2月2日,方在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发表“China’s despair and China’s hope ”一文。后在境内流传。

注3) 第三条罪状是,操纵在北大民主沙龙的演讲人,宣传反革命意识形态。李洁明大使说到“方励之操纵前美国驻华大使洛德夫妇”时,不禁莞尔。“操纵美国大使夫妇”,触犯哪条刑法,中国的,美国的?

注4) 第四条罪状是,方于1月6日给邓小平写信,建议赦免政治犯。写信建议赦免政治犯,只有一个小错,寄错了人。按中国宪法,国家主席才有资格颁发特赦令。邓小平没当过国家主席,资格不够。

注5)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一位副教授”,友人。后为教授。现已退休,仍在北京,暂隐其名。

注6) 第六条罪状是与王丹的接触。但无时间地点。方李在科学院的寓所——保福寺916楼-1101号,公安部门有全程的视频监视。证据如下:方的一学生顾安苏,6.4后被当局盘问:“你为什麽一天三次去方励之家?” ,“证据确凿,我们有录像记录,你一天去了三次保福寺。”顾答:“是。是一天去了三次,去吃饭,因为方老师家的饭好吃。”可见,在方李住宅,录像监控是全天的。

注7) 罪行七说,天安门事件是由李淑娴于4月17日在北大发动的。指控的时间不自洽。

注8) 罪行八,1989年4月18日上午,李淑娴(北大选区区人民代表)向选民述职,是李“向北大学自联发指示”。而“北大学自联”成立于4月20日,由丁小平,王丹,杨涛,封从德等领导。指控的时间又不自洽。

注9) 罪行九,赞成学生的全部要求。1989年4月18日,学生提出的七条要求是:i) 重新评价胡耀邦的是非功过; ii) 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iii)公开国家领导人的收入;iv)解除报禁;v)增加教育经费;vi)取消北京市的游行“十条”;vii)政府领导人对失职事件,公开检讨。

注10)罪行十,与王丹接触。我的1989年4月20日日记中只有两个字:“clustering”, “Perry Link”。前者意为写“Biased clustering in a universe with hot dark matter and a cosmic string”一文。后发表于 Astr. & Astrophys. 233, (1990),1。第二个字意为林培瑞来。没有王丹。

注11)后有朋友告,“三个北大物理系学生”乃线人也。

注12) 1989年5月18日,李淑娴,和许良英等科学院人士乘同一辆车,从中关村去社会科学院参加李陀组织的会议,我没有去。

注13) 刘彩品,女,时为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台湾嘉义人,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台湾省代表。丈夫木村博为日本人。他们的儿子木村XX(名字忘了),1989时为北大物理系学生。6.4后,举家返回日本定居。

注14) 当时方李电话被监听。有朋友告,打电话到方李家,有时接话者说是公安局的,或派出所的。可能因为监听技术不太高,串线,或有意威胁。打电话者有朋友,同事,学生,同时也有线人,或来路不明者。

注15) 我们加的一点 。


中国人6.4紧急保护法和签证

9月,中国人6.4紧急保护法一案在美国会通过,并经布什总统签字生效。

9月9日,中国国家教委副主任藤腾召见美国大使,严词抗议美国政府容许中国留美学生在美滞留。

抗议完毕后,藤腾秘书特意要了大使的电话。大使回到官邸后,不到一个小时,又接到藤腾秘书的电话。大使以为又要召见。不是。秘书电话的目的是恳请大使帮忙为藤腾夫人得到美国签证,即恳请大使容许藤腾夫人也去美滞留,他们子女已当时已滞留在美。

大使向我们简报了藤腾召见,及其后的秘书电话。因为他知道1986年管惟炎和我被当局免职和撤职后,藤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

后来我们问到Bill 关于美领馆的签证政策。他说,凡中国高级干部的亲属的签证申请,一般都批,不拒签。我们问:“这是不是有点‘走后门’?”Bill 狡黠一笑:“不算‘走后门’,而是‘入乡随俗’”Bill 的中文一般, 但能确切使用“走后门”和“入乡随俗”中国词汇。

Bill也说道另一类签证政策:凡是北京天文台来的申请签证,几乎一律签。有的北京天文台申请者,在领事interview时,还要领事代问“方励之好”,都转达了。所以,我能及时知道有关同事的动向。

中国科技大学的赴美签证申请是由美国驻沪领事馆办。薄瑞光于9月16日来告别,离任。他后来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2000年我们访问台北,拜访时任AIT台北办事处主任的薄瑞光。他说,6.4后,科技大学在沪的签证申请,也几乎是来者必签。

