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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April 21, 2019

八九回忆:胡耀邦治丧手记(章立凡)

胡耀邦治丧手记
章立凡
2012年6月8日

1989年4月15日,是我终生不能忘怀的日子!这一天的中午,我听到消息说:“耀邦今天上午去世了!”第一个反应是不信。给朋友打电话,大家重复着惊愕、怀疑与悲恸,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北京时间晚七点整,耀邦的黑白照片出现在“新闻联播”上,残酷的消息被证实了。

一、吊客成了治丧人员

第二天一早,一些与胡家有交谊的年轻朋友们,筹划着联名在耀邦灵前献个花篮。大家按照分工,有的去订花篮,有的去买缎带,我的任务是在缎带上写字。中午时分,连饭也来不及吃,便匆匆来到中南海东墙外的会计司胡同25号胡家,约好的几个人已先期到达。

两年来门庭冷落的胡家,此时大门洞开,吊唁的人群络绎不绝。走进熟悉的庭院,马上被一种肃穆的气氛所感染。往日胡家会客的大客厅,现在已连夜改成家祭的灵堂。我们在哀乐声中鱼贯而入,到灵前肃立,行礼如仪后缓步退出。

出得灵堂,诸人意欲离去,我提议去看看德平夫妇。好在胡家的几位工作人员与我相熟,没经过什么阻拦便绕到西厢房。一见到德平夫妇,同行的两位女士已是潸然泪下。众人在小客厅坐下,半晌相对无言。还是德平先开口,缓缓述说父亲临终前的一些情况……德平谈到,关于讣告,家属只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要求加上耀邦是“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此外,他还谈到,爸爸生前有一个愿望,就是中央对他的问题,能够有一个结论,没有也不强求。

从胡家出来,顺道去天安门广场看了看,听说昨晚已有人献了花圈。远远地看见纪念碑前有不少人,走近一看,有两个花圈,还有不少人在议论,说是大专院校已出现了不少挽联和大字报。

当晚,我的邻居张凯(张德生之子)向我转达德平的意思,要我帮忙办些事:胡家希望保存一些悼念活动的资料作为纪念,但他们自己要轮班守灵,没有精力,希望能有一位朋友主持其事。朋友们提名了好几位,大约因为我是搞历史研究的,同他家又比较熟,最后选中了我。

德平兄要将此任务交付于我,无论私情公谊,都是义不容辞。于是从17日上午起,我便每天到胡家“值班”,除负责摄影、录像外,还兼作文字笔录,记载每日的情况及一些吊唁者的谈话,也帮助他们接待一些熟悉的朋友。

自“文革”以后,我惕于文字之祸,已多年不记日记,笔记也记得很简略。此次身负胡家的重托,逐日随时记录,倒使我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经过,有了较翔实的记录。

二、吊唁日志

自16日起,到胡家吊唁的人群川流不息,从达官显贵到平民百姓,从白发苍苍的老者到系着红领巾的儿童,还有宗教僧侣和少数民族。他们大都与耀邦素不相识,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大好人”,或是为他的遭遇感到不平,因而赶来吊唁。灵堂内挂满了各种挽联挽幛,花圈花篮放了一层又一层,后来实在放不下了,便只好在灵堂外的庭院中陈放。很多花圈是群众自己掏钱买的。一位妇女边哭边对我说,花圈店的师傅听说是送给耀邦的,坚持不肯收费,双方争持良久,最后只收了工本费40元;据说送第一只花篮的王光美,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一位中年知识分子看着群众哀悼耀邦的动人情景,感慨地对我说:“公道自在人心。”

在胡家,我与一些吊唁者进行了交谈,他们抒发了对耀邦逝世的感言。

廖盖隆(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说:“这是我们党非常大的损失,他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的全部心血全部生命都贡献给共产主义,一生清白,为我们树立了楷模。我们永远纪念他、学习他,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张小曼(民盟盟员)说:“他去得太快了。他是我们党改革家的旗帜,希望中共能够多出这样的英才。他是人民心目中党的崇高形象。”

中央党校教师夫妇:(男)“他的逝世很突然,而且从发病到去世时间很短,过去也未听说过他的病。这是我们党很大的损失,老同志都感到惋惜。”(女)“特地来致哀,致以最深的感谢之情。他到党校来,为我的丈夫平了反,我一直想向耀邦同志致谢。他在拨乱反正方面有很大的贡献,我们两口子都得到他的关怀,获得平反。我们是随十八军团南下的晋绥干部,他在用人方面是五湖四海,很善于用人,到川北党委工作,他没有带一个人,用的是晋绥干部,大家对他非常钦佩,工作心情舒畅,这是我亲身体会到的。”(男)“他对犯了错误的干部也不是一棍子打死,给他们改正的机会,非常得人心。”

有位中年妇女(售货员)对耀邦的孙子霁光说:“上中学时我听过你爷爷的报告,可惜我没有继续上学,至今没多少文化,你要好好学习呀!”

一位中共高级将领之子(参加过对越作战)说:“作为军人,将来我们只打卫国战争,决不打内战。”

以下是我在灵堂内随手抄录的一些挽辞:

  一身正气,深得民敬爱;
  两袖清风,堪为人楷模。
  ——周美惠 王晓华

  革命元勋,伟绩丰功昭史册;
  甘棠遗爱,馨香懿德暖人心。
  ——爱新觉罗·溥杰

  中国需要的是良心、正直和直言不讳的直率。
  ——伊林·涤西

  大哉胡公,功高德重,创建共和,尽瘁鞠躬;
  艰苦奋斗,克己奉公,名垂千古,人民称颂。
  ——于桑

17日下午,耀邦的小女儿李恒从国外赶回北京,2时30分进入家门,带着一路哭声冲入灵堂,与守灵的大哥德平抱头痛哭……

广州一百多个体户推举的代表,向耀邦的遗像宣誓:要把改革开放事业进行到底。

老作家夏衍在家人的搀扶下来到灵堂,用颤抖的手在签名簿上签下名字。中国作家协会送来了花篮。

清华大学数十位学生,代表全体同学向耀邦致哀。中国佛学院的十余位藏族学员,向耀邦的遗像敬献哈达。

……

18日下午3时许,举行家祭,夫人李昭致辞后,吊唁的群众分两行鱼贯而入,向耀邦的遗像鞠躬,并向家属致以吊慰。在人群中,我发现了某个曾向耀邦射过暗箭的人物,一声不吭地排在吊唁的行列中,他与我相识,现在竟视若路人,不知是没认出我,还是心中愧怍,怕我认出他。

我打开一本又一本签名簿,这里面除了高官、名人的签名外,更多的却是不知名的普通人,有的册页上还有这样的留言:

  你死了,留下一身正气安然合眼;
  我活着,看多难的民族怎能安心。
  你死我活

  一人为天下忧;
  天下为一人悼。

  天生悲风地起荒,自古忠良命不长。
  琴瑟琵琶弦正断,魑魅魍魉寿无疆。

家祭结束后,我乘车到天安门广场,初次见到了静坐请愿的学生。他们聚集在人民大会堂东侧的空地上,向群众宣讲他们的九项要求。其中有:

正确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肯定耀邦提出的“宽松、民主”的主张。 
修改宪法,取消“反革命罪”。 
公布国家领导人的年薪收入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实行全民信任投票。政府提出任期目标,实现不了应自动辞职。 
增加教育经费,改善知识分子待遇。 
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稳定提高。 
……

三、《新观察》《世界经济导报》座谈会

18日晚,张凯托我提醒德平,在这个敏感时期不要多说话;并要我第二天早点儿到胡家,劝阻德平不要出席19日上午举行的座谈会。他说,这是他的老师于光远先生的意见。

次日上午8时我赶到胡家,向德平转达了这一意见,劝他勿去开会。但他说:“会还是要去的,我只去一会儿,讲一句话,我们一起去吧。”我当时有些为难,本来是做说客劝他勿去,现在反要做陪客同他一道去,既有负使命,又不便拒绝。转念一想,陪他去一下也好,一则可以制止他多说话,二则如果出了漏子还可及时补救。但我始终没问他到什么地方开会。

我们一起从胡家旁门(通中南海)乘车出发,特意经长安街看了一眼天安门广场。车经南河沿驰入沙滩北街,开进文化部大院,来到一座灰色旧楼的二楼会议室,不少人已在室内就座。我一眼看见《新观察》主编戈扬老太太,她是这次座谈会的主持人。会议的组织者,还有《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张伟国和《新观察》副主编郑仲兵。

会场内陈放着《新观察》《世界经济导报》全体同仁敬献给胡耀邦的花圈,一条黑体字横幅写着:“耀邦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与会者有数十位,有李锐、于光远、李昌、秦川、吴明瑜、吴江、孙长江、严家其、苏绍智、于浩成、林京耀、李洪林、张显扬、戴晴、刘湛秋、陈子明等等,有的过去见过,有的知其名而未识其人。戈扬与我算是熟识的,且知道我与德平的交谊。她不由分说,要我准备即席发言。我对此毫无思想准备,只好将戈扬的意思告诉德平,他说“你就谈几句吧”,看来是推不掉了。今天真是阴错阳差,我由说客变陪客,又从陪客变成了发言者。

此时会议开始,首先由戈扬带领大家向耀邦遗像默哀致敬,继则由德平代表家属致辞:

各位同志,各位朋友,父亲虽然猝然病逝,但我们所有的家属都不会堕入自毁性的悲哀中去。我们希望在悼念活动中,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能以一种祥和的环境和心态来度过,祝祖国大地吉祥!

这番“振导祥和”的致辞,无论从何时何地看,都说得十分得体,我悬着的心顿时落位。

座谈会的与会者,有不少是耀邦的故旧,对于他的猝然逝世,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悲愤之情,故当日的发言,多有为耀邦在1987年初的下台鸣不平的内容。轮到我发言时,我首先回顾耀邦为我父亲平反之事:

1980年,我曾为父亲章乃器的右派错案多次向中央申诉,大约4、5月间我听到消息,父亲被列入不予改正的六人中。于是我向中央领导同志再度申诉,当时曾携“反右”时印发的材料到耀邦家上访,请求中央对父亲的言论做出重新估价。当时小平同志不在北京,胡耀邦同志把我的申诉转送小平同志。通过这种下情上达的方式,小平、陈云表了态,对文件做了改动,在后来下达的60号文件上,父亲的名字被列入改正的21名“右派”之首。这件事是我终生难忘的。

接下来我谈了对耀邦逝世的看法,但立场是超党派的:

耀邦同志的逝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损失,也是国家、民族的巨大损失。耀邦同志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我感到十分忧虑和悲哀的是,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谁能有资格继承他的遗产。十三年前,小平同志为周总理致悼词,不料爆发了天安门事件。小平同志继承了周恩来的政治遗产,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现在耀邦同志逝世了,改革处于困难阶段,党的威信在下降。全国人民,包括我们知识分子,应该和党共济时艰做出牺牲,但这需要党带头作牺牲。耀邦是在工作岗位上殉职的,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他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乃至生命。古人云“哀兵必胜”,他的逝世,可以说是给了中国共产党一次历史机会,如果想加强自身的凝聚力,振作精神纠正错误的话,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历史的时机稍纵即逝。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希望党中央珍惜这个机会,做出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抉择。

郑仲兵特地对我说:我认为你今天的发言非常好,这确实是我们党最后的历史机会。

戴晴在发言中就我用“下情上达”方式为父亲平反一事作了发挥,她说:如果其他人的子女,如章伯钧的子女、罗隆基的子女,没有这种“下情上达”的途径,又该怎么办呢?她认为这是个体制问题。显然,她是对整个“反右”运动加以否定,并非针对我的发言。会下我们做了交谈,成了朋友。

这次座谈会上的发言,以严家其、戴晴最为激烈,公开谈到为耀邦平反的问题。严还谈到天安门广场的情况,警告如不能对耀邦做出公正评价,不实行民主,1976年“四五运动”那样的情况就可能重演。

这次会上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记:吴江在临走之前特地到我的座位前说:“1957年的时候,我写过文章批判你父亲,现在我向你道歉!”我连忙起身握手,并且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座谈会开到下午三时才结束,胡绩伟是最后一个赶来发言的,念了刚刚写成的一篇题为《思想解放的先驱——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胡耀邦》的文章。会后,《新观察》与《世界经济导报》的全体与会人员到天安门广场,向胡耀邦敬献花圈,我搭乘戈扬的车子顺道前往广场观察。

这时,广场纪念碑上安放了一幅高约六米的胡耀邦巨幅画像,十分瞩目,是中央美院的师生连夜集体赶制的。碑座下人山人海,当白发苍苍的戈扬及其同仁扶着花圈向纪念碑缓缓行进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掌声,人们自动让开一条通道,一些青年帮着把两个花圈安放在碑座台基的最高层。

后来在未出版的第439期《世界经济导报》上,刊有我的发言,但有两处更改:一是把“谁有资格继承他的遗产”改成“怎样认真地继承他的遗产”;二是把“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改成了“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四、追悼大会前夕

4月20日上午,我在家稍事休息,下午仍去胡家。原定自19日起让群众瞻仰遗容三日,由于这几天形势紧张,临时取消了。几天来络绎不绝的群众吊唁,使悲痛中的家属十分疲惫,故自今日起停止接待吊唁。胡家在胡同口立了一块牌子说明原委,请大家谅解。但亲近朋友的吊唁则不在此列。

此时丧事的操办仍有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是耀邦的评价问题,19日的座谈会上,于光远等已提出悼词应加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始终未获高层同意;二是追悼大会的规格问题,高层提出按最高规格,即中央总书记的规格,在人民大会堂正厅举行追悼大会,用水晶棺陈放遗体等等,家属则坚持降低到现任职务的规格,即政治局委员的规格办。

赵紫阳在胡耀邦住院时曾去看望,胡逝世后,赵派其子来家吊唁。邓小平家除邓本人外,差不多都来吊慰过。李鹏在访日归来的当晚,即偕夫人朱琳到胡家吊唁,在胡夫人李昭面前落泪。

21日的任务特别重(明天将举行追悼大会),我一早便赶到胡家。9时10分,中央派人来与家属商量悼词的最后修订稿,子女们在饭厅内与中办写作班子里的郑必坚等人再三磋商,很长时间相持不下。我则回避到其他房间,安排分送追悼会的请柬、车证,以及当晚移灵及次日追悼大会的摄影事宜。家属与写作班子的磋商一直拖到近午,其间习仲勋还到胡家来了一次。最后家属仍未让步,只是表明态度,听任中央决定。据我所知,征求意见的修订稿,与赵紫阳在追悼大会上念的悼词,仍有一些差别。

耀邦的遗体将于今晚整容,然后由家属护送到人民大会堂,殓入水晶棺,在那里安放一夜,待明日追悼大会结束,再送至八宝山火化。我将跟随全部过程,拍摄历史资料。在我的日记中,这段过程是按小时和分钟记载的。

下午5时40分,我刚刚领到第二天会场使用的记者证,就有人喊我马上出发去北京医院。赶到胡家通中南海的侧门,乘上一辆面包车,与耀邦次子刘湖、三子德华同往。小女李恒已在本日下午到医院探视过遗体,此刻遗体正在太平间解冻,等候儿子前往为他穿衣。

车队下午5时50分由中南海出发,在苍茫暮色中驶过长安街,转入台基厂,很快到了北京医院后门。沉重的大门缓缓打开,一些身穿白衣的医护人员已在院内守候,不少人眼眶内充满泪水。趋入太平间,院长及著名的遗体整容师马燕龙教授已在室内静候。

走近灵床,心头顿时一震,昏黄的灯光下,耀邦遗体安卧在米兰、君子兰围成的鲜花丛中。他面色憔悴,嘴角有一层未剃去的胡须,神态安详,像是在享受辛勤工作后的小憩。如果不是遗体上未融的冰星在闪烁,真不敢相信这位生命力如此旺盛的人已经停止了思想……

默哀之后,白色的被单轻轻打开,刘湖、德华和马教授开始为老人家清洗遗体。接下来是更衣,这次耀邦穿上了崭新的白色圆领衫和两件白衬衣,加套西装背心和他喜爱的铁灰色西服。一位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含泪将一条有棕蓝两色条纹的领带为他系上,领带下端有一个小小的圆圈,上面印着一个“N”字。下身是白色衬裤,用两条蓝色缎带裹住裤脚,再加西装裤。套在脚上的,是一双中式黑布鞋。

穿衣完毕,马燕龙教授细心地为耀邦修面整容,然后用白色丝绸被单装裹。一具有机玻璃罩的白色灵柩抬了进来,遗体被小心地移入柩内,盖上了中共党旗。刘湖、德华率家人向遗体三鞠躬后,众人退出太平间。

车队从东交民巷经天安门广场驶回胡家,已是晚间7时,但更重要的礼仪还在后面。

晚8时05分,长子德平率全家子孙出发迎灵,先到人民大会堂台湾厅稍事休息,然后到中央大厅与乔石、宋平、温家宝等治丧办公室成员会合,于8时30分离开人民大会堂,在夜幕中驶过天安门广场,沿途街道两旁,人群默默肃立,悲痛地注视着匆匆驶过的车队。

13分钟后,车队驶入北京医院,许多记者已在院内等候,家属们趋入太平间,一见到玻璃罩下的遗体,顿时泣不成声……行礼如仪后,开始起灵,灵柩被慢慢移入灵车。

8时50分,车队驶离北京医院。为防止群众拥堵灵车,车队改由天安门广场南侧绕行,于9时整抵达人民大会堂西南门。由大门台阶到中央大厅,用大红地毯铺成了行进通道。解放军仪仗队肃立在通道两侧,随着灵柩的缓缓行进,军人们依次向耀邦行军礼。

