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人物：沈彤

1985年，沈彤还在上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在北京大学校园里活动，贩卖当时还处于地下状态的“朦胧诗”诗集赚钱。那年他也凑巧碰上了北大学生因为纪念九一八而发起的一场不大不小的学生运动。这两个经历似乎预示了他未来的人生轨迹：既不断地投入政治性的学生、社会运动，又在文艺性的商业市场中驰骋赢利。

沈彤1986年成为北大生物系的本科生。他很快便成为一位活跃的学生。1987年元旦，他在天安门广场目睹了北大学生的示威活动，后来在“柴庆丰事件”中加入当时试图领导运动的“行动委员会”，因此被撤销了在学生会中的职务。他进而与宿舍的好友一起组织了一个“奥林匹亚”俱乐部研究社会问题，与王丹的民主沙龙合作频繁。1989年2月，方励之发表的《中国的失望与希望》一文便由李淑娴带给这两位本科生。他们在北大三角地以大字报形式贴出并在学生中传送。


当胡耀邦的逝世引发大规模学生抗议时，沈彤自荐加入了刚刚成立的北大自治学生会筹委会。但他在筹委会里一直不顺畅，在其频繁的换人选举中经常处于落选的边缘。4月22日，绝大多数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参加胡耀邦追悼会之时，沈彤留在校园里利用其宿舍窗口正对着三角地的优势在房间里建立了一个广播站。该广播站随即成为北大学运的中心，除每天定时播音外还翻录大量录音带、油印出版运动通讯，一直坚持到大屠杀之后。这是沈彤的第一次媒体“创业”。

四二六社论发表后，沈彤在北大筹委会中对是否按原计划进行抗议游行投了反对票，但他还是在王丹等人的坚持下站着最前排带领北大学生走出校园，实现八九民运中最为波澜壮阔的四二七大游行。

随后沈彤在北大筹委会选举中再度落选。他在封从德的建议下参与了对话团的组建，与项小吉一起被选举为对话团共同召集人。在他们的领导下，对话团采取了相对独立、温和的立场，与高自联和学运本身脱离接触，埋头准备、寻求与政府不设先决条件的对话。5月6日，他们递交了第一份对话请愿书，得到礼貌的接待，但其后一直没能收到答复，直至学生发起绝食之后。

1989年5月6日，沈彤（左）与项小吉递交对话请愿书

绝食之后，沈彤和对话团与阎明复等政府官员有了一系列的接触，并在5月14日达成一场正式对话。该对话最终因为政府的立场和绝食学生的冲击而失败。对话团旋即解散了，沈彤在极度失望情绪中远离了运动。他已经收到美国布兰迪斯大学的录取信，顺利地办好了签证。

6月3日晚上军队血腥冲过木樨地，沿西长安街向天安门进发时沈彤正在他位于西单的家里。他跑到路口加入了当地试图阻碍军队的人群，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一个女孩在他身边被射杀和另一个年轻人在栏杆下被士兵集体枪决。


屠杀后，沈彤利用他已有的签证很快地离开中国到达布兰迪斯大学所在的波士顿，成为最早抵达西方的学生领袖之一，并因此得到美国各界和媒体的极大兴趣。他很快地出版了英文自传《几乎是一场革命》（Almost a Revolution），记叙他的成长和八九民运中的经历。他并创办了一个支持中国民主化的基金会，一边上学一边投身海外民运活动。1992年秋天，他曾回到中国串联组党积极分子，被政府逮捕，关押了两个月后被驱逐回美国。（当时与他见面的国内人士有的因此坐牢一年多。）

2000年，完成学业、离开民运的沈彤创立了VFinity公司，从事各种商业媒体事业。他的产品（包括影像科技和电视节目）也打进了中国市场，为此他曾几度在被跟踪和不过问政治的条件下低调回国。但最终他还是放弃了针对中国市场的努力。