补充一句,“走后门”或 “入乡随俗”是外交政策,而非私人行为。有一位馆员,华裔,将美金与在北京的亲戚兑换人民币。立即被解职,送回美国。

肯尼迪人权奖

9月18日,美R.F.肯尼迪基金会宣布,1989年R.F.肯尼迪人权奖授予方励之。

很快李洁明被刘华秋召见,得到如下照会(又是只有英文本):

We are deeply concerned over the recent announcement by the Robert F. Kennedy Memorial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its decision to bestow the 1989 Robert F. Kennedy Human Rights Award on Fang Lizhi. I am instructed to make representations to the US government about this matter.

Fang Lizhi, who has broken the law by committing the crime of counterrevolutionary propaganda and incitement, is wanted criminal of China’s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 The Fang Lizhi case is a political issue rather than a human rights issue. The Robert F. Kennedy Memorial’s decision to offer Robert F. Kennedy Human Rights Award to Fang Lizhi represents open support to Fang Lizhi’s anti-government activities, and constitutes a gross interference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and an act to further worsen Sino-US relations. We hereby express our deep regret and utmost indignation to the Robert F. Kennedy Memorial at its provocation against the Chinese peopl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emand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stop it.

其意主要是要求美国当局制止肯尼迪基金会的反华活动。

李洁明当即回答了。肯尼迪基金会是非政府组织(NGO)。按美国宪法,行政当局无权约束它们的活动。

回到大使馆后,李洁明还补充说,肯尼迪家族在美国政界,极强势。不但行政当局不能约束它们,相反,如果肯尼迪基金会要求行政当局为他们办事,行政当局还不能拒绝。

果然,肯尼迪基金会要求派员去北京面见方励之夫妇,通知获奖事,要求李洁明大使安排。

我们进入使馆后,美国当局禁止一切非使馆人员见我们,以免节外生枝。美国各大小媒体的访谈要求,一律被婉拒。但是,行政当局还是顶不住肯尼迪基金会的要求,答应了。肯尼迪基金会的代表Orville Schell(夏伟) 和他夫人刘白方,由大使亲自引领到我们的秘密居所。我们在大使馆的13个月中,见到过我们的非使馆人员极少,夏和刘是其中的两个。


十月一日之前

直到九月中旬,中共外交部的主调是抗议和谴责。报纸上则是一片“动乱”大批判。没有解决方励之夫妇问题的暗示。所以,我们要作长期滞留使馆的打算。按历史前例,避难三,五年,都是有的。

长期滞留要做两方面的准备。一是保密,二是身体健康。

大使馆里有不少人员(如勤杂工,以至少量白领)是通过中国外交部雇用的,其中当然有特殊使命者。我们的处境要保密。李洁明要求我们的一切东西都由专职者经手。我们的住地是大使官邸里的医护所,所有窗子都用厚木板钉死,与外界隔绝。垃圾,由医疗所的常驻大夫装在他们的医疗公文包里,带出使馆处理。所以,两位大夫,先是Dr. John Baker (1989.6-1989.10), 后是Dr. John Aldis (1989.10-1990.6),都成了我们的朋友,相交至今。食品则由护士Judith (Judy) McLanghlin负责购买 (图4)。有一次我的眼镜摔碎了。北京使馆派员去香港,通过美驻港领馆配制一副。
图4. 大使官邸医护所的化验室,是我们的餐厅。左边的半个手臂是护士Judith McLanghlin,现已退休,住在Virginia。

8,9月间北京有一个传言:方励之和李淑娴不在使馆了,已经通过地遁术,远走国外。传言虽然荒唐,中国当局也起了疑,外交部要求美国大使承诺,不得用高技术秘密途径把方励之夫妇送出中国。李洁明一直不予正面正式承诺。这更引起一些人的疑惑。可见保密有效。

后来,公安或安全部门还是探测到了大夫护士等与我们有关。Judy说,她家的垃圾,包括烂菜剩饭,经常有人翻动。可能由于我们要Judy去粮食店买新鲜干切面,被侦探注意到了。一般美国人绝不会去小胡同里的中式粮食店买新鲜干切面条。

Bill 的工作,后来也被探明。他说他常被骚扰,汽车被放了气,自行车被拔了气门芯等等。拔气门芯骚扰法(或恶作剧),是我们在上中学时常用的,如今,在中美两世界超级大国的外交互动中还用?Bill 点头肯定。