这座以往在人们眼中灯火辉煌的巨大建筑物,此刻灯光昏暗,灵柩在一片沉寂中行进,没有哀乐,不时可听到低低的抽泣,气氛显得凝重压抑。这位伟大改革家的官方丧礼,正在黑夜中悄悄筹备着;一墙之隔的广场上,哀痛的民众情绪激越……

中央大厅正面,悬挂着胡耀邦的巨幅彩色遗照。这是官方在这种规格的丧礼中首先使用彩色照片。这张照片是今年4月6日,即耀邦发病前两天,由记者杜修贤拍摄的。当时杜要求耀邦笑一笑,他回答说:“我怎么笑得出来?!”照片上的耀邦,左边的领角不经意地微微翘起,显示出逝者在衣饰上的随便作风,我注意到照片上的领带,与遗体上的一模一样。仍是那副忧国忧民的神态,昭示着一种“四面云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的思想境界。背景上的冬青树一片苍绿,暗示着逝者不朽的生命力。

大厅中央,配有特殊充气调温装置的水晶棺底座,已经安装就绪,上方是一座小型龙门吊床。9时10分正式入殓,人们将遗体小心地安放在底座上,马教授为遗体做最后的修饰,完毕之后请德平审视,他对遗容表示满意。沉重的水晶棺盖在吊床上缓缓移动,平稳地降落,将逝者与活着的人们隔开。

入殓完毕,众人再度默哀行礼。胡启立等与家属握手告别,昏暗中,我注意到他眼镜后面闪动着泪花。

步出大会堂,手表指着9时45分。行至大会堂西侧路口,车队被一股巨大的人流阻断,大批学生不顾北京市政府第二天将在天安门广场禁止通行的命令,源源不断地向广场涌去,为了明天的悼念,他们将在广场上度过一个乍暖还寒的春夜

五、追悼大会会场

4月21日晚回到胡家后,我又乘车分送明天追悼大会的出席证,一直忙到深夜。这一夜没有回家,而是住进了位于厂桥的中直机关招待所(现名金台宾馆)。22日一大早起床,7时30分离开宾馆赶到胡家;8时30分提前到达人民大会堂踏看会场,等待胡家亲属的到来。

这时天安门广场上约有十万人,我和一些记者到大会堂东门前察看并拍照,被警卫所禁止;于是拟往二楼一试,但到楼梯前被阻,据称,我们所持的记者证只能在大厅内活动。

根据预先安排的时间表,亲属们将于9时15分由家中出发,进入大会堂北门,在台湾厅休息。他们在9时25分抵达后,我带领的摄制组即被允许进入台湾厅拍摄。厅内除李昭夫人及儿孙们,尚有耀邦的长兄胡耀福一家,姻亲安子文、王幼平家成员以及表弟杨勇的遗孀林彬女士等。

9时45分左右,李昭夫人率亲属前往中央大厅。起身时她大声告诫子孙们:“念悼词的时候,谁也不许哭!”这是一种自重和自律。

我随亲属们步入中央大厅,他们在耀邦遗体的南侧分排站立,并特别安排了两位临时护士搀扶照顾李昭夫人。事后有人说,其中之一是曾经服侍过毛泽东的孟锦云。此时出席者已经陆续进入大厅,前排重要人物站立的位置,地毯上均有白布条标志。9时55分,邓小平、赵紫阳、杨尚昆等政要进入会场,一时镁光闪烁。我以家属友人身份兼做记者,故受到特别照顾,被警卫安排在水晶棺北侧的大柱前,距邓、赵等要人近在咫尺,挎着三台相机轮番抢拍。

10时整,追悼大会开始。杨尚昆任大会司仪,接下来由赵紫阳致悼词。我特别注意到,对胡耀邦仍没有冠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个最高头衔,却用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这样一句;对于他在1987年下台之事,则用“自己错了,勇于自我批评”一句;末了,“化悲痛为力量”被念成了“化悲愤为力量”。

得益于位置便利,我有幸近距离观察到,诸位重要人物大多面无表情,倒是党外人士不大掩饰,周谷城不断地摘下墨镜拭泪。

这里面最值得记述的是邓小平。今天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他身着黑色中山服,皮肤黝黑,头发似乎刚刚染过,没有一丝白发,显得比平时年轻。

悼词念完,默哀毕,邓小平欠身致礼。开始奏《国际歌》时,邓以一种轻快的步履迈出了第一步,用步距很小、频率很快的“小碎步”向灵柩和亲属走去。

此刻,我已转到亲属一侧抢拍镜头。为争抢到邓小平与李昭握手的画面,两位记者发生了争吵,这是以往同类场合从未发生过的,以致李昭不得不大声喊道:“不要吵!不要吵!”人们依次上前与亲属握手或拥抱,不少人潸然泪下甚至痛哭失声。当邓夫人卓琳上前与李昭握手并请她保重身体时,李昭说:“小平同志也要多保重,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规律。”

党政要人们渐渐走过去了,但志哀的人群依然川流不息。这时有人宣布:为避免家属过于劳累,除特殊情况外,不再安排悼念者与家属握手。李昭夫人随即举起双手向大家致意,两旁的护士几次想让李昭放下手,但她仍坚持着举手不肯放下。

此刻我发现一位有特殊意义的人物——邓力群,正向这边走来。他走到水晶棺西侧向躺在里面的政治宿敌欠了一下身,用一种犹豫的目光向亲属方向张望了一下,最终不好意思上前,走开了。我赶紧按动快门,连拍两张。脑子里萦回起两天前于光远在座谈会上的话:“我真怀疑有人和耀邦就那么一贯有友情!?对一个活着的人尚且不能侮辱,死者能侮辱吗!?”

告别的人流走了一个多小时,我开始在大厅内随意走动,遇到熟人就给他们拍照留念。亲属们在念悼词时没有哭,此时却有不少人泣不成声;追悼大会结束时,胡耀福走到水晶棺柩前,双腿不由自主地跪下,向弟弟告别。孙儿霁光向慈爱的爷爷献上了一条红领巾,爷爷手中还握着孙女知鸷的一条小手帕……李昭夫人在护士的搀扶下离开大厅,与亲属们一起到台湾厅稍事休息。

此时移灵路线仍有麻烦:家属要求出人民大会堂东门,向广场上数以万计的悼念群众集体鞠躬,这一请求未能获准;过去遇有此类悼念活动,灵车应绕行广场一周,这一成规也被取消,据称皆出自安全考虑。

时近正午,耀邦的遗体被从水晶棺中移出,置入有机玻璃灵柩内,在哀乐声中起灵。在此瞬间,一直强忍着悲痛的李昭,泪水夺眶而出:“你是人民的儿子……”,后面的话已经被哭声吞没了。灵柩在礼兵的护送下,沿着长长的地毯通道抬出大会堂西南门。我看了一下表,时针指着12时04分。

六、送灵归来

长蛇般的送灵车队开出人民大会堂,沿长安街向西驶去。一过新华门警戒区线,汹涌的人潮便从大道两侧扑向车队。解放军官兵手挽手组成的人墙,不时被人群冲破,车队不得不在狭窄的通道中缓慢行驶。1976年周恩来逝世,数十万群众肃立在十里长街两侧,压抑着悲痛默默为他送行。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却是数十万情绪激越的群众,在十里长街上毫无掩饰地宣泄他们的悲愤,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历史场面。人们扶老携幼为这位忠厚长者送行,道路两侧的楼窗口,地铁车站的平顶上,乃至建筑物的脚手架上,都站着送行的人群。一位妇女将小女儿高高托起,牵着孩子的手向车队挥动。

车队在汹涌的人潮中多次被阻。亲属乘坐的空调面包车,车窗是固定的,无法打开,激动的群众涌上来拍打着车身,哭声、呼喊声强烈地震撼着我们的心。此时我的感情再也无法抑制,任凭泪水在面颊上流淌。我所乘坐的摄影车窗子可以打开,人们喊着“耀邦不死”、“请多保重”,纷纷将手伸进车窗与我们相握。一路上不知握了多少次手。

临时调来的机动部队,一路上左冲右突,驱散人群,车队才得以一段一段地夺路而行,缓缓驶向市郊。过了五棵松,人群开始稀少,车速逐渐加快,转瞬间已进入松柏掩翠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大门。此时已是下午1时11分,这段平时只需20多分钟的车程,竟走了一个多小时。

遗体即将在此火化。火化前将给遗体做两份石膏面模,一份由国家档案馆保存,一份交家属珍藏。李昭在子女搀扶下来到告别室。向耀邦作最后的诀别,她泣不成声地说:“耀邦,你走完了人生最后一个里程。现在我们为你送行。你走过多少大好河山,为了你所忠诚的事业,为了你为之奋斗的决心。你与祖国同在,你与青山共存……”诀别之后,李昭、胡耀福、小女李恒、长媳安黎等带领胡家第三代的孩子们离开了八宝山,留下德平、刘湖、德华等以及耀邦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我们这几位年轻朋友。

石膏模完成后,又为遗体作了最后一次整容,永别的时刻到了。孩子们依次走向遗体,亲吻慈爱的父亲,接下来是跟随耀邦多年的老秘书、工作人员。我不停地按动快门,拍下这震撼人心的镜头。此刻,德平走到我面前,接过我手中的相机,轻轻说道:“去告个别吧!”我含泪走到遗体前,庄严鞠躬,轻吻他冰凉的额头,默念:“耀邦叔叔,请您安息吧!”

白色的小车缓缓推向火化炉,沉重的炉门打开了,孩子们哽咽着为父亲最后一次梳头之后,白布被单遮住了逝者的面容。但谁也不忍心让他马上离去,对亲人的强烈依恋令子女们重新打开被单,最后一次瞻仰遗容。德平用一种平静而坚定的语气说:“爸爸还是很安详的。”被单再度盖上之前,我抢拍了最后一张照片。事后我从多张照片的顺序中,确认这是耀邦的最后遗容。

小车徐徐推入巨大的火化炉,炉门关上之前,我最后一次拍摄了遗体。时针指向下午3时,在一片抽泣声中,沉重的炉门最终关闭,这位辛劳一世的慈爱长者,最终永远地离开了他热爱的人们,进入宇宙的大轮回之中……

大家到京西宾馆用餐并稍事休息,然后再度出发迎接骨灰。驶近树木葱茏的八宝山,远远望见火葬场的高烟囱仍有白烟徐徐飘出,想到我即将看见的场景,心情又一下子凝重起来。

炉门再度打开,铺有耐火材料的小车从炉内慢慢退出。不见了逝者的笑容和身影,映入眼帘的是一簇洁白炙热的骨灰,这就是一位伟人的归宿。人们的神经继续忍受着情感的冲击,身旁一位小姑娘承受不了这样的刺激,闭上眼喃喃地说:“太惨了!”

接下来须将骨灰殓入红绸制成的骨灰袋,德平和弟弟们在骨灰中寻找着什么,原来是想找到耀邦在长征途中于娄山关之役所中的弹片。或许是因为年代久远或炉温过高,弹片已不复存在;唯一尚能辨识的物品,是两支已在高温下变了形的铅笔芯,耀邦有随身携带铅笔批注文件的习惯,这是一位工作人员昨天特地放在老首长西装口袋里的。

骨灰袋被装入一只有梅、龙图案的骨灰盒,在告别厅举行简单的仪式之后,德平手捧骨灰盒,在宋平、温家宝及亲属、工作人员的护送下步出大厅。自4月8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发病住院迄今,离家14天的耀邦即将回家。

车队沿宽阔的大街疾驶,已经看不到汹涌的人潮,但仍不断有人在路旁肃立致敬或挥手致意。

转瞬间,车队驶入新华门,沿中南海东岸行驶,驶近胡家宅院时,警卫战士已在道路两旁列队迎接前任总书记的骨灰,胡夫人李昭站在宅门台阶上守望,等候老伴归来。

骨灰移入灵堂后,被安放在鲜花丛中。李昭肃立灵前,率子孙举行家祭。她向共同生活了40年的耀邦倾诉心声:

耀邦:你和我们永别了,尽管我觉得你还和往日一样,同我在一起一个东边一个西边地看书,你却走完了自己革命的历程,到了你应该去的地方。前几天,孩子们在我面前不敢哭,我对他们说,你们找个地方放声哭吧,哭了,可以抒发胸中的郁闷,哭了,心里就可以平静些了。

耀邦,你光明磊落,无私无愧,你是一个无愧的共产党员。你活着想着人民,你死了人民想念你,人民同你一起喜怒哀乐。人民这几天都在悼念你,送你的灵车时你看见了吧,人流似水三十里,天涯何处不招魂!人民同你的心是相通的,我看到了人民对你的怀念,我很受感动,我感到安慰。假如你有灵的话,我想你也会含笑九泉……

你得到了多少人民的眼泪呀!灵车到处肝肠断,无限哀思悼忠魂。人民事业人民爱,革命自有后来人(失声痛哭)。你死了不能复生,这是自然规律,但是,人民会永远怀念你的……

有人说,你是火炬,有人说,你是红烛。我说,红烛伴随红泪尽,留得余辉照人间,你人死了,精神不死,你的理想一定能为人民群众接受。人生自古谁无死,忠魂丹心慰后人,你的忠魂丹心路人皆知,你的余辉和宏伟遗愿同照人间。人民对你的无限悲痛,人民对你的真诚哀思,将化为巨大的力量。他们会记着你的音容笑貌,记着你的忠实理想和你从事的宏伟事业,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好好劳动,为我们的国家、民族振兴出力!

耀邦,你是农民的儿子,还应该回到祖国母亲大地的怀抱。党中央已经同意我给你的安排了,你会高兴的。我们将把你送到江西共青城垦殖场。那里木已成林,人已成材,荒滩已逐渐成为现代化的小城镇。古代将领出征时常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们也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都进八宝山呢?让你同那里的青山、红梅和坚强的共青人一起存在。

你的理想同你种的树和草一样,都在茁壮成长,都会结出丰满的人民需要的果实,你会在青山绿树丛中长存,我们一家感到安慰,你也会含笑九泉……你的灵魂会保佑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的。

耀邦,我对孩子们说,党的事业,你爸爸的榜样,让你妈妈懂得了自立、自重、自爱、自强。你常说,革命伴侣岂需朝朝暮暮,年轻夫妻为理想比赛、共勉;对家庭的感情淡淡的——来日方长,对党的感情浓浓的——人生有限。你的少年壮志,终生力行,对我教育至深。我没有辜负你,我是你无愧的妻子。我教育我们的孩子,你们要无愧地工作,勤奋地学习,健康地前进,不准走歪一步,要无愧于这个家庭,无愧于做耀邦的子孙。

悲痛四月送君去,家庭五月新长征。新长征是你在科学院提出的。五月一日以后就得工作了,我们的孩子都要记住,努力工作就是对你最好的悼念。

  耀邦:

  独秀红梅随冬去,
  落絮细雨泣无声,
  人生自古谁无死,
  忠魂丹心慰后人。

  耀邦:人民理解你,你安息吧!