商业的成功也并没有完全磨灭沈彤投身政治运作的热情。2011年他一度全身心地投入“占领华尔街”运动。

2011年，沈彤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

沈彤现在是一位天使投资资本家。2014年底他作为SOSventures的合伙人开创了FOOD-X项目，试图“喂养出一场食品运动”（"Feeding a Food Movement"）。

2015年的沈彤

八九人物

周锋锁回国纪念六四

1989年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周锋锁在25周年之际成功返回中国。他访问了母校清华大学以及天安门广场，但很快被公安发现、扣押后遣送出境。

1989年时，周锋锁作为清华大学的学生代表积极参与了高自联的活动，因此成为21名通缉令成员。镇压之后，他于1989年6月14日在大搜捕中被捕，关押了一年后释放，并未被正式起诉或判刑。因此，他实际上也已不再属于被通缉者。

据《纽约时报》报道，周锋锁现在持有美国护照。近年来，他在此之前已经两次低调回国。

21名通缉令上的学生领袖现在已知回国而未遇到麻烦的只有李禄，他于2010年陪同巴菲特和盖兹去中国访问，可能经过了特殊安排。

柴玲被控宗教歧视

近年来受洗成为基督徒后频繁在媒体露面的柴玲现在又被其前雇员以宗教歧视告上法庭。美国《波士顿环球报》报道说：

诉状表明，名叫张菁的雇员是一位曾经因为主张民主和自由在中国坐过5年牢的中国活跃分子。在美国，张菁自己已经在纽约法拉盛创建了叫做“中国妇权”的非营利组织，后来与柴玲联合发展防止中国强迫堕胎的项目。她指控说，柴玲因为她在宗教上不够虔诚和拒绝参加“公司每周祈祷”活动而将她解雇。

这桩案件的审理可能会追究于柴玲的非营利组织“女童之声”的性质——是否属于可允许宗教性歧视的宗教组织。然而，该报道也指出张菁实际上是柴玲和她丈夫创办的商业公司“尖子班”的雇员。

张菁本人是天主教徒，她拒绝“与她信仰福音派基督教的老板以同样地方式实践信仰”。

沈彤加入“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

《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了前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沈彤已经加入到纽约市“占领华尔街”的街头抗议之中：

现在，在纽约市金融区祖科蒂公园附近经常可以看到已经43岁并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的沈彤的身影。他在那里已经成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一个父亲般的角色。 

几乎每一天他都在百老汇街上一间不引人注意的办公室里召集抗议者开会做计划。他负责的事情很繁杂：小到为这个杂乱群体处理文书的日常工作，大到为这些年轻自负的革命家出谋划策。 

29岁的抗议者麦克斯·比恩说，“他提供很多智慧老人式的意见。” 

沈彤自己并没有计划全身心地投入到“占领华尔街”运动。10月17日时，他只是随意从家里走过10个街区来到祖科蒂公园，意外地遇到了一些对他过去在中国的努力有所了解的抗议者。他说，“我对这场运动很好奇。很快我就意识到这不会很快消失。但做好事总是会有代价的。” 

沈彤不久就自己一星期七天都全日制地为“占领华尔街”工作了。

该报纸还引用了沈彤的感想：“上一次我们希望有一个不同的中国时，我们挨了子弹。美国可以好好地做这样的事。”

在中国的八九民运期间，也曾有过十几位四十岁上下的知识分子在天安门广场为当时年轻得多的沈彤等学生领袖提供同样的支持和服务。

方政在美国的新生活

在天安门屠杀中失去双腿的方政现正在美国享受新的生活。上图是方政和他的女儿、妻子和岳母一起庆祝45岁生日（照片由封从德提供）。这对幸福夫妻正在期待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方政最近还获得了美国绿卡的批准。他目前在当地的社区学院学习，并有自己的驾驶执照。

《波士顿环球报》报道柴玲近况

《波士顿环球报》今天登载文章描述柴玲在她自己创立的“女孩之声”非营利组织中的活动近况。“女孩之声”是为反对中国大陆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而引发的女婴堕胎现象而成立的。

