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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December 17, 2018

八九人物:袁木

1980年代,中国政府的“发言人”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作为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开始并不为人所知。但在1989年学生运动开始之后,袁木很快便成为政府方面几乎独一无二的公关形象。

1989年4月27日学生大游行之后,政府开始采取有限度地迎合学生对话要求的立场。4月29日,袁木主持了第一场与部分学生代表的正式对话,并很罕见地进行了实况转播,但参与的学生代表性受到质疑。袁木说明对话可以以各种形式进行,但强调政府永远不会与非法学生组织正式对话,他的官僚态度遭到项小吉等代表的退场抗议。

1989年4月29日,袁木(前排背影)等与学生代表对话现场。

5月3日,在学生举行五四大游行的前夕,袁木举行记者招待会,严词拒绝高自联的“最后通牒”。

1989年5月3日,袁木(右一)、何东昌(右二)等就高自联对话请愿答记者问。


在那之后的5月份,赵紫阳、胡启立、阎明复等相继与社会各界进行了一系列对话活动。袁木在那期间甚少露面,他与何东昌、李鹏等已经成为学生抗议的首要目标。

六四大屠杀后,袁木作为政府发言人再度走上前台,于6月6日召开记者招待会,“揭露首都反革命暴乱的事实真相”,并发布了第一批官方伤亡统计数字。6月16日,袁木接受美国NBC电视台采访,重复了官方“天安门清场过程中没有死人”的说法。因为没有明确定义“清场过程”,采访播放后引起全球舆论大哗,使他成为中国政府的谎言代表形象。(美国大使李洁明在他的回忆录《China Hands》中专门描述了袁木女儿在1989年10月到美国领事馆申请留学签证时遭到美国领事当众奚落的情形。)

1989年之后,袁木逐渐淡出政界,在2000年退休。他于2018年12月13日在北京去世,终年90岁。



八九人物



Monday, June 15, 2015

八九一日:6月16日,杨涛被捕、袁木接受美国电视采访

1989年6月16日,北大学生领袖杨涛在甘肃被捕。

袁木接受美国NBC电视台新闻主持人Tom Brokaw采访,说明天安门清场过程中没有死人,但也解释了在整个镇压过程之外有歹徒和旁观者死亡。他还强调说,现代技术的发展可以让人们制造出不符事实的录像证据。

袁木采访的片段可以在台视新闻的这个档案观看。


八九一日

Thursday, June 11, 2015

八九文件:北京日报《美国之音的不光彩行径》

《美国之音》的不光采行径
《北京日报》评论员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二日)

1989年4月中旬以来,对中国首都北京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美国之音》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心。每天用三种节目,花十多个小时,进行喋喋不休的报道。可惜的是,人们只要稍加琢磨,就发现,《美国之音》的报道,实在经不住推敲。且把那些挑拨、煽动、攻击、中伤的言论放在一边,暂且不论,仅就编织谎言、造谣惑众这一条来说,真可说达到了登峰造极、令人吃惊的地步。对一个一向标榜“客观公正报道”、“恪守新闻道德”的官方传播机构来说,这种表演,是太不光采了。

北京学潮暴发之初,4月18日和19日,在极少数人的挑动下,接连发生部分学生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新华门的事件。20日凌晨,治安警察在多数学生已经离去之后,将少数坚持不走的学生强行带上汽车,送回北京大学,没有拘捕一个人。而当天《美国之音》却造谣说:“星期四上午公安人员逮捕了大约二三百名在中南海正门静坐示威的学生”,后来又说“有300人被拘留”。国内立即有人呼应,编造了所谓“4·20惨案”的谣言,使学潮升级。

5月12日,《美国之音》报道说:“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的时候,对于向北大学生讲话表示了兴趣。但中国政府拒绝了这种做法。”这纯粹是子虚乌有的捏造。我外交部证实,在中苏双方共同商定的戈尔巴乔夫访华日程中,根本就没有这项安排。

5月20日,国务院宣布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但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主要还停留在北京郊区。而《美国之音》却在当天的广播中造谣说:“中国军队乘坐装甲车,封锁了天安门广场。”这样的凭空捏造,其手法也实在是太拙劣了。

这一段时间,《美国之音》特别热衷于“报道”我国领导层的一些动向,尤其是军队领导层的动向。5月23日,它借刘宾雁之口说什么,“现在有100多个将领联名反对这种错误决定(即戒严),有很多省份和一些军师都明确表示,他们不承认李鹏政权,甚至称其为伪政权”。这是明目张胆地捏造事实,挑拨离间。实际上,全国各省市和各大军区都已先后致电党中央、国务院,表明了对中央决策的坚决拥护和支持。

就在当天,《美国之音》还广播了一条消息,也是借刘宾雁的口说,“参加天安门广场游行示威的人数,我相信早已超过了1000万”。这是天大的笑话。北京总共只有1000万人口,其中有300多万农民。即使城市人口中,也有几百万老人和娃娃,怎么可能都到天安门去游行呢?他们的这一报道,如果不是无知,那就是别有用心。

6月3日,北京的动乱发展成为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美国之音》难以掩饰他们的兴奋,作了大量的报道。我戒严部队一举平息了暴乱,《美国之音》又大肆造谣。它在6月5日的报道中说:“中国军队血腥屠杀……,造成数以千计的人死亡。据信至少有1400人于星期天凌晨前,在人民解放军血洗天安门的大屠杀中遇难。”事实果真是这样吗?当晚天安门清场时的许多目击者的谈话和已经公开播放的实况录像,完全戳穿了这一谎言。对广场静坐的学生不仅根本不存在“血洗”的问题,而且一个人也没有死亡。至于军队进城时部队和群众的死亡人数,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同志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得很明确,《美国之音》的夸大和渲染是别有用心的。

这几天,反革命暴乱已基本平定。军民之间、军队与军队之间团结一致,为恢复首都的正常秩序共同努力,取得了很好的成果。《美国之音》又怀着一种沮丧的心情,使尽力气造军队的谣。6月6日他们造谣说:“在忠于不同派系的军队之间,也发生了权力斗争”,“北京可能发生内战”。6月7日,又造谣说:“部署在北京西区执行戒严的军队与其他没有权力镇压示威者的军队,互相开火”。6月8日又造谣说:“前一天中国军队在北京市内抢占了有利地形,……等待和对立的军队交战。”这些海外奇谈,也许可以一时欺骗那些不明真相的人,或是为国内外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提供蛊惑人心的资料。而身临其境的每一个北京市民都能够出来说明,这完全是一派胡言。6月9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情况,更有力地证明,我们的党中央是团结的,我们的军队是统一的。

现在,《美国之音》又开动他的谣言机器,在学生中制造恐怖情绪。6月9日,《美国之音》宣称:“从星期四晚间在各个高等院校地区实行宵禁,不久公安人员就进入了北大。”在另一则报道中又说:“警察晚上进入了北京大学,带走了大约12名学生。”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戒严部队从没有宣布过在什么地方实行宵禁。所谓从北大带走学生,实际上是外地流窜人员和小偷潜入北大作案,该校保卫部门根据学生的检举,将这些坏人交由公安部门处理。

《美国之音》造的谣是实在太多了,表演也够充分了,为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推波助澜也真够卖力气了。现在,北京的秩序正在恢复,人心日趋稳定,《美国之音》也该休息一下了。不过,靠造谣过日子的《美国之音》如果不造谣,那是一天也混不下去的。下一步它还会编造出什么谎言,我们等着听吧。



Tuesday, May 26, 2015

八九文件: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十点联合声明》

学生、工人、知识界和市民的十点联名声明

注:首都各界联席会议于1989年5月27日通过的十点声明。这个文件中当时就有不同的版本,尤其是第九点的撤离时间,有版本为“六月二十日人大常委会开会之后”。

(一)今次学运与发展成为全面自发性爱国民主运动,并掀起一场内部政治斗争,民主力量不会因此而受到阻拦。

(二)即使哪一位领导人上台都要顺应人民,以民主为出发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进程。

(三)对今后民主爱国运动的态度,可以作为领导人分水岭,肯定者得民心,否定者则不得民心。

(四)李鹏、何东昌、袁木、李锡铭採取否定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亦不可能带领中国推动改革,李鹏在任,对曾经表态支持的工人、市民、干部和党员的安全都有危险。

(五)总书记赵紫阳对于今次运动持较肯定态度,应继续留任。

(六)任何一位倒台领导人应取决于对今次的学运的态度,不应持有对立的态度。

(七)今次运动是一场学生和全民爱国民主运动,而非党内政治斗争。

(八)无论党内斗争结果如何,必须要撤销戒严令,撤退军队,否定“四˙二六”《人民日报》社论,李鹏“五˙二〇”讲话,以及人大常委会马上召开紧急会议,提出罢免李鹏议案。

(九)在北京市宣布戒严第十天(五月三十日)将整个运动告一段落,撤离天安门广场,并且举行大规模游行和集会。

(十)将四月二十七日定为中国民主自由节。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Friday, May 8, 2015

八九回忆:李大同《我参与起草新闻界请愿书的经过》

我参与起草新闻界请愿书的经过(节选)

李大同

……

我当时的思考是,本报内部的争论和分岐,实质上是我国现行新闻体制的弊端,与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的要求及广大新闻工作者要求改革这些弊端的愿望的摩擦。产生这种摩擦的重要原因之一,具体说来,就是新闻界尚未建立和形成对重大突发性新闻事件的符合新闻规律的快速、准确、灵活的多层次反馈机制。以上问题自一九八六年学潮后即成为我国新闻界和新闻理论界讨论并加以改造的重点,成为我国新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份。这项改革的具体成果,体现在对大兴安岭火灾、一些严重交通事故、拉萨骚乱等重大新闻的报导,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大大提高了中国新闻界在国内外公众中的威信。对以上取得的成果,国务院办公厅、中宣部曾在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关于改进突发事件报导工作的通知》中作了充份肯定,并提出了“要从引导国内外舆论,维护国内安定团结和我国的国际形象出发,本着中央关于‘提高开放程度,增大信息量’、‘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的精神”,继续努力改进突发事件报导工作的任务。

然而,这项重大改革毕竟尚处在探索阶段,还未形成制度化的机制,就突然面对这场规模空前浩大、背景空前复杂的学潮了。新闻界缺乏成熟的对策,只好再临时采用按统一指令,“不利的事件不报”的传统做法。这样做的客观效果,根据我所得到的信息,显然对平息局势弊大于利。

结果,对新闻媒介的抨击,成为学潮的重要口号;这种抨击得到相当多公众的共鸣;首都各主要新闻单位内部均就学潮报导方针发生激烈争论;一些新闻单位在内部压力下开始突破中央禁令;由于在我国新闻媒介上得不到关于这次学潮背景、状态和评论的足够信息,于是,“大道不通走小道”,“出口转内销”等方式传播的谣言不胫而走;收听《美国之音》、BBC等外台广播的各阶层人数激增。

我当时认为,这些情况表明,采用“不利的事情不报”的传统做法,使新闻媒介这个原来作为平息事态最有效的工具,反而成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因素,这不是事与愿违吗?所以我提出应当迅速修订学潮报导方针,这样才有利于稳定。

但是,这一涉及到新闻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不可能在一家新闻单位内独自解决,再在本报内部争论没有多大意义。但作为一名普通的新闻工作者,我,如何在这个问题上起作用,尽责任呢?当时我还没有想到恰当的方法和途径。四月二十九日,袁木在与首都部份大学生对话时说的一句话给了我启发。他传达了党和政府准备在各个层次上与社会各界广泛对话的愿望,说“对话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层次可高可低”。看完当时的对话录像以后,我觉得那场对话的水平很低。可见尽管大学生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文化水平,但他们受生活空间和阅历的限制,不可能对社会各个领域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有深切的体会,更不可能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看来,真正能够对我国改革和现代化事业起到制度化推进作用的对话,只能在党和政府与专业工作者之间开展。这时,我便萌生了就当前新闻界共同关心的若干问题与政府有关领导进行一次对话的念头。

四月三十日,当我否决了其他同志提出的“总辞职”倡议以后,就提出了对话的倡议。当即得到十几位部门负责人的赞同。于是,我开始考虑对话活动的安排。首先要争取不被误解或遭到不公正待遇,所以,我确定了几条原则,一是要站在帮助党中央改进工作的立场;二是意见和建议要以十三大精神为依据;三是不能像学生那样,提出众多的先决条件;四是要与学潮严格划清界限,只涉及新闻问题。考虑到本报总编辑徐祝庆同志的意见,我对活动以本报为主的原方案作了较大修正,决定广泛征求首都各新闻单位的意见,如对话倡议得不到多数新闻单位赞同,对话活动立即终止;如对话倡议得到赞同,但对话内容为非理性的激进方案所取代撤回倡议,并不再参与此事。