  1990年根据现场手记整理

  2012年4月校订


  (作者为历史学者)


八九回忆

八九回忆:参与胡耀邦追悼会的回忆(李平)

参与胡耀邦追悼会的回忆
李平
2015年第3期 《炎黄春秋》杂志

胡耀邦同志于1989年4月15日猝然病逝。中央有关部门很快成立了由乔石同志牵头的治丧办公室,下设秘书组、警卫组、总务组、新闻组、外事组、群众组,从中央机关和北京市有关部门抽调人员参加各组的工作。各组均集中在人民大会堂办公,分别占用了大会堂西区二楼的6个厅。我被抽调到新闻组工作,办公地点在山西厅,新闻组组长为曾建徽。
  
开明的安排被改变
  
胡耀邦同志时年73岁,原本身体很好,性格开朗豁达,为人正直厚道,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拨乱反正中,大智大勇,冲锋陷阵,为挽救党和国家于危难,建树了历史性的功勋,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乃至海内外都有崇高的威信。他过早辞世,使群众中敬重、怀念之情更为浓烈。因此,4月15日晚间央视《新闻联播》播出耀邦逝世的噩耗,4月16日即有人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4月17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献花圈的图片。从4月17日开始,来自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许多人结队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纪念碑周围挤得人山人海,越来越多的人包括在京的外国人,到广场拍照,抄录花圈上的挽联和悼词。4月18日一早,更有人大和北大的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静坐提出诉求。这使胡耀邦同志治丧工作,一开始就处于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之下。
  
4月17日晚7时半,曾建徽在山西厅召集新华社、广电部等中央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传达了治丧办公室当天下午在中南海开会确定的精神和有关事项。治丧办的会议由乔石主持,胡启立、宋平、温家宝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决定耀邦同志的治丧事宜比照叶剑英元帅追悼会的规模举行,即按照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规格办理丧事。同时做出了很符合民心的意向性决定:允许各地群众举行悼念活动,各学校可以设灵堂,团委和学生会等组织都应积极参加;为使群众感情和情绪正常抒发和分流,计划于4月20日和21日在人民大会堂组织北京市各界代表和群众10万人瞻仰遗容;对群众性的自发的悼念活动,也可做适当的报道。追悼会定于4月22日上午在人大会堂中央大厅举行,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实况转播。按惯例不邀请外国人参加追悼会,驻外使领馆也不专设灵堂,可以悬挂胡耀邦同志的遗像。在香港的新华社分社内可设立灵堂。对外国领导人发来的唁电,如金日成、昂纳克、西哈努克等人的唁电,应及时摘发刊登。很多人都感觉,这是现任领导比较开明的表现。
  
据悉,提出组织群众瞻仰遗容的安排,出自时任总书记赵紫阳。中办副主任杨德中、徐瑞新等领导在4月17日上午即征询总务组、群众组的意见,都认为可行,随即拟订了初步计划,在下午由乔石主持的治丧办公室会上确认了这个方案。
  
新闻组就此意向做了一些准备,确定中央电视台近日重播胡耀邦在总书记任上视察青海、新疆、西沙群岛的电视纪录片。新华社选发胡耀邦生平照片40张,供各报选用。新影和央视用资料制作胡耀邦生平纪录片,片长10至20分钟,定名《胡耀邦同志光辉的一生》,争取4月20日即请相关领导人审查,23日即播出。报纸宣传方面也都做适度反映,尽快组织一些回忆和悼念文章,如考虑商请习仲勋同志谈耀邦与真理标准讨论;请宋任穷同志谈耀邦与解放干部;请胡启立同志或郑必坚等身边工作人员谈耀邦的工作作风;请项南同志谈耀邦与青年工作;请杜润生同志谈耀邦与农村和农业改革;请徐向前元帅谈耀邦与军队政治工作,等等。各地各报,如耀邦工作过的地方,也可自行组织采写回忆、悼念的文章。近日电视台的节目亦须做相应调整,减少娱乐性节目,在追悼会当天,中央电视台广告节目停播一天。
  
新闻组的会还没开完,17日晚9时,忽然传达了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的电话通知,除4月22日上午较大规模的追悼会之外,其他一切活动都不搞了,对群众自发的悼念活动也不报道了。即实际上改变为完全的低调处理了。
  
丧事安排比照叶帅后事规格
  
一锤定音后,胡耀邦的治丧工作即在事务性层面展开。但中央高层确已比较敏锐地从学生的行动中察觉到群众的情绪,并不断在寻找化解的由头。针对不少群众认为有些同志态度淡漠的不满,中办不断向治丧办提供些情况,以期通过媒体公布,能得到些谅解。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徐瑞新连日打电话告:邓小平同志在胡耀邦临终时,派秘书到医院探望;胡耀邦逝世后,卓琳和邓朴方亲到胡家,向李昭同志及胡家人亲属表示慰问;邓小平表示参加胡耀邦的追悼会,但没同意由他主持追悼会的提议,提出请杨尚昆主持,由赵紫阳致悼词。耀邦病重时,李先念同志在外地,几次打电话向在医院治疗的胡耀邦表示问候;胡耀邦去世后,李先念直接打电话给李昭,请她多加保重。陈云同志亦在外地,胡耀邦逝世后,马上从外地发唁电表示哀悼。徐瑞新还指示:陈云同志在外地,暂不回京,无法参加追悼会;其他有些老同志,如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等,亦因身体状况无法参加追悼会;而李先念、彭真同志是否参加,也难以确定。如这些老同志不参加追悼会,为避免外界的猜测,应在有关的新闻报道中提及,或发表陈云同志的唁电,总之,要有所表示。
  
经过具体研究,治丧办公室确定,迎灵在4月21日晚进行,由乔石、胡启立、宋平、温家宝陪同家属,晚9时从人民大会堂出发,集体乘面包车,进出均由大会堂东正门,走长安街至王府井路口拐向南往北京医院。原路返回后,遗体直接安放在追悼会会场,用液氮等防腐降温的保护措施。
  
胡耀邦追悼会基本比照叶剑英追悼会的规模。叶剑英元帅于1986年10月22日病逝,享年90岁。10月2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举行叶剑英追悼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主持追悼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致悼词。当时报道,首都各族各界人士5000人参加了追悼会,实际参加的人数为6000多人。胡耀邦追悼会最初预计参加人数为4000人,实际发出的请柬超过5300张。胡耀邦追悼会确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主席杨尚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致悼词。追悼会于10时开始,9时50分入场完毕,老同志晚入场,早退场。追悼会及向遗体告别时间,不超过一个半小时,致悼词时间大约为20分钟。向遗体告别时,中央领导人包括四副两高大名单上的共110名负责人与家属握手,其他人员一律不握手。在保证现场严肃、安静、有序的情况下,把人员组织好,排成四路向遗体告别,适当走快一些,时间不能拖得太长。追悼会举行的当天,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停止瞻仰一天。

追悼会后即送灵火化,仍由乔石、胡启立、宋平、温家宝陪同家属前往。灵车队出人民大会堂东门,经十里长街至八宝山革命公墓,在告别室举行最后的告别仪式,即行火化,家属等到京西宾馆午餐并略事休息,下午到八宝山挑选骨灰。23日上午9时,再由宋平、温家宝和治丧办公室其他负责人到八宝山,举行一个简短的骨灰安放仪式,把胡耀邦的骨灰盒安放在公墓新骨灰堂。后得知胡家提出将骨灰安放在江西共青城的要求,遂转报中央请示。
  
治丧办公室再次确定,不安排外国代表团参加丧礼,由外交部发言人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明。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夫妇要求来华吊唁胡耀邦,还有些国家提出派代表团或特使参加丧礼,并有日本友人、女作家山崎丰子已来京,要求参加追悼会或到胡家慰问,都予婉谢。中国驻外使领馆于4月22日下半旗一天,仍不设灵堂,但可接受官方和友人的吊唁。外国和外国驻华使团送花圈,均予接受,集中后于21日下午送到大会堂北门。在北京的越南黄文欢同志提出送花圈,可以摆放到追悼会会场。
  
突发事件对治丧工作的影响
  
鉴于4月18日在大会堂东门外和天安门广场里围聚了越来越多的人群和越来越复杂的形势,乔石于18日下午在中南海召集紧急会议,要求治丧工作认真负责,高度警觉,严守岗位。在肯定大多数群众举行悼念活动是正常行为的前提下,也指出有少数人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不满,借题发挥;极少数人在幕后策划,煽动闹事。要求各级党政领导切实负起责任,做好群众工作,对借题发挥的要善为疏导,对上街游行的要耐心劝阻,对借机闹事的要提高警惕,但只要不搞打砸抢烧,就尽量避免正面冲突。警卫组的同志透露,为应付突发的不测事件,已做了一些准备。

4月18日和19日,连续发生了冲击新华门的事件。4月19日凌晨,新华门受到4次冲击,有人已进入新华门,到了"为人民服务"的影壁下,是前所未有的举动。凌晨2时,中办主任温家宝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商讨对策,草拟了北京市政府名义的公告在现场广播,调派大批武警,至凌晨5时,才使人群散开。19日早,温家宝将情况向赵紫阳做了汇报,赵紫阳指示,要公开报道事实真相,由新华社配发评论,揭露这个行动干扰中央的治丧工作,也违背广大群众的意愿。
  
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公告宣布:1989年4月22日上午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举行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向遗体告别。届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进行实况转播,各地可组织群众收听收看追悼大会实况。公告刊登在4月20日《人民日报》报眼位置。这天下午,天公落泪,下起了雨,雨势时大时小,延续至晚未停。这场雨解了难,起码在天安门广场的纯粹的围观者没有了。但晚间仍有北大、人大的学生近千人整队进城。由于受到沿路阻截,又有雨,终未成气候,天安门广场和新华门前难得的清净,一夜平安无事。
  
4月20日上午,在政治局常委会研究中苏高级会晤的正式议题前,与会者听取温家宝就新华门事件的汇报,对形势做了议论,认为性质已发生了变化,提出诉求者的悼念气氛已退居次要地位,7条要求没有一条涉及悼念活动,因此需采取断然措施,压下这股空气。赵紫阳明确指出,尽量不发生流血事件,以免在五四时出现更大的闹事,但不能让人以为我们软弱。常委们议决,大政方针已定,集体负责,第一线由乔石具体负责,要千方百计保证治丧工作顺利进行。
  
4月21日,《人民日报》一版刊登新华社所发消息《数百人围聚新华门前制造事端北京市发布通告警告蓄意闹事者》,同时刊发新华社评论《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并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我们怎样悼念耀邦同志》。但下了一天的雨后,天色由阴转晴,学生们蕴积了一天的情绪愈益强烈,更多的围观者凑热闹的兴趣也相应更浓。从21日一早,广场上的人群就不断,且越聚越多。而白天多是围观者,所以秩序格外乱,时不时有骚动情景出现。为了谁都说不清的缘故,就有人一拥而上,人民大会堂东门外薄弱的警戒线,数次被冲越,人群一直涌上台阶,与1976年"四五"时的情景十分相似。
  
迎取灵柩被迫改变行动方案
  
4月21日晚到北京医院迎灵,已根本无法按原定计划进行。鉴于天安门广场当天围聚的人始终不断,至晚越来越多,大会堂东门外已处于实际上的交通断绝状态。为防意外,临时改变方案,杨德中上午召开会议研究迎灵具体事宜时,还确定北路去,南路回,即去时出大民会堂东门,走长安街至北京医院,返回时经前三门大街,进大会堂西南门。到下午则再改变方案,迎灵车队减少车辆,于晚8时半出人民大会堂西南门,不在广场露面而往北京医院,以此迂回行动,避开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大批想为胡耀邦送行的人群。参加当晚拍摄电影电视资料和照片任务的记者,则提前于8时即赶到北京医院待命。这种改变前所未有。
  
迎灵由乔石、胡启立、宋平、温家宝及治丧办公室各组负责人陪同李昭等家属同往北京医院。8时40分到达,进入医院小告别室,向已经整容完毕、安放于玻璃抬棺、用党旗覆盖的胡耀邦遗体三鞠躬。匆匆行礼如仪后,在紧张、凝重的气氛中启运。4名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的礼兵持自动步枪前后护卫,8位身穿黑色西服的工作人员以肩抬棺,送上车头悬挂黑黄色纱球的大轿子灵车。车队经前三门大街返回,由于人群都围聚在广场和长安街及大会堂东门,前三门大街显得清净,一路车行顺利,只是在过广场东侧路路口时,稍微有些阻隔。虽然围聚的人很多,但执行警戒的武警和公安人员也相当多,所以还算顺畅。
  
迎灵车队直接驶入人民大会堂西南门内球场,抬棺缓步进入追悼会会场的中央大厅。中央警卫局的几百名官兵,人民大会堂和治丧办公室上百名工作人员,在行路红地毯两侧排成单行间隔,肃立默哀,注目致敬。大会堂内灯火通明,气氛庄严、肃穆,声息凝重、沉静,显得抬棺行进的脚步声非常清晰。在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杨登彦的具体指挥下,工人们将胡耀邦的遗体由玻璃抬棺移入会场正中的水晶棺,领导人和家属再次向遗体三鞠躬,此时耀邦的女儿忍不住哭出声,在空旷、静寂的大厅中,哭声格外撼人心魄,也引出现场很多人的眼泪。此时是21日晚10时,距追悼会举行的时间12个小时。
  
追悼会前夜安保举措费踌躇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五六千人参加的大会,历来对广场西侧路和天安门广场实行局部戒严,将广场作为停车场使用。胡耀邦追悼会,是在学潮已现、乱象毕显的情况下举行,因此安全保卫工作压力极大,有关部门煞费踌躇。
  
4月21日下午,治丧办公室负责人、已由中央常委确定在一线负总责的乔石向警卫组发出指示,为保证追悼会顺利举行,在天安门广场提前于下午5时实行局部戒严,把广场控制起来。戒严前先发布公告,口气可以和缓,态度必须明确。但警卫组经过反复讨论研究,最终觉得滞碍难行,而放弃或否定了上面的指示。因为这一天,在天安门广场围聚的人数始终在10万人以上,警卫组感觉警力单薄,已调集的部队、武警和公安干警为5000人,很难完成清场的任务,而且认为即使强行控制了广场,因时间太长,也很难维持住。针对此情,决定于22日凌晨4时实施清场和局部戒严。至于追悼会后送灵往八宝山火化的行程,确定由武警部队主要负责天安门广场以西经新华门至复兴门的警戒任务;从复兴门立交桥至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沿路警戒,由北京卫戍区负责,需要调派多少部队向总参报告。送灵的十里长街,由北京市委、市政府组织一些学生在街头吊唁。万一发生过激事件,要即时采取断然措施,敢于反行动。
  
21日白天,天安门广场围聚的人极多,时常出现类似骚乱的"险情",人群多次涌上大会堂东门台阶直至门口,又多次被推回警戒线外。从下午开始,陆续有部队进入大会堂集结,裹着大衣,在大会堂过厅的地毯上,休息待命。
  
午夜时分,从西郊大学区步行进城的学生队伍,陆续来到天安门广场,虽在深夜,但他们游行经过新华门时,仍然齐声高呼口号,"人民万岁""民主万岁""自由万岁""打倒官倒"等口号声,响彻西长安街上空,并直接传入灯火通明、治丧办公室人员彻夜不眠的人民大会堂。

学生队伍进入天安门广场,受到仍围聚的人群的热烈欢迎。大学生组织极为严密,二三十个高校的学生队伍,分别按指定地域集结,各自席地而坐,外围的学生手挽手,防止不相干的人员混入,除呼喊口号外,无任何过激或越轨的行动。并且学生的队伍还在不断增加,天津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的3000多名大学生已赶到北京,参加大学生悼念胡耀邦的统一行动。
  
治丧办公室警卫组连夜开会,研究对策,既需要清场,又觉得力量不够。到学生队伍进入广场后,也感受到那种对抗的意志,所以一直举棋不定,颇有点束手无策之感。到凌晨4时,无可拖延的时刻,终于做了决定,采文、武两手准备,一面增加人到场待命;一面派团市委和市公安局的人,直接到广场与学生代表谈判,指出为开好追悼会,需要解决维护秩序和交通管理问题,限时清场,请学生们理解并协助,至少向东移动,让出半个广场。最初的谈判结果似乎不错,官方代表开宗明义,只谈由双方共同维护秩序,以保证开好追悼会。学生代表则提出了3条要求:一是在天安门广场降半旗;二是向广场播放追悼会实况;三是允许学生推派的代表进入大会堂向胡耀邦遗体告别。官方代表当即做了答复:第一条是不言而喻的事;第二条也可以负责办到;第三条因无授权,只能回去后向上反映、报告。得此答复,学生们答应向东撤退至人民英雄纪念碑一线。且即时行动,让出了半个广场。武警和交通管制人员亦及时占领了这个地域。但到清晨6时,学生们又"变卦"了,要求重新谈判。官方则认为受到愚弄,认定学生们在玩弄拖延的策略,拒绝学生新提的一切要求,甚至拒绝谈判。学生则被这种态度所激怒,一下子涌回到人民大会堂东门的警戒线,与军警面对面对峙。
  
10万人参与空前紧张的追悼会
  
4月22日早8时,乔石和温家宝就到达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此时大会堂外围的警戒线已布好,只剩大会堂东门和广场被学生们封锁,其他各门含大会堂西侧路均已戒严。而从大会堂东门放眼望出去,极有组织、意志坚定、联合行动的大学生队伍,打出各校校旗,张挂大字横幅,上面大书"青年领袖,民主斗士""让我们再看耀邦一眼""再送耀邦一程"等标语。政法大学的学生制作了一个大牌匾,上边抄录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等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学生们紧贴着警戒线,情绪激昂,不停地高呼口号,齐声唱着《国歌》和《国际歌》。
  
在大会堂东门外拦阻学生的警戒线分为两层,第一层是从保定调入京城的38军的部队,第二层是武警部队,两层都各聚集四五排人,与学生形成两军对峙的阵势。双方的第一排几乎面对面、腿碰腿地挨在一起,从躁动地站着互相推挤,舒缓成共同席地而坐。每个人都能从当时的情境中体认到,随着时间的流逝,驱赶和清场已是不可能的了。慢说官方绝不想发生大的流血事件,此时即使放手大干,怕也无济于事了。后来,学生们又用横幅打出毛泽东关于保护学生运动的著名语录。
  
乔石及治丧办公室负责人研究了现场形势后做出决定,追悼会按时照常开,原定从东门入场者,一部分调至北门和西门入场,一部分从远处下车,走控制线内的便道步行入场。与会者入场后即由引领人员引领到位,分厅休息。治丧办公室确定,参加追悼会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均佩戴黑纱、白花,其他参加人员一律只戴白花。大会堂内设立6个医疗点,抽调北京医院和301医院的医生、护士值班。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工作证分为前区、场内、场外3种,记者证分为前区和后区两种。
  
10时整,追悼会开始,胡氏家属以耀邦夫人李昭领头入场。参加追悼会的中央领导人由邓小平、赵紫阳、杨尚昆、彭真、聂荣臻、李鹏等率领入场。杨尚昆主持追悼会,他的声音显得喑哑,程序上亦出了点口误,默哀后应是奏《国歌》,被说成奏《国际歌》,即时改正,在会场内未引起反应。赵紫阳致悼词,声调显得晦暗、压抑。邓小平则自始至终脸色阴沉,不发一言。
  