该报道说，

即使在这个国家也遭遇过争议的柴玲跨进了这个战场。平时，她是研发教育软件的公司“尖子班”的创始人和总裁；她的丈夫罗伯特·麦竟是该公司总经理。尖子班的慈善基金会已经为“女孩之声”提供了1百万美元的资助。“女孩之声”利用私人捐款派遣志愿者在中国国内推动其项目。一个叫做“婴儿礼物”的项目为保留女儿的母亲提供经济资助。一个奖学金项目则让成为孤儿的女孩能够上学。“女孩之声”还为成为强制堕胎的受难者母亲提供法律上的援助。

它还进行反制拐卖女孩的运动，比如一次在黄河北边的广大农村里散发了6万张传单，并建立热线服务，成功地寻找到一位在2010年在自己家门口被拐走的名叫小豆的女孩。这个组织还提供一个网站，上面有被拐骗的女孩的介绍以及如何防止孩子被拐骗的办法。一个典型的文章标题是“当你与孩子一起上街时，要让孩子走在离大路远的那一边，这样他们不会被骑摩托车或开车而过的人突然抓走。”

柴玲报告说已有550名母亲得到经济资助，25位孤儿送进了学校，4名孩子得以与他们的父母再度团聚。相对于庞大的问题，这只是一个微薄的成功：根据该组织自己的数据，中国每年有130万起强制堕胎，110万弃婴和20万被拐卖的儿童。

文章描述柴玲对自己的工作极为热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最近成为基督徒。

该报纸还提及柴玲和她的公司在美国遭受的争议，包括被其过去的投资人和雇员起诉的情况。文章说法庭已经确认柴玲本人没有责任。

另一个可能更为引人注目的案件是柴玲自己起诉纪录片《天安门》制片人。尽管那已经被法庭拒绝，这篇报道说尖子班还在进行上诉。

刘刚抗议美国政府和公司

昨天，八九学运领袖刘刚出现在美国白宫外面举着自制的标语牌抗议。他试图敦促美国政府为他所谓的中国政府正在美国领土上举行的“超限战”采取行动。

自从他的第二次婚姻破裂之后，刘刚被卷入由离婚官司引起的个人生活漩涡。他公开指控其妻子是隐瞒了真实背景的前中国军官。而中国政府正在针对他和其他异议者在美国本土进行一场准军事行动，这一行动同时也瞄准了他的（前）雇主以及一些美国知名人物。就在几乎一年以前，刘刚曾在纽约一家法院里以类似的指控起诉中国领导人胡锦涛。

刘刚一直也声称他自己才是今年初所谓的中国“茉莉花革命”的真正发起者，并因此成为中国政府的报复目标。

他针对妻子和（前）雇主公司的一些公开指控导致他失去了自己的工作并曾被警察几度临时拘留。但他屡次声明将继续抵制法院颁布的封口令、公开谈论案情作为抗议。今天，他进一步宣布将“在全美各地进行巡回示威，抗击中共超限战”，但没有公布具体计划。

八九书籍：《我的两个中国》

唐柏桥的新书《我的两个中国——一名中国反革命的回忆录》（英文版，目前似乎还没有中文版）最近携带着大量的名人推荐出场。书的封面上骄傲地展示该书由“尊者达赖喇嘛写作前言”。但细心的读者首先发现的就是这并不属实。书里的前言——只有短短的三段话——其实是由达赖喇嘛的秘书所作。

加上该书的出版社介绍中的一些夸张不实之词，诸如“唐柏桥是中国现代最有影响力的异议者之一”、“唐柏桥的名字在天安门大屠杀期间成为传奇”等等，都令该书自身内容的可靠性大打折扣。

虽然这本书署名的作者有两位（唐柏桥及Damon DiMarco），它却是以单数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作者之一唐柏桥的个人故事的。唐柏桥在1989年时是湖南长沙的一名大学生，并成为当地的学生领袖。回忆录涵盖了唐柏桥在中国乡下的孩童经历、在1989年卷入当地的学生运动、在其后的镇压中被通缉而逃亡和被捕坐牢、以及最终在被释放后逃出中国在美国成为流亡者的生活。