小病不怕,有常驻大夫。美国务院还有巡回医生去各使馆治病。常见的一种巡回医生,是心理医疗大夫。使馆环境狭小,内外文化差别大,心理不适是一种常见的外交职业病。李洁明也问过我们,要不要心理咨询,心理调理?因为我们活动范围更小。医疗所最大长度42.3步。按历史经验,在美国驻苏及东欧使馆避难的斯拉夫人或犹太人等,都曾患有不同程度的心理忧郁症。

同我们经常接触的人员(大夫,护士等),倒不觉得我们有忧郁心理问题。我们自己也不觉得有心理治疗的必要。可能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都在“牛棚”里住过,那里的忧郁心理者,极易自杀。

后来,从关岛来了一位巡回牙医,黑人,一副好牙。医疗所也有牙医专用的医用椅。他给我们洗牙及治牙。

为适应长期滞留,我开始做宇宙学研究。我的电脑的数值模拟计算昼夜不停,医疗所墙外的中共探测器,一定不断地收到宇宙学的数字信号。

滞留到第四个月,中共就不再等了。 1989年10月1日,中共主动地向美国当局发出第一批信号:解决方励之问题。

参考文献

[1] 钱其琛,外交十记,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2] George Bush & Brent Scowcroft,A world transformed,(Knopf, 1998)
[3] James Mann, About Face , p. 237 (Knopf, 1999)
[4] James Lilly,China Hands (Public Affairs 2004)
[5]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Penguin, 2011)
[6] Fang Lizhi, Bringing down the great wall, (Knopf, 1990)
[7] Li-Zhi Fang & A. Zee, Cosmology and Particle Physics, (Gordon, 1988)




八九回忆

Thursday, May 26, 2011

八九学运的动画历史

这里有一个八九学运的动画历史,以著名歌曲《寂静之声》叙述:

8964 from sofunny on Vimeo.

Tuesday, May 17, 2011

北大的“平反六四”涂鸦


香港《苹果日报》报道近日北大校内的一条道路上出现了写有“平反六四”的涂鸦文字。这些涂鸦是在修补路面的水泥未干时写上的,可能已有时日。

后来推特上有人报告该涂鸦现在已被校方凿毁。

Saturday, May 14, 2011

《天安门对峙》勘误和补充

《天安门对峙》出版后已经发现其中一些错漏之处,收集在这里供读者参考。有些错误是读者指出的,在此一并感谢。这个勘误表将经常更新,欢迎读者继续指出错误。


内容勘误:
  1. 第1页:第一句中1989年6月5日应该是星期一,不是星期天。随后的“周末”二字应该删除。
  2. 第50页: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是习惯性说法。他当时在天安门城楼上实际宣告的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3. 第63页:戈扬的小诗是从英文翻译版翻译回来的,与原文不尽符合。原文见这里
  4. 第100页:倒数第二行中的“北大附近的一间小饭馆”应该是“人大附近的一间小饭馆”。
  5. 第176页:“离开会场之后,封从德随即赶往北大……”,封从德后来回忆他并没有立即去北大,而是自己也到了广场参加了记者会。
  6. 第212页:第三段,方励之夫妇的二儿子没有随他们进入大使馆。

内容补充:
  1. 第216页,第三段,根据美国大使李洁明对方励之的私下透露,美国至少对柴玲和封从德的逃亡过程“从头到尾都知道”。

错别字:
  1. 全书,“李淑贤”应为“李淑娴”
  2. 全书,“周峰锁”应为“周锋锁”
  3. 第viii页,第四行:“许多人”应为“许多”
  4. 第viii页,倒数第6行:“为本市设计了封面”应为“为本书设计了封面”
  5. 第45页,第2、3行:“不仅有一份李淑娴教授撰写的前言,而且还登出了1989年竞选获胜者胡平早期的一篇关于言论自由的文章。” 《新五四》的发刊词和其中《论反对派的言论自由》一文都是王丹自己撰写的。
  6. 第45页,脚注第一行:“但在活跃在”应为“但活跃在”
  7. 第78页,倒数第7行:“遭遇警察是决不能发生冲突”应为“遭遇警察时决不能发生冲突”
  8. 第84页,第3行:“的”字重复
  9. 第192页,引文第4行:“不停劝告”应为“不听劝告”
  10. 第213页,倒数第2段第1行:“毛骨耸然”应为“毛骨悚然”
  11. 第225页,注释51中第4条:“极其”应为“及其”