我起草了这封给党中央的信件,印了十几份,由我报记者叶研五月三日,带到了鲁迅博物馆。据叶研说,我们的东西魅力显然比他们的大,他们的《公开信》显得像“最后通牒”,而我们的则意味着一次行动。各单位要了我们的信,准备回去征求签名。结果把他们组织的会给冲乱了……据五月三日鲁博会议的主持者——《亚太经济时报》的罗立为介绍:

五月三日,原定是讨论《公开信》的事,在二楼会议室里。但不知道谁把消息透露出去,结果来了很多外国记者,四十多个外国记者,加上二百多个国内记者,房间里坐不下,我们只好把会挪到院子里草坪上开,请各报派一名代表参加,其他人与外国记者先在葡萄架下休息。我们议定了《公开信》的第二稿。这中间还有一个插曲,《中国青年报》的叶研也拿出一个打印稿征集签名,引起了一阵小小的混乱。后来经人提醒,叶研表示对东道主《亚太经济时报》道歉,并提议是否可以考虑将两个东西揉在一起?同意。这件事就这样决定了。以后又讨论了怎样送《请愿书》的问题。大家商定,五月四日中午十二点到新华社南门集合,然后到西交民巷的中国记协递交《请愿书》。当时也议论了如果学生游行,新闻界是否参加。大家的结论是,我们站在路旁表示声援。有人说,既然是“静站”,为什么不游?当时这只是他个人的意见,大家并没有太重视这件事。



Saturday, May 2, 2015

八九图片:1989年5月3日,袁木记者招待会、学生组织五四游行

1989年5月3日,袁木(右一)、何东昌(右二)等就高自联对话请愿答记者问。

1989年5月3日,学生在准备关于五四游行的通告。

1989年5月3日,校园大字报。

八九图片


八九文件:袁木等就高自联对话请愿书答记者问

就“请愿书”和对话等问题
袁木等答中外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今天上午说,政府与学生的对话应建立在互相信任和诚恳的基础上,不应有先决条件。

袁木是在全国记协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本社记者提问时说这番话的。

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镠、中共北京市委秘书长袁立本出席记者招待会并回答了中外记者的问题。

本社记者问,昨天,一些高校学生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部门递交了“请愿书”,提出有关与政府对话的问题,并要求今天中午以前作出答复,请问政府将如何答复?

袁木回答,昨天下午三时,中办和国办信访局负责同志在信访局接待站接受了这份“请愿书”。“请愿书”表示欢迎与政府对话,这一立场与政府是一致的。我上次与学生对话时就说过,政府愿意在不同层次、不同范围内,通过不同渠道与各种不同观点的同学对话。这种对话是为了沟通思想,增进了解,以利于促进问题的解决,而不是政府与学生之间不同对手的谈判。昨天部份学生的“请愿书”中对对话提出了一系列先决条件,而我早就说过,对话应建立在相互信任和诚恳的基础上,不应有先决条件。

袁木说,部份学生在“请愿书”中共提出十二条,核心的问题是三条。第一,他们要求对话排除经过民主程序选出的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和各校的学生会、研究生会,提出不同意由他们组织的对话,而是要由在这次游行中非法组织起来的“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代表对话。把由学生经过民主、合法程序选举出的组织排除在外,而由非法成立的学生组织来参加对话,这是不合情理的,也不利于学生之间的团结,容易引起学生之间的纷争。政府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

袁木说,“请愿书”第二个核心问题是要同政府平起平坐,成为谈判的对手,甚至要超越政府之上。这不仅不合情理,而且表现了青年学生相当程度上的一种幼稚的冲动。“请愿书”不仅提出了对话前政府必须事先答应的条件,而且提出政府什么人参加对话必须经过他们同意。他们规定政府出席对话的应为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以上。我想,对这些要求公众舆论也是不会同意的。请大家想一想,他们这样的说法是否合情合理。

袁木说,第三,“请愿书”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并限期答复,还说如不按期答复,就要继续游行示威,这是最后通牒式的请愿,是带威胁性的。从“请愿书”中可以看出,确实有人在背后给学生出主意,挑起社会动乱。政府已多次说过,挑起动乱的是极少数人,广大青年学生要求促进民主、深化改革、反对贪污、惩治腐败是正当的,是合情合理的,与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政府是真心实意地爱护广大青年学生、关心他们成长的,也希望他们与背后挑起动乱的人分开。自觉分开的最好办法是尽快复课,停止示威游行这类活动。我们指出有极少数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恰恰表明了对广大青年学生的关心和爱护。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能够理解这一点。

美联社记者问,刚才提到在幕后挑起动乱的少数人是些什么人?是学生,还是其他什么人?政府对这些人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袁木答,我说学生上街游行,后面有极少数人出主意,蓄意制造动乱,我个人认为,这些人主要不是学生,但也不排除有极个别的学生。我们已经宣布,如果不触犯刑律,学生的一些过激言论和行动都不予以追究。但如果触犯刑律,就将按刑律追究。对于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我再次代表政府重申,要加以保护、爱护,给予充份理解。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问,亚洲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说,方励之主张外商利用人权作为投资条件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袁木回答,我已经看到了有关这方面的报道。方励之先生的这种主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任何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公民,任何一个真心诚意地主张中国改革开放的公民,任何一个真正希望中国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富强起来的公民,都会作出他的判断。方先生一向打着主张中国改革开放的旗号,如果这篇报道是事实的话,那么这种主张同他打的旗号是否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呢?

袁木说,在中国正在一定的社会范围内发生某种动乱以及国家经济发生某些临时困难的时候,方先生提出这种主张,他的用心又是什么?请主持公正舆论的朋友们去判断。

袁木接着说,可能有些外国朋友看到了中国目前有些临时性动乱,而由此想到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会不会坚持。我在这里可以负责地说,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绝不变。一些暂时的动乱,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有决心加以制止。也许一些临时性的现象会在某些人的心理上投下一些阴影,造成一些对中国开放的暂时的影响。但历史的发展会证明,中国对外开放绝不会改变,而会越来越开放。这是我们既定的政策。

袁木重申,中国在实行开放政策的过程中,对于一切外国、外商在华投资,将绝对地保障他们的利益不受任何影响。不管中国发生什么情况,绝对保障外国、外商在华的合法利益。从这一点说,不仅中国公民不愿意中国动乱,一切真正关心中国,愿意和中国人作朋友的外国朋友,也都不愿意看到中国动乱。

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明天将有多少公安武警来对付学生的游行?是采用武力的、暴力的方法来镇压学生的游行,还是跟上次一样心平气和地对待学生的游行?

袁木说,关于游行示威,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中国公民有游行示威的权利,但也要遵守有关法律规定。譬如在北京必须遵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游行示威的十项规定。我们不希望看到影响社会稳定的游行示威。如果一旦发生,我们将采取我们前一个时期已经采取的正确的态度和作法对待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北京市的负责人是否同意我的这个看法

袁立本表示,完全同意袁木同志的看法。

美国之音记者问,说学生背后有一些人活动,能否举出一些人和机构,方励之先生是否列入这类人?

袁木说,种种迹象表明,最近在北京高等院校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学生的罢课和示威游行,有极少数人在那里出谋划策。举一个例子来说,被中国政府宣布为反动组织的、设在美国的“中国民联”的一些成员,就是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对方励之先生的全部言行,我在这里不发表评论。我刚才的评论,只是对刚才那位记者先生所提到的问题而说的。至于那位记者先生问到的方励之先生应该划入哪一种人,我希望方励之先生以他自己的言行作出回答。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问,目前各国新闻舆论对中国学生的问题十分感兴趣,这一点是否对当局处理学生示威游行有一定影响?

袁木答,各国舆论的确对中国最近学生的行动表现出程度不等的关注。但是,关注和支持是两个概念。我已经注意到,目前一个时期以来,国际舆论对有关中国学生的行动作出了种种报道,从中我们看到,各种报道中表现出来的关注、角度、看法差异很大,但有一点是相当共同的,就是在处理学生游行示威的过程中,都认为,中国政府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措施。要说区别的话,从根本上说,有些舆论是企图在中国煽动动乱,希望这场动乱越闹越大;有的舆论则希望事态尽快平息下去。我赞成后一种舆论,而不赞成前一种。道理很简单。中国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使经济建设取得预期的目的,这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符合世界和平发展的潮流,符合世界人民的意愿。我们正是从这样的高度和大局来劝告青年学生们尽快复课,停止游行示威。我想,会有越来越多的学生会懂得这个大局的。我还想说,有些学生在感情冲动的情况下,对有的道理一时接受不了,我们也不强求,但希望他们在行动上理智一点,冷静一点,认真想一想,政府并不是要与学生对立。在这个问题上,学校当局、合法选出的学生组织和许多同学在这方面作了很艰苦的工作,我对他们表示敬意。

何东昌接着说,非常赞成袁木同志的讲话。对支持我们的国际舆论表示感谢。4月19日、20日以前,有一段时间,大学里出现的大字报中和个别人的讲演中,发表过一些反对政府的言论。4月27日的游行中,学生们呼喊的口号是“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宪法”。对这两种对立的态度,有的舆论报道是不一样的。

香港《东方日报》记者问,为什么少数人可以挑动十几万人上街游行、罢课,其中是否有社会的背景和原因?

袁木回答,我认为,刚才香港这位记者先生讲的少数人能够挑动动乱,的确存在着深刻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思想的原因,情况是复杂的。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也有缺点和失误。譬如说,我们现在还有这样或那样的贪污、腐败现象,群众不满意。少数人就利用群众这种不满意挑动他们,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他说,我们今天的社会是复杂的。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本人就是坚持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一直顽固坚持这种立场。有些人就是要反对中国的宪法,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中国的各种规章秩序。有的人就是惟恐天下不乱,有的人就是要想在一场动乱中达到一些在安定条件下不能达到的目的。所以他们千方百计想挑起动乱。

袁木指出,据我所知,有一些人已经在我们的高等院校当中进行了几年的灌输种种错误思想、提出种种错误的政治纲领、进行种种非法的组织串联活动。希望这些人不要以为政府很天真,不了解这种情况。

何东昌说,我们的大学生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是好的,是善良的。但是,确实有人在背后企图挑动,绝大多数人是不愿意被他们挑动的。挑动的人里头公开提出的纲领性口号,就是要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当然,过去我们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间有某些缺点,譬如某些文章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这是应当改进的。但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政治概念,是主张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

他指出,在北京,包括外地的高等院校,有所谓7条要求,9条要求,共同点就在这里。4月18日清晨,有的学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演说中间也有这个内容。4月18日一些学生要求递交的“请愿书”中也有这个内容。这几位学生中间有的人就是在4月22日在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东门外下跪,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来接请愿书的。作为国家教委副主任,我相信这几位同学的心地是善良的,有的仅仅是大学一年级学生。但是,我非常担心他们背后有人。

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问,你们是否准备在什么时候、准备以某种方式来同学生组织起来的那个包括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学生组织进行对话,甚至有可能这个对话是同承认这个组织联系在一起的?