书里描述的唐柏桥自己在1989年学运中的经历却是单薄地令人惊讶。在那年四月间，他在长沙参与组织了几场学生集会和游行，并被选为当地新成立的自治学生会负责人。五月份时他只身前往北京，试图与北京的学生领袖取得联系。他在书中坦率地承认那趟旅行时完全失败了。他在北京除了自己参加了几次游行之外毫无建树——以至于他竟然一直不知道王丹这个名字，后来以为那是一位女生的名字。当他在五月底回到长沙时，当地的学生运动已经几乎掩旗息鼓了。

不过该书的确也为当时远离首都的所在的学生运动和学生生活状况提供了难得的一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场面是唐柏桥站在台上面对着下面成千上万的学生，他们在高呼“唐柏桥万岁！”“唐柏桥万岁！”（第87页）这样的情景在北京便没有出现过。

因为故事是由第一人称叙述的，有时候很难区分所叙述的是事实还是作者自己当时的印象。书里有很多似乎不经意的错误或不准确的描述，比如：“方励之是胡耀邦的好朋友和幕僚。”（第56页）、“赵紫阳在接见戈尔巴乔夫时明确指出他自己只是一个傀儡”（第99页）等等等等。

《我的两个中国》在已有的如李禄、沈彤和张伯笠等人的自传或回忆录上增添了新的一页。对于希望通过个人经历来了解那个年代的学生生活和经历的读者来说，该书可能会有些意思。但遗憾的是其在对八九学运本身认识上乏善可陈，至少没有什么能证实作者的“传奇”地位的内容。

八九书籍

台湾媒体澄清王丹接受的台湾捐款数额

一个月以前，台湾的中央社曾报道说王丹曾经接受陈水扁的国务费捐款40万美元。王丹当时对该报道表示强烈抗议，指出其“基本内容完全不是事实”。

昨天，中央社在一个新的报道中修正了捐款的数额，说明在庭审中“王丹仅说明接受中华民国政府资助海外民运的20万美元，并非40万美元，之前报道有误。”这个新的报道还说明这20万美元是分别于93年11月和95年4月及6月间通过私人关系将款项转交给王丹的。

王丹在其脸书上透露中央社这次在发表新报道之前曾与他沟通，“表现出诚意”。虽然他对中央社没有为原先的报道道歉不甚满意，但表示“有澄清我就可以接受了”。他没有对20万捐款这个数字表示异议。

王丹反驳有关他接受台湾捐款的媒体报道

现在正在台湾清华大学任教的前八九民运领袖王丹近日再度陷入有关他接受台湾捐款的媒体报道的困搅。因为这次的报道源自台湾颇有权威性的中央社发布的消息，刊登在《中国时报》上，比过去的民间传说更有影响力。该报道提出，

台湾高等法院审理前总统陈水扁国务费案，今天首度传唤大陆民运人士王丹、前外交部长黄志芳出庭。王丹在庭讯中坦承，曾收到陈水扁资助的40万美金。

报道接着说：“据了解，王丹在庭中坦承先后2次收到扁的捐款，每次20万美金，共收到40万美金。”

该消息在互联网上传开后的几小时之内，王丹立即作出了否定的回应。他发表声明指出该报道“基本内容完全不是事实”。他指出庭讯是秘密进行，没有媒体在场，中央社是在未向他求证的情况下发出的“这样的荒唐报道”，为此表示抗议。

虽然王丹在声明中表示因为案情涉及台湾机密，他将不再做更多的解释和回应，今天他还是在脸书上提供了更多的消息，并解释说一份更详细的文章将在星期一的《苹果日报》上面世。