Friday, May 13, 2011

台湾媒体澄清王丹接受的台湾捐款数额

一个月以前,台湾的中央社曾报道说王丹曾经接受陈水扁的国务费捐款40万美元。王丹当时对该报道表示强烈抗议,指出其“基本内容完全不是事实”。

昨天,中央社在一个新的报道中修正了捐款的数额,说明在庭审中“王丹仅说明接受中华民国政府资助海外民运的20万美元,并非40万美元,之前报道有误。”这个新的报道还说明这20万美元是分别于93年11月和95年4月及6月间通过私人关系将款项转交给王丹的。

王丹在其脸书上透露中央社这次在发表新报道之前曾与他沟通,“表现出诚意”。虽然他对中央社没有为原先的报道道歉不甚满意,但表示“有澄清我就可以接受了”。他没有对20万捐款这个数字表示异议。

Wednesday, May 11, 2011

《天安门对峙》书摘:绝食的发起

以下是《天安门对峙》第七章中的部分内容,描述1989年绝食的发起过程:

就在沈彤在三角地发表他的看法的同一天,一张大字报在那里出现。这张署名为“一部分研究生”的大字报号召立即发起绝食抗议。它没有提供这个建议的缘由,但指出苏联领袖米哈伊儿戈尔巴乔夫将在一星期内来华做正式访问,现在正是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抗议活动能达到最大效果的绝好时机。

绝食的主意当然并不新鲜。过去的每次学生运动中都会在“抗议”、“游行”、“罢课”等口号中听到“绝食”的喊声。但那最多不过是一种情绪发泄,并不认真。可是,这次大家觉得似乎不太一样。

就在3个多星期以前,那位著名的作家郑义就曾经在一间宿舍里见到几位刚从胡耀邦追悼会上回来的年轻、疲倦而又愤怒的学生领袖。在上次新华门鼓动绝食失败后,郑义发现眼前的王丹、郭海峰、熊焱等人更能听得进他的想法。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作家,郑义戏剧化地描述着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亲身经历:“绝食,这是一个屡试不爽的强大的群众斗争武器。”他指点年轻的一代说,“如果当局实行军管,不准贴大字报,不准示威、请愿,不准出校门,便可立即宣布绝食。”他还为绝食的进展描绘了一个生动的场面:“只要有数十人宣布绝食,就会有数百上千人响应,就会有数万人围观,捐款捐物捐药。而绝食者的请愿条件便立即会成为全社会的议论中心。过24小时,体弱者开始昏倒;过48小时,开始大量昏倒;72小时是一个重要的临界点,每一分钟都会有救护车呼啸而去,穿梭不停的救护车将成为这座城市的主要景观。在政治高压下平素沉默不语的社会,立即会燃成愤怒的火山。”

郑义没有说72小时极限之后会发生什么。他所经历过的绝食都在那个时限之前解决了。学生们也没有想到要问这个问题。他们是新的一代,最优秀的最聪明的天之骄子,国家未来的希望。政府不可能坐视他们的绝食持续72小时以上,对他们的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在那以前肯定就会进行对话了。另外,不是说有国际法规定如果一个政府不在72小时之内回应绝食抗议,该政府便失去合法性吗?

学生领袖们为这可能的前景很激动,但在那个时刻他们还没能完全确信当时的形势已经急迫到可以或需要采取这样极端的战术的时候。绝食只能作为最后的杀手锏来尝试。

那个晚上之后的3个星期已经过去了。他们的耐心开始不够了。在北师大,吾尔开希也自5月8日起就一直在谈论绝食,他希望能给这个停滞不前的运动一个推动。



刘刚一直能够感受到他在自己一手创建的高自联里已经不再受欢迎了。作为一位非学生,他知道他的位置一直很尴尬。因此他尽量躲在幕后,努力为他们没完没了的会议帮助做后勤工作。当他需要推动一个想法时,他依赖一些比较熟悉的代表帮他说话。不过他发现他的话和他本人都越来越被忽视。在4月27日大游行的前夜,他曾经极力劝导学生不要走出校园。在兴奋的学生领袖眼里,后来的巨大成功已经证明他那保守的态度是错误的。这场运动虽然还只存在了几个星期,却已经滑出了他的掌心。