袁木回答说,关于对话问题,我已多次表明了政府的态度。我们真心诚意地愿意同广大学生对话。为了方便政府和学生之间对话的进行,我们认为应该由广大同学经过民主法定的程序,并经过合法批准的全国学联、北京市学联以及各高校的学生会、研究生会作为组织者来组织学生进行对话。我们所以一再表明这个态度,正是因为我们尊重广大青年的民主权利。

袁木说,回顾历史,中国过去的一百多年中所以长期受外国人欺负,就是因为中国一盘散沙;回顾“文革”的沉痛教训,所以造成这样严重的动乱局面,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是因为在学校中,后来扩展到社会各方面,分成两派、三派、几派,使群众队伍严重分裂。

他指出,政府真心实意地、满腔热情地爱护我们的青年学生,尊重和理解他们的爱国热情。因此,在处理学生问题的时候,每一个步骤必须十分地慎重,不能有一点点不利于加强学生之间团结的作法。有些学生对现在合法的学生组织有这样那样的意见,完全可以给学校当局、给学生组织自身,或者给北京市的有关方面提出意见。不这样做,一时之间一部份人就成立这样那样的组织,不管什么组织,都要政府予以承认,并且同它对话,就会招致相当多的同学不满意,我们就要犯一个严重的挑起学生斗学生的历史性错误。这一点我们无论如何不愿意看到,也不能这样做。

何东昌补充说,学生联合会是中学生和大学生的代表选举产生的。大学的学生会、研究生会也是经过代表大会产生的,是有任期的。不到任期、不经过代表大会产生的,都不合乎法定的、民主程序。现在有的学生采取串联签名的方式来产生学生组织,这是不符合学生会的章程的。学生中其他的社团组织,必须经过学校当局或者北京市的民政局登记才是合法的。

汪家镠说,我完全同意袁木同志和东昌同志的讲话。在当前学生的情绪比较激动、意见比较分歧、正常的学习秩序没有恢复的情况下,采取不合乎民主程序的方式来产生学生的组织,是完全不利于学生团结的。我们的同学在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推进民主、反对腐败这一点上目标是一致的。她说,我们北京市学联和很多学校的学生会不赞成采取未经批准上街游行、罢课的方法,认为采取这种大民主的方法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而在游行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又呼吁政府对游行的学生采取宽容、克制的态度,并且也有一部份学生会的干部参加了游行,帮助维持秩序,这是顾全大局,爱护同学的表现,是理智和现实的选择。而有些学生拿这一点作为推翻市学联和各校学生会的理由是错误的。

香港虎报记者问,对少数有反对政府言论的人,政府是否考虑根据法律采取行动?如拘捕他们。

袁木说,对于在前一时期的动乱中,直接进行打砸抢烧违法行为的人,我们已经随时发现,随时拘捕了一些,比如在西安、长沙。虽然有一些没有露面,躲在背后,埋得很深,出主意,很恶毒的人,但在目前复杂的形势下,许多人被裹进了动乱,鱼龙混杂,难以分清。我们不准备现在采取措施。如果采取直接的拘捕之类的措施,那我们就是愚蠢的。我们采取这样的态度、立场和做法的根本原因,是我们从心眼里爱护我们的学生,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子弟。在鱼龙混杂的情况下,我们的任何行动都要十分慎重,不要伤害好人,尤其不要伤害我们关心和爱护的青年学生。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问,如果学生明天进行游行的话,政府是否采取措施防止他们接近明日在北京召开的“亚行年会”的代表。如果学生们能接触这些代表,他们将就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情况、现状说些什么?

袁木答,我认为,经过我们多次表明政府的态度,许多同学会认真思考。我希望,明天不要发生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但也许我的希望不一定能实现。但是我衷心希望并相信,既使明天举行了游行,广大同学对于在北京召开的“亚行年会”,他们会自觉地采取维护的态度,不会去扰乱。我想,同学们是会这样去做的。


八九文件

Tuesday, April 28, 2015

八九图片:1989年4月29日袁木主持与学生对话


1989年4月29日,袁木等领导与学生对话会场。

1989年4月29日,项小吉退出对话会场,在门外向记者表达抗议。

1989年4月29日,北京大学校园内大字报之一。

八九图片

Wednesday, June 6, 2012

八九文件:6月6日袁木记者招待会


北京新华社报道

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六月六日下午在中南海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首都反革命暴乱的事实真相,内容如下:

袁木:今天举行一个国内记者招待会,主要是因为从六月三日凌晨以来,在首都发生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建国以来没有过的反革命暴乱。这件事引起了国内国外舆论的密切关注,所以国务院委托我请来了戒严部队某部政治部主任张工,北京市委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丁维俊,给大家提供这方面的有关情况。我们可以先讲一讲,大家有甚麽问题再问。

我先讲几点:

第一点,现在的局势。总的来看,六月三日凌晨极少数暴徒策动的一场反革命暴乱,在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斗下面,暴乱者的阴谋没有完全得逞,粉碎暴乱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或者说第一步的胜利。现在暴乱还没有完全平息,首都的局势仍然是相当严峻的。

第二点,暴乱发生之后,社会各界包括舆论界,对伤亡情况都很关心。国务院也很关心这件事,因此,让有关方面尽可能去调查了解,但是由于局势还不稳,秩序还相当溷乱,许多正常渠道还没有恢复,所以统计数字还不完全,经再三核实的不完全统计,情况是这样的:

  • 解放军官兵受伤五千多人;
  • 地方上(包括为非作歹的暴徒、围观的不明真相的群众)共伤二千多人;
  • 死亡情况,军队和地方加在一起的初步统计数字是近三百人,其中包括部队的战士,包括罪有应得的歹徒,也包括误伤的群众。
  • 除此之外,军队方面到目前为止还有四百名官兵失踪,生死不明,等将来局势稳定下来,有些可能生还,有些可能牺牲了。

大体情况就是这样。对这个数字,我已经再三说过不是很准确,但是有一个数字相对来说比较准确,是经过向各个大学了解的,就是到现在为止北京各个大学死亡的大学生二十三名。我预计随着事件的发展、局势的进一步稳定,各方面情况了解了,可能这些数字还会有变化。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首先给同志们通报一下。

再一点是关于天安门清理过程中的情况。这件事等会儿请张工同志来介绍,因为他当时在场,还有一段录相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大体的情况是,用原来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的形象语言,他们基本上是和平撤离的。

张工:或者说自动撤离。

袁木:自动撤离、和平撤离,学生自己提出来是和平撤离,后来双方达成了协议。具体情况张工同志可以讲一讲。

再一点,国务院认为,现在首都形势还很严峻,稳定全局,进一步恢复秩序,这是关係到首都的大局。首都有一千几百万人,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秩序不能恢复,就会给极少数暴徒、歹徒有可乘之机。据现在已经了解到的情况,他们还在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打、砸、抢、烧、杀都有,公共汽车继续受到烧毁,路障还继续在搞;特别严重的是他们现在还要切断水源、切断电源,进一步把交通搞瘫痪,他们都还有这个计画,而且在一些地方还在进行着破坏活动。如果这个情况不改变,首都一千多万人民的生活无法保证。现在已经面临着市场供应严重短缺的问题,特别是日常的副食品、蔬菜的供应已经相当困难,如果烧的煤气也没有了,液化气也没有了,用电再发生困难,交通再进一步瘫痪,这个局面就更加严峻了。我们希望全首都人民都能和解放军同志、武警部队、公安干警一起,为迅速恢复正常的秩序来共同努力,有同志建议现在可以提一个口号:大家来保卫人民生活、保卫社会安全。现在人民生活秩序如果再不能够迅速恢复正常,群众的利益就更难保护了。再向远一点说,如果再乱,乱得更严重,原来就对社会主义、对我们国家怀有种种仇恨的这些歹徒们的阴谋得逞,中华人民共和国被颠覆,问题就更严重了。解放军同志、武警部队指战员、公安干警、广大人民群众之间本来就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利益应该是一致的。希望我们的舆论机构无论如何从这个大局出发,千方百计地使我们这种内部的矛盾不要再激化,大家都来共同地维护社会秩序。这样,为非作歹的、打砸抢烧杀的犯罪行为也容易暴露,也容易得到处置,违法分子也容易得到处理,整个秩序也可以得到维护。我们对暴乱的幕后组织者、策动者不能手软,因为他和我们之间的矛盾是敌对的矛盾,这个问题不明确、不进一步地解决,也就不能保护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广大群众,包括广大的青年学生,从学潮开始以来,都表示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没有出路的。这一点,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认识是一致的,因此我在这里呼吁:通过我们的舆论界尽可能地、更多地传递这样的信息,以消除各种误解,缓和各种可以缓和的矛盾。人民之间,人民和军队之间,人民和武警部队拾战员、公安干警之间,无论如何应该团结起来。为了使目前的局面得到改变,希望广大市民在现在溷乱的情况下不要再到街上围观。上班坚守岗位,下班就回家,不要在街上过多停留。这并不是为了限制人民的自由。戒严本来是为了恢复正常秩序,因为在目前这麽一个状况下,如果这些真正得到遵守,可能会比较快地把局面稳定下来。不稳定,很多事情都很难办,我们的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以及国家的建设都谈不到。现在把局势稳定下来,在各自的岗位上,各人都能做出一分贡献,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国务院领导同志要我在这里强调一下:一旦大局稳定,首都秩序恢复正常,我们政府同各界人士包括广大学生之间的对话就要继续进行,在各个层次上,通涸多种渠道、多种方式进行。各界人士包括青年学生在前一个时期提出的惩治官倒,克服腐败,推进民主建设等等这些意见,政府都要认真地考虑,并且通过对话认真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因为局势这样的严峻,本来开始考虑的一些事情的进程被打乱了。我想今后我们还是要弥补这方面的损失,能够尽快地把局势稳定下来,能够把党和政府工作中应该克服的种种缺点尽快加以克服。这也是广大群众的愿望。

张工:首先我想向新闻界的同志负责任地说明一个问题,并且也想通过大家使首都人民、全国人民明瞭,就是六月四日凌晨四时半至五时半,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执行清场任务的过程中,绝对没有打死一个学生和群众,也没有轧死轧伤一个人。

袁木:就是说没有用坦克、军车轧人。

张工:没有轧人,没有轧死轧伤一个人。当前社会上流传着一个说法叫做解放军“血洗了天安门广场”,还有的传说打死了多少多少人,并且在天安门广场焚尸,这纯粹是谣言,根本没有这个事情。我想这是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所製造的,希望大家不要相信这个谣言。现在谣言很多,我进门时就碰到这样一件事情,有人说我们的两个集团军为了“争夺”南苑机场,相互之间发生了激战,从昨晚一直打到现在,并且动用了大砲。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两个集团军根本就不在南苑机场,没有在那个地方,这种谣言纯粹是蛊惑人心的无稽之谈。

除了说明这个问题之外,我想把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过程简要地说明一下。六月四日凌晨一时半,部队到达天安门广场执行清场任务。在那个时候,我们在天安门广场反覆用几个小时的时间(现在算起来大体用了三个多小时),反覆广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紧急通告。这个紧急通告指出了在六月三日到我们清场期间首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反革命暴乱,要求当时在广场的学生和群众尽快离开。经过反覆广播之后,大批的围观群众和在广场的群众逐渐离去,只剩下一部分人仍然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围呆着。部队在正式清场以前,为了使更多的人离开这个场,再次广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通告。在反覆广播宣传之下,学生代表向我们戒严部队提出一个要求,能不能让他们和平撤退或者是自动撤退。戒严部队立即表示同意,并且又通过广播反覆向学生说明,戒严部队完全同意他们的要求,请他们自动地、和平地离开广场。这样,就有不少的学生比较有组织地打着旗,从东南方向离开了广场。

清场开始时,广场上的人已经比较少了。部队由天安门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推进,并且留下一个通道,让当时在广场的学生和群众能够自动地离去。直到学生和群众全部走完之后,我们部队的干部战士逐一地对他们临时搭起的帐篷进行了检查,看看里面有人没人。在确实弄清楚这些帐篷没有人之后,才用车辆把这些帐篷和各种障碍物,还有那个所谓的什麽女神像统统推倒。在清场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法组织“高自联”的头头,带着七个人,有的站在一辆装着两桶汽油的车上,有的手里提着装满汽油的瓶子,企图用这些东西来烧毁军车,并且要摘爆炸,还扬言要烧毁天安门城楼,当我们的干部战士发现他们之后,他们的车没有开,提着瓶子向金水桥方向跑,跑的过程中,我们把他们抓获了,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整个清场过程可以说是在强大的反覆的宣传之下,基本上是一种和平的撤退。这个过程很清楚,没有死一个人,没有轧伤一个人。

袁木:我们看看当时撤离的一段录相。

(看录像毕)

袁木:请张工同志继续讲吧。

张工:我再讲一点就是,我们戒严部队的全体官兵从五月二十日执行戒严任务以来,对围攻、殴打解放军战士和干部的群众,当然里面也有一部分是坏分子了,一直採取了十分克制的态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内,我们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我们有个部队在石景山古城到八角地带被围困三天三夜,根本吃不上饭,喝不上水,被打、被揪,有的军长、政委在你推我搡的情况下站了五个多小时,一直採取十分克制的态度。从六月三日晚到六月四日凌晨一点半,部队向天安门开进,遭到暴徒的疯狂袭击。大家刚才看到一些录相镜头,其实有些镜头是没法录的,来不及作这个事情。就部队反映的情况,有些暴徒使用的是钢筋棍、带钉子的大捧,装有汽油的自製的燃烧瓶。一些汽车、装甲车就是被这些东西烧毁的。他们还投掷了大量的石块、砖头、玻璃瓶,这些就像雨点般地打到部队指战员的脑袋上。好在我们部队戴着钢盔。许多同志到达天安门时,这儿打破一块,那儿伤了一块,这还都不计入受伤之列。还有一些极其坏的分子,从战士手中夺过枪就向战士开枪。因此,部队伤亡是比较大的。我们的战士在崇文门被他们抬到过街桥上摔下来,摔死还不算,还浇上汽油把战士烧焦,烧焦了以后就挂起来示众。除了伤亡比较大之外,我们一些装备也受到很大的破坏。暴徒们烧毁和破坏了我们各种军用车辆,就现在初步的不完全的统计,大概有几百辆。