追悼会历时近30分钟,奏《国际歌》后向胡耀邦遗体告别。胡氏家属从站立在水晶棺前移至水晶棺后,领导人仍以邓小平为首,排成单行走过,向在水晶棺中安卧的胡耀邦遗体鞠躬致哀,然后上前与家属一一握手。此时摄影记者群中发生推挤、冲突,警卫局的人强力推赶,互相呵斥争执的声音极大,在肃穆、沉重的会场中给人以一种紧张和异样的冲击。原来这天到场的摄影记者过多,除治丧办公室组织电视台实况转播及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等单位的摄影记者,已有的十二三台摄像机、摄影机、照相机外,胡家又自请了10多人的一个摄影队,还有谁也拦不住的杨绍明(中国摄影家协会负责人、杨尚昆之子),谁也不让谁,在邓小平走上前与李昭握手时,即拥堵在一起,互相推挤,几至吵成一团。
  
领导人向遗体告别并与家属握手后退场。这时又请胡氏家属移至水晶棺前,然后是参加追悼会的其他人员分由水晶棺两边向胡耀邦遗体告别。治丧办公室的人员挡在前边,拦阻人们与家属握手,并催赶着人们快走。由于态度焦急、生硬,甚至有推搡的动作,所以引致很多人的不满。而按照原计划,在大批与会者向遗体告别时,应请李昭等家属到休息室小憩,但她执意不肯,连工作人员拿来的折叠椅也不坐,一直站在那里,扬着两手向人们致谢。她的举动,当然不会使告别的队列走得稍快。
  
人民大会堂内追悼会开始后,即由扩音器向广场做实况转播。广场内的10万大学生亦肃立、默哀,聆听悼词,并齐唱《国歌》和《国际歌》。但从开始向遗体告别时,就停止了实况转播,只是一直向广场轮番播放《哀乐》和《葬礼进行曲》。学生们很有秩序地坐下,却再不知道大会堂内的情况。他们看着从东门陆续退场而出的人,不断地有节奏地喊:"对话!对话!"却得不到任何理睬,他们的烦躁情绪也越来越明显,认出从东门走出来的华国锋,也热烈地鼓起掌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空前绝后的送灵车队和场景
  
近午11时半,追悼会和向遗体告别全部结束,遂开始移灵。将胡耀邦遗体从水晶棺抬至玻璃抬棺,按前一晚的路线抬到西南门的停车场,送入灵车。由乔石、胡启立、宋平、温家宝及治丧办公室人员陪同家属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按原定计划,送灵车队应出人民大会堂东正门,沿长安街西行往八宝山。现在东门外被学生封堵,已根本不可行。在送灵车队启行前的短暂时刻,不断有情况报给治丧办公室警卫组,十里长街,人潮汹涌,西单、复兴门、公主坟等处,人群几乎已堵满了车行道。人们要最后表达送别胡耀邦的哀悼之情,这与1976年人们自发地在十里长街送别周恩来总理的情景相似。所不同的是,那次送别表达出的对当局和时局——"四人帮"为代表的文革派,以及正兴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不满,是一种郁积和待爆发的沉默;这次送别表达出的心情则是直截了当、毫不掩饰。治丧办公室确实感受到极大的困扰,曾认真考虑送灵车队舍长安街而走地铁路的备用线,却终于没有出此下策。

乔石拍板,送灵仍走长安街,治丧办公室警卫组在行前又临时对送灵车队做了调整。
  
为胡耀邦送灵,与之前为周恩来总理遗体、刘少奇主席骨灰送行的情形都不同,车队的编排,格外郑重、隆重又独特。
  
送灵车编队,第一辆先导车为北京市公安局派出的奔驰警车;第二辆0号车为中央警卫局派出的奔驰车,系指挥车,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孙勇和北京市副秘书长杨登彦乘坐;第三辆是编为13号的红旗敞篷车,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派出并由车队队长亲自驾驶,乘员为中央电视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的5名摄影记者;第四辆是编为01号的前卫车;第五辆是编为1号的大轿子灵车,礼兵和抬棺的工作人员亦乘此车;第六辆是编为02号的后卫车;第七辆是编为2号的红旗轿车,为李昭乘坐;第八、九、十辆车分别编为3、4、5号,是警卫局派出的考斯特面包车,乘坐耀邦的其他家属、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第十一辆车编为6号,也是大考斯特,乘坐治丧办公室负责人乔石、胡启立、宋平、温家宝、杨德中、徐瑞新、曹志、常捷、刘凯、顾林 、曾建徽等;接着的7号车乘坐治丧办公室工作人员;8号车为备用车;以后为收尾的医务车、机动车、警车等。
  
到启行时,又在车队序列排在第五而编号为"1"号的灵车前后,各加了一辆未编号的大轿车,里边坐满武警和公安干警,以在路途拥堵时下来疏导交通和处理各种不测事件。
  
送灵车队开出人民大会堂西南门,从南长街口拐向西行,一露面,早已等候在街上的人们便发出巨大的哭泣、呼唤声浪。十里长街,全部停驶了无关车辆,百万人涌上街头,为胡耀邦送行。南长街口至新华门一线,虽然围聚的人多,但警力充足,大量武警排成几行,手拉手拦住人,能保持较宽的道路,车行顺畅。过了六部口,就开始出现紧张状况,人越来越多,拥挤着压向路中间,仅容车队通过;西单至复兴门路段,几乎发生压车情况,此时灵车前后两辆大轿车上的公安、武警,跳下车来,一边声音嘶哑地呐喊"谢谢大家,请大家帮帮忙,向后退",一边奋力推赶,才得使车队通过。出复兴门后,在工会大楼、京西宾馆、公主坟等处均是此状。再向西行,人仍不见减少,车队前方新增加了不少公安、武警的面包车开路,向外拐行,以迫使人们向后让路,历时一个小时,方到达八宝山革命公墓。



八九回忆

Saturday, December 1, 2018

八九人物:布什(George H. W. Bush)

1989年1月20日,布什(George H. W. Bush)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第41位总统。在此之前,他已经在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任内担任了八年副总统。他被公认为美国政府内的外交专家,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包括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和中央情报局主任等职务。

但他最为引以自豪的似乎是1974-1975年间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U.S. Liaison Office)主任的经历。当时两国尚未正式建交,联络处相当于非正式的大使馆。他和夫人热衷于像普通中国人一样骑自行车在北京的胡同中穿梭,深度了解那个还没有向世界打开大门的神秘国度。


就职总统后,布什借着参加日本裕仁天皇葬礼的机会将去日本、中国、韩国工作访问安排为新总统的第一次重大外事出访(此前仅象征性地去邻国加拿大访问了一天)。这是美国试图将外交重点从传统的欧洲盟国转向亚洲的第一次尝试。1989年2月25日,才上任一个月的布什总统抵达北京。


就在这次访问的第二天,布什总统在长城饭店举行答谢宴会,邀请了众多中国政府官员和社会知名人士,包括当时活跃着的异议人士。方励之和李淑娴夫妇也接到了请柬,但在途中遭到中国警察的围堵,未能赴会。他们在香格里拉饭店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抗议。这是1989年中国政府与异议人士直接冲突的第一次公开化。美国政府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反应。


八九民运的爆发让作为外交里手的布什总统措手不及,当时他的注意力还集中在以波兰团结工会为代表的东欧局势上。在整个运动过程中,美国政府采取了低调的观望姿态。

大屠杀发生后,布什总统在震惊之余,几乎立刻就决定他的第一优先将是尽一切可能挽救、维护美中两国的正常关系。就在美国政府在公开场合谴责中国政府暴行的同时,他已经在尝试各种私下途径向中国传递这一信息。1989年6月20日,大屠杀余波尚未完全平息时,布什给他的“老朋友”邓小平写了一封“密信”,由中国驻美大使韩叙转交。邓小平立即做出反应,由此开始了两国高层的秘密外交。此后,白宫特使、前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等人相继秘密或公开地访华,保持双方交流渠道的畅通。

与此同时,美国民间和国会要求制裁中国的呼声很高。由中国留美学生学者成立的“全美学自联”发起了强大的宣传攻势和游说活动,并得到以众议员佩罗西(Nancy Pelosi)为代表的国会大多数议员的有力支持。他们联手推出一系列制裁中国和保护在美中国学生的法案,均以多数通过。

布什总统不得不动用他几乎所有的政治资本遏制“伤害”。1989年11月21日,他否决了一项制裁中国的法案;11月30日,他否决一项“紧急保护中国留学生”法案,但同时发布行政命令实施法案中的措施;12月19日,他取消了部分对华经济制裁措施;1990年5月24日,他宣布照常延长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在那之后,虽然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依然会成为美国政界争议焦点,但不再受到实质性威胁。【1992年,克林顿(Bill Clinton)在竞选中强力抨击布什的对华政策,誓言将对中国强硬。但他在当选总统后依然延续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并最终将其永久化。】

对当时的布什总统来说,最头疼的还是如何处理方励之在美国驻华使馆避难的难题。经过一年多艰苦的谈判,方励之终于被允许安全离开中国。方励之出境后,几乎立即便发言抨击美国政府在中国人权方面的“双重标准”,令布什和他的团队大为恼火。


布什总统在任内目睹、处置了中国、苏联、东欧的巨变,赢得了第一次海湾战争的全面胜利。但他的外交谋略不敌国内经济萧条形势的影响,四年后未能赢得连任。

布什于2018年11月30日逝世,享年94岁。



八九人物

Wednesday, June 29, 2016

八九人物:许家屯


1989年时,许家屯已经73岁高龄,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主任六年了。他是一位老党员,曾担任江苏省省委书记。在香港的六年里,作为中央政府在香港的实际负责人,他比较开明,与香港的上层资本家保持着良好的工作、个人关系。

八九民运爆发后,许家屯与赵紫阳有直接联系,为后者输送从香港收集的民运消息。据他自己回忆,赵紫阳访问朝鲜回国后就立即打电话要求他从香港赶往北京,长谈征求他对学运的看法。此后,许家屯受赵紫阳委托一直通过杨尚昆试图斡旋与邓小平的关系,直到赵紫阳辞职下台。许家屯托人传话给赵紫阳:“公道自在人心,保持身体健康。”

八九民运后期,香港亲大陆的左派报刊包括部分新华社员工采取了支持学运的态度,参与香港的抗议活动。许家屯没有干预,实际默许。六四屠杀发生后,香港《文汇报》征得许家屯同意在头版开天窗,以“痛心疾首”四字社论表达了哀悼和抗议。其后不久,许家屯被免去职务退休。

1990年4月底,因为恐惧被清算,许家屯突然离开中国,成为六四后流亡的中共最高级干部。其后他一直居住在洛杉矶,出版回忆录,再也没能得到回国的许可。

2016年6月29日,许家屯在洛杉矶家中去世,终年100岁。


八九人物

Sunday, November 8, 2015

八九一日:1989年11月9日,邓小平退休、柏林墙倒塌

1989年11月9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这是他所担任的最后一个官方职位,因此正式“退休”。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由江泽民接任,杨尚昆任第一副主席。

同一天,东德政府在民众压力下不得不做出放弃对其公民到西方旅行限制的决定,导致柏林墙的倒塌,结束二战之后东西方地理隔绝的冷战历史。这是八九民运之后东欧共产党国家相继发生连锁巨变的里程碑日子。


八九一日

Saturday, November 7, 2015

八九一日:1989年11月8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华

1989年11月8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抵达北京访问。这是在美国政府表面上断绝两国高层接触之后第二位身份显赫的前官员对中国进行私人访问——前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刚结束访问离开不久。

基辛格在京期间会见了包括邓小平、李鹏等一系列中国最高领袖。


八九一日

Tuesday, October 27, 2015

八九一日:1989年10月28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

1989年10月28日,美国前总统、“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尼克松(Richard Nixon)抵达北京。此时美国公开的政策处于断绝两国政府高层正式接触的时期,尼克松是以私人身份访华的。

尽管如此,尼克松临行前曾与布什总统通过气。美国政府委托尼克松对两国之间种种棘手的矛盾,尤其是方励之夫妇滞留在美国大使馆的问题,进行摸底和斡旋。

尼克松访华期间会见了包括邓小平、李鹏等最高级中国官员。


八九一日

Monday, September 21, 2015

八九文件:新华社《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王玉文王志强姜超成“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命令
授予王玉文王志强姜超成“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国务院、中央军委9月22日发布命令,授予王玉文、王志强、姜超成同志“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命令全文如下:

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

一、授予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总队一支队卫生队化验员王玉文同志“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二、授予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总队司令部内卫处副处长王志强同志“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三、授予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总队5支队8中队中队长姜超成同志“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王玉文、王志强、姜超成同志在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英勇顽强,恪尽职守,表现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坚强的组织纪律性和为祖国为人民勇于献身的崇高品德,为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捍卫人民共和国做出了突出贡献,是全军和武警部队广大指战员学习的楷模。国务院、中央军委号召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要以他们为榜样,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理直气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定不移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扎扎实实加强部队全面建设,圆满完成各项任务,为把我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努力奋斗!

国务院总理 李鹏
中央军委主席 邓小平
1989年9月22日


八九文件

Wednesday, July 15, 2015

八九人物:万里


1916年出生的万里是抗战时期就已经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在解放初期已经成为中央级领导人物。文化大革命期间,万里的政治生命伴随邓小平起伏,曾经两次被打倒和复出,直到1977年出任安徽省省委第一书记。

正是在安徽时万里因为支持农村包产到户的改革而赢得了全国性的声誉。当时官方媒体曾以“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所谓民间传言树立万里和赵紫阳为八十年代改革时代的两大先锋,也因此在民间造成万里和赵紫阳比较接近的印象。

1986年,方励之教授在南方各大院校巡回演讲鼓吹民主观念的活动引起了当时身为副总理的万里的注意和警惕。他几乎跟随方励之的足迹沿途收集其言论,更在合肥的一次干部会议上邀请方励之上台与之辩论。万里认为中国的民主是党给予的,而方励之针锋相对,指出民主不能是赐予的。

1989年学运爆发时,万里已经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在运动初期,他没有什么个人言论表态。5月10日,他主持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在6月20日召开人大常委会会议,把与学运有关的游戏示威问题列进了议程。两天之后,他离开中国前往北美进行预订21天的长期国事访问。就在他启程的第二天,学生开始绝食。

戒严之后,人大常委会委员胡绩伟等曾寄希望于人大以最高权力机构的名义仲裁最高领导层的分裂。他们征集委员签名要求万里提前回国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讨论戒严问题。首都联席会议在讨论是否撤离天安门广场时,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或者6月20日的常委会均成为关键性的时间因素。

5月23日,万里的确提前回国。北京的学生组织人员前往机场迎接但扑空。万里的专机降落在上海,他并没有立刻回北京。四天之后,万里终于打破沉默,在上海发表书面谈话拥护戒严。直到屠杀之后,万里才公开露面,于6月9日陪同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军官。

八九之后,万里继续担任委员长,直到1993年退休。他一直低调,退休后更是几乎从政界和公共场合完全消失。

万里于2015年7月1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八九人物

Wednesday, July 1, 2015

八九文件:新华社《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予十烈士“共和国卫士”称号》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予十烈士“共和国卫士”称号

本文原载于1989年7月3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6月30日发布命令,授予刘国庚烈士以“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刘国庚是首都戒严部队某部通信团刁连排长,山东省莱阳市人,汉族,1964年1月出生,1983年10月入伍,少尉军衔。1989年6月组日,在参加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中,惨遭暴徒杀害,壮烈牺牲。牺牲后被追认为共产党员。

由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的命令说,1989年6月3日晚,刘国庚所在部队奉命向天安门广场开进,沿途屡遭暴徒袭击。他迎着飞石,与企图纵火烧车的暴徒进行斗争,他的左臂和左手被暴徒砸伤,忍着伤痛,带车冲出重围,于4日凌晨按时到达人民大会堂北侧。当他得知本单位还有3辆车遭破坏仍在途中被围堵、领导决定派人去拖车救人时,他自告奋勇,带上一名司机,抬起钢丝绳就走。他们突进到电报大楼附近,一群暴徒猛扑过来,砖头、瓶子、铁棍雨点般地打在他俩的头部、胸部,司机当场被打昏,被送往医院。刘国庚只身一人,面对疯狂的暴徒,毫无俱色,奋勇突围,但终因寡不敌众,被暴徒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牺牲后,又被暴徒焚烧,并将他的遗体吊在一辆大轿车上。此后,又被一名丧心病狂的暴徒剖腹。刘国庚同志面对穷凶极恶的暴徒,英勇顽强,宁死不屈,用鲜血和生命实践了自己要捍卫共和国、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捍卫人民利益的钢铁誓言。

命令说,刘国庚同志短暂的一生,是对党、对祖国、对人民无限忠诚的一生。他当报务员时,是一名爱军习武、业务熟练的好战士;在院校学习时,是一名尊师敬教、品学兼优的好学员;当排长后,是一名以身作则、关心士兵的好干部。他所领导的排曾荣立集体三等功。他担任团支部书记,团支部被评为先进团支部。他关心群众,乐于助人,生前为驻地716群众和战友做了大量的好事,深受大家爱戴。