王丹指出，他曾经接受的捐款来自中华民国政府，并非陈水扁私人所赠。他说，“作为海外民运力量，对于任何不附加政治条件，而且来源正当的政治捐助，我们都是欢迎的。”其次，他再度表明接受的捐款数额与中央社报道的“有很大的出入”，但因为必须遵守法庭的保密规定，他无法透露真实数目。在与网友的交流中，王丹一再强调所收捐款“都用于推动民主的事业上，相关账目非常清楚”，但为身在大陆的人士安全考虑，他不能公开账目。

陈水扁是台湾政府第一位非国民党籍的民选总统。他在任期间曾经以“国务费”开支的形式支持中国大陆流亡的海外民运人士。因为这些行动采用非公开、甚至私人转账的形式，存在帐目不清等严重问题。以至于陈水扁下台后被以贪污罪拘捕受审。这次传唤王丹的目的便是试图证明其国务费支出确有用途，非个人贪污。

另一方面，海外民运圈子里的财务情况也更是一笔糊涂账。几乎所有的民运组织——从最早的“中国民联”到最富裕的“中国人权”和“劳改基金会”——都曾经有过领导人贪污公款的丑闻。这些问题的调查大都因为其开支涉及资助大陆地下工作，不能公开的原因而不了了之。

王丹和王军涛均在陈水扁任内时流亡海外。几年前一度盛传台湾当时有所谓的“二王专案”资助他们。就在去年，长期由王丹担任社长的《中国之春》杂志因资金匮乏而停止发行印刷版。当时王丹曾经透露该刊的资助在马英九继任总统后便中断了。

《明镜月刊》报道严加其近况

《明镜月刊》刚刚报道了严家其和夫人高皋的生活近况。他们夫妇俩最近退休后在佛罗里达州中部的一个小镇上定居。记者描述严加其“比过去更加平和、雍容和轻松”。他还在继续思考和写作。

郑存柱回到洛杉矶

几天前试图使用他仍然有效的中国护照回国的前八九学生领袖郑存柱现已回到洛杉矶。他在广州机场被拒绝入关。他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回忆说：

到了广州以后没有办法入关，因为有边检部门控制了我。三天时间主要就是告诉我根据目前中国的法律，我在海外的所作所为不允许我入境。三天以后还是买机票送我回到了美国。这是大概的过程。吃住就是一两个房间，没有离开过一两个房间，上厕所都会跟着我上厕所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说实在话，这次政府部门的人员对待我也跟我想象的不一样，还是比较和谐的。

王丹在台湾遭遇奇怪的袭击

现在正在台湾清华大学任教的八九学生领袖王丹昨天在教室里遭到袭击。根据《台北时报》的报道和王丹自己在Facebook上的描述，当时王丹正在讲台上讲课，一名30来岁的妇女冲进教室，拿出一把水果刀刺向王丹。王丹反应很快，躲过了袭击并夺得刀子。学生协助叫来了警察。

王丹说他并不认识这位妇女，但她一直纠缠过他3年。两年前王丹曾经因为收到她的恐吓信而报警，但警察因为该女性可能为精神病人而未采取措施。该妇女目前正在接受精神科检查。

李禄不再是巴菲特接班候选人

《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说巴菲特“已经挑选了一位不怎么为人所知的对冲基金管理人作为将来继承他的位置的首选”。这一举动表明曾经被广泛报道为巴菲特的可能接班人的前八九学生领袖李禄已经不再是候选人：

巴菲特先生说李禄“决定他更愿意留在他现在的岗位上。实际上他并不想要这项工作。我想他已经在他所做的工作中挣到了很多的钱，他现在生活很好。”

李禄说，“我已经决定留在我现在的位置上。”他拒绝提供进一步的解释。

李禄被公认的一项功绩是为巴菲特带来在中国比亚迪公司投资上的巨额收益。不过该公司最近出现一系列麻烦，可能也使得他的机会受损。

方励之： 刘晓波和对中国的幻觉

今天的《纽约时报》和世界其它大报均刊登了方励之撰写的评论文章。原文是英文，这里是中文翻译：

刘晓波和对中国的幻觉

方励之

我为诺贝尔委员会因为刘晓波为中国的人权所作的长期和非暴力的抗争而授予他和平奖之举衷心地喝彩。通过这一行动，该委员会向整个西方在1989年天安门屠杀之后所形成的一个危险的主流观点——经济的发展会必然导致中国的民主——提出了重新审视的挑战。