袁木:有个统计是烧毁各种车辆五百几十辆。

袁立本:现在有的还没有统计上来,据初步的不完全统计,烧毁的车辆是五六百辆,其中军车是三六四辆,公共汽车是一零二辆,其他是一些运输车辆,包括麵包车、卡车等等。还有二零二辆公共汽车被推到路上作路障了。

张工:仅在军事博物馆以东被烧毁的装甲车、汽车就有一百多辆。各种枪枝被抢的有几百技(挺),现在很难说出具体的数字。现在我们巡逻的部队就看到有的暴徒骑着自行车,挎着冲锋枪。今天凌晨一点多钟,戒严部队在复兴门立交桥就遭到两股武装暴徒的开枪袭击。他们的头子已经抓住了,叫张军,二十二岁,是北京崇光製件厂工人,家就在石景山区住。据他讲他那里现在还关着四名军人,一名军官,三名士兵。这些事实能充分说明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说明了我们的首都当前发生的问题的的确确是非常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一伙暴徒的气燄可以说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二是说明了我们军队由于害怕误伤群众,因为这里有很多是受了他们煽动、听信了传说的群众,有些是围观、看热闹的群众,所以部队始终採取非常克制的态度。从我们的伤亡和装备所受的破坏来看,如果我们不是採取克制态度,根本就不会是现在这个状况,就不会有那麽多官兵伤工,也不会有那麽多武器装备被破坏、抢走,这是常识范围内的事情。军队如果不克制,手中有武器,不要那麽多的军队,就不会造成现在这样的情景。儘管六月三日晚上到六月四日凌晨已经是反革命暴乱了,我们部队被迫进行了一些自卫,也多数是对空鸣枪,万不得已时对空鸣枪,但是我们仍然是非常克制的,因为我们这支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他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袁木:请袁立本同志将暴乱发生之后所受到的损失,还有一些社会情况,一些暴徒还在那里策画搞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向大家介绍一下。

袁立本:简单地向大家介绍一下。由于现在各方面情况比较困难,形势依然很严峻,所以有些情况不一定全面。这次反击反革命暴乱取得初步胜利以后,首都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这伙暴徒现在变换了手法,不甘心失败,依然猖狂地进行反扑。现在大体上反映在这麽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继续造谣,蛊惑人心,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继续和政府作对,和人民作对。由于我们现在各方面条件受到一定限制,所以有些事实真相澄清起来有一定的困难,包括我们的报纸,这两天都送不出去。从昨天到今天,大概报纸都送不出去。

袁木:我们有两天看不到报了,连我们这儿也看不到报。

袁立本:现在的谣言针对着群众心理,有很大的蛊惑性。特别是在有些群众情绪比较激奋的时候,有很多问题比较难以冷静下来考虑。在崇文门菜市场门口过街天桥,从天桥上扔下来的那个解放军战士,后来被汽油活活烧死。就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人造谣,说这个战士是在杀死三个人以后,由于群众激愤把他打死的。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正好,咱们昨天早晨接到了家住在崇文门附近的一个女同志打来的电话,把事情的过程重新讲了讲。她说,她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反映祟文门一个战士被烧的情况。她说她是亲眼看到的。说几千人传谣,说这个战士打死了三个人,还说有个老太太给这个人跪下,这个人还把老太太打死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种事可能发生吗?这个女同志讲,实际情况是,六月四日晨五点左右,有三辆车,好像拉东西的,只看清楚一辆拖车上是大头菜。当三辆车经过祟文门时,有很多人往车上扔石头和瓶子。这时有两辆车调头回去了。但其中挂有拖车的那辆车比较长,没有及时调头,这时雨点般的石头往车上扔。开始,这位女同志还以为车上没人,光有司机。实际上车上有十一个人,这时他们完全可以开枪,但没有开枪,就看见他们跳下车往胡同里跑,跑的时候,这几个人开枪没开枪没着见,好像有枪,但枪不多。其中有一个人没跑了,被打死,又从祟文门天桥上扔下来,然后泼上汽油烧了。其实这个人根本没有打人。这个人如果有枪,他完全可以自卫,怎麽会落到这种地步。这个战士被活活打死,还说他打死了三个人,这人太冤枉了,死了还遭这麽多人的唾弃。她希望向戒严部队反映,能把这个事情调查清楚。所以现在这些谣言,造谣的固然很可恨,但是,有些听信谣言的,传得绘声绘色,如果深一问,你是看见的还是听见的,他又说不上来了。这些谣言很能蛊惑人心。

袁木:对在这次平息反革命暴乱中牺牲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装警察和公安干警,我们感到无比的悲痛。有些同志确实受到了惨无人道的残害。刚才同志们看到的这个录像,当然还有其它的材料,将来都可以公布,这是一。对于无辜的,只是去围观,只是去看热闹,并不是和人民解放军相对立的,也并不是参加暴乱,我想从录像上看,大多数恐怕还是这样的人,并不是所有的人在镜头上出现的都是在自觉地搞暴乱。在这样一个溷乱的状态下,好人坏人溷在一起,良莠不分,皂白不分,解放军在被迫、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採取一些断然措施,因此误伤了一些人。对这些被误伤的同志,在来以前,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就跟我说,对他们表示很不安,而且要查实他是哪个单位的,哪个机关的。现在有的是已经知道了。(袁立本:有的已经知道了)都要责成这些单位很好地、妥善地处理他们的后事。对于这一点,我也希望新闻界把国务院的这个态度传达给大家。当然有些人受暴徒的影响,不明真相,本来就对戒严有这样那样的不理解,有情绪,到时候也参加到了里头,向解放军扔一点石头,打几下,我说这种情况也会有。所以我也不认为,凡是参与围堵或偶尔袭扰一下解放军的都是暴徒。我不这麽看。我认为,对广大学生,都不能对他们这麽看,同暴徒要分开。围观的群众,不明真相的群众,要和极少数暴徒、歹徒分开。我们所说的歹徒、暴徒,策画反革命暴乱的,还是中共中央、国务院致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书中讲的那些。他们是在背后的策画者组织者,是一些同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一些人,是一些向非法组织洩露党和国家的绝对机密、重要机密的人,有些是在背后阴谋策画的人。这些人倒也不一定真正到大街上动手,他们往往是在背后阴谋策画。动手的是那些打砸抢分子,是那些流氓团伙,是那些劳改释放、劳教释放,刑满释放但又没有改造好的那些人,是那些外地流窜到北京犯法的人。我们决没有那个意思,笼统地把凡上了街的都称为暴徒。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所以我一开头就讲,现在的暴乱在性质上的确是一场反革命暴乱。所以说它是反革命暴乱,是因为有极少数暴徒、歹徒已经用极其残酷的、惨无人道的手段来对待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妄想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我想,那些围观的,一般不明真相的群众不会採取那样残酷的手段对待我们自己的部队。从那麽高的天桥上扔下来摔死了,还要烧,肠子都要挑出来,人打死了还要吊在那里示众。汽车里打死的,人都死了还要砸上几块石头,不是对解放军、共产党有刻骨仇恨的人是做不出来。这种人在我们国家是极少数。所以我们第一要明确这场暴乱是一场反革性质的暴乱。你看,使出来的一些手段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他们对解放军已经不仅是侮辱谩骂,不是一般地骂一骂,而是非常残酷,毫无一点人性。再说,一两天时间里有五百多辆汽车被烧、被砸、被毁,一辆汽车如果一般按十万元来算,五百多辆就是五千多万元,对国家的财产一点感情没有,决不是我们一般群众所能干得出来的。还抢劫了弹药、抢劫了枪枝。学校里有些学生就自动地把它交出来了。有一个学校就交出来四十多枝枪。如果这样的学生是暴徒,他怎麽能会交给你呢?肯定不是。但是,肯定有一些枪枝流传到了社会上。有的人就在大街上耀武扬威、明目张胆地挎着冲锋枪。打黑枪的也都有了。我并不是说被误伤的人都是打黑枪打的,那也不是实事求是。但确有打黑枪的。打了黑枪、然后又栽赃于解放军,这种情况确实是有的。因此我们好心的人们、善良的人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家团结起来去对付极少数暴徒。我诚恳地呼吁大家,第一,要认识这的确是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第二,要看到在我们首都的的确确存在着极少数惨无人道的暴徒。这些暴徒的所作所为不是好心的人们所能想像出来的。我们有些善良的人们,有些群众对解放军进城执行戒严任务,可能一时有些不大理解,我们都不能责怪他们。可能有时宣传解释得不够,舆论也跟不上,他也不大清楚,我们决不能把他们和暴徒溷同在一起。要把暴徒孤立起来,制止暴乱,对他们不手软,坚决地打击。人民群众呢,我们无论如何自己要和自己站在一起,和解放军站在一起,保证他们能正常地执行戒严任务,不要去干扰他们,不要去刺激他们,不要去挑起事端。这样,我想局面的稳定就一定容易得多。我们同反革命暴徒之间的斗争,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但是一个时期以来,根本就不讲阶级斗争,甚至于连政治斗争都不讲,什麽斗争都说没有啦,人与人之间统统是兄弟姊妹,让世界充满了爱。我不是说不要爱,我也不是说我们一般同志之间,人与人之间都不和睦相处,团结互助。但是我们这个社会是複杂的,我们这个社会里确实还存在着这麽一些坏人,这是个客观事实,他存在着,他对我们这个社会制度不满意,甚至可以说存在着刻骨的仇恨。当然也要讲,我们的工作确实也有失误,党和政府都有许多工作没做好,但是失误是不是已经达到了人民非把党推翻不可,人民非要毁掉我们这个人民共和国不可呢?我觉得这是两回事。是绝对不同的两回事,并不是这样。而现在就有些人利用这个,煽动这个,再加上立本同志刚才讲的,他们製造种种谣言来蛊惑人心,因此非把一些本来是一种正常的对工作中某些不满,比如说对官倒,比如说对腐败现象的不满情绪,把你煽动到、引导到非要从根本上推翻共产党,否定我们这个社会制度不可。这就不行。我还要说,还要非常明确地说,儘管有些人有这样那样不满的情绪,受到了人家的挑动,这些同志也还是好的,无非是不太知道真相,这需要我们耐心地做一些工作。

这里我还要说一点,就是关于目前的国际舆论。现在舆论是不同的。应该说,对在中国首都发生的这场反革命暴乱以及制止这场暴乱的斗争,现在国际舆论的态度也不大一样。已经有人公开在那儿谴责我们了,而且有人提出了要不给我们这个,不给我们那个,要限制我们这个,限制我们那个,来对我们进行所谓的制裁了。对这一点,我来以前已经请示了国务院的领导同志,他让我在这里通过舆论界对这种情况说明两点。第一,我们不怕。不管他用什麽样的手段,谴责也罢,制裁也罢,要想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政府和人民决不答应。我们决不是软骨头。即使由于他们那样做使得我们遭受一些暂时困难,我们也要顶过去。我们这场制止动乱的斗争是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如果在这个问题上顶不住,你根本就不敢下手了,人民共和国都被颠覆了,你要他点贷款,要他给点什麽技术有什麽用?这是第一个态度。第二,我们希望国际舆论、外国政治家们、政府不要太近视了,应有一点长远观念。儘管我们现在困难,面临着严峻的时刻,党和国家可以说处在相当危急的关头,但中国的党和政府有能力、有办法、有决心克服这些困难。他们如果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我想,不致于在这个问题上採取那种专门刺激中国政府和人民感情的做法。我们也不愿看到这种情况。

招待会上,袁木等还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


八九文件


八九一日:6月6日,上海等地骚乱,袁木公布官方首批伤亡数字

1989年6月6日,首都局势渐趋稳定,但骚乱在外地多个城市展开。上海因为市民的游行示威和设置的路障而全面瘫痪。晚上那里出现大规模卧轨行动,并烧毁一辆旅客列车。成都出现打砸抢的集体暴力行为。南京则有上万人上街哀悼死者。境外,港台媒体传播“邓死、李伤、杨逃”的谣言。