命令指出,刘国庚同志是党的好儿子,是人民军队中的优秀干部,是广大官兵的典范。全军同志都要学习他忠于祖国,爱憎分明的坚定立场;学习他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学习他忠于职守,坚决完成任务的顽强作风;学习他奋不顾身,援救战友的高尚品质。命令号召全军部队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高昂的革命斗志,严明的组织纪律,为彻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进一步加强军队全面建设,把我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努力奋斗!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6月30日发布命令,授予王其富等六位烈士以“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由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的命令说,王其富等6名烈士是首都戒严部队某炮兵旅战士,在1989年6月4日参加平息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英勇顽强,不惧艰险,惨遭暴徒焚烧,壮烈牺牲。班长王其富,安徽省嘉山县人,1986年n月入伍,下士军衔;战士李强,陕西省西安市人,1987年11月入伍,上等兵军衔;战士杜怀庆,河北省清河县人,1985年11月入伍,‘下士军衔;副班长李栋国,安徽省嘉山县人,1986年H月入伍,下士军衔;战士王小兵,陕西省西安市人,1987年11月入伍,上等兵军衔;班长徐如军,安徽省嘉山县人,1986年n月入伍,下士军衔。牺牲后均被追认为共产党员.命令说,1989年6月3日晚9时,正当部队准备入城平息反革命暴乱时,上级命令炮兵旅迅速派出人员去领运防暴器材。王其富等6名同志抢先报名,坚决要求执行这一艰巨任务。他们与其他同志一起,克服重重困难,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仓库装好车,立即回返。在他们所乘车辆行至定慧寺东边路口时,被一伙暴徒围住,石块、汽水瓶、钢筋棍雨点般打来。他们不顾个人安危,用身体紧紧护住车上的器材。当车子绕过层层障碍,冲出包围圈返回时,战士们的身上已多处负伤。领导准备把他们留下,换一批人去送往天安门广场。但他们不顾领导劝阻,表示决不留下,坚持带伤将防暴器材继续前送。6月J日凌晨1时许,他们乘坐的车辆途经翠微路口时,再次遇到暴徒和不明真相群众的拦截。为不撞伤群众,他们冒着危险减慢了车速,一伙暴徒乘机向车上扔石块、燃烧瓶和火把。由于车的左后轮被暴徒设置的三角钉扎破,在向右转弯时车身严重倾斜,向左翻倒。穷凶极恶的717暴徒蜂拥而上,更加疯狂地向车上投掷燃烧物。整个汽车被烈火吞没,油箱爆炸,被挤压在车内的王其富等6名同志壮烈牺牲。

命令说,王其富等6名同志是在党和人民军队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优秀战士。入伍后,他们努力学习,思想进步,立志为捍卫党和社会主义祖国贡献自己的一切。他们时刻牢记我军宗旨,处处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热情为驻地群众和首都人民做好事,以实际行动赢得人民的理解和支持。他们爱军习武,努力克服家庭困难,自觉献身国防事业,在军事训练、政治教育、后勤建设等各项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多次受奖。他们关心同志,乐于助人,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受到战友们的爱戴和赞颂。

命令指出,王其富等6名同志是我戒严部队在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中涌现出的英雄群体,是全军干部战士的榜样和楷模。全军同志都要学习他们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崇高思想,学习他们不惧艰险,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学习他们献身国防,尽心尽职的革命精神。命令号召全军部队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高昂的革命斗志,严明的组织纪律,为彻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进一步加强军队全面建设,把我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努力奋斗!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6月30日发布命令,授予崔国政烈士以“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崔国政是首都戒严部队某团炮兵营榴炮2连战士,吉林省辉南县人,满族,1968年l月出生,1987年1月入伍,下士军衔。1989年6月4日在首都执行平息反革命暴乱任务中,惨遭暴徒杀害,光荣献身。牺牲后被追认为共产党员。由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的命令说,1989年6月刁日凌晨,崔国政所在部队奉命进驻北京城区执行戒严任务。当部队车辆行至崇文门十字路口时,遭到一伙暴徒和不明真相群众的拦截。他立场坚定,临危不惧,坚持宜传群众,怒斥反革命暴徒。在暴徒裹胁群众疯狂袭击干部战士的生死关头,崔国政身背冲锋枪,完全有自卫能力,但为不误伤群众,慷慨赴死,从容就义,被穷凶极恶的暴徒残害,又被烧上汽油焚饶,悬吊于过街天桥,壮烈牺牲。崔国政同志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了党和国家,弘扬了人民军队无私无畏的英雄气718概,戳穿了极少数人制造的谣言,唤醒了受蒙蔽的群众,使反革命暴徒的罪行大白于天下。

命令指出,崔国政是新时期雷锋式的好战士。他入伍后,刻苦学习政治理论,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工作积极,严守纪律,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出色地完成了领导交给的各项任务,先后4次受到嘉奖。他关心同志胜过自己,经常为大家做好事,为战友排优解难。他艰苦朴素,克勤克俭,经常为集体修旧利废,自己从不乱花一分钱。他牢记我军宗旨,爱人民如父母,对首都人民怀着深厚的感情,多次表示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人民的理解和爱戴。崔国政是党和人民的好儿子,是共和国的忠诚战士,是广大官兵的楷模。全军同志都要学习他忠于党、忠于祖国的坚定立场,学习他为人民慷慨赴死、从容就义的英雄气概;学习他严守纪律、格尽职守的革命精神,学习他艰苦奋斗、助人为乐的优良品德。命令号召全军部队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高昂的革命斗志,严明的组织纪律,为彻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进一步加强军队全面建设,把我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努力奋斗!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6月30日发布命令,授予马国选烈士以“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马国选是首都戒严部队某炮兵团6连班长、代理排长,河南省禹州市人,汉族,1967年8月出生,1985年11月入伍,1989年2月入党,上士军衔。1989年6月3日晚,在首都执行平息反革命暴乱任务中,‘多次遭到暴徒的残酷毒打,身负重伤,经医院抢救无效,6月5日光荣牺牲。

由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的命令说,马国选同志在执行戒严任务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英勇顽强,严守纪律,爱护群众,勇于为党和国家的利益奉献自己的一切。部队赴京执行戒严任务的前一天,马国选同志的未婚妻正好来队,准备完婚。连队确定把他留下。但马国选以国事为重,谢绝领导的关心,毅然决然地随部队奔赴首都。在京郊集结时,他一方面组织全排同志认真学习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统一思想,坚定捍卫党中央、捍卫共和国、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的决心一方面带领大家广泛开展宣传群众、为群众做好事活动,自己免费为群众修理钟表,赢得了群719众的理解和赞扬。6月3日晚,部队接到向天安门广场紧急开进的命令,他对全排同志说:“现在是国难当头,党难当头,这是真正考验我们的时候,咱们要团结奋斗,再大的困难,再大的艰险,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天安门。”在开进途中,他临危不俱,冲锋在前,奋勇解救被暴徒围打的战士,主动替体弱的同志扛弹药;他虽被暴徒用钢筋、石块、酒瓶打得遍体鳞伤,鲜血直流,但以英勇无畏的革命气概和顽强的毅力,带领全排突破多处路障,冲破暴徒和不明真相群众一次又一次的围追堵截,就是在生命垂危的时刻,他仍不忘带领大家向天安门方向冲,微弱地喊出“冲啊!冲啊!的声音,直到停止呼吸。他用实际行动体现了一个革命战士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热爱,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应当具备的优秀品质。

命令说,马国选平时工作也十分出色。他入伍4年来,牢记军人的神圣使命,格尽职守,奋发上进,不怕苦累,见义勇为,乐于奉献。当战士是训练尖子,当班长是优秀班长,当代理排长带出了全团的先进排。他先后受团嘉奖3次,营嘉奖4次,连嘉奖15次。在驻地工厂、农村两处发生火灾和国家的粮库遭到水淹时,他曾3次与同志们一起奋不顾身地进行抢救,为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的生命安全作出了贡献。

命令指出,马国选是人民的忠诚战士,是全军指战员的榜样和楷模。全军同志要学习他牢记党的教导,以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高度政治觉悟;学习他不畏艰险,不怕流血牺牲,英勇顽强,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学习他格尽职守,奋发上进,见义勇为,乐于奉献的崇高品质。命令号召全军部队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高昂的革命斗志,严明的组织纪律,为彻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进一步加强军队全面建设,把我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努力奋斗!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6月30日发布命令,授予王锦伟烈士以“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王锦伟是首都戒严部队某团后勤处参谋,河南省太康县人,汉族,1962年生,1983年7月人伍,1985年l月入党,中尉军衔。1989年6月刁日,在参加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
中,遭暴徒袭击,壮烈牺牲。

由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的命令说,1989年6月3日晚,王锦伟所在部队奉命向天安门广场开进。4日凌晨,王锦伟带领一些战士押运弹药。当他们行至宣武区右安门南侧时,遭暴徒围堵袭击,他的左腿被砸伤。在战士的生命受到威胁,弹药随时都有被暴徒抢劫的危急时刻,他镇定指挥,忍着伤痛,带头扛起子弹箱,带领战士们改道太平街,徒步向天安门广场前进。他冒着暴徒的疯狂袭击,一路上跑前跑后,不断鼓励战士们“要挺住,要跟上,人在弹药在!”在接近天安门广场时,他不幸被暴徒开枪击中,壮烈牺牲。

命令说,王锦伟生前从不计较名利地位,不怕艰苦,勇挑重担,献身国防。1983年大专毕业后,他怀着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投笔从戎。1984年7月,他以全优成绩从西安陆军学院毕业后,坚决要求到最艰苦的连队工作。他学习刻苦,工作扎实,爱护战士,团结同志,干一行爱一行。当排长,是全团拔尖的优秀排长;当参谋,是团机关里的好参谋。入伍以来,先后6次受到奖励。命令指出,王锦伟是我军的好干部,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全军同志都要学习他对祖国、对人民无限忠诚的坚定立场;学习他压倒一切困难,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学习他坚决执行命令,英勇顽强的过硬作风;学习他不计名利,献身国防的崇高品质。命令号召全军部队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高昂的革命斗志,严明的组织纪律,为彻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进一步加强军队全面建设,把我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努力奋斗。


八九文件

Tuesday, June 30, 2015

八九一日:7月1日,美国白宫特使秘密抵京举行高层会谈

1989年7月1日,美国总统布什的特使,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和外交部副部长伊格尔伯格(Larry Eagleburger),在北京进行短暂国事访问。他们会见了邓小平、李鹏、吴学谦、钱其琛等高级官员并举行了会谈。

六四屠杀后,美国政府公开宣布中断中美政府官方交流。但布什总统为了维护两国关系,私下给邓小平写了一封密信。得到回复后,他派出这两位大员秘密访华,其使命是面对面地交流双方看法,保持联络渠道的畅通。布什后来认为他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但对中国方面没有做出实质性回应感到忧虑。

会谈中,杨尚昆的儿子客串记者,拍下了照片但没有公开。1989年12月,斯考克罗夫特再次访华时被媒体发现,白宫才不得不公开7月份这次高层接触的秘密。


八九一日


Wednesday, June 24, 2015

八九文件:钱学森《人民的共同心愿》

人民的共同心愿 
——6月16日在学习邓小平同志讲话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
钱学森

今天我们中国科协在京常委举行一次学习邓小平同志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重要讲话的座谈会。

两个多月来,在我们首都北京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先是学潮,后来演变成为一场动乱,最后又进而变成一场反革命暴乱。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阶级斗争。现在,在我们国内,阶级矛盾并没有完全消灭,在一定范围内还是继续存在的。掀起这一场反革命暴乱的是极少数、极少数人,不会到人口的万分之一。他们有两个方面的人:其一是反革命暴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主要是极少数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而且搞政治阴谋的人,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人,向非法组织提供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其二是出面制造打砸、抢、烧等种种暴行的,主要是一些没有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一些政治性的流氓团伙,以及“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和其他社会渣滓。这些家伙都是我们的敌人,因为他们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对他们只有一条,就是坚决镇压。这是阶级斗争嘛!

自从6月4日凌晨以来,是谁胜利了?是这些反革命坏分子胜利了,还是我们中国人民胜利了?这是很清楚的。他们是极少数、极少数,一旦我们认清他们的嘴脸,他们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社会主义中国是推不倒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是推不倒的;这些反动派是必定要灭亡的。但这次暴乱也提醒我们: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而且往往是国内国际相呼应相勾结的,并且它将长期存在。这是我们的一点根本认识。

我们这几年的确问题不少,怪事丑事实在太多,但是这决不是大政方针的问题。邓主席这次讲话很明确,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完全正确;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完全正确。我对邓主席这段话完全拥护,完全赞成。既然方针政策完全正确,为什么在执行中出现这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跟这一次出现动乱,最后演变成反革命暴乱,恐怕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大家要想一想这个问题。也是邓主席说的,要回顾一下我们的过去,也要展望一下将来,要总结经验。我想,我们科协,大家都要考虑这个问题,研究研究我们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能够给我们的党,给我们国家提供什么好的建议。

邓主席讲,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确是这样的。这几年思想被搞得太乱了,这是一个全面性的问题。我这几天老是在考虑,我们科技知识界能做些什么。在科技界,大致上说,不同年龄层次的人,思想状况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很重要。大概60岁和60岁以上这一层次的特点是经过旧中国和新中国这两个历史阶段,其中不少人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呆过,认识资本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这些人大概对“美国之音”不会相信,看问题心里有一个底。其次大约是40岁左右的人,虽然说不上经过旧社会,但是他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他们吃过动乱的苦。这一点他们很清楚。在我们科技知识界里面,在这场风波中最需要帮助的,恐怕是20岁左右的人。他们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比较多,容易相信“美国之音”。我们中国科协是否要考虑,动员60岁以上的、40岁左右的人来做20岁左右的人的工作。请中国科协常委会宣传工作委员会研究研究,提出你们的看法,将来我们常委也可在这个问题上有个意见,给党和国家当个参谋。

最后,我在这里要对方励之这个民族败类表示愤怒声讨。两年以前,在1987年党中央、国务院春节团拜会上,我就指名道姓,说方励之鼓吹的全盘西化是彻头彻尾的谬论。不但如此,他以宇宙学权威自居,但他在宇宙学方面的许多理论观点也是错误的。就这么样的一个人,居然当选为中国科协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副理事长!这不是学术风气不正吗?我们要反思。是否请我们常委会的组织工作委员会和国内外学术交流委员会研究研究,考虑考虑这个问题。

总之,两个月来,在北京和全国不少地方发生了这场灾难,决不会只有负的一面,损失的一面,我们国家一定会总结经验教训。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充分表达了我们科技工作者的心愿,我们中国科协一定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中国科协的工作做好,为建设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出力。

原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28日



Tuesday, June 23, 2015

八九文件:李鹏《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

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

李鹏

我们这次党的第十三届四中全会,是根据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召开的,主要是讨论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的错误,并相应作出必要的组织处理。这是当前为了进一步平息动乱和稳定全国局势,巩固党的领导、维护全党的团结和党与人民的团结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现在我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就这个问题向全会提出报告,请同志们审议。

(一)

两个月来,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策动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完全附庸于西方大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场动乱和暴乱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社会基础,也是同赵紫阳同志所采取的错误立场分不开的。

赵紫阳同志所犯错误的主要表现是:

第一,从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到四月二十二日治丧结束,他对悼念活动中出现的日益明显的动乱迹象,一直采取容忍和放纵的态度,助长了动乱的形成和发展。

胡耀邦同志逝世后,在首都的许多高等院校,由于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分子长期策划和背后操纵,悼念活动很快发展成为政治性的示威游行。一时间谣言四起,出现了大量的大小字报和标语口号,攻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短短几天内,连续发生了聚众冲击中南海新华门的严重事件,出现了占领天安门广场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这标志着首都的动乱局面已经形成,并很快波及全国许多城市。在西安、长沙和其他一些地方,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烧等犯罪活动。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中央和北京市许多同志都感到事情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多次向赵紫阳同志提出,中央应有明确的方针和对策,以便迅速制止事态的发展,但他那时只强调克制,只强调对话,回避对事件的性质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讨论,使党和政府丧失了制止动乱的时机。

这个期间,动乱制造者们通过学潮提出了一系列带纲领性的政治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彻底否定1987年初中央对胡耀邦同志辞职的处理;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在反自由化中所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同这种要求相呼应,知识界长期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些人,连续在《世界经济导报》等单位举行的座谈会上,大肆鼓吹为胡耀邦同志“平反”,为反自由化“翻案”。这表明动乱一开始就表现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对于这种严重情况,赵紫阳同志从未讲过一句要反对或抵制的话,相反地在上海市委作出整顿《世界经济导报》的决定以后,他不仅不予支持,表示不闻不问,甚至责备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五月三日他在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前,尚昆、依林、锡铭等同志和我一再提出,在他的讲话中针对动乱中提出的纲领,应加上明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但都遭到他的拒绝。

第二,从赵紫阳同志四月二十三日出访朝鲜到五月四日会见亚行会议代表发表谈话,他采取两面手法,先是同意中央常委对动乱性质的判断和制止动乱的方针,随即把他反对中央方针的态度公开暴露于群众之中,使本来已开始趋向缓和的势态重新激化起来,使动乱朝着更加严重的方向发展。

赵紫阳同志出国访问后,中央常委于四月二十四日晚召开碰头会,听取北京市委和国家教委关于首都高校情况和社会动向的汇报。会议认为,当时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首都几十所高等院校已有六万学生罢课;有的继续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制造谣言,蛊惑人心;有的成立非法组织,抢占学校广播站,强制解散学生会;有的上街讲演,组织募捐,派人到工厂、中小学和外地串联,企图煽动全国性的罢课、罢工。形势十分严峻。会议一致认为,种种事态表明,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会议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决定由北京市委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发动群众,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四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对中央常委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对动乱的性质作了深刻分析。四月二十六日,根据常委决定和小平同志讲话精神,《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重要社论。党中央及时将常委决定和小平同志讲话电告正在朝鲜访问的赵紫阳同志,他当即回电中央:“常委并报小平同志,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

