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未未说话、冉云飞回家

近半年前，在中国一场颇具规模的镇压中，许多知名的的异议分子被拘留、逮捕，有些被指控犯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他们其中有独立作家冉云飞和著名艺术家艾未未。

艾未未在4月份的被逮捕得到了全球性的关注和谴责。他后来在6月份得到假释，条件包括不接受采访，不参与社交网络活动等等。他也一直保持着沉默——直到现在。这星期，他突然出现在推特上，发言表达对因受他牵连而被捕受苦的几位同事的关切。

更为奇怪的是，他接受了官方的报纸《环球时报》的采访。该报纸称他态度很激烈，并引用他的话说“你如果放弃一些权力，当然有可能过得更容易一些。但世界上有那么多不公平，教育资源又很有限。他们都会减少幸福。我永远不会停止与不公正斗争。”

《环球时报》只在其对外的英文版上刊登了这一采访。对内的中文版只字未提。

同时，有报道说2月份被捕的冉云飞现已被释放回家。他还没有公开发言。

四川的新一轮打击行动

最近四川省的一连串打击异议分子活动引起了《纽约时报》的注意。该报报道了那里冉云飞、丁茅和陈卫相继被正式逮捕的消息。这三人都被指控犯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刚刚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10年的刘贤斌也是在四川进行的审判。

这次被逮捕的3人中有2位与八九民运有着直接联系。丁茅当时是兰州大学高自联的负责人，陈卫则是北京理工大学的学运领袖。

美国人查理·卡斯特在他的ChinaGeeks博客上收集了二月份所谓的茉莉花革命传说以来被捕、拘留和失踪人员的一个“不完整名单”。名单上光是被拘留的就有17人之众。

阿拉伯的天安门和中国的茉莉花

自从1989年以来，“天安门”已经成为政府镇压、屠杀自己的人民的代名词。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人民抗议运动或起义的发生，就会出现“某某的天安门”的讨论。2011年也不是例外。

几乎就在突尼斯人民走上街头的同时，“天安门”一词出现在国际新闻中的频率便大幅上升。幸运的是，这一严酷的预测没有在那里成为现实。在埃及，坦克的确出现在街头和解放广场。极为可能的是，埃及只是在最后时刻因为政府军官兵拒绝执行穆巴拉克的命令才幸免了“天安门”在那里的再现。几十位抗议民众在那里丧失了生命，但不是因为军队的直接介入。

只是在利比亚形势恶化到严峻的地步。因为卡达菲在一次语无伦次的演讲中直接提到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天安门”的关系被正式化了。在他那举世震惊的语句里，卡达菲试图利用那一段历史来为他今天的立场辩解：

坦克前面的人被碾碎了。中国的统一比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些人重要。

当天安门广场【事件】发生时，坦克被派遣到那里去处理局势。这不是闹着玩的。我会尽一切可能保证这个国家不出现分裂。

当他的人民在他那“尽一切可能”之下死于政府军的枪弹之下时，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如何回应这一暴行展开了辩论。这把作为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和“天安门屠杀”发源地的中国放在了极为尴尬的处境。在几经犹豫之后，中国勉强地加入了其它国家的行列，投票赞成将卡达菲政府送交国际法庭并采取制裁行动。

很可能现在出现人民起义而未能与“天安门”联系起来的唯一地点是美国威斯康星州府麦迪逊。

同时，从初始的突尼斯运动中出现的“茉莉花革命”一词在中国成为敏感词。在中国的微博圈子里，很多短信在飞传，号召在许多大城市举行类似“快闪”的集会，首先在2月20日，后来又再次为2月27日的星期日。这两次行动中都没能看到大规模人群的出现。但其噪音之大已经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甚至（可能因为巧合）牵连到美国驻华大使。

还没有人正式站出来为这些短信居功或承担责任，但越来越明显的是它们可能源自海外的政治反对者，而不是刚开始报道的国内80后或90后的青年一代。的确，1989年学生领袖之一刘刚在一个互联网论坛里宣称他本人是始作俑者，并指责其他人劫持、篡改了“革命”的宗旨和计划。其他流亡的1989学生领袖，包括王丹、吾尔开希和王军涛，都热忱地在社交网络中宣传这一行动。吾尔开希在台北还参加了一个（照片上显示）只有十来人参与的支援活动。王军涛则两次带人在纽约市的时报广场高唱“茉莉花”歌曲。

至今对这一所谓的“中国茉莉花革命”最为重视的其实是中国政府部门。他们忙于屏蔽互联网上有关的信息传播，采取多种措施阻扰城市中心地带人群的聚集。在现场，警察的数目往往远远大于前来看热闹的群众。

然而在幕后，真实和严酷的威胁也在逼近。几天之内，十多位人权活跃分子被警察关押。现在还不清楚他们是否真的与这个幻象般的“革命”是否有任何关系。最为严重的是，著名的博客作家冉云飞和其他几个人被指控犯了“颠覆国家”或“煽动颠覆国家”罪——这些罪名在近几年中是政府对方异议人士的如意武器。他们将会面对长久的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