在中国的外籍人士开始大规模撤离。各国的使馆领馆人员出动各种车辆运送侨民去机场。几个大国都派遣了专机到中国协助撤侨。

日本政府宣布暂停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活动,但没有实施经济制裁。英国政府重申1997年交还香港的日程不变。苏联政府则一枝独秀地表示同情和支持中国政府,谴责西方政府施加的外交压力。


下午,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主持记者招待会,首次公布官方统计的伤亡数字:总共300多人死亡,其中23名大学生。记者会上,戒严部队某部政治部主任张工则强调:
六月四日凌晨四时半至五时半,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执行清场任务的过程中,绝对没有打死一个学生和群众,也没有轧死轧伤一个人。
这个说法后来被误解为政府宣称整个清场过程没有死人而遭到一致谴责。


八九一日


Thursday, May 3, 2012

八九一日:5月3日,袁木拒绝高自联对话请愿、高自联投票举行五四游行

1989年5月3日一早,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出乎意料地在高自联最后通牒指定的期限之前举行记者会,对他们的要求作出了正式答复。但政府的态度并没有改变,袁木重申政府不可能承认高自联这样的“非法”学生组织,并表示政府不会在威胁面前让步。

在回答记者问题时,袁木还专门针对方励之的言论表示异议。

高自联随即在下午开会讨论第二天(也就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日)游行的计划。此时学生运动已经出现疲软苗头。大多数学生代表要求复课,而有一些比较小的学校实际上已经自行复课了。还有一些学校则需要组织纠察队劝阻其他学生去上课。高自联内部对再次游行也有很大异议。他们讨论了几种替代方案,均觉得不理想。最后在辩论之后投票,以多数票决定游行。复课的提议也多次被提出和讨论,却没能作出正式决定。

同时,学生对话团也在这一天正式成立,由各所学校派出的代表组成(大部分为研究生)。政法大学的项小吉和北大的沈彤被选为共同召集人。他们决定与“激进的”高自联保持距离,分小组研究各个专题,准备与政府进行有实质内容的、理性的对话。


那天下午,总书记赵紫阳在胡耀邦追悼会后第一次公开露面,在首都纪念五四运动的集会上做了讲话。这个讲话针对学生运动时调子比较温和,没有提到四二六社论中的定论。


晚上,十几位官方媒体的青年记者也自行集会,决定第二天上街举行自己的游行抗议活动,要求新闻自由。


八九一日


Monday, April 30, 2012

八九一日:4月30日,赵紫阳回到北京,高自联组建对话团

在胡耀邦追悼会后第二天便去北朝鲜访问的赵紫阳总书记终于在1989年4月30日返回北京。他已经出国整整一星期,而在此期间原先只是萌芽中的学生运动已经开始蓬勃发展。

因为吾尔开希还处于躲藏状态,高自联在这一天再次改选,封从德成为主席。

高自联还因为袁木在前一天的对话会上明确表示政府不可能与高自联这样的非法组织直接对话而决定另外组建学生对话团,以独立于高自联的立场寻求与政府对话的机会。

实际上,北京市政府的领导李锡铭、陈希同等也还在继续与各校学生对话。但这些对话的参与者都是官方指派的学生代表,不被大多数学生所认可。


八九一日


Sunday, April 29, 2012

八九一日:4月29日,政府官员与学生代表第一次对话

作为对学生要求与政府对话的一个回应,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与1989年4月29日主持了一场与学生代表对话会。参加会议的学生大多数是各校官方学生会的干部,但也有少数这场学运中的领袖人物得到了邀请。吾尔开希收到邀请后在现场要求以高自联代表的身份参加对话,遭到拒绝后便转身离去。北大的郭海峰参加了会议。

对话过程被很少见地实况转播。然而,袁木的官僚态度很快失去了观众的信任。对话现场政法大学研究生项小吉当场指出该对话无效,政府应直接与新成立的学生自治组织平等对话。一些代表随之退场抗议。袁木则强调政府永远不会与非法学生组织对话。


学生组织自身也在继续调整着。由于王丹的缺席,北大推举封从德作为该校代表参与高自联常委会活动。封从德和王超华逐渐成为高自联内部实际上的领袖。而刚刚抵达北京不久的李禄这天也终于找到机会混进北大筹委会所在的学生宿舍。他在几经周折后碰巧遇上负责筹委会秘书工作的柴玲,赢得了后者的好感和信任,开始进入学运领导圈子。


八九一日


Thursday, April 26, 2012

《天安门对峙》书摘:四二七大游行

以下是《天安门对峙》第6章节选:


第二天一早,焦虑着的马少方来到人大查看游行进展。他还没到达那个校园的时候就听见高音喇叭在宣布示威活动已经被高自联取消了。几百名学生带着旗子和标语聚集在大门口,他们看上去和他一样迷惑。

人大座落在北大和清华南边相隔十几个街区的地方,是那两个学校进城的必经之路。原定的计划是人大的学生等待北边的队伍沿街而下来到这里后再跟上行动。这时候他们不知道是否还会有人来。许多耐不住性子的人爬上楼顶向北方眺望,那边街上空空如也。

前一天晚上大约午夜时分,就在马少方和王丹作出按计划游行的决定之后,周勇军终于在持续一天之久的单独劝说和巨大压力下坚持不住了。归根到底,他没法回答对付他的人没完没了地问他的一个问题,“你个人能够对成千上万的学生的安全负责任吗?”差不多同时,吾尔开希在相似的情形下也投降了。一张手写的字条从北师大飞速传到政法大学,吾尔开希建议周勇军取消游行。

周勇军还在试图抓住最后的救命稻草。他坚持说他个人没有权力推翻高自联做的决定。控制他的人对这种技术性问题丝毫不感兴趣。“就写一个纸条就得了”,他们要求道。周勇军没有办法,他写下了一句简单的取消游行的话,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盖上那天才匆匆制就的高自联大印。他没料到的是他的这一举动立刻引发了一系列近乎军事行动效率一般的运作。电话立刻打到市政府,市政府转而又通知所有的高校注意帮助一辆载有紧急信息的特殊车辆。就这样,所有院校的学生领袖都在黎明前看到了周勇军的亲笔指令。吾尔开希还被专门送到北大去告诉那里的领袖们只要他们留在校园里就万事大吉。

北大校南门的大铁门又一次关闭了。门卫认真地检查每个人的证件才允许他们从一个小小的边门通过。附近宿舍楼上的高音喇叭持续地播送着关于出校游行的严厉警告。

在三角地,沈彤自己的大喇叭在针锋相对地重复播放着他们的《七条要求》。慢慢地,几百个学生列成队向大门走去。王丹和沈彤各自提着一只喊话筒走在前列。他们后面是一杆大红旗,上面写着四个黑字:“北京大学”。两幅白色的标语护在校旗的两边,分别写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拥护社会主义”。

他们缓慢地走向南门,希望沿路能聚集起更多的同学。但在他们一个个地通过小边门走出校园时,他们还不过是一个只有一两千人的队伍。这时候大约是早上8点45分。犹犹豫豫的队伍刚一出校门就停了下来。王丹和沈彤发现他们的路径被一道人墙阻挡。不过这并不是他们想像中的警察或士兵,而是整队的记者在把带长镜头的照相机对准着他们的脸。人群后面许多人跨上自行车四散而去,他们一路兴奋地呼喊着“北大出来了!” “北大出来了!”

只有王丹、沈彤和少数几位筹委会的成员知道他们这个游行其实只是象征性的。


北大的筹委会一直采取着一个相对于高自联独立的姿态。他们从一开始就对那个组织的合法性有着一定的疑虑和不满。早先,王丹和封从德在他们自己的会议上曾投票赞成游行。但包括沈彤在内的另外三名筹委会的常委会成员投了反对票。沈彤这时已经独自地与校领导达成初步协议,如果学生不走出校园的话,他们可以开始与校长直接作正式的对话。沈彤觉得这将是一个做成更大的事情的开端,值得他们妥协。常委会根据投票的结果作出了不参加游行的决定。

封从德却对这一决定甚为忧虑。他觉得被《人民日报》社论激怒了的学生很可能无论如何还是会去游行的。如果领导者选择站在对立面,他们只会失去自己本来就不强的信誉。于是他策划了一个由各系代表参加的全校大会以多数形式推翻了筹委会常委会的决定。正是这样,王丹才可能在那天晚上同意马少方坚持游行的决定。

周勇军取消游行的字条和吾尔开希凌晨时的个人来访因此没有在北大产生多大影响。相反,这里的领袖们觉得这正好是他们显示出他们独立于高自联的绝佳机会。不过他们现在深知,如果他们真的游行的话,他们有可能是单独行动,这大概不是一个很好的前景。沈彤再次主张比较保守的做法。经过反复辩论,他们最后达成妥协只举行一场持续几里地的象征性游行。他们一旦抵达三环路快要进城时就折返校园。他们觉得只要出了校园,就已经达到了挑战《人民日报》社论的目的。

做出这个决定之后,沈彤还是对王丹和封从德放心不下,担心他们会在游行过程中得意忘形而违背初衷。他们要求王丹保证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改变这个计划,又安排封从德留在校园里做后勤支持,这样把他排除在现场之外。历来顾全大局的封从德没说二话就答应了。


离开他们的校园之后,北大的队伍很快地发现一支来自清华的差不多大小的队伍追了上来。他们并在一起向南边的人大行进。就在这时候他们看到了第一条由警察组成的警戒线。只有区区几百个不带武器的警察手挽着手堵在路上。学生们按照事先的计划停下来在路上坐下。最前面的学生领袖与警察展开了一场长达十几分钟的激烈但文明的谈判。双方都没有退却。

这一次是街边的观众们先失去了耐性。围着学生队伍的年轻市民人数上比那薄弱的警察多得多。他们自作主张挤了上来插进学生和警察之间。“走开!”“走开!”随着雷霆般的呼叫声,他们向前压过去。警戒线在这强大的势力前无从抵抗,很快就被冲散了。

学生们继续前进,他们的人数在急剧膨胀。越来越多的学生从北大和清华的校园里跑出来追赶队伍。学生纠察队急忙在队伍两边手拉手组成自己的警戒线。他们一方面是维持自己队伍的秩序,一方面是防止激动的市民插进他们的队伍。虽然市民们已经通过他们清除警戒线的行动实质性地加入了抗议行动,他们还是不能被学生接受为运动的一部分。运动的“纯洁性”实在太重要了,学生不能放弃这一点。

人大的学生在北大学生出校门的几分钟内就通过骑自行车报信的人知道了这个消息。激动的讯息在校园里很快传播开来,一个游行队伍瞬时间在学校大门口形成。就在楼顶上的学生看到正在逼近的旗帜时,他们决定不再等待了。相反地,他们出了校园直接向南边进发,走在了北大和清华的队伍前面。失去了在最前列引导位置的沈彤这时候发现他自己大概是唯一一个还在想着要很快折回头的人。他知道他们的妥协决定已经毫无希望地被遗弃了。他与王丹一起向着北京城继续前进。在他们的前面,人大的大红旗指引着方向。

当北大学生出来了的消息传到政法大学时,那里的学生正在他们自己的一场对峙之中。他们面对的也不是警察。学校的校长带着老教授们站成一排,苦苦哀求学生不要出校游行。校长泪流满面,绝望地重复着:你们今天出去,万一发生流血冲突,你们受到了伤害,我们怎么向你们的父母交代?