《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发表后,由于中央揭露了问题的实质,制止动乱的旗帜鲜明,起到了稳定首都和全国局势的作用。动乱策划者们的嚣张气焰被迫收敛,策略与口号迅速改变。在四月二十七日首都高校学生的游行示威中,大量攻击、谩骂的语言骤然消失,打出了“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大标语,并把先前“打倒腐败政府”、“打倒官僚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等口号一下子改成了“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的口号。此后,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国务院各部委、北京市委和市政府负责人相继同学生对话,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到五月四日游行时,参加人数大为减少,学生情绪大为缓和,学潮组织者当天就在天安门广场发表了宣布游行告一段落的宣言。

赵紫阳同志从朝鲜回国后,在五月一日举行的常委会议上仍然表示同意四月二十四日常委的决定,认为前一段对学潮的处理是好的。但是,只过了两天,他突然改变了态度,指责根据常委决定写的《人民日报》社论定性错误,提出要加以纠正。他的错误主张,受到了常委其他同志的抵制和反对。五月四日下午,他在事先没有征求常委任何同志意见的情况下,在会见参加亚行会议各国代表时,发表了一篇同中央的立场和方针完全不同的谈话,公开把中央内部分歧暴露于世。

赵紫阳同志的亚行讲话是完全错误的。第一,在已经出现动乱的情况下,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第二,在大量事实已经证明这场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他还坚持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第三,在已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在利用学潮搞动乱的情况下,他还只是说“难免”“有人企图利用”,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关于极少数人已经在制造动乱的正确判断。正因为这样,他这篇讲话的发表,就成了动乱急剧升级的转折点。那些搞动乱的人从中看到了中央的态度不一致,看到了中央有人公开支持他们,摸到了气候,找到了后台,于是更加有恃无恐,越闹越凶,越闹越大。

第三,从五月五日赵紫阳同志亚行讲话发表之后到五月十七日中央常委作出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之前,他顽固坚持对动乱采取退让政策,同时策动舆论扩大事态,把矛头引向邓小平同志。

由于赵紫阳同志的亚行讲话和中央制止动乱的方针截然不同,动乱策划者们从中受到鼓舞,更加猖狂地进行种种活动,使本来已经趋向平缓的局势骤然逆转。五月六日上午,赵紫阳同志又同中央主管宣传、思想工作的负责同志谈话,向新闻界烧了一把火。他说,“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导,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他甚至还说,“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他在这里竟把明显的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说成是“国内人心所向”和“国际进步潮流”。他的这篇谈话向新闻界传达以后,使舆论上迅速出现了支持学潮和动乱的错误导向。首都乃至全国各地的游行示威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各种攻击、谩骂的大小字报和标语口号大量增加,内容更加恶毒和反动。这个时候,非法学生组织集中提出了两条要求,一是,彻底否定《人民日报》社论,承认学潮是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二是,承认学潮中非法成立的各种学生自治组织。动乱的策划者玩弄两面手法,一面表示愿意同政府“对话”,一面组织绝食活动,并于五月十三曰开始,煽动和挟持部分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把他们当作“人质”,作为实现其政治阴谋的“赌注”。由于学生绝食引起了社会的同情,加上舆论的错误导向,前往“声援”的人越来越多,从几万、十几万发展到几十万之众。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也因此而受到严重干扰,一些国事活动日程被迫变更,有的被迫取消。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乃至所有省会城市游行人数急剧增加,一批中小城市也出现了游行,这是前所未有的。

在当时十分险恶的形势下,中央常委于十六日晚召开紧急会议。常委中的多数同志认为,面对险恶的形势,绝对不能退让,只能更加坚定地反对动乱,制止动乱。大家认为,如果承认《人民日报》社论有“错误”,承认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他们必然要强迫党和政府承认他们提出的一切错误的乃至反动的政治纲领,承认一切非法学生组织,进而成立其他非法组织,在中国搞反对派、反对党,要实行多党执政,最终迫使共产党下台,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这就是他们制造动乱的目的,不达目的,他们是绝不会罢休的。在如此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赵紫阳同志不听常委多数同志的意见,仍然坚持退让。他当时还曾提出,向学生承认社论是错误的,可以说社论稿曾发到朝鲜经他批准,由他承担责任。这是他耍弄的又一个手腕,理所当然地受到常委多数同志的拒绝。这个时候退让还是不退让,根本不是什么对学潮的态度温和一点还是严厉一点的问题,而是究竟要不要制止动乱的问题,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整个事态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当天晚上,赵紫阳同志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关于邓小平同志领导作用的谈话,更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他在会见的一开头就对戈尔巴乔夫说,“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他还说他是第一次公开透露了中国党的这个“决定”。他同戈尔巴乔夫谈话发表后第二天,游行示威的人数和对邓小平同志的攻击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游行队伍中,“打倒邓小平”、“邓小平必须下台”等标语、横幅到处可见,口号声不断。在天安门广场还传出了邓小平已经辞职的谣言,一些人疯狂地放起了鞭炮。在这同时,“拥护赵紫阳”、“赵紫阳万岁”、 “赵紫阳荣升军委主席”等标语口号充斥于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

第四,五月十七日中央作出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之后,他完全置大局于不顾,破坏党的组织原则,破坏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采取了公开同党闹分裂的立场。

在五月十七日再次召开的中央常委会议上,赵紫阳同志仍然固执己见,坚持退让,多数同志坚决反对他的意见。大家认为,绝对不能再退了,再退就会发生全国性的动乱,几代人为之奋斗所取得的革命和建设成果就会被全部葬送掉。小平同志坚决支持中央常委中多数同志的意见。为了制止动乱,会议决定立即调集一部分军队进驻北京,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对此,赵紫阳同志说他无法执行,提出辞职。当受到严厉批评后,他虽然撤回了辞职请求,口头上表示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实际上却进行了完全同党相对立的分裂活动。

五月十九日凌晨,他到天安门广场去看望绝食的学生。他告诉学生学潮的性质、责任问题终究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实际上起了鼓励学生坚持绝食的作用。他还说“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不象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这样的一些话,既表明了他坚持同党相对抗的态度,又传递了他在中央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的信息。

五月十九日晚,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了中央关于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在这之前,中央常委从维护党的团结的大局出发,决定由他同李鹏同志一道在大会上发表一篇讲话,他不同意;接着,又请他主持大会,不讲话,他还是不同意;最后,请他只出席大会,他仍然不同意。这样,他就在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把他同党闹分裂的态度公开暴露在全党全国和全世界面前。

在五月二十日国务院下达戒严令之前,几乎所有奉命前来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都遭到了学生和社会闲杂人员的围堵,未能进入预定地点。大会召开前后,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单位中,被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是赵紫阳同志的“智囊”的一些人物,纷纷从幕后跳到幕前,四出串联,到天安门广场和街头巷尾发表煽动性演说,炮制和散发种种传单,掀起了一股反对戒严,打倒杨尚昆、打倒李鹏的反动浪潮。他们还大肆宣传唯有赵紫阳同志是爱护学生、反对腐败、推进民主和主张廉政的,进一步煽起了“还我紫阳”、“保卫紫阳”的鼓噪。

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后,动乱制造者们的一个重要斗争策略,就是逼迫人大常委会提前举行会议,作出撤销国务院戒严令的决定,并进而召开全国人大特别会议,罢免现政府。为此,四通公司研究所的一些人,四出活动,上下串连,知识界带头支持学生绝食的几个头面人物在香港报纸上发表文章,在海外制造舆论,给人大常委会施加压力。就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请假休息的赵紫阳同志未与常委商量,在五月二十一日个人同意发出电报,要万里同志中止去美国的访问,提前回国。赵紫阳同志与这些人配合如此默契,值得人们深思。

种种情况说明,赵紫阳同志对党采取的分裂行动,对动乱制造者们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鼓舞。他们制造种种困难和障碍,严重干扰和破坏戒严命令的执行,干扰和破坏中央制止动乱和稳定局势的部署,终于导致六月三日在首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反革命暴乱。

我们认为,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赵紫阳同志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已不适宜继续担任他目前承担的重要工作。我们建议,本次会议作出决议,提请中央全会撤销赵紫阳同志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同时建议对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的问题作出决定,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并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成员进行必要的调整。

(二)

这场动乱乃至反革命暴乱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从国际环境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着资本主义世界渡过战后危机重新获得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得到比较大的发展时,一些人感到意外而产生困惑,甚至无视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存在的种种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对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伟大胜利和必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信念发生了动摇。与此同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进程中遇到许多困难,在决策上也有过严重失误,致使社会主义制度本来具有的优越性未能始终一贯地发挥出来。这就不能不影响到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影响到“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思潮相当严重地泛滥开来。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势力竭力鼓吹共产主义运动“已在瓦解”,可以“不战而胜”,有计划地通过种种渠道对社会主义国家加紧进行思想、政治渗透,支持和扶植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发展,力图动摇社会主义已经取得的阵地。这种“大气候”对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国在内的知识界、青年学生乃至党内同志所产生的严重影响,决不可以有丝毫的低估。

从国内环境来看,中国在粉碎“四人帮”后就出现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一九七九年初在这股思潮刚刚冒头的时候,就旗帜鲜明地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尖锐地指出:如果动摇了四项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动摇了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以后,他又明确地提出了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任务。但是,多年来反对自由化的方针一直没有得到认真地贯彻执行,不仅实际措施很少,甚至口上讲得也很少。赵紫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逆流不但没有受到遏制,相反地愈益发展,以致泛滥成灾。有些人越来越猖狂,有的公开宣称社会主义的尝试和失败是二十世纪的一大遗产,有的公开发表所谓《私有制宣言》。在这场动乱乃至反革命暴乱中,一批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并从事政治阴谋活动的人,便成了动乱和暴乱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而长期纵容、鼓励和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赵紫阳同志之所以成为在党内支持动乱的代表人物,也就一点不奇怪了。

赵紫阳同志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在改革开放和建设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同时在指导思想上有明显错误,在实际工作中有不少缺点和失误。他的错误也有一个逐步发展和暴露的过程。当他的错误尚未象后来这样明显暴露的时候,党的十三大推举他担任了党的总书记。党只能在历史的实践检验中选择自己的领导人,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但是,赵紫阳同志辜负了党和人民的重托,他的错误在担任党的总书记以后不但没有得到克服,相反地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至在这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达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

赵紫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实际上放弃了四项基本原则,消极对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致使党的风气、社会风气继续恶化,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明显降低,党的战斗力大为削弱。邓小平同志最近指出,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政治思想工作薄弱了,艰苦朴素的作风丢掉了。这里说的教育失误,绝不是像赵紫阳同志一度解释的那样,仅仅是指党对教育事业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没有真正解决教育所需的投资和提高教师待遇,而主要是指对全体人民的政治思想教育严重忽视的问题。赵紫阳同志很少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更谈不上采取什么措施去落实了。1987年1月在他主持的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公然说,今后四个坚持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其他三项可以不提或少提,当时就有同志提出必须强调坚持社会主义,他竟说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现在谁也讲不清。党不领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样的领导难道还算得上是共产党的领导,难道还能不蜕化变质吗!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某些腐败现象十分不满,十分痛恨,对社会分配不公愤愤不平,但他却一再说发展商品经济初期腐败现象不可避免,还不加分析、不讲条件地鼓吹创收。这种错误的方针,使党克服腐败和加强廉政建设难以有效地进行。赵紫阳同志借口“改造”政治思想工作,诋毀和否定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优良传统,甚至主张取消政工干部队伍。他在工作中实际上总是想淡化党的作用,不很好依靠党的各级组织进行工作,不强调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党在群众中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严重削弱。他在经济工作上也有不少重大失误。去年出现的明显通货膨胀,既有去年工作中的问题,也是多年来经济过热、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结果。正如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许多问题在三年前、五年前就出现了,如果那时就采取措施,损失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大。但是,赵紫阳同志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从来不作自我批评,也不接受别人对他的批评。这一切都说明,赵紫阳同志在这次动乱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决不是偶然的。

总之,这场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斗争反映到党内来有它的必然性。赵紫阳同志的严重错误既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有他自身的思想根源。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同志对他的错误有过批评,提出过不同意见,但毕竟对他监督不够,在这方面也是有责任的。今天,我们能够揭露并纠正赵紫阳同志的严重错误,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导集体是坚强有力的,是能够经受住任何艰巨复杂斗争的考验的。我们一定要从赵紫阳同志所犯错误中吸取教训,进一步健全和加强党组织首先是党中央的集体领导,这对于我们党是至关重要的。

(三)

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粉碎反革命暴乱的决定性胜利。这场暴乱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迟早总会爆发,早爆发比晚爆发要好,现在爆发比将来爆发要好,损失要小得多。这是因为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包括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薄一波、王震等老同志都健在,他们在关键时刻对平息暴乱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他们在这场斗争中经受住了严峻的政治考验,实践证明他们不愧为英雄的人民子弟兵,不愧为人民民主专政坚强柱石,不愧为捍卫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钢铁长城。

邓小平同志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是我们总结过去,思考未来,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的纲领性文件。我们应当以这个讲话的精神为指针,系统吸取过去工作的经验教训,切实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克服党和政府严重脱离群众的倾向,加强同广大人民的密切联系,重振革命精神,恢复艰苦奋斗的传统,团结人民继续前进。对此,中央准备进行认真的研究讨论,作出相应的部署。这里,我们先提出以下一些初步的意见。

第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四项基本原财是立国之本,必须毫不动摇地、始终一贯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绝不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我们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坚持正确的部分,纠正失误的部分,加强不足的部分,在经过认真的治理整顿之后,把我们的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搞得比过去更稳,更好,甚至更快。

第二、为了取得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彻底胜利,我们必须把清查反革命暴乱分子的工作进行到底,决不手软;我们要放手发动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依法惩处人民深恶痛绝的刑事犯罪分子,坚决打击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各种破坏活动,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第三、我们一定要从这次学潮、动乱乃至暴乱中吸取经验教训,加强党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认真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并且长期地坚持下去,决不再象过去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那样走过场,决不半途而废。

第四、对于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切实加以纠正。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克服腐败,惩治官倒,清理整顿公司等人民最关心的问题,一定要在近期内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做出成效,以取信于民。

第五、在经济工作方面,要继续贯彻执行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特别要真正做到控制物价上涨幅度,争取农业有一个好收成,继续压缩基建规模和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加强基础工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努力调整经济结构,克服目前面临的困难,保持一个合理的增长速度。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

第六、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我们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要进一步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特别是依法行使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同时要进一步发挥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努力创造安定、团结、民主的社会政治环境。

第七、对于我们平息反革命暴乱,西方和海外舆论大肆制造和传播谣言,在国际上主要是在美国和西欧国家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我们相信,谣言终将被识破,真象终将大白于天下。在这困难的时刻,我们全党全国人民更加需要团结一致,顶住外来的一切压力。已经站了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会在任何压力下屈服的。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对于某些国家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我们要有理有利有节地展开必要的斗争。

全党团结起来,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我们一定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八九文件

Friday, June 19, 2015

八九一日:6月20日,上海处决三人、布什总统给邓小平写密信

1989年6月20日,上海公安局宣判在光新路铁路道口参与骚乱、焚烧火车的徐国明、卞汉武、严雪荣三人死刑,执行处决。

美国白宫发言人这天发声明,布什总统指示美国政府停止参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的所有高层接触。然而就在同一天,布什给邓小平写了一封私信,通过外交渠道秘密送达,寻求维护中美关系。


八九一日


Monday, June 8, 2015

八九图片:1989年6月9日,邓小平露面和戒严中的北京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军官。


1989年6月9日,戒严部队清扫北京人行道。

1989年6月9日,戒严部队搜捕“暴徒”。

1989年6月9日,戒严中的天安门。


八九图片

Saturday, May 23, 2015

八九文件:杨尚昆《在中央军委紧急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在中央军委紧急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杨尚昆
1989年5月24日

军委决定召开紧急扩大会议,请各大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主要给同志们说一件事情,现在北京局势还处在一个混乱状态。虽然宣布了戒严,但实际上有些戒严任务没有执行。有些执行戒严任务部队受阻,为了避免正面冲突未强行通过。经过工作,现在多数部队已进驻预定位置。前几天还更乱,所有军牌的车都不能通行。这样的情况还不说是动乱?首都的状况就是动乱。这个动乱并没平息。

一个多月来学生运动时高时低,总的是向高的发展。从耀邦同志逝世时开始一直到现在,大街上宣传的口号几次变化,耀邦同志逝世时的口号是要为耀邦同志平反,接着就是“打倒共产党”,“打倒官僚政府”,“打倒腐败政府”。那时还没有普遍喊出“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只有少数地方有。四月甘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以后,学生把口号改了,不讲“打倒政府”、“打倒共产党”了,改成“清除腐败”、“打倒官僚”、“拥护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拥护四项基本原则”。五月四日以后,突然我们有的同志说,这次运动是爱国的、是合理的,这一下子又掀起了一个高潮,之后,又发展到绝食。这些情况李锡铭同志有个讲话,很详细,中央已经发了请大家看材料,这里就不详细说了。党中央总是想缓和群众的情绪,把事情平静下来。但是他们越闹越大,闹得北京失去控制。同时,外省有一个时间也是比较平静的,现在又闹起来了,差不多各省市都闹起来了。总之,我们每退一步,他们就进一步。目前集中一个口号就是“打倒李鹏”,这是他们内部规定了的,其他口号就不要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共产党、推翻现政府。一段时间安定了,中央某人说话或者一篇文章出来,又起来了。然后又下去一点,接着又起来了。到了最后,搞得北京不得不宣布戒严。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搞得首都这样失去控制?全国都发生大的游行示威?而且提出来的口号专门对着国务院,为什么会这样?前不久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陈云同志、先念同志、彭真同志,还有小平同志、王震同志、邓大姐,对这件事情都非常忧心,事情怎么会搞成这样子呢?经过分析事情发展的过程,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件事发生在学生里头,但根子是在党内。就是说政治局常委有两个声音,两个不同的声音,按照先念同志概括的说法,就是有两个司令部。