当绝食的想法逐步趋于现实时,刘刚坚决反对,力图阻止。这一次高自联同他站在了一边。不过那里的激烈辩论很快恶化到了互相扯嗓门争吵的地步。早先辞了职但这时已经回来了的马少方拍着桌子声称他有确实的情报说政府内部的改革派希望他们继续大闹,绝食应该能够帮助最高层的改革派占据上风。他没能让人信服。王超华提醒大家不要把他们的决定寄托在无根据的传言上。高自联随即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因为政府已经向对话团软化了态度,他们将不在近期组织任何大规模行动。高自联指示各个学校要按照“反对四二六社论,拥护赵紫阳五四讲话”的原则行事。

可是,发起大规模绝食这样的想法对一些人来说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就在高自联的会议之后,吾尔开希、王丹、马少方和其他几位代表一起来到北大附近的一间小饭馆吃晚饭。经过一场说服和讨论,他们就在餐桌上决定了要发起绝食,准备以独立于高自联的个人名义来发动。如果取得一定的势头的话,他们知道高自联将不得不附和。

他们也并不孤单。就在同一天晚上,柴玲自己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她激动地找到丈夫封从德,不住口地讲述着她刚才在张伯笠和他作家班的同学那里的一番谈论。他们已经商议好了一个绝食的计划。她还俏皮地说他们在绝食开始后准备偷带一些面包和巧克力,反正绝食只是一个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手段,并不需要那么认真。

柴玲已经在一年前毕业离开了北大,现在是北师大的心理学研究生。但因为丈夫的缘故,她呆在北大的时间远远超过在她自己的新学校。他们两人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北大的筹委会。柴玲虽然不是一名主要角色,却也一直负责着该组织的秘书处工作。

5月12日一早,王丹在北大遇见了柴玲,他们立即就决定合力推动绝食。北大筹委会没有附和。就像高自联一样,筹委会在几天前刚作出决议现在不是绝食的时机。不过,筹委会既不愿意也不可能直接阻止王丹和柴玲,因为他们是以个人的名义在推动这个行动。

王超华发现作为北高联公众形象的王丹和吾尔开希不顾组织刚通过的决议却以个人名义发起绝食时极为愤怒。她却也明白她现在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如果绝食的确爆发而她的高自联公开反对的话,这可能成为高自联作为一个学生领导组织的终结。因此她极为不情愿地同意按照绝食者的要求组织一些学生纠察队帮助维持秩序。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警戒线的话,几十位绝食者可以很容易地被警察赶走。

王超华仍然抱着劝阻的希望。她觉得她可以与这些年轻人谈话让他们头脑清醒一些。不过却是柴玲先找到了她来质问高自联的立场。她们的谈话立刻就崩了。柴玲非常激动,她极清楚地表明无论有没有高自联的支持,绝食都会进行。一股强烈的无助感淹没了王超华。


绝食的组织者决定第二天在天安门广场正式开始他们的行动。那将是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的两天以前,应该能给政府足够时间来做出反应。这个影响会太大了,政府将不可能置之不理。

作为共产主义阵营中的两个巨人的苏联和中国在六十年代曾经在一场举世瞩目的语言攻击、指责和意识形态冲突中背弃了她们兄弟般的友情而分道扬镳。那场论战发展成一段长时间的关系冻结,期间只有几次两国军队在边境线上的小规模武装冲突打破其静默。直到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在各自国家里推行改革和开放政策之后,两个国家才发现它们之间和解的需要和迫切性。这将是这两个邻居在40年间的第一次高峰会议,会带来两个共产党和两个国家之间关系的正常化。这已经被誉为邓小平改革政策的一项卓越成就。

不过,绝食号召在学生中的反响却远远不如预期。即使是在运动的热点北大,当天只有40位学生签名参与。其它校园更是寒酸,参加者很少达到两位数。傍晚时分,上千北大学生按惯例又聚集在三角地。他们争论着绝食的得失,反对的声音在占据上风。首要的原因是没有人能为这样一个绝望的行动提供一个像样的理由。

就在天黑下来的时候,柴玲拿到了麦克风。这是她第一次在大庭广众面前讲话。她的声音低弱,但很坚定。她的话语常常因为激动和泪水中断。这个即兴的发言随意地从一个想法跳到另一个思路,似乎没有条理。但不知为什么这个声音抓住了人心,迫使每一个人全力倾听。在她讲话的过程中,向来喧嚣的三角地逐渐进入前所未有的寂静。

柴玲是以她自己的个人故事开讲的。像许多学生一样,她已经有了出国留学的计划,这时却感到强烈的负罪感和彷徨。她不知道在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出国是否是一种背叛行为。而另一方面,她又没法决定是否值得留在国内。她似乎被自己内心的挣扎所左右,便把绝食定位于她个人最后的努力,要看看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否还有希望:

我为什么要绝食?看着大家为复课不复课分成几派,我们在自耗。如果大家不愿意学习,谁都不会到北大、清华来。但是,即使你搞校园民主也好,搞新闻解放也好,只要动乱的帽子不摘,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所以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而现在已逐渐有“秋后算账”的形势,我们该怎么办?