他的劝说没有效果。几乎就在他的脸前便是一面由几个学生举起的大旗,上面写着“誓死捍卫宪法的尊严”。那个“死”字上面泼了红墨水,就像鲜血在流淌下来。热血沸腾的学生们轻易地就把他们的校长和教授真诚的劝说抛在了一边。

当他们游行出校园时,一个由十几个人扛着的巨大标语板在队伍中间优雅地滑行,上面是楷书写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关公民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几个最重要的条款。这个引人注目的标语板是吴仁华建议制作的,采用的是该校另一位青年教师刘苏里准备打家具用的木料。陈子明和王军涛已经在这个校园里呆了一天,在幕后帮助他们确定游行的口号。

身高1米9的浦志强在队列前面挥舞着校旗。他注意到附近北京邮电学院的学生还被关在校园里,就带着自己的队伍过去把那里的学生带了出来。很快地,他们遇到了北京航空学院的队伍汇合在一起向北师大的方向前进。

在北京中医学院,学生因为《人民日报》刚把他们作为全市唯一没有参与罢课的典型来夸奖而气愤。在他们的校园大门被紧锁的情况下,学生爬墙出来参加了游行。


在北京的西北郊区,30多个大大小小的高等院校散布在一片很大的区域。许多小学院的学生尤其困惑。他们所能听到的消息来自那些在附近穿梭的骑自行车的信使们,这些消息往往各不相同而且互相矛盾。在没有比较强的组织领导的情况下,这些学生就坐在大街边等待,一旦有游行队伍来到附近便立即加入。这样的场景在许多个街口重复出现,就像无数条小溪流汇入咆哮的江河,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正在急速地爆发。

在城市西北角的西直门立交桥附近,两条学生的主流会师了。人大、北大和清华带领的西路人马与政法大学和北师大率领的东路人马交汇。学生们不断地在人群中发现自己的朋友,他们紧张的脸上第一次呈现出欢乐的表情。当他们沿着古城边界的二环路继续行进时,游行队伍已经秩序井然了。庞大的队伍走在街道的正中间,大概有十几个人一排。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大旗和标语,由一两位带有哨子和喊话筒的学生指挥,他们不断地带领着大家齐声喊口号。队伍的每一边是手拉手的学生纠察队,他们的任务还是阻止非学生混入游行队伍。游行的进程很不规则,一会儿停下,一会儿快跑,这些学生纠察们也跟着或站立或急速跑动,以保持警戒线不中断。当他们实在跟不上时,立刻就会有学生从游行队伍里出来填补空缺。

队伍中偶尔也会有非学生的出现。在清华的分段前列,几名老教授迈着带有特别的尊严的脚步,他们的银发在灿烂的阳光中跳动。他们骄傲地举着一块条幅:“跪久了,站起来遛遛”。这句话既指的是学生们几天前的跪谏又表达了这些教授们几十年在共产党领导下所遭受的痛苦。

一路上还有很多由警察组成的壁垒。在每一个主要街口,仍然是赤手空拳的警察队伍手挽着手顽固地拦在路上,有时候达到十几人厚。对于旁观者来说,这是一个似曾相识的景象。在无数的人民军队参与抗洪救灾的电影和电视中,他们看到过战士们跳进激流,手挽手用他们的躯体组成抵抗急流的屏障,保证被冲垮的水坝能在他们的身后得以修复。但在这一天,他们面对的不是一般的洪流。

学生们在行进中有时候能轻易地说服警察为他们让开大路。在其它的地方,他们就坐下休息。一路跟随着他们的市民们这时就会一拥而上,他们从各个方向推搡警察,直到该警戒线崩溃。警察的抵抗也远远不是死心塌地。当他们的防线被冲垮时,很多人露出了轻松的微笑。有些人还对着蜂拥而过的学生队伍行礼,还有人悄悄地举起两只手指作出象征胜利的手势。就这样,游行队伍冲过6道封锁线来到了城市的门口。对所有人来说,这是一个光彩而非暴力的日子。


中文里的“游行”一词根据其语境既可以是一场抗议示威又可以是庆祝活动。对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长大的几代人来说,这是一项非常熟悉的活动。在文化大革命的热潮中,大规模的游行成为家常便饭。或者为庆祝一条新的毛主席语录的发表,或者为声讨国际国内坏人的罪行,游行都会在全国范围内随时隆重地举行。因此,一场游行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召集起来,一般都会有旗帜、标语、口号、锣鼓甚至鞭炮。对于孩子们来说,“游行去!”无疑是一个最为兴奋的号召。

当学生的队伍从城市的西北角进入二环路时,他们的“游行”由抗议行动彻底转化成一场胜利的庆祝。前一个晚上,军事镇压的谣言甚嚣一时,他们之中无数人在对流血事件的预期中写下了自己的遗嘱。当他们不顾他们的教授甚至父母含泪的劝告走出校园时,他们感觉到的是庄严、担心和决绝。然而,那所有的的焦虑在他们看到眼前的景象时都在一霎间蒸发了。

几百万的市民涌向了街头,他们挤在路边的过道和高架的立交桥上,带着自己的标语、呼喊着自己的口号、笑着欢呼着似乎是在迎接来解放他们的入城部队。当学生队伍在立交桥下通过时,天空中雨点般的下着面包、袋装饮料和冰棍。一个路口上提示注意交通安全的巨大标语牌上的文字被临时改换,祈求学生们能够“安全回家”。到这一时刻,学生的队伍已经延续超过一万米之长,看上去就是没有尽头的滚滚洪流。

市民们也高兴地在学生游行队列中看到大量关于他们更为专注的问题的新标语,包括通货膨胀、受贿、腐败和官僚等等。学生们在这一天不再只是为抽象而空洞的自由民主呼喊,他们开始为普通人说话。

前进中的学生是在长安街上第一次看到正规军的出现。那条宽广的街道边上排满了军用卡车,满载着士兵朝着天安门方向开进。可以看到有些士兵持有冲锋枪。在长安街上,没有武装的军人正在像警察尝试过的那样组成更大更厚的人肉障碍。学生们已经不再害怕了,他们明白,在这一天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他们。他们也同样知道发生暴力冲突的可能性已经消失了。

游行队伍在一道由军人组成的人墙面前逐渐地停了下来。这里的军人数目是如此众多学生不能不怀疑这次他们是否能冲过去。不过他们看见眼前士兵的脸,知道这些年轻士兵比他们更加焦虑和害怕。学生们快乐而顽皮地高唱起熟悉的军队歌曲并高呼口号“人民爱军队!军队爱人民!”

在他们周围,围观的市民又开始行动了。他们用拳头猛砸交通标志牌、栏杆和其它一切能制造噪音的东西,开始了有节奏的怒吼:“走开!走开!”这喊声震耳欲聋。当人群从四面八方涌向士兵时,障碍立即就融化了。

游行前方的天安门广场此时像一个战场。无数的军人在那里集结着,他们看起来似乎在准备保卫这个历史性的标志不被外来的侵略军占领。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花圈和花束早在追悼会后就被清除干净了。广场上没有旅游者,甚至也没有当地居民。在学生队伍从西面接近时,这里的空气近乎凝固。士兵和警察潮水一般涌向北面,他们将在那里做阻挡游行进入广场的最后努力。

井然有序的学生纠察队首先出现了。他们在大队人马到来之前沿着士兵组成的人墙设置了一道自己的警戒线。在他们的引导之下,学生大队在好奇的军人众目睽睽之下沿着长安街直接向东边挺进。他们走过了天安门,完全把广场抛在一边,把士兵们留在一个惊异但轻松的状态里。

就在短短的5年之前,1984年国庆节典礼上,大学生们曾经挥舞着“小平您好”的标语在天安门下游行。当时是北京的一名高中生的沈彤穿着台湾民族节日服装在那个游行队伍中载歌载舞。这一次,沈彤和他的同学们行进在他们自己的游行中。他们通过天安门的时候,高高的观礼台鬼魅一般的空空如也。那里不再有摆着高大形象的领导人向他们挥手。

他们到达天安门东边的建国门时天已经开始黑了。王丹跑到立交桥上去亲眼观察他们自己的阵容。在黄昏中,这是一个他将在心灵中铭刻终生的画面。从建国门向西,整个长安街延伸到天边。肉眼所及,大街上挤满了人,这是一个旗帜和标语的海洋。这是他那年轻的脑海中从来不可能想像到的欢乐和光辉。

处于北京火车站附近的建国门是长安街东边的尽头。在过去政府组织的无数次游行中,这里是作为集结地的起点。几百万的群众曾聚集在这里,排着整齐的队形,伴随着繁华的彩车,或者欢庆或者声讨般的沿着长安街下去,直至天安门和远方。今天,这新一代的大学生们确确实实地是在向着相反的方向挺进,他们除了自己的真诚和热情别无它物。

这是一个强大的阵营。整个学生行列花了1小时45分钟才得以通过天安门。据估计有20万人参加了游行,超过一百万的民众出来欢呼和支持他们。

在建国门,他们转向北方。沿着二环路,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才能回到校园。各种新闻和谣言在队伍中传开。在上海,江泽民市长关闭了受欢迎的《世界经济导报》。那份报纸因为发表了一份著名知识分子纪念胡耀邦的座谈会纪要而获罪,其总编辑钦本立被免职。当疲累的学生傍晚时分还在街上艰苦跋涉时,他们出乎意料地听到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广播中的正式讲话:
我们欢迎学生们的对话要求。我们党和政府一贯主张与群众直接对话。但对话需要在合适的气氛和场合下进行。 
学生觉得政府终于答应与他们正式对话了,游行队伍的行列中爆发出一片欢呼。“胜利了!”“我们赢了!”激动的泪水在无数的脸上流淌。

北大的学生终于回到校园时已经接近午夜了。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在高音喇叭里播放着迎接他们的凯旋。这是封从德的手笔,他独自在校园里呆了一天,整理了他们的媒体中心,通知食堂为迟归的同学准备夜宵。他还联系了学校的车辆出去接后面实在走不动的同学。这些学生已经迈着双腿走了16个小时,他们行程超过40公里。


Monday, May 30, 2011

方励之:我经历的1989-1990中美互动(A)

方励之最近撰文回忆1989年天安门屠杀后他与夫人李淑贤教授在美国大使馆避难期间的中美谈判过程。这是第一部分:

我经历的1989-1990中美互动
方励之

开篇

2010年圣诞节前,收到李荫远先生的e-短信。云:“多年不通音信。钱先生辞世不觉已十一年了,我手边只有他指导的科学史学生早年写的传略。我在网上读到过你的两篇回忆散文,都是关于大学刚毕业时期的,也许你真该动笔写回忆录了,不是写你正确与否,而是可以给二、三十年后治史学者之采择与评论。”

这里钱先生是指钱临照。李荫远先生曾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62-1965年间,我一边在科技大学教书,一边在李先生门下作研究。李先生现年已92岁,已洗手物理,也不参加院士活动,转而研究新诗,2006年有“当代新诗读本”出版。

因我忙于日常的教学和研究,“剩余劳动力”不多了,没有写回忆录的能量。加之,“回忆录”这类“书”,如美元一样,正在贬值。然而,如李先生所言,“二、三十年后治史学者”的兴趣并不在于回忆者自陈的“正确与否”,而在于可“采择与评论”的史实史料。所以,重要的是提供史实,即可被证明或证伪的硬史料。 本文涉及的历史,主要是李淑娴和我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避难时期,中美两政府之间的外交互动。


有关的史料

避难时期是1989年6月5日到1990年6月25日。该期间,“方李避难”是中美外交的核心问题之一。中方当局公开的史料,记在钱其琛的书中[1],很简略。美方当局的记载,在布什(G.Bush)和斯考克罗夫特(B.Scowcroft)的合作回忆中[2],也简略。记者James Mann查阅了美国务院的档案,对此案写得较为仔细[3]。

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y),对“方李避难”一案,无疑所知最多。他对此段历史,有相当长的叙述[4]。不过,李洁明的回忆录是经CIA出版评审委员会审查过的。对比基辛格的新书[5]关于“方励之问题”的章节,就会发现一些史实在[4]中被隐去。以下文字谈到的历史故事,尽量不重复已发表的文献。

当年美方的谈判立场之一是:“We are prepared to serve as the `mailman’ between Dr. Fang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this regard without offering commitments on behalf of the US government.”(见talking points Nov.18, 1989, 全文将附于(B)中)。大使李洁明确曾说:“I’m only the mailman for Fang Lizhi (我只是方励之的传信人)”[3]。“only”一词不准确。但李洁明确实在谈判中扮演过传信人角色,他传来中国政府的口信和文件,也传去我们的回应。重要谈判前,李洁明往往将他的谈判要点(talking points)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知道1989.6-1990.6期间的中美外交谈判的部分细节,也保留有一些相关文件。

事件已过去二十一年,有关文件,除了供人“采择与评论”,和“指天说地”(图1)以外,只能束之档案室了。鉴于此,凡有原件者,皆以原件发表。凡只有英文而无正式中文本者,只抄录英文。
图1,这张卡通,曾用于演讲“1989.6 - 1990.6期间中美互动故事”的开篇。指天说地,容我慢慢道来……

十三个月中,李洁明大使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等的谈判大体有三个阶段。一是1989年7,8月份,我们进入美大使馆的初期;二是10,11月,尼克松和基辛格访华前后;三是,1990年5月之后,直到我们离开大使馆。本文也分成三个部分,(A),(B),(C),分别记述这三个时期的故事。

以下即为(A)。


“你们干什麽他妈的事!”