本来二十六日的社论精神是坚决反对动乱,这是经过常委讨论决定的,是小平同志同意的。当时紫阳同志不在北京,在朝鲜,把常委决定和小平同志意见打电报告诉了紫阳同志。他回了电报,是同意的,完全拥护的。但是四月二十九日他回国,首先就提出来,这个社论定的调子太高了,定性是不正确的。这个社论讲了反对动乱的问题,指出这场动乱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其性质是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共产党。而他认为这是爱国的学生运动,他根本不承认这是动乱,一回来就要中央按照他的说法,要宣布这个社论是错误的,五个常委中另外一个声音就出来了。接着他就讲了好几篇话。第一个是五月三日讲话,是纪念五四运动的,当时还看不明显,他很长一段讲了动乱,说我们中国经不起动乱,这都是好话。但是里头有些话,说学生运动还是爱国的。最明显的是接见亚行理事会的讲话,这个话你们回去好好看一看,讲学生是一个爱国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然后就提出我们确实有很多腐败现象,是和学生想到一起了,我们将通过民主、法制解决这些问题,这个讲话根本没有说二十六日社论是否正确,绕开这个问题。但是动乱他讲了。这是一篇相当重要的发言。所以邓主席就讲,这次学生闹事经过几次反覆,两种声音出现,就是指的赵紫阳同志的这篇讲话,这是一个转折点。把中央常委的不同看法统统暴露在学生面前,学生更起劲了。所以就曾经出现“拥护赵紫阳”、“打倒邓小平”、“打倒李鹏”。

这期间,中央常委多次开会,说调子不能再变了。但是他坚持意见,在小平同志来开会的时候,他也坚持了他的意见,说他想不通,在学生运动性质这个问题上,不能同小平同志的说法和常委其他几位同志的说法保持一致。因此,他就提出要辞职,说他干不下去了。后来我劝他,这个问题大得很,如果把性质变了,我们就都垮了。学校广大的教员、校长、积极的学生统统都要挨个耳光,毫无立足之地,一直在学生中做工作的广大学生党员、干部、校长等都要被打下去。这个时候学生就提出要成立他们的新的学联,反对原来旧的学联。而且要他们自己选举,北京也出现有些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样子,如北京大学占领了学校的广播台,把学生会的牌子砸了,政法大学也出现,好几个大学都出现了夺广播台,甚至破窗而入。现在的问题是把党内两个不同声音完全暴露在社会上,学生觉得党中央有一个人支持他们,因此越闹越厉害,要求开紧急人大常委会,开紧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目的就是要明明白白地想用这些组织作出一条决议,否定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照他们的说法学生运动是一个自发的爱国民主运动。你们想一想,如果人大常委会作出这么一个决议,那不是等于把前面那个社论都推翻了,现在他们正在积极搞这个事情,还在发动签名。面临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怎么办?先念、陈云同志都从外地赶回北京,要求无论如何要开会,要确定一个方针,究竟怎么办?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同志如彭真、王震、邓大姐,还有我们两位老帅,都很关心这个局势。究竟是退,还是不退?退,就是承认他们那些;不退,就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我们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方针。

多少年来,几位八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坐在一起讨论中央事情,这是第一次。小平、陈云、彭真、邓大姐、王老,都觉得无路可退,退就是我们垮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倒台,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就是美国杜勒斯所希望的,经过几代之后,我们的社会主义要变成自由主义。陈云同志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说这就是要把几十年战争所夺得的人民共和国,成千上万的革命烈士的鲜血换来的成果统统毁于一旦,就等于否定中国共产党。北京的同志看得很清楚,在五月十九日上午,紫阳同志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人,你们看他讲了些什么话?稍稍有脑子的人都觉得他讲得没有道理。第一,他说我们来迟了,就哭起来了;第二,说情况很複杂,有很多事情现在解决不了,经过一定的时期终究可以解决,你们还年轻,路长得很,我们老了,无所谓。讲了这么一篇调子很低沉、一片很内疚的话,好像有很多委屈说不出来。北京多数干部看了他那个讲话,都说这个人太不讲组织原则了,太没有纪律了。当天晚上召开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本来安排他要出席的,但一到开会的时候,他突然不去。这样一个重要会议,总书记不参加,人家马上就看出了问题,原来安排他讲话,他不到,等到开会的时候,大家还在等他,这个时候,军队就开始向北京开进了,原定是廿一日零时宣布戒严的,因为这个形势不戒严不行了,所以就提出二十日戒严。那天本来没有安排我讲话,临时不能不讲那段话,因为军车阻在那里,不讲几句怎么行呢?所以我讲军队是奉命来到北京,是维护治安,决不是对付学生的,你们不信以后可以看。

社会上流传的有那么几个研究所散佈的材料,他们冒充《人民日报》印号外,讲了五个问题,这个东西总政可以印给大家看看。材料说赵紫阳同志提出的这几个问题,统统被常委否决了,根本没有那回事,比如其中提出今后要纳入民主法制的轨道解决问题,大家都赞成的嘛,准备万里同志回国后召开人大常委会。近一个月的时间,大家都在作赵的工作,说不能否定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否定了我们就站不住,他听不进去。等到小平同志和我们几位老前辈决定了不能退的时候,他写了一封信给小平同志,说我不能干了,我的想法与你们的想法不一样,我思想上跟不上,我参加常委工作会妨碍常委执行几位老同志的主意,包括邓主席在内。但当时他同意:第一,有决断比没有决断好。这是最重要的一句话,退还是不退,总要有个决断。小平同志同几位老同志决断了不能退,所以他表示了有决断比没有决断好。第二,我少数服从多数,小平同志讲话是对的,是党的组织原则。最后他就摔挑子了。

所以我们说,问题的根子在党内。关于这个问题,小平同志已有两次讲话,一次是说我们出了经济失调、通货膨胀、经济过热这些现象,这在五年

以前就有了的,特别是最近三年比较严重,没有採取预防的措施。另一次是四月二十五日的讲话,说现在党内有不同的声音,就拿起来说,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上和胡耀邦是一致的,如果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工作进行到底,也就不会出现现在这种情况,特别是反精神污染,只进行了二十天就丢了。这次事件和反对自由化不彻底有关,和不搞反对精神污染有关。所以说,紫阳同志说的话与胡耀邦同志不反对自由化性质是一样的,这就把问题讲透了。还有一次,小平同志和外国人谈话,说我们十一届中全会以来十年最大的失误是对教育重视不够,接着说对在开放条件下进来的思想,我们没有进行艰苦工作,没有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所以他讲的是两面,一个是教育、一个是精神文明,不是只讲教育经费不够。小平同志思想是一贯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四有”公民。

现在摆在面前的就这么一个问题,怎么解决?今天我想给军队各大单位的同志先打个招呼。中央考虑来考虑去,势必要换领导,因为他不能执行中央的指示,同时另外还有一套。他就是要通过这样一套立法程序达到他的目的,因为在党内政治局大多数不同意他的意见,常委里只有他一票。赵紫阳要辞职,传到外面去了,现在外面就放出空气,说是七老八十的人,怎么能解决问题呀;我说这个问题很好回答。这是政治局常委多数作出的决定。这几位老同志在党内威望最高,历史最长,而且对党对国家有重大贡献,小平同志不用说,先念、陈云,徐帅、聂帅、邓大姐、彭真,还有王老都是有重大贡献的,在党和国家这样紧急关头,他们怎么不能出来说话?他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家处于危亡状态。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现在有人散布说没有什么党,都是一个人决定的,这是非常错误的。这件事的处理是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多数人作出的正确决定,陈云、先念,包括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完全支持和拥护这一正确决定。戈尔巴乔夫来华,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讲邓小平同志的历史地位,是完全应该的,但是发表消息时,劈头就讲这个问题,讲了很长一段,说所有重大问题都是小平同志决定的。稍有头脑的同志都觉得这是一篇推卸责任的话,把小平同志摆在前面,说明一切错都是从他那里得来的。最近他有这么一系列的东西,我相信你们都会有些感觉的。

现在全党必须团结起来,一心一意贯彻“四·二六”社论精神,只有进不能退,今天就是给你们打个招呼,有个精神准备。特别重要的是军队无论如何要巩固。军队是不是都思想通呢?这就要靠你们去作工作,我想大军区一级的同志没有问题,但军以下会不会有人有问题呢?现在还有人说,军委有三个主席,为什么邓小平一个人就能调动执行戒严令的部队。这些人根本不懂军队,只能欺骗学生,军队实行首长负责制,我们这些人只是协助主席工作,起参谋作用。他下决心,不仅找我,还找学智、华清去了,秦部长也去了,他为什么不能下命令?我把这个消息通报给你们,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一旦有人事变动,免得大家感到突然。紫阳同志做这些工作,老实讲,我们给他贴了不少金。这几年的成绩,根本正就是由小平同志提出经政治局集体决定的,他只是执行。请大家来,就是要做这几方面的工作。

一、请你们心中有数;

二、回去开党委会,跟大家说清楚,军队要传达到团级干部,团之干部非常重要;

三、党委要统一思想,无论如何要统一到中央的思想上来,特别是军队,不执行命令,我要以军法论处。

四、请你们特别注意院校,院校的干部、主任、教授,要对学员做好工作。军队院校绝不能参加游行示威和声援。

五、现在到达预定地点的军队,要立即安置好,保证他们休息好。要下去动员,向基层干部讲清楚是什么回事。

刚才我来的时候,邓主席给我传了一个意见,要组织干部干事,做学生和市民的工作,向学生和街道(群众)讲清楚我们是来干什么的。今天已是戒严第五天了,五天来我们没有开过一枪,没打一个人,这一点老百姓是清楚的,我们要有针对性的做好宣传工作。

还有一些离休的老同志,我们要分头向他们打招呼,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离休干部的工作不做好不行,这些工作尽快地做,开完会以后,看看情势怎么样,几天以后,你们把大致情况简单地做个报告,通过你们的工作,使中央决定的精神,能贯彻下去。



八九文件

Thursday, May 21, 2015

八九文件:致邓小平公开信

致邓小平公开信

小平:您好!

当前,在大学生的号召下,北京和全国各地爆发了盛大空前的要求民主和反对腐败的爱国群众运动。一些中央领导人不顺应民心,不从自己身上找问题,而是将这一爱国运动视为动乱,并已调动军队进驻北京。可是戒严令发布已有一天多了,北京仍然示威游行不断,部队也根本开不进城里,全部被正直的人们劝阻在城外,中央的命令受到这样大的阻力,这还是以前所没有过的。您是聪明人,不会不明白当前的形势,民心所向是非常明显的。虽然在游行中某些人喊出了不利于您的口号,可我们相信对大多数人来讲这只不过是些气话,对于您曾对我们国家做出的卓越贡献,这里暂不赘述,可您的功绩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对于国内外所共认的中国头号实力政治家,大家是在埋怨到目前为止,您仍没有能够对这次爱国的民主运动做出您敏锐的头脑所应该做出的明智判断。我们承认现在北京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我们也急切希望能够尽快结束混乱,我们更不愿意与人民的军队发出冲突而引起真正的动乱。可是追求民主、反对腐败是广大人民的强烈要求。已经行动起来的广大人民是不会向对这次爱国运动进行错误定性的、不得民心的现政府妥协的。这样,现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对立就将继续下去,混乱也不会结束,恢复安定的局面也将变成遥远的事情。

鉴于此种情况,我们觉得为了和平地完成这次民主运动,在我们这个没有完全实现真正民主的国家里,历史的重任(也可以说是一个机会)又落在了您的身上。我们恳请您利用您在党、政、军各界的威信及强大的影响能力,逼使某些深不得民心的领导人下台,重新建立起一个廉洁奉公顺应民心的、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这次民主运动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转折点,我们相信您会把握住来之不易的全民性的民主运动的实质,做出正确的判断,采取正确的、顺应民心的措施。如何留下这段历史与您有极密切的关系。我们殷切地希望在您的参与下能够在非暴力的情况下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向前推进一大步,在您的晚年能够再次为民族做一件大好事,使中国早日成为真正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冲突迫在眉睫,恳请小平同志尽快做出决定。

           签名:天安门广场指挥中心恢复健康绝食领导人
              北京市高联外地驻京高校指挥中心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八九文件:北京高校大学生告全国人民书

北京高校大学生告全国人民书

全国同胞们:

天安门广场的事态正在日益恶化和发展,鉴于有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我们认为,北京高校大学生有必要向全国人民宣告:

一、时局发展至今,完全是中央领导人错误决策的结果。他们在处理大学生绝食请愿事件中表现出的非人道的冷漠和残酷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对可能引起的种种恶劣后果,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最高决策人应负全部责任。

二、鉴于国家主席杨尚昆、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处理学生绝食过程中的表现,我们认为他们根本丧失了共产党员应有的品格,和作为国家领导人所应具有的基本素质。为此我们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立即罢免杨尚昆和李鹏在政府里的一切职务,建议中共中央罢免杨、李二人的党内职务,并将其开除出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八七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由于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蒙受损失,应处以刑罚。”杨尚昆、李鹏二人行为已经构成了玩忽职守,为此,我们向我国人民最高检察院控告,请求最高检察院提起公诉。

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把个人凌驾于国家和党之上,根本违反了〔党章〕第十条第三款关于“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的规定。他大搞封建统治,一人独裁专制,违反了党章第十六条“不允许任何领导人实现个人专制和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规定。在处理学生绝食请愿的过程中,他策划了军队武装镇压的反人民、反革命的计划,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三一条:“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力、民主权力和其他权力,不受任何人、任何机关非法侵犯”的规定,直接违背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我们建议中共中央罢免其在党内一切职务,将其开除出党,并向中国人民最高检察院控告,请求最高检察院提起公诉。

三、学生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民主爱国运动,十几万大学生的唯一目的是要求民主立国。除了中华富强,我们一无所求。我们反对任何不利于祖国民族和人民的言行,对于政府有意恶化事态,导致全国动乱的行为,我们提出强烈抗议。对于广大人民对大学生的声援与支持,我们表示衷心感谢和热烈欢迎。在形势进一步恶化的今天,我们呼吁人民保持冷静和秩序。让我们的斗争沿着正确的方向有理有力地发展下去。

四、我们不参与任何党内派性斗争。我们认为,建立一个民主健全、法制完备的民主机制是当前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把中国的未来押在一两个人身上。历史流传下来的“包青天”心理必须彻底清除。为此我们热烈呼吁一个由中国知识界和工人及市民各阶层联合在民主基础上产生的自治组织的诞生,这样的组织是完全符合宪法的,是根本代表人民意愿的,它将对政府和执政党派起到有效的监督和抑制作用。只有这样,我们学生争取民主的斗争才可以说是达到了目的。

同胞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历史给我们的机会不多了,一切正直、善良、爱国的人,勇敢地站出来吧,民主、自由、繁荣、富强、昌盛的中国一定会诞生在我们手中。

             北京高联代表递交人大常委会“告全国人民书”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Monday, May 18, 2015

八九回忆:陈一谘《三所一会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发表前后》

三所一会《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发表前后
陈一谘

为纪念“六四”十周年,吴仁华先生拟编辑一本回忆文集,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但可惜的是,在那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中,我所作实在有限。

承蒙李鹏的抬举,“六四”以后却给我戴上了“赵紫阳黑线和学生运动黑手的枢钮”的桂冠,还要“不惜一切手段将陈一谘缉拿归案”,至今想起来还让人觉得荒唐可笑。

其实,八九民运期间,我所做的一件公开的、影响比较大的事情,就是在五月十九日上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国际研究所和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代表讨论形势之后,口授了一篇《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

本文就阐述一下《六点声明》发表前后自己所做、所知的事情,以供史家参考,因为当年一些大的事件,我已在《中国: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1)一书中有所描述,此文尽可能不予重覆。

(一)“耀邦不死、改革万岁”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的去世,迅速引起了学生、干部、工人、市民对他的广泛的悼念。我当时因为在召开《改革十年:中青年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时不慎摔伤了腿,正在三〇一医院住院治疗。耀邦的逝世令我不胜悲悼,他光明磊落,耿直正派,敢作敢当,是纠正极左路线、推行改革开放的带头人,深受民众爱戴;他也是我最尊敬的师长,多次慷慨激昂、正义凛然地对我说今论古进行教诲。记得四月一日开会时见到胡德平(2)时,我还和他说:会后我去看看胡叔叔。谁知他老人家竟然作古了!