几年来,我们一次一次运动,一次一次不了了之,究竟是为什么?我们跟政府要民主、要自由,为什么总是要不来?而且,我们不断喊“人民万岁!”可是为什么警察来了,人民都撒鹰子跑?而且为什么我们喊“警察万岁”的时候,警察总是来打我们?为什么要绝食?就是我们想用这种方式,我们唯一的自由,来看看我们国家的面孔,看看人民的面孔。我要看看这个国家还值不值得我们去献身、去贡献。

我们很幸运地有把我们养大成为大学生的父母。但现在是我们绝食的时候了。政府一次又一次地欺骗我们、不理我们。我们只是要求政府与我们谈话,说我们不是叛逆。我们这些孩子们准备去死了。我们这些孩子们准备用我们的生命去追求真理。我们这些孩子们准备牺牲我们自己。

我们要为生而战。我们要以死的气概,为生而战。

在楼上的宿舍里,沈彤已经关了灯,准备在媒体中心忙碌了一天后睡一会儿觉。他躺在黑暗里,柴玲的声音通过就在他窗口的高音喇叭穿透了他的耳朵直达心底。作为对话团的领导,沈彤反对绝食,白天还为此与柴玲争执过。可是这个晚上,柴玲的声音重重地敲击着他。他发现眼泪在不自主地流淌,这是他在运动中第一次哭泣。他没法在床上躺下去了。他飞奔下楼,试图能够接近柴玲但被一群同样激动着的学生所阻挡。

的确,大多数人都在哭,包括一些年龄大的老师和研究生。他们中间有一位名叫白梦的作家班学员。白梦泪流满面地冲出校园为柴玲买了馄饨回来,他要求柴玲坐下来把她这个即兴讲话尽量凭记忆写下来。然后白梦花了整个晚上的时间润色,一篇《绝食宣言》就这样诞生了。同时,北大参与绝食的名单一下子膨胀过百。对许多学生来说,这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凌晨两点钟,项小吉、沈彤和对话团的其他成员们同时收到政府已经准备好与他们正式对话的口信,这时已经是他们递交请愿书的6天之后。

Sunday, May 8, 2011

八九人物:王有才

1987年,21岁的王有才来到北京大学物理系——当时学生运动的热点——就读研究生,可以说是赶上了天时地利。到北京之前,他在浙江大学读本科生时就参加了1986年那里兴起的学生运动。而刚到北大不久,他便介入1988年因为柴庆丰之死而引发的学潮,并加入了当时几个未来学生领袖组织的“行动委员会”。

1989年胡耀邦逝世后,王有才从一开始便加入了学生悼念和抗议的行列。在运动的早期,他曾担任北大筹委会的外联部长。绝食之后,他与其他留守在学校的邵江等筹委会人员一起承担了为在广场绝食、静坐学生的后援工作。在绝食结束、北京戒严之际,他被推选为当时已经被边缘化但正准备东山再起的高自联的秘书长,并在其后参与了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工作。

大屠杀发生后,在绝大多数学生领袖逃亡或失踪的情况下,王有才和邵江组织筹委会在北大做了一系列善后工作,包括派遣学生到其它学校和医院统计伤亡人数。

因为这一系列的活动,王有才名列21名通缉令名单。他于1989年8月被捕,在1991年被判4年徒刑,但在当年11月即被假释。

恢复自由后的王有才并没有安居乐业。在整个1990年代,他在国内频繁活动,多次被公安局短期拘押。1998年,他进而试图在中国合法注册成立作为反对党的“中国民主党”,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在国际压力下,2004年他得到保外就医,并被直接从监狱里流放到美国。

在美国的王有才选择了与其他流亡民运人士不同的道路:一方面他继续高调参与民运,与王军涛等人一起组建了在美国的中国民主党;另一方面,他重操旧业,在伊利诺大学继续攻读物理。

今年春季,已经45岁的王有才终于获得了物理系博士学位。目前他在华尔街的一家金融公司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