6月5 日晚,李淑娴和我住在建国饭店。半夜,电话铃响,是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代办薄瑞光(Raymond Burghardt)打来的,他急匆匆地说:“我是今天下午见到你们的薄瑞光,欢迎你们来大使馆住,你们是布什总统的客人,如果同意,我们马上开车去接你们。”

同“今天下午见到你们”时相比,薄瑞光的口气有了180度的大转弯。

那天(6月5日)下午,我们在Perry Link (林培瑞)陪同下去大使馆,想在那里暂住几天,以渡过动荡不定的时局。薄瑞光接待了我们的。当时李洁明大使和夫人莎莉(Sally)刚到北京,尚未搬入大使官邸。大使馆事务由薄瑞光代办主持。薄同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看得出来,他不欢迎我们在大使馆暂住。所以,我们于下午4点多钟离开使馆,去建国饭店过夜,林培瑞则回了他自己的家。没想到,只过了几个小时,薄瑞光的态度居然大变,不但欢迎我们去住,而且说是作为总统的客人。

后来知道,态度大变的原因来自华盛顿。当天下午(美东时间),国务院的Jeffrey Bader得知驻京大使馆“不欢迎”我们的作为后,火了,急了。他要立即给驻北京大使馆打电话,交待国务院的态度。Bader一时找不到保密电话,因为是星期日。事情不能拖,不在乎保密了,Bader就用可被中方监听的电话直接打到使馆政治处。说来那一通电话倒是不怕被监听,因为最主要的一句话是[3]:

“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

一听“fuck”,薄瑞光等立刻明白了。赶快打电话给我们:欢迎。

当然,当初的“不欢迎”态度,并不是薄瑞光自定的,也是美国当局的一般性政策,薄瑞光特来解释过这一点。也与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的回忆相符[2]。

打电话后,薄瑞光,科技参赞和武官立即冲进一辆有防弹玻璃的面包车,迅速开到建国饭店后门,摸黑接我们进入美国驻京大使官邸。他再次说,你们是总统布什的客人,愿意住多久就住多久。

那时已是6月6日凌晨,就此开始了历时约十三个月 (精确说,384天另10.5小时)的避难生活。


紧张的六月

6号当天,白宫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就证实了我们的避难消息,事件被公开化。李洁明对白宫迅速而又高调地发布“方李避难”感到吃惊[4]。显然,白宫是有意让媒体知道。

公开化的危险是,可能引起“闯大使馆抓人”。按常规,进使馆抓人在外交上是不允许的。但是,外交常规并不绝对有保障。1967年,北京红卫兵就火烧过英国领事馆。况且,早在5月底,北京当局就组织过郊区农民游行。游行者呼喊的口号是“打倒方励之!”,同时火烧模拟方励之的纸人。农民的理由是“他不让 我们进城卖西瓜”。

李洁明大使及夫人住进官邸之前。整个大院夜间是空的。除了李淑娴和我外,只有一位官员在官邸内值班,官邸门口有几个海军陆战队。1989年6月5-10日,正是上弦月,后半夜无光。要想趁月黑风高时从大使官邸劫走一两个人,不是办不到的。

6月10日,李洁明正式就任后,来到大使官邸看我们。

6 月11日,北京公安局发布了对方李的的通缉 [6],摄影图形的告示张贴于各个通衢口岸(图2)。报纸电视亦报道。形势更紧,一些送饭的馆员神色极为不安。


图2. 1989年6月11日,电视上发布的通缉方励之李淑娴令。其像素不会大于400X300,以至后来不止一次有人转告我们:某某在口岸被截住,因相貌与通缉令所示者相似。再有,通缉令中的六个基本数据(两人的出生月,日,及身高),有五个是错的。捕头见到我们,倒不一定能立即认定。

李洁明一开始就交底,介绍美国处理政治避难案的历史纪录:美国在政治避难案例上,从来没有向所在国让过步。冷战时期,苏联和东欧曾有多起在美国使馆领馆避难事件,都经外交谈判得到安全解决。1946年,李公朴和闻一多被暗杀后,反蒋民盟人士楚图南,潘光旦,费孝通等在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寻求避难。尽管当时美国与国民政府是二战盟邦,避难者仍得到有效庇护,直到国民党当局切实保证避难者的自由和安全。楚,潘,费等人虽属“左派”,亲共,但并未去苏联的使领馆避难。不是没有原因。楚图南的导师李大钊,1926年进入北京东郊民巷苏联公使馆避难。1927年,张作霖派部队进入苏联公使馆,抓捕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张作霖有持无恐,他掌握着苏联在东北的利益(如中东铁路)。

话虽如此,使馆的人仍担心不测。李洁明告诉我们,在第一时间,他就已透过有效渠道向中方说明底线,如果闯美国大使馆,美国则别无选择,只有断交。“断交”是一标准反应,张作霖闯苏联公使馆后,苏即与其断交。更早,义和拳攻打北京使馆区时,所有被攻国家均与清廷断交。

稍后,李洁明还送来一部1963年的美国好莱坞老电影“北京的55天”(55 days at Peking),描写1899年义和拳攻打使馆区时,美使馆里的海军陆战队员及平民坚守55个昼夜,未被“金钟罩铁布衫”义和拳民攻破,直等到援军(即八国联军)到达,获解救。美使馆人员大概都看了这部历史电影。义和拳事件时,就有中外教士教民在使馆区避难。(在小学,40年代初的北京,凡抡拳打架,不少同学都要大喊一句“我有金钟罩铁布衫!”,壮义和胆也。)

李洁明告,若有紧急情况,速接海军陆战队的值班电话。

以后,李洁明大体每十天来一次。政治一秘司徒文[ William (Bill)Stanton ]每两天来一次。此公为英文文学博士。当时还年轻,精干壮实,血气方刚。现为AIT台北办事处主任,等价于美国驻台大使。

有一位大夫和一位护士几乎日日来,负责我们的日常生活。

通过大使,Bill等人员,我们知道,6.4之后,除美国大使馆外,(西)德,澳大利亚等驻北京大使馆有许多起避难案。只有方李一案被美国当局高调公开。其他未被公开的避难案件,经政府之间的暗盘互动,均很快顺利解决,或安全出境,或安全离馆。

三周过后,一切正常。美使馆门前相当平静,无人游行,没有拳乱,也没有火烧方励之模拟像。Bill说,似乎只有“卖西瓜”的暗哨。

Bill的夫人在领事部负责签证。6月下旬,Bill告,有中国高层人士,如国家主席杨尚昆等的亲属申请赴美签证。不久,袁木家属也申请签证。美领馆人员在interview 时,故意大声用中文问:“你是——袁——木——的XX 吗?”。所有等签证的人都听到了。袁木家属去美的消息,在北京不胫而走。

随着发放这些签证,“火烧大使馆”的危险期也过去了。开始谈判。


“起诉书”

李洁明传来的第一个中方文件,是英文的。文体是个外交照会。抄录如下:

By granting refuge to Fang Lizhi and his wife, the US Embassy has grossly interfered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and also violated international la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on many occasions made representations to the American side about this matter. The Fang Lizhi case is a serious political issue which involves China’s sovereignty, law, national dignity and the norms of international law. We hop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respecting China’s law and following the norms of international law, extricate itself as early as possible from the quagmire of interfering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and refrain from doing anything to further aggravate the Fang Lizhi issue. Otherwise, the American side shall bear the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all the serious consequences arising therefore to the Sino-US relations.

内容是谴责美方对方李的庇护。其中说到方李的罪行是进行反革命宣传及鼓动反革命活动。

我曾建议大使在谈判时问中国当局,我们被指控犯罪的具体内容。以便真要写“认罪书”,也好知道要写那一条。后来,李洁明大使告诉我,这个问题他问了,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的答复是:“他们的罪行是显然的”(“it is obvious,…”)李洁明不接受这种答复。“认罪书”也不好写“显然”罪。李洁明坚持索要中国检察部门对方李的起诉书副本。既然中方照会提到方李一案涉及主权,是的严重政治问题,并有通缉令。按理,中方应有起诉书文本,列举方李的罪行。然而,刘华秋始终没有拿出书面的起诉书。

最后,拖不过,刘华秋口头陈述了方李的十四点罪行。但没有正式的备忘文件交给大使,而只准李洁明等美方人员记录。谈判后,凭记录,李洁明向我们转达了副部长的十四点指控。(副部长没说,为甚麽不多不少是14点,按上海人说法,比13点还多一点)。

我们写了“对‘十四点’的答复”,是书面的,正式的。

在后一轮谈判中,李洁明将我们的“对‘十四点’的答复”,作为正式文件之一交给刘华秋。此后的谈判,‘十四点’再没有得到回应。方李的“显然”罪也不再被提及。

“对‘十四点’的答复”的原件如下。注释也分十四点,逐一对应,放在正文之后。


“对‘十四点’的答复”(正文)

1,方励之确认,1988年7月,在南京,在与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何柞庥教授讨论中国的改革时曾说:“中共已经有三十年的不成功,如果改革再不成功,中共应当下台”。参加讨论的还有美国加州大学(UC Santa Barbara)物理教授 A. Zee, 他可以作证。

2,方励之确认,他写有“中国的失望和希望”一文,最初发表于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随后,英、法、德、澳大利亚、台湾、香港等地报刊都有转载。至于该文如何从海外传入内地散播,应向中国海关或邮检部门调查。

3,方励之指出,在北大草地民主沙龙,方励之主讲过一次 (5/4/1988), 李淑娴主讲过两次 (11/23/1988,4/5/1989),其他活动均未参加。该沙龙的主讲者大都为中外知名人士,包括剧作家吴祖光、诗人邵燕祥、美国大使Lord夫妇等,方励之是否操纵他们进行反革命意识形态讲话,可请他们作证。沙龙活动本身是中国宪法第35条赋予公民的权利。

4,方励之确认,1989年1月28日,在北京都乐书屋“新启蒙”座谈会上说:“1989年是"五四"七十周年、建国四十周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现在需要用行动来纪念这些日子”上述纪念日在中国是合法的,“以实际行动来纪念和发扬各节日的精神”,是中共倡导的哲学。

5,方励之确认,198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一位副教授用电话讯问有关沙龙情况时,曾回答:“很有火药味,有三次这种沙龙,就可能上街”。这种对形势的预测,已被后来的发展所证明。这还证明方励之的电话被窃听。

6,方励之指出,有关方励之、李淑娴鼓励王丹攻击政府一事,没有具体时间、地点。请说明时间地点,再予答复。

7,方励之指出,天安门的学生活动始于4月16日,故该事件不可能由李淑娴在4月17日上午的活动引起。该日上午李淑娴在北大上班,不知天安门已有学生示威,回家后,亦未有来访者。

8,方励之确认,1989年4月18日上午,李淑娴应选民要求 (可从电话录音求证),在北大学生区贴出通告,通报北大部分学生根据中国宪法第41条准备向人大常委会递交请愿书。李是北大学生选区的人民代表,通报本选区选民对人大的意见,是人民代表的职责,否则是失职。至于所谓“李淑娴于1989年4月18日向北大学自联发指示”一说,纯系子虚乌有,因当时北大学自联尚未成立(有“人民日报”为证)。4月20日晨在新华门前的打人事件,据了解, 当时在场的学生主要不是北大的, 称李淑娴为该事件指挥,是没有逻辑的。若有这种指挥, 可在19日夜至20日晨的电话录音中找到证明。

9,方励之确认,他赞成学生提出的全部七条要求,并非只赞成其中有关胡耀邦的一条。关于物价问题,他认为这是赵紫阳—邓小平的改革的败绩,公民有权对此表示关切。

10,方励之确认,方曾于1989年4月20日见到王丹。当时4月26日社论尚未发表,游行正走向高潮,学生还没有害怕感,更何况学生领袖。所以,称王丹于4月20日已感害怕,不符合历史。至于学生与国内外媒体接触,是公民的一项权利。

11,方励之指出,根据工作日志的记录,1989年4月26日,方励之除按时到北京天文台上班外, 接见的客人有, 美国CBS电视记者、纽约时报记者、法国Liberty记者、朋友Jean Wong、三个北大物理系学生、香港快报记者、“东方纪事” 一位编辑,而没有王丹。王丹是否于该日到方励之的家或见到方,可请上述人员作证。