人民对胡耀邦晚年受到的不公正对待的同情,特别是对改革进程和社会状况的不满,像火山一样喷薄而出了!挽联、诗歌、大小字报和花圈迅速贴遍了学校、涌满了广场。平时缺少发泄的渠道,一旦爆发往往难于控制,各种意见都出现了,但主调是“反腐败、反官僚、争民主、争自由”。

四月十八日,我在医院召开了体改所骨干会。经过讨论,我提出了三条意见:一应该理解和支持悼念耀邦的活动;二迅速把群众合理的意见反映给上层,建议上层领导人尽快与学生对话,纾解可能的冲突;三体改所人员一律不得介入学生运动。我特别指出: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靠学生运动实现的,但对学生不能泼冷水,要疏导。那天,体改所社会学部主任白南风做了两个特大气球,运到广场后,上写“耀邦不死”的飞上了天,另一个写着“改革万岁”的却掉在地上破了,大家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二)“关系图”、致祭、“四二六”社论

当天晚上,秘书拿来一张贴在人大的“关系图”,我一看感到要糟糕,这张“关系图”,几乎把所有上层领导人都点了、骂了,既有不满,也有恶作剧,真是天真地把政治当儿戏啊!像在“李铁映”(3)名下写的就是:“邓小平私生子,靠裙带关系窃据政治局委员要职”。一位高级干部子弟(时任体改委局长)原来支持学生,看了这张图,转而大骂“学生胡闹!”第二天,我和体改所三个骨干说:“搞不好这场运动又要闹悲剧了”。邓小平早在二野时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毛泽东也批评他“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毛泽东是“运动群众”,邓小平是“害怕群众”,在受辱的情况下,邓小平决不会作半点让步。现在一方面要抓紧做领导人的工作,一方面要劝学生理性。

二十日晚间,我驾着双到北长安街会计司胡同向耀邦致祭,看着他的遗像,我不由泪流满面,李昭(4)眼睛都哭肿了,德平在悲痛中倒很冷静,拉着我的手到一边小声说:“人都不在了,难道称呼他一声‘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行吗?家属就这么一点要求。”又说:“希望悼念活动中,大家能在理性、祥和的气氛中度过。”我说:“要防止酿成八七年的悲剧重演,政府要有一个进一步改革的态度,民众也要适可而止。

胡耀邦追悼会后,赵紫阳去了北朝鲜。二十四日夜,李鹏趁赵紫阳不在,又把鲍彤(5)排除在外(本来政治局常委会,他都是列席成员),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由李锡铭(6)作了早就准备好的、攻击学生“受坏人操纵”、“反党反社会主义”和赵紫阳“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报告。第二天上午李向邓小平秉报,邓小平说,这是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下午传达司局长,晚上即播出了杀气腾腾的“四二六”社论。听到广播,我泪流不止,夜不能寐,预感到自八八年即已停顿的改革要出大问题了。

(三)“三只黑手”、与邓朴方谈了五个小时、赵紫阳“五四”讲话

虽然“四二七”大游行中学生和民众空前的理性、和平、但以李鹏为代表的既得利益者们却已经磨刀霍霍准备镇压了。二十八日夜,一个朋友悄悄跑来告诉我,说陈希同、李锡铭在北京市局级干部会上点名“政改办”、“体改所”、“发展所”是“操纵运动的三只黑手”,我惊住了。直到凌晨三、四点钟,我想明白了,果然他们要清算改革了。因为在八七年反自由化时,他们就造出舆论说:政治自由化是由经济自由化引起的,经济自由化是人民公社解体引起的;现只批了说自由化的人,没动干自由化的人,找机会非把陈一谘他们一伙人干掉不可。这三个组织一个搞政治改革、一个搞经济改革、一个搞农村改革,又都是我参与组建的,当然被他们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了。

赵紫阳马上就回来了,我决定立即出院。我请赵的家人转告他:如果按“四二六”社论的方针办,中国的改革进程会拖长二十年,后来他说:“不拖长二十年,也会有十年!”接着,赵的两个秘书先后找到我和体改所社会调查室的研究人员详细了解大家调查的情况。仅靠和赵联系反映意见显然不够,要分头和邓小平、杨尚昆、万里等人,特别是邓小平有所沟通。五月三日下午,我带着副所长李峻和白南风到了邓家,与邓朴方(7)整整谈了五个小时。

因为文革中挨斗,我和邓朴方相识了。在改革中,我也常和他交换意见,八七年为制止反自由化的错误做法,我们也合作过。我先请白、李二位把调查的情况作了详细叙述,看来他听得进去。接着,我讲了李 铭、李鹏汇报的不实,“四二六”社论只会激化矛盾,照这个方针中国会陷入灾难。他说:“那你说怎么办?”我说:“现在缓解矛盾的办法就是请你们老爷子出来讲话。”他说:“已经到这一步了,还怎么讲?”我说:“学生对你们老爷子是又恨又盼,恨是恨‘四二六’社论狠了,盼是盼老爷子说几句学生是爱国的话。比如,接见外国来宾或记者时说:“娃娃们都是爱国的,年轻人嘛,总想把事情办得快一点、好一点,可中国那么大,人口那么多,很多事不是三年、五年可以办成的。欲速则不达嘛!”这么说又肯定,又批评、矛盾就缓解了。朴方很高兴地说:“这倒是个好主意,我跟老爷子说说。”

接着,又有好消息传来。赵紫阳五月三日、四日在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大会和亚洲银行会议的讲话获得了普遍的好评。特别是在亚银讲话一结束,杨尚昆就走过来,一边拍着赵的肩膀,一边紧紧和赵握手,并说:“讲得好极了,我完全同意。”接着乔石也和赵握手,说了相同的话。大部分学校也停止了罢课,情况在好转。但中国政治黑暗的汹涌暗潮是善良的人们难以估计的,既得利益者们久蓄的清算改革力量和民主力量的阴谋又岂会轻易收兵?他们一方面挑动学生、激化矛盾,一方面激怒邓小平、攻击赵紫阳。

最典型的事情,莫过于五月五日深夜,李鹏召集北京八所高校负责人会议,劈头就说:赵紫阳的讲话只代表他个人,“四二六”社论是根据邓小平同志意见起草的,代表中央精神,接着宣布了“三不变”:即动乱性质、少数坏人操纵,学生组织非法“不变”;同时,李先念、王震等一贯反对改革的元老,跑到邓小平那里大吵大闹,“翻天了!赵紫阳公开唱对台戏了,不制止就完了”,“让步就把中国送给他们了”。在学生们准备绝食的时候,邓小平已经秘密下令调兵了,各路野战军以“拉练”、“换防”的名义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北京。既得利益者们的谋算毕竟比稚嫩的学生纯情要老辣得多,一场悲剧即将出现高潮。

(四)体改所被内定为“反革命组织”,决定发声明

五月十三日晚,八百多名学生到天安门绝食。北京各界都沸腾起来了。绝食队伍迅速扩大到三千人。我深深被电视画面里学生的忘我精神所感动:人们拿着馒头给绝食的学生吃,他们说“我爱馒头,但我更爱自由”,妈妈劝孩子复食,孩子说:“我爱妈妈,但我更爱苦难的中国”,泪水模糊了眼睛,但理智告诉我,矛盾再也不能升级了。自五月五日起,体改所往各高校派了联络员,我叮嘱他们:劝学生适可而止,不要酿成流血。赵紫阳几个缓和冲突的意见都因李鹏反对而未成功。五月十五日公安部的朋友告诉我:体改所已内定为“反革命组织”,我已上了黑名单,给邓朴方打电话,他说:“我已无能为力了”。看来得准备后事了。

记得八八年下半年,针对中国现实、体改所作了一项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社会不稳定问题的研究,社会不稳定由五个因素构成:民众的不满意程度、领导层的不满意程度、反对派的组织化程度、控制传媒的能力和控制军队的能力。中国的改革与民主力量显然处于劣势,这就决定了这场运动虽然波澜壮阔,最后还是难免失败。所以我一直采取温和的方针,在决策者与学生中作沟通、调解的工作,并不许体改所人员直接介入运动。体改所大部分人年轻、能干、热情,面对这场运动怎么可能不介入呢?他们中一些人还嫌我过于温和,密谋要推翻我呢。

五月十六日我把一些机要的东西存放了起来。十七日夜知道了赵紫阳下台和准备戒严的消息。彻夜未眠,反覆思考,看来比八七年更严重的事要发生了,流血恐难避免,但还没估计到会屠城。所里的年轻人一个个哭着跑来跟我说,北京市委已经在广场断电断水,许多学生都晕过去了,要救救这些孩子。我决定动用所长基金,并向朋友借车,买了食品、饮料送到广场。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看来时局逼迫,不能没有一个公开的态度了,总要留点正气在人间。我决定召开一个会,发一个声明。

(五)《六点声明》戒严前几万份到处张贴

五月十九日上午,在体改所会议室召开了一个三十余人的会议。中午以“三所一会”名义发表的《六点声明》──传播出去,下午即传遍了机关、学校、大街小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六点声明》是这样写的:

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
(一)这次以大学生为先锋,绝大多数社会阶层广泛参加的爱国民主运动,谱写了中国民主运动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二)事情演变到今天这样严重的地步,完全是由于党和政府在决策上的失误和拖延所致。
(三)建国以来,党和政府的高层领导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脱离人民,违背良知、与人民群众的意见直接对立。其原因在于传统政治体制不能按法制轨道运作,没有政治公开性,形成了只关心上层权力斗争,不以民族利益和国家前途为重的局面。
(四)目前事态还在恶化。坚持已有的失误而继续失误,以致采取极端举动(如军管),将会导致真正的动乱,甚至造成民族分裂。这种黑暗的前景是经历过十年文化革命的中国人民所无法接受的。
(五)为此,我们呼吁,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由全国人民共同作出判断和选择;
我们呼吁,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行使宪法赋予的最高权力,进行审议:
我们呼吁,各界声援活动务必保持理智和秩序、珍惜这次学生运动已经取得的成果;
我们呼吁,绝食人员多多保重身体,争取尽快结束绝食,你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中国需要你们以更新、更持久的方式去取得新的胜利!
(六)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军队是人民的军队,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
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
中国国际信托公司国际研究所
北京青年经济学会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十二时

这份声明在李鹏宣布戒严前已从几百份变成几千份、几万份到处张贴。由于它符合多数人的愿望和心理,所以在各界民众和党政机关内影响很大,许多人打电话或亲自来表示“坚决支持”。下午我召开了全所大会,讲了对这次运动的看法,发声明的理由,是希望大家努力继续作好两方面的工作:劝领导人理解学生的爱国精神,缓解矛盾,避免流血,劝学生适可而止,退出广场,不激化矛盾。并宣布辞去所长职务。当时,场面热烈,掌声、哭声汇成一片。

(六)鲍彤、邓朴方、杨尚昆

二十日上午我去看鲍彤,他刚毅的脸上充满了正气和义愤。一见到我,就说“紫阳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方针,是唯一合理解决问题的方针。可是,又一次非法的推翻了合法的总书记!戒严?和人民对抗,和人心对抗,会有什么好结果呢?这是困兽犹斗!”我插了一句:“也许会狗急跳墙呢?!”他激动地站起来说:“我真想挂一个‘中共中央委员鲍彤’的牌子,到天安门和学生们一起绝食、抗议!学生明明是爱国的,非说是动乱,还有是非吗?”我们对李鹏的倒行逆施都极表愤慨。

上百万的民众上街阻挡军队和军车入城,出现了僵持的局面。二十二日夜我又给邓朴方打电话,说:“朴方,我从没求你办过什么事,今天我第一次求你,为了老百姓,为了苦难的中国,为了不发生流血惨剧,求你转告老爷子撤退军队,解除戒严!”朴方也很着急说:“能不能劝学生尽快退出广场?”我答应尽量想办法。第二天,康华副总裁黄大树和战略所所长孟琏来找我。黄一见我就傲慢地说:“酿成这么大的乱子,事后总会整人的,你是逃不掉的。现在的问题是要避免大流血,你的影响力大,劝学生立即撤出广场,事情还好办一点。将来那些闹事的、档案里塞上材料,分到边远地方也就是了。”明知被当枪用,事后也不会有好下场,当想到可能发生大流血时,我也只好答应勉为冯妇了。

就在二十二日,杨尚昆在讲话中胡言乱语地点了“三所一会”的名。二十七日体改委秘处长洪虎来传达,我当即站起来说:“我抗议!杨尚昆造谣!并念了一首诗:“赤膊条条任去留,此身于世何所求。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当晚国务院的朋友告诉我,李鹏要抓你,你要小心。几个参与起草“三所一会”声明的朋友已飞离北京,劝我赶快离开,但我不能走。几位体改所留学的朋友要回来和我“共生死”,也被我劝阻了,因为于事无补。当晚找鲍彤已找不到了,后来才知道他已被诱捕。

(七)六月二日最后一次会议

二十八日夜,两个元老子弟找我谈。他们说:“老陈,十年来你为改革作了那么多贡献!何必把命运和赵紫阳拴在一起呢?只要你发个声明,支持李鹏,批判赵紫阳,保你没事,还会重用你。”我笑了,说:“文革中我没被打死,是个幸存者,当反革命时,看农民活得不像人,才执意改革。

我不是什么赵紫阳的人,但我支持他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方针。让我违心地支持李鹏,做不到!我不图功名利禄,不会卖身求荣,也不会投井下石。”两个小时的谈话,不欢而散。早上,我又给邓朴方打了电话,说:“如果共产党杀害手无寸铁的学生和百姓,一定会遗臭万年!我也再不会为这个政权、这个党服务。”朴方说:“冷静一点,不要那么激烈,问题没那么严重。”与此同时,传来李鹏下令“不惜一切手段、活的、死的都可以”,要抓住我的消息。

我在日记中写到:“改革行不通了吗?一定要流血吗?祖父戊戌变法上书失败被通缉,父亲‘九一八’后到南京绝食,我应如何?置个人于度外。”“民众不畏死,奈何以死惧?倘流血可唤醒民众,得来民主自由,吾愿为之。”我作好了随时被抓走的准备。人在这时反而很坦然。事态还在恶化。为安顿后事,六月二日上午,我召开了体改所最后一次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作了一个《论实事求是》的报告,特别告诫大家,在大环境不事实求是的情况下,从来都是“坦白从严,会害人害己”、“抗拒从宽,因查无实据”,希望大家自勉。值得欣慰的是,在“六四”后的高压审查中,即使王震杀气腾腾地说了“什么三所一会”,赵紫阳的大小舰队,要杀一批,抓一批,流放一批以后,体改所的人除一、两个软骨头外,都理直气壮地坚持了真理。

(八)六四凌晨三时辞职和退党声明

六月三日夜,最不愿听到的事情发生了!从夜里十一点起,枪声不断响起。所里的年轻人满身血迹地不断从木樨地、六部口、天安门跑回来,痛哭失声地描述军队杀人的情景。六月四日凌晨三时,我起草了辞职和退党声明。声明讲了五条:

(一)这次以学生为先锋,各阶层广泛参加的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
(二)以李鹏为代表的既得利益者发动了这场清算改革的军事政变是逆历史潮流的,不得人心的,这种倒行逆施已经写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三)经济改革不解决产权问题,政治改革不解决民权问题,中国的改革不可能成功;
(四)中国共产党公开以人民为敌,屠杀手无寸铁、和平请愿的民众,已堕落为法西斯式的政党;
(五)我郑重宣布:自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党,并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

(九)“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六月五日凌晨,北京仍时有枪声,到处抓人,气氛肃杀。正在这时,一位元老给我送来一封信,里面只写着两行大字,一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一行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当晚,我化妆后自丰台火车站离开了北京,在不相识朋友的帮助下,途经十二省市,辗转一个月。七月五日离开中国,七月七日到达香港。以后才知道,我不仅上了第一批秘密通缉的七名知识分子名单,而且许家屯(8)告诉我,他接到了李鹏给沿海省市发出的“不惜一切手段务必将陈一谘缉拿归案”的手令。可惜马克思不收我这个叛逆,阎王爷也不收我这个无罪之人,佛祖和耶稣都保佑我,才让我从天罗地网中逃出生天。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五日于纽约

注释:
(1)《中国: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联经出版社1990年出版。
(2)胡德平,胡耀邦长子,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经济局局长。
(3)李铁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国家教委主任。
(4)李昭,胡耀邦夫人,离休干部,原任北京市纺织局局长。
(5)鲍彤,中共中央委员,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中共中央政治改革研究室主任。
(6)李锡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北京市委书记。
(7)邓朴方,邓小平长子,时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
(8)许家屯,中共中央委员,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Friday, May 15, 2015

八九图片:1989年5月16日,广场上绝食学生和中苏高峰会谈


1989年5月16日,绝食指挥部在博物馆前举行记者招待会。

1989年5月16日,绝食总指挥柴玲讲话。

1989年5月16日,绝食中的柴玲不支晕倒。


1989年5月16日,浦志强在历史博物馆门前募捐


1989年5月16日,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和支持者。(坐着持笔记本的是金培力。)

1989年5月16日,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和支持者。(金培力拍摄)
1989年5月16日,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和支持者。

1989年5月16日,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和支持者。

1989年5月16日,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和支持者。

1989年5月16日,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和支持者。

1989年5月16日,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和支持者。

1989年5月16日,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和支持者。

1989年5月16日,政法大学部分师生在新华门前新劈绝食阵地。

1989年5月16日,中央戏剧学院学生发起绝食绝水。

1989年5月16日,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和支持者辩论。

1989年5月16日,阎明复来到广场向绝食学生讲话。

1989年5月16日,阎明复来到广场直接向绝食学生讲话,表示愿意当人质。

1989年5月16日,阎明复来到广场直接向绝食学生讲话,表示愿意当人质。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

1989年5月16日,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

八九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