1990年代后期以及新世纪以来，这个论点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有些人无疑是坚信这一点，其他人也许发现这对他们的商业利益很便利。许多人则信任中国的高层执政者，这些执政者一直在试图说服外国投资者只要他们继续进行不与人权原则“挂钩”的投资，中国的一切就会按照她自己的步骤变得更好。

天安门已经过去20多年了。中国已经正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然而，并不激进的刘晓波和成千上万其他持不同政见者却因为只是要求已经被联合国供奉起来、被西方投资者在他们自己国家中是理所当然的基本权力在监狱中蹉跎岁月。虽然有着一个腾飞的经济，人权却并没有改善。

刘晓波自己过去20年中的经历本身就足以摧毁任何关于民主会作为财富增长的结果而自动出现的幻想。

我是在1980年代认识刘先生的，那时他是一个敢说话的年轻人。他在1989年参与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和平抗议并因此被判2年徒刑。从那时起直到1999年，他一直在劳改营、监狱、拘留所或软禁中出入。2008年，他发起了“零八宪章”请愿，呼吁中国遵从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他因此再度被捕，更被严酷地以“煽动颠覆国家”罪判处11年徒刑——尽管中国是该联合国宣言的一个签署者。

据人权组织的材料，中国现在有大约1400名政治、宗教或思想犯在监狱或劳改营里服役。他们的“罪行”包括身为地下政治或宗教组织、独立工会或非政府组织的成员。或者他们是因为参与罢工、抗议和公开发表不同政见而被捕。

这一无可辩驳的现实应该为那些还在相信中国的专制者会因为国家的富裕而改变他们对人权的漠视的人敲响警钟。无论中国的领导人已经把她的市场对外开放得多彻底，他们在残酷的政治理念上并没有后退过半步。

正相反，中国的独裁者对普世人权的价值观愈加轻视。在天安门之后的十年中，共产党政权曾经为了改善自身形象释放过100名政治犯。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国际社会的压力消失了，政府又回到其严酷镇压的老路上。

国际社会应该对中国违反国际条约的行为加以特别的关注。除了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中国还在1988年签署了联合国禁止酷刑的条约。然而，酷刑、虐待和精神折磨在中国的拘留所和监狱中大规模应用。这包括殴打、长期单独关押、无法下咽的食物、过冷过热的环境和拒绝医药。

国家权力随着财富增长的同时，共产党也在违反自己的宪法上充满自信。例如，宪法第35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没有人会对政府经常违反这些权力有疑问。

20世纪上半叶日本不幸的历史显示，一个违反人权的崛起中的经济强国是对和平的威胁。

幸运的是，勇敢的诺贝尔委员会在繁荣中的中国面前再次揭示了这一关联。该委员会完全正确地将对人权的尊重和世界的和平联系起来。就像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所清楚地了解的那样，人权是“民族团结友好”的前提。

《北京之春》印刷版停刊

自称为海外唯一一份具有平面印刷版的民运刊物《北京之春》最近宣布暂停出版，其电子网络版还将继续存在。

在美国纽约出版的《北京之春》具有将近30年的历史。1982年，一位名叫王炳章的大陆留学生决定创办第一份海外异议出版物，他把该刊物命名为《中国之春》，取意于两年前被称之为“北京之春”的民主墙运动。王炳章后来还创办了“中国民联”组织。

1989年，中国民联发生内斗，王炳章与由他指定的接班人胡平分裂而被民联开除。王炳章带走了《中国之春》的名目和账户，但大部分编辑和作者随胡平留了下来。他们继而出版了《北京之春》。

后来，八九学生领袖王丹逃离大陆之后也加盟《北京之春》并任社长。王丹在为该杂志从台湾半官方的民主基金会获取资助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据王丹在他的Facebook网页上透露，该项资助也于2008年在马英九上台以后告断。