12,方励之指出,李淑娴于1989年5月18日在社会科学院参加的会议,是由作家李陀召集的,不是严家其。该项活动是宪法第35条赋予公民的权利。至于大家给学生捐款,是出于人道,就如政府也曾提供大汽车以防学生被雨淋一样。

13,方励之确认,1989年5月20日,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全国人民代表刘彩品打电话告知,她写了一个提案,动议根据中国宪法第61条及第63条召开人大特别会议罢免李鹏的总理职务。对此,方表示完全同意。并告刘北京也有人民代表作类似的事。根据宪法罢免李鹏的总理职务,是解决困境的有效办法。再次证明方的电话被窃听。

14,方励之指出,1989年5月22日确有人打电话给李淑娴说:“现在全世界的眼睛都看北京,如果北京撤退,就会令人失望”。根据电话录音可以听出,此话是由一个男声说的,故可证明不是李淑娴说的。第三次证明方的电话被窃听。

15,方励之表示,乐于就上述14个问题作公开的 (如报纸、电视) 作证和答复。


“对‘十四点’的答复”的注释

注1)刘华秋说,方励之“进行反革命宣传及鼓动反革命活动”的首条罪状是,方曾说“中共已经有三十年的不成功,如果改革再不成功,中共应当下台”。经查实,我确实说过此话,说话的时间是,1988年7月10日;地点是,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反革命宣传”及“鼓动反革命活动”的对象是何柞庥教授。该年6月11日至7月12日,在南京大学举办“宇宙学及粒子物理”讲习会。A.Zee(徐一鸿,加州大学Santa Barbara 物理教授),于7月10日,邀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何柞庥教授,北京天文台方励之到他房间,谈论时局。物证有,1.) 该讲习会的文集“Cosmology and Particle Physics”eds. Li-Zhi Fang & A. Zee (Gordon, 1988)[7];2.) 当时的照片(图3)。

图3,1988年7月10日,宇宙学及粒子物理会议期间,何祚庥(左),方励之在徐一鸿教授房间(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讨论时局。方正在向何祚庥“进行反革命宣传及鼓动反革命活动”,是为首条罪行。


注2)第二条罪状是,1989年2月2日,方在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发表“China’s despair and China’s hope ”一文。后在境内流传。

注3) 第三条罪状是,操纵在北大民主沙龙的演讲人,宣传反革命意识形态。李洁明大使说到“方励之操纵前美国驻华大使洛德夫妇”时,不禁莞尔。“操纵美国大使夫妇”,触犯哪条刑法,中国的,美国的?

注4) 第四条罪状是,方于1月6日给邓小平写信,建议赦免政治犯。写信建议赦免政治犯,只有一个小错,寄错了人。按中国宪法,国家主席才有资格颁发特赦令。邓小平没当过国家主席,资格不够。

注5)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一位副教授”,友人。后为教授。现已退休,仍在北京,暂隐其名。

注6) 第六条罪状是与王丹的接触。但无时间地点。方李在科学院的寓所——保福寺916楼-1101号,公安部门有全程的视频监视。证据如下:方的一学生顾安苏,6.4后被当局盘问:“你为什麽一天三次去方励之家?” ,“证据确凿,我们有录像记录,你一天去了三次保福寺。”顾答:“是。是一天去了三次,去吃饭,因为方老师家的饭好吃。”可见,在方李住宅,录像监控是全天的。

注7) 罪行七说,天安门事件是由李淑娴于4月17日在北大发动的。指控的时间不自洽。

注8) 罪行八,1989年4月18日上午,李淑娴(北大选区区人民代表)向选民述职,是李“向北大学自联发指示”。而“北大学自联”成立于4月20日,由丁小平,王丹,杨涛,封从德等领导。指控的时间又不自洽。

注9) 罪行九,赞成学生的全部要求。1989年4月18日,学生提出的七条要求是:i) 重新评价胡耀邦的是非功过; ii) 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iii)公开国家领导人的收入;iv)解除报禁;v)增加教育经费;vi)取消北京市的游行“十条”;vii)政府领导人对失职事件,公开检讨。

注10)罪行十,与王丹接触。我的1989年4月20日日记中只有两个字:“clustering”, “Perry Link”。前者意为写“Biased clustering in a universe with hot dark matter and a cosmic string”一文。后发表于 Astr. & Astrophys. 233, (1990),1。第二个字意为林培瑞来。没有王丹。

注11)后有朋友告,“三个北大物理系学生”乃线人也。

注12) 1989年5月18日,李淑娴,和许良英等科学院人士乘同一辆车,从中关村去社会科学院参加李陀组织的会议,我没有去。

注13) 刘彩品,女,时为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台湾嘉义人,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台湾省代表。丈夫木村博为日本人。他们的儿子木村XX(名字忘了),1989时为北大物理系学生。6.4后,举家返回日本定居。

注14) 当时方李电话被监听。有朋友告,打电话到方李家,有时接话者说是公安局的,或派出所的。可能因为监听技术不太高,串线,或有意威胁。打电话者有朋友,同事,学生,同时也有线人,或来路不明者。

注15) 我们加的一点 。


中国人6.4紧急保护法和签证

9月,中国人6.4紧急保护法一案在美国会通过,并经布什总统签字生效。

9月9日,中国国家教委副主任藤腾召见美国大使,严词抗议美国政府容许中国留美学生在美滞留。

抗议完毕后,藤腾秘书特意要了大使的电话。大使回到官邸后,不到一个小时,又接到藤腾秘书的电话。大使以为又要召见。不是。秘书电话的目的是恳请大使帮忙为藤腾夫人得到美国签证,即恳请大使容许藤腾夫人也去美滞留,他们子女已当时已滞留在美。

大使向我们简报了藤腾召见,及其后的秘书电话。因为他知道1986年管惟炎和我被当局免职和撤职后,藤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

后来我们问到Bill 关于美领馆的签证政策。他说,凡中国高级干部的亲属的签证申请,一般都批,不拒签。我们问:“这是不是有点‘走后门’?”Bill 狡黠一笑:“不算‘走后门’,而是‘入乡随俗’”Bill 的中文一般, 但能确切使用“走后门”和“入乡随俗”中国词汇。

Bill也说道另一类签证政策:凡是北京天文台来的申请签证,几乎一律签。有的北京天文台申请者,在领事interview时,还要领事代问“方励之好”,都转达了。所以,我能及时知道有关同事的动向。

中国科技大学的赴美签证申请是由美国驻沪领事馆办。薄瑞光于9月16日来告别,离任。他后来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2000年我们访问台北,拜访时任AIT台北办事处主任的薄瑞光。他说,6.4后,科技大学在沪的签证申请,也几乎是来者必签。

补充一句,“走后门”或 “入乡随俗”是外交政策,而非私人行为。有一位馆员,华裔,将美金与在北京的亲戚兑换人民币。立即被解职,送回美国。

肯尼迪人权奖

9月18日,美R.F.肯尼迪基金会宣布,1989年R.F.肯尼迪人权奖授予方励之。

很快李洁明被刘华秋召见,得到如下照会(又是只有英文本):

We are deeply concerned over the recent announcement by the Robert F. Kennedy Memorial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its decision to bestow the 1989 Robert F. Kennedy Human Rights Award on Fang Lizhi. I am instructed to make representations to the US government about this matter.

Fang Lizhi, who has broken the law by committing the crime of counterrevolutionary propaganda and incitement, is wanted criminal of China’s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 The Fang Lizhi case is a political issue rather than a human rights issue. The Robert F. Kennedy Memorial’s decision to offer Robert F. Kennedy Human Rights Award to Fang Lizhi represents open support to Fang Lizhi’s anti-government activities, and constitutes a gross interference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and an act to further worsen Sino-US relations. We hereby express our deep regret and utmost indignation to the Robert F. Kennedy Memorial at its provocation against the Chinese peopl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emand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stop it.

其意主要是要求美国当局制止肯尼迪基金会的反华活动。

李洁明当即回答了。肯尼迪基金会是非政府组织(NGO)。按美国宪法,行政当局无权约束它们的活动。

回到大使馆后,李洁明还补充说,肯尼迪家族在美国政界,极强势。不但行政当局不能约束它们,相反,如果肯尼迪基金会要求行政当局为他们办事,行政当局还不能拒绝。

果然,肯尼迪基金会要求派员去北京面见方励之夫妇,通知获奖事,要求李洁明大使安排。

我们进入使馆后,美国当局禁止一切非使馆人员见我们,以免节外生枝。美国各大小媒体的访谈要求,一律被婉拒。但是,行政当局还是顶不住肯尼迪基金会的要求,答应了。肯尼迪基金会的代表Orville Schell(夏伟) 和他夫人刘白方,由大使亲自引领到我们的秘密居所。我们在大使馆的13个月中,见到过我们的非使馆人员极少,夏和刘是其中的两个。


十月一日之前

直到九月中旬,中共外交部的主调是抗议和谴责。报纸上则是一片“动乱”大批判。没有解决方励之夫妇问题的暗示。所以,我们要作长期滞留使馆的打算。按历史前例,避难三,五年,都是有的。

长期滞留要做两方面的准备。一是保密,二是身体健康。

大使馆里有不少人员(如勤杂工,以至少量白领)是通过中国外交部雇用的,其中当然有特殊使命者。我们的处境要保密。李洁明要求我们的一切东西都由专职者经手。我们的住地是大使官邸里的医护所,所有窗子都用厚木板钉死,与外界隔绝。垃圾,由医疗所的常驻大夫装在他们的医疗公文包里,带出使馆处理。所以,两位大夫,先是Dr. John Baker (1989.6-1989.10), 后是Dr. John Aldis (1989.10-1990.6),都成了我们的朋友,相交至今。食品则由护士Judith (Judy) McLanghlin负责购买 (图4)。有一次我的眼镜摔碎了。北京使馆派员去香港,通过美驻港领馆配制一副。
图4. 大使官邸医护所的化验室,是我们的餐厅。左边的半个手臂是护士Judith McLanghlin,现已退休,住在Virginia。

8,9月间北京有一个传言:方励之和李淑娴不在使馆了,已经通过地遁术,远走国外。传言虽然荒唐,中国当局也起了疑,外交部要求美国大使承诺,不得用高技术秘密途径把方励之夫妇送出中国。李洁明一直不予正面正式承诺。这更引起一些人的疑惑。可见保密有效。

后来,公安或安全部门还是探测到了大夫护士等与我们有关。Judy说,她家的垃圾,包括烂菜剩饭,经常有人翻动。可能由于我们要Judy去粮食店买新鲜干切面,被侦探注意到了。一般美国人绝不会去小胡同里的中式粮食店买新鲜干切面条。

Bill 的工作,后来也被探明。他说他常被骚扰,汽车被放了气,自行车被拔了气门芯等等。拔气门芯骚扰法(或恶作剧),是我们在上中学时常用的,如今,在中美两世界超级大国的外交互动中还用?Bill 点头肯定。

小病不怕,有常驻大夫。美国务院还有巡回医生去各使馆治病。常见的一种巡回医生,是心理医疗大夫。使馆环境狭小,内外文化差别大,心理不适是一种常见的外交职业病。李洁明也问过我们,要不要心理咨询,心理调理?因为我们活动范围更小。医疗所最大长度42.3步。按历史经验,在美国驻苏及东欧使馆避难的斯拉夫人或犹太人等,都曾患有不同程度的心理忧郁症。

同我们经常接触的人员(大夫,护士等),倒不觉得我们有忧郁心理问题。我们自己也不觉得有心理治疗的必要。可能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都在“牛棚”里住过,那里的忧郁心理者,极易自杀。

后来,从关岛来了一位巡回牙医,黑人,一副好牙。医疗所也有牙医专用的医用椅。他给我们洗牙及治牙。

为适应长期滞留,我开始做宇宙学研究。我的电脑的数值模拟计算昼夜不停,医疗所墙外的中共探测器,一定不断地收到宇宙学的数字信号。

滞留到第四个月,中共就不再等了。 1989年10月1日,中共主动地向美国当局发出第一批信号:解决方励之问题。

参考文献

[1] 钱其琛,外交十记,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2] George Bush & Brent Scowcroft,A world transformed,(Knopf, 1998)
[3] James Mann, About Face , p. 237 (Knopf, 1999)
[4] James Lilly,China Hands (Public Affairs 2004)
[5]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Penguin, 2011)
[6] Fang Lizhi, Bringing down the great wall, (Knopf, 1990)
[7] Li-Zhi Fang & A. Zee, Cosmology and Particle Physics, (Gordon, 1988)




八九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