《北京之春》究竟拥有多少读者并不为人知。胡平和王丹对这一历史的中断都分别表示了惋惜。他们也表示要把网络版坚持下去。

李禄在中国

世界首富中的两位，巴菲特和盖兹，目前正在中国进行一项引人注目的商务和慈善访问活动。不过这次行动也有一个极其低调的成分，那就是前学生领袖、因为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而被列入21名通缉令名单的李禄也在访问团里。

李禄在前一阵子被报道说可能成为巴菲特的接班人。他在为巴菲特（以及盖兹）与中国新兴的电池和汽车公司比亚迪牵线上立下了汗马功劳。就在巴菲特和盖兹在深圳造访比亚迪时，李禄就是随行人员之一。

香港《明报》的一位记者描述现场保安十分严格，当地官员要求媒体不得拍摄巴菲特的随行人员，但他们可以看到李禄的身影。

另一方香港报纸《苹果日报》则还是发表了一幅李禄参与比亚迪高级经理合影的照片。

这是逃亡国外、被通缉的八九学生领袖中被允许回国的第一个确证的个例。

刘刚在纽约起诉胡锦涛

据互联网站《博讯》报道，八九学生领袖刘刚今天在纽约南区的联邦地区法院中立案，起诉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及其他三位高级军事领袖。该诉状指控中国军方一直派遣人员在美国“进行对刘刚等民运人士的生活、工作及对其人身安全危害的活动”。

过去几个月里，刘刚在互联网论坛里发表过一些文章，详细描述他自己的婚姻问题和所涉及的一些与离婚和家庭暴力有关的法庭纠纷。他曾几度提示在他所声称的他夫人的一些无理、古怪的表现的后面可能有中国政府方面的因素。

李禄可能成为巴菲特继承人

通常不在媒体露面的李禄突然成为头条新闻。《华尔街日报》今天猜测经理对冲基金的他已经进入可能继承股神巴菲特的行列：

今年44岁的李禄成为运营伯克希尔哈撒韦1000亿美元中多数投资组合的主要候选人，这源于他与该公司86岁的副董事长芒格的挚友关系。在采访中，芒格透露李禄可能成为伯克希尔哈撒韦负责投资的高管之一。芒格说，在我看来，这是预料中的事情。

继承巴菲特的事业是现代企业史上最惹人关注的继任故事之一。一个月后将过80岁生日的巴菲特表示，目前没有退休计划，在他离开公司后，可能将把工作一分为二，分为首席执行长和投资职能。李禄成为监管伯克希尔哈撒韦投资业务的竞争者，也是第一个被点名可能将接替巴菲特执掌投资部门角色的人。

这份报纸接着提到李禄在把中国一家制造汽车和电池的企业比亚迪引进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基金上立下大功。（《财富》杂志去年曾报道过这一事件。）这一项投资给李禄的基金和伯克希尔均带来了十倍的盈利。

与巴菲特不同的是，李禄的投资倾向于亚洲和科技行业。尽管他是一位流亡中的通缉犯，该报纸说李禄“现在可以在有限制的条件下在中国旅行，希望不久就能获得自由旅行的权益”。【注】

【注】这句话的后半句来自英文原版报道，中文版中被忽略。

吾尔开希计划回国

路透社今天报道说吾尔开希宣布他要试图回国，即使是要坐牢也在所不惜。

“我要坚持尝试，将采取更多的行动，”42岁的吾尔开希在台北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将会有更强烈的行动。”

与众多的天安门运动领袖一样，吾尔开希在1989年逃出国境之后就再也没能回家。但与绝大多数流亡者不同的是，他的父母从来未能获准出国与他团聚。因此，他已经整整21年没能见过父母。

最近两年中，吾尔开希在六四纪念日时都采取过向中国政府自首的行动，希望能够因此回国，但均未能奏效。

他没有提供进一步行动的具体内容，但他说，“我要见我的父母，哪怕是以探监的